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埤传卷八

译“性习”中的“性”是指本性，并非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就好比“诚者天道”与“诚之者人道”，两个“诚”字虽然含义不同，难道就能将它们分为六书体系中的两种字形吗？

译关于“桐宫居忧”：

《史记》正义引晋代太康年间的《地记》说：“尸乡南面有亳坂，东面有城，是太甲被流放的地方。”尸乡位于洛州偃师县西南五里。按：所谓在桐宫居丧守孝，是指在商汤的墓地进行谅阴（居丧）之礼，这明确表明他是在为商汤服丧。古代天子死后七月下葬，太甲居丧期间必定多有违礼之处，因此趁着下葬时在此营建宫室，让他哀思追慕、反省过错，这本来是让他在家守丧，只是略微改变了礼仪形式罢了，哪里真的有被废黜流放的事情呢？孔颖达疏说：“让他远离国都，前往墓侧居住，这与放逐之事相同，所以后人也称其为放逐。”这话是对的。

关于“惟三祀十有二月”：

孔安国注：商汤在元年十一月去世，至此共二十六个月，三年丧期结束。【《舜典》疏说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就结束，与此处记载不同】。疏说：关于祥祭的制度，前代儒者说法不一。按《士虞礼》说，满一年举行小祥祭，又满一年举行大祥祭，中间隔一个月举行禫祭。王肃说，在祥祭的月份内又举行禫祭，丧服越来越宽，变化越来越频繁。这里孔安国认为二十六个月丧期结束，是与王肃相同。郑玄认为“中月”是间隔一个月，说大祥祭后还要再隔一个月才举行禫祭，那么三年之祭总共是二十七月，与孔安国不同。现在采用郑玄的说法。

关于“王拜手稽首”：

魏了翁说：“臣对君行稽首礼，对地位相当或低于自己的人行顿首礼。拜手稽首，是头先触地，手后触地。”朱熹说：“疏中说‘稽’是稽留的意思，是指头触地时间较长。”

关于“欲败度纵败礼”：

真德秀说：“欲，是指嗜好；纵，是指放肆。奉养自身应当有法度，嗜好没有节制就会败坏法度；修养德行应当有礼仪，放肆不恭敬就会败坏礼仪。【这种解释胜过蔡沈的解释】”

关于“同道罔不兴同事罔不亡”：

真德秀说：“道是从整体而言，事只是其中一端。必定志同道合才能兴盛。宋襄公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自比于周文王。这是一件事相同而其他事不同，他能兴盛吗？如果只相同于某件事，‘三风十愆’中只要有其一，没有不灭亡的。大概兴盛很难而灭亡很容易，就是如此。”

关于“有言逆于汝心【至】必求诸非道”：

吕公著说：“君主虽然有好贤之心，但贤人还是难以进用，这是因为君子志在于道，小人志在于利。志在于道，就不会苟且迎合；志在于利，就会谋求苟且得利。忠言正论，多违背君主的心意；而谄媚的言辞和歪曲的学说，多迎合君主的心意。所以君子常常难以进用，而小人每每容易得宠，不可不仔细考察。”《尚书》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言论，一定要从道义上探求；有顺从你心意的言论，一定要从非道义上探求。”君主如果确实掌握这个道理来观察臣下的情况，那么贤与不贤就可以知道了。

关于“君罔以辨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

王安石议论政事，上溯下及古今，贯通经史，没有人能驳倒他。神宗信任并任用他，轻易改变祖宗的法度，这是巧言善辩容易迷惑人的例子。霍光拥立汉宣帝后，仍然掌握政权，最终祸端萌发，君臣情谊不能善终，这是宠幸和利益难以安守的例子。这两者，难道是中等才能以下的人所能做到的吗？志向锐利于图谋治理，功劳高到无法赏赐，这本是伊尹应当进献的告诫。如果只是像啬夫那样喋喋不休，或者像利口鄙夫那样患得患失、取悦于人，就不必对太甲说这些了。

关于“咸有一德”：

陈师凯说：“人臣应当先君后己，有善行就归功于君主。现在说‘伊尹自身与商汤’，则是臣在君前；说‘都具有一德’，则是臣与君并列，这是为什么呢？商汤对于伊尹，是向他学习然后才成为君主，那么一德是从伊尹传授给商汤的。据实告诉君主，有什么嫌疑呢？”

按：汉代孔氏认为商汤开始改正朔，郑康成认为自古就改正朔，叶少蕴支持郑康成的说法，林少颖说改正朔的事，古代未曾有过，大概始于商汤，而周武王沿袭它，这种说法是对的。

关于“终始惟一时乃日新”：

苏辙说：“‘一’是指不变。为什么能日日更新？回答说：内心有主宰叫做‘一’。内心有主宰，那么事物到来就能应对。事物到来能应对，就能日日更新了。内心没有主宰，那么事物就主宰内心。事物主宰内心，那么喜怒哀乐都是受外物支配。那么谁能让它更新呢？我曾经说过：‘圣人像天，时而肃杀时而滋生；君子像水，随物赋形。天不违背和气，水不失去平衡。因为专一所以能更新，因为更新所以能专一。专一所以不滞留，更新所以不厌倦。’”

关于“德无常师【至】协于克一”：

陈氏说：德行以善为师，借助于人不敢遗漏，这就是所谓的“惟精”；善行协调于专一，回归内心不敢深究，这就是所谓的“惟一”。伊尹乐于尧舜之道，其渊源很深。邵宝说：协调于专一，为什么不说心？专一就是心。《易经》咸卦九四爻辞说“贞”，而不说心，也是这个意思。心专一于理而没有私心，是心的正。如果像憧憧往来那样的私欲，怎么能协调于专一呢？协调了却仍然离散，仍然不专一。所以说专一必定要说“克”（克服）。

关于“七世之庙”：

《古今考》说七庙的制度，从商代就已经存在。庙都坐北朝南，太祖居中，左边是昭，右边是穆。庙主在太庙的室内，中间只有太祖向东，众昭向南，众穆向北。附祭昭位则迁走昭位，附祭穆位则迁走穆位，将迁走的主牌安放在太庙的夹室。朱熹说：“众庙的排列，左边是昭而右边是穆；合祭时的位置，北边是昭而南边是穆。”王樵说：“按礼制，祖庙从天子到官师，其制度不同。”

译官师指的是各职能部门的主管官员，祭祀只到父辈的祢庙，并祭祀祖先和父辈。士人设两座庙，祭祀祖先和父辈，都不包括高祖和曾祖。大夫设一昭一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三座【大夫也有始封的君主，比如鲁国的季氏是公子友，仲孙氏是公子庆父，叔孙氏是公子牙等】。诸侯设二昭二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五座。天子设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座。从上面往下，等级递减以两为差；从下面往上，直到七座庙，大概不能再增加了，而宗庙不在七庙的数目之中。太祖百世不迁，三昭三穆世系亲尽则迁。周朝到穆王时，文王亲尽应当祧迁；共王时，武王亲尽应当祧迁。因为他们有功，应当作为宗，称为文世室、武世室，也都百世不迁。汉朝没有七庙的制度，每位皇帝都立一座庙，不排列昭穆。景帝尊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宣帝又尊武帝为世宗，都世代不毁。光武帝在洛阳中兴，在南阳舂陵立高庙，立四亲庙。明帝遵循节俭自我抑制，遗诏将神主藏在光烈皇后的更衣别室。后来的皇帝相承，都将神主藏在世祖的庙里，从此同堂异室的制度，到现在没有人能改变。又查考，商朝拥有天下，以契为太祖；周朝拥有天下，以稷为太祖。因为稷和契都有功德在人间，汤和武王确实继承他们的基业，不得不把他们作为太祖。后世如汉高帝、唐太宗、宋太祖，都是无所凭借，适宜作为一代的太祖。他们所追尊的祖考，在他们本人来说是近亲，以后世子孙来看，则亲疏已远，他们的庙应当依次祧迁，而功德又比不上商周的稷契。唐宋既以亲自开创基业的人为太祖，又以太祖所追尊的第一室为始祖。既是太祖，又有始祖，这是庙中有两个祖。两个祖都不可祧迁，太祖常常被始祖压制，合食的时候不能端正太祖的位置。历代议论者常常对此感到疑惑。朱熹主张王安石的说法，认为始祖不可祧迁主要有五点：始祖诞生圣人，不能说没有功德，这是第一；推想太祖的心意，也想尊崇他的亲人，这是第二；始祖的庙不毁，那么始祖的次位应当祧迁的可以藏神主于始祖的夹室；如果祧迁始祖，那么应当藏神主于太祖的夹室。以祖考的身份将神主藏在子孙的夹室，在道义上不顺，这是第三；如果为始祖另立庙，就有原庙的嫌疑，这是第四；太祖功德配天，所伸张的祭祀很多，只有庙享对始祖有所屈从；所屈从的祭祀很少，这是第五。他的道理很精妙。虽然如此，始祖既然不能比作稷契，称为太祖而因为子孙的缘故，强行占据太祖的位置，道义终究不安。必须等待有议礼的圣人，然后才能确定；不然，暂时遵循朱熹的说法也可以。

译盘庚

邹季友说：按照《左传》引用此篇说是盘庚的诰辞，那么这三篇都是诰辞。朱熹说“殷盘、周诰”无法解释。如今蔡沈在《盘庚》《诰》等篇中，对存疑之处很少，恐怕不符合朱熹的本意，读者对于他强行疏通的地方略去不看就可以了。王柏说：契最初被封在商，经过八次迁徙后定都于亳，汤凭借方圆七十里的土地取得天下，这是兴王的基础，后世子孙不可以轻易离开。当时沿河的郡县，靠近古代的冀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物资充足，是人们共同趋向的地方。亳位于中原腹地，离黄河稍远，汤刚开始强大但尚未兴盛，子孙没有长远的考虑，往往轻易迁徙。叫嚣、叫相、叫耿、叫邢，都是以黄河为边界。普通人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危害，虽然多次遭受水灾，有时城郭毁坏也不后悔，正是因为厚重的利益夺取了他们躲避祸患的心。盘庚是贤明的君主，不忍心百姓互相牵连陷入灾难，治理亳殷而回到先王开创基业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百姓躲避祸患。所以他的诰辞告诫恳切勤勉，而没有恼怒百姓的意思。又因为那些害怕远迁的小民，都是世家大族，沉溺于财货，动不动就用流言煽惑人心，所以告诫他的臣子特别详细。从此高宗、祖甲相继统治百年，殷国安定。后来武乙又迁都到河北，国内衰败，到纣王时灭亡。由此可知盘庚能够深谋远虑，比祖乙等君主贤明。

五迁

程伯圭说：“亳殷在河南偃师县西南二十里尸乡的西边，因为溵水而得名【《尚书序》说盘庚五次迁徙，将治理亳殷。孔安国说：‘殷是亳的别名’。孔颖达《正义》说：‘现在河南偃师就是’。程伯圭认为殷得名是因为溵水。查溵水在今开封府郾城县，与亳无关】五次迁徙是指西亳、南亳、嚣、相、耿。仲丁从商丘迁到嚣，即今郑州荥泽县西南的荥阳故城，是殷时的嚣地。河亶甲住在相，即今相州内黄县东南有故殷城就是。祖乙在耿遭遇水灾【从祖乙到盘庚共七代都住在耿】即今河中府龙门县有故耿城就是。从盘庚治理殷国八位君王到武乙，又迁都到河北。我按：蔡沈引用《史记》说祖乙迁到邢，即今顺德府城，相州是祖乙的都城，但这未必属实。平阳府吉州南边的耿城是祖乙迁徙的地方，临近大河，隋朝设置耿州，名字取自这里。又查《史记》索隐说：‘祖乙迁到邢，邢音同耿，近代版本也写作耿。现在河东皮氏县有耿乡。’根据这个，那么邢是耿的讹误，只是读音相近罢了。关于五次迁徙的说法，沙随程氏与孔颖达不同。疏引马融说：‘五邦指商丘、亳、嚣、相、耿。’这个说法是对的。”

尔祖其从与享之

孔颖达说：大享是指冬祭和秋祭。疏说：“《周礼》司勋，凡有功的人铭刻在君王的大旗上，在大冬祭时祭祀，司勋宣告。这是功臣得以参与冬祭秋祭。不说春祭夏祭，是因为春夏万物尚未成熟，可以进献的祭品少。冬祭秋祭尚且能惠及功臣，那么大祭可知了。近代以来，只有大祭，功臣配享，时祭不及。”

王庭

吕祖谦说：“已经离开旧都，还未到达新邑，那么王庭大概是道路上的行宫，如《周礼》掌次设置的车宫、帷宫那样。”

尔何生在上

黄震说：“你们为什么生在上古？”注：“以上指在上位的人，大概是对百姓责备臣子的话。”各家都跟随这个说法。蔡沈解释：“以上指天。”我恐怕“生在天”三个字在文意上不妥当。

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黄度说：“盘庚担心百姓不听从命令，所以假借鬼神来恐吓他们，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古人必定敬畏上天，必定敬重神明，必定反省祸福。因此国家的诰命，必定从宗庙发出，而誓诰必定以鬼神临之。心中知道敬重警戒，那么神灵祖先，凛然常常在上。盘庚所说的，不是假设，道理本来如此。”

适于山

【附考】蔡沈说成皋，汉志河南郡有成皋县，注说就是虎牢。轘辕是山名，在河南缑氏县东南，薛综说山阪有十四处曲折，将去又回，所以叫轘辕。降谷不详，应当也在河南。我按：这三个亳与《立政》篇不同，也是孔疏所引郑注，但在史书中没有考证。蔡氏因为那些地方都险峻，所以引用来解释“适于山”的话。

母总于货寳

黄度说：“总于货寳说垄断财货。关于贝玉财货的告诫，至此三次迁都，异议实际上从这里开始。黄河沿岸，财货丰富，百姓不致力于常规产业，机巧趋利，有势力的人常常擅权。晋人谋划离开故绛，众大夫说：‘一定要住在郇瑕氏的地方，肥沃富饶且靠近盐池。’韩献子说：‘不行，山泽林盐，是国家的宝物。国家富饶则百姓骄纵安逸，靠近宝物公室就会贫困。靠近宝物的地方，必定有窃取权柄的人，而利益归于下层。晋国大夫所以乐于前往，商朝众臣所以重视离开，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尧舜禹都定都在冀，只有汤住在河南，不仅因为祖宗王业的基础，豫州的境地最平坦广阔，井田法得以施行。盘庚迁到宽阔平坦的地方，将均分土地，设置常规产业以兴办教化。如果士大夫趋利的习俗还在，那么百姓没有榜样，败坏法纪必定从这里开始，所以反复深切告诫。《说命》。”

章如愚

译说：“孟子列举书籍如同药物，如果不闭目沉思，他的疾病就不会痊愈。”赵岐注释说：“这是散佚的篇章，大概这一篇原本属于古文，产生于汉代之后，所以赵岐没有见到罢了。”

译亮阴

【附考】蔡氏说：搭建倚庐，修剪屏风，立柱安楣。《仪礼疏》说：“倚庐是孝子居住的地方，位于门外东侧，靠着木头搭建而成。”修剪屏风，是指士人丧礼三次虞祭之后，将原本朝西开的门改为朝西，剪去门旁两侧屏风上多余的草。立柱安楣，是指前面的横梁叫做楣，在楣的两端竖立柱子，安装横梁后便夹住了门旁的屏风。朱熹说：“‘柱’字似乎是从‘手’部，而不是从‘木’部。大概起初门朝北开，用草做屏风，不修剪多余的草；到这时改为朝西开，才修剪多余的草。起初没有柱子和楣，屋檐直接搭在地上；到这时才安装楣和短柱，用来支撑楣，架起屋檐，使其稍高，下面就可以开门了。”

梦帝赉予良弼

唐顺之说：“高宗得到傅说，是因为做梦；叔孙得竖牛，也是因为做梦。叔孙对竖牛，是因为邪恶的防备而感应到的；高宗对傅说，是因为善意的契机而感应到的。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自己所感应的对象。”

説筑傅岩之野

孔颖达疏解《殷本纪》说：武丁得到傅说，提拔他做宰相，于是让他以傅险为姓，号称傅说。郑玄说：在傅岩得到他，高宗因此用“傅”命傅说作为姓氏。查《尚书序》只说梦见得到傅说，没有提到“傅”字。或许像马融、郑玄所说，蔡传认为是筑居。我查考：孔氏说：傅氏的岩，在虞、虢的边界，有涧水冲坏道路，经常让刑徒在那里修筑防护。傅说贤能而隐居，代替刑徒修筑以换取食物。孟子也说：傅说从版筑之间被举用。而蔡氏唯独不采纳，为什么呢？把“筑”解释为卜筑，恐怕不妥。虢地有两个，这里与虞相近，那就是西虢。在汉代河东大阳县【今平阳府平陆县，王应麟说：吴才老《书解》把筑解释为居住，蔡九峰沿用了它，还是应当遵从古代注释】

后从谏则圣

接受言论是为人君主的盛大节操，后世的汉武帝、唐太宗之类，也曾早上上书，晚上就批准，甚至不惜爵位赏赐来招揽他们，然而未能坚持到底、努力实行的，是喜好名声而没有实际的过错。苏洵有话说：“臣子能进谏，不能使君主一定采纳，不是真正能进谏的臣子；君主能纳谏，不能使臣子一定进谏，不是真正纳谏的君主。想要臣子一定进谏，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舍弃自己的成见去听从他们罢了。”

明王奉若天道

孔颖达疏解：“天有日月照耀昼夜，就像王官的伯率领诸侯一样。北斗环绕北极，就像卿士保卫天子一样。五星在列宿中运行，就像州牧省察诸侯一样。二十八宿分布在四方，就像诸侯为天子守卫土地一样。”

惟天聪明

张载说：“天不说话而令人信服，神不发怒而令人敬畏。真诚所以信服，无私所以敬畏。天的不可测度，叫做神；神的有常道，叫做天。有常道而不可测度，所以称为聪明。”

惟口起羞

查《礼记》说：“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都在于他们所玩忽的事物。”然而水远就不会触犯，民众敬畏就不会失误。只有口容易说出，难以后悔，它的溺害尤其比水和民更严重。所以说：“言辞少的人说话一定显著，言辞多的人杂乱难以挽回。”

官爵

查《蔡传》引用论定后官，是说评定其才能品行，能够胜任这个职位，才让他担任。任职后再授爵位，是说其人称职，才正式授予爵位。比如知县是官，文林郎是爵。王纲振说：“衣裳赏赐有德之人，官爵只给贤能之人，都能用人世间的道理来解释。”却分别解释为教诲，大概衣裳、干戈是建树、贬削的事情，用公、侯、伯、子、男来说；官爵、贤能是考核政绩、升降官员的事情，用公、卿、大夫、士来说。

动惟厥时

王氏说：“事情本来有善的但不合时宜的，善就像葛裘的优良，时就像寒暑的节候。”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

张栻说：“高宗恭敬沉默思考道，梦见赐予良辅，不是知道得明哲的人不能做到。君奭说：‘在武丁时，就有甘盘，而没有提到傅说。’大概启发高宗之知的，是甘盘。傅说所以告诉他：‘知道并不艰难，在于自身切实履行罢了。’如果高宗还不能知道，而告诉他‘知道不艰难’，傅说不就失言了吗？”

甘盘 自河徂亳

查《君奭》篇历数殷朝的贤相说：“在武丁时就有甘盘，那么甘盘曾经做过高宗的宰相了。”孔氏《君奭疏》说：“高宗即位，甘盘辅佐他，后来得到傅说。”这是说傅说之前有甘盘。唐代孔氏认为高宗除丧后甘盘已经死了，或许是这样。

黄震说：“自河徂亳，蔡传很明白，也是本于古注。苏氏《书解》虽然把遁野当作甘盘，而小苏氏作古史，也把遁野当作高宗。我查考：《楚语》说：‘从前武丁能够耸动他的德行，达到神明的境界，进入黄河，从黄河到亳，于是三年沉默思考道。’苏传当作甘盘说，难道忘记了这个记载吗？”

人求多闻【至】乃有获

真德秀说：学习只有道理明白，那么举而措之，行事就是求多闻建事的意思。古代学习与做事是一体的，所以精研义理是为了致用，利用是为了崇德，本末不是两回事。后世学习与做事分为两样，所以求道的人把政事当作粗浅的痕迹，任事的人把讲学当作空话，不知道圣人未曾

译有违背事理的虚妄之事，也有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之理。老子和庄子谈论“理”却不及于具体的“事”，这是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之理；管仲和商鞅谈论治国却不及于根本的“理”，这是违背根本事理的虚妄之事。细细体味《说》中的言论，那么古代帝王端正的学问就明白了。范纯仁说：君主不学习，就会见闻狭隘而智慧不明；见闻狭隘，就不能采纳深远宏大的言论；智慧不明，奸邪谄媚的言论就能得以欺骗他。黄度说：做事不效法古人而凭空创立新意，那么源流就无法衔接，增减损益就没有章法，必定没有可以继承的功业。宋高宗恭敬沉默地思考大道，专门在内在的学问中寻求，聚集问难辨析，担心有所缺失，所以通过《说》来求得广博的见闻，获得古代的训诫，将其作为论学的开端，这也是教导他弥补不足之处。

译只有学习，才能掌握一半的道理。

《秦誓》说：“上天降生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夏商周三代以前，师道的职责由君主承担，教导百姓正是君王的事情。”

以先王的成法为鉴戒。

《大全》中陈氏说：“这是学习的准则，非常正确。古人治理国家，就是学习；后世才开始将二者分开。”

广泛招揽俊才贤士。

朱熹说：“古代的大臣以自身承担天下重任，必定需要众多贤人的辅助；而在太平无事之时广泛求取，自重的人没有嫌疑而敢于进身，那么就没有幽隐之人不被举荐；想要进身的人没有阻碍而不来，那么就没有巧伪之人扰乱真实。”

先正。

邹季友说：“蔡氏这一章，遵循孔氏将‘正’训为‘长’。《君牙》、《文侯之命》篇又将‘先正’训为祖父。查《诗经》说：‘汉’，《礼记·缁衣》也都训为‘长’，应当统一解释。”

高宗肜日。

邹季友说：“查《说命》篇开头称‘王’，此篇开头称‘高宗’，史官不应预先书写庙号。《史记》说祖己在高宗时进谏，在祖庚时作书，大概也是因为篇首‘高宗’二字而勉强为之解释罢了。篇中完全没有以前代君王告诫后代君王的意思，而且称‘祖己曰’的，是史官的叙述之词，并非祖己自己写的书。这一定是祖庚在高宗庙进行肜祭，而祖己进谏，所以有祭祀过于丰昵的告诫，言辞浅显直率，也是告诫少主的话。在高宗庙进行肜祭而说‘高宗肜日’，是说在高宗庙进行肜祭的那一天。如同仲康任命羲和而说‘羲和命’，掌管六师；高宗任命傅说而说‘惟说命’，总领百官。书中这样的例子很多，这是史官立言的方法。小序没有察觉，于是认为这是高宗祭祀成汤之后。后来的解释者又拘泥于小序，虽然马氏将‘昵’解释为祢庙，蔡氏也说不是汤庙，但都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所以详细论述【这个说法极有道理】。”

于是有野鸡鸣叫。

《书疏》说：“野鸡登上鼎耳而鸣叫，所以孔传认为是耳朵不聪明的异象。刘歆认为鼎有三足，象征三公。野鸟居于鼎耳，是小人将占据公位，败坏宗庙的祭祀。”吕祖谦说：“失道的君主与上天隔绝，灾异的感应常常迟缓；圣贤的君主诚心感通天心，灾异的感应常常迅速。高宗恭敬沉默，梦中得到神明的馈赠，向来与上天相通，聪明效法上天，修养德行又与上天相合，所以祭祀一旦过于丰厚，飞雉随即应验。过于丰厚，也是过错。由此看出上天警戒君主没有私心，也看出上天爱护君主非常深厚。”

上天已经显明其赏罚之命以端正其德行。

黄震说：“上天已经显明其赏罚之命以端正百姓的德行，而百姓还认为上天无可奈何，这是百姓的愚昧。君王侍奉上天的事情，端正德行罢了，丰厚的祭祀有什么益处？”这是《肜日》一篇的大旨，古注是正确的。蔡氏说“孚命”是上天以妖孽谴告的话；“民”是不敢直言，高宗恐怕追求过度。

典祀不要对近亲过于丰厚。

黄度说：“傅说说：‘黩祖已曰昵一也。’秦汉以来，君主不求神仙，就兴起秘密祭祀，大概是因为畏惧死亡罢了。看祖己‘非天夭民’一语，高宗亲近祭祀，怀疑是为了祈求年成。秦汉的宝鸡、神光，都是这类。那么野鸡鸣叫就不奇怪了。高宗固然能知晓鬼神的情状，而难免以夭寿二心，这就有害于道。这是祖己之所以作训的原因。”西伯戡黎。

金履祥说：商朝自从祖乙以来，再次建都河北，在今卫州的朝歌。而黎，在今潞州的黎城。从潞州到卫州，计算只有三百多里罢了。那么黎，是商朝畿内的诸侯国。西伯戡黎，大概是武王。自从司马迁将文王伐耆视为戡黎，于是所有的注解都认为是文王，这是错误的。孔子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为至德”，而传记称文王率领殷朝的叛国来侍奉纣王，那么戡黎的战役，文王难道会轻易在天子畿内兴兵吗？然而文王固然曾经伐邗、伐崇、伐密须，而为什么唯独难以戡黎呢？大概诸侯赐弓矢然后征伐，赐斧钺然后杀戮。文王献出洛西之地，纣王赐弓矢斧钺，得以专断征伐，那么西面诸侯中失道的，文王得以专断讨伐。像崇、像密须，都是率领西面诸侯。自关河以东的诸侯，不是文王所能讨伐的，何况畿内的诸侯呢？“三分天下有其二”，只是江汉以南受风化所感，都归附罢了。文王固然未曾在南国兴兵，而哪里有在畿内兴师的道理呢？纣王杀九侯，醢鄂侯，文王听说后，私下叹息，于是被逮捕囚禁。何况兵加畿内，祖伊的告急如此紧急。以纣王的强悍，而在此反而拖延十多年，安然不知忌讳吗？所以胡五峰、吕成公、陈少南、薛季龙等儒者，都认为是武王，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从前纣王曾在黎地狩猎，那么黎，是党同纣王助恶的国家。武王在商朝观政，那么戡黎的战役，或许是用来警戒纣王罢了。而最终没有悔改，所以有孟津的军队。看祖伊的话说：“天已经终结我殷朝的命，殷朝即将灭亡”，那么此时殷朝已经濒临危亡，没有几天了。所以胡氏于是认为戡黎的军队在伐纣之时，不是文王，也很明白了。然而文王，是西伯。武王而称为西伯为什么呢？戡黎列于商书，以商朝看待周朝，大概是西伯罢了。

译殷代的制度，将天下分为左、右两部分，称为“二伯”。子夏认为，在殷王帝乙时期，周文王的父亲王季已经被任命为伯，并接受了圭、瓒、秬鬯等礼器的赏赐【见《孔丛子》】，那么周人担任西伯一职由来已久，并非从文王才开始。文王只是沿袭了这一职位，接受了拥有独立征伐权的命令罢了。武王在讨伐商朝之前，继承爵位仍如旧制，所以《逸周书》记载武王伐纣之事说：“西伯的军队到达洧水，纣王派胶鬲去侦察周军，并问道：‘西伯为何而来？’”既然这样，武王曾经担任西伯，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史书占毕》说：考证《汲冢竹书》，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去世。四十二年，西伯发从吕望那里接受丹书。四十四年，西伯发讨伐黎国。从武王即位，到攻克殷商，始终除了“西伯”这个称呼外，没有其他称号。这才确信讨伐黎国的行动，明确是出自武王之手】。我认为：祖伊所陈述的情况，言辞危急紧迫，这显然是针对武王而言的。但是胡五峰、吴才老、吴幼清都认为讨伐黎国是武王伐纣渡河时的事，这是不对的。黎国在黄河以北，武王在孟津集结军队，正要渡河，其时间都可以考证。渡河之后，直接抵达纣王都城，不应该再分兵在王畿之内进行讨伐黎国的战役。金氏的说法是正确的。

译周文王已经攻克黎国，祖伊感到恐惧。

王应麟说：“商朝都城在朝歌，黎国位于上党壶关，那是河朔地区的险要之地。朝歌的西面边境，紧邻王畿。黎国灭亡，商朝就会震动。所以武王渡过孟津时，没有人能够抵御。周朝用殷朝的废墟封给卫国，狄人逼迫驱逐黎侯，卫国作为方伯连率，不能救援而逐渐衰微。于是作了《旄丘》这首诗，唇亡齿寒，卫国最终被狄人所灭。卫国的灭亡，就像商朝的灭亡一样。秦国防备上党，韩国和赵国就危险；唐朝平定泽州和潞州，三个藩镇就臣服。地理形势怎么可以忽视呢！”

指出你的罪过。

王十朋说：“‘指乃功’的‘功’与‘惟府辜功’的‘功’相同，‘辜功’就是说罪状，即罪人。”

孔颖达说：“微，是畿内国的名称。”邹季友说：“微是国名，在东郡聊城，现在博州聊城县有微子故城。”孔颖达疏解：“微子名启，避汉景帝讳，写作‘开启’。他与弟弟仲衍都是纣王的同母庶兄。”我按：《吕氏春秋》说，纣王的母亲生了微子启和仲衍，那时她还是妾，后来改立为妻，之后生了纣王，这就是所谓的同母庶兄。《史记·本纪》说，启的母亲地位低贱，不能继承王位，小儿子辛的母亲是正后，立为继承人，就是纣王。蔡沈说：“微子是纣王的庶兄。”大概采用了《史记》的说法。《吕氏春秋》的说法难以通顺，前人已经辨明。

父师、少师。

孔颖达疏解：“《尚书》中没有箕子的名字，只有司马彪注《庄子》说箕子名胥余，不知道出自什么书。《宋世家》说箕子是纣王的亲戚，不知道是父亲还是兄长。郑玄、王肃都认为箕子是纣王的叔父，服虔、杜预都认为箕子是纣王的庶兄。既然没有确切的正文，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说罢了【根据经文说‘父师’，郑玄、王肃的说法是对的】。比干不说封爵，不详。《家语》说比干是纣王的亲人，知道是叔父。”

我沉溺于酗酒。

孔颖达疏解：“人因为酒而混乱，就像沉入水中，所以说‘沈酗’。”《说文解字》：“酗，是醟【音永】，意思是饮酒醉后发怒。”沈酗，是纣王自己做的，微子归咎于他。“我”字，大概是以君主为整体，视同自己的过错，就像《五子之歌》所说：“万姓仇予。”

于是没有经常获得。

陈师凯说：“有罪的人没有经常受到惩罚，纣王成为逃亡者的庇护主。就像楚国的无宇的门禁，逃入王宫，执法的人不能抓到他。”

我将发狂，我家年老昏乱，逃往荒野。该怎么办呢？

孔颖达说：“我想到殷朝灭亡，发疾生狂，在家年老昏乱，想要逃往荒野。”陈启源说：“蔡沈的解释虽然可以通顺，但古注更为恰当。上面已经详细说了纣王的混乱，这里问自己应当如何处置，所以是另起话题的话，不能再讲纣王了。‘逊荒’是指自己，明显有离去的意思，所以箕子用‘王子出迪’来回答他。”郑伯熊说：“‘其’是语助词，齐鲁之间读音像‘姬’。《礼记》中‘何其’的意义与此相同。”

牺牲和纯色牲畜的使用。

邹季友说：“孔颖达把‘用’字归入上句，说‘器实曰用’，疏解说‘牺牲是俎的实物，黍稷是簠簋的实物’，大概与《秦誓》中‘牺牲粢盛既于凶盗’的意思相同。蔡沈把‘用’字归入下句，则语句特别不安稳，不如孔颖达的解释好。”

金履祥说：“读《西伯戡黎》、《微子》这两篇书，就知道商朝之所以灭亡、周朝之所以兴起了。祖伊的话，在于警告纣王，而最初没有归咎于周；微子、箕子、祖伊，在于感叹纣王必然灭亡，而没有忌讳周朝必然兴起。大概微子、箕子各位公卿与武王、周公都是大圣贤，对于纣王必然灭亡、商朝不可不讨伐，知道得非常清楚。这些人难道会舍弃道理而谈论事情吗？然而看微子自己的处境，以及箕子对待微子的方式，不过是实行隐遁罢了。孔氏于是有‘知道纣王必然灭亡而投奔周朝’的说法，为什么微子背叛抛弃君亲而求取后嗣这么快呢？这一定不是这样。”“《左传》又有‘武王攻克商朝，微子面缚衔璧，穿着丧服拉着棺材’的说法，更是《左传》的错误。武王讨伐纣王，不是讨伐微子。如果微子没有隐遁，那么面缚衔璧、穿着丧服拉着棺材，也不是他的事。而且按照孔氏的说法，微子早就投奔周朝了；按照《左传》的说法，微子面缚请降了。武王难道不知道微子的贤德吗？以宾客之礼对待王家，备三恪之礼，为什么不直接这样对待微子，反而首先这样对待武庚呢？”“我认为面缚衔璧的，一定是武庚。说是微子的，是后世失传了。武王为生民请命，如果活着抓到纣王，放逐废黜他就罢了，一定不会杀他。进入商朝后，纣王已经自焚了。武庚是纣王的嫡长子，父亲死了儿子继位，于是面缚衔璧、穿着丧服拉着棺材，到军门听罪。武王哀悼纣王自焚，怜悯武庚自罪，所以解了他的绑，烧了他的棺材，让他奉祀殷朝的宗庙，表示不切断纣王的后代。”“至于微子，则隐遁于荒野，这时武王释放箕子的囚禁，封比干的墓，恩礼普遍施行，唯独没有轮到微子，因为微子隐遁野外没有抓到他。等到武庚再次叛乱，终于被杀，才开始寻找微子来代替殷朝的后代，微子在这个时候道义上才不可推辞。投奔周朝的说法，难道不是急躁荒谬吗？”“至于比干、箕子都以死谏，比干遭遇纣王的愤怒而被杀，箕子偶然没有被杀，被囚禁为奴。为奴像汉代的法律，剃发戴铁圈做城旦舂，论罪为鬼薪就是这样。而解说的人说箕子不死，是因为道还没有尽。道在可以死的时候，却说我将活着来尽道，那么后来的扬

译扬雄撰写《美新》、仿作《易》，足以自比于箕子之列了。况且箕子怎会知道日后必定会被征访，却反而不死以等待呢？」邹季友说：「查《论语》说『微子离去』，意思是不在王朝做官而逃遁离开罢了，起初并没有说他回归周朝。」周也左说：「《左传》说微子口衔玉璧、车载棺材，司马迁说微子左手牵着羊、右手拿着茅草，这些必定不是事实。微子作为商王的同父兄长，如果自行归顺武王，那就是忘记君主、侮辱自身，并且先使宗国灭亡了，微子必定不会这样做。武王因为箕子归顺，将他封在朝鲜。如果微子归顺周朝，武王必定会封他，哪里会等到成王时期？蔡氏应当驳斥《左传》、《史记》的虚妄，不必去辨析微子是否在灭殷之后归顺周朝【《困学纪闻》：《宋世家》记载：『武王灭殷，微子肉袒面缚，左手牵羊，右手拿着茅草。』按：面缚是指双手绑在背后，所以口里衔着玉璧，又怎么能左手牵羊、右手拿茅草呢？《丹铅录》说：『肉袒面缚』出自《左传》，那是楚国人用来欺骗楚庄王，接受郑伯投降时的做法，借名武王而诬蔑微子。史书记载：『微子抱着祭器进入周朝』，既然已经进入周朝，又怎么会在周军到达之后才面缚呢？究其根本，抱着祭器进入周朝，必定不是事实。《论语》所说的『离去』，是指离开纣王的都城。刘敞说：『古代同姓即使国家危亡也不离开故国，微子是纣王的庶兄，有什么归顺周朝的道理？』《史记考异》说：『《周本纪》说：纣王杀了王子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少师疆抱着乐器逃奔周朝。《微子世家》说：武王灭殷，微子于是拿着祭器来到军门。《殷本纪》说：微子多次劝谏不听，于是与太师、少师谋划，于是离去。又说：杀了比干，观看他的心，又囚禁箕子。殷朝的太师、少师于是拿着祭器乐器逃奔周朝。根据《殷本纪》来看，与太师、少师谋划的人，引用《尚书》的文字，指的是比干、箕子。微子离去，比干死去，箕子被囚禁。所谓太师、少师拿着祭器乐器逃奔周朝，是指乐师。《周本纪》所说的太师疵、少师疆逃奔周朝，是乐师的名字。因为太师、少师的称号相同，记事的人于是有了这个错误】王樵说：推究微子出走的意思，是不愿做臣仆，与箕子同心，在武王在世期间，微子没有爵位，大概武王也是成全他的志向而不轻易使他屈服。《乐记》说：『武王下车，把殷朝的后人安置在宋，殷朝的后人是武庚。』说『在宋』是错误的，由此知道箕子也没有被封在朝鲜的事。箕子已经说过『不愿做臣仆』，受封朝鲜就是臣子了。看《洪范》称『访问时中间说汝曰』，都是尊以师礼，是不为臣的明显证据。箕子既然不屈服，武王也成全他的高洁行为，或许他常居住在朝鲜而不是受封。朝鲜越过大海，在荒服之外，恐怕不是周朝的疆土。箕子居住在那里，东夷人被他教化，只认为是受封则不可。朝鲜既然不是周朝的领土，箕子又不可为臣，武王为什么要取虚名而封他呢？即使封他，他也不会接受。我按《史记》武王灭纣，封箕子在朝鲜，司马迁多有错误，不足相信。《汉书·地理志》说：『殷道衰微，箕子离去到朝鲜，没有说封国，比较接近事实。』然而箕子到朝鲜，必定在武王灭商之后，像泰伯逃到荆蛮一样，朝鲜的百姓奉他为君罢了。说殷朝衰微时他去朝鲜，也不对【《书大传》说：『武王战胜殷朝，继承公子禄父，释放箕子的囚禁。箕子不忍心周朝释放他，于是逃到朝鲜。武王于是封他。』又说：『微子朝见周朝，经过殷朝故墟，于是作麦秀之歌说：『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记·世家》作『箕子朝见周朝，经过殷墟，感伤宫室的毁坏，作麦秀之歌』，歌相同，只是末句稍有不同。我认为箕子居住在朝鲜，未必从海外来朝见，作微子得到它】

译尚书埤传卷八

<经部,书类,尚书埤传>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埤传卷九

吴江朱鹤龄撰

周书

泰誓

林之奇说：孟子引用《泰誓》与《康诰》，其字句大多不同，大概是因为《康诰》是伏生所传，《泰誓》是孔壁中后来发现的，孔氏为了确定古文，其中有不明白的地方，必定凭主观意见进行增删。王应麟说：《周本纪》记载武王在毕地向上祭祀【马融说：毕，是文王墓地的名称；《索隐》认为是毕星，这是错误的】，在孟津检阅军队。伯夷又说：父亲死了不埋葬，就动起干戈。程颐说：《史记》所载伯夷的谏辞都是错误的。武王伐纣，即位已经十一年了【依据《书序》】，怎么会有父亲死了不埋葬的话【伯夷的事，王直详细辨明其错误，实在如胡氏《笔丛》所说：庄子称伯夷、叔齐看见武王伐殷，说：天下大乱，周朝德行衰微，不如避开，向北走到首阳山，于是饿死。这是太史公说法的来源。我按：《左传》臧僖伯说：武王攻克商朝，把九鼎迁到洛邑，义士尚且有人非议，义士不是伯夷又是谁？只是父亲死了不埋葬，必定没有这种事罢了】。吕祖谦说：天下不可以一天没有君主。一天没有君主，固然是武王的忧虑，也是伯夷的忧虑。武王忧虑今天没有君主，伯夷忧虑后世没有君主。忧虑不同而君主是一样的。我读《泰誓》这本书，没有不悲叹武王有轻视君主之心。然而武王的轻视君主，是为了天下有君主。武王承受轻视君主的非议，而天下获得有君主的幸运。现在看他的话：“上天看从我民看，上天听从我民听。百姓有过错，在于我一人。”天下与武王有什么关系，而武王这样做？是因为他力量强大，实在不忍心坐视天下受苦，而自己置身事外以求无过。所以放牛归马是为了天下，散财发粟是为了天下。武王有什么呢？大概到这里才能看见武王的心。

惟十有三年春

十三年，《书序》作十一年，《史本纪》也称十一年伐纣。《书》说：文王受命九年去世，武王三年服丧完毕，在孟津检阅军队【连同文王九年为十一年】，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再与诸侯约定伐纣。欧阳公《泰誓》论定为即位的十一年，大概是说又过了两年才去访问箕子。我认为《泰誓》《洪范》经文都称十三年，而《武成》释放箕子的囚禁，正是伐纣时的事，访问道义就在那一年。朱子说：《洪范》称“惟十有三祀”，必定是年初攻克商朝，就释放箕子囚禁而问他。如果十一年释放箕子，十三年才问，不应如此迟缓。《书序》一字定误。蔡氏解释“春”为建寅之月，又极力辩驳商周时月都不改。我考察《春秋》经传的文字【共十余条，语多不录】，知道他的说法不对。蔡氏说冬天不能为春，十一月不能为正月。黄钟是初九律之首，是阳的变化；林钟是初六吕之首，是阴的变化。子是卦为复，一阳生于其中，到午而阳极；午是卦为姤，一阴生于其中，到子而阴极。子是星纪之次，五星起于其初，日月起于其中，律历都以子为首，那么为什么不可以作为首月令呢？三正交替建立，时节没有失序。夏正用木之显著者，殷周二正用木之微者，都是阳位。只是孟陬之月尤其切近民事，所以孔子说：“行夏之时”，难道是说子丑必不可为正吗？秦人改建亥月，大概是自认为以水德代周，且五行木生于亥，所以用它。虽然事情不效法古代，但改时与月必定遵循三代的旧制。《本纪》元年冬十月，颜师古说是太初正历以后，史臣追记。蔡氏却引用它作为不改时月的证据，这也太疏漏了【唐顺之日考：秦改正朔在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周朝灭亡已经三十六年了。周朝在时正朔已经不行于天下，何况已经灭亡呢？秦纪所说的冬十月，恐怕是周亡之后，因为民间私称夏正而书之，这与周改月的说法自不相碍，不足以为据】。蔡氏又根据《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与《泰誓》“惟十有三年春”，认为都不改时月，而驳斥汉孔氏的错误。我认为根据这两点，时月的改变尤其明显。商人建丑，十有二月，是夏正的十一月。下面说：“伊尹祭祀先王，奉嗣王恭敬地见到他的祖先先王，从契到汤以下，他的祖先是汤。”商人宗庙的礼仪，不可详细考证。《祭法》说：“殷人禘喾而郊汤，祖契而宗汤。”怎么知道不是在那个月至日，伊尹代理举行郊祀配天之礼，因而陈训太甲呢？班固以《三统历》推算：汤伐桀之年，在大火房五度。所以《左传》说：“大火是阏伯的墟，实在配商人。”后十三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训》不说朔，则乙丑不是朔日，这恐怕有误】，那天，伊尹在方明祭祀先王【方明见《仪礼》】以配上帝，这是证据。十有三年之春，即《春秋》“春王正月”之春，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