尚书埤传卷六

译朱子怀疑“小”不足以作为标识，于是推演“敷浅”这一名称，认为正不应当在高大之处去寻求，因为傅阳在古代本是高平之地，后人这才称它为山。大禹疏导江海的脉络，一直到大别山、敷浅原就停止了，这是因为长江和汉水到这里汇合流向大海，不必再耗费全力去开凿，况且疏导水流与列举源流可以互相参照印证，难道一定要去寻求山脉的尽头吗？蔡传的注释将山脉分为南北两支，本于朱子的说法，认为敷浅原在衡山以北，而称其为南支，是因为它环绕而出于北支的南面。

译徐常吉说：山河是通过疏导来治理的。《易经》说：山与泽的气息相通。西周末年，三条河流枯竭，岐山崩塌，这说明山与川是相通为一的。假如山中的气脉阻塞而不能运行，那么水的流动必然泛滥且容易溃决。所以大禹疏导水流，必定先要疏导山脉。所谓疏导，就是砍除繁茂的草木，连接残断的山体并填塞堤防，以使山脉的水脉相互贯通罢了。蔡沈的《书经集传》不采纳王肃、郑玄关于“三条四列”的说法，而是将山脉分为南条、北条，以长江、黄河作为纲纪，这种说法也有依据。《唐书·天文志》说：天下山河的形势，存在于两条界限之中。北界的界限从三危山、积石山开始，依托终南山地络的北岸，向东到达太华山，越过黄河，沿着雷首山、砥柱山、王屋山、太行山，向北抵达恒山的右侧，然后向东沿着边塞城墙到达秽貊、朝鲜，这称为北纪，用来限制戎狄。南界的界限从岷山、嶓冢山开始，依托地络的南岸，向东到达太华山，连接商山、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从洛水以南越过长江、汉水、武当山、荆山，直到衡山，然后向东沿着岭南边界到达东瓯、闽中，这称为南纪，用来限制蛮夷。黄河发源于北界的源头，沿着雍州北部的边界到达华阴，与地脉防线并行向东，到太行山的弯曲处，分流向东流，与泾水、渭水、济水相互表里，称为北河。长江发源于南界的源头，沿着梁州南部的边界到达华阳，与地脉防线并行向东，到荆山的南面，分流向东流，与汉水、淮水相互表里，称为南河。南北两条大河，向上对应天上的银河。后稷划分陕地，实际上是两条大河的界限。从陕地以西是秦、凉地区，北界山河的弯曲处是晋、代地区，南界山河的弯曲处是巴、蜀地区，这些都是凭借险要地势使用武力的国家。从陕地以东是周、宋、郑、陈、蔡、卫、申、随地区，这些都是四通八达使用文治的国家。北界向东直到北河这里是邢、赵地区，南界向东直到南河以南是荆、楚地区。从北河下游是三齐、北燕地区，从南河下游是邹、鲁、吴、越地区，这些都是靠近大海的国家，是货物财富聚集的地方。从黄河源头沿着边塞城墙向北、向东直到海边是戎狄地区，从长江源头沿着岭南边界向南、向东直到海边是蛮越地区。

流沙

考证《北史》，出玉门关以西，都是沙石荒地【魏太武帝分道出西域，一条从玉门关渡过流沙向西行进到鄯善，一条从玉门关渡过流沙向北行进到车师。从鄯善到且末相距几百里，且末国有几百里的大流沙】史书中所说的河沙诸国，佛经中所说的沙界、恒河沙就是指的这里。沙子会使水渗透向下流入流沙，余下的水波完全消失，所以不说流入大海。

疏导黑水到达三危山，流入南海

按照旧说，黑水从雍州的西北，经过梁州的西南。蔡传所引用的樊绰，以丽江为黑水；程泰之以西洱河为黑水。这两条水都向南流入南海，但它们的源头不清楚。近代韩苑洛认为肃州卫城西十五里有黑水，与《水经》所说的出自张掖鸡山相近【《一统志》：黑水源出肃州卫城西北十五里，现在镇夷城南五里有黑水渡。顾起元说：现在平凉、宁夏的黑水流入积石河，肃州的黑水向南流，距离积石防线三百里，不与积石河相通，这无疑是《禹贡》中的黑水】但《水经》说向南经过炖煌，炖煌现在是肃州西、沙州东的地方。又说向南流入南海，那么应当就流入梁州，但它的流向没有考证。李元阳又以现在云南的澜沧江从吐蕃西北来，经过各郡边界，到交阯入海，确实是古黑水。引用《元史》至正八年张立道出使交阯，沿着黑水跨越云南到达其国作为证据。茅瑞征也赞同这种说法【金沙江从云南北部边界流入南海，澜沧江从云南南部边界流入南海。金沙江就是古丽水，《汉书》称为若水；澜沧江，《禹贡》称为黑水】现在按照《一统志》：澜沧江源出雍州南部的吐蕃鹿石山，本名鹿沧江，后来讹传为澜沧。从丽江经过云龙州向东南流入永昌、蒙化、顺宁、景东，然后流入南海。然而志书只称出自吐蕃，未必是从张掖流到炖煌如《水经》所指的那样。又未必涉水的人小腿真的会变黑。如果《汉书·地理志》中的符黑水【符县黑水】出自南广汾关山，现在在叙州府流入长江，与《禹贡》毫无关系。《蔡传》与《水经》都引用，考证失误太严重了。

疏导黄河

郑晓说：本朝治理黄河的工程，与汉唐以后不同。违背黄河水性将其挽引向东南方向流动，以接济漕运，所以黄河水患时有发生。自从海运停止，中滦运也停止，专门由邗沟进入淮河、沂河以到达防通河。所以黄河不能像《禹贡》中的故道那样流入北海，而向东南流动的黄河又分为几道。大概自从经过汴水以来，支流更加繁衍，向南出的两道都直接流入淮河，向东南出的五道都汇合漕运以流入淮河，借着淮河入海。现在几道都堵塞了，只存有徐沛一道。河流大而容纳的河道狭窄，不能容纳，势必横溢决口。决口后东南有山阻隔，灾祸不大；决口后东北不是东昌就是河间等地，所以往年张秋的溃决，导致运道不通，灾祸不小。既防止决口于临清，又防止决口于济宁，又防止决口于徐州，又防止决口于颍寿以侵犯凤阳。又想遏制其水流，不向南出不向北走，沿着我们的运道而连接江淮的船只，这个计划确实很难。袁黄说：黄河水一半混杂泥沙，水流急则前行，水流缓则沉淀。所以大禹从河州、兰州向北

译大同、岢岚向南，一直到华山的北面，都引导水流从两山之间流过，使水流相互激荡，泥沙无法堆积。到了龙门以下，担心水流进入平地后奔涌溃散，就疏浚三门、集津作为节制和蓄水的地方。水流到达山边时奔腾轰鸣、冲击激荡，泥沙先沉下去，清水随后跟上，所以砥柱真像柱子，析城真像城墙，王屋真像屋脊，都像鱼鳞一样依次直立在水中。从唐贞元年间，王珙开通运道，将各处的山险阻碍相继铲平，大禹疏导山势、节制水流的本意就丧失了。又说：从前陈瑄、宋礼治理堤防、疏通河道时，驱使汶水逆流流出南旺，向北到安民山，地势下降九十尺，因此分出六成的水向北到达临清【设置十七座闸门】；向南到沽头，地势下降一百一十六尺，因此分出四成的水向南连接徐州、沛县【设置二十一座闸门】。储存六成水的闸门长，储存四成水的闸门短。后人凭主观意愿增减闸门，水的分配比例就混乱了。比例混乱而经常淤塞，本是理所当然的，却不加考察，反而将闸门改移到东边。原来的闸门从茶山向南，地势非常陡峭，形势像从高屋倒水一样，所以流入黄河没有阻碍。后来改到夏镇以南，地势平坦而水流缓慢，黄河水强而清水弱，每次修筑堤防必然淤塞，这是河渠的第一次败坏。徐州、吕梁两座洪门，水流非常湍急，岩石像牙齿一样交错。永乐年间运道刚开通时，人们厌恶它损伤船只，想要稍微削平它。宋礼不同意，是想借助山势的险峻，激荡水流，使泥沙先沉下去，河流不致壅塞。后人相继磨平崖石，吕梁就没有洪门了。没有洪门水流就平缓，河床逐渐抬高，这是河渠的第二次败坏。到了淮河入海的地方，平坦空旷没有山，而海沙逆流而上，尤其容易壅塞。陈瑄在山阳县的满蒲村，堆砌石头成山，蜿蜒千尺，就是古代锯牙的遗制【锯牙见《宋史》】，水流得以翻腾跳跃地流入大海，俗称为矶嘴，取相互激荡之意命名。现在都埋在土中，这是河渠的第三次败坏。王樵说：前代黄河一半在河北流，很少发生水患；如今黄河全部南移，屡次决口。这是因为地势南高北低，向北流顺而向南流逆。国家的运道，徐州、沛县以北，全靠泉水流通；徐州、吕梁两座洪门，则借助黄河接济。河身既然狭窄，必然横溢而出，这就是淮扬多水患的原因。天地有四大河流，就像人身血脉有大经络。渎是独自流入大海的。如今黄河与淮河并行，黄河夺取淮河入海的路，以至于泛滥，就像人身血液紊乱经络。这难道可以说是天地的常理吗？我私下认为黄河与淮河必须各自找到正道，然后黄河不危害漕运；黄河与漕运必须各自考虑便利，然后黄河才可以谈论治理。漕运不能一年不通，而黄河不能一个月就治理好。现在随着决口修补，随着堵塞疏浚，不过是疏通漕运罢了，黄河实际上未曾治理。真想治理黄河，必须恢复它的故道才可以。现在无论大禹时的故道，也不是永乐年间的故道了。永乐初年开通堤防，向北到达漳河、御河，向南连接淮河、泗河的闸河，不依赖黄河水，黄河水不进入清河，黄河未曾为害，像今天这么严重。为今天的计策，能使黄河向东北入海，恢复大禹的河道，是上策；不得已，还应当使黄河与淮河分开，黄河与漕运两利，像永乐年间的旧制，是次策。大禹治理黄河在下游，分散为九条支流。如今黄河巨大且凶猛，却只用淮河作为它的归宿，又没有可以分流容纳的地方。如果能让它向北有道路分流，有地方容纳，然后黄河可以长久没有祸患，而徐州、沛县、淮扬几百里之间，免于百姓穷困。黄河退出可以耕种的土地，不知有多少好处，利益更大了。孙承宗说：漕河就像身体一样，河南的兰阳以上为肩膀，山东的单县以下为腹部，夏镇以南为大腿。黄河在兰阳决口，经过东长泛滥曹州、濮州，就横向决口张秋而肩膀背部溃烂；在单县决口，就横向截断谷亭、沽头进入昭阳河而胸腹部溃决，夏镇的苏庄，东西镇口就被黄河夺去，而大腿小腿溃烂。刘大夏治理上游，方法是以黄河避开运道，于是堵塞黄陵冈以保护张秋。朱衡治理中游，方法是以运道避开黄河，于是开凿南阳湖以安定徐州、沛县。最近开凿泇河【万历年间，李化龙开凿泇河，在邳州城西北九十里】稍微模仿南阳湖。然而南阳湖的工程，遏制黄河进入沛县的水，归入秦沟，而疏浚支流，削弱薛河、沙河的水势。如今想保全泇河，朱旺口的大规模挑浚，怎么可以迟缓呢？

译嶓冢山疏导漾水，向东流去成为汉水。向东流去成为北江，注入大海。

黄度说：汉水有沔、漾的名称，都是东汉水。《地理志》记载：西汉水发源于西县的嶓冢山，向南流入长江。汉白水，大概是潜汉水。《禹贡》没有记载它的发源地，自古以来都认为东西两汉水都发源于嶓冢山，这可能是对的。但是西汉水本来没有沔的名称。《汉书·地理志》说：漾水发源于陇山，流经氐道到武都成为汉水。武都的东汉水接纳了氐道的水，名叫沔。这样看来，沔和漾都是汉水。只是因为氐道和武都之间的河流渠道阻隔，武都接纳漾水这一说法不可凭据，于是桑钦就把氐道的漾水移作西汉水的源头，从此说法纷乱错杂。郦道元曲折迁就，用潜伏的水流来贯通，用难以验证的言论来证明，更加显得矛盾不合。所以应当完全废弃各种说法，而只以《禹贡》经文来考证。杜佑《通典》说：泰州上邽县的嶓冢山，是西汉水的发源地。流经嘉陵称为嘉陵江，流经阆中称为阆江。汉中金牛县的嶓冢山，大禹疏导漾水到这里成为汉水，也叫沔水。这种说法可以凭据。韩邦奇说：巩昌的嶓冢是汉水的源头，汉中并没有嶓冢山。沔水发源于金牛山【即金牛峡，在今沔县】，人们既然误以为是汉水，于是就把金牛山当作嶓冢山了。我认为：古代称汉水源头有两个，东边出自武都，西边出自西县。《禹贡》说漾水流去成为汉水，这是东边的源头。但是班固认为西汉水发源于陇西的嶓冢山，在武都，东汉水只说接纳陇西氐道的漾水，而没有记载它发源的山，那么东汉水的源头与西汉水同出于氐道就很明白了。汉中的嶓冢山，在杜佑之前没有听说过，常璩也只说漾水发源于武都的某山，没有说嶓冢山。韩邦奇“汉中无嶓冢”的说法，正好足以与《汉书·地理志》相互印证。孔安国说：汉水上游叫沔，汉水上游，就是汉水的上游。嶓冢山的漾水流出沔阳成为沔水，流经南郑成为汉水，说沔水就是汉水，不能说沔水不是汉水，也是不对的【有人说：汉水叫漾，也叫沔，恐怕属于方言。现在宁羌州有沔县，东边又有洋县，洋和漾声音相近】。氐道和武都之间的河流渠道阻隔，确实像黄文叔所怀疑的那样。但是汉水有很多伏流，所以另外叫潜汉。漾这个名称，只是泉水刚开始流出时的称呼。向东流到武都，水流才开始变大。现在汉中的沔县，就是汉代武都的地方。它说“受漾”，正是说从氐道到武都，从源头到流水的水脉相连，难道一定要有可见的河流渠道吗？大概大禹疏导汉水与疏导江水不同，江水是疏导它的流势，所以岷山直接说疏导江水；汉水是疏导它的源头，所以嶓冢不说疏导。汉水如果让嶓冢山靠近沔阳，那么汉水已经水流浩大，不应该再有漾水的名称了。《水经》错误地把漾水分作西汉水，把沔水分作东汉水，于是滋生了后人的疑惑，不能不加以辨明。

吴澄说：汉水向南流入长江，是沿着长江北岸向东流，作为长江的北支而注入大海。既然汉水已经流入长江，与长江混为一条水，却又说“向东成为北江注入大海”，好像另外成为一条水，为什么呢？大概因为汉水源远流长，与长江两相匹敌，与其他小水流入大水的例子不同，所以汉水能分得江的名称而成为北江。记载它入海，是为了彰显它作为渎的地位。三渎都各自成为一条渎，只有长江和汉水共为一条渎，不把汉水附属于长江而淹没它入海的事实，所以在汉水、长江都并说入海而成为渎。如果汉水不是渎，那么“向东成为北江注入大海”这七个字就是衍文，而且它的顺序应当在疏导长江之后了。

又向东流到澧水，经过九江，向东迂回向北汇合成为滙，向东成为中江，注入大海。

袁中道说：洪水泛滥的时候，云梦是一片大湖，长江的水身无法分辨。大禹疏导水流，一定在高耸的地方设立标志。从夷陵以下，高耸的地方多是山，适宜做标志的没有比澧水更好的了。从澧水疏导，长江伴随九条水流入洞庭湖，趋向寻阳，云梦湖才开始显露，长江的水流才能分辨。《水经注》在江陵枝迴洲下面，有南北江的名称，就是江水从澧水进入洞庭湖的道路。山陵和山谷变迁，现在的大江才独自占据其浩大的声势，而南江的痕迹只是像衣带一样的细流。但是澧水故道，还可以考证【澧水在岳州，现在大江从夔峡下到荆门，不再到澧水】。《寰宇记》说：古大江在巴陵东北流入洞庭湖，现在洞庭水汇入长江，不是长江流入洞庭湖了。

茅瑞征说：“东迆北防”句意略断，与“南入于江”相对；“为滙”与“东滙泽为彭蠡”相对。从汉水看长江，如果汉水小长江大，所以说“入”；从长江看汉水，长江固然大，汉水也不小，所以说“防”。我认为：长江与汉水在汉阳大别山汇合，又向东流七百多里到鄱阳湖，不应该说向北汇合于滙。北防，是防止汉水。于滙，旧善本作“滙”，意义才通【孔传说：“东溢分流都其北防为彭蠡”，那么“于滙”应当作“滙”，很明显】。

吴澄说：“汉水成为这条江，那么长江应当成为南江。但是沿着长江南岸，有彭蠡湖水。如果说南江，恐怕怀疑是指彭蠡而言。因为长江水行于湖水、汉水之中，所以叫中江。”

张吉说：长江和汉水两条，朱熹、蔡沈都认为彭蠡是江西湖，汉水没有仰仗长江和汉水的汇合，长江和汉水并持东下，又不见北江、中江的执守，所以对经文错误的说法怀疑得很完备。我曾经亲自经历那个地方，用经文来验证，才知道没有错误。

译也。那“滙”字的本义是回旋，是指下游泛滥，其他水势无法宣泄，于是回旋停滞积蓄而成沼泽的意思。如今春夏之间，长江和汉水上涨，彭蠡湖的水便郁结不能流动，反而逆流倒灌积聚成巨大的水浸，虽然不依赖于长江和汉水的注入，但实际上是因为下游充满，湖水被淤塞阻滞而不能流出，才能形成沼泽，并不是说长江和汉水截流入泽内才叫“滙”。如果说是截流入泽，那么就像其他条目说“至”、说“入”就可以了，何必改变文辞说“滙”呢？这里说东面汇聚成泽是彭蠡的东面，北面堤防是滙，本来没有错误。汉水不提堤防，是因为被长江隔开，与彭蠡不相连接。长江不提彭蠡，是因为与汉水互相省略。等到这两条水逐渐消退，彭蠡湖的水溢出大江，沿着南岸而行，与两条水并驾齐驱奔向大海，这就是所说的北面是长江和汉水的浊流，南面是鄱阳湖的清流。只是长江的发源最在上游，其次是汉水从北岸流入，再次是彭蠡从南岸流入，三条水并持向东流下，那么长江就是中江，汉水就是北江，而彭蠡入江并流成为南江，这是不言自明的，并不是说截然分开的不同派别。这里说东面是北江，东面是中江，流入大海，也没有错误，朱熹、蔡沈都不能不对此产生怀疑，为什么呢？况且经文简练深奥，它说南面流入长江，东面汇聚成泽，大概是没有远近不包容的，而说南、说东，与今天水道的曲折蜿蜒之势正好相符。现在却说经文与今天的水道全然不合，这令人无法理解。又说长江从东陵往下，汉水从汉阳往下，它们的趋势都渐渐趋向东北，湖口是长江和汉水汇聚的地方，正在东陵、汉阳的东北，与经文也相合。现在却说在汉水处应该改为南面汇聚彭蠡，在导江处应该改为南面堤防于滙，这又令人无法理解【黄润玉说：叙述长江和汉水都说东，是以岷山、嶓冢山居西而言，并不是指曲折所向为文】至于所谓横截而南流入鄱阳，又横截而北流为北江，又说到了这里之后一先一后进入彭蠡，已经汇聚之后，又依次流出成为两条江，这是解说者的错误，不是经文的错误。大概经文的意思是汉水虽然流入长江，但自然沿着北岸到达大海，所以有东面汇聚北江流入大海的文字。朱熹偶然没有思考到这一点，认为两条水既然汇合，就只有长江没有汉水，所以既怀疑其有误，又采纳郑樵的说法，认为“东滙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这十三个字是衍文。蔡氏笃信朱熹，不再另求其他说法，于是立论来怀疑经文，都是不对的。有人说：南面有长江，就像北面有黄河一样。渭水、洛水都流入黄河，不叫中河北河，怎么知道中江北江的说法不是错误的呢？这不对，黄河源头远远出自闷磨黎山，从积石、龙门往下，气势雄猛，流波汹涌激荡，而渭水、洛水近出自鸟鼠山、熊耳山，不到几百里就到达黄河，堤防自然看不见，怎么能与黄河匹敌？如果汉水源头出自嶓冢山，与长江源头并不很远，而且它们流通的地方大小虽然不同，终究相差不远，那么汉水虽然流入长江，仍然值得记载其为汇聚为江流入大海的事实，这难道过分吗？黄河可以包容渭水、洛水，而长江不能包容汉水吗？所以兖州就说九河已经疏通，不兼说渭水、洛水；荆州就说长江和汉水朝宗，对举两条水来说，经文的立意精妙啊。邵宝说：长江和汉水上涨，彭蠡郁结而成巨大的水浸，不仰赖其注入而依赖其遏制，那不被遏制则这里不积蓄，这就是所谓的“滙”。“滙”说的是外面，“蠡”说的是里面，说滙而不说彭蠡，形势就是这样。至于长江和汉水的汇合，茫茫一片水，只看见它是长江，看不见它是汉水，所以说中江、北江，然而它们的势力是相匹敌的，所以说长江和汉水朝宗。集注说经文有误是不对的【魏校说：长江右边的山势四面盘旋，众水同出，彭蠡为出口，形势高仰，非得长江和汉水从外面拦截，怎么能积蓄而后宣泄呢？我按：庄渠所说的拦截，与二泉所说的遏制相合，这可以阐明“滙”字的意义】

译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

陈师道说：济水流入黄河，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的，是流入后又重新流出。泛滥形成荥泽的，是济水的支流。荥波已经蓄积，阻挡它向东流。《周礼》又说豫州的河流是河、洛，幽州、兖州的河流是河、济，那么河南就没有济水了。郑晓说：济水从荥泽潜入地下，经过郑州、中牟、祥符、〇县、归德，向北到达山东到定陶才重新流出，距离黄河几百里才能到达黄河。方囘说：济水断绝于王莽时期，现在它的源头出自河北温县，仍然经过枯黄河床中流入汶水，然后奔向大海。清澈的济水贯穿浑浊的黄河，于是就成了虚妄的言论了。黄承〇说：汉永平年间修筑汴渠，从荥阳开始，向东到千乘，大体上是贯穿济水旧河道来行水。后来黄河迁徙更加向南，津渠形势改变，即使是枯涸的河道也无法寻找了。现在只有东平以下的汶水支流时常溢出进入旧河道，从利津入海，世人称之为清河，但实际上不是济水。我按：济水有两条脉络，《水经》说从乘氏【汉乘氏县在今钜野西南】分出的，一条是菏水，承接钜野的黄河水；一条是济渎，承接钜野的洪水。这是南北两派都由钜野分别流出【现在济水枯竭、菏水干涸，只有钜野地区汇聚成数百里的大水，详见徐州】这与经文“又向东到菏，又向北东到汶”很符合。但在荥泽以下有南济、北济的名称【《水经》说济水，向东合入荥泽，又向东经过荥阳县，又向东北流，是南济；经过阳武县故城南，又向东经过封丘县北，是北济；又向东经过平丘县南，又向东经过济阳县北，是济水；又向东经过冤句县南，又向东经过定陶县南，是南济】寻找它们的渡口都在陈留，不应该突然分成两派。《兖州志》认为桑氏所分的都出自南济，那么北济的流经又应当沿注什么地方呢？王隐说黄河决口形成荥泽，济水接受它，所以有济堤作为北济，那么似乎荥泽以下都是北济，菏泽在南边，所以相对称为南北。大体上南北的济水应当从乘氏以下分开，而不应当从荥泽以下分开。又经文说：“荥波既猪。”猪，是筑堤阻挡。猪就是泽。禹已经在荥阳堵塞了泛滥的水，那么陈留就不应该有济水了，何况分成南北呢？《水经》【云云】一定是后世黄河东南决口泛滥，济水乘势泛滥流淌，不是禹时的旧河道了。向东从陶丘流出，是济水正派到这里穴地而出。东出的东，是指它在地下流动而言。古代的水官能辨别水的味道和颜色，它的潜流和显现，都可以分别识别，不只是济水如此。如果像桑氏所叙述的，从荥泽到陶丘，往复相通，那么经文为什么不说向东到，而说向东出呢？郦道元说：济水向东北，又在定陶县北与黄河汇合。这也是依据周汉以后的水道，禹时黄河在大伾之北，不曾流经济阴。或者灉漯的支流在曹濮之间的，是有的。到菏是南派【入淮河】，到汶是北派【入附海考】。蔡〇引用沈存中的话说：历下发地都是泉水，济水经过其下。《齐乘》则说：古代济水流经清河，如在井底，南面仰视泉源远在山麓，怎么能相及呢？大概历下众泉都是岱阴伏流所发，西边以趵突为魁首，东边以百脉为冠首，是地势使然，与济水无关。沈存中得之于传闻，后来于是把泺水当作济水，错了。两种说法不同，都保留下来等待考证。

疏导淮河。

按古代淮水从荆山、涂山之间的峡谷流来，经过现在淮安府治西南，到安东县云梯关入海。泗水、沂水经过徐州、邳州到清口与淮河汇合，称之为清河。现在黄河更加向南迁徙，挟带淮河入海。泗水已经分流到济宁进入漕渠，而沂水自从汇合泇、武、祊、浚诸水到邳州进入黄河，不再是旧河道了。夏允彛说：“黄河与淮河汇合，大概是黄河的利益而不是淮河的利益。黄河得到全淮河的水，并力冲刷泥沙，这是黄河的利益。然而黄河有时淤积，那么淮河入海的道路反而被黄河堵塞，汝、颍、肥、濠的水都没有地方排泄，所以对于淮河不是利益。”现在都依靠它来漕运，而闸禁不严【陈平江用水平法在清江口设五闸】导致黄河淮河一起向南流，运河冲决不常。高家堰是两淮的关键【堰在淮泗合流的冲要处，在淮安城西南四十里】淮扬依赖它作为安宁。自从黄河从桃宿到清河夺取淮河入海的道路，淮河才开始穿过高堰，溢出高、宝兴、盐之间。黄河没有淮河水的冲刷泥沙，堆积而淤积，于是从崔镇四处溃决。必须固守高堰，淮河不向南溢出，那么清口积沙借助淮河冲刷涤荡，又用力疏浚云梯关口涨沙，那么下流疏通而海口开阔。或者担心淮河溢出侵犯泗水，想要决开堰堤排泄淮河，不知道堰堤决开那么淮河全部趋向黄河，入海的少而淮河就弱了。淮河弱那么黄河紧随其后，而清口淤积了。清口一淤积，高堰即使疏通，也一定不能全部排泄淮河的涨水。所以淮河只能引导它入海，而绝对不能延长它使入江。高堰坚固那么全淮河都趋向清口，然后黄河淮河不成为泗水的祸患了【这主张潘季驯的议论】

疏导渭水从鸟鼠同穴开始。

按《鸟鼠同穴》《山海经》《水经》《地志》都认为是一座山，蔡传“鸟鼠山”者，是同穴的枝干，相信郦注而错了。鸟鼠共为雌雄，近岳正过庄浪，亲眼见到。鸟形状颜色像雀，稍

译大，头顶长出毛角，飞翔时便躲入山崖的洞穴。洞口有老鼠，形状像普通的老鼠，只是嘴唇缺失像兔子，蓬松的尾巴像鼬鼠。它们彼此对视，好像雌雄配偶，大概是物类相互感应产生的奇异现象，世上本来就有。蔡邕传述的怀疑，孔安国又弄错了。

译疏导洛水，源自熊耳山。

《山海经》《水经》都记载洛水发源于京兆上洛县的讙举山。郭璞说：发源于上洛县的冡岭山。又说：熊耳山在上洛县南边。我按察：讙举山又名冡岭山，如今商州西边五十里有熊耳山，西北一百二十里就是讙举山，是洛水的发源地。讙举山、熊耳山同在上洛县境内，所以《淮南子》《博物志》都说洛水发源于熊耳山。孔颖达《豫州传》说：洛水发源于上洛山，在此又说在宜阳以西。宜阳以西就是卢氏县的熊耳山。蔡沈前两处熊耳山都注为上洛县，因此说地志记载：伊水发源于卢氏县的熊耳山，并非此处，却说卢氏县的熊耳山，大概与孔颖达的说法相合。只是上洛、卢氏在《汉书·地理志》中都属弘农郡，在《晋书·地理志》中都属上洛郡，两地相距并不很远，怎么知道大禹所疏导的熊耳山一定不是上洛县的熊耳山呢？易祓说：洛水发源于上洛县西边的冡岭山，向东流七十里到达上洛，向东北流九十里到达洛南，在熊耳山的西边，又流四百六十里到达卢氏县的熊耳山。根据这个说法，那么两座熊耳山都是洛水流经的地方，而所谓洛水发源于熊耳山的说法，大概不足以相信了。

王樵说：“蔡沈认为疏导黄河、淮河、渭河、洛水都不是从那些山发源，只是从那些山开始疏导。然而渭河源头的南谷山，实在是鸟鼠山相连的支脉；胎簪山也是桐柏山旁边的小山。如果说渭水不是发源于鸟鼠山，只是从鸟鼠山开始疏导；淮水发源于胎簪山，只是从桐柏山开始疏导，都不妥当。详细考察经文的体例，凡是说疏导某水源自某山的，都是指水从该山发源的意思。只有黄河不从积石山发源，所以说疏导黄河于积石山；沇水多有伏流，所以经文不显明它的源头。孔颖达也只是就温县平地而言。蔡沈拘泥于先说山后说水、先说水后说山的说法，那么孔疏所说的‘长江先山后水，淮河、渭河、洛河先水后山’，都是史文详略不同，没有固定的义例。这话足以断定此事了【按：王樵的说法最正确。只是洛水发源于冡岭山，距离熊耳山相当远，与南谷山之于鸟鼠山、胎簪山之于桐柏山，又不可相提并论】

四海之内，政教统一

孔颖达说：四海之内都统一于京师，九州风气相同，万国贯通一致【蔡传：主宰四海的水，说孔传更优】林之奇说：“《周礼》职方氏辨别九州的国家，统一它们的贯通利益，必须先辨别于开始，才能统一于最终。《禹贡》所划分的九州，区别它们的山川贡赋，是为了确立它们的辨别。‘九州攸同’以下，又是为了统一它们。有用来辨别的，那么广谷大川，制度不同，生活在其中的人，风俗不同，五味调和不同，器械制度不同，衣服适宜不同，各得其所而不混乱。有用来统一的，那么车轨相同，文字相同，伦理相同，各自归结于正道而不差异。先区别而后统一，这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关键。”

各种土地交互公正【直到】完成赋税，治理好国家

按蔡沈将“庶土”四句分为土贡、田赋。土贡称为“慎”，即只是服食器用；田赋称为“成”，即万民正常的供给。然而“庶土”所包容的范围很广，根据蔡沈说不仅指谷物土地，那么谷物土地已经在其中了。况且经文中“赋”字有两个版本，没有差异，怎么能用财赋的“赋”专指土贡呢？大概“底慎”是千古理财的根本含义，兼及贡赋特别积蓄作为国家的命脉。十分之一的税率尤其中正的常道，所以又在各种土地中选取谷物土地来说，那么土壤完成赋税，取之于民有制度，这就是所谓的“底慎”，并非上文说贡下文说赋。俗话说：“王者不谈有无，天子的赋税在山海。”管理财政赋税，末流弊病必然到来，管仲、商鞅圣人预先亲身挽救它。说“交正”有广大公平的象征；说“咸”则有谨严节制的含义。想要国家不贫困，没有比振兴农业更优先的；想要百姓不贫困，没有比减轻赋税更优先的。皇甫湜所谓“依据土地进贡，生产有常规；按亩征收，等级户籍一定，人们知道所出，官吏难以作弊”，哪有后世增加赋税的骚扰呢？

赐予土地和姓氏

孔传认为赐予所生之土作为姓氏，蔡沈将土姓分开解释，本于罗泌，比较优越。

五百里甸服 三百里纳秸服

陈大猷说：“大禹的甸服通达于天下。”《诗经》：“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春秋传》：“少康有田一成，即贡法也【《周礼·小司徒》：‘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郑玄说：‘六十四井为甸，甸方八里，出长毂一乘。’《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出革车一乘’】王圻唯独认为甸是服，因为农事是国家的根本。京师，是声名文物汇聚的地方，四方百货聚集的地方，那里的百姓容易抛弃根本追逐末业。制定名称为甸服，向天下展示务本重谷的道理。我按察：“夏朝将畿内划分为五服，周朝除去畿内更将天下划分为九服。千里之内称为王畿，王畿外为侯服，侯服外为甸服。京师之地，都是千里而甸服有内外的，大禹时水土刚刚平定，致力耕田为急；周朝时商奄未平定，居重为尊，所以名称制度稍有区别罢了。”

孔疏用“服”字贯穿统领铚、秸、粟、米，蔡沈用“服输将之事”总括上述三者而言

译金履祥说：“三百里内的百姓只缴纳秸秆而不缴纳粮食，相比其他地方赋税极轻，但有服役的事务。这是斟酌五百里内的情况，作为转运输送粮食的赋税。四百里缴纳粮食，五百里缴纳米，不直接说缴纳赋税，大概是让三百里内的百姓转而输送到国都。三百里内的百姓接受远郊的粮食，代为转运输送，劳力虽然辛苦但赋税却节省，由此可以看出古代赋税和徭役不双重征收，这是帝王的良法【此说与蔡传不同，极有道理，应当采纳】吕祖谦说：“《禹贡》中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内，完全不叙述土贡，正是因为它已经缴纳了粮食。大概当时寓兵于农，所谓的贡赋不过是郊庙祭祀和接待宾客的费用，完全没有养兵的费用，所以从王畿内征收就足够了。大致说来，夏商周三代都沿袭这种制度。”又说：“古代天子以千里为都城，诸侯以百里为都城。天子都城东西南北所征收的贡赋不超过五百里，所以转运不劳累，漕运的方法还不完备。春秋战国时期争事攻战，所谈论的还只是行军运输的漕运。秦汉以后漕运的方法才详细【丘濬说：“秦国征集沿海的粮食，还是用来资助行军。国都的漕运，是从汉朝定都关中开始的”】

译百里采

孔颖达说：“采”是供给王事的土地，“蔡”是卿大夫的食邑。我认为：将“采”解释为采地，也是可以的。但周代的制度，家、削（稍）、邦县、邦都都在王畿之内，夏代的制度虽然不详，不应该畿内的诸侯却在畿外享有采邑。《周书》中“侯、甸、男、采”，卫是五服；又《周礼》九畿中有采畿，九服中有采服。这里的“采”义与那些相同。

三百里蔡

邹季友说：“蔡”字，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没有注音。如今《蔡传》引用“杀管叔而蔡”、“蔡叔”作为证据（这是苏氏传的说法），那么陆氏在《左传》中注音为素达反，应当遵从它。我认为：“蔡”字《说文解字》原本写作“𧵆”，意思是“𧵆放”，从米，杀声。徐锴说：“《左传》‘蔡’、‘蔡叔’，意思是放逐他像散米一样，现在写作‘蔡’。”

陈埴说：《禹贡》划分州是为了贡赋设立的，建立服是为了诸侯朝见设立的。大概古代用封建治理天下，分州作为经线，分服作为纬线。每个州有二百一十个国家（见于《礼记·王制》），有方伯、连率来统领它们，这是经线。到了朝见时，就不论州而论服，各自根据道路远近作为疏密限制（见于《大戴礼记·朝义》），因为四方而分为四时，这是纬线。经纬交错，所以相互维系而法度难以败坏。《周礼》大司马有九畿，说的是它有期限。大行人有九服，说的是它服侍上级。曾氏说：《周礼》王畿就是禹的甸服，侯服、甸服就是禹的侯服，男服、采服就是禹的绥服，卫服介于其中就是绥服的奋武，卫蛮服、夷服就是禹的要服，镇服、蕃服就是禹的荒服。侯、甸、男、采、卫为中国，蛮、夷、镇、蕃为夷狄。内五服距离王城三千里，相距六千里，与禹的服制不同。然而周代地域广阔，大概不超过禹代。《立政》说“方行天下，陟禹之迹”，也是以禹迹为极限。只是禹时四方有不尽之地，听任四夷居住，不劳中国去从事外务，所以五服只到五千里。唐仲友说：《周礼》说九服，祭公谋父又说五服（见于《国语》），大概九服五服是一样的。从镇畿而内，二畿相当于一服，与辅佐成就五服至于五千里，没有少许抵触。只有商代制度不可考，然而《颂》说：“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从邦畿到四海，知道它与《禹贡》、《周礼》相合。又说：“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中间举来享，外面举来王，知道它与祭公的话相合。况且作《康诰》之初，《周礼》尚未制定，已经说侯、甸、男、邦、采、卫，那么周代因袭商代可知了（按《伊训》说：侯、甸、群后咸在，可证明商代拥有天下便更改了《禹贡》五服之制。周代的九服大约因袭商代）。章如愚说：先儒关于鸟道的说法，我私下认为不对。曾经探讨过，《王制》古代百里，相当于当今一百二十里，现在说的是汉代。这是禹贡五千里，即汉代的六千里。况且五服之制，合以东西四正为据。当时尧都平阳，正东至东莱之海才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张掖之流沙才三千三百里，这仅可以满五服之制。两汉九千里，是以辽东之海与敦煌之流沙而言，辽东在东北隅，敦煌在西南（当作西北）隅，不是其正方向。夫正方一尺，延长而度量其四隅，则为尺有四寸而有余。五服之制，举其隅而度量，应当是九千里。《汉书·地理志》南北万五千里者，是举朔方、日南而言。《禹贡》所到达的地方，正南只到衡山之阳，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余里，不是禹迹所及。至于平阳之北，不满千里，已经是戎狄之地（此论未妥，唐虞三代时朔方之地皆为中国），这是五服之制，只有东西南三方如此，北方仅满二服而已，还有什么鸟道之说呢？九州四正，虽近四隅，实际遥远。五服乃举其近，大概是不想用一时广大的名义，开启后世无厌的祸患。罗泌说：虞夏以前，四正疆界，东至琅琊之海，西至积石之河，五千而缩；南至衡山，北到单于府，五千而嬴。如果都封建百里之国，只堪一百有余。纵然合并辽东、渤海、长城外尽契丹、高句骊、积石、塞、黑水、靺鞨、流沙之外，也不能有一千国，哪里有所谓万区百里国呢？大概古代的天下，方圆三千里罢了（这是依据《王制》）。五千里者，是古今盛衰、山川莱薮的通数。周世九服，号称七千里，而职方蕃畿为方万里，这也是末流记载的弊病。王畿所止，又何尝千里呢？宗周八百，成周六百，这是以百同度计而言。古代五服之制，王城之外，甸、侯、绥面千五百里，已尽九州三千里地。要荒二服，缀于九州外，其数如此。而况九州面距不齐，自恒山抵南河，东河抵西河，为各千里，这是圻内甸服所建。然而自东河至东海，西河至流沙，南河至江，亦各千里，南、西二方，侯、绥所

译建都，对外以要服、荒服为界限就可以了。然而向东直到海边，要服、荒服已没有空间可以安置；向北直到恒山，直接连接边境，即使是侯服、绥服也无法设立。只有向南从长江到衡山，又跨越千里，那么要服、荒服这两服也都包含在九州之内。而从衡山向南直到扬州的疆域，又有千里之遥，尚未到达南海，全部属于荒服。南方过于宽裕，北方过于局促，那么先王的制度必定有圆融变通的方法，难道会像解说者那样拘泥固执吗？周的西都，就是现在的关中；东都则是洛阳。两都的地势占据南山的北面、北山的南面，东西长，南北短，长短互补，仍然不足千里。地形古今不变，而《周礼》中王畿四面相距，方圆千里，远郊、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大抵相距都是百里，怎么能容纳得下呢？因此知道关于畿服的各种说法，上古必定有扣除与补充相互抵偿的方法，作为划定疆界的固定制度。

译四海 禹锡〇圭

洪迈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所谓的东北南三海，其实是一回事。北到青沧一带，就称为北海；南到交广一带，就称为南海；东渐吴越一带，就称为东海。并没有所谓四海的说法。《诗经》《尚书》《礼记》等经典中所记载的四海，大概是举同类事物而言。汉代《西域传》中所说的蒲昌海，怀疑也不过是停积的一处大泽罢了。班超派遣甘英前往条支，面临大海，大概就是南海的西边吧。程大昌说：靠近中原的海，在山东称为东海，在广南称为南海。大禹足迹所到之处，西到流沙而不提西海，东北到碣石而北海的名称不显于经典。汉武帝经营西北二海，于是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条支以西有海，汉朝使者曾到达那里，并载入史册【即甘英】。至于西海以西有大秦国【即波斯】，夷人和海商都曾往来。如果说到北海则又非常遥远。霍去病封狼居胥山，那座山濒临瀚海，就是北海。苏武、郭吉被匈奴囚禁，安置在北海上。而唐史记载突厥部族，北海之北还有骨利干国，在海北岸。那么《诗经》《尚书》所称的四海，实际上都是环绕夷夏而分为四方，并非寓言。至于西北两个敌国，有柏海、青海、蒲类海、蒲昌海、居延海、白亭海、鲜水海，都并列称为海，其实都是众水汇聚成的大泽，并非真正的海。李吉甫辨析北亭海时说：“河北得到水便称为海”，这个说法很确切。班固叙述张掖的水说：“羌水出自羌中，东北到居延入海”，则真正把居延当作海了。李昉说：丘文庄认为从南越进入中原，才开始有南海，而西海终究不知道在哪里。现在滇西百夷之外，听说有大海通往西南岛夷【杨慎也说：滇西岛夷之外有大海在阿瓦地，就是西海】。适宜在云南望祀之余，说《禹贡》“声教讫于四海”，也只是根据经历统理之地，而记载其四至，所说的四海，就是四方，难道真有东西南北的海像如今南越的海那样可以看见的吗？根据现有的四方来说，四川是天下的正西，云南是其西南；陕西是天下的西北，山西是其正北，都没有看到有海。只有蓟辽邻近山东，才开始有海。山东为东方之海，山东抵淮〇苏松以至钱塘、宁绍等处，才为正东之海。东瓯至福建稍可称为东南海。广东即南越地，现在其治所为南海县，都认为是正南之海了，不知道闽广接壤，也仅可称为东南海罢了。由此说来，正西没有海，正北没有海，正南没有海，西北、西南以至东北都没有海，那么仅仅正东与东南一带有海罢了。又岂止西海不知道在哪里呢？西海既然不可见，那么又凭什么命名？从哪里祭祀它呢？我按：九州之地，冀、青、徐、扬四州滨海，而都在东边。越东的南海，则是扬州的南裔。云南的海，直接环绕出安南的境地。安南古称南交，在《禹贡》中为正南之域。越裳氏所谓“海不扬波”，就是南海。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则是西南海。导河至于碣石，入于海，碣石之海在辽东，则是东北海。卓吾说中国只有东海，这是竺干氏的说法【《山海经》《水经》以昆仑为地之中，佛书以中国为南洲之东一隅，又引《禹贡》之“东渐于海”，谓上古圣人已知震旦之介在东偏，尚有西南北海未及。屠隆云：“昆仑天下之中，山形最高，东西南北皆下。昆仑以东，江淮河济皆东流；流沙以西，水皆西流；南自吐蕃、两广，水皆南趋；北至沙漠，地势又渐低，水皆北流。大海之量，水皆归之而不盈，正以尾闾泄之，从地下空处转输，复从西而东，故曰如沃焦釜。”非谓水至此尽焦竭也。此説亦祖佛书云】孔〇：“尧赐禹〇圭，以彰显其功。”史木纪同。我认为详究经文之义，蔡解为长。但圭是诸侯所执，以合符于天子的，当时禹必膺三等之封【子男不执圭，故知是三等。按禹木封伯爵，故曰“伯禹”，伯执躬圭，象人形，少俯，长七寸】则玄圭即是瑞玉，尧赐之以象水德，适为禹受命之符耳。

尚书埤传卷六

<经部,书类,尚书埤传>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埤〇卷七

吴江朱鹤龄撰

甘誓

吴泳说：“此篇仅八十字，而其间六军之制，车乘之法，赏刑之典，靡不毕备。启之习于兵如此，岂非得之贻谋之善欤？”

六卿

陈启源说：六卿、六乡之卿，即《周官》六卿也。蔡〇据《周礼》甚合。大全引李氏之辨，谓《周官》六卿分职之外，别有乡大夫之六卿，此本之贾公彦《周礼》疏。今考周比闾、族、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