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卷

译防备丧葬的有两次：文公九年，叔孙得臣前往参加襄王的葬礼。昭公二十二年，叔鞅前往参加景王的葬礼。周王派来的臣子有两次：隐公元年，祭伯前来；桓公八年，祭公前来。鲁君及大夫前往朝见的有八次：僖公二十八年，鲁君两次前往周王所在之地朝见；三十年，公子遂前往京师；文公元年，叔孙得臣前往京师；八年，公孙敖前往京师，未到而返回；宣公九年，仲孙蔑前往京师；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前往京师；昭公二十二年，叔鞅前往京师。诸侯为王室效力的有五次：桓公五年，跟随周王讨伐郑国；僖公五年，在首止会盟；八年，在洮地会盟；昭公二十三年，晋国大夫率领军队包围郊地；三十二年，晋国联合各国大夫修筑成周城墙。周王臣子与诸侯会盟、侵伐的有十次：僖公五年，在首止与周王世子会盟；八年，在洮地与周王使者会盟；九年，鲁君在葵邱与宰周公及七国会盟；二十九年，在翟泉与周王使者会盟；文公十年，在女栗与苏子结盟；成公十六年，在尹子处讨伐郑国；十七年，在尹子、单子处讨伐郑国；襄公三年，鲁君在鸡泽与单子会盟；昭公十三年，在平邱与刘子会盟；定公四年，在召陵与刘子会盟，并入侵楚国。周王室战败或救援的有四次：隐公七年，戎人在楚邱攻打凡伯并将其带回；桓公五年，蔡、卫、陈跟随周王讨伐郑国；庄公六年，周人子突救援卫国；成公元年，周王军队在茅戎战败。周王臣子出奔他国的有三次：成公十二年，周公出奔晋国；襄公三十年，王子瑕出奔晋国；昭公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带着王子朝出奔楚国。周王与诸侯会盟的有两次：僖公二十八年，践土之盟、温地之会。王室发生动乱的有四次：僖公二十四年，周王出居郑国；宣公十五年，王子札杀死召伯、毛伯；昭公二十二年，王室发生动乱；二十三年，周王居住在翟泉，尹氏拥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周王进入成周，尹氏、召伯、毛伯带着王子朝出奔楚国；襄公三十年，周王杀死他的弟弟佞夫。逮捕诸侯大夫押回京师的有三次：僖公二十八年，晋国人逮捕卫侯押回京师；成公十五年，晋侯逮捕曹伯押回京师；定公元年，晋国人逮捕宋国仲几押回京师。迎接王后或嫁女的有五次：桓公八年，祭公前来，于是从纪国迎接王后；九年，纪季姜回到京师；庄公元年，王姬嫁给齐国，单伯送王姬；十一年，王姬嫁给齐国；襄公十五年，刘夏从齐国迎接王后。周王臣子在经文中出现的有三十一人：隐公元年，咺、祭伯；三年，武氏子；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公四年，渠伯纠；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祭公；庄公六年，王人子突；二十三年，祭叔；僖公八年，王人；九年，宰周公；文公元年，叔服、毛伯；三年，王子虎；五年，荣叔、召伯；九年，毛伯；十年，苏子；宣公十年，王季子；十五年，王札子；成公十二年，周公；十六年，尹子；十七年，单子；襄公十五年，刘夏；三十年，王子瑕；昭公十三年，刘子；二十三年，王子朝、尹氏；定公四年，刘卷；十四年，石尚。

译出使鲁国聘问的有八次。

古代诸侯朝见天子，天子回报聘问于诸侯，这是为了严明君臣的纲纪，沟通上下的情谊。自周平王东迁以来，王室纲纪不振，诸侯不曾朝见天子，而出使鲁国聘问的有八次，《春秋》详尽记载这些，是为了愤慨诸侯的不臣之心，哀悼周王室的衰弱。然而桓王在位期间，聘问鲁国的有五次，从隐公七年凡伯来聘，到桓公八年家父来聘，都是如此。至于惠王、襄王、定王三位，都不过只聘问一次就停止了。桓王继承平王而立，王室虽然微弱，但人心尚未厌弃，周朝的德政尚能兴衰振作统治正统，制约四海，光耀文王武王的功业，使周朝的道统鲜明地恢复古制，不也很美好吗？不致力于此，反而与列国君主同等，向下聘问鲁国，助长了诸侯傲慢轻慢之心，宠信了桓公篡逆的志向，祸端的开端，大概就是从桓王开始的。虽然如此，《春秋》自宣公十年定王派遣王季子来聘之后，鲁国历经五位国君，周朝更替四位天子，都没有来聘的记载，为什么呢？大概文公、宣公以前，周朝固然微弱，但庄公、僖公时期，还有两位霸主为之扶持，礼制仪节尚足以交往诸侯，爵位任命尚足以宠信诸侯。到了文公、宣公之后，两位霸主已经远去，王室多事，所以定王刚即位时，楚国派人询问鼎的大小，已有窥视周室之心，而当时周朝臣子中有卿士互相残杀，三公出逃的，那么周室的衰败比之前更加严重，因此《春秋》记载来聘的止于宣公，来赐命的止于成公，来索取的止于文公，来聘问的止于宣公，自宣公以后，虽然有礼制仪节，不足以结纳诸侯了。来赐命的止于成公，自成公以后，虽然有爵位任命，不足以宠信诸侯了。来索取的止于文公，自文公以后，天子虽然索取，诸侯也不给予。然而天子聘问，都派遣大夫，唯独僖公三十年独自派遣宰周公，都称为天王派遣，唯独庄公二十三年不称天王派遣，大概也有说法。鲁国的各位国君，只有僖公最贤明，且与两位霸主盟会，扶植奖助王室，不是没有帮助，所以特意以三公身份下聘，是对僖公加礼。当庄公十九年，五大夫作乱，立王子颓，周王出逃到温，到二十二年，郑国、虢国接纳他，才得以回到周都，所以二十三年祭叔来聘，不说天王派遣，大概是因为天王尊贵，却被臣下驱逐，伤痛其威权不足以使人服从。唉！派遣使者致送聘礼，是诸侯敌国之间的礼节，所以经书记载外国臣子来聘的有三十一处，像宋、卫等国与鲁国是敌国。因此有聘问的友好关系，至于邾、莒、滕、薛，则是朝见而不聘问，不敢与鲁国抗衡了。可叹啊！东周初期，从桓王到定王，与诸侯交好，尚能等同于列国；到了后来，即使聘问也不敢致送，仅仅像邾、莒等小国一样，不也很令人痛心吗！

来索取的有三次。

先王制定九等赋税贡品，以命令天下，无论远近，都进献地方特产，因此车马服饰器物用品，不仅供给天子的奉养，而且可以分赐宠信邦国。大概听说有赐给诸侯的，而没有向诸侯索取的。周室东迁后，封地的君主各自擅专其利，贡赋不进入国库，萧条得连丧礼的器具，车马服饰的用品，都不能自给，急切地派遣使者去索取，大概是形势所迫不得已。因此经书记载“天王来索取”的有三次：在桓王时，向隐公索取助丧财物，向桓公索取车马；在顷王时，向文公索取金。而且天王即位，诸侯会葬，是礼节。平王去世，隐公没有哀痛君主之心，就废弛了这个礼节，致使天子的大臣远来索取助丧财物，他的罪过太大了。况且隐公元年，惠公夫人仲子的助丧财物，天王尚且派遣宰咺归还，即使敌国，尚且应当回报，何况天子的尊贵呢？周知道有鲁国，鲁不知道有周，那么隐公的恶行不容诛杀了。等到桓公即位，几年之间，天子三次聘问，其待遇的礼节可以说很优厚了。桓公曾没有丝毫的奉养，却招致天子的使者，向鲁国索取车马，他的不恭敬也太严重了。而且车马服饰，是人君赐给臣下的，用来推崇功德，厚待宠眷。现在反而向诸侯索取，就知道四方的贡赋久已断绝于王庭了。虽然如此，索取助丧财物和车马还可以，至于索取金就更加严重了。解说的人认为襄王未即位而毛伯来索取金，所以《春秋》记载它，以彰显其恶。助丧财物不过用于丧葬礼节，车马不过用于出入礼节，因为不足而索取，还看不出其困弱。至于金，则是天子所依赖的，没有比这更紧急的，现在竟然索取，其困顿不振，至此达到极点。因此经书在索取金的记载中，不称“天王使者”，避讳以王室富有而索取金，如果不是天王的命令。

来赐命的有三次。

从前韩侯能继承祖辈，勤助王室，宣王趁他入朝觐见而赐命。大概天子对于诸侯，虽然有赐命的礼节，但必须在王室有功，在王庭述职，然后接受才可以。春秋时期，天子赐命的有三次：庄王派遣荣叔赐命给桓公，襄王派遣毛伯赐命给文公，简王派遣召伯赐命给成公。那三位国君既没有功德可褒奖，又未曾朝见天子，而周朝土地尚且派遣使者到他们的国家赐命，这是助长他们的骄傲之心，怎么劝勉天下呢？然而在桓公时称王，在文公时称天王，在成公时

译称呼天子，所记载的文字都不相同，为什么呢？解说的人认为天王、天子都是君王的通称，如果这样，那么如何体现《春秋》的褒扬与贬斥呢？我曾经对此进行过论述，齐桓公有篡位弑君的罪恶，是天子应当诛讨的，周庄王既然不能诛讨他，反而在他死后赐命褒奖宠幸他，这难道是秉承上天的意旨吗？上天任命君主，统治四方，奖赏善行惩罚恶行，是用来辅助上天施行生杀大权的。如果有罪不诛反而加以奖赏，这就是违背上天的人，所以《春秋》在这里不记载“天王”，以此来极言周庄王的不合天道。到了周文王在位，既然没有大的罪恶，所以《春秋》的记载也没有极度的贬斥，而正确地以“天王”来称呼他。然而到了赐命晋成公时，却又称为“天子”，按照《觐礼》，诸侯进入郊外，周王派遣使者迎接慰劳时就称为天子，到达王庭时则称为王来任命他。大概迎接慰劳时称为天子，是谦卑下位的措辞。在周简王时期，周王室更加衰弱，诸侯更加强大，所以圣人在这里特意改变文字以示含义，称天子赐命，是为了显示周王室极其屈从于诸侯，不敢以天子的礼仪自命。唉！孔子哀伤周室衰微的心意，从他的笔削之中，就可以看出来了。

译鲁公和大夫前往朝见的共有八次。

春秋时期礼法废坏，诸侯把盟主看得很重，把天子看得很轻。所以鲁公和大夫前往齐国、晋国的次数数不胜数，至于前往天子所在之地朝见京师，虽然偶尔有记载，大概不过是因事前往罢了，起初并不是向天子表达敬意。僖公二十八年践土之盟，以及温地之盟，两次记载“鲁公前往天子所在之地”，是因为当时晋文公主持霸业，把周天子召到温地，所以僖公前往朝见是为了跟随晋侯在温地结盟，实际上并不是朝见天子。成公十三年，晋侯派郤锜来请求出兵，鲁公前往京师，接着记载“鲁公从京师随即在防地会合晋侯及八国军队讨伐秦国”，这是因为晋厉公刚即位，将要有讨伐秦国的战事，派人来请求出兵，成公特意前往防地会师讨伐，途中经过京师，所以《春秋》用“如”字记载，实际上并不是朝见京师。其余大夫前往京师的有五次，有的因公事前往，有的因私事前往，请依据经文来辨析。僖公三十年，周天王派宰周公来聘问，公子遂前往京师，随后又前往晋国。文公元年，周天王派毛伯来赐予鲁公命令，叔孙得臣前往京师。《左传》说仲遂的出行是为了回报周王的聘问，得臣的出行是为了回报周王的赐命，考察经文的文理或许是这样。然而宣公九年，仲孙蔑前往京师，《左传》说周王派人来征聘，所以孟献子去周朝聘问。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前往京师，《左传》说齐国人替周王修建郏城，所以穆叔去周朝聘问并祝贺筑城。我对此有怀疑。《春秋》详细记载当时的事，留给后世，如果周王派人来召聘，齐国人替周王修建郏城，经文怎么会不记载呢？经文既然不记载，那么这二位大夫的出行大概不是为了周王。到了文公八年，周天王去世，公孙敖前往京师，没到就返回，丙戌日逃奔到莒国。《左传》说穆伯去周朝吊丧，没到就带着财物逃奔到莒国。在文公时期，臣下专权，国君的命令已经不能在大夫中通行，那么公孙敖前往周朝没到就返回，大概没什么奇怪的了。唉！诸侯知道有天子，大夫才知道有诸侯，这是上下相互制约的礼制。鲁国的国君既然已经蔑视周王，又怎么能指望鲁国的大夫接受我的命令而不废弃呢？那么诸侯想要让他们的臣下没有二心，尊重天子，臣下自然就会服从了。又文公九年，毛伯来索取金器，叔孙得臣前往京师，辛丑日安葬襄王。

诸侯勤王（为天子效力）的有五次。

古代威权出自一人，命令通行于天下。诸侯有不顺服的，周王命令方伯去讨伐。继位者没有确立的，周王命令卿士去安定。兄弟间互相猜忌离间的变故，就有大臣去铲除治理。王都城墙修建的工程，就有大臣去效劳。在这个时候，内有三事大夫，外有列国诸侯，没有不听从周王命令的。这就是他的权力之所以独自尊贵的原因。东周国力不强，权势逐渐衰落。征讨的事，扶救的功劳，有的出自诸侯，有的出自霸主，有的出自大夫，都是借别人的力量来缓解一时的危难。与夏商周三代相比，虽然似乎不值得称道，但在春秋时期也有可取之处。孔子记载这些事，大概是哀伤周道衰微，庆幸诸侯接近正道。所以桓公五年，郑伯不朝见，蔡、卫、陈跟随桓王讨伐郑国。经文记载“跟随周王”，是欣喜三国帮助周王。记载“周王讨伐”，是讥讽天子亲自讨伐。前面所说的出自诸侯的，就是这个。僖公五年，惠王废黜太子小白，小白在首止会合诸侯以安定太子的地位。八年，小白向齐国报告危难，小白会合周王臣属以平定危难。经文记载“齐侯并且排列爵位在诸侯之上”，是欣喜他安定世子，安宁周室。记载“小白会合周王臣属”，是痛恨他倚仗霸主的威势而僭越名分。前面所说的出自霸主的，就是这个。昭公二十三年，王室发生子朝的动乱，郑伯对晋国说，晋国大夫率领军队包围郊外以讨伐子朝。三十二年，敬王害怕子朝的党羽，派富辛对晋国说，迁移成周以避开他们。晋国会合诸侯修筑成周以巩固周室。经文记载“晋国人包围郊外”，“仲孙何忌会合晋国韩不信及十国大夫修筑成周”，是欣喜晋国大夫对王室有功，专门归系于晋国而不记载周王卿士，是显示天子的权力更加衰落而专断于列国大夫。前面所说的出自大夫的，就是这个。唉！隐公、桓公年间，天子虽然衰落但还有诸侯跟随周王去侵伐，后来诸侯更加强大，蔑视周室。幸好两位霸主相继兴起，借尊奉周朝的名义，可以倚重。下到昭公、定公时代，中原没有霸主，诸侯失去权力，而天子派遣使者请求命令，最终使包围郊外的战事，修筑成周的功劳，归于列国诸侯的卿大夫，这难道不是衰弱到了极点吗？

周王臣属与诸侯会盟、侵伐的有十次。

春秋从隐公到闵公没有周王臣属会盟的记载，大概是因为这时齐、晋尚未称霸，诸侯虽然强大，也不敢与王室抗衡。到了僖公五年，小白在首止会合周王世子，才开始有周王臣属会盟的事。晋文公继起，于是召来天子会合周王臣属，其事比小白更甚。然而考察两位霸主的会盟，都在征服楚国之后，大概是因为他们克服了强大的楚国，威震中原，霸业已经兴盛，自夸其功，认为即使是天子的尊贵，也没有人敢违抗，所以安然召来周王臣属会盟，虽然表面上假借尊君的名义，但实际上是为了尊崇自己。所以僖公五年，小白在首止会合周王世子结盟；八年，在洮地会合周王臣属结盟；九年，在葵邱会合宰周公；二十八年，重耳在践土、温地召来天子；二十九年，会合周王臣属

译在翟泉。当初齐桓公开始通过会盟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与周王室的人盟誓以尊崇周朝，虽然不应召见并跟随盟誓，但凭借扶持奖助王室、依托大义的名义，还说得过去。到了葵丘的会盟，起初并非为了周王室，却招致天子的三公与自己盟誓，那么他傲慢轻慢的心态，比之前更加严重了。晋文公沿袭他的做法，放纵其恶行，因此践土的盟会、温地的会盟，都招致了天王；而翟泉的盟会，又让诸侯的大夫与天子的大夫盟誓。齐桓公虽然招致了宰周公，却没有招致天王；虽然与周王室的人盟誓，却不敢让自己的大夫与之对等。到了晋国，则自己召见君主，让大夫与周王室的人对等，倚仗自己的威势，直接与天子平起平坐，这种无视君主的罪过，比齐桓公更加严重。逐渐发展到成公、襄公之后，晋国主持霸业盟会，更招致周王室的人跟随去征伐。例如成公十六年，招致尹子讨伐郑国；十七年，招致尹子、单子讨伐郑国；襄公三年，招致单子到鸡泽盟誓；昭公十三年，招致刘子到平邱盟誓；定公四年，招致刘子侵犯楚国。所有这些都是由晋国主导的，而鸡泽的盟会，是因为前一年联合各国大夫修筑虎牢；平邱的盟会，是因为楚国公子比弑杀灵王，都是联合诸侯来谋划对付楚国的。大概两位霸主主持盟会，是借周王室的名义，率领诸侯来尊崇自己；从周厉公以来，则是借周王室的名义去讨伐楚国、讨伐郑国。所以周王室的臣子偶尔出现在经文中，然而起初是招致盟誓，最终是招致征伐，这是因为周王室日益衰微，诸侯日益强大，他们傲慢无礼、违背道义的行为，不仅仅发生在两位霸主时期。其他诸侯单独与周王室的人盟誓的，只有鲁文公十年与苏子在女栗盟誓，左氏认为这是因为项王当时想要亲近鲁国，所以与他盟誓。凭借霸主联合诸侯与周王室的臣子盟誓，尚且不可以，何况是鲁国呢？那么文公的恶行就可以知道了。

译周代战败或被救的情况有四次。

周王室衰微，夷狄侵扰侮辱诸侯，暴虐横行，天子的军队屡次遭受挫败。圣人在经书中记载了四次，这是为了深切哀伤这种局面。隐公七年，周天子派遣凡伯来鲁国聘问，戎人在楚邱攻打凡伯，凡伯才得以回国。成公元年，周天子的军队在茅戎战败。这是夷狄的侵扰侮辱。桓公五年，蔡、卫、陈三国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庄公六年，周王室的使者子突救援卫国。这是诸侯的暴虐横行。按照经书的体例，攻打别国就记载为“伐”，凡是记载“伐”的都是重大的事件。而凡伯是带着礼物来聘问，并没有众多的军队，怎么能与攻打别国使用相同的文字呢？大概是因为记载“伐”表示事情严重，这是凡伯的罪过，加重凡伯的罪名，也就是讥讽周天子。自从进入春秋时期，没有记载诸侯来聘问的文字。现在隐公即位，未曾朝见周天子，而桓王首先派遣使者来鲁国聘问，助长了诸侯不臣服的心，这非常不合礼制。所以趁着凡伯聘问鲁国，被戎人攻打，经书就用“伐”字来加重这件事。加重凡伯的恶行，那么讥讽桓王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发防认为楚邱是卫国的土地。称楚邱，是责备卫国不能救援危难；称凡伯得以回国，是责备凡伯不能为职责而死。道理或许是这样。按照《左传》记载，晋侯派遣瑕嘉在周天子那里平息戎人的冲突，刘康公拦截戎人的将领，于是攻打他们。叔服劝谏，不听，于是攻打茅戎，在徐吾氏那里战败。解说的人认为，王者至尊，天下没有敌手，不是茅戎能够打败的。定王庸碌昏暗，被茅戎打败，这是极大的罪恶，所以经书用“王师自败”的文字，用来讥讽周天子。孟子说：“天子讨伐而不说攻打，诸侯攻打而不说讨伐。郑伯不朝见，周天子命令诸侯讨伐他。”这是古代的制度。现在桓王率领三国的军队，屈尊天子的身份，亲自攻打诸侯，效仿敌对国家交兵，这就损害威严、毁坏庄重，削弱王权非常严重了。按照《左传》记载周天子军队战败，但经书没有记载，这是避讳。因为天子攻打诸侯，本来就已经可耻，何况战败呢？这是经书不说的原因。至于庄公时期救援卫国的军队，特别记载“王人”的字，是喜悦救援者的善行。卫朔犯罪出逃，诸侯包庇恶人，违背道义接纳卫朔进入卫国，当时没有霸主来讨伐他们的恶行，而周王室的使者独自能够救援卫国，那么他在名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兵少力弱，最终没有完成救援卫国的功绩，所以圣人虽然用“字”来尊称他，也哀伤周王室的衰弱，不能战胜诸侯的恶行。唉！周朝兴盛时，玁狁、蛮荆远远逃遁到荒远的边陲，屈膝效忠顺从，而九伐之法足以威慑诸侯的不臣服，所以天子军队一出，只有征讨没有战斗，谁敢抗拒天子的命令而触犯斧钺的诛杀呢？等到周朝衰微时，军威堕落衰弱，戎狄和诸侯共同兴起而凌蔑它，军队出动没有功效，行动导致失败，真是令人叹息啊！

周王室臣子逃往他国的情况有三次。

周王室衰微，天子的权力不能行于天下，卿士没有尽职守的心，诸侯有包庇奸人的罪过，所以在经书中看到的，有的无事而私自前来，有的因前来而擅自行事，有的因犯罪而出逃，有的因动乱而奔逃。圣人详细记载这些，是参杂讥讽之意。所以隐公元年记载“祭伯来”，《公羊传》说是“来奔”，《谷梁传》说是“来朝”，都不符合经书的本意。只有《左传》说是“非王命”，比较接近。大概是祭伯私自前来，这就是所谓无事而私自前来的情况。桓公八年记载“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左传》说是“礼”，也不符合经书的本意。大概是桓王从纪国娶后，而鲁国主持这件事，祭公将要到纪国迎接王后，所以应当商议日期，既然商议了，就应当向天子请示命令然后迎接，这才可以。现在祭公不向天子复命，于是从鲁国直接到纪国，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厌恶他的专断，这就是所谓因前来而擅自行事的情况。成公十二年，周公出逃到晋国。按照《左传》，周公楚厌恶惠襄家族的逼迫，并且与伯舆争夺政权，愤怒而出逃，周天子派遣刘子让他回来，他进入后又出逃到晋国。经书记载“出奔”，凡是来自周王室的没有“出”字，周公是自己出逃，所以如此。所以经书记载“周卿士奔”，没有说“出”，这里独说“出奔”，杜预认为周公是被周天子召回，却自己断绝与周的关系，所以用“出”字来定罪他。襄公三十年，王子瑕逃到晋国。按照《左传》，灵王去世，尹言多、刘毅、单蔑、甘过、巩成杀死王弟佞夫、括、瑕、廖，他们逃到晋国。大概是儋括想立佞夫，王子瑕是括的党羽。佞夫死后，瑕于是出逃。经书记载“奔晋”，不说“出”，因为周王室没有对外说“出”的说法，如果有“出”字，就有外逃的意思。昭公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带着王子朝逃到楚国。按照《左传》，晋国荀跞率领军队接纳敬王，召伯盈驱逐王子朝，王子朝以及召氏的族人、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逃到楚国。经书记载“带着子朝逃”，是痛恨他们帮助篡夺的恶行，受制于三位卿大夫，所以显明地诛责他们。然而立子朝一事，只记载尹氏逃到楚国，并举出召伯，是明确罪责根本在尹氏，应当先诛杀逆贼的首领，后惩治他的党徒。这就是所谓因动乱而奔逃，或因事而出逃的情况。从隐公、桓公以来，有周卿士，虽然因私事而外交，专命而擅自行事，得罪于《春秋》，但还没有因动乱而出逃的。到了襄公、成公之间，周王子瑕又因祸端酿成动乱，负罪逃往他国，不止是私自前来了，然而还没有篡夺的大恶，他所逃往的地方，还没有离开中原地区。下至昭公时期，尹氏、毛、召之徒，才开始有篡逆的事情，等到他们失败而出逃，却又转入了夷狄之地，难道……

译这难道不是衰败混乱的极点吗？解说的人认为圣人所记载的，专门在于归罪于卿士，我私下认为天子放纵他们，诸侯接纳他们，都是《春秋》所谴责的罪人。凡是说“来奔”的，大概包含三层讥讽的意思。

译王室动乱共有四次。

春秋时期，从隐公到哀公，王室变故记载于经文的有四次。这期间，周天子遭遇危难而离开都城居住的有两次：叔带作乱时，周襄王出逃居住在郑国；周敬王遭遇王子朝之难时，出逃居住在狄泉。周定王在位时，王札子杀死了召伯和毛伯；周景王在位时，杀死了他的弟弟佞夫。这些都属于王室的变故。

叔带之乱

查考《春秋》僖公五年，齐桓公小白会合诸侯，在首止保护周王世子。《左传》说这是为了谋划周室事务。杜预说：周惠王因为宠爱惠后的缘故，打算废掉太子郑，改立叔带，所以齐桓公保护世子以安定他的地位。僖公八年，周惠王去世，周襄王厌恶叔带带来的祸难，害怕自己不能即位，向齐国报告危难，所以小白再次会合诸侯在洮地结盟。《左传》说这是为了谋划王室事务。到了僖公十一年，《左传》记载叔带召引戎族攻打周室，秦国、晋国攻打戎族以救援周室。僖公十二年，周王因为戎族祸难的缘故讨伐王子带，王子带逃奔到齐国。僖公十三年，齐桓公派仲孙湫聘请王子带，召他回国，周王不允许。到了僖公二十二年，富辰对周王说，请求召太叔子带从齐国返回京师。僖公二十四年，郑国军队攻打滑国，周王派使者到郑国请求交出滑国，郑国不听从周王命令，周王发怒，率领狄人军队攻打郑国，周王感激狄人，把狄女立为王后，子带与狄后私通，周王废黜了狄后，頽叔、桃子奉太叔子带率领狄人军队攻打周王，周王的卿士准备抵御，周王说：“先王后们会怎么说我呢？宁可让诸侯来谋划此事。”周王出逃到郑国，住在汜地，太叔子带带着狄后住在温地，所以说“周天子出逃居住在郑国，是为了躲避母弟的祸难”。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护送周王回国，周王进入王城，在温地抓获太叔子带，杀了他。这就是周襄王时期叔带的祸难，以及周天子出逃郑国后返回周室的经过。

王子朝之乱

查考《史记》，周景王十八年，太子早逝，景王宠爱王子朝，想立他为太子，恰逢景王去世，王子丐的党羽争夺君位，国人拥立长子猛，王子朝攻杀了猛，猛成为悼王，晋国人攻打王子朝而立王子丐，这就是周敬王。至于王子朝、王子猛的嫡庶长幼，《左传》没有记载，考据贾逵的注解，认为王子朝是景王的庶子，敬王是猛的同母弟，而《史记》认为猛是长子，根据推测，那么太子子猛、敬王都是王后所生，子猛是嫡子中的长子，王子朝是庶子中的长子，猛应当即位而朝不应当即位。《左传》说王子朝和他的师傅宾起受景王宠爱，景王和宾起想立王子朝，刘伯蚠、单穆公厌恶宾孟的为人，想杀他，又厌恶王子朝，想除掉他，景王在北山打猎准备杀刘、单二人，恰逢景王病逝，刘、单攻打宾起并杀了他，王子朝作乱，驱逐刘子、单子，迎接王猛从庄宫回来，王子还，王子朝的党羽夜间劫走王猛带到庄宫，单子杀了王子还及其党羽八人，王子朝逃奔到京地，单子攻打他，刘子进入王城，周国的巩简公、甘平公被王子朝打败，单子带着王猛驻扎在皇地，王子朝的党羽攻打皇地，大败，晋国的籍谈、荀跞率领九州之戎护送王猛进入王城，刘、单被王子朝的党羽打败，王猛去世，敬王即位，王子朝在京地，楚国军队驻扎在京地，楚国攻打京地，摧毁其西南城墙，二十三年，周王军队、晋国军队包围郊地，讨伐王子朝，郊地溃败，王子朝战败，从京地逃入尹地，刘、单攻打尹地，不胜而还，带着敬王逃到刘地，以躲避王子朝，王子朝进入王城，王子朝的党羽尹氏击败了刘军，敬王居住在狄泉，尹氏于是拥立王子朝在王城，居住在西边，敬王在狄泉，居住在东边，称为东西二王，二十四年，王子朝逐渐强大，进入邬地，攻打瑕地和杏地，都溃败了，郑伯到晋国，对范献子说，请求谋划王室事务，二十五年，晋国赵鞅会合各国大夫在黄父结盟，谋划此事，二十六年，单子到晋国告急，敬王的党羽刘人与王子朝的党羽王城军队交战，刘军大败，刘子带着敬王出逃，晋国知跞、赵鞅率领军队护送敬王回国，攻克巩邑，召伯盈驱逐王子朝，王子朝以及召氏族人、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带着周朝典籍逃奔楚国，周王进入成周，晋国人戍守周室后返回，这就是周敬王时期王子朝的祸难，以及周天子居住在狄泉后返回周室的经过。

儋括之乱

起初，周灵王的弟弟儋季去世，他的儿子儋括将要拜见周王时叹息。单公子愆期告诉周王说：“一定要杀了他，不杀他将危害大王。”周王说：“小孩子懂什么？”等到周灵王去世，儋括想拥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道这件事。周尹言多，刘毅、单蔑、甘过、巩成杀死了佞夫。儋括、瑕廖逃奔晋国。《春秋》记载说：“周天子杀了他的弟弟佞夫，罪责在于周王。”这是襄公三十年，周景王时期佞夫的事情。

王子札之乱

王孙苏与召伯、毛伯争夺政权，派王子札杀死了召戴公和毛伯衞，最终立了召襄。这是宣公十五年，周定王时期，王子札杀死毛伯、召伯的事情。

总论

《传》说：君王不立宠爱的儿子，公卿没有私心，这是古制的规定。所以偏私宠爱，并立王后匹敌嫡子，没有不产生祸患的。观察东周两百四十多年，王室变乱，记载于经文的共有四次，其中因为嫡庶不分，继承统绪不正，动乱占了两起。周襄王是嫡子，叔带是同母弟，而周惠王因为宠爱惠后，想废黜郑而立叔带，虽然依靠齐桓公称霸，盟会诸侯，以安定他的地位，但齐桓公死后，终究没能避免叔带的祸难，致使周襄王流落荒野。等到晋文公

译继承霸王的事业，才开始能够回归。然而，牵涉房闼之间的私情，给国家造成深重祸患的，实际上是惠王开启了端绪。子猛是嫡长子，子朝是庶长子，而景王因为宾起的请求，想要废黜子猛而立子朝，并且拉拢刘单来安定他的地位。等到敬王即位，子朝作乱，盘根错节地结党营私，交战抢夺，五年之间，子猛遭受祸害，敬王流亡在外，依靠刘单的贤能，倚仗晋国作为外援，平定了祸患，驱逐了子朝，使敬王回归，王室才安定下来。然而，顺从奸佞宠幸的私议，给国家造成深重祸患的，实际上是景王开启了端绪。敬王趁着变乱之际，能够继承周朝正统，刘单多次辅佐，但权力并不在自己手中，而不能立即除去子朝，本来不可以责备他。而襄王已经登上君位，有齐国、晋国作为倚重，叔带的祸难，不像子朝那样强大，如果有能力以大义决断并惩戒他，怎么会委屈宗庙而流亡呢？为什么顺从匹夫的孝道，牵涉母后的恩情，既不能在祸难未发生之前防范，又不能在已经危急之后控制，柔弱懦弱不能决断，养成了过错，最终导致傲慢的弟弟再次进入，而自身于是失守，那么叔带的祸难，不仅仅是惠王的罪过，也是襄王酝酿造成的。所以《春秋》在襄王时记载“天王居住在郑国”，是贬斥他的出奔；在敬王时记载“天王进入成周”，是喜悦他的回归。贬斥他的出奔就不认可他的回归，所以《春秋》不记载襄王的回归，那么虽然贬斥他的出奔，但也谨慎对待他的回归，用以显示圣人取舍轻重的不同。《春秋》的法度，凡是诸侯擅自杀人的，都重重讥讽，因为他们不向天子请示，而独自掌握生杀大权。诸侯擅自杀人尚且不可以，何况天子的卿士，朝夕在王庭委身效忠，他们的名分道义之亲近，不是诸侯可以比拟的，难道可以擅自杀人吗？而王孙苏与毛伯、召伯争夺政权，于是让王子札杀了他们，侵夺君主的权力，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以此显示天子的权柄，不仅不行于诸侯，而且不行于卿士。所以《春秋》记载“王子札杀召伯、毛伯”，是罪责王子札擅自杀人，用来讥讽天子不能控制。左氏认为儋括想要立佞夫，佞夫不知道，大夫杀了他，那么杀弟弟的罪过不在王上就很明白了。而《春秋》记载“天王杀他的弟弟佞夫”，大概是如果佞夫果然有篡夺的意图，那么杀他本来适宜。现在想要立他的意图出于儋括，而佞夫不知道，那么景王宽容他可以。反而放纵五大夫杀他的亲弟弟，虽然说是大夫的罪过，实际上是景王指使的。《春秋》的道义，只有天子可以擅自杀人，所以没有“天王杀大夫”的记载。这里特别记载，是用来显示景王尊贵为天子，却不能宽容一个亲弟弟，伤害手足，贼害防备违背道义，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特别记载以加重他的罪恶。唉！东周的衰败，嫡庶的地位不正，生杀的大权不行，兄弟争夺国家，卿士专权，上下互相残害，无所畏惧忌惮，王室更加衰败，不可挽救阻止。作为天下的根本，尚且如此，怎么能期望诸侯治理得好呢？

译王臣见于经文的有三十一人。

按照体例，天子的三公称公，卿书写爵位，大夫称字，士称名。士中地位卑微的不称名，这是为了通过名称来区分等级、确定尊卑。三公称公的，如桓公八年的祭公，僖公九年的宰周公，成公十二年的周公，就是如此。卿书写爵位的，如隐元年的祭伯，七年的凡伯【祭、凡是伯爵国】，文元年的毛伯，五年的召伯，十年的苏子【毛、召、苏都是宋国的地名】，十六年的尹子，十七年的单子，昭公十三年的刘子【子爵】，就是如此。大夫称字的，如隐元年的南季【南氏，季是字】，桓公四年的宰渠伯纠【渠氏，伯纠是字】，五年的仍叔，八年的家父，庄公元年的荣叔，二十三年的祭叔【祭是采邑】，文元年的叔服，宣公十年的王季子，襄公三十年的王子瑕，就是如此。士称名的，如隐元年的宰咺，襄公十五年的刘夏【刘是宋国地名】，定公十四年的石尚，就是如此。士中地位卑微的不称名，如僖公八年的王人，就是如此。然而隐公三年、昭公二十三年、二十六年三次记载尹氏，隐公三年三次记载武氏子，都是以族氏称呼，这是讥讽世袭卿大夫。庄公二十六年王人子突地位卑微，却特意称字，这是赞许他救援卫国。宣公十五年记载王札子是大夫却称名，这是贬斥他专擅杀人。只有文公三年的王子虎，定公四年的刘卷，都是以卒后称名，而昭公二十三年记载王子朝，大概是庶子的长官。各国国君以爵位称呼，他们的卿以名称呼，其中受到褒扬的以字称呼。天子的卿书写爵位，这是为了比照诸侯；大夫书写字，这是为了比照各国卿中贤能的人；士称名，这是为了比照诸侯的卿。当周王室衰微，王室地位卑微时，先王的典章制度尚存，所以孔子一定要端正爵位秩次，将王人的地位排在诸侯之上，不让诸侯凌驾于天子之上，以此来昭示万世的法度。唉！《春秋》尊王的义理，即使在名称爵位之间，也不敢忽视，这难道仅仅是虚文吗！

春秋比事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比事卷二 宋 沈棐 撰 二伯

齐桓公【小白】会盟十五次

庄公十三年北杏，十四年鄄，十五年鄄，十六年幽，二十七年幽，僖公元年柽，二年贯，三年阳谷。

五年首止，七年甯母，八年洮，九年葵邱，十三年咸，十五年牡邱，十六年淮。孔子说齐侯九次会合诸侯，不靠兵车。考察《春秋》，从庄公十三年到僖公十六年，大型会盟诸侯共十五次，其中衣裳之会十一次，从北杏到葵邱是也；兵车之会四次，从洮到淮是也。按庄公十三年北杏之会，《左传》说是平定宋国的祸乱。然而这次会盟小白尚未称霸，经文唯独书写他的爵位，诸侯都称人，先儒认为圣人期望他攘除夷狄、拯救中国、尊崇周室，开始会合诸侯，首先谋划大举，所以唯独尊崇小白，大概想要深深责备他，就必须先重重对待他。十四年鄄之会，《左传》说是宋国顺服。大概宋国虽然参与了北杏之会，却又背叛齐国，所以十四年经文记载齐、陈、曹伐宋，既已讨伐而宋国顺服，所以这一年举行鄄之会，这就是《左传》所说的宋国顺服。十五年又在鄄会盟，《左传》说是齐国开始称霸。齐侯会盟已经三次会合诸侯，到这时才开始称霸。大概中原诸侯没有比陈、郑更难顺服的，现在宋、郑再次会盟，而陈也开始顺服，那么小白的霸业就成了，这就是所说的齐国开始称霸。十六年在幽同盟，《左传》说是郑国和好。大概宋、郑两国都参与了鄄之会，理应同心结好，不再互相侵扰，而鄄之会刚开始称霸，郑国就侵宋，所以十六年宋、齐、卫三国讨伐它，于是率领诸侯在幽结盟。大概桓公自主称霸，未曾修好盟约，而宋国在北杏有贰心，郑国在鄄有贰心，必须等到兵威才刚开始克服，齐国既已使宋、郑顺服，不结盟就无法维系，所以称同盟，是因为诸侯与桓公志趣相同。然而鲁、郑既已同盟，而十七年记载齐人拘捕郑詹，十九年记载齐、宋、郑讨伐鲁国西鄙，《左传》说是郑国不朝见齐国，齐国拘捕郑詹，怀疑这种说法未必正确。我切意郑国介于楚国，有背叛齐国的志向，所以齐侯拘捕他，不久郑詹逃到鲁国，这就是三国讨伐鲁国的原因。二十七年又在幽同盟，《左传》说是陈、郑顺服。按二十八年楚国讨伐郑国，鲁公会同齐、宋救援郑国，就知道这次盟会，郑国已经顺服齐国了。然而十六年同盟于幽，卫侯参与盟会，而这次盟会他不参与，所以二十八年齐人讨伐卫国，惩罚他不参与盟会。元年柽之会，《左传》说是谋划救援郑国，大概自二十七年与盟于幽，而楚国再次讨伐郑国，所以小白会合诸侯谋划救援它，这就是《左传》所说的谋划救援郑国。二年贯之盟，《左传》说是使江、黄顺服。三年阳谷之会，《左传》说是谋划讨伐楚国，大概江、黄是楚国的盟国，既已背叛楚国而归附齐国，那么齐国的威德到这时最为强盛，于是可以讨伐楚国了。所以四年诸侯讨伐楚国，屈完请求结盟，强大的楚国受挫受辱，使百姓免于左衽之患，那么他的功绩惠及当世，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左传》说谋划讨伐楚国，大概就在于此。然而楚国顺服之后，齐人拘捕陈国的辕涛涂，以及江、黄讨伐陈国，冬天又大会诸侯侵陈，就知道陈国又背叛齐国了。等到五年首止之会，《左传》说是谋划安定周室，陈国再次被讨伐，参与首止之会的盟约，而郑伯逃归不结盟，那么郑国又背叛齐国而跟随楚国了。所以六年鲁公会同齐侯，联合六国讨伐郑国，而楚人包围许国，救援它。

译鲁桓公七年，齐国又攻打郑国，因此这一年的防地之盟，郑国派子华在防地听命，这就是《左传》所说的谋划郑国之事。鲁桓公八年，洮地之盟，《左传》说是为了谋划王室之事，郑伯请求结盟以示臣服。大概因为周襄王有叔带之难，所以齐桓公在防地结盟来谋划此事，而郑伯自鲁桓公七年再次被齐国攻打，再次来请求结盟，《左传》说这是为了谋划王室、郑国臣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鲁桓公九年，在葵邱结盟，《左传》说是为了重申盟约并且修好。然而齐桓公多次在防地会合诸侯，没有比葵邱更盛大的了，但霸业的衰落也从此开始，所以孟子特意举出葵邱之盟来警示战国时期的诸侯，而《春秋》三传的体例都不采纳，经文又称诸侯在葵邱结盟，隐去齐侯的爵位而称诸侯，这是为了贬低他，由此可知齐桓公的德行衰落从此开始。鲁桓公十三年，在咸地结盟，《左传》说是因为淮夷侵扰杞国，所以暂且谋划王室之事。大概因为杞国受到东夷的逼迫，所以在防地会合来谋划此事，看鲁桓公十四年诸侯为杞国修筑缘陵城，就知道这次防地之盟是为了杞国谋划。鲁桓公十五年，在牡邱结盟，《左传》说是为了救援徐国。大概因为这一年春天楚国人攻打徐国，所以齐桓公会合诸侯来救援他们，看经文记载“于是驻扎在匡地，公孙敖及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就知道这次防地之盟是为了救援徐国。然而楚国到这时稍微强横，而齐国攘除祸患、救援诸侯的心意也懈怠了，所以经文说“驻扎”、“救援”诸侯、救援徐国而派遣大夫前往，显示出他对救援祸患的迟缓。鲁桓公十六年，在淮水左岸结盟，《左传》说是为了谋划鄫国并且向东略地。考察齐侯前后在盟会防地会合鄫国，鄫国未曾参与，所以《左传》的说法怀疑是不正确的。考察鲁桓公十七年春天，齐国人、徐国人攻打英氏，灭掉项国。先代儒者认为英氏是楚国的盟国，大概齐国既然救援了徐国，就联合徐国人攻打楚国的盟国，我推测淮水之盟是谋划攻打英氏，不是为了鄫国。所有这些，都是齐桓公主持霸业、盟会防地会合的始终。总而言之，参与防地会合的诸侯有十四国【宋、陈、蔡、邾、鲁、卫、许、滑、曹、滕、江、黄、邢、郑】，结盟的有八次，而孔子称他九次会合诸侯，大概是因为洮地之盟是为了谋划王室，咸地之防是为了为杞国筑城，牡邱之防是为了救援徐国，淮水之防是为了攻打英氏。这些都是动用兵车的防地会合，而北杏与鄄地的初次防地会合，齐桓公尚未称霸，所以孔子称他九次会合。先代儒者认为这是圣人崇尚礼义、轻视武力的深刻用意，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

译十四国始终追随齐国

齐侯主持霸业，与诸侯在防地结盟的有十四国。其中小国如滕、滑、江、黄、邢、邾，都偶尔在经文中出现。这些国家地处偏僻，不关乎强弱，只有宋、卫、曹、郑、陈、鲁、许、蔡这八国，有时服从有时背叛，其始终情况可以考证。现在梳理它们的事迹记录下来。宋国自从北杏之盟和防地之盟以来，曾有一次背叛。齐庄公十四年，齐、陈、曹、鲁四国讨伐它。此后便服从盟主，从鄄地之盟到淮地之盟，全都参与盟会。这是当时诸侯中最贤明的。鲁国起初不参与北杏之盟，鄄地之盟开始时，只记载了单伯。两次防地之盟，又不参与。僖公虽然参与但没有记载。解释《公羊传》的人说是为鲁公避讳。到了僖公十七年，齐国人拘捕了郑詹，郑詹从齐国逃到鲁国。十九年，齐国讨伐鲁国西部边境。看经文的记载，虽然是因为郑詹的缘故，齐国讨伐鲁国，但齐国称霸数年，盟会四次，而鲁公未曾前往，那么齐国讨伐鲁国，大概也是讨伐它不服从霸业，不仅仅因为郑詹。自从这次讨伐之后，从僖公二十七年幽地之盟，到淮地之盟，共十一次盟会，鲁公都亲自参与而不再背离齐国了。陈国起初参与北杏之盟和鄄地初盟，不参与第二次盟会。两次盟会再次跟随，在幽地两次结盟。到了柽地之盟又不参与。僖公四年讨伐楚国之后，又背离齐国追随楚国，所以齐国人拘捕了它的臣子涛涂。冬天，又联合诸侯大夫侵犯它。于是畏惧齐国的兵威，参与首止之盟以及宁母、洮地两次盟会，派遣世子欵接受盟约。到了葵邱之盟又不参与，可见它没有完全服从。然而葵邱之盟，霸业最盛，此后诸侯没有背叛盟约的，所以从洮地到淮地三次盟会，陈侯都来服从。郑国起初不参与北杏之盟，而两次跟随鄄地之盟。这时虽然有同地结盟的情谊，却没有服从齐国的心。所以鄄地之盟刚确立霸业，就背离齐国侵犯宋国。第二年，齐、宋讨伐它。于是两次在幽地结盟。然而幽地初次结盟，经文记载齐国人拘捕郑詹，推测郑国有趋向楚国的意图，而齐国人拘捕郑詹，那么郑国虽然参与盟会，但服从齐国的心意并不纯粹。齐国既讨伐它的国家，又拘捕它的臣子，郑国才开始顺服，不敢对齐国有二心。所以柽地、贯地、阳谷讨伐楚国之后，郑伯都跟随，等到首止之盟，又畏惧楚国而逃归不结盟。僖公六年、七年，齐国两次讨伐它，所以宁母之盟，才开始派遣世子听命，而洮地之盟就来请求结盟。从此以后，才完全服从中原各国，不再趋向楚国了。卫国两次参与鄄地之盟，参与幽地之盟，到了第二次盟会不来，齐国于是讨伐它。所以庄公二十八年经文记载“卫人与齐人交战”，说交战，是为了显示卫国对齐国有二心，有力量抗拒的意思。自从僖公十年讨伐楚国之后，齐国霸业强盛，中原各国全部服从，卫国才开始再次前来，只有宁母之盟一次不参与，其余都见于经文。许国从庄公十年跟随幽地之盟以后，并不见于经文。到了僖公四年才开始跟随齐国讨伐楚国，后来又参与首止之盟。到了僖公六年诸侯讨伐郑国包围新城，楚国人包围许国以救援郑国，而诸侯救援许国。此后盟会都跟随中原各国，只有宁母之盟不参与罢了。曹国从齐国称霸直到小白去世时，七次参与盟会，柽地、首止、洮地、葵邱、咸地、牡邱就是。讨伐楚国的军队，曹伯也跟随。只有蔡国起初参与北杏之盟，其后畏惧楚国不再归附齐国。所以僖公四年齐侯的军队先侵犯蔡国，而后讨伐楚国。而经文在庄公十年记载“荆国打败蔡国军队以献舞归来”，又十四年记载“荆国进入蔡国”，就知道蔡国是楚国的属国。它之所以不跟随齐国称霸，大概是畏惧楚国太甚，又不是陈、郑可比。这几国：宋国背离齐国一次，鲁国不参与盟会两次，背离齐国一次，郑国不参与盟会一次，逃归一次，背离齐国三次，卫国不参与盟会五次，背离齐国一次，许国参与盟会七次，曹国参与盟会七次，都没有背叛齐国。当周王室衰微，荆楚暴横，小白奋起，首先倡导大义，以安定中原，可以说是盛大了。而当时诸侯有的背叛有的顺从，难以统率服从到如此地步。其中始终跟随齐国盟会不背叛的，只有宋国一国而已。由此看来，诸侯仰慕礼义而认清方向，大概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吧。

小白抑制强楚保卫诸侯

当小白刚开始称霸时，正联合诸侯，无暇出兵讨伐楚国。楚国虽然有轻视齐国的心，但这时中原已有盟主，楚国侵扰的，不过是蔡、郑而已。对于宋、卫各国，未曾有小规模的窥伺。所以庄公十年，打败蔡国军队以献舞归来。十四年，进入蔡国。十六年，讨伐郑国。二十八年，又讨伐郑国。僖公元年，称楚国人讨伐郑国。二年，侵犯郑国。三年，讨伐郑国。小白畏惧其暴横侵入中原，四年于是九次会合诸侯，向楚国问罪，而在陉地驻扎。兵威未加，楚国已经惊恐，于是派遣使者请求结盟。从此楚国人顺服，不敢侵犯中原十五年。其间偏远小国，偶尔受害，如灭弦、围许、灭黄、伐徐，虽然略见于经文，但邻近楚国的如陈、郑，也依赖召陵之威，不再像往日那样侵扰了。其后小白去世，重耳未兴起，楚国于是再次肆意强横，欺凌中原，开始参与盟会，逐渐导致盂地之盟，拘捕宋公，泓水之战，打败宋国军队。虎狼之威，日益炽盛。唉！小白的功劳，多么伟大啊！

小白侵伐并吞拘捕大夫

先儒说小白贪图土地广大，倚仗甲兵众多，驱逐胁迫，强制诸侯，假借尊崇周室的名义，来为自己封殖

译在春秋时期，各国诸侯致力于相互侵伐，强者肆意欺凌弱者，遭受吞并，残害百姓，其祸患不可胜数。圣人庆幸霸主出现，用礼义与大邦交往，用仁德安抚小国，革除干戈战乱，恢复敦厚风俗，差不多能接近西周那样的治世了。为何小白兴起，霸德却不纯正，在二十六年间，会盟防范诸侯，虽然假借仁义的名义，尊崇王室，但实际上却是逞强作威，肆意侵夺以抬高自己。所以自从他进入齐国以来，对大国就进行侵伐，对小国就进行吞并，而《春秋》都按例称他为“人”，这是为了厌恶齐侯。考察经文：庄公十四年伐宋，十六年伐郑，十九年伐鲁，二十八年伐卫，僖公四年伐陈、侵陈，六年伐郑，七年又伐郑，这些都是侵伐大国的行为。庄公十年灭谭，十三年灭遂，十五年伐郳，二十六年伐徐，三十年降鄣，闵公二年迁阳，僖公十七年伐英氏、灭项，这些都是吞并小国的行为。庄公十七年拘捕郑詹，僖公四年拘捕陈国的辕涛涂，这是拘捕诸侯大夫的行为。虽然如此，宋、卫不服从，陈、郑依附楚国，那么用兵侵伐，虽然损害了霸德，其罪过还算轻。至于凌虐小国，则是重罪，而灭谭、灭遂、灭项尤其严重。凭借兵威来灭国，不是霸主该做的事。小白主持中原霸业，排斥强暴，不用德行使诸侯信服，反而蹈行肆虐的恶行，难道不可耻吗！按例贬称他为“人”，是适宜的。

译救国与城国

救助危难、抚恤灾祸，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宗祀，这是霸主的美德。在齐桓公小白时期，楚国与夷狄相互侵扰，中原的郑、许、徐三国被楚国所苦，邢、卫两国被狄人所苦，所依赖来驱赶排斥外敌的，只有小白。考察《春秋》，齐侯作为霸主，记载“救国”的有五次，记载“城国”的有三次。然而有救援而成功的，也有虽然救援却未成功的。如庄公二十八年救援郑国，郑国于是与齐国在柽地设防；僖公六年救援许国，许国于是与齐国在洮地结盟，使其背离强大的楚国，归附中原国家，这是救援成功的。闵公元年救援邢国，僖公元年又救援邢国，但邢国未能避免迁往夷仪；僖公十五年救援徐国，但徐国未能避免娄林之败，这是救援而未成功的。凭借霸主的威势，联合诸侯的军队，救援一个小国，那么旌旗所指，应该没有什么不成功的。然而救援危难之师，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庄公二十八年楚国讨伐郑国，经文记载鲁公防备齐人、宋人救援郑国；僖公六年楚人包围许国，经文记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这都是联合中原各国的军队奔赴危难直冲向前，没有停留驻扎，所以能够挫败楚国的锐气，取得救援患难的功效。至于庄公三十二年狄人讨伐邢国，闵公元年齐人救援它，却未能率领诸侯前往，所以功效未见，《春秋》称“人”来讥讽他。到了僖公元年，虽然出动三国军队，声称救援，但在聂北驻扎，犹豫观望，导致邢人迁往夷仪，这实际上并不是救援。又如僖公十五年，楚人讨伐徐国，齐侯虽然联合诸侯在牡邱结盟，谋划救援徐国，却远远驻扎在匡地，派遣诸侯的大夫作为救援的名义，导致徐国有娄林之败，这也并非救援。唉！既然不能在诸侯遭受危难时尽力救援，等到他们社稷将亡、国家祭祀迁徙，那么即使去为他们筑城，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经文记载二年筑楚邱城，是讥讽他不救援患难却去筑城。僖公元年记载邢国迁往夷仪，三军为邢国筑城，是讥讽他救援患难迟缓却去筑城。十四年记载诸侯为缘陵筑城，是讥讽他不能击退东夷却去筑城。前代儒者说：“与其在国家灭亡后为其筑城，不如在国家未亡时救援它。”小白的罪过，大概就体现在这里。

三次讨伐戎族

按齐侯讨伐戎族有三次，庄公二十年讨伐戎族，三十年讨伐山戎，都称“人”。僖公十年讨伐北戎，则称“齐侯”，为什么呢？解说者认为贬低他所以称“人”，肯定他所以书爵位。讨伐山戎，正是匡正华夏，这是霸主应有的政事。《春秋》有什么可贬低的呢？大概称“人”，并不是指责小白。这是《春秋》垂示后世的方法。小白有讨伐北戎的功劳，《春秋》惯例是肯定他的，那么后世有人效仿他的事迹，勤于远略而残害中原国家的。所以《春秋》两次称“人”，以警戒后世好战的人。然而后来不书爵位，是因为小白的功劳终究不可抹杀，所以又书“齐侯”以肯定他。一方面警戒后世，一方面彰显齐侯。这就是《春秋》的用意。

晋文公【重耳】

考察《春秋》，重耳作为霸主五年间，侵伐各一次，僖公二十八年侵曹伐卫是也。入国一次，二十八年入曹是也。围国两次，二十八年围许，三十年围郑是也。执诸侯两次，二十八年曹伯、卫侯是也。盟诸侯两次，践土、翟泉是也。会诸侯一次，会温是也。按《左传》，晋侯将要讨伐曹国，向卫国借道，卫人不答应，晋军从河南渡河，曹国讨伐卫国。大概曹、卫、楚是同盟国，是楚国的屏障。晋侯将要制服楚国，救援宋国，然而不得曹、卫，楚国不可制服，所以先侵曹伐卫，而后与楚国作战。这一年晋侯进入曹国，执拿曹伯，交给宋人。大概晋国为宋国，楚国为曹国。楚国既然不为宋国，所以晋国执拿曹伯交给宋人，用来激怒楚国使其出战。到了四月，联合四国军队，与楚国在城濮作战，楚军大败。经文在三国称“师”，唯独书“晋侯”，用来彰显晋侯霸主功业的完成。晋国既已打败楚国，于是率领诸侯举行践土之盟，而召请周天子到会。所以经文在下文又书“公朝于王所”。大概是不让晋侯得以召请天子，所以上文不言“王”，又不言“诸侯朝”，只言“公朝于王”，用来表明晋侯召请君主的罪恶。冬天在温地会诸侯，晋侯再次召请周天子，那么他的罪恶更加严重了。所以经文书“天王狩于河阳”，《左传》认为仲尼说：“以臣召君，不可以为训。”所以书曰“天王狩”，大概是避讳天子的尊贵而顺从霸主的胁迫召请，如同天子巡狩而诸侯在方岳会合。到了二十九年，会王人与六国在翟泉结盟。解说者认为都是各国大夫，所以称“人”。然而王人不可与结盟，现在让大夫与之结盟，那么晋文公的罪恶也就可知了。唉！晋文公一战打败楚国，于是倚仗其威势，骄傲不臣，甚至亲自召请天子，以大夫身份与王人结盟，难道不是万世的罪人吗？他远远不及小白了。

六国背服始终

自从小白去世，楚国趁着中原没有霸主，想要驱使率领诸侯屡次主持盟会。虽然宋襄公有继承霸业的志向，但力量不敌楚国，反而遭受挫辱。所以在盂地会盟被楚国执拿，在子玉之战中被楚人打败。僖公二十六年，楚国讨伐宋国，包围缗地。二十七年，又联合诸侯包围宋国。等到重耳出逃，始终与楚国为仇的只有宋国一个

译人。其他诸侯国如曹、卫、许，则一心依附楚国。至于齐、鲁、陈、郑等国，则又看晋国的成败来决定自己的向背。所以在城濮之战中，跟随晋侯的只有齐、宋、秦三国。大概是因为齐国是霸主的后裔，宋国痛恨楚国极深，秦国为了报答接纳晋文公的情谊，所以当时没有犹豫观望之心，都急于跟随晋国。至于陈、郑、鲁、卫、蔡、邾、莒，则是在打败楚国之后才开始跟随晋国结盟。所以在践土之盟时，郑、鲁、蔡、卫以及莒子才刚到。在温地的盟会上，邾子才刚到。践土之盟中记载陈侯“如防”（前往盟会地点），大概是因为陈侯畏惧楚国，跟随晋国比较迟缓，特意称他“如防”，以表明他没有参与结盟。至于卫国，则始终依附楚国，只有元咺和卫国百姓极力主张依附晋国，所以在打败楚国之后，卫侯畏惧晋国而逃往楚国。这时卫国没有国君，元咺奉公瑕在此接受盟约，可见卫侯虽然逃往楚国，但卫国百姓都想跟随晋国。晋国与子瑕结盟，所以允许卫侯返回卫国。卫侯回国后杀了叔武，仍然怀有二心，因此元咺逃往晋国去申诉。等到温地的盟会，陈、郑都到了，唯独卫国不来。于是晋国人抓住卫侯把他押送到京师，并且把元咺送回卫国。那么当时诸侯畏惧楚国的威势，害怕跟随晋国的，以卫国最为严重，所以《春秋》记载卫国的事也最多。至于许国，则在践土和温地的盟会上都没有参加。所以在温地盟会之后，诸侯围攻许国。郑国虽然两次参加了盟会，但在翟泉之盟时有背离晋国之心，于是再次不到，所以在三十年时，晋国和秦国围攻郑国来讨伐它。齐桓公称霸，经营中原达二十五年，诸侯感念他的恩德、畏惧他的威势，顺从服从已经很久，然后才率领众人去讨伐楚国，所以当时诸侯信任依附没有怀疑，在盟会之间心怀二意的人很少。等到齐桓公去世，距离晋国称霸已经十一年，诸侯侍奉楚国的心意已经坚定。重耳没有盟会交往的基础，一旦大规模兴兵征伐，突然称霸中原，难怪诸侯信服不坚定，而团结他们如此困难。

译总论

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这是圣人依据《春秋》的义例，来判定两位霸主优劣的标准。”从前周宣王中兴周室，讨伐玁狁，威慑荆蛮，使他们逃窜潜伏在荒远的边陲，屏住气息隐藏踪迹，不敢再回头窥视中原。自从周平王东迁，周朝的道统再次衰微，当时没有像宣王那样的英明君主，也没有像吉甫、方叔那样的贤臣辅佐，因此荆蛮这类丑类逐渐猖狂跳梁，入侵蔡国、攻打郑国，侵犯陈国、包围宋国，仇怨狠毒、凶暴乖张，所到之处无不溃败。幸好有齐桓公小白、晋文公重耳相继兴起，有的通过会盟来彰显威严，有的通过征伐来挫败其气势，因此暴虐的火焰未能逞凶，中原地区得以稍得安宁。那么两位霸主的功绩，也可以说是很盛大的了。考察《春秋》的笔法，他们行事的始终截然相反，请详细论述，以阐明孔子的学说。

周惠王因为宠爱惠后，想要废黜太子郑，改立王子带，而齐桓公亲自率领诸侯在首止会见太子，以安定他的地位，这是匡正天下的功绩。等到晋文公重耳打败楚国不久，就把周天子迎到践土，这就与首止之盟不同了。等到周惠王即位，周襄王因为叔带的祸难，害怕不能即位，派人向齐国告急，齐桓公于是率领诸侯为他谋划，这是安定王室的功绩。等到晋文公在温地设防不久，又在翟泉与王室的使者结盟，这就与洮地之盟又不同了。

齐桓公用礼义来柔服中原各国，所以与诸侯结盟八次，然后才有陉地的军事行动，这是先讲礼义而后用征伐。晋文公用武力来威慑中原各国，所以不曾与诸侯结盟，就立刻发生了城濮之战，这是先用征伐而后讲礼义。

齐桓公降服楚国，先入侵蔡国以显示威严，又驻扎在陉地以炫耀兵力，等到楚国畏惧臣服，派遣使者请求结盟，于是结盟而回，不曾交锋，这是志向在于保全军队罢了。等到晋文公在城濮与楚国作战，就入侵曹国、攻打卫国，又逮捕曹伯交给宋国人以激怒楚国，然后联合四国的军队，一战就大败楚国，武力的威势迅疾如风雷，那么降服楚国的功绩与齐桓公不同了。

齐桓公与楚国结盟之后，楚国虽然不敢欺凌大国，但灭掉弦国、包围许国、灭掉黄国、攻打徐国，连年侵扰没有丝毫衰减。等到晋文公打败楚军之后，在《春秋》经文中记载的七年间，即使是徐、许这样的小国也没有楚国的祸患，那么降服楚国的功绩与齐桓公又不同了。

齐桓公称霸诸侯，对于不服从的国家固然曾经侵伐，但不过是攻打他们的国家、逮捕他们的大夫，让诸侯自己恐惧而后罢了。所以庄公十七年逮捕郑国的詹，郑伯就在幽地结盟；僖公四年逮捕陈国的辕涛涂，陈侯就在首止结盟。这些都是不曾逮捕诸侯的。等到晋文公，就逮捕曹伯交给宋国人，逮捕卫侯来帮助元咺，而曹、卫两国最终没有参与结盟。可见他们用来降服诸侯的方法不同了。

齐桓公称霸时，讨伐戎狄三次，救援诸侯四次，为诸侯筑城三次。虽然不能尽善尽美地取得成功，但驱除强暴，救济灾患，对于诸侯也不能说没有功劳。等到晋文公，除了战胜楚国之外，不再有驱除祸患的功劳。所以僖公三年狄人入侵齐国，晋侯不能救援；三十一年卫国迁都帝邱，晋侯不能为其筑城。那么他们用来为诸侯辛劳的方法又不同了。

两位霸主的行事，记载在《春秋》中，不相等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私下曾探究他们的心意。当齐桓公讨伐楚国时，并非不想作战。但在春秋时期，诸侯放纵专横，干戈相寻，残害百姓、暴露尸骨，祸患无穷。齐桓公主持霸业，正推崇礼义，去除侵伐来挽救当时的弊端，所以穿戴礼服、手持笏板，从容地在坛陛之间，不使用武力，而诸侯已经明白他的志向。况且当时楚国虽然逐渐强大，其祸患还小，不过是侵扰蔡、郑等邻国罢了。等到齐侯一出兵，楚国既已畏惧臣服，那么召陵之师，结盟而不作战，是齐桓公的本意。然而楚人的骄横，容易用威严制服，难以用信义结交。所以自从齐国称霸，楚国的骄横暴虐比过去更甚。等到攻打宋国这样的大国，逮捕天子的上公，胁迫控制诸侯，使他们约束自身跟随自己，齐、鲁的君主低头顺耳，把性命托付给下级官吏，不再有羞愧之色。中原的姬姓诸侯，几乎被楚国灭绝了。假使晋文公兴起，还怀有仁厚之心，不奋起兵威，那么用什么来挫败楚国的暴虐，以惩戒诸侯呢？那么晋文公称霸，也不得不使用征伐了。

虽然如此，齐桓公的防止在于拥立太子，晋文公的兴起却在于召见天子，他们罪过的轻重，不用比较就很明白了。然而追溯流弊堵塞源头，那么齐桓公的罪过又加在晋文公之上。为什么呢？《春秋》的写作是为了尊崇周王。当周朝衰微时，诸侯跋扈，凌辱傲慢天子，君臣的礼节扫地殆尽。所依靠来振兴的，只有两位霸主罢了。假使齐桓公主持霸业之后，就率领诸侯朝见天子以号令天下，那么晋文公即使不臣服，怎敢召见天子呢？正因为齐桓公不朝见京师，只拥立太子，所以晋文公得以放纵其恶行，不再严加忌惮。论述《春秋》的义理，那么齐桓公的罪过确实超过晋文公。唉！贤能如两位霸主，尚且假借尊崇周室的名义而忘记其实质，何况当世的诸侯呢！孟子说他们是三王的罪人，确实啊。

春秋比事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比事>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比事卷三 宋 沈棐 撰 鲁

隐公

摄位非正

三传都称隐公是谦让桓公的志向。现在考察《春秋》经文，君主继位，应当书写“即位”，以端正其开始，而隐公元年不书写即位。进入国都必定要告祭宗庙，举行饮至的礼仪，而隐公入国不书写“至”。凡是国家的大夫

译很少有不称姓氏的。解说的人认为隐公没有爵位和任命大夫，所以经文中称无骇、翚、侠这三位大夫都不称姓氏。这都是因为隐公志在让位给桓公，而不以君主的礼仪自居。五年记载考仲子的宫室。解说的人认为仲子是桓公的母亲。隐公既然有让位给桓公的志向，所以为桓公设立母亲的别庙，成全她作为夫人的地位。由此考察，那么三传中关于让位给桓公的说法是可信的。然而让位给桓公是正当的吗？回答说：不正当。隐公与桓公都是媵妾所生，隐公年长又贤能，本来应当被立为君，他不能以大义决断，却随意想要让位给桓公，以博取谦逊的名声。到了他的晚年，最终被篡位杀害，实在是隐公自己招致的。

译等到宋国和郑国结为仇敌，

隐公九年，鲁国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四年，隐公和宋公经过清地。秋天，公子翚率领军队会同宋公讨伐郑国。起初与郑国结盟，中途却会同宋国讨伐郑国，那么鲁宋两国交好并非一日之短，本应当恪守信用、秉持道义，长久不变，共同忧虑国家安危才是。然而郑国因为在四年遭受讨伐，所以到了六年才来求和，八年才归还祊地。隐公因此贪得无厌、忘却旧好，背弃了与宋人的盟约，所以在十年会合郑伯于中邱。公子翚于是与郑国一起讨伐宋国，又在菅地再次打败宋国，接连夺取宋国的城邑。这是隐公一次背弃宋国盟约却三次夺取城邑。隐公只贪图土地利益，抛弃信义而不顾，假使宋国再把城邑归还给他，那么他又应当背弃郑国而重新与宋国交好了。幸好他在位时间不长，所以在时机到来时，进入许国的军队，与郑国最终保持友好，没有可寻究的嫌隙。不然的话，他那不知满足的心，后果就难以预料了。

侍奉齐国讨伐邾国

齐国与鲁国是邻国。邾国与鲁国也是邻国。考察《春秋》经文：六年，隐公与齐国结盟；七年，齐国前来聘问；九年，隐公在防地会合齐侯；十年，又在中邱相会；夏天，又会同齐国讨伐宋国；十一年，又与齐侯进入许国。整个隐公在位期间，与齐国友好，没听说有小的侵扰讨伐。大概是因为鲁国畏惧齐国强大，而侍奉它非常谨慎，所以经文中记载有盟会而没有侵伐，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至于邾国，作为一个弱小的国家，夹在鲁国境内，虽然在元年隐公与它结盟，到了七年就讨伐它了。假使隐公对待邾国的心像对待齐国的心一样，那么怎么会有背弃盟约讨伐邾国的事呢？唉！隐公畏惧强者、欺凌弱者，从而开启了后世的争端，这大概是《春秋》所谴责的首要罪过吧？

与戎狄盟会

有人以为隐公与戎狄盟会，还胜过卫国、邢国被灭亡。大概认为戎狄像豺狼一样，心狠容易放肆，当他们强大时不可结仇，固然应当用柔和的手段引诱他们，那么与他们盟会，情势上有不得已的地方。然而考察经文，戎狄与诸侯未曾有盟会的记载，而唯独隐公与他们交好，以至于在潜地会合。不久又在唐地结盟，如同旧日的姻亲关系，最终导致蛮夷扰乱中原，这大概是隐公开创的恶例。

接受聘问却不朝见

周代官制规定按时聘问，以联结诸侯的友好，那么天子本来就有聘问的礼节。然而诸侯四季述职，不敢懈怠，所以天子对诸侯进行聘问，是为了报答他们的诚意，而沟通上下的情谊。隐公在位十一年，没听说他一次到京师，去修习朝觐的礼节，而天王前来聘问的有两次，七年时有凡伯，九年时有南季，因为鲁国是周王的宗亲，世代奉行周礼，贤明如隐公，尚且不能率先诸侯，尽到尊崇天子的道义。唉！周王室大概衰微了吧！

开始失礼

隐公失礼的地方有两处：考察仲子的宫室，在棠地射鱼，就是这两处。《左传》说：“君主的举动必定记载，记载下来却不合法规，后代子孙看什么呢？”那么诸侯用来昭示子孙的事情，不可不谨慎。隐公在棠地射鱼，到了庄公就前往齐国观看社祭；隐公考察仲子的宫室，到了庄公就漆红柱子、雕刻椽子。追究庄公的过错，未必不是隐公开启的。到了后来的流弊，更加严重。《春秋》重视开端，在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圣人厌恶隐公到了极点。

桓公

不书写“王”字

君臣、兄弟、夫妇，是人伦的大纲。而桓公扰乱了它们，所以出生不正，即位不正，死亡也不正。按照他的罪恶，在众公中排列，还算是《春秋》中桀骜叛逆的人。大概隐公与桓公，从名分来说，有堂阶的严格等级；从亲情来说，有手足的友爱。隐公有让位给桓公的心，而桓公却起了篡逆的恶念，那么他不忠不悌就太严重了。所以《春秋》在他即位的第一年特别书写“即位”，这是纠正他的罪名，说明他即位不正，没有君主而自立。考察经文，桓公在位十八年，只有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书写“王”，这是为了纠正他的终局，表明桓公亲身蹈入大恶，所以始终用王法来治理他。好像是说桓公虽然没有王，但王法本来存在，圣人书写“王”来显扬他的罪恶，用来震慑乱臣贼子的心。二年也书写“王”，是因为宋国华督有弑君的事，也用王法来治理，诛杀华督，用来断绝桓公的罪恶。又在十年书写“王”，《春秋》未曾有十年不书写“王”的，十年不书写“王”，那么人道就断绝了，这是《春秋》的大界限。大概桓公篡弑自立，开始于不尊君主，不尊君主就没有王，没有王就不合天道，所以经文在四年、七年不书写秋冬，十四年有夏天没有月份，十七年有月份没有夏天，用来显示不合天道的意思。唉！桓公蔑视君臣的道义，伤害兄弟的界限，扰乱人伦而不以为耻，怎么能端正夫妇的道义呢！看他与齐国结婚，《春秋》记载说：“公子翚到齐国迎娶女子”，是说迎娶不合礼；又记载“齐侯送姜氏到讙”，是说送亲不合礼；又说“桓公在讙地会合齐侯”，是会合不合礼。诸侯亲自迎亲，不派卿大夫；父母送女儿，不越过国境；公子翚迎娶而齐侯送亲，都已经失礼，而桓公又前往会合，那么婚姻失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到了他晚年，亲自与齐侯在泺地相会，于是让姜氏前往齐国，随即招致身边的祸患，丧身辱国，成为后世的谈资。推究他起初的不正，所以最终招致这样的祸患。对于桓公固然不值得责备，但礼义衰败，人伦断绝，实在令人悲伤。

亲郑仇宋

亲郑仇宋，从隐公时就已经这样，等到桓公即位，这期间

译反复无常的情况尤其严重。元年，因为郑伯许田的缘故，鲁公与郑伯在防地结盟。二年，鲁公在防地会见郑伯，以促成宋国的动乱。从此几年间没有再发生侵伐。到了十年，鲁国因为周朝班序中郑国排在后面，郑国怨恨鲁国，所以十一年鲁国又重修与宋国的友好关系，在折地举行柔盟。鲁公在夫钟防地会见，又在阚地会见。十二年，又在谷邱结盟，又在虚于〇地会见。两年之间，会见和结盟达六次。鲁国对宋国的友好，并非不勤勉，但宋国最终不与鲁国协调。推究鲁国当初，怨恨郑国背弃友好以及前来作战，所以激愤而与宋国结交。宋国因为鲁国对友好关系不真诚，所以在会盟礼仪尚未结束时，背叛之心就产生了。鲁公于是与郑国结仇，这一年与郑国在武父结盟，于是与郑伯一起讨伐宋国。十三年，又与郑伯一起与宋国作战并打败了宋国。十四年，鲁公又在曹地会见郑伯，而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到了十五年，郑厉公出逃到蔡国，而世子忽又回到郑国，郑厉公被宋雍氏驱逐，所以鲁公会见宋公讨伐郑国，以拥立突。到了十六年，又在曹地会见宋公，于是与宋公一起讨伐郑国。这时鲁国又与郑国结仇了。大体上宋郑两国积怨，由来已久，而鲁国夹在中间，与宋国交好就背弃郑国，与郑国交好就抛弃宋国，势不两立，道义上忘记了长久的盟约，交战结怨，几乎没有一年不发生的，这确实是春秋大乱的根本原因。

译齐鲁两国结怨

齐鲁是邻国，世代通婚，但仇视与友好并不恒定。在鲁桓公时尤为严重，看他们起初延续旧好，二年会盟于谷，三年会盟于嬴。秋天，桓公在齐国娶妻，在讙地筑防。而冬天，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他们联合党羽缔结交好，可以说很牢固了。到了十年，鲁国因为周朝班序排在郑国之后，齐国于是发兵不顾姻亲友好，所以经文记载“来战于郎”，说明理亏在齐国。十三年，齐国因为郎之战未在鲁国得逞，借着宋、郑索取贿赂的仇怨，率领卫、燕、宋去攻打鲁国。桓公曾亲近纪、郑，所以纪侯、郑伯帮助打败了齐军。四国出兵，是因为厌恶他们无名之众，在干戈中残暴，不道义到了极点。十五年，桓公在艾地防备齐侯，于是又修复了与齐国的友好关系。而左氏认为这是为了安定许国。十七年，又在黄地会盟齐侯，左氏认为这是为了平定齐、纪，并且谋划卫国的事。齐鲁卫积怨交恶，不能自己巩固两国的欢好，却去区区平定，不也错了吗？所以黄地会盟的口水还没干，就与齐军交战了。直到十八年，又在泺地会盟，而内部淫乱不加制止，最终殒命于齐国。这大概是桓公自取灭亡。

桓公的朝聘

桓公有篡逆的大恶，天子应当诛杀他，不应当聘问；诸侯应当讨伐他，不应当朝见。凡是记载朝聘的，都是憎恶他。然而考察各位国君，虽然有朝聘的记载，只有桓公最多。凡是说聘的，三四年宰渠伯纠，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是也。说朝的，七二年滕杞，六年纪侯，七年谷伯邓侯，九年曹世子，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是也。以桓公的不道，当时应当被抛弃断绝关系，使他不能与诸侯并列，而他的朝聘却比各位国君都多。大概是他暴横放肆，所以小国畏惧他，天子礼遇他。圣人详细记载在史册上，以表明春秋时代，礼义衰败，而桀骜叛逆者得以逞其志。

桓公记载烝尝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只有桓公一次记载有年，宣公一次记载大有年，而四季的祭祀，只有桓公记载烝尝各一次，其余都不记载。大概桓公篡弑自立，应当饥荒屡至，反而有丰收的回报，所以圣人用非常的方式记载为“有年”，意思是说不应该有。烝尝是用来侍奉宗庙的，桓公背负大逆，不依义理享祭先君，却仅仅进献祭品以为礼，那么先君将吐出他的祭祀，他有什么福呢？所以唯独在桓公时记载烝尝，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狩郎大阅

经文记载“狩”三次，大阅一次，在庄公时记载“公及齐人狩于禚”，大概是为了齐人；记载在哀公时记载“西狩获麟”，大概是为了获麟；记载只有桓公狩于郎，唯独讥讽他的狩猎。大概桓公篡逆不道，不能反身修德，四年狩于郎，六年大阅，只是凭借兵力安忍，以为威强而已。所以圣人记载它来表明心意。

凌蔑小国

隐元年与邾国在蔑地会盟，七年攻打邾国。到桓公八年，又有攻打邾国的战役。到了十五年，邾人来朝见。所以十七年，才开始与邾仪父修好。那么桓公在此凌蔑小国，可见一斑。

庄公

不道有三

鲁十二公骄淫不道，没有比庄公更严重的。考察他的行事，他罪过最大的有三点：忘记廉耻而侍奉仇敌，一也；蔑视礼教而急于婚姻，二也；忽视灾异而崇尚奢侈，三也。起初桓公与夫人去齐国，以致彭生的祸患，那么庄公对于齐国，应当有不共戴天的仇敌，本来应该尝胆痛心，强兵修政，对内以防备母亲，对外向齐国问罪，焚舟破甑，卷土一战，以雪父仇是可以的。既然不能这样，却甘心忍耻，坐视文姜恣意行桑中之乱，而且又委身侍奉齐国，连年奔走，不知道庄公的心，他有父亲吗？他没有父亲吗？作为国君而没有父亲，称之为禽兽是可以的。有父亲而忘记父亲的仇敌，就是没有父亲。唉！天下哪有没有父亲的国家？而庄公忍心这样做！所以春秋所记载：元年，夫人逃到齐国；二年，在禚地防备齐侯；三年，溺，防备齐军攻打卫国，夫人去齐国两次，而庄公不禁止，反而联合仇敌的人，去攻打兄弟之国，那么庄公的无耻不义太严重了。四年，姜氏在祝邱宴请齐侯；冬天，庄公与齐人狩于禚。五年，姜氏去齐军；冬天，庄公会齐人攻打卫国。六年，齐人来归还卫国的俘虏。姜氏与齐侯，开始在祝邱宴请，直到去齐军，那么他们的淫乱比以前更严重，庄公的心也可丑了。况且与他们出狩，与他们攻打卫国，而又接受他们的俘虏，这是姜氏的丑恶更加显著，而庄公侍奉齐国更加亲近。七年，姜氏在防地防备齐侯；冬天，在谷地防备。八年，军队与齐军围郕，郕降于齐军。市井小人，忘记义理而忍心结交仇敌的人，是因为利益夺取。现在庄公把侍奉齐国的恶名归于自己，把降郕的利益归于齐国，这是不如小人了。只有九年，因为攻打齐国接纳子纠，与齐侯战于干时，至此才开始与齐国交战，虽然鲁弱齐强，不免于败，如果庄公即位之初能举此战，以雪桓公的耻辱，那么军队虽然不利，君子还将肯定他。而庄公的战争能用之于子纠，反不能用于他的父亲，不也错了吗？前所谓忘记廉耻而侍奉仇敌的，就是这里。去齐国纳币迎女，婚姻之礼

译这是《春秋》所最为严厉批判的。齐国与鲁国虽然世代通婚，但庄公的父亲被弑、母亲淫乱，对齐国有深仇大恨，即使百代断绝往来，也不算违背道义。如今却急于缔结婚姻，不顾父母遭受的重大耻辱，本来就已经罪不容诛了。而且还不等待亲迎的日期，就奔波到齐国境内，扰乱违背了礼制典章，他的罪恶难道不也很严重吗？所以《春秋》在二十一年记载“夫人姜氏去世”，二十二年记载“庄公到齐国纳币”。三年的丧期，是古今通行的道义，即使是平民百姓，也不敢废弃先王的礼制。庄公身为国君，却败坏风俗、扰乱常理，在守丧期间纳采，这与禽兽没有区别。所以二十三年记载“庄公到齐国观社”，又与齐侯在谷地相遇；冬天，又在扈地会盟。二十四年，于是到齐国迎娶女子。推究庄公的心意，大概是认为夫妇之情重于父母之恩，婚礼之急迫胜过丧礼之节制。如今姜氏已经去世，只怕齐国断绝与鲁国的关系，因此不顾仇恨而通婚，不守完丧期就纳币，又急切地会盟，以讨好齐国。况且到齐国去迎娶女子，虽然古代有亲迎的习俗，但诸侯亲迎，应当在齐国接待宾客的馆舍进行，所以有亲自驾车、授予登车绳索的礼仪。哪有抛弃国家社稷宗庙，远赴他国去迎娶妻子的呢？那么《春秋》记载“庄公到齐国迎娶女子”，是讥讽庄公逾越礼制而前往齐国。前面所说的蔑视礼义而急于婚姻，指的就是这个。

修筑城墙宫庙，是《春秋》的法则，凡是无端兴起的城筑工程，超过制度的宫庙建筑，必定记录在册，不加隐瞒，这是为了防范僭越作乱，抑制奢侈浪费，节约财物，重视民力。周王室中兴时，宫室简朴，寝庙狭小，诗人赞美它，记载在《斯干》篇中。不幸的是东迁之后，诸侯僭越奢侈，礼制崩坏，宫室建筑竞相追求奢华奇异，而庄公是最为严重的。所以二十三年记载“给桓公庙的柱子涂丹”，二十四年记载“雕刻桓公庙的椽子”，而这年姜氏进入鲁国，庄公让大夫和宗妇见面时使用玉帛。推究庄公的心意，大概是想要装饰宗庙，以向齐国女子炫耀，作为庙见之礼的壮观景象，却忘记了奢侈的巨大罪恶。此后连年灾异多次示警，但庄公不体恤天变，奢侈之心日益滋长，所以二十四年秋天发大水，二十六年冬天发生日食，二十八年冬天修筑郿城，没有麦禾，臧孙辰到齐国借粮。二十九年新建延廏，秋天有飞虫，冬天修筑诸城和防邑。三十二年修筑小谷城。已经发生大水日食了，却还要修筑郿城导致没有麦禾，已经借粮了，却还要新建延廏导致有飞虫，已经修筑诸城和防邑且又发生日食了，却还要三次筑台导致不下雨，还要修筑小谷城。这是庄公的心意，不畏惧天变，不体恤民力，只致力于城筑工程，难怪《春秋》记载这些以加重对他的谴责。前面所说的忽视灾异而崇尚奢侈，指的就是这个。

译讨伐戎族

鲁国自从隐公、桓公与戎族会盟结好，直到庄公才开始讨伐他们。其实，戎族不可不讨伐已经很久了。必定要勤于修治国政，自身没有过失，然后才能排斥击退他们。如今庄公骄奢淫逸、违背正道，政治衰败、百姓疲惫，于是导致蛮夷戎狄这类丑类得以乘虚而入、侵凌侮辱，而庄公束手无策，等到他们离去后，才派人去追赶。他们来时不能抵御，离去后去追赶，有什么益处呢？因此《春秋》在庄公十八年记载“庄公在济水以西追赶戎族”，这是批评庄公追赶戎族的行为。追赶没有追上，就像庄公二十六年记载“庄公讨伐戎族”、“庄公从讨伐戎族回来”，记载“回来”二字，是担忧庄公讨伐戎族的危险。追赶也好，讨伐也好，都不能成功，所以排斥击退戎族的功劳归于齐侯。因此《春秋》在庄公三十一年记载“齐侯来献戎捷”，这是为了使鲁国感到羞愧。唉！鲁国作为周公的后代，守护天子的东方屏障，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并非不能达成讨伐的目的。而庄公使国政疲弊，不能成功，反而借助别人的力量来抵御国家的危难，这与邢国、卫国没有灭亡相比，已经是幸运的了。

闵公

闵公遇弑，责备季子

根据《左传》记载，庄公去世后，继承君位的儿子有三位：子般、闵公、僖公。子般是孟任所生，闵公是叔姜所生，僖公是成风所生。他们的弟弟三位公子：庆父、叔牙、季友，就是所谓的“三桓”。起初庄公病重，向叔牙询问继承人，叔牙想立庆父，季友想立子般。季友的想法是，因为庄公曾与党氏结亲，曾经许诺立党氏之子为夫人，所以庄公死后，想要实现这个诺言，于是毒死叔牙而立子般。等到子般即位，庆父争夺君位，于是杀害了子般，季友逃奔到陈国。闵公随后即位。根据杜预的注释说：闵公是庄公的庶子；僖公是闵公的庶兄。那么僖公和闵公都是庶出，而僖公年长，为什么不废黜闵公而立僖公呢？大概是因为闵公是哀姜的妹妹叔姜的儿子。哀姜、叔姜都是齐国女子，所以齐国人私下支持闵公而立他为君，这是不合礼法的。闵公年幼，刚刚继承君位，而庆父争夺权力，鲁国多难，所以在元年，闵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请求让季氏从陈国回来，以平定国家的危难。《春秋》记载“季子回来”，冬天，齐国的仲孙来。大概鲁国借助齐国的力量，想要除掉庆父的罪恶，所以仲孙来，是为了探视鲁国的危难。等到二年，闵公去世，《左传》详细记载了这件事，认为是庆父弑杀了他。弑君后庆父逃奔到莒国，季友于是立僖公，用贿赂向莒国请求交出共仲（庆父），莒国人把他送回来，在宻地把他绞死。从此鲁国的危难才开始平息。凭借季友的贤能，举国仰望，然而在子般被弑时，他不以死相守，反而避难出奔陈国。等到闵公即位，与齐侯结盟来召他回来，季子才开始归来。闵公之所以殷切期盼季子，大概是要依靠他来除掉庆父的罪恶，辅佐自己以安定国家。等到他回来，闵公最终没能逃脱庆父之手，那么季子的罪责就可以知道了。有人宽恕他，认为子般既已死去，闵公尚未即位，鲁国的国运危如累卵，如果季子不离开，那么祸患也会波及季子；如果季子死了，那么鲁国的统嗣就断绝了，所以季子离开是为了保存鲁国。等到他回到鲁国，而庆父暴虐专横，盘根错节已久，不能立即诛杀，于是导致闵公被弑。推究季子的心意，并非不想杀庆父，只是形势有所不允许罢了。这种说法不对，古代的贤者，在危难疑惑之时，肩负辅佐幼君的托付，必定要有足够的忠诚以冒犯危难，足够的智慧以应对变故，足够的勇气以成就功业，然后才能安定国家，有利于社稷，而不辜负所倚仗的人。如今季子起初以死侍奉子般，子般被弑后却避难奔陈，这是不忠；鲁国有君主而回来，不能立即诛杀庆父，反而助长了祸端，这是不勇。庆父的罪恶，在鲁国煽风点火，即使是平庸之人、孩童，也能预料到必然发生变故，凭借季子的贤能，祸患萌芽却不知道，变故兴起而不能预测，这是不智。既然没有忠诚以死赴难，勇气以赴功，智慧以应变，却想要承担鲁国的托付，博取贤者的赞誉，不也很难吗？《春秋》三传因为经文记载了他的名字，并且说“来归”，都认为是圣人所赞许的。殊不知记载“来归”，是排斥他的言辞。唉！托付六尺之童，寄托百里的命脉，难找合适的人，已经很久了。闵公幼年即位，遭遇多难，国势衰微，所指望扶持的，只有季子一人罢了。然而忠义不立，临难苟且偷生，最终使得闵公不能死在寝宫之中，岂不可悲啊！

僖公【名申，庄公之子，闵公的庶兄，母亲是成风，夫人是声姜，在位三十三年，谥法：小心畏忌曰僖】既不能称霸诸侯，又不能恪守信义以保卫中原

鲁国十二位国君，只有僖公最号称贤君。他始终正值齐国、晋国交替称霸，与诸侯跟随结盟会合。这时强大的楚国畏惧臣服，中原地区安宁，所以侵伐的事情很少见于《春秋》。当小白主持霸业时，跟随盟会的共有十次：元年会于柽，四年会于伐楚，五年会于首止，六年会于伐郑，七年会于母，八年会于洮，九年会于葵邱，十三年会于咸，十八年会于牡邱，十六年会于淮。只有二年贯之盟，三年阳谷之会，经文没有记载。公然这两次会盟，齐国的霸业最盛，即使是远方的国家也来，特别举出齐、宋，那么僖公与会盟可知也。等到重耳兴起，一战打败楚国，僖公与会盟的有三次：二十八年践土、温，二十九年翟泉。凭借僖公的贤能，守护东方屏障，本来可以兴起霸业，尊崇周室，以光大周公的功业。在位三十三年，最终没有

译能够率领诸侯谋求霸业，却将功劳归于齐国和晋国，这难道能称得上贤明吗？齐桓公小白既已称霸，鲁僖公亲自接受盟约，当时应当坚守诚信，巩固友好关系，保持依附齐国的心意不变才是。等到齐桓公去世后的第十八年，宋襄公联合三国攻打齐国，鲁僖公虽然有帮助齐国的美名，但从那时起，鲁国与楚国交好，所以在第二十一年楚国来进献防邑，于是有了薄地的盟会。到了第二十六年，齐国两次侵犯我国，公子遂前往楚国请求出兵攻打齐国，夺取了谷地，从此开始依附楚国而仇视齐国。第二十七年，又在宋国与楚国结盟于防地，可见与楚国交好如此牢固。解说的人认为，齐国军队侵犯鲁国，鲁僖公应当报复齐国，联合楚国攻打齐国，并不是鲁僖公的罪过。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楚国本是荆蛮那样的丑类，凌驾于中原之上，齐桓公去世后，所依赖的能够会合诸侯来制服楚国的，就在鲁、宋等国的国君身上。现在鲁僖公既不能制服楚国，反而忘却齐国的大恩，借助楚国的强大力量来报复齐国的侵扰，这是更加可罪的。况且假如鲁国一定要攻打齐国而向人求援，那么率领中原各国的军队一同奔赴危难，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怎么能背离华夏而亲近夷狄，以此助长楚国的骄横暴虐呢？到了第二十八年，晋文公发动城濮之战，鲁僖公又不参与。大概是因为得到了楚国的帮助，挟持两端来观望局势：楚国胜利就依附楚国，晋国胜利就顺从晋国。幸好晋文公的军威迅速振作，大败楚军，继承霸业于中原，所以在践土、翟泉的盟会，以及温地的防地，鲁国都奔走听从晋国的命令，不敢面向楚国。唉！像鲁僖公这样贤明的人，诗人还歌颂他，尚且不免根据夷狄与华夏的强弱来决定自己的向背，何况其他人呢？

译讨伐邾国

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对邾国用兵共有六次：元年记载“击败邾国军队”，二十一年记载“僖公讨伐邾国”，二十二年记载“僖公讨伐邾国，夺取须句”，在升陉与邾国人交战，三十三年记载“公子遂率领军队讨伐邾国”。这一年僖公又讨伐邾国，夺取訾娄。记载“败”一次，记载“伐”两次，记载“伐而取邑”两次，记载“交战”一次。邾国是鲁国的附庸国，经常朝见鲁国。自从隐公、桓公以来，虽然偶尔与邾国结盟，但邾国每次都被侵伐，然而没有像僖公这样严重的。考察从桓公到僖公时期，邾国应当来朝见，那么僖公屡次侵伐邾国，大概是因为他自认为贤能，所以责备邾国不朝见的心情尤其深切。如果僖公以贤能自居，就应当率先带领诸侯朝见天子，然后才可以责备别人。他在位时间长久，却从未一次前往京师。至于天子派遣三公前来聘问，他只派遣一位大夫去回报，那么僖公不像君主的地方，大概比邾国国君更严重了。他不恭敬反而傲慢，却责备邾国不服从，贤能的人本来是这样吗？因此《春秋》记载“伐”、记载“取”、记载“战”，都是为了归罪于僖公。经文中记载“公如”，都是指朝见。因为国内讳言朝见，所以用“如”来记载。

不朝见周王而侍奉齐国、晋国

自从隐公、桓公、庄公、闵公以来，从未侍奉齐国、晋国，到僖公十年才开始记载僖公前往齐国，以及十五年、三十三年记载僖公前往齐国共三次，而大夫记载前往齐国的有三次，前往晋国的有两次。当时齐桓公小白、晋文公重耳从未派遣使者聘问鲁国，而鲁国屡次前往侍奉他们，大概是因为这两位霸主主持霸业，威令行于诸侯，所以僖公和大夫侍奉他们的礼节如此谨慎。解说的人认为齐国、晋国既已称霸，纠集诸侯，抑制强大的楚国，尊崇王室，而僖公能够依附跟随以寄托于名义，有值得嘉奖的地方，所以《春秋》记载此事。这不是正确的，《春秋》的道义，没有比尊崇周王更大的，罪过没有比不尊崇周王更大的。考察经文，践土的盟会、温地的会盟，虽然两次记载僖公在周王所在的地方朝见，但不能朝见京师，反而让天子委屈自身跟随他们，虽然说是朝见周王，实际上还是不算朝见。到了三十年，周天子派遣宰周公前来聘问，公子遂前往京师，接着又前往晋国，夺取济西的土地，而公子遂又再次前往晋国。凭借天子的尊贵，委屈三公的重位，向下聘问列国，这礼节可以说到了极致。僖公不能借此机会朝见周王，却派遣陪臣回报聘问，况且仲遂出使，意在前往晋国以夺取济西的土地，又不是以朝见周王为主。天子的聘问尚且不朝见，大夫回报聘问而礼节不专一，那么僖公尊崇周王的心究竟在哪里呢？对待天子如此轻蔑，至于齐国、晋国则车辆相连，急切地侍奉都来不及，他违背文王、武王、周公的制度大概也很严重了。大致在《春秋》的时代，列国诸侯都以强凌弱，齐国、晋国是强国就甘心侍奉它们，至于周王室衰微，天子势弱，刑罚威严不再加于诸侯，因此诸侯看待天子仅仅像滕国、薛国的国君一样，真是令人叹息啊！

记载不雨

《春秋》记载不雨涉及三公。庄公三十一年冬天不雨。僖公二年冬天十月不雨。二年春天周历正月不雨。夏天四月不雨。文公二年从十二月不雨直到秋天七月。十年、十三年都是从正月不雨直到秋天七月。按照《谷梁传》说：僖公每次在首季三次记载不雨，是勤于求雨。勤于求雨，是有志于百姓的人。到了文公则历经多季不雨，不记载不雨，是不担忧降雨。不担忧降雨，是无志于百姓的人。《发防》也说，不雨一个季节就记载的，是僖公担忧百姓遭受灾害非常严重。文公三个季节不记载，厌恶文公没有怜悯求雨的心，所以春天系于周历的时令。假使庄公那年像僖公那样不雨，那么圣人记载也应当等同于文公了。难道还会系于首月吗？由此观察圣人警戒敬畏上天、体恤百姓的心意是可以知道的。

文公

开始依附晋国而疏远齐国，最终前往齐国而疏远晋国

鲁君侍奉齐国、晋国已经很久了。大概在僖公时，齐国、晋国交替称霸，而齐国与鲁国土地相接，世代通婚，尤其亲近，鲁国侍奉齐国的礼节应当不少于晋国是可以的。然而考察文公，自从即位之初，敦睦晋国的友好关系，每年奔走侍奉，而对待齐国则轻蔑，直到十四年，因为叔姬的缘故，与齐国交战，才开始结盟会合，而侍奉晋国颇为简略。所以元年，公孙敖会同晋侯；二年，与晋国处父结盟；这一年，公孙敖又会同晋国士縠结盟；三年，僖公才前往晋国与晋侯结盟。大概去年僖公与阳处父结盟，嫌大夫与君主地位相当，所以次年就前往晋国改结盟约，而与晋侯结盟。晋国与鲁国虽然强弱不等，但都是列国诸侯。现在晋国以大夫身份结盟，可以说是轻视鲁国了。僖公不以为耻，既越礼与大夫结盟，又亲自前往晋国在晋国朝廷结盟，那么屈身辱国在这里最为严重，他侍奉晋国的做法，反而等同于对待一个大夫罢了。到了五年，公孙敖前往晋国；六年，季孙行父前往晋国；冬天，公子遂前往晋国会同安葬；八年，晋国赵盾在衡雍结盟；十一年，叔仲彭生会同郤缺在承匡；十三年，僖公前往晋国，卫侯会同僖公在沓，僖公与晋侯结盟；十五年，季孙行父前往晋国，冬天又前往结盟。凡是僖公前往晋国结盟的有两次，大夫前往晋国的有五次，大夫会同结盟的有四次。大概僖公自从即位以来，侍奉晋国就是这样谨慎。至于齐国，则自从元年公孙敖一次前往聘问，之后不过纳币

译鲁国使者两次到达齐国边境，但盟誓友好、朝见聘问的礼仪却完全废弛了。设立朝见聘问和会盟，是为了讲求信用、增进和睦，使国家安定，那么弱小的国家勤勉侍奉大国，本来也是不可避免的。如今鲁国国君起初依附晋国而疏远齐国，等到齐国被讨伐时，却又亲近齐国而疏远晋国，始终反复无常，不能在祸患发生之前就稳固自己的立场，却在面临危难之时受屈辱，以苟且地缓解祸患。假如晋国再次出兵，鲁国难道又要背弃齐国吗？唉！国君没有礼制来稳固自己，就会招致别人的侮辱，这本是理所当然的。鲁国之所以衰弱，就是从文公开始的。

译大夫开始僭越

《春秋》从文公开始，通过改变文字来显示微言大义。大概在那个时候，诸侯丧失政令，大夫独揽大权，盟会、防备、侵伐等事务，开始专断于臣下。如今考证经书：元年，公孙敖在戚地防备晋侯，这是开始专断盟会。二年，与晋国的处父结盟，这是开始专断盟约。三年，叔孙得臣会同晋人、宋人、郑人、陈人、卫人攻打沈国，这是开始专断征伐。八年，公子遂在卫国雍地防备晋国赵盾并结盟，这是两位大夫专断盟约。公子遂在暴地防备洛戎并结盟，这是开始专断防备戎狄。九年，公子遂会同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援郑国，这是大夫专断救援。十一年，叔仲彭生在承匡会见晋国的郤缺，这是两位大夫专断盟会。十二年，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邑和郓邑，这是内部臣子开始专断修筑城邑。十八年，公子遂、叔孙得臣出使齐国，这是两位大夫一同出使别国。自从隐公以来，内部臣子曾经出外盟会，但没有独自盟会一国诸侯的。到了这一年，公孙敖盟会晋侯，所以这是专断盟会的开始。曾经有过两国结盟的，但没有大夫自行与诸侯结盟的，没有听说过。等到十四年，因为叔姬的灾难，单伯才出使齐国。考证《左传》：起初，子叔姬嫁给齐昭公，生了舍。叔姬不受宠爱，舍没有威望。等到昭公去世，舍即位，公子商人杀了舍自立。公子遂开始向周王报告，请求以周王的命令向齐国索要昭姬。冬天，单伯于是出使齐国，请求子叔姬。齐国人抓了他，又抓了叔姬，想要以此羞辱鲁国。到了十五年，齐国人答应单伯的请求而赦免了他们，让他们回来传达使命。所以经书记载单伯从齐国回来，又记载齐国人送还子叔姬。这年秋天，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季文子向晋国报告。冬十一月，诸侯在扈地结盟，谋划攻打齐国。齐国人贿赂晋侯，诸侯没能攻打齐国。所以冬天，齐国人又侵犯我国西部边境，于是攻打曹国，进入其外城。《左传》说：齐侯侵犯我国，是说诸侯无能。攻打曹国进入其外城，是讨伐曹国来朝见。到了十六年，季孙行父在阳谷盟会齐侯，齐侯没有来得及结盟。《左传》认为鲁公有病，派行父请求结盟，齐侯不肯，说：“请等诸侯之间。”大概是不想与鲁国和好。到了这一年，公子遂与齐侯在郪邱结盟。《左传》说鲁公派仲遂向齐国行贿，齐侯答应结盟。十七年，齐侯攻打我国西部边境，鲁公于是与齐侯在谷地结盟。大概自从单伯出使齐国到现在四年，鲁国连年遭受齐国的灾难，所以三次向齐国请求，以求得盟会。于是齐鲁开始和平了。所以十七年冬天，公子遂出使齐国。十八年公子遂、叔孙得臣出使齐国。冬天，季孙行父又出使齐国。两年之间，仅仅免于侵伐。而鲁国因为齐国的缘故，对晋国的聘问礼节必定松懈。所以自从十五年，季孙行父两次出使晋国聘问，之后就不再前往晋国了。诸侯尊贵，公与处父结盟，所以这是专断盟约的开始。在此之前，隐元年与宋人结盟，八年公与莒人结盟，庄公二十三年与齐国高傒结盟，不过偶尔见于经书，没有像文公以后那样盛行的。曾经有大夫盟会征伐的，但必定率领军队，也没有多国大夫盟会征伐的。大概率领军队征伐，虽然在于大夫，但命令实际上出于诸侯。到这里不称率领军队，又盟会五国大夫，所以这是专断征伐的开始。曾经有大夫与诸侯结盟的，但没有两位大夫自行结盟的。这一年遂与赵盾，所以这是两位大夫专断盟约的开始。曾经有公与戎狄结盟的，但没有大夫与戎狄结盟的。这里说遂与洛戎结盟，所以这是内部臣子与戎狄结盟的开始。曾经记载大夫救援的，但没有不称率领军队的。这里遂会同诸大夫救援郑国，不称率领军队，所以这是大夫专断救援的开始。曾经有大夫与诸侯盟会的，但没有两位大夫自行盟会的。这里叔彭生、郤缺在承匡会见，所以这是两位大夫专断盟会的开始。曾经有修筑城邑的，但没有大夫率领军队自行修筑的。这里行父修筑诸邑及郓邑，所以这是内部臣子修筑城邑的开始。曾经有内部臣子出使别国的，但没有两位大夫一同出使的。这里敖与得臣出使齐国，所以这是两位大夫一同出使别国的开始。唉！东迁之后，起初是诸侯僭越天子，如今是大夫僭越诸侯，那么名分不正，王道衰微，到这里极严重了。逐渐衰败直到湨梁之盟，天下的政令全部归于大夫，不再有诸侯，怎能不令人叹息呢！

不修政不爱民不能驾驭臣下

君主的大概有三：一是修明政治，二是爱护百姓，三是驾驭臣下。这三者，是治国的根本。文公不像君主，荒废败坏了他的基业。处理政务没有忧劳诚恳的态度，这是不能修明政治。遇到灾祸没有悲痛怜悯之心，这是不能爱护百姓。驾驭下属没有威福的权柄，这是不能驾驭臣下。因此《春秋》详细记载来讥讽他。考证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仍然在宗庙朝拜。十六年四次不视朔。按时令来做事，做事来使百姓富足，百姓生存的根本在于此。那么颁布朔日布行政令，确实是国家的典章。文公怠于国政，开始以闰月不行告朔之礼，但还在宗庙朝拜，那还可以容忍。至于四次不视朔，那么废弃礼制就很严重了。难道不是不能修明政治吗？二年从十二月不雨直到秋七月。十年十三年从正月不雨直到秋七月。《谷梁传》说：“历经三个季节而记载的，是不担忧下雨。不担忧下雨的，是没有为百姓着想的志向。”

译一年之中有三个季节不下雨，孔子如实记载，与记载僖公时的用词不同，由此可知他没有体恤百姓的心思。这难道不是不能爱护百姓吗？《春秋》在记载文公时，记录大夫前往他国结盟、侵伐以及聘问的有三十次：其中公孙敖六次，叔孙得臣五次，季孙行父七次，公子遂九次，叔彭生两次，单伯一次。自从隐公、桓公以来，大夫出境到他国独自处理事务的情况，本来就有。然而没有像文公时期那样，大夫独自处理国事达到如此严重程度的。查考公孙敖在七年前往莒国参加盟会，八年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于是逃奔莒国。公孙敖起初是因为参加盟会而前往莒国，这还算是为了国家事务。到了第二年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逃奔莒国，这就是废弃君主的命令，私自前往他国，其放纵恣意就可以知道了。此后季孙行父、公子遂、得臣、彭生不请示国君的命令，擅自结盟、擅自征伐，跨越国境，往来自由，而国君不能制约，那么威福的权柄已经暗中被夺走了。这难道不是不能驾驭臣下吗？鲁国的衰弱，从隐公时期就开始了。然而自僖公以来，还能修明国政，爱护百姓、驾驭臣下，这些都体现在诗人的颂扬中。文公继位，不能发扬继承前人的功业，以延续先祖的志向，最终使得僖公的基业坠地而不振作。可惜啊！

译宣公

亲近齐国而仇视晋国

鲁国自从文公十四年因叔姬的灾难，导致齐、晋两国与鲁国结仇，所以鲁国对待齐国的礼节比对待晋国更加隆重，而宣公做得更为过分。考察他在位期间，亲自前往齐国的有五次【四年、五年、九年、十年、二十二年】，与齐侯会盟的有一次【元年】，会师征伐的有一次【七年】，与齐国平定国家的有一次【四年平定莒国和郯国】，大夫前往齐国的有六次【六年公子遂、行父；八年公子遂；十年归父、行父；冬公孙归父】，迎娶女子的有一次【元年】，这是宣公与大夫侍奉齐国的始末。至于文公侍奉齐国，虽然比前人谨慎，但不过是通过聘问、盟会来巩固两国的友好关系罢了，并没有割让先君的土地给齐国。到了宣公即位，竟然用济水西岸的土地来向齐国求取宠信【鲁国割让土地给齐国从此开始】，所以《春秋》记载“齐人取济西田”，大概是谴责齐国的强大，以及鲁国不该给予土地。到了十年，齐人归还了济西田，左氏认为齐侯因为鲁国顺从所以归还，杜预认为宣公连年朝见齐国，那么齐国归还土地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鲁国的屈服。然而当时虽然土地出自鲁国，从此渐渐开启了齐侯侵夺的念头，所以汶阳之田又归还给了齐国。直到鞍之战，四位大夫率领军队打败齐国，才又能取回土地。那么鲁国的土地之所以有时给予有时夺取而不能自己稳固，实际上是从宣公开始的。虽然齐、晋当时都是强国，但宣公所侍奉的常常急切地偏向齐国，至于晋国则聘问疏略，只有十七年断道之盟与晋国一同会盟，到十八年公孙归父一次聘问就停止了。大概晋国虽然是盟主，但齐国是邻国，晋国的霸业已经衰落，鲁国害怕齐国的侵伐，它对三国唯独对齐国特别优待，是为了缓解眼前的祸患。唉！鲁国侍奉齐国，连年奔走，不敢安居，而齐国对待鲁国，直到宣公也不过一次聘问，那么鲁国的削弱大概又比文公时期更严重了。

不体恤灾异

从前宋国发生大水，宣公派臧文仲去慰问。公子御説说：“实在是不德，上天降下灾难。”臧文仲认为这是对的，应该让君主有体恤百姓的心。大概古代的贤明君主，遇到天灾变异，就会恐惧并修身反省，约束自己而厚待百姓，希望以此感动上天，暗中消除变异，使中原的百姓不至于困苦疲敝。鲁国自从庄公之后，灾异显现，只有宣公时期最多。如六年、十三年、十五年三次记载蝗灾；七年一次记载旱灾；十一年一次记载大水；十年、十五年两次记载饥荒；十五年一次记载蝗虫幼虫滋生。这些都是妨害农业、困苦百姓的灾难。宣公不知道修德省察以消除灾异，减轻赋税以平息天变，反而破坏周公的法度，超越十分之一的税制，按亩征税，在鲁国开创了先例，在百姓凋敝之余更加困苦民力，他的贪婪残暴不知满足，大概也很严重了。幸好征税的次年，五谷都成熟了，所以《春秋》用“大有年”来记载，大概是欣喜上下仅能稍微缓解民力，使宣公不至于暴敛。不然的话，聚敛刻剥的政策，恐怕比按亩征税更严重了。《公羊传》说：“十分之一，是天下的适中制度。实行十分之一，颂扬之声就出现了。”宣公改变古制，违背常道，首先实行苛政，致使后世沿袭，作邱甲、用田赋，纷纷兴起，百姓无法生活，难道不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吗！

公孙归父专权，出奔逃亡与公孙敖相似。

文公怠慢国政，公孙敖专断防盟，所以元年防晋侯于戚，二年盟诸侯于垂陇，从此在鲁国擅权，到八年废黜君命，出奔到莒国，这都是文公不能驾驭他的缘故，他如此放纵。宣公继承文公而立，不能借鉴前人的覆辙，而从十年以来，将政事委托给归父【十年两次如齐，一次伐邾，十一年率师伐莒，十四年防于縠，十五年防楚子于宋】，出访会盟诸侯，聘问侵伐，得以任意放纵专横，比公孙敖更甚，所以十八年如晋而还，就出奔到齐国，他废黜君命出奔的恶行，与公孙敖大大相似，难道不是宣公不在开始时制约他，所以遗患至此吗？

春秋比事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比事卷四 宋 沈棐 撰

鲁

成公

侍奉晋国而背离齐国

宣公委身侍奉齐国，于是免除了侵伐。等到成公即位元年，臧孙许与晋侯结盟，开始背离齐国而依附晋国。齐国因此对鲁国产生怨恨。所以二年春天，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鲁国开始坚定与晋国的友好，免除齐国的灾难。所以这一年趁着郤克怨恨齐国，四位卿大夫向晋军请求，于是联合晋、卫与齐侯在鞍地交战。齐军大败，于是派遣国佐到军中请求讲和，在袁娄结盟。于是汶阳之田又归还给鲁国，而齐、鲁之间的怨恨平息了。然而鲁国凭借鞌之战的胜利，倚仗晋国的强大，认为既然已经打败齐国，恐怕齐国消除怨恨于我，于是与晋国结交更深，奔走聘问会盟，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所以从三年以来，成公前往晋国的有四次【三年、四年、十年、十八年】，会盟的有五次【五年虫牢、七年马陆、九年蒲、十五年戚、十六年沙随、十七年柯陵】，会师征伐的有六次【三年、十年伐郑、十三年伐秦、十六年伐郑、十七年两次伐郑】，单独会盟的有两次【十二年琐泽、十六年沙随】，大夫前往晋国的有三次【六年婴齐、行父、十一年行父】，会师征伐的有一次【八年侨如伐郯】，大夫单独会盟的有三次【五年侨如防晋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