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埤卷十三

译祖甲

按照殷朝世系，以“甲”为名号的君王有六位。《史记·殷本纪》记载沃甲、阳甲时都说国家动乱，诸侯不再朝见，又说帝甲荒淫无度，殷朝的国运再次衰败。《国语》也说帝甲使国家混乱，历经七代而灭亡。从祖甲算起到纣王，恰好是七代，大概是把沃甲、阳甲的事迹误记在祖甲身上了。应当依据《尚书》来纠正《史记·殷本纪》和《国语》的错误，蔡氏对此辨析得极为清楚【杨慎说：孟子提到贤圣的君主有六七位，赵岐注释认为是太甲、太戊、盘庚等人。查考《无逸》篇称颂殷朝的贤君，将祖甲与中宗、高宗并列提及，却没有提到太甲，那么祖甲比太甲更贤明就显而易见了。赵岐为何没有提到祖甲呢？我考证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没有见过古文《尚书》，于是采用《国语》中“帝甲乱”的一句话，演绎成祖甲荒淫无度。孔安国又误把祖甲当作太甲，赵岐大概是受了《史记》错误的影响】

译只追求享乐。

苏辙说：人们没有不喜欢安逸享乐的，而其中最喜爱的，是长寿。用他们最喜爱的（长寿）来约束他们所喜爱的（安逸享乐），大概一定能让人信服，这就是《无逸》篇写作的原因。然而仍然有人不信，是因为安逸享乐未必会损害生命。汉武帝、唐明皇，难道是没有欲望的人吗？但他们却如此长寿。那些欲望众多却不能享有国家的人，都是这样。像汉武帝、唐明皇这样的，十个人里才有一两个，难道是可以期望的吗？喝毒酒、吃野葛，必定会死，但唯独曹操不死，这也可以效仿吗？

施恩惠给鳏夫寡妇。

王樵说：“惠鲜”二字难以理解，蔡沈的说法比旧说更有道理【蔡沈本于吕祖谦】，但缺乏证据。《史记》中陆贾说：“数见不鲜。”后汉马宫说：“君见不鲜。”“不鲜”是汉人的用语，也可以证明“惠鲜”的含义。黄震说：蔡沈引用“鲜活”的“鲜”，稍微有些牵强。查《诗经》说：“鲜我方将。”“鲜”读平声，解释为善。作此解释，“惠鲜”二字仍然相连，文义自然协调。

让众诸侯只供给正当的赋税。接受天命。

苏轼说：“天下从未缺乏财物。从前周文王兴起时，国土不过百里，百姓不过十分之一。当他接受天命时，四方的君长接连来到他的朝廷，军队四处出动，去征伐不义的诸侯，却从未担心没有财物。等到国家衰败时，对内征收千里之内的租税，对外收取一千八百个国家的贡品，却仍不够使用。由此看来，财物难道有固定多少吗？君主对于天下，降低自己来顺应百姓，就容易成功；仰仗百姓来供给自己，就难以用力。所以广泛征收来供给用度，不如节约用度来防止征收。后世不知道责怪自己用度不节约，反而认为征收得还不够。因此越富有越贫穷，索取越多越不够用。这种迷惑，我不知道它最终会怎样【附考】蔡沈说“送使”，查《唐食货志》将天下的赋税分为三类：一是上供，二是送使，三是留州（使指各道节度使）。

《受命》疏说：“接受先君的命令。”邹季友说：“查史书，文王即位的元年，是帝乙的二十九年。帝乙时，商朝的道统尚未衰败，文王受命，还是帝乙命令他继承王位。过了十八年，帝乙才去世。纣王即位，文王侍奉纣王，又过了三十二年。”

观看安逸游乐和田猎。

隐公观看捕鱼，庄公观看社祭，这是“观”。唐敬宗太阳偏西还不临朝，这是“逸”。周穆王车辙马迹遍布天下，这是“游”。夏太康在洛水之外打猎，这是“田”。

互相训导告诫，保护恩惠，教导教诲。

程子有话说：“教导德义的人，在于防止听闻见闻的错误，节制嗜好的过度；保护身体的人，在于适应起居的适宜，保持敬畏谨慎之心。”又如居寝时有“女御”的箴言，临事时有“瞽史”的引导，闲居时有“工师”的诵读，这都是所说的训导告诫、保护恩惠和教导教诲。

他们的口中诅咒祷告。

孔颖达疏：“用言语告诉神叫做祝，请求神施加灾祸叫做诅。”《诗经》说：“有的诅咒，有的祷告。”

人们于是有的虚张声势制造幻象。

范祖禹说：“圣明的君王只听从正直的话，所以谗言邪说不能进入耳朵；昏暗的君王喜欢听信邪佞，所以欺骗虚妄的话每天来到面前。”林之奇说：“用虚张声势的话妄加杀戮，如同周幽王、周厉王监视诽谤，秦始皇设立诽谤法之类，（见《君奭》篇）。”

《书序》说：“召公做太保，周公做太师，辅佐成王作为左右。”召公不高兴，周公作《君奭》。程子说：“太师太保的职责，古人认为很难胜任。”召公不高兴，是不敢安心做太保。我按：这话可以证明《史记》中召公怀疑周公的谬误。这篇也作于留在洛邑之后。陈大猷说：“有人说周公居住在洛邑，召公独自掌握政权，所以想要离去。”现在考察《无逸》《君奭》等篇，周公从未不在朝廷，以辅佐王业，大概是在镐京和洛邑之间往来吧。当时，洛邑虽然建成，但殷商百姓尚未信服；四方虽然安定，但天命人心尚未稳固，周公殷切地挽留召公，是应当的吧？

不永远【到】特别违背。

朱熹说：“各种诰文中多有长句，如《君奭》中的‘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只是一句话的读法。”

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贤。

郝敬说：伊尹辅佐成汤，汤即天子位十三年去世，又辅佐太甲，到沃丁八年才去世【见《世纪》】，这样伊尹大概是百岁之人。《书序》说：“汤战胜夏时，已有臣扈”，到太戊中宗，共一百三十年还在，这样扈也是百余岁之人【蔡沈说两人同名】。伊尹从仕汤到太戊，一百五十年，而他的儿子伊陟还在。巫咸从侍奉太戊到祖乙，一百四十年，而他的儿子巫贤还在。这些都是经历多年的人。商朝先代的功臣不止六人，这里只是列举长寿在位的人罢了。邹季友说：蔡沈没有提到另一种说法。查商朝的六位贤臣，都是以旧臣辅佐嗣君，所以周公引用他们作为比喻，来挽留召公。如果是另一种说法，则是高宗自己提拔的，所以不及之称五王，也不及其余贤君，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升天配享。

苏辙说：五位君王配祀于天，而他们的臣子也配祀于庙，这是殷朝的礼制。到了周朝，只有郊祀后稷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来配上帝，其余没听说配天的。黄震说：古说升配天，蔡沈以“陟”为升遐，恐怕不妥。升遐，是主人而言；升配，是主礼而言。

上帝割裂重申劝勉宁王。

译《礼记·缁衣》引用此句说：“从前上帝遍察天下，观察文王的德行。”这大概是文字传写错误所致。我认为：《尚书·多士》说：“天命说，割除殷商。”那么“割”指“割除殷商”，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尚书·大诰》说：“成王留给我大宝位。”那么“宁王”指武王，又有什么可疑的呢？真德秀认为羑里被囚是天降的割除（灾祸），以此来申述劝勉文王的德行，只是被《缁衣》的注疏所迷惑罢了。又有陈淳说：“如果‘宁王’作武王解，那么下文接着说‘文王修和有夏’，必定有缺漏的文字。”这也不对。周公的本意大概是以武王为主。这是由武王追溯至文王，后来又由文王涉及到武王，正是古文错综安排的笔法。

译虢叔、闳夭、泰颠、散宜生、南宫括。

孔颖达疏引《左传》说：“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子孙。”这说明虢叔是周文王的弟弟。《国语》记载：“周文王敬重并任用两位虢国君主。”（按：虢仲被封于东虢，《括地志》说：“洛州汜水县，就是古东虢国的所在地。”虢叔被封于西虢，《左传》注说：“下阳是虢国的城邑，在河东太阳县。”东虢被郑国灭亡，西虢被晋国灭亡。）

《国语》记载：“周文王从牢狱中提拔闳夭、泰颠，把政事交给他们，于是西方诸侯都归服了。”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进入商纣王的宫殿时，散宜生、泰颠、闳夭都手持宝剑护卫。”又说：“武王命令闳夭去修筑比干的坟墓。”

赵岐在《孟子注》中说：吕望有勇有谋而担任将领，散宜生有文德而担任宰相。王应麟说：孔颖达说散宜生姓散名宜生，但查《汉书·古今人表》记载女皇尧妃子是散宜氏的女儿，应当以散宜为氏。我认为史书记载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时，散宜生、闳夭求得有莘氏的美女以及文马等奇珍异宝，通过商纣王的宠臣费仲献给纣王，纣王非常高兴，就释放了文王。商汤曾被囚禁在夏台，周文王曾被囚禁在羑里，但他们都没有死，这是上天要兴盛他们，夏桀和商纣无法违背。周文王在羑里推演《周易》，只是阐明天人之道以顺受天命罢了，哪里会有必定要获释的意图呢？等到被囚禁七年之久（羑里之囚七年见于《左传》），能够尽到臣子的节操，而纣王也悔悟释放了他，并且赐给他弓矢，让他专征伐。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实在是周文王圣德的感化，哪里需要依靠献美女呢？况且纣王的罪恶没有比沉溺女色更严重的了，现在反而迎合他的欲望来加速他的灭亡，这大大不符合周文王侍奉君主的初心。虽然使君主脱离危难，也不能称之为忠。孟子称散宜生是周文王所赏识的人，大概是圣人的门徒，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战国时期纵横之士的言论，太史公好奇而相信了，不能不加以辨正。（陈启源说：这番辨正很伟大，但还没有说到周文王得以释放的原因。《左传》北宫文子说：纣王囚禁周文王七年，诸侯都跟随他一起被囚禁，纣王因此害怕而释放了他。《春秋》距离周初较远，应当得到真实情况，《史记》所说的肯定是诬妄。）

《国语》记载：“周文王向两位虢国君主咨询，向闳夭询问，并向南宫括谋划。”《史记·周本纪》记载：命令南宫括散发鹿台的财宝，命令南宫括、史佚陈列九鼎和宝玉。

武王只有这四人。

太公望兴起周朝，不在五人之中。林少颖说周公所举荐的都是世袭的旧臣和德高望重的人，所以武丁没有提及傅说，武王没有提及太公。然而太公曾经侍奉周文王，与傅说不同。东莱吕祖谦说这是一时随举而言，并非评价人物的人所认同的。

实在没有我责备的，收敛而不勉励，不及之处。

蔡沈说上句怀疑缺字，下句不详。陈师凯说：“‘诞无我责’，是说大大没有专责于一人。‘收罔勗，不及’，是说召公收敛退避不勉励，是王所不及的。”这类句子确实拗口难通。

无不顺从使唤。

陈大猷说：“成王讨伐淮夷，平定奄国，在这篇书之后，可见当时尚能无不顺从使唤。”

我不贤惠。

程伯圭说：“不惠，就像后人自称不敏、不佞一样。”

《蔡仲之命》

金履祥说：“读《蔡仲之命》和《常棣》这首诗，没有不悲叹周公的用意的。唉！周公也幸好有蔡仲啊。现在看他的辞令说：‘改正行为’，说‘掩盖过失’，又说‘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王命’，因为庆幸之深，所以忧虑之切。忧虑之切，所以言辞详尽。周公怜悯管叔、蔡叔失道，固然不容许再有懿亲的变故。如《常棣》这首诗，从死丧急难一直到防墙之事，言辞越详细，事情越细微，感叹越深。大概处理兄弟变故的人，应当像这样。”

只有周公位居冢宰，纠正百官。管叔、蔡叔、霍叔，郭邻，是卿士。

邹季友说：位居冢宰，纠正百官。吴氏说摄政不是摄位，这是对的（吴才老辨正摄政的说法，见蔡沈注。实际上本于欧阳修）。蔡沈在《洛诰》首章及此篇，既说周公没有摄政之事，也没有七年还政之事；而《康诰》注说：周公摄政七年之三月；《召诰》注说：洛邑建成后，成王才开始执政。这就自相矛盾了。大概成王脱去丧服之后，祭祀朝觐虽然已经亲自参与，国家的大政则因为自己年幼，不敢专断，而委托给周公。看《闵予小子》等诗，他的畏惧谨慎可见。所以周公虽然不登位，但实际政令出自自己。到了营建洛邑那年，成王二十岁，才开始执政，那么说七年还政，也是事实。

《史记·世家》记载：武王攻克商朝后，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左传》疏：僖公二十四年注富辰说，文王的昭穆十六国，蔡在鲁之上，明显是以长幼为次序。贾逵等都认为蔡叔是周公的哥哥，所以杜预的注跟随他。《管蔡世家》认为蔡叔是周公的弟弟，这是不对的），封叔处于霍。查杜预说：管国在荥阳京县东北，蔡叔封于汝南上蔡，到春秋时平侯迁到新蔡，昭侯迁到九江下蔡。孔颖达说叔封于畿内的蔡，仲封于淮汝之间，这是不对的。霍国在今平阳霍邑，春秋闵公元年，晋侯灭霍，后来子孙为国君，被晋国所灭。知道三年之后，就恢复原来的封地了。

译《世家》中没有记载霍叔被封爵之事。孔安国说：霍侯。孔颖达疏解道：周公只说讨伐管叔、蔡叔，没有说讨伐霍叔，大概是霍叔听到管叔、蔡叔的流言，认为那是事实，不与朝廷同心，罪行较轻，所以只是将他废黜。

译郭邻没有考证。苏氏说：郭就是虢。《周礼》六遂，五家为邻。现在查考韵书，郭有一个读音是古伯切，古时虢、郭同音，大概是通用字。郭邻难道就是三虢的地方吗？孔氏认为在中国之外，这是不对的。经文说“囚”，不说“流放”。黄度说：郭邻在逸书中写作虢，古字相通。《左传》说岩邑，虢叔死在那里。古东虢国有虎牢城，就是汉代的成皋，那地方至今仍是险要关塞。查考管叔的封国在管城，蔡叔的封国在下蔡，虢靠近管，远离蔡。管叔住在商奄，掌管军队。蔡叔住在虢，用军队堵塞险要之地抗拒周朝。蔡叔在这里被抓获，于是囚禁在这里，向天下显示险要之地不足以依赖。用七辆兵车，将叛人囚禁在这里，兵卫应当严密。七辆兵车五百二十五人的赋役，车兵步兵都具备。有人说：让蔡叔享用七辆兵车的赋税，这还没有详细考证【黄度的说法与我相合，所以录下】。

孔颖达疏解《周礼》说：冢宰于是施行法则于都鄙，并建立长官，设立两马。郑玄说：都鄙是用来分封周天子子弟在王畿内的，设立两马，就是设立两位卿。这是王畿内的诸侯设立两位卿。定公四年《左传》解说这件事说：周公举荐他作为自己的卿士，这就是周公王畿内的卿士。《世家》说：周公举荐胡作为鲁国的卿士。周公不去鲁国，怎么能派胡做鲁国的卿士？这是司马迁的错误。

苏氏说：蔡叔还没有死，公子仲没有治理国家的道理。蒯瞆在位而辄即位，卫国因此混乱。周公封仲，必定是在蔡叔死之后。

大概前人的过错。

陈良说：“舜命令禹，不曾告诫他关于鲧的事；周公命令微子，不曾提及武庚。现在命令仲而责备他的父亲，对于疏远的人如同他的兄长，亲近的人如同他的父亲。父子兄弟之间，还有忌讳而不敢尽说的，这是更加疏远。成王对仲，是亲爱亲人的道理。有禹，所以鲧得以在郊外祭祀；有安世、延年，所以张汤、杜周得以不列入酷吏。”

不要自作聪明。

陈经说：周公顾虑仲惩戒他父亲的过错，用意过分，反而以生事为功，所以有此告诫。王樵说：不要被尊贵所动摇，不骄傲；不要被智慧所驱使，不妄为。控制尊贵容易，控制智慧难。自作聪明的人，是被智慧所驱使的人。多方。

周谟说：“武王讨伐商朝时，书上说：‘前面的士兵倒转兵器，攻击后面的人向北逃跑。’又说：‘用竹筐盛着黄金，继承我们周王见到美好。’为什么武王刚死，四方殷民煽动叛乱没有停止？虽然教化训导三十多年，但防范尤其艰难。苏氏说：‘当纣王暴虐时，人在膏火之中，归附周朝如流水，来不及思念先人的德行。’等到天下稍定，从膏火中出来，就思念殷朝先七王如同父母。虽然武王、周公圣明，相继安抚他们，却不能禁止。这不对。以前倒戈而不抵抗，拿着竹筐来迎接的，不是商朝的臣子，而是纣王所虐待的众民，所抛弃的老百姓。其后不服从周朝而思念商朝的，不是商朝的百姓，而是纣王所亲近的罪人，所崇信的奸邪之人。怎么证明呢？书上说：‘于是四方众多罪人逃亡，跟随他们，信任他们，使用他们。’又说：‘成为天下逃亡者的首领，聚集的深渊。’那么商朝臣子中党附纣王虐待百姓的，都是天下奸邪罪人，不能说不多。所以孟子说：‘把飞廉驱逐到海边杀死，灭国五十。’这些都是党附纣王虐待百姓的人。然而灭国之说，难道连喘气的都不剩吗？不过是歼灭他们的首领，而余孽尚存的，不知有千万人，诛杀不完。既然不诛杀，而子弟思念父兄之死，臣仆思念国家统绪断绝，愤怨不止，所以趁着三监的间隙胁迫百姓叛乱。《多士》说：‘我大大降低你们四方国民的命运。’《多方》说：‘我大大降低你们四方国民的命运。’都说商民是被胁迫的，所以宽恕而不加诛杀。虽然以四方国民命运来说，但说：‘商王士说：‘你们殷朝多士’，‘说殷侯尹民’，‘说胥伯小大多’，‘正则实告殷臣’，而不是告诉殷民。’《毕命》说：‘警惕殷朝顽民’，也是指殷朝的余孽。所以下文说：‘世代受禄之家，很少能遵循礼制，这些殷朝庶士，凭借宠幸依旧。’那么极力数说殷朝士人的罪恶，而没有一句话涉及殷民。读者不明白这个意思，就说殷民既怨恨殷朝而归附周朝，又叛乱周朝而思念殷朝，甚至有人说周朝的顽民是殷朝的忠臣。殷朝的臣子，哪有忠于微子、箕子而叛乱周朝的？不是微子、箕子，而是纣王之子武庚及其余党。如果真认为叛乱周朝的不是纣王余党，而是以前涂炭的百姓，那么圣人讨伐暴君拯救百姓的意思，终究无法向天下后世表明，而乱臣贼子得以借口。所以详细辩驳。”

成王从奄地回来。

孔颖达说：周公归政的次年，淮夷奄又叛乱，鲁国征讨淮夷，作《费誓》。成王亲自征讨奄，灭其国，五月回到镐京。袁黄说：注解说成王即位的次年灭奄，不对。武王时，周公诛杀纣王，讨伐奄，三年讨伐其君。成王即位，奄又帮助武庚叛乱，周公东征诛杀他们。后来，成王来，淮夷于是到达奄地，践者，到达其地。书序说迁其君到蒲姑，大概是此时的事，不曾灭它。

译蔡氏说：奄国不知在何处。查考《左传》的注解，奄是嬴姓的国家。郑氏说，奄国在淮夷的北边。《说文解字》说，奄国在鲁地。《括地志》说，现在曲阜县的奄至乡就是奄国所在地。

译内乱

内乱，东莱认为是指妺喜受宠这件事。郑玄说：“在内习行鸟兽般的淫乱行为。”这种说法没有根据。王应麟说：“《吕氏春秋》记载：伊尹投奔夏朝三年，返回亳都报告说：‘桀被妺喜好迷惑，还有琬、琰二女。’查《竹书纪年》说：桀征伐防山，得到两个女子，一个叫琬，一个叫琰，把她们名字刻在苕华之玉上，苕对应琬，华对应琰。”

亦克用劝

吕祖谦说：“连用‘用劝’二字，是因为天下不能靠智力和强力来驱使，也不能仅靠法制来约束，只有鼓舞劝导百姓，使他们常怀欣喜不已之心，这才是维持长久之道。”黄度说：“诛罚与奖赏，是锋利的工具，是君主用来调动天下的手段。如果刑罚与赦免都不能使人勤勉向善，那么治国之道就穷尽了。所以崇尚明德。”

天惟五年

孔安国说：服丧三年，回师二年，合起来是五年。我认为：回师是指观兵示威。汉代儒者以武王十三年，连着文王受命九年计算，所以有此解释。欧阳修已经纠正其错误。蔡沈说：必定有确指而言，现在也不敢妄加解说。

克堪用徳

吕祖谦说：“夏朝灭亡，是因为不能顺应承受百姓；周朝兴起，是因为顺应承受百姓。文王武王对于德行，能够胜任并运用它，其力量远超孟贲、夏育。汉唐的贤明君主，难道没有想要把德行布施于天下的人吗？只是力量薄弱而被多欲所夺，所以驳杂而不纯粹。由此可知，德行若非真正的力量，就不能胜任，也不能运用。”

乂我周王

袁黄说：“乂，我周王如乂，用厥辟之乂，意思是治理君主的事务。”蔡沈说：尚未涉及。

迪屡不靖 图忱于正

邹季友说：“迪屡二字，蔡沈与《康诰》中的‘迪屡’解释没有不同，大概是从孔安国而来却失之偏颇，应该与前说相同。”

陈大猷说：“自己做出不合法度的行为，却想让人相信这是正当的。大概四国跟随殷商以求复兴，自以为合乎正义。”

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姚舜牧说：“帝王对于不朝贡的国家，必定先进行文告，然后进行征讨。战而要囚，分明是征讨所俘获的人，只是捆绑囚禁他们，并不加以杀害罢了。”孔安国说：再，是指三监、淮夷叛乱时；三，是指成王即位后又叛乱，说的是迪屡不靖的事情。

臣我监

监是牧伯，如康叔是周礼，建立牧官，设立监官。

克臬

邹季友说：“蔡沈解释《康诰》说：‘臬，法也。’这里解释作‘事’，也是不同的解释，为什么呢？孔安国说：‘你没有不能用法之处，应当遵从。’”

郝敬说：“当时商朝旧臣与周朝新臣杂处，有的归附有的不归附，所以不和。自己造成不和的，是不顺从监官。你们家中不和睦的，是同类互相猜疑。”

穆穆在乃位

穆穆是和敬，这是对待凶恶之人的方法。《荀子》说：“对待小人而不恭敬，就像是亲近老虎。”与此意同。

畋尔田 迪简【至】大僚

尔田，是指卿大夫小大多正的禄田。

吕祖谦说：“《多士》篇叙述殷民怨恨，周朝说：‘夏朝迪简在王庭，有职在百僚。我一人只听从运用德行，就用大义来裁断。’这里却以‘迪简在王庭，有职大僚’作为劝勉，为什么呢？爵位是上面所命定的，不是下面可以求取的。从他们怨恨的角度来许诺，是姑息的政治。展示好恶来劝勉他们，是磨砺的工具。这是周公驾驭商朝士人的开阖大用。”

敬于和

这正是告诫殷士，蔡沈的“尔民”字误，和就是上文“尔惟和哉”的和。王柏说：苏氏认为《康诰》《大诰》《多士》《多方》八篇大致都是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奇怪取殷之易、安殷之难。我看这八篇各有主旨，并非全是为殷民所作。教化殷民的书不过《多士》《多方》两篇而已。熟读它们，知道其中有错简。我私下认为《多方》应当在前，《多士》应当在后。《多方》说：“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我惟大降尔命，尔罔不知。”又说：“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多士》说：“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由此可以知道它们的先后。《多方》从头至“乃惟尔自速辜”，中间都称“多方”，知道这是《多方》的结语。自“王曰呜呼猷告尔有方”以下，都称“多士”，则知道这是《多士》后错简。《多士》说：“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士》后段说：“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这又知道一篇前后相应。《多士》说：“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多方》后段说：“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其末尾说：“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又知道两段相连，结于此。《多士》结于“王曰”之下有阙文，应当连接《多方》“呜呼猷”一段，后又说“时予乃或言尔攸居”，应当连接《多方》后又说下结语。这样条理贯通，文势明白。现在考定两篇如下：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从奄地回来，到达宗周。周公说：“王这样说：‘啊，告谕你们四国多方！只有你们殷侯治理百姓，我大大降下天命，你们没有不知道的。宏大考虑天命，不长久恭敬地思念祭祀。只有帝’

译天降灾祸于夏朝，夏朝君臣放纵逸乐，不肯以忧民之心告诫百姓，于是大行淫乱昏昧，不能终日遵循并劝勉天帝所指引的正道。你们所听闻的，是夏朝谋划违背天命，不能开启百姓所依附的正道，于是天降下大罚，使夏朝陷入深重的混乱，因此内部发生动乱，不能灵验地承受天命，没有大的恭敬之心，对百姓宽纵懈怠。夏朝的百姓，贪婪暴戾，日益苛刻，残害夏国的百姓。上天此时寻求能作民之主的人，于是向成汤降下显赫美好的天命，用刑罚灭绝夏朝。上天不给予纯粹的福佑，而是因为你们多方义民，不能长久地享受福泽，也因为夏朝恭敬的众士，不能明智地保享百姓，反而互相虐待百姓，以至于各种恶行，不能开启正道，于是成汤能够以你们多方简选代替夏朝作为民之主，谨慎对待百姓所依附的正道，于是劝勉百姓，用刑罚来辅助劝勉，一直延续到帝乙，没有不明德慎罚的，也都能起到劝勉的作用，拘禁诛杀多罪之人，也起到了劝勉的作用，开释无辜之人，也起到了劝勉的作用。如今到了你们的君主，不能以你们多方享受上天的天命。

呜呼！王这样说：告诫你们多方，不是上天轻易舍弃夏朝，不是上天轻易舍弃殷朝，而是因为夏朝谋划其政事，不能集于享福，天降下丧乱，有邦国介入其间；于是你们商朝的后王放纵逸乐，谋划政事不洁净，天于是降下丧乱，天寻求你们多方，以大威动之，开启其回顾，天认为你们多方没有值得回顾的，只有我周王灵验地承受天命，能够堪用德行，遵循天神之道，天于是教导我用美好之道，简选给予殷朝天命，治理你们多方。只有圣人如果不念正道就会变成狂人，只有狂人如果能念正道就能变成圣人，上天五年间等待殷商的子孙，让他们作民之主，但他们没有值得念听的美德，于是你们的君主以你们多方大行淫乱图谋上天的天命，言辞轻贱。现在我怎么敢多言告诫，我只是大大降下你们四方国民的天命，你们为什么不诚心宽裕地对待你们多方，你们为什么不辅佐我周王享受上天的天命，现在你们还居住在你们的宅第，耕种你们的田地，你们为什么不顺从王意弘扬上天的天命，你们却引导屡次不安定。你们心中不爱戴，你们就不大重视天命；你们就轻贱天命；你们就自作不典，图谋诚意于正道。我于是适时地教导告诫你们；我于是适时地征伐，拘禁你们。至于再，至于三，还有不用的，我降下你们的命运，我就大大惩罚诛戮你们。不是我周朝秉持德行不康宁，而是你们自己招致罪过。

译多士

在三月，周公初次来到新邑洛，于是发布诰命。商王士王这样说：“你们殷朝的遗民众士，由于不蒙上天怜悯，殷朝遭受了巨大的丧亡。我们周朝承蒙上天保佑，秉承上天的明察与威严，施行王者的刑罚，终结了殷朝的国运。因此你们众士，并非我们小国敢于夺取殷朝的国运，而是上天不给予殷朝，确实没有固守混乱而辅佐我们，我们怎敢谋求王位？是上天不给予殷朝，是我们下民秉持天命，敬畏上天的威明。”

“我听说：上帝引导安逸，夏朝不适宜安逸，于是上帝降临，对夏朝表示不满，夏朝不能奉行帝命，大肆淫乱，有罪过。当时上天不再眷顾听闻，于是废黜了夏朝的大命，降下惩罚。于是任命你们的先祖成汤，革除夏朝，任用俊才，治理四方。从成汤到帝乙，没有不明德敬祀的，这也是上天大力建立并保全治理殷朝。殷王也不敢违背帝命，无不配享天命，其恩泽在于后世。继位的君王大大不显扬于天，何况说能听念先王勤政治家之道？大大淫乱，不顾念上天和显明的民众。于是上帝不再保佑，降下如此大的丧亡。是上天不给予，不明察其德，凡是四方大小邦国的丧亡，没有不是因有罪过而受罚的。”

王这样说：“你们殷朝众士，现在我们的周王大大灵明地承奉帝命，有命令说：割裂殷朝，向天帝告谕。我们做事不专一，你们王家是我们专一的。我说：你们大大没有法度，我不动摇你们。从你们的城邑，我也念及上天在殷朝的大过失，所以不纠正。”

王说：“谋划告知你们众士，我只因此迁移居住到西方，你们不是因为我一人奉行德政而不安宁，这是天命不可违背。我不敢有后患，不要怨恨我。”

“只有你们知道，只有殷朝先人有册有典，殷朝革除夏朝国命。现在你们又说：夏朝简选在王庭，有职事在百官。我一人只听从任用德政，所以我敢在商朝的天邑寻求你们。我只率领并怜悯你们，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天命。”

王说：“众士，从前我从奄地来，我大大降下你们四国民众的国命。我于是明察地施行天罚，迁移你们到遥远之地，比附事奉我宗庙，多多顺从。”

王说：“告知你们殷朝众士，现在我只不杀你们，我只因此命令有申诫。现在我在洛地建立大邑，我只四方没有宾客，也只有你们众士服事奔走，臣服我多多顺从。你们还保有你们的土地，你们还安宁地居住。你们能敬天，上天只给予并怜悯你们。你们不能敬天，你们不仅不保有你们的土地，我也将上天的惩罚施加于你们身上。现在你们只在此居住你们的城邑，继承你们的居所，你们在此洛地能有安宁和长寿。你们小子于是兴起跟随你们迁移。”

王说：“唉，谋划告知你们各方众士和殷朝众士，现在你们奔走臣服我，监察五祀，以及只有卿伯小大多正。”

你们无不克守法度，自己造成不和，你们只和好吗？你们家庭不和睦，你们只和好吗？你们城邑能明察，你们只勤慎你们的职事，你们尚且不忌恨凶恶的德行，也以恭敬的态度在你们的职位上，能视察你们的城邑，谋划大善于你们。从这洛邑，尚且永远努力耕种你们的田地，上天只给予并怜悯你们。我们周朝只大大大善地赏赐你们，简选在王庭，尚且你们的职事有服在大官。

王说：唉！众士，你们不能勤勉诚恳地奉行我的命令，你们也只不能享福。凡是民众只说不能享福，你们只安逸只偏颇，大大远离王命，于是你们各方探求上天的威严，我就施行上天的惩罚，远离你们的土地。

王说：我不只多言告诫，我只只告知你们命令。又说：这时我或许说，你们所居住的地方，这时只你们起初不能敬慎和顺，就不要怨恨我。

立政

吕祖谦说：“《无逸》、《立政》两篇，互为经纬。以《无逸》的心，阐明《立政》的体制。君道于是完备。”

常伯常任【至】虎贲

吕祖谦说：“常伯等即是三宅三代的记载，其他地方没有见到，大概是公卿辅相的别名吧。官职有别名，如相称为阿衡、保衡，三卿称为圻父、农父、宏父，这也是三代辅政的别名。缀衣、虎贲，只是在侍御仆从中错举二者，以见其余罢了。职权重任的有安危寄托，职位亲近的有习染转移，其关系天下根本则一。”陈师凯说：“常任即是宅事所职，必定广大，凡是任事的大臣。常伯即是宅牧，主管牧养的大臣。准人即是宅准，主管平法的大臣。”吴澄说：“伯，是长民的人。文武时期，召公为伯，宣化于外，大概这是他的职事。任，是任事的人。文武时期，周公为宰，兼政于中，大概这是他的职事。准人，是掌法的官员，刑法应当如准绳般平正，所以称为准人。康叔封卫，入为王朝司寇，大概这是他的职事。缀衣，是幄帐，如幕人掌次之类。虎贲，是保卫王者，如虎贲氏、旅贲氏之类。”周公将缀衣、虎贲与三宅大臣列序，而在《周礼》大宰的职事中则举而属焉。武侯所说的宫府一体也。汉初还存有此意，自武帝时内外始隔绝，大臣不再参与内政，而小人专宠用事于中，遂致于渐不可制。

吁俊尊上帝【至】九徳之行。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陈师凯说：“诗云无竞维人，人中之俊，乃天生之以遗国家者也。九徳之行，即

译皋陶告诉禹，九种品德是体现在亲身践行上的。俊才不仅仅是有才能，俊才必定有德行，就像所说的“能够克制私欲而成就俊才之德”。皋陶也说“九种品德都得到任用，俊才贤人在官位上”，从未将才能与德行割裂为二。林之奇说：“只有禹以呼唤俊才为心意，所以他的臣下也以推荐贤才为要务。”陈雅言说：“‘宅’是指安置并使之安定，如果才能德行不相称，或者委任不专一，都不算是‘宅’。”东莱吕祖谦说：“周公告诫成王，在缀衣、虎贲这些近侍之外，其礼仪和言辞与夏代大致相同。那么，谋划任用这三种官职，作为君主的职责，是夏、商、周三代告诫君主的常规法则。”将亲近的官职列举出来，使君主不敢轻视，这是周公涵养治国本源的精微用意。

译说是有三位俊才。

吕祖谦说：“夏朝只有三宅而已，商汤在三宅之外，又储备了三位俊才，是为天下做长远考虑。汉高祖在身后储备了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等人，平定了两代人的动乱；诸葛亮在身后储备了蒋琬、费祎、董允等人，也维持了数十年。”

使众人习惯于安逸的德行，治理万民。

王樵说：“使众人习惯于安逸的德行，就像汉成帝与张放等人在禁中宴饮，都喝满举杯，谈笑大声喧哗，就是这样。”

奄甸就是俊民甸，四方之甸。邹季友说：“《周礼》小司徒在田野中实行井田和牧田制度。”注解说：“井田和牧田，就是《春秋》所谓‘井衍沃’、‘牧隰臯’。”田制规定一夫百亩，所以百亩称为夫，九夫称为井。低湿高地，九夫称为牧，两个牧相当于一个井。因为田地有不休耕、一年休耕、两年休耕的区别，通算下来两个牧相当于一个井。什伍，是《周礼》士师掌管民众的什伍编制。又有族师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以此接受国家职事，以此服役国事。

设立民众的长官伯。

《王制》说：属有长，州有伯。大概是王官出任诸侯。

设立三事。

三宅就是三事，即《诗经》所说的“择三有事”，三事就绪【三事就绪，依据毛亨的说法】。

虎贲、缀衣、趣马，左右携仆，庶府。

查《周礼》大司马：虎贲氏掌管跟随君王前后疾行，以卒伍编制；旅贲氏掌管手持戈盾，夹在君王车旁疾行。太宰幕人掌管帷幕幄帟绶等事务。注解说：这四种物品都用绶带连系，有连缀的意义。难道缀衣就是幕人的官职吗？君王临朝时就设置，如同后世的仪鸾司。又大司马校人掌管君王马匹的政事，趣马是其属官。《诗经》说：“蹶惟趣马。”王樵说：孔安国所说的左右携持器物的仆从，就像汉代孔光任侍中，手持唾壶那样。蔡沈说：携持仆御之人，则认为是两件事。《周礼》太府、玉府、内府、外府都隶属于天官。叶梦得说：周朝的外府如同汉代的大司农，用于军国大用；周朝的玉府、内府如同汉代的少府，用于充实天子私藏。周朝有太府来兼总管理，年终稽查其出入。汉代没有这个官职，所以财赋没有考证。王樵说：太府的属官并非冗杂卑贱，因为涉及财用，容易诱导君主奢侈之心，所以特别提及。

大都小伯，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董琮说：“《周礼》注解说，大都是公的采地，小都是卿的采地。古人立言的方法，有互相见出的，如《诗经》‘钲人伐鼓’之类就是这样。《王制》说‘太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注解说：‘讳先王名，恶忌日，如子卯日’。”

孔颖达疏：尹伯，是长官大夫。《周礼》每个官职各有长官，如大司乐是乐官之长，大卜是卜官之长，就是这样。王樵说：庖人尹庖，内外饔尹饔，这是吕氏原文。蔡沈漏掉了尹庖、尹饔四字。庶常吉士，一句话上下都蒙受其益，这是古史的体例。文武得人之盛，是由于任用三宅。下文又以三宅参差错落来说。陈氏说：文武以一人之聪明，怎能周知内外远近小大之臣呢？三宅大臣，是君主所亲近的，选择其下小大之臣，又委托给三宅。高宗说：惟暨乃僚；穆王也说：慎简乃僚，都是这样。陆贽说：委任长官，简选僚属，所简选的既少，所求的就更精，得贤有鉴识之名，失贤当闇谬之责。又说：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所以君主选择辅臣，辅臣选择庶长，庶长选择佐僚。所任职位越高，所以所择越少；所试职位越下，所以所举越轻。

夷微卢烝，三亳阪尹。

孔颖达疏：“三亳，郑玄说：‘东成臯，南轘辕，西降谷也。’一个亳分为三，如同说三秦、三楚、三晋之类。”我按：蔡沈解释“三亳”，采用皇甫谧的说法。蒙北亳，左传注：“梁国蒙县西北有亳城，城中有汤冢就是这样。”谷熟南亳，《舆地广记》：“隋唐宋州有谷熟县，即商之南亳，汤所都也。”偃师西亳，《汉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师县，在西，即汤所居亳也。”西亳乃帝喾故都，而汤居之，所以小序云：“从先王居，后盘庚迁殷，即此地也。”汤都在偃师，应遵从郑氏说法，详见《汤诰》。

阪险置尹，如同汉代为西域设置都护之比。险阨之地，不必是边裔，如陕西的崤函，赵国的井陉，郑国的虎牢，都参差错落于五服之间。

陈傅良说：古代的天下，没有冗官，也没有滞留之人，没有侥幸之法，也没有怨恨之吏。任用者必公正，则未获者不敢议论；显贵者必贤能，则继任者不敢侥幸；亲近者非所昵爱，则疏远者必不敢争竞；疏远者非所怨恨，则亲近者不敢偷安。这样举天下之官，都可以用人。抱闗击柝，府史胥徒，士人不以此为耻。我曾观看《立政》之书，论述文武得人之盛，而至于夷微卢之众，三亳阪之尹，都是有常之士，而其选拔无异于三宅。他们都是远方之人，都是卑职。

译罢了。边远之地并非要害之地，低微的职位并非优厚的官职，让天下杰出的人才去担任，他们心中理应感到不安，然而却没有人过问，这是为什么呢？有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君主，并非抛弃臣下的君主；有像周公那样的臣子，并非遮蔽贤才的宰相。那么，疏远他们并非真的疏远他们，地位低微并非真的轻视他们。如今任用人才，难以长期委任，并非真的难以长期委任；难以外放任职，并非真的难以外放任职。用古代的官职制度来看今天的官职，那么今天显得冗杂；用古代的法律制度来看今天的法律，那么今天显得侥幸。极其冗杂却还苦于人才不足，极其侥幸却还担心分配不公。没有其他原因，任用者未必公正，人们本来就不甘心退让；显贵者未必贤能，人们本来就不屑于担任小官；被留在京城的人或许是因为受宠幸，人们于是争相谋求；被外放的人或许是因为遭怨恨，人们于是难以离去。所以官职日益繁多，而法令日益败坏。

译文王能够克制并端正自己的内心。

黄度说：“君主用人，自己的心术便显露出来了。”范正献说：“唐德宗的性情与小人相合，这是知晓根本的论断。”圣明的君主建立政事，必须先能修养治理自己的内心，然后才能充分体察人心。

文王不敢在此事上自以为知。

王应麟说：“司马光说：‘君主急于知人，却对知事迟缓，没有两全其急的，在于知人；不敢自以为知，就是对知事迟缓。’汉宣帝综合考核名实，并非不明了，却不能知晓石显的奸邪；唐宣宗挑剔细枝末节，并非不察，却不能知晓令狐绹的谄媚。这是明于小事，而暗于大事。”

从今以后，我将建立政事，确立事务，以准人、牧夫为准则。明察他们是否顺从。

张氏说：“成王继承文王、武王建立政事，可以说是艰难的。艰难之中自有简易的方法，也就是确立事务以准人、牧夫为准则，我能够明察他们是否顺从罢了。知晓三宅之心，就是用来建立政事的。”陈氏说：“孔安国传认为‘立政’指大臣，‘立事’指小臣，以‘事’字断句，不对。张氏辨析句读，很符合经义。‘立事’就是所说的‘宅乃事’。下文‘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立政’下列三宅，与此处都有‘立事’二字。‘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继自今立政’，是说不要用憸人建立政事。下面不列三宅，并且没有‘立事’二字，这更是明显的证据。”

吕祖谦说：“万物没有不有所顺应的，水顺应而下，火顺应而上。大概有堵塞它使它不下，郁结它使它不上的情况，终究不是它所顺应的。人难道没有矫饰而为善的吗？如果明察他所顺应的地方，那么心安之处，就无法隐藏了。”

王樵说：“此处详尽列举了三宅：官相受民牧之责，和庶狱准之责，和庶慎事之责。这一篇中，三宅有全部言说的，有举其一二以包其余的，有变换文辞的【变换文辞如‘任人’，即‘常任’，又说是‘常事’，又说是‘立事’】。前章‘常事’，司牧人即‘常任’，‘常伯’是举其二，以包准人。有司之牧夫，是举其一，以包常任、准人。既然是举一以包二，就不必认为庶言等三事是三宅共有的。这是确定的说法。

从每一句话、每一言语开始。

苏氏说：“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这两句出自《庄子》】。轻视任人的言语，不能承受其过失，因为不能承受过失而举弃他，损失必定很多。只有德行有成的人，不可以用小道小言来衡量。所以每一句话、每一言语，最终必须托付给他才可以【这也是一说】。王樵说：“一话”是一件事的始终，“一言”只是一句话而已。这不是说言语浅薄，正是说小人得以施行谗言离间，言语是他们的阶梯。一发出话，一射出言语，思虑专主于君子，那么小人就没有空隙可入了。

能够由此推演。

吕祖谦说：“由绎，是由其外而推绎其中。由言语推绎其心，由才能推绎其德行，由一时之表现，推绎其持久之于晚年。”陈启源说：“孔安国能用‘陈’字，大概是训‘由’为‘用’。蔡氏读作‘抽’，说是抽绎使用而尽其才。虽然本于《汉书》‘燕见防绎’注‘防’读‘抽’的话，然而‘防’可通于‘抽’，‘由’不可通于‘防’‘抽’。考察字书，‘由’并没有音‘抽’的，蔡氏改经不可遵从。”

不要用憸人，只任用吉士。

吕祖谦说：“君主只以辨别君子小人为职责。文王、武王有众多常吉士。召公又以只任用吉士期望成王，召公的歌诗，说成王多吉士，也说了两次。穆王任命伯冏，也说：‘其惟吉士’。周家父祖所传，师保所训，子孙所守，只在于此。一代之治体，可以知晓了。憸人，是便给佞人，正是吉士的反面。周家的家法所严厉禁止、厌恶排斥的，就是这种人。”

整顿军备【至】不服

吕祖谦说：“召公不是教成王用兵，是担心他安逸而使他自强。如《易》谦卦说‘利用侵伐’，也是在谦抑之中有自强的意思。古人治兵，是用来弭兵；后世销兵，是用来召兵。”郝敬说：“陟，如同虞舜陟方的陟。方行者，是方岳巡行。天下安定，王者巡狩，六师随行。如《诗》说：‘君子至止，韎韐有奭，以作六师。’朝会时必定讲武，这就是所谓的整顿军备。”

以等级使用中罚。

苏氏说：“列，犹例也。”袁黄说：“按列与例不同，条例之说后世才有。列者，轻有轻列，重有重列。《周礼》大司寇，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中罚即中典也。”

《尚书埤传》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埤传》卷十四

吴江朱鹤龄撰

《周官》

朱子说：“汉代自从古文《尚书》出现，才有《周官》。伏生所口授的，没有这一篇，所以汉代只设置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而没有周三公三少。大概是没见到古文《尚书》，所以如此。古代诸侯之国，只设置司徒、司马、司空三卿，只有天子得以设置三公三少、六卿。三公三少本以师道辅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师兼冢宰，是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