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埤传卷三

译就像《周官》中记载的，州正督促百姓处理家务，里宰督促百姓进行耕种除草，籥章吹奏《豳雅》《豳颂》这类乐曲一样。

译皋陶远播德行，只有帝尧念及他的功绩。

苏轼说：“种德，就像农夫种植作物。众人种德，如同早晨播种傍晚收获，回报也狭隘。皋陶种德，长远地栽培得深厚，滋养得丰裕，等到德行充盈不止，自然充沛地像雨露降下，百姓蒙受他的润泽而怀念他。”

禹极力推崇皋陶的功绩，后来却不向天推荐皋陶，反而推荐益，为什么呢？考察《夏本纪》，可知禹接受禅让之后，皋陶不久就去世了。《路史》说：皋陶享年一百零六岁，不知出自哪本书。

刑罚的目的在于最终不用刑罚。

林之奇说：“出了教化就进入刑罚，出了刑罚就进入教化，百姓都趋向教化而刑罚变得无用，这是圣人的本心。大概百官以不荒废职事为能，只有狱官不同，必须使百姓都不犯罪，官职如同虚设，这才算是称职的狱官。”

不自我夸耀，不自我吹嘘。

吕祖谦说：“才确立自我，便有外物与我相对立。对立就必然争斗，自我夸耀和吹嘘是争斗的根源。面对对立却不自我夸耀、不自我吹嘘，就是没有‘我’。没有‘我’就没有对立，没有对立就没有争斗。”

人心危险，道心微妙。

黄度说：“人心是应对事物、接触外物的，容易流荡所以危险。道心是虚静寂灭、难以命名的，没有踪迹所以微妙。”朱熹说：“人心像士兵，道心像将领。道心作为主宰，人心也就转化为道心了。”我按：《虞书》谈心，不谈性；《商书》谈性，不谈情。然而张载说：心统摄性和情。道心就是性，人心就是情。精纯专一、执守中道，就是约束情的偏颇而合乎性的本然。

可爱不在于君主，可畏不在于百姓。

孔颖达疏：“百姓没有君主，不是离散就是混乱，所以百姓以君主为命脉。君主尊贵，百姓畏惧他，担心他不被爱戴，所以说‘爱’。百姓卑贱，君主轻视他们，担心他们不畏惧，所以说‘畏’。”

昆命于元〇

王十朋说：“命〇，就是令〇。古人以昆为兄，兄是父亲的继承人，所以训释昆为后，与‘后昆’的后相同。”

神宗

吴棫说：“祭祀的法度必定有所依据。舜接受尧的天下，现在把它授予禹，他尊奉尧为宗庙有什么可疑？唐代孔氏认为舜是始祖的庙，这是错误的。”王樵说：“神宗是尧，这毫无疑问。文祖、神宗，大概是祖有功，宗乃德之所自始吧？商汤称烈祖，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就是文祖、神宗的意思。周人的谥法，已经在这里发端了。”

苗民、历山、干羽

孙觉说：“指其君长，则称有苗；兼其君民而言，则称苗民；以种类而言，则称三苗。”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也叫历山，也叫首阳山。这座山从雷首向西起，向东至吴坂，共有十二个名字，随州县划分。历山还有舜井。

孔安国传：“舞文舞于宾王阶间”，《抑武事疏》说：“解释‘干’为扞【楯，为人遮蔽抵挡】；‘纛’，翳也【舞者拿着来自我遮蔽】。根据器物有武有文，都用来作为舞蹈，而不用于敌对，所以教为文舞。”

皋陶谟

林之奇说：“这篇首尾都是大禹的话，实际上是在帝尧面前陈述的。《史记》说：‘帝舜朝见禹，皋陶在帝尧面前与他交谈’，这是对的。”

皋陶说：“都！敦叙九族，庶明励翼。”

陈氏说：“善在自己身上，如同在别人身上，所以自己说而先说‘都’，不是矜夸；善在别人身上，如同在自己身上，所以听到言论而拜，不是谄媚。”

陈师凯说：“程子《家人传》说：‘端正伦理，笃厚恩义，是家人之道。’敦，是笃厚恩义；叙，是端正伦理。这两者尽到了齐家的道理。”王肃说：“以众多贤明的人作为砥砺，作为羽翼。”我按：古时‘厉’、‘励’、‘砺’三字通用。

知人则哲，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苏轼说：“古代想要建立非凡功业的人，必定有知人的明察。如果没有知人的明察，那么遵循规矩、踏着绳墨以求少犯错误，这两者都是审慎于自知而安于才分的人。道可以通过讲习而知，德可以通过勉强而能，只有知人的明察不可学习，必定出于天资。后世如萧何识韩信，这难道有方法可以传授吗？以孔明的贤能，尚且错在马谡上，而孔明也自己审慎，终身不敢用魏延，由此可见知人之难。”

真德秀说：“孔壬，注疏认为是‘甚佞’，王安石训为‘包藏祸心’，大概把壬当作妊娠的妊，而胡氏反对，认为王安石作此训释，是要以腹诽定罪人吗？现在又有继承他说法的人，不如遵从旧说为好【蔡传遵从王安石说】。黄度说：孔传‘巧言，静言，庸违，令色，象恭，滔天’，指的是共工、驩兜、三苗的恶行，共工的恶行容易看见，难以知道巧佞每能使人沉溺，所以不写他们的名字而表现他们的状貌。然而四罪中，共工流放唯独轻于放逐、诛杀，行法根据事情立言，穷究其情，‘象恭’必定寻求掩盖其心，虽然非常无状，但其踪迹多隐伏，圣人执法终究不以其不可见的地方深文周纳定罪。至于立言作为世训，则曾推究其所未为而知其所必至，所以尧称他‘滔天’，禹认为他‘孔壬’。《易》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译不要任用他们。”《尚书》说：“敦厚德行，诚信善良，而难以任用奸邪之人，还怕什么花言巧语和伪善面目呢？”孔壬就是奸邪之人，在奸邪之人中，又特别区分出“孔壬”来，这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君子和小人，是天下人的总称。小人之中有奸邪之人，他们聚集阴柔之气，乘着迷雾般的运势，小心翼翼地曲意逢迎以讨好君主，使君主一旦接触他们就被同化，一旦离开他们就思念他们，如同油脂相互融合，光滑润泽地浸透渗透而无法分离，所以大禹畏惧他们，并郑重地称他们为“孔壬”。“孔壬”这个词，是表示程度极大、极甚的说法。帝尧说：“表面恭顺，实际违背。”大禹解释说：“这就是花言巧语。”帝尧说：“外表恭敬，内心邪恶至极。”大禹解释说：“这就是伪善面目。”花言巧语的奸诈体现在表面恭顺实际违背上，外表恭敬的邪恶极端到滔天程度，而他们在君主身边时，像油脂皮革一样圆滑柔顺，善于阿谀奉承、左右逢源，像鹦鹉一样能言善辩，像美味一样适口，君主怎么能识别并远离他们呢？大禹深深地畏惧他们，将他们与欢兜、有苗相提并论，而屏退并远离他们，其效果达到了百姓安定、蛮夷归服的地步，大概圣人看待奸邪之人如此重视，而了解人才、安定百姓，反复告诫人们这很难，他们畏惧并想要去除奸邪之人是如此不易。孔子论述治国时说：“远离奸佞之人。”郑詹来到鲁国说：“奸佞之人来了。”《公羊传》说：“非常奸佞。”所谓“非常奸佞”，大概就是指《尚书》中“畏惧孔壬”的含义吧？那么君子与奸邪之人如何区分呢？回答说：看他们的神色，听他们的言语。神色庄重温和、严肃谨慎的是君子；姿态轻佻、侧身谄媚的是小人。言语丰富有序、有条理有依据的是君子；言语琐碎反复、没有准则没有规矩的是小人。周勃质朴刚强、少文采，高祖说：“安定刘氏家族的必定是周勃。”李勉说：“卢杞奸邪，天下人都知道，只有陛下不知道，这正是他奸邪的原因。”这是精通辨别君子和小人的人。

译也有九种德行【至】采采。质朴而恭敬，治事而敬慎，刚强而充实。陆九渊说：“皋陶论述知人的道理，说必须先说这个人有这些德行，然后才说某人有某件事。因为德行根植于内心，通达于气质，不可以伪装。至于行事，则有才智的小人，可以伪装去做。所以‘行有九德’，必定先说这个人有德行，才用‘采采’来叙述，这样别人就无法隐藏了。”陈雅言说：“君子选拔人才，不可以只追随名声而不探究实际。只追随名声而不探究实际，那么虚浮的赞誉就会高涨，而实际的德行就会受损了。论述人的德行，先说行为而后说德行的，大概是通过行为而后才能看见他的德行。称赞人的事迹，先说事迹而后说德行的，大概是因为通过事迹才开始有办法验证他的德行。”按：“亦”字，是旁及之词。蔡氏解释为“总”，不知根据什么。西山真氏说：“知人确实不是容易的事，然而也不过是用德行来寻求罢了。”这比较自然。“行”字注疏读下孟反。

孔疏：“愿是迟钝，外表失于礼仪，所以说恭来表现仪容；治是轻忽事物，内心失于诚意，所以说敬来显露真情。”苏传：“横渡水流而渡河叫乱，所以才能超过别人能够渡过重大灾难的叫乱，‘乱臣十人’就是如此。才能超过别人的人，弊病在于夸耀傲慢。”

孔疏：“刚与强相似，刚是性情，强是意志。担任官职而行动，无所避忌，是刚；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不被众人动摇，是强。”苏传：“刚强的人，有的外表严厉而内心软弱，所以以充实为贵。冀缺因为阳处父刚强而不充实，知道他不免灾祸。”陈龙正说：“皋陶知人的方法，确立九德的名目。《洪范》说三德，周公说夏臣迪知忱恂，也只在九德的行为上切实精当，所以群圣相继传述。蔡氏解释为盛德自然，程子认为这是唐虞论学的精微之处。大抵宽柔愿扰，是阴是沈潜，下面四种就是刚克的方法；乱直简刚强，是阳是高明，下面五种就是柔克的方法。上面用这个造就人才，下面用这个成就自己。有这种变化，矫揉造作便成为正直。阳数应当胜过，所以阳五而阴四。”

每日宣扬三种德行【至】亮采有邦。广泛接受并布施，安抚于五辰。方孝孺说：“圣人选拔人才，德行不要求完美，而取他不违背道义；才能不要求完备，而贵在能发挥其精专。唐虞用九德对待士人，而有三种德行的，也让他做大夫；有六种德行的，也让他做邦君。圣人难道不想得到全德的人而任用他吗？认为要求人太完美，那么天下就没有全才，不如根据德行任命官职那样没有失误。皋陶未必能精通礼，益稷未必能知晓乐。皋陶、益稷所做的事，伯夷、后夔，也应该有所不能。然而这几个人做事，各自称职，而在后世成名，是因为他们精专而不因为完备。”

孔疏：“天子任用人为职，所以说合受而用之。其实天子也具备九德，所以能任用有三德、六德的人。”

胡旦说：“仲春砍伐阳木，仲夏砍伐阴木，所以安抚木辰。季夏出火，季秋纳火，所以安抚火辰。司空按时相度坂隰，所以安抚土辰。冬天修筑徒杠，春天疏通沟渠，所以安抚水辰。”又说：“春天盛德在木，布施恩德施予恩惠，所以顺应木辰；夏天盛德在火，慰劳百姓劝勉农耕，所以顺应火辰；秋天盛德在金，冬天盛德在水，禁止暴乱诛杀怠慢，谨慎覆盖储藏，收敛积聚，所以顺应金水之辰。土寄旺于四时，四时顺应土，在其中了。”

万几

姚舜牧说：“《易》说：‘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疏说：‘几是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所以说动之微也。’大概人心初动，本来没有不善的几，谨慎这个几以往，其应验必定主于吉。所以又说：‘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不谨慎这个几而趋向于安逸欲望，那么祸患就萌生了。这万几，正是《易》知几的几。解释的人拘泥于蔡传，却解释为祸患的几，不仅书义不明，《易》义也晦涩了。”

天秩有礼 和衷哉 五服

《五礼》注疏作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礼，不对。蔡传本朱子极明，黄文叔认为就是吉凶军宾嘉，此说也有理。五典五礼俱见《舜典》篇，不必异说。

衷即降衷的衷，古与中通。《左传》刘康公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于是有动作、威仪、礼义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此章叙典秩礼，即礼义威仪之谓也。合于衷者有五服，能者养福之谓也；悖于礼者有五刑，不能取祸之谓也。康公之言与皋陶相发。

【附考】蔡传自九章至一章，按周官司服，公服衮冕而下九章，如王之服【马廷鸾说：公有降龙无升龙，以别天子】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如公之服。子男服毳冕而下五章，如侯伯之服。孤服希【音同止】冕而下三章，如子男之服。卿大夫服〇冕而下一章，如孤之

译服饰。大凡分为五个等级，但这只是周代的制度罢了。唐尧虞舜时期的制度，未必都与它相同。

译上天彰显明察与威严。

朱熹说：“‘天明畏’。林氏解释说：‘行善惩恶，是上天所明察的，如同‘明明扬侧陋’中的第一个‘明’字；上天所威严的，如同‘董之用威’、‘威用六极’中的‘威’字，见《尚书·益稷》篇。’”

四年间，使用輴和樏，在田间沟渠中，进献难得的食物和新鲜的食物。

孔颖达疏解：“輴与橇、毳是一类，樏与梮、桥、輂是一类。古篆字体变形，改易说法不一，不知哪种正确。陈第说：輴，在《夏本纪》中写作橇。张守节说：橇，形状像船但短小，两头微微翘起，人弯曲一脚在泥上蹬进（擿与掷同，扬雄《扬子》‘擿埴索涂’，意思是盲人摸索地面寻求道路）用来拾取泥土中的东西，现在杭州、温州海边还有这种工具。樏，在《夏本纪》中写作檋。韦昭说：梮，是木制器具，像现在的轿床，人抬着走。按这两种说法是对的。輴、樏都能载人，所以叫‘载’。如淳注说：橇是把板子放在泥上，檋是把铁片装在鞋底。板子、铁片之类，既然不能称为‘载’，脚所踩踏的，又怎么能称为‘乘’呢？”

《考工记》说：匠人修筑沟渠，耜宽五寸，两耜为一耦，一耦开垦的宽度为一尺，深度为一尺，称为畎。田首加倍，宽二尺，深二尺，称为遂。九夫为一井，井间宽四尺，深四尺，称为沟。方圆十里为一成，成间宽八尺，深八尺，称为洫。方圆百里为一同，同间宽二寻，深二仞，称为浍。直接通向河流。大概畎极小，而浍极大，所以蔡氏说：举出最小和最大的来包含其余的。王应麟说：禹尽力于沟渠，疏通畎浍直到河流。遂人五沟五涂的制度，沿袭自古。用水辅助耕种的，由丰稻人掌管；用水辅助防守的，由固司险掌管。自从乡遂之法废弛，郑国的子驷修筑田洫，失去田地的人因此怨恨。子产划定封疆沟洫，车夫因此诽谤。晋国想让齐国全部向东开垦田亩，利于战车通行。甚至两周争夺东西流向，直到商鞅决裂阡陌，秦始皇开通沟防，古代制度荡然无存了。古代内部作为田庐，外部作为沟洫。在《易经》的师卦中，寓兵于农，伏险于顺，取上坎下坤的卦象。沟洫的建成，从禹到周，非一人之力；沟洫的毁坏，从周衰落到秦，非一日之积。先儒说井田制坏而戎马进入中原，如同进入无人之境。可悲啊！

邹季友说：“经文说‘鲜食’，就说‘奏’；说‘艰食鲜食’，就说‘播奏’。大概是因为播种艰难，所以把百谷称为艰食。”蔡氏说：“百姓尚且艰难食物，那么与上句语法不协调。”马氏说：“根生的食物，也称百谷，比较优胜。”疏解：“益进献新鲜食物，是砍伐树木所获得的鸟兽；稷进献新鲜食物，是决开水流所获得的鱼鳖。”我按：《释名》说：“艰，根也。像物的根，根生的东西，大概百谷菜蔬都包括在内（郑玄专主菜蔬不对）。孔传：“难得的食物，确实长久。”马氏的意思也可以作为一说。

安定你的止息，只有细微。

安止兼动静而言，朱熹说：“众人的动，流于动而没有静；众人的静，沦于静而没有动。这是周敦颐所说的物则不通。圣人全乎天理，其动时静的理未曾亡失，其静时动的机未曾停息。这是周敦颐所说的神妙百物。然而一定要说主静，是从相互资助的形势来说，动有资于静，而静无资于动。如同乾不专一就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就不能发越。”真德秀说：“先儒说心是人的北辰（赵岐《孟子注》），北辰只居其所，所以能成为二十八宿的纲维；心只安其所止，所以能成为万事的枢纽。”

周敦颐说：“寂然不动的，是诚；感而遂通的，是神；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的，是几。诚精所以明，神应所以妙，几微所以幽。诚、神、几，称为圣人。”

臣啊，邻啊。

张纲说：“臣以名分而言，邻以情感而言。只重名分，则疏离；只重情感，则防备。”

日月（至）五色，在治忽以出纳五言。

孔传：“天子服用日月，而下诸侯自山龙而下，至黼黻；士服用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天子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疏解：“自日月至黼黻，共十二章，天子用来装饰祭服，画的是绘，刺的是绣。这绣与绘各有六种，上衣用绘，下裳用绣。到了周代有所改变，以三辰为旗帜（日月合宿之辰，没有形象可画，所以传以日月星为三辰，此星辰与他处不同，《穆天子传》称天子葬盛姬画日月七星，大概画的是北斗），称龙为衮，宗彞为毳，或损益上下，更改等级。又说：‘上衣章日月，尊贵而在上；下裳章黼黻，尊贵而在下。上衣在上为阳，阳统于上，所以所尊在先；下裳在下为阴，阴统于下，所以所重在后（虞世基衮冕奏准尚书，在左右胳膊上为日月各一，当后领下为星辰，又山龙九物各重行为十’。

译邹季友说：“宗彝，‘彝’是上等的尊器。盛放郁鬯酒的容器称为彝。《周礼》中宗庙的彝器有虎彝和蜼彝，在彝上画虎和蜼，所以蔡传将宗彝解释为虎和蜼。【孔传只说宗庙的彝尊用虎和蜼，采用的是郑玄的说法】《尔雅》注说：‘蜼是比猕猴大的动物，黄黑色，尾巴长几尺，尾巴末端像獭尾一样分叉，鼻子露在外面向上翘，下雨时就自己悬挂在树上，用尾巴堵住鼻子，或者用两个手指堵着。’蔡邕说：‘取它孝顺的意思，这是指宗庙的祭器而言，并不是指虎和蜼这两种动物。’《周礼》司尊彝的疏解说：‘禘祭和祫祭使用虎彝和蜼彝。’又司服的疏解说：‘虎取它的严猛，蜼取它的有智慧。’罗端良说：‘风、云、雷、雨也是天象，但有难以描绘的，所以借四种动物来表现。风用虎，云用龙，雷用雉【雷动时雉才开始鸣叫】，雨用蜼。’《考工记》说：‘白色与黑色相间称为黼。’《释器》说：‘斧形纹样称为黼。’孙炎说：‘黼的纹样像斧头形状，大概是半白半黑，像斧刃，斧刃部分白而斧身黑。’又《考工记》说：‘黑色与青色相间称为黻。’孔传：‘黻是两个巳字相背，意思是刺绣成两个巳字相背的样子，用青色和黑色的线绣制。’杨旭说：‘古代的黼黻做成□□形状，□像斧头，取它决断的意思；□像两张弓相背，取它明辨的意思。’《集传》说：‘两张弓相背，俗体讹误写成巳，读作天干地支中的己，这是不对的。弓不成字，没有读音。’絺，郑氏读作黹【音矢】。《尔雅》：黹，就是紩【音秩】。郭璞说：现在人把缝紩叫做黹。《说文》说：用针线缝紩衣服，从‘防’和‘丵’省，像刺出的花纹。《考工记》：五种颜色具备称为绣。郑玄说：本性叫采，施加叫色。陈大猷说：五采，是五种有华采的东西，蓝、丹、砂、粉、墨之类就是。施加在缯帛上成为青、黄、赤、白、黑五色。黄度说：日、月、星辰、云气，是乾卦施化的表现。乾，是阳物。阳气轻清，所以画在衣上。虎、蜼、藻、火、白米，是万物流行，坤卦效法的表现。坤，是阴物。黼黻颜色白黑兼青，也是阴。阴气重浊，所以绣在裳上。《易经》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大概是取法于乾坤，说的就是这个。林之竒说：《周礼》没有十二章的记载，解说的人说周代把三辰登在旗上，不过是依据《左传》中三辰旗旗的话【孔疏说：日、月、星为三辰，辰就是时，三者都用来示人时节】《左传》说旗上有三辰，何曾说过衣服上没有三辰呢？哪有王者象征三辰的明亮，历代都装饰在衣服上，唯独周人装饰在旗上的道理？《郊特牲》说：祭祀那天，王穿着衮服来象征天。郑氏注说是有日、月、星辰的章纹，这是鲁国的礼制。穿着衮服来象征天，周代的制度确实如此，何必说是鲁国呢？哪有周代制度只有九章，鲁国却加上十二章的礼制的道理？

译孔颖达疏解：“韶乐尽善尽美，其中道理不可忽略，之所以都提到‘忽’字，是因为韶乐本身是美的。乐曲采撷人声歌唱而成，如果怠慢疏忽，那么音律辞句中也会出现问题，所以要经常让人倾听考察。”《朱子语类》卷五提到，胡安国将“五言”解释为“君臣民事物”的话语。君臣民事物属于五声所对应的事物，就像《乐记》所说：“宫声混乱则荒淫，其君主骄横；商声混乱则偏邪，其官吏败坏；角声混乱则忧愁，其百姓怨恨；徵声混乱则哀伤，其事务劳苦；羽声混乱则危险，其财用匮乏。”宫声对应君主，最为尊贵；羽声对应万物，最为微小。如果商声放缓，就会变成宫声，琴家最推崇《广陵操》。在我看来，它的声音最不平和，有臣子凌驾君主的意思。出纳五言，只是审察音律以知晓政事的意思。叶梦得说：“五言就是五声。诗歌表达志向，歌唱抒发语言，声音依据咏唱，律吕调和声音。虽然是语言，但播于律吕所调和之中，就成为五声；虽然是声音，但本于诗歌所讽诵，就成为五言。”陈大猷说：“采集诗歌并呈献给上级，就像命令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以及让乐工进献言论一样。输出诗歌并播于乐章，就像《关雎》用于乡人，用于邦国，并随着时节宣扬一样。”

钦四邻

孔颖达疏解：“四近之臣，普遍指靠近君主的臣子，没有固定的人。”郑玄以四近为左辅、右弼、前疑、后承【按郑玄的说法，见本书大传】胡一桂说：“既然责备禹要纠正过失，又希望他敬重四邻，意思是说与他同列的近臣，应当敬重他们，使他们同心协力来辅佐我。”陈大猷说：“四邻诸侯，各有其职，而舜全部责成禹，是因为禹作为百揆无所不统管。在这里可以看出君主的道理，也可以看出宰相的道理。”王炎说：“不对上级当面顺从，是不谄媚；敬重下级的四邻，是不轻慢【新安陈氏认为蔡沈对‘钦四邻’的解释不够明白，以上说法较能通顺，所以记录它】

侯以明之 书用识哉 工以纳言

【附考】蔡传广与崇方根据《周礼》注：崇，高；方，等。高广等，是说侯靶的中心。《易氏大射解》说：天子射虎侯，距离九十弓。虎侯的中心，宽一丈八尺，将其宽度分为三份，取其中一份作为鹄，那么鹄的边长是六尺。诸侯射熊侯，距离七十弓；卿大夫射麋侯，距离五十弓。它们的鹄按照弓的数量递减。凡是侯靶，天子用三种，诸侯用两种，卿大夫用一种。

吕祖谦说：“书用来记录兼记善恶。比如周代的制度，记录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姻亲且有学问的人，是记录他们的善行。《左传》中，斐豹想要消除丹书，是记录他的恶行。侯靶的惩罚实行于一时，书写的记录示于久远。”

黄度说：工在周代是太师、纳言，时飏类似陈诗之事。吴澄说：射侯是用礼来教化，纳言是用乐来教化，在这里可以看出帝舜作为君主和老师的道理。王樵说：蔡传认为工以纳言，就是龙所主管的，而命令伯禹总领，大概是将言论交给龙，使谗言不能施行以危害政事，将人交给禹，使有办法革除谗言而变为忠诚。

俞哉 明庶以功

袁黄说：俞，是赞同他的话吗？哉，是语气助词。唐尧虞舜之际，君臣相处，哪有口头上赞同而心里不赞同的人呢？何况威严施加于顽固谗佞之人，始终是一起产生的意思。禹怎么会不赞同呢？禹如果真的不赞同，而舜又说：“皋陶正施行象刑。”那么就是禹说了无益的话，而舜成了刚愎拒谏的君主了。详细看禹的话，只是劝勉，并没有不赞同的意思，也未曾说不使用威严而使用德行，不知从哪里产生这种说法。

孔颖达疏解：敷纳明庶与《舜典》不同，那是施行于诸侯，那些人已经身为国君，所以让他们奏言试功，这里说的是刚开始提拔任用，所以说纳言。庶，纳是接受的意思，庶指在众人中。王十朋说：诸侯以升降官职为重，所以说试黎献；以多得为盛，所以说庶。

丹朱娶于涂山，十二师五长，方施象刑，惟明。《史记正义·帝王纪》说：“尧娶散宜氏女，叫女皇，生了丹朱。”《范汪荆州记》说：“丹水县在丹川，是尧的儿子丹朱所封的地方。”《括地志》说：“丹朱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一百三十里。”罗景纶说：“尧不把天下传给丹朱，而传给舜，世人都说这是圣人至公的心，知道爱护天下而不知道爱护自己的儿子。我认为帝尧此举，固然因为爱护天下，尤其因为爱护丹朱。如果让傲慢暴虐的人，轻易居于臣民之上，那么毒害流布四海，不仅有南巢的流放，将来还有牧野的诛杀，还能说是爱护他吗？尧舜对于儿子，也是给予他们安宁罢了。”

《左传》：禹在涂山会盟诸侯。杜预注：“在寿春东北【在今凤阳府怀远县】我按：《寰宇记》说：‘古当涂国在今濠州西一百十七里，汉代为县，属九江郡，晋代属淮南郡，在寿春东北。’《舆地记》说这就是禹所娶的涂山氏的国家。《世纪》说：‘涂山氏在钟离西七十里的台桑之野合婚，即当涂县。’而《华阳国志》又说：‘禹娶涂山，今江州涂山【今重庆府巴县】禹庙铭还在。’山上有禹王祠。涂后村元人贾元也说：‘禹生在汶川，

译大禹出生在蜀地，那么在蜀地娶妻，是适宜的。”然而涂山国应当以当涂为正确。当涂的山在天下稍微偏向中央，所以大禹娶妻、会盟诸侯都在这里。况且大禹封地在阳翟，距离当涂也不很远【史记索隐按：世本说涂山氏名叫女娲，连山易说叫攸女，路史说大禹三十岁时娶了涂山氏叫趫，这就是攸女，死后葬在阳城】

译十二师，孔安国传解释为“师旅”的师，认为一州使用三万人，九州共计二十七万人。我（作者）认为这是治水时的役夫数量，这种说法非常荒谬。疏文说：“九州设立十二人作为诸侯的师长，以辅佐州牧”，这大概是本于郑康成的说法，蔡沈的传文沿用了它。

查考《王制》记载，千里之外设置方伯，五国组成一个属，属设有长官，这里所说的设立五长，大致符合那段文字。孔安国传却说：“五国设立一人为方伯，称为五长”，这种说法又与《王制》不合，暂且采纳蔡沈传的说法是可以的。

邵宝说：“皋陶的象刑，不一定只用于苗族。只有使天下明白道理，才能感化苗族。事理本来就是这样。苗族虽然顽固，难道不是人吗？用道德教化天下，对苗族没有区别；用刑罚警示天下，对苗族也没有区别。这就是帝舜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搏拊，祖先和虞宾，柷敔，笙镛，箫韶九成。

邹季友说：“蔡沈传中‘〇’到‘拊’遵循两种解释，都出自《说文解字》。查考《释名》说：‘〇，是指用广博的方式击打它。’‘拊’与‘抚’相同，《广韵》说：‘弹击，按压。’用这些来解释‘〇’和‘拊’，似乎优于《说文解字》。‘戛’轻而‘击’重，‘〇’重而‘拊’轻，这是取它们声音的高低大小。又《孔传》说：‘〇拊用皮革制成，里面填满糠，用来节制音乐。’《乐记》‘治乱以相’的注解说：‘相就是拊，里面装满糠，糠也叫相，因此得名。’形状像鼓，《尚书大传》说：‘帝王升堂歌唱《清庙》，用皮革做鼓，就是‘〇拊’。’把‘〇拊’当作乐器，经典中没有依据，大概是汉代儒生的穿凿附会之说。”

金履祥说：《祭法》记载“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喾，祖祭颛顼而宗祭尧”，这是小戴收编《国语》的话而出现的失误【《鲁语》记载“有虞氏禘祭黄帝而祖祭颛顼，郊祭尧而宗祭舜”】。《国语》论述禘、郊、宗、祖，都是祭祀对百姓有功的人，起初并不论其世系，所以注家说虞代以上崇尚功德，夏代以下亲近亲属。戴氏的《祭法》改变了先后顺序，所以读者没有察觉。朱子本来就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如果不这样，那就决断于《尚书》吧？《尚书》称“舜至于文祖”，就是尧的祖庙；称“禹受命于神宗”，就是舜宗祭尧的庙宇。那禘祭黄帝，郊祭喾，就是宗祭尧的意思。因此有虞氏的子孙仍然郊祭尧而宗祭舜，因为天下相传，就有天下的大统。有虞氏承受尧的天下，就宗祭尧；宗祭尧就禘祭、郊祭尧的宗祖，推想尧以前大概也是这样。况且《国语》本来就说“禘、郊、宗、祖与报为五”，那么礼制本来就有并行而不相违背的。后世有人解释说：“祖考来格，虞宾在位”，这是有虞氏祭颛顼、报祭幕以至于瞽瞍的祖考【胡氏大意】，是《国语》所谓“祖祭颛顼与有虞氏报祭”的意思。禘祭黄帝，郊祭喾，宗祭尧，是《尚书》所说的“文祖、神宗”，舜承受尧的天下，所以宗祭尧的宗而祖祭尧的祖【路史大意】，是《大传》所谓“帝进入唐郊，以丹朱为尸”的意思。祖祭颛顼，报祭幕以至于瞽瞍，是一家的私亲；禘、郊、宗祭尧，是天下的公义。然而韶乐之所以为正乐，是因为继承尧而得名，那么“祖考来格”，就是文祖、神宗的意思，而“虞宾在位”，怎么知道不是丹朱在尸位呢？况且禘、郊、宗、祖、报五者各自有所尊崇，自然不相厌恶，与虞宾的位置也不相妨碍。所以说：“天下相传，就有天下的大统。”到了商、周以征伐革命，才开始与古代不同。又说：舜把他的儿子均安置在商，而禹又封他在虞。古史说舜宗祭尧，到舜的子孙则改为郊祭尧而宗祭舜，这是根据《国语》韦昭的说法。舜郊祭喾，宗祭尧，那么禹本来应当郊祭尧而宗祭舜。却把尧、舜的祭祀归于舜的子孙，反而自己郊祭鲧，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夏朝末期的情况。三位圣人以天下为公，都继承他们的祖先；三王的子孙以天下为家，就各自祖祭自己的祖先。舜宗祭尧，禹宗祭舜，是一样的。舜郊祭喾与禹郊祭尧，也是一样的，那郊祭鲧，则是夏朝末期的情况。祭祀夏朝配享上天，大概始于少康吧？于是郊祭尧、宗祭舜，就归属于虞、思两国了。孔子说：“杞国郊祭的是禹；宋国郊祭的是契。”大概商、周保留前两代的后裔，还是尊重贤人。尊重贤人，那么杞国郊祭禹了。杞国郊祭禹，那么虞国郊祭舜、唐国郊祭尧，是天子的职守。

《三礼考注》：查考《周礼》，〇歌用在堂上，鼓鼗埙箫用在堂下，柷敔则堂上、堂下都用，作为开始和停止的节拍。王樵说：合止是每一奏乐的开始和停止，至今仍然如此。大概金声玉振，就是特钟、特磬，全乐的首尾使用，中间不使用。中间演奏的，是编钟、编磬，特钟就是这里所说的镛，特磬就是鸣球【附考】蔡沈传：背上有二十七鉏铻，刻以籈栎【音歴】之。查考“刻字为句”，籈【音真】《尔雅》说“所

译“以鼓敔者”，其中的“栎”字应当是“轹”字，意为碾压。在簧管的末端安装簧片，簧管中的金叶即为簧片。《颂》磬和《颂》钟，《仪礼》注解说：“音容，意思是说成就功业称为颂。”《颂》字在古代与“容”字相通。

译林之奇说：《飨礼》说：“升堂歌唱《清庙》，是显示德行；堂下吹管舞蹈《象》，是显示事功。”《燕礼》说：“升堂歌唱《清庙》，堂下吹管演奏《新宫》。”大概堂上的音乐以歌唱为主，堂下的音乐以管乐为主，实际上二者相合而完成。陈师凯说：《郊特牲》说：“歌唱者在上面，匏竹乐器在下面，这是重视人声”，用来证明这一章没有不相合的地方。敲击磬和拊来咏唱诗歌篇章，这是歌唱者在上面。管、鼗等乐器与堂上的音乐交替间作，这是匏竹在下面。演奏石磬和丝弦来咏唱的时候，堂下的音乐不演奏；演奏匏竹的时候，堂上的音乐不演奏。现在的音乐也是这样。查考韵书，“箾”有两个读音：读作“箫”的，是舜的音乐名称；读作“朔”的，是舞竿。蔡传兼取两种含义，而以“箾韶”作为舜乐的总称。又说：“‘箫’的古文写作‘箾’，今文写作‘箫’，所以先儒错误地用箫管来解释它。”所说的“先儒”，是指孔安国。孔安国所传授的正是古文《尚书》壁中藏本，难道没有见过，却把它解释为箫管的“箫”吗？又《左传》说“是舞韶箾”，这里从古文写作“箾韶”，也不类似，应当考订。何楷说：《荀子》说：“凤凰飞翔，它的鸣叫声将将，它的翅膀像干戈，它的声音像箫。有凤有凤，使帝心快乐。”旧说凤凰鸣叫像箫声，所以帝舜的时代制作箫来模拟它。等到箫韶演奏到九成，凤凰就来朝见。那么“箫韶”就应当写作箫管的“箫”，而蔡氏认为是错误，为什么呢？【陈旸说：舜乐以箫为主，所以说箫韶九成；商乐以磬为主，所以说依我磬声】

许谦说：音乐有四个段落，叫升歌，叫笙入，叫间歌，叫合乐。升歌，是乐工从西阶升堂，歌唱某首诗。笙入，是乐工拿着笙进入堂下，演奏某首诗。间歌，是堂上歌唱某首诗，堂下吹笙演奏某首诗，一歌一笙，相间而作。合乐，是堂上堂下的音乐一起演奏。升歌三终，笙入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总共为十二次，而称为九成的，是升歌、笙入共为三成。《尚书》说：敲击鸣球，拊琴瑟来咏唱，大概咏唱时敲击磬，抚弄琴瑟。这是说升歌【三成】。下管鼗鼓，笙镛来相间，大概相间时奏笙于堂下而随之，是管、鼗、鼓、镛。这是说间歌【三成】。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这是说合乐【三成】。

元首明哉【至】隳哉

范祖禹说：君主以知人为明，臣子以任职为良。君主知人，那么贤者就能实行他们的所学；臣子任职，那么不肖者就不能苟且容身于朝廷。这是众事所以安定的原因。如果君主行使臣子的职权，那么就会琐碎繁杂；臣子不担当君主的事务，那么就会废弛。【孔疏说：君主没有大略，就不能任用贤才；功劳不被知晓，那么臣子都会懈怠】这是万事所以废弛的原因。在舜的时候，禹作为一相，总领百官，自稷、契以下分职听命。君主，如同天运行于上，而四时寒暑各司其序，那么不劳而万物生长。君主不可以不安逸，所治理的范围大，所掌管的关键；臣子不可以不辛劳，所治理的范围小，所职掌的详细。不明之君，务求察察而多疑，所以用一人之身代替百官之所为，那么即使圣智，也日力不足了。所以他的臣下事无大小，都归于君主，政事有得失，不担当其祸患，贤者不能实行他们的志向，而持禄之士得以保住他们的职位，这是天下所以不治的原因。司马光说：皋陶之歌，说君主明就能选择臣子，臣子良就能治理事务。王者的职责，在于量才任人，赏功罚罪而已。如果能够谨慎选择公卿牧伯而委托信任他们，那么其余的不待选择而精善了。谨慎选择公卿牧伯的贤愚善恶而进退诛赏他们，那么其余的不待进退诛赏而治理了。那么王者所选择的人不多，所察察的事不烦，这是治理事务的要领。

尚书埤传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埤传卷四

吴江县朱鹤龄撰

夏书

禹贡

孔疏：“当时水土已经治理好，史官就记录这篇。起初一定在《虞书》之内，大概夏史抽入《夏书》，或者孔子开始退其次序。”

禹敷土 奠高山大川

马端临说：“尧时禹别九州，舜摄位分十二州，禹后又复为九。《左传》称：‘有夏贡金九牧，铸九鼎以象九州’，这可以证明。商只说九围、九有，周、秦、两汉分割不同。自晋以后，州越来越多，所统辖的越来越狭小，而且建治的地方也不一致。姑且以扬州来说，汉以来或治历阳，或治寿春，或治曲阿，或治建业；而唐始治广陵。南北分裂，务求广大，侨置诸州：以防稽为东阳，京口为南徐，广陵为南兖，历阳为南豫，历城为南冀，襄阳为南雍。鲁郡在禹迹为徐州，而汉则豫州所领；陈留在禹迹为豫州，而晋则兖州所领。离析磔裂，循名失实，而《禹贡》的九州不复可考了。”

郑樵说：“郡县的设置，有时而更改；山川的形状，千古不易。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界。使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