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比事卷十一　　　　　宋　沈棐　撰

译所得行的，只是不能因为郊祀而进行望祭罢了。范氏以三望为海、岱、淮，《公羊传》说是泰山、河、海，杜预认为是分野之星及国中的山川。以我的意思考察，三家传注都没有得到真意。大概是因为天子祭祀四方，诸侯不能使用天子的礼仪，所以缺其一而分为二罢了。经文从僖公直到定公、哀公，记载郊祀，记载望祭，记载免除牺牲，记载免除牛，凡此种种都是讥讽他们失礼。唯独在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日进行郊祀，说“用之者”，是因为九月尤其不是进行郊祭的时候。成公在这个时候进行郊祀，可见其僭越混乱尤其严重，所以特别区别其文辞，以表示其严重。至于定公、哀公两位，只两次记载郊祀，都不说占卜与“用”，那是因为当时的占卜既已顺应而后才郊祀，于礼较为接近。所记载的只是不合时宜罢了。唉，典礼之大，没有比郊祀更大的了。自从周朝衰微，礼法废坏，先王的制度扫地殆尽。圣人哀伤其紊乱不可复救，想要亲身实行却未能做到，所以在笔削之间寄托心意，使天下后世知道礼仪不可僭越。唉，谁说褒贬是虚文呢！

译雩论

查考《周官》记载，遇到旱灾就举行舞雩，这是旱祭的名称。然而天子向上帝求雨，使用盛大的乐舞，所以称为大雩。诸侯在境内的山川求雨，其礼乐规格低于天子，就不能称为大雩了。而《春秋》在各国国君在位的年份，记载“大雩”的有二十一次，诸侯使用天子的礼仪，其僭越混乱的程度就可以知道了。凡是记载的用意，都是指这一点。左氏认为“龙星出现就求雨，过了时节就记载”，又说“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公羊传》认为“提到求雨就表明有旱灾，提到旱灾就表明没有求雨”，凡是记载的，都是记录灾异。《谷梁传》认为“求雨的月份是正确的，求雨得到雨水叫雩，得不到雨水叫旱”，又说“冬天不应该求雨”，又说“秋天大雩不合正道”，“草木的滋润未尽，人力尚未用尽，不可以求雨”，“在月份内求雨是合道的”，“等到时节穷尽，人力用尽，然后才求雨，这才是求雨的正道”。什么叫时节穷尽、人力用尽？这个月不下雨就来不及了，这一年不收割就没有粮食吃了。求雨，是为了旱灾向天祈祷。古人重视祈祷，认为这不是谦让。左氏认为“龙星出现就求雨”，那就是巳月。凡是这个月求雨，就是常规礼仪，所以经文不记载“六月求雨”，而到了其他月份就记载，这是为了讥讽其超过礼制。先王的制度，求雨的礼仪只是为了急切地为民造福。天时不下雨，危害百姓的庄稼，那么求雨是可以的。何必拘泥于巳月，一定要在巳月求雨才算合道？如果其他月份有旱灾，先王难道会拘泥于礼文，坐视百姓饥荒而不救济吗？所以左氏的说法是错误的。《公羊传》认为是记录灾异，这又失去了圣人的防范之意。《春秋》记载灾异，自有固定的体例，像大水大旱，记载在经文中很多。圣人难道会借祭祀的礼仪来记录灾异吗？所以《公羊传》的说法也是错误的。《谷梁传》认为在月份内求雨是合道的，在时节内求雨是不合道的。作为百姓的父母，救济百姓的急难，将要匍匐前行都来不及，却说“草木的滋润未尽，人力尚未用尽”，来实行他那微不足道的谦让，不是很鄙陋吗？所以《谷梁传》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大凡求雨，是为了旱灾祈祷。一个月的旱灾，所以求雨记载月份；一个时节的旱灾，所以求雨记载时节。以此推论，上述说法都未能得要领。然而记载求雨的体例，只记时节和月份而不记日期。只有昭公晚年八月上辛日大雩，季辛日又求雨，一个月之间两次记载求雨，并且说“又”，《公羊传》认为是聚集众人来驱逐季氏，这似乎得其意，但未尽其理。解说的人说“僭越礼仪、亵渎礼仪都是常谈”。考据经文，当时昭公失去权位，季氏专权，国人不服从，所以两次举行祭祀，来博取爱护百姓的声誉，以求免除祸患罢了。因此《春秋》两次记载并痛恨这种行为。唉！古代先王修养德行以顺应天命，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没有预先懈怠，所以雨水阳光适时，适时则百姓安康富足。不幸遇到非常的水旱灾害，就以至诚恻隐之心表现在祭祀上，以此来保存事奉上天、爱护百姓的心意罢了，难道仅仅依靠它来侥幸求福吗？春秋时期，暴君污吏残害百姓以逞私欲，干戈相防，赋税繁多，徭役无时，使百姓困于水深火热之中，大概也到了极点。反而举起祭祀的虚文来愚弄国人，真是可笑啊！

禘论

查考《礼记》说：礼仪规定不是王就不能举行禘祭，王者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始祖，以其祖先配享，那么诸侯不能使用禘祭，就很明白了。大凡禘祭，是先王设立始祖的庙宇，还觉得未能完全表达追念远古、尊崇先祖的意思，所以又追念始祖所由出的远祖来配享。以其祖先配享，是指在始祖庙祭祀时，就把始祖配享祭祀。成王追宠周公，赐给他隆重的祭祀，所以鲁国得以使用禘祭。鲁国使用禘祭，大概是在周公的庙宇而上及文王，因为文王是周公所由出的缘故。这种祭祀只能在周公的庙宇使用，而闵公时却僭越在庄公的庙宇举行，所以经文在闵公二年记载“夏五月，吉禘于庄公”，讥讽其不当在吉时举行，又不当在庄公庙举行禘祭。三年丧期，将新死者的神主安放在庙中，庙中的远祖神主应当迁入太祖庙，因此举行大祭以审察昭穆次序，这就叫做禘。庄公丧期未满，就另立庙宇，庙宇建成就举行吉祭，又不在于太庙，所以详细记载以示讥讽。《左传》认为是太快，《公羊传》认为说吉是因为不可以吉，未满三年。说庄公在三年丧期内不可以称宫庙。《谷梁传》说：“吉禘，就是不吉。”讥讽丧事未毕就举行吉祭。三家的说法，意思大致相同。然而知道未吉不可以禘，却不知道禘不可以用于鲁国，何况私自在庄公庙使用呢？那么其僭越天子的名分，扰乱天王的典制，在这里就很严重了。僖公八年秋八月，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致祭夫人。《左传》认为禘祭而致祭哀姜，不合礼。大凡夫人如果不死在寝宫，不殡在庙中，不向同姓通报，不附祭于姑母，就不致祭。《公羊传》认为夫人为什么不称氏？讥讽以妾为妻。大概是被齐国先到的媵女胁迫所致。《谷梁传》认为“用，是不应该用的；致，是不应该致的。不称氏姓，不是夫人。是立妾的言辞。”考据《谷梁传》的意思，认为是成风，然而成风之死在成公四年，那么怎么能在她未死之前就把她致祭于庙呢？没有这样的道理。《公羊传》的意思，认为是僖公本来聘于楚国，楚女为嫡

译齐国女子作为陪嫁媵妾，齐国先送来了她的女儿，胁迫僖公让她立为正妻，所以僖公顺从了。这一年，借举行禘祭的机会，让她在宗庙中拜见祖先。然而，僖公是贤明的君主，与桓公、庄公不同，怎么肯违背礼制道义，把妾当作妻子，从而扰乱嫡庶的名分呢？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只有《左传》认为是哀姜，这个说法比较恰当。查考哀姜在僖公元年死于夷地，二年安葬，那么八年将她神主送入宗庙，确实是哀姜。但是，哀姜与庆父私通，几乎使鲁国陷入危险。她淫乱而被杀，得罪了宗庙，没有死在寝宫，而且也不是庄公的正妻，按礼制不应该送入宗庙。而僖公因为她的儿子闵公曾经做过国君，所以追尊她，完全不知道这是失礼的。因此，《春秋》经文只写“夫人”而不称她的名字和姓氏，明确表明哀姜不是正妻，不能称为夫人。推测僖公的本意，大概是认为哀姜和成风都不是正嫡，如果让哀姜得以入庙，那么成风死后也可以附祭于太庙，以此来尊崇自己的母亲，曲折地保全做儿子的孝心，却不知道这是僭越轻慢典礼，成为《春秋》所谴责的罪人，大概是没有深思熟虑吧。先代的儒者又说，成风是僖公的妾母，出嫁时没有经过庙见之礼，不能参与祭祀。僖公既然即位为君，想要尊崇自己的母亲，所以借禘祭之机，用夫人的礼仪，将她送入太庙，让她参与祭祀。这种说法也很迂腐，似乎不符合孔子笔削《春秋》的微言大义。

译烝尝

《诗经》说：“礿祠烝尝，那么烝和尝就是常规的祭祀。”先前的儒者认为，凡是宗庙的常规祭祀，即使有时错过了时节，也不算重大的过失，所以史书都不记载这种失礼行为。只有当失礼行为非常严重时，才予以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历经十二位国君，在四季的常规祭祀中，难道没有失礼或错过时节的情况吗？圣人去世而不记载，大概是因为这类事情容易防范且罪过轻微，可以宽略处理。唯独桓公八年两次记载“烝”，一次记载“尝”，考察《公羊传》《谷梁传》的大意，有的认为是讥讽亵渎祭祀，有的认为是讥讽不恭敬。《左传》则认为“尝”祭并无妨害，这些说法都未能完全领会孔子笔削的深意。因为桓公有篡位弑君的大恶，不配祭祀先君，圣人因其失礼而特意记载，是为了加重对他的谴责。

逆祀从祀

查考文公二年八月丁卯日，在太庙举行大事，将僖公的牌位升于闵公之上。从亲属关系来说，僖公是闵公的哥哥；从道义关系来说，闵公是僖公的君主。况且闵公先即位，那么僖公就不应排在闵公之前，这是很明显的。文公想要尊崇他的父亲，于是想把僖公的牌位升在闵公之上，虽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意，行事不顾忌，却不知道这样扰乱了君臣的名分，弄乱了昭穆的次序，这种亵渎礼制、伤害教化的行为，正好给后世留下讥讽的口实。所以《春秋》明确记载以贬斥他。这实际上是禘祭，却改称为“大事”。因为祭祀的礼仪中，没有比禘祭更大的了，所以圣人夸大其事，是为了加重文公的罪过。而且僖公去世，丧期未满，不应举行吉利的禘祭，却匆忙使用大事的礼仪，其罪过可想而知。那些《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合祭，是不对的。定公八年从祀先公，《左传》认为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都在季氏那里不得志，叔孙辄在叔孙氏那里不受宠，阳虎想要铲除三桓，用季寤取代季氏，用叔孙辄取代叔孙氏，自己取代孟氏。冬天顺祀先公并祈祷，想要以此取悦神灵。《公羊传》说从祀就是顺祀，《谷梁传》说这是重视恢复正统。三种说法都是恢复文公的逆祀。《左传》的说法较为详细确凿，因为当时阳虎窃取国家大权，气势嚣张，没有人敢怎样。定公作为国君，季孙作为执政，都受制于他，所以虽然典礼重大，一个陪臣却敢纠正它。然而难道是阳虎贤明，知道昭穆次序混乱不可不纠正，而在历代之后举起废弃的典制吗？其实他是为了向国人求取名誉，企图让鲁国归附自己。所以经文在记载从祀先公后，紧接着记载“盗窃宝玉大弓”，由此可知顺祀之事出于阳虎是显而易见的。唉！鲁国的众位国君处在春秋衰乱之时，先王的礼法残坏已久，于是肆意妄为而不顾。隐公考祭仲子的宫庙，庄公给桓公宫庙的柱子涂丹漆、雕刻椽子，闵公在丧期未满时禘祭庄公，僖公在禘祭时把夫人神位送入宗庙，文公又把父亲僖公的牌位升在闵公之上。他们看待先王的礼制，所保留的还有多少呢？不幸后世陪臣僭越作乱，虽然从祀复正之举，出自阳虎而非定公，恰好显示出鲁国的衰弱，实在加重了当时的祸患。孔子对此全都感到悲伤，不忍心明说其然，所以只说“从祀先公”，不同于“跻僖”的文字，这是为了表示哀悼鲁国之意吧。

宗庙

宗庙的制度由来已久。先王虽然竭尽孝思的诚意，重视追念远祖的礼仪，但宗庙制度自有等级递减的规定，不是所立者不敢凭私意创设，不是所饰者不敢用僭越奢侈来扰乱，遵守其典章秩序，无所增减，而孝敬之意已经蕴含其中了。后世君主昏昧于礼法，有的因妾母而考祭宫庙，有的因奢侈而超过制度，有的因远祖而立庙，败坏典章、扰乱常理，被后世讥讽，本想以此表示孝顺，却正好亵渎了先君。所以《春秋》明确记载以示讥讽，毫不隐讳。请允许我论述一下。隐公五年考祭仲子的宫庙，《公羊传》说：“考就是入室，开始祭祀仲子。”桓公尚未即位，为什么祭祀仲子？隐公为桓公而立，所以祭祀他的母亲。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是成全桓公的心意。《谷梁传》说：“考，是成全她作为夫人的地位。礼制规定，庶子为国君，他的母亲筑宫，让公子主持祭祀，在儿子时祭祀，到孙子时停止。”仲子是惠公的妾，隐公是孙子却修缮她的宫庙，不合礼制。查考《左传》，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孟子去世后，继室声子生下隐公，又娶宋武公的女儿，这就是仲子，生下桓公。那么仲子是惠公的妾，桓公的母亲。礼制规定，诸侯不再娶，那么仲子就不能成为夫人。隐公因为桓公的缘故，于是考祭仲子的宫庙，使她地位等同于夫人，其过失很大。庄公二十三年给桓公宫庙的柱子涂丹漆，二十四年雕刻桓公宫庙的椽子。《左传》说：“都不合礼制。”御孙劝谏说：“节俭，是美德的共性；奢侈，是大恶之首。先君有节俭的美德，而国君却陷入大恶，恐怕不可以吧？”《谷梁传》说：“礼制规定，天子诸侯的宫庙用黑白色粉刷，大夫用青色，士用黄色；丹漆柱子不合礼制。天子的椽子，砍削磨光，加上密石；诸侯的椽子，砍削磨光；大夫的椽子，砍削；士的椽子，砍削根部；雕刻椽子不合正道。”夫人是用来尊崇宗庙的，采取不合礼制和不合正道的做法，斥言桓公宫庙，是为了厌恶庄公。因为庄公将要纳齐女为夫人，所以装饰宗庙，显示夸耀奢侈，以此作为庙见时的美观，心意不在宗庙上。现在查考成公三年新宫发生火灾，新庙切近，不忍心称其谥号，所以说“新宫灾”，这里斥言桓公宫庙，厌恶庄公不孝忘父的怨恨，奢侈宗庙以夸耀仇敌之女。《谷梁传》的说法，大概得其意。成公六年立武宫，《左传》说：“季文子以

译在鞌之战后建立武公的宗庙，是不符合礼制的。依靠他人的力量来解救自己的危难，不可以因此建立武公的宗庙；建立武公宗庙应当出于自己的功绩，而不是依靠他人。《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立’字意味着不该建立，是不合礼的。”大概武公距离成公已经十二代了，按照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的制度，武公的宗庙早就应该被毁弃了。宗庙有固定的制度，所以通常不提及“建立”，这里特意提到“建立”，其违背礼制就显而易见了。推究当时的心意，大概是因为在鞌之战中大败齐国军队，所以在这年建立宗庙来报告战功。凭借他人的威势去讨伐强国，即使侥幸获得一次胜利，也应当谨慎小心，为后患担忧，怎么竟敢僭越礼制，建立宗庙来夸耀侥幸得来的功劳呢？定公元年六月建立炀公的宗庙，《左传》说：“因为昭公出逃的缘故，季平子请求在炀公宗庙祈祷。”《公羊传》和《谷梁传》说：“‘立’字意味着不该建立。”大概炀公是伯禽的儿子，距离定公二十代了，其年代久远程度又非武公可比。建立武公的宗庙尚且不可以，何况是比武公更久远的呢？这里《左传》认为季平子驱逐了国君，于是附会这种说法认为是季平子建立的，然而经文中没有其他文字佐证，《左传》的说法未必正确。唉，礼制没有比宗庙更重要的，罪过没有比奢侈僭越更严重的，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春秋》中的君主，都得罪于圣人。然而天下的事情，谨慎在于开始，开始时不谨慎，等到补救其末流，就来不及了。观察鲁国众位君主失礼僭越，实际上始于隐公，正因为他在先考定了宗庙的规格，所以后世子孙继承他的奢侈浪费，沿袭而行，安然无事，毫不担忧，那么《春秋》讥讽首恶，隐公怎么能逃脱呢？

译宫室

从前僖公修缮泮宫，重建閟宫，《春秋》没有记载，而《鲁颂》却歌颂这件事，后世的人对此感到疑惑说：《春秋》对宫室建筑持严厉态度，重视土木工程，而僖公的事情，经文却隐没不记，难道是孔子偏袒他吗？《春秋》之所以删削不记，是因为那些事情劳民伤财且胡乱兴作。而兴办废弛之事、恢复古代制度，是治国首要的任务，像这样使用民力，是应当使用的。像僖公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可讥讽的呢？详细观察《春秋》中关于宫室的记载，有的新建，有的毁坏，屡次在防止僭越方面有所记载，都是为了抑制奢侈，保存礼法。请让我详细论述。庄公二十九年春天，新建延厩。《左传》说：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凡是马匹，中午时放出，中午时收回。《公羊传》说：讥讽的是修缮旧物。灾荒之年不修缮粮仓。说：延厩，是合乎法度的马厩。为什么记载呢？古代君主一定要按时视察百姓所勤勉的事情，百姓勤于劳力，那么工程建筑就少；百姓勤于财物，那么贡赋就少；百姓勤于饮食，那么百事就废弛。冬天修筑郿城，春天新建延厩，因为使用民力已经非常详尽周到了。大概在庄公的时候，连年灾祸，而工程建筑屡次兴起。二十八年冬天，麦子禾苗大旱无收，臧孙向齐国借粮，那么百姓正处在饥荒之中，延厩既然毁坏未修是可以的，为什么不爱惜民力而急忙新建它呢？从前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后说：伤人了吗？不问马匹。大概君子重视人命，轻视牲畜财产，这是仁人的心意。现在庄公不念及百姓困苦，却以新建马厩为急务，这种轻重倒置，恶行也太严重了。僖公二十年春天，新建南门。《左传》说：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凡是开启封闭城门要顺应时节。《公羊传》说：这是讥讽。城门有古老的常制。《谷梁传》说：所谓“作”，是指增加了它的规模，不是单纯的建造。南门，是合乎法度的门。大概城墙和门户都有旧制，坏了就修缮它，现在记载是因为讥讽其汰侈，轻视民力，改变旧制。考察延厩不说“作”，这里说“作”，可知是改变了旧制。文公十六年，毁坏泉台。《公羊传》说：泉台，就是郎台。建造它要讥讽，毁坏它也要讥讽。祖先建造的，自己却毁掉它，不如不居住就算了。《谷梁传》与《公羊传》意义相同。《左传》的说法妖妄不合典制，《公羊传》的说法其义理可取。大概《春秋》的意思大体上是厌恶劳民而无补益，所以即使是毁坏也讥讽它。定公二年，新建雉门和两观。《公羊传》说：提到两观，是为了防止僭越。说新建，是修缮扩大。讥讽不致力于公室正事。《谷梁传》说：说新，是有旧的基础。所谓“作”，是增加了它的规模。大概雉门和两观，是天子的制度，先君居住使用，已经不对了。雉门和两观的火灾，是上天用来警戒鲁国的。定公应当鉴戒天灾，裁减旧制，不要僭越就可以了。现在却不顾天灾，又增加规模新建它，这种恶行难道不严重吗！唉！节俭宫室，缩小寝庙，是宣王的美德。自从周朝东迁，诸侯失礼，专门追求夸耀奢侈，不再有先王的轨范。以僖公的贤能，尚且新建南门，留下僭越天子的讥讽，何况庄公、定公这样的平庸君主呢！

正朔

《周官》太史的职掌说：“颁布正朔给各国。”闰月诏告国王居住在门内，整月结束则正朔的礼仪，是先王非常看重的。天子颁布正朔，诸侯接受并藏在祖庙，每月朝见祖庙，面向北方接受并奉行，不可废除，已经很久了。周朝衰微，天子的正朔虽然颁布给各国，但诸侯专横恣意，视为虚文，很少能奉行。所以子贡想去掉告朔时的活羊，孔子说：“我爱惜它的礼仪。”大概当时怠慢告朔，名存实亡，圣人的意思是不想立刻抛弃先王的礼仪，暂且保存它来示后世。因此《春秋》在每年的开始，不论有无大事，必定记载“春王正月”。其间有不告朔的，或不视朔的，或权臣僭窃而必定记载正月的，或国君在外而不具备正朔的，都详细记载在《春秋》中，所以奉承天时，谨慎人事，端正根本，确立王法。请让我详细论述。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月，仍然朝见祖庙。十六年夏五月四次不视朔。先王用闰月来定四时，完成岁数，没有闰月就无法纠正时节，没有时节就无法做事，没有事情就无法使百姓生活富足。那么闰月虽然是积累余数而成，实际上是生命的根本。《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闰月固然很多，没有记载“不告月”的，唯独文公记载了，可知其他各位国君都告月。文公怠弃国政，认为闰月不是时节的正始，废除了这个礼仪，他违背先王的意思太严重了。朝见祖庙是为了告月，既然不告月，那么不朝见祖庙也可以。文公在应该告月时不告，在不必朝见时却朝见，所以经文记载“不告月犹朝于庙”，是厌恶他不告月，并且加重他朝见祖庙的行为，以此来欺骗先君。诸侯奉行正朔，是国家大事，文公既不告月，又说四次不视朔，废除了国家的常礼，这难道只是怠弃国政，得罪于《春秋》吗？大概也是蔑视天子，招致不臣的诛罚了。所以经文记载“四次不视朔”，是深深讥讽国君的荒怠和轻慢上级。虽然如此，鲁国十二位国君，怠弃国政的，没有比文公更严重的，所以六年开始以闰月废除告朔的礼仪，他的意思还认为闰余月可以怜悯，僖公、宣公、昭公都不应当记载“春正月”，而《春秋》为什么记载呢？所以知道两家的说法都是偏颇的议论。唉！汉儒的议论，认为“正次王，王次春”，王者，上承天之所为，下以正其所为，所以圣人笔削《春秋》于元年，必定

译《春秋》记载“春王正月”，其用意在于说明正朔是天子的礼制，是国家的重要事务，不可不谨慎对待。只要书写一个正朔，就足以抑制强臣，警戒荒废懈怠，保存典章礼仪，那么《春秋》的防范作用，不也是既严密又显著吗！

译《春秋》记载即位与不记载即位

《春秋》的法则，在君位传承之际尤为严格。因此，鲁国的各位国君继承国家、接续正统，不因一时是否有事或无事，必定记载“即位”，并系于“春王正月”，这是为了端正根本、确立开端，并谨慎对待国君的礼仪。然而考察经文，隐公、庄公、闵公、僖公都没有记载即位，定公记载了即位却没有系于正月，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隐公不记载即位，是不承认他作为国君的合法性。隐公和桓公都是庶子，隐公年长应当即位，却想要谦让避位的名声，轻率地想要把君位传给桓公，最终导致羽父进谗言诬陷，从而成就了篡位逆乱的局面，这是隐公不能胜任国君的表现，所以《春秋》不记载他的即位，不承认他的国君身份。左氏认为他是摄政的国君，公羊、谷梁都认为这是成全隐公的心意。隐公本当拥有国家，而《春秋》正名分称他为“公”，怎么能说是摄政呢？如果认为隐公有把君位传给桓公的心意，而《春秋》成全了他，那就是圣人赞许他追求虚名，从而开启后世僭越作乱的先例，这不是用来确立大法的做法。先儒又说隐公自立，不是由周王任命，所以不记载即位，那么各位国君的即位都是由周王任命吗？庄公不记载即位，杜预认为是因为父亲被杀、母亲被逐，不忍心举行即位之礼；谷梁也说先君不得善终，那么儿子就不忍心即位。这两家的说法虽然明白，但还没有穷尽。大概是因为庄公不报杀父之仇，不制止母亲的淫乱，丧失了作为儿子的道义，从而断绝了与先君的联系，所以《春秋》不记载他的即位，不承认他继承桓公的正统。闵公、僖公不提及即位，是因为闵公时国家混乱，僖公时国君出奔。公羊、谷梁都认为继承被弑杀国君的不记载即位。如果按照公羊、谷梁的说法，那么子般还没有成为国君，怎么能说是继承被弑杀的国君呢？如果说弑君者不记载即位，那么桓公、宣公记载即位又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闵公、僖公的时候，国家有庆父的祸难，而变故发生得仓促，来不及完备即位的礼仪，所以经文不记载。然而桓公弑君而立，宣公接受弑君贼臣的拥立，这都是违背天理、逆乱人伦、罪恶极大的行为，应当被《春秋》诛绝，使他们不能拥有国家，又为什么要记载呢？大概记载他们，是为了彰显这两位国君的罪恶。隐公虽然追求谦让的名声，庄公虽然丧失了作为儿子的道义，但还没有达到大恶的程度；至于桓公和宣公，忍受篡位弑君的罪名，自己谋求成为国君，如果《春秋》不记载，就是隐忍纵容他们。所以特别记载这两位国君即位，以表明他们是自立，使他们蒙受万世的恶名，不可宽贷。公羊说符合国君的心意，谷梁说参与了弑君之事，大概都抓住了要点。至于定公记载即位却不系于正月，是因为当时周天子死在干侯，过了第二年三月，国君的灵柩才回来，然后才得以完备礼仪而即位，所以不系于正月，这是依据实际情况。有人说闵公、僖公因为国家混乱而不记载即位，应当类比昭公死的时候。季氏专权，鲁国没有国君，也是混乱了。那么定公为什么记载呢？大概是因为闵公、僖公的时候，庆父作乱，鲁国更换了三位国君，国家祸难刚刚平定，身边的祸患，早晨不能指望晚上，不像无事的时候能够具备典礼。季氏的权势，虽然比庆父更厉害，但不至于篡位逆乱，他盘踞鲁国，侵夺政权，为祸虽然长久，也不像庆父那样变故发生得仓促。因此定公得以记载即位，不与闵公、僖公等同。唉！国君的即位，没有比开始时端正更重要的了。开始时以正道即位，尚且用不端正的行为来继承，何况以不端正的方式即位的人呢？因此《春秋》对于国君即位，必定谨慎地记载在史册上，如果有不端正的地方，就改变文辞以示含义，使天下万世知道警戒畏惧，不能以不正当的方式即位。那么后来的拥有国家的人，何不把《春秋》作为警戒？

《春秋比事》卷十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比事》>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比事》卷十二 宋 沈棐 撰

盟

曾经读过《周官》中关于“司盟”掌管盟誓诅咒的法令，凡是国家之间有疑惑、会合盟约，就掌管盟约的记载。起初对《周官》有所疑惑。当周朝全盛的时候，圣王在位，各方诸侯同心协力，作为王室的屏障，朝见会合，各自按时到来。九伐之法虽然设立却没有施行，哪里会有对会合盟约的疑惑呢？盟誓，是乱世的事情，大概产生于周朝衰微之际，王室的德行不兴盛，信义不足以安抚远方，威严刑罚不足以制服强国，诸侯离心，不能协调一致，因此借助展示牺牲、歃血为盟的事情，来求得一时的信用，而背信弃义、产生祸乱，实际上就起源于此。《诗经》说：“君子屡次盟誓，祸乱因此滋长。”这话不出自成康之世，而是讽刺变雅。假如让周公辅佐成王，建立百代的基业，而虞人却不信任，仅仅依靠盟誓诅咒来时时约束，大概也很危险了。那么司盟的职务记载在礼典中，确实值得怀疑。唉！东迁之后，各国互相结盟，纷纷兴起，有的会合诸侯而共同盟誓，有的联合一国而自我盟誓，更严重的是出自大夫，再严重的是出自戎狄蛮夷。离古代越来越远，盟约越来越多，颓势横流溃决，不可禁止控制。虽然有时以鬼神为质，用祸福来钳制，用载书来充实，然而口血未干，兵刃已经相接，那么回头看以前的盟誓，正好成了狡诈之计的凭借。那么按照《春秋》所记载的，来想象观察先王的盛世，那么司盟的职务记载在典礼中，又值得怀疑了。圣人哀伤信义不再出现，而诸侯改变古制、违背常道以滋生祸乱后世，所以从隐公到哀公，凡是盟誓诅咒的事情，都详细记载在《春秋》中，用来痛恨当时而规范万世。请考察经文的次序来论述。经文有记载国内盟誓的，有记载国外盟誓的。国内盟誓是指鲁国在一国内自我盟誓，其中有国君盟誓，有大夫盟誓，有

译参加盟会，有前来结盟的，有聘问时顺便结盟的。外盟指的是诸侯之间互相结盟，其中包含诸侯结盟、大夫结盟以及戎蛮结盟。这就是《春秋》内外篇记载盟会的大致要点。

译经书中记载“公盟”的有十五次：

隐公三次，桓公三次，庄公三次，闵公一次，文公三次，

定公一次。

隐公元年，鲁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隐公刚即位，诸侯中没有与他结盟的。隐公开始僭越礼制去结盟，以礼制开启了动乱的阶梯，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痛恨他是首恶。况且小国之所以与大国企盟，是想依赖大国的安抚和保护。如今隐公元年与邾国结盟，而七年又攻打邾国，那么隐公背信弃义、欺凌侮辱小国的行为就非常严重了。

隐公六年，鲁隐公与齐侯在艾地结盟。《左传》说这是开始平定齐鲁之间的不和，杜预认为《春秋》之前齐鲁关系不和睦，现在才开始平定。然而考察经文，郑国起初与齐国交好，三年时有石门之盟。到了四年，隐公会合诸侯攻打郑国，鲁郑两国结下怨恨。到了六年，郑国来求和，既然消除了两国的怨恨，隐公于是与齐侯结盟。那么鲁国与齐国结盟，实际上是因郑国而起。从此直到隐公去世，鲁国与齐国保持友好，没听说有侵犯攻伐的事。而邾国呢，虽然艾地的盟约说能保证其不改变，但实际上是畏惧齐国的强大。

隐公八年，鲁隐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大概莒国和鲁国此前不曾结盟，经常发生侵伐之事，现在与莒国结盟，是因为纪国的缘故。纪国是鲁国的亲戚。二年时，莒国和纪国曾在密地结盟。到了七年，叔姬嫁到纪国，所以鲁国因为与纪国的亲戚关系，于是与莒人结盟，以联结两国的友好。然而莒国称“人”，是因为对方是大夫。先儒认为，国君与外国大夫结盟，对内斥责称“公”，对外大夫称“人”，是因为厌恶国君对内不言说；如果国君对外书写大夫的名氏，是因为厌恶大夫。按情理推测，或许应该如此。邻国之间的交往，讲求信用、修好和睦，不需要结盟。隐公与莒人结盟，已经失礼，以国君的尊贵身份却与外国大夫结盟，那么他的屈辱就很大了。所以《春秋》记载“公及莒人盟于浮来”，是厌恶隐公与莒国大夫结盟。

桓公元年，鲁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考察经文，上面记载“公会郑伯于垂”，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那么越地的结盟是为了交换田地。桓公背负弑君的罪名，郑伯趁其危惧，想要获取他的土地，所以先在垂地会面，谋划交换田地的事。郑国既然得到了田地，鲁国担心郑国背叛自己，于是在越地结盟，以巩固友好。鲁国和郑国的国君都有罪。经文中在垂地会面不写“及”，是因为垂地的会面出于郑国的意愿，而越地的结盟出于鲁国的缘故。

桓公十二年，鲁桓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大概宋国因为拥立突为君有功，向郑国索取贿赂，郑国无法承受，于是与宋国结怨。桓公尽力调停两国，多次会合宋公，但宋国推辞鲁国的请求，所以桓公与郑伯结盟，打算联合郑国攻打宋国。桓公既然不能取信于诸侯，致使宋国推辞调停，那么桓公不参与即可。起初想要平息别人的危难，最终却联合诸侯攻打别人的国家，这是加重怨恨的缘故。所以经书记载“公及郑伯盟于武父”，是厌恶桓公与郑伯结盟以攻打宋国。

桓公十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趡”，《左传》说这是“蔑地盟约的延续”。大概桓公在八年攻打邾国，而邾国畏惧鲁国的欺凌，到了十五年来朝见，到这时结盟，就知道邾国实际上是怨恨鲁国的。经书记载此事，是厌恶鲁国不能保全小国，先攻打而后结盟。

庄公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是为了迎立子纠。齐国大夫不称名，是因为庄公不报杀父之仇，反而与齐国人谋划迎立子纠，这是庄公的罪过，不是大夫的罪过，所以斥责称“公”而不称齐大夫的名，以此来加重庄公的罪恶。

庄公十三年，“公会齐侯盟于柯”，这时小白正兴起霸业，北杏之会诸侯都跟随，唯独鲁国不到，害怕被讨伐，所以结盟以联结齐国。经书记载此事，是厌恶庄公不能取信于齐侯。看第二年鄄地的会盟，齐、宋、卫、郑都参与，庄公不亲自前往，而是派遣单伯去，那么他不信任齐侯就可知了。

庄公十九年，“公子结送陈国的妇人到鄄地，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详见‘遂’例】”。

庄公二十三年，“公会齐侯盟于扈”，是为了迎娶姜氏。庄公迎娶仇敌的女儿，两年之中，纳币、观社，以催促婚期，现在将要迎娶女子，又在扈地与齐侯结盟，损害礼制、败坏道义，罪不可赦，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加重庄公的罪恶。小白以霸主的德行号令诸侯，却因婚姻而结盟，也可以定罪。

闵公元年，“公及齐侯盟于落姑”，是为了恢复季子的地位。闵公年幼，庆父扰乱朝政，希望得到季子来平定内乱，所以与齐侯结盟以恢复季子。

文公三年，“及晋侯盟”，是为了在晋国改结盟约。大概二年时晋国派处父来结盟，所以鲁公与他结盟，以大夫身份与国君结盟，非常不合礼制，所以这一年鲁公到晋国改结盟约，于是与晋侯结盟。

文公十三年，“公及晋侯盟”，这时鲁国正与晋国结交友好，所以从三年到这一年，因为朝见晋国而顺便结盟。晋国和鲁国是敌对的国家，而鲁公去朝见，本来已经失礼；又因朝见而顺便结盟，那么他的屈辱就很大了。所以经书记载此事以厌恶他，不写地点，是因为在晋国结盟。

文公十七年，鲁公与齐侯在谷地结盟。鲁国因为叔姬的灾难，与齐国结怨，鲁国连年苦于齐国的侵犯，所以十六年，季孙行父会合齐侯在阳谷，但齐侯不与他结盟，那么齐国怨恨鲁国的心还没有消除。到了这一年，鲁公亲自与齐侯结盟，而齐鲁的友好关系又恢复了。然而季孙前往会合齐侯，而齐侯不与他结盟，鲁国又派遣公子遂在邻邱与齐国结盟。到了十七年，鲁国将要被攻打，等到鲁公亲自在谷地结盟，齐国才开始不再成为鲁国的祸患。齐侯的意思，认为鲁公不亲自到来，而派遣两位大夫与我结盟，那么还存有顾念晋国的心，而没有真诚对待我。所以必须等待亲自结盟，才开始没有疑虑。

译这体现了鲁国的心意。《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表明晋国对于鲁国来说并不足以成为鲁国的依靠，从而哀伤鲁文公的软弱。鲁襄公三年，鲁襄公与晋侯在长樗结盟。这是鲁襄公刚即位，与晋国结交友好。大概从鲁成公二年，晋国击败齐国而齐国臣服于晋国之后，晋悼公的霸业更加兴盛，齐国不敢窥视鲁国，所以鲁国侍奉晋国越发谨慎，直到鲁襄公时代不再倾向齐国。那么长樗之盟，鲁国如此谨慎地侍奉晋国，是有原因的。而《春秋》记载这件事，是因为晋悼公主持霸业，应当会合诸侯共同结盟，以大的道义号令天下。如今晋国与鲁国结盟，鲁国私下与晋国结交，都不符合《春秋》的道义。鲁定公十二年，鲁定公与齐侯在黄地结盟。当时晋国六卿专权，晋国的势力越发衰微，郑国和卫国都已经跟随齐国，而鲁国自从定公十年夹谷之会已经与齐国讲和，至此结盟以巩固两国的好关系。以上这些都是鲁国各位国君结盟的事情。

译经书鲁国大夫盟誓共十次：

庄公时期一次，文公时期三次，成公时期两次，襄公时期一次，昭公时期一次，定公时期一次，哀公时期一次。

庄公十九年，公子结在鄄地送陈国女子的媵妾，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见“遂”门】。文公八年，公子遂与晋国赵盾在衡雍结盟，这是文公在位时，大夫专权，而晋灵公不像君主，也将政事委托给赵盾。经书记载此事，是厌恶仲遂与赵盾不奉君命，私自结盟。十六年，季孙行父在阳谷会见齐侯，齐侯没有与他结盟。鲁公想要与齐国修好，派遣行父前往会见齐侯，打算求取结盟，但齐侯不允许，所以说“弗及盟”。记载此事，是显示鲁国屈服于齐国，求盟而不得。这一年，公子遂与齐侯在郪邱结盟。齐侯不接受行父的盟约，鲁国人不安，害怕齐国讨伐，再次派遣仲遂向齐国求盟。记载此事，是鲁国不应当让仲遂与齐侯结盟，齐侯也不应当与仲遂结盟。成公元年，臧孙许与晋侯在赤棘结盟。宣公委身侍奉齐国，连年奔走，等到成公即位，才开始改事晋国，所以在元年派遣臧孙许前往与晋侯结盟，以结好晋侯。十六年，季孙行父与晋国郤犨在扈地结盟。查这一年鄢陵之战，鲁国没有出兵，晋国人对此愤恨，所以沙随之会不见鲁公并拘禁季孙行父，将他安置在苕邱。晋国既然释放了行父，而鲁国仍然害怕晋国，所以请求结盟以巩固关系。被拘禁的是行父，所以鲁国让行父受盟，那么晋国也应当以卿的身份与之对等。鲁国作为弱国，害怕晋国的危难，屈膝请盟，固然不可避免，而晋侯暴戾不仁，侮辱其君主，拘禁其臣子，还只是区区结约取信，那么晋侯的无德，大概比鲁国更甚。襄公二十年，仲孙宿与莒人在向地结盟。莒国屡次讨伐鲁国，鲁国苦于其患难，所以用盟约来约束它。莒是小国，与鲁国地位相当，屡次接受晋国的盟约，却背信弃义，敢于凌辱鲁国，那么晋国不值得畏惧，由此可知。自从这次结盟之后，莒国不再侵犯鲁国，鲁国之所以免除莒国的患难，实在是结盟的力量，并非晋国的援助。昭公十一年，仲孙玃与邾子在祲祥结盟。邾国与鲁国是友好邻邦，理应盟好相继，未曾长期断绝，但从隐公、桓公到昭公，将近二百年，才有祲祥之盟，大概从庄公、僖公以来，邾国屡次使鲁国受害，干戈相防，所以盟好不讲。昭公时，才开始与邾国息兵，因此弥补废弃的礼仪，结下祲祥之盟。然而在隐公、桓公时，国君亲自结盟，到昭公时，政令在三家，不是国君所能专断的。经书特意记载玃与邾国结盟，以显示政令不出自昭公。定公三年，仲孙何忌与邾子在拔地结盟。这一年，邾庄公去世，邾隐公即位，想要与鲁国修好，所以进行这次结盟。哀公二年，叔孙州仇、仲孙何忌与邾子在句绎结盟。元年，仲孙何忌率领军队讨伐邾国。这一年春天，三卿率领军队讨伐邾国，夺取漷东田及沂西田。《左传》说鲁国将要讨伐绞【邾国邑】，邾国人爱惜其土地，所以用沂、漷之田贿赂鲁国而接受盟约。进行这次结盟，是害怕鲁国侵犯其城邑，所以假借土地来要挟他们。邾国与鲁国接壤，国小力弱，遭受困弊，而鲁国却不体恤。自从昭公以来，既与邾国结盟又讨伐它，贪图其土地，不能以道义自省。经书记载这些，都是为了厌恶鲁国。凡是记载鲁国大夫结盟的情况都是如此。

国君与外国大夫结盟，诸侯之国必定记载其主君，结盟而不记载主君的有四种情况。

隐公元年与宋人在宿地结盟，都是内外地位卑微者。外方卑微者称“人”，内方卑微者称“及”。大概内方不可说“鲁人”，所以特意用“及”来表示罢了。庄公二十二年与齐国高傒在防地结盟，文公二年与晋国处父结盟。先儒认为都是国君与对方结盟，不记载“公”字，是不让高傒、处父与国君平起平坐。大概齐、晋虽然是当时的强国，但礼制的名分决不可僭越。现在齐、晋蔑视鲁国，派遣两位大夫与国君对等，那么他们失礼僭越名分就很严重了。所以经书不记载“公”，以彰显高傒、处父的罪过。谴责高傒、处父，那么讥讽齐、晋之君也就可知了。又十年与苏子在女栗结盟。《左传》说是因为项王即位。查九年顷王初立，派遣毛伯来求取金器。二月，叔孙得臣前往京师，那么鲁国不奉事周王室、不重视王室就像这样，所以到这一年便相互结盟以重申前好。然而以诸侯身份与天子之臣结盟，本来就不合礼制。何况内方地位卑微者与天子大夫结盟，这是鲁国看待周王室简直与邾、莒小国等同。其背叛王法、扰乱名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经书记载以厌恶它。这四种情况，不提及国君，或者确实是内方地位卑微者，所以直接写“及”而不写其人姓名。这又是《春秋》的义例。

至于“来盟”五次，

《春秋》区别其文辞，这是为了显示内外的辨别。桓公十四年，郑伯派遣其弟语来结盟。郑国与宋国为仇，而鲁公依附郑国。十二年，在武父结盟，这一年又在曹国会盟，并且两次与宋国交战，都是因为郑国的缘故。郑伯感激鲁国依附自己，并且想要巩固鲁国的好意，然而与列国结盟，派遣卿前往尚且不可，何况私派其弟呢？闵公二年，齐国高子来结盟，郑伯弟语来结盟，郑伯称“使”，并且写出名字。现在不称齐侯之命，而高子不写名字，是因为高子请求结盟于我，所以隐去不说，这是为了褒扬其不同。闵公遇弑

译庆父未被讨伐，季友拥立僖公，僖公又不是正统继承人，高子请求与我们结盟，以安定僖公的君位，那么他的善举值得嘉奖，所以圣人记载此事以表彰他的善行。文公十五年，宋国司马华孙前来结盟，宋国自僖公在薄地会合诸侯、释放宋公之后，未曾与鲁国交好，一旦华孙请求与我们结盟，以恢复旧日的友好关系，所以《春秋》不称他是受命出使，而且称他的官职而不称其名，也是嘉奖他的缘故。宣公七年，卫国国君派孙良夫前来结盟，宣公刚即位，卫国想要与鲁国交好，所以派遣孙良夫前来结盟。然而那时晋灵公不像君主的样子，死在赵盾手中，晋成公刚即位，正忙于平定内乱，无暇会合诸侯，所以自宣公三年即位以来，中原各国未曾举行盟会，而卫国想要与鲁国交好，私自派遣孙良夫前来结盟。以诸侯国私自结盟，却能与盟誓守信，而大义上会合诸侯，不由霸主主持，那么中原的衰落就可想而知了。襄公二十九年，杞子前来结盟，《春秋》经文中没有记载诸侯亲自前来结盟的，这里称“杞子”，是深切地显示其国力微弱。这一年，仲孙羯曾会合诸侯大夫，为杞国筑城，那么杞子前来结盟，是因为鲁国为杞国筑城对我国有恩，所以想借此机会结好。像这五种情况，就是“来盟”的含义。

译参加盟会四

僖公三年，公子友前往齐国参加盟会。自从闵公二年，齐国高子前来盟会，确定了僖公的君位。僖公未曾向齐国报以盟会，所以到这一年派遣公子友前往齐国参加盟会，以巩固以前的友好关系。文公七年，公孙敖前往莒国参加盟会，是因为这一年冬天，徐国攻打莒国，莒国人苦于徐国的侵扰，所以寻求鲁国的援助，于是前来请求盟会，那么公孙敖前往莒国，实际上是莒国的意愿。昭公七年，叔孙婼前往齐国参加盟会，这时晋国的德行衰微，鲁国虽然侍奉晋国，知道不足以深深倚靠，所以这一年春天，与齐国讲和。到三月，前往齐国参加盟会，是为了巩固春天的讲和。定公十一年，叔还前往郑国参加盟会。郑国自从定公七年背叛晋国跟随齐国，自从十年也与齐国交好。鲁国、郑国都跟随齐国，实际上是同心协力的国家，那么鲁国虽然与郑国不和，到这时应该相互交好了。所以从这一年冬天，鲁国与郑国讲和，就派遣叔还前往郑国参加盟会，实际上是齐国的缘故。以上这四次参加盟会的意义就是这样。

又因聘问而盟会的有五次

成公三年，晋侯派遣荀庚前来聘问，卫侯派遣孙良夫前来聘问。丙午日，与荀庚盟会。丁未日，与孙良夫盟会。十一年，晋侯派遣郤犨前来聘问。己丑日，与郤犨盟会。襄公七年，卫侯派遣孙林父前来聘问。壬戌日，与孙林父盟会。十五年，宋公派遣向戍前来聘问。己亥日，在刘地跟向戍盟会。这都是诸侯前来聘问，而鲁国要挟他们使其盟会【其详细情况见聘问条例】，《春秋》记载这些，是为了表明鲁国不应当要挟盟会，各位大夫不应当擅自盟会。

经文中记载诸侯相互盟会的有四十次，其中霸主主持的盟会有十次，分散的盟会有十六次，大型盟会有十四次。

庄公二十六年，防备齐侯【宋、陈、卫】、郑、许在幽地同盟。二十七年，公防备齐【宋、陈、郑】在幽地同盟。僖公二年，齐、宋、江、黄在贯地盟会。四年，楚国的屈完前来在军中盟会，在召陵盟会。五年，公与齐侯【宋、陈、卫、郑、许、曹】在首止盟会。郑伯逃归，没有参加盟会。七年，公防备齐侯【宋、陈、郑世子】在〇母盟会。八年，公会见王人、齐侯【宋、卫、郑、曹、许】在牡邱盟会。二十八年，公会见晋侯【齐、宋、卫、郑、蔡、莒】在践土盟会。以上这些都是霸主的盟会。小白（齐桓公）的盟会，无非是纠合诸侯，驱逐排斥夷狄，以安定中原罢了。然而考察当时，贯地的盟会最为兴盛，因为大国齐、宋，远国江、黄，都前来参加盟会，就知道中原诸侯没有不服从的。到了九年葵邱之盟以后，霸业稍微衰落，所以十五年牡邱之盟，打算去救援徐国，却远远驻扎在匡地，最终没能救援，其衰落可以知道了。重耳（晋文公）继承霸业，只有践土之盟，虽然使楚国臣服的功效不亚于小白，然而召唤天王来参加盟会，其不臣的罪过，百世所不宽恕。所以孔子评论两位霸主的优劣，认为晋文公诡诈，齐桓公正直，大概就在这里吧。虽然如此，小白从庄公十五年开始称霸，直到僖公四年，二十三年间，不过四次盟会诸侯，到伐楚后止于牡邱，共十二年而盟会五次，其盟会的多少前后不等，为什么呢？大概小白的霸业以伐楚为最盛，僖公四年以前所以盟会诸侯，只是想要使宋、郑臣服，率领诸侯去伐楚罢了。到了召陵之盟以后，楚国已经畏惧臣服，中原没有夷狄，才开始谋划王室，确定世子，会合诸侯，谋划削弱弱国，以保全霸业，说将要图谋这些，不通过盟会无法团结他们，这就是为什么特别多于前面的原因【其详细情况见霸业条例，这里不再列举】

诸侯分散盟会十六次

隐公二年，纪子帛、莒子在密地盟会。《左传》说：这是为了鲁国的缘故。杜预认为莒国与鲁国有怨恨，纪侯已经与鲁国联姻，派遣大夫与莒国盟会以和解。子帛为鲁国结交友好，使百姓休养生息，所以把他比同内大夫，而莒子并且称字以嘉奖他。纪帛的意义，《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都不可考，只有《左传》杜预的依据经文，现在应当遵从它。三年，齐侯、郑伯在石门盟会。《左传》认为防泸之盟在春秋之前，不可考，而齐、郑自从这次盟会之后直到隐公末年都相互交好。十年，会于中邱；又会于伐宋。十一年，进入许国，都是因为这次盟会结成的。八年，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盟会。鲁、宋、卫自从隐公四年曾与郑国结仇，到六年郑国前来与鲁国讲和，各国的怨恨于是化解，所以这一年公会齐侯在艾地盟会。八年，齐、宋、卫于是盟会。然而春秋以前没有三方盟会的，实际上始于这次，所以经文记载以讥讽盟会逐渐奢侈。桓公十一年，柔会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盟会，打算用来抵御郑国。考察五年，蔡、卫、陈跟随周王攻打郑国，那么蔡、卫、陈对郑国有怨恨。十年，齐、卫、郑来在郎地作战，那么郑国对鲁国有怨恨。鲁国因为郎地之战，郑国联合齐、卫来侵害我们，害怕再次被攻打，所以柔会合三国盟会，作为紧急情况的援助。与宋公盟会，是因为宋国刚有拥立宋突的功劳，可以借用来解除郑国的威胁。与陈、蔡盟会，是因为陈、蔡曾有攻打郑国的怨恨，想借用来帮助自己。想与郑国交好就借力于宋国，想与郑国结仇就借威于陈、蔡，柔的盟会为鲁国考虑也很深远了。虽然如此，郑国与鲁国是敌对的国家，起初并非畏惧郑国，而桓公仅仅用来抵御它，不只是厌恶郑国，更是厌恶郑国联合齐、卫。然而鲁国大夫以前没有盟会诸侯的，实际上从柔开始，所以经文记载以厌恶它。柔不称氏，是因为未被任命。蔡叔，是蔡侯的弟弟。十二年，公会杞侯

译莒子在曲池结盟。左氏认为这是为了平息杞国与莒国的争端。隐公四年，莒国曾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两国因此结怨，鲁公因为帮助杞国而对莒国有恩德，所以通过结盟来平息争端。这一年，鲁公与宋公、燕人在谷邱结盟。左氏认为鲁公想要平息宋国与郑国的争端，秋天在句渎之邱与宋公结盟，大概是因为宋国倚仗拥立郑突的功劳，向郑国索取贿赂，宋、郑两国产生怨恨，所以鲁公结盟来平息争端。看这一年鲁公两次会见宋公，又会见郑伯，宋公拒绝讲和，于是联合郑国攻打宋国并交战，那么谷邱之盟是为了平息郑国争端就审定了。十七年，鲁公与齐侯、纪侯在黄地结盟。左氏认为这是为了平息齐国与纪国的争端并且谋划卫国的事。大概齐国想要灭掉纪国，而鲁国与纪国亲近。卫国因为宣姜的祸难，公子朔出逃到齐国。朔本是齐国的女婿，所以齐国与鲁国结盟，想要联合诸侯来接纳他。庄公三年，公子溺会同齐国军队攻打卫国。五年，鲁公会同齐、宋、陈、蔡攻打卫国。六年，公子朔于是进入卫国。那么知道黄地之盟，是为了平息纪国争端以谋划卫国，是很明显的。僖公十九年，宋公、曹人、邾人在曹南结盟，鄫子在邾地参加结盟。小白死后，襄公图谋称霸。前一年接纳了孝公，到这时与邾、曹结盟，逐渐想要经营中原，但力量微弱德行浅薄，诸侯不归附。所到的，只有邾、曹罢了。而鄫子迟到，立刻让邾人抓住他并加以使用，其残暴不仁太严重了。那么在楚国受挫辱，自身死亡国家危亡，难道不是自取的吗？二十五年，鲁公与卫子、莒庆在洮地结盟。二十六年，鲁公与莒子、卫速在向地结盟。左氏认为卫国人替莒国与我们讲和，在洮地结盟，是修好卫文公的情谊，并且与莒国讲和。大概莒国因为僖公元年，公子友在郦地打败莒国军队，抓获莒拏，对鲁国有怨恨。卫文公将要平息它，没来得及就去世了。成公追成他的志向，所以在洮地结盟以平息莒国的怨恨，在向地结盟以防备洮地之盟。自从小白称霸，中原诸侯同心归附霸主，以图谋大义，不曾私下结盟来修好仇怨。小白死后，襄公于是不能继承称霸的功业。当时诸侯为了自营之计，虽然说是释怨修好，其实是产生动乱的端绪。文公七年，鲁公与诸侯、晋大夫在扈地结盟。按照经书记载诸侯、大夫必定列出主名，这里总说诸侯而不列出晋大夫的名字，是痛恨大夫专权到这种地步，结盟逐渐盛行，所以垂陇之盟还按爵位称呼诸侯、按名士称呼谷，到这里总称诸侯、称晋大夫，是说诸侯大夫权势相当，无法区别差异。况且这时灵公荒淫，不曾亲自参与国事，会盟侵伐都让大夫主持。经书特意写晋大夫，大概也是深深痛恨灵公甚于大夫的专横恣意吧？十五年，诸侯在扈地结盟。左氏说：诸侯谋划攻打齐国，齐人贿赂晋侯，没能成功就回来了。经书说：诸侯在扈地结盟，是因为无能作为的缘故。当时齐国背叛晋国侵犯鲁国，鲁国派行父告诉晋国，所以诸侯为此结盟。晋国既然帮助鲁国，就应当讨伐齐国的背叛，不能因此怨恨鲁国是可以的。晋灵公不道，声言谋划齐国，但军队不曾一举，接受齐国的贿赂，最终没能成功就回来了。身为霸主，雄长诸侯，伐国救国，接受贿赂可以吗？经书总称诸侯，是痛恨晋灵公的不道，不足以成为霸主，直接与诸侯同等。昭公二十六年，鲁公与齐侯、莒子、邾子、杞伯在剸陵结盟，谋划接纳鲁公。大概莒国受齐国胁迫，而邾、杞依附于鲁国，所以谋划接纳鲁公的只有这四位君主。然而季氏把持国家驱逐君主，诸侯于是不能除去他。假如昭公最终死在干侯，那么剸陵之盟名义上是救公，起初对鲁国毫无补益。定公七年，齐侯、郑伯在咸地结盟；齐侯、卫侯在沙地结盟。八年，卫侯、郑伯在曲濮结盟。这时晋须当权，六卿交横，国势更加微弱，所以诸侯相继归附齐国结盟以结交它。春秋详细记录，是哀伤晋国衰弱不能拥有诸侯。这些都是散盟。

译大盟十四

鲁文公十四年，鲁君与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以及晋国的赵盾会盟。癸酉日，在新城结为同盟。《左传》说：“这是为了安抚那些顺从楚国的人，并且谋划迎立防菑回国。”杜预认为顺从楚国的是陈、郑、宋三国。然而考察《春秋》经文，当时楚国虽然攻打郑国，直到鲁宣公元年才开始联合郑国侵犯宋国。陈、郑、宋自晋文公重耳去世后，都未曾顺从楚国，只是谋划迎立防菑罢了。邾文公的正妃齐姜，生了定公；次妃晋姬，生了防菑。文公去世，邾国人拥立定公，防菑逃奔到晋国。所以这次会盟是为了谋划这件事。自重耳之后，诸侯结为同盟，这一年才开始出现，这应当是《春秋》所赞许的。然而废黜嫡子而立庶子，扰乱别人的国家，这难道是霸主的道义吗？况且灵公不成器，主持会盟的事出自赵盾，国家权柄倒持，尤其不值得《春秋》肯定。因此明确书写赵盾的名字来谴责他。日期写在下面的，是先会盟后结盟，日期是结盟的日子。

鲁宣公十七年，鲁君与晋侯、卫侯、曹伯、邾子结为同盟于断道。《左传》说：“这是为了讨伐有二心的人。”晋侯自从邲之战败给楚子后，诸侯离心离德，没有坚定的心志。到这里才开始聚集结为同盟，复兴霸业，所以举行断道之盟，将要讨伐齐国。第二年，晋侯、卫世子臧讨伐齐国。鲁成公二年，联合诸侯在鞌地打败齐军，那么断道之盟，晋国也稍微振作起来了。

鲁成公五年，鲁君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结为同盟于虫牢。《左传》说：“郑国顺服了，大概是因为景公在成公二年于鞌地打败齐军，晋国的霸业复兴。三年又率领诸侯讨伐郑国，所以到这里郑国来结盟。”记载这件事，是欣喜晋国能够收服郑国而遏制楚国。然而不只是郑国屈服，齐侯也顺从，那么虫牢之盟的盛况超过断道之盟，自从襄公以来没有这样的事了。然而有很大罪过的是，这一年周定王即位，景公不能率领诸侯去奔丧，却结盟讲和、修习礼仪文饰之事，不体恤天王的丧事，他的恶行可以知道了。

鲁成公七年，鲁君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援郑国。八月戊辰日，在马陵结为同盟。楚国因为虫牢之盟，郑伯顺服，晋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郑国。景公新近得到诸侯拥戴，急于救援郑国的危难，并且担心郑国因受楚国欺凌而再次与晋国离心，于是大规模联合诸侯来救援郑国。郑国已经再次顺服，所以在马陵结为同盟以巩固郑国的心意。楚国以一国攻打郑国，而晋国有九国救援郑国，结盟之后，楚国不敢争夺郑国，郑国不敢向楚国。然而不过两年，郑国又归附楚国。晋国虽然任命将领兴师，逮捕郑国的人、讨伐郑国，直到景公去世，最终不足以得到郑国，那么马陵之盟，它对郑国的援助也很浅薄了。

鲁成公九年，鲁君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结为同盟于蒲。《左传》说归还汶阳的田地，所以诸侯对晋国有二心。晋国害怕，在蒲地会盟以防备马陵之盟的破裂。大概晋国举行这次会盟，不只是担忧诸侯离心，而且担忧郑国顺从楚国。然而当时晋楚势均力敌，郑国没有合适的顺从对象。晋国虽然得到郑国，却不能最终保全，所以这一年秋天，晋国人逮捕郑伯，并且派栾书讨伐郑国。鲁成公十年，晋国再次出兵，郑国都不顺服，这是因为晋国的兵威不足以震慑楚国。

鲁成公十五年，鲁君与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结为同盟于戚。这时厉公执政，虽然国势未衰，然而德行不足以安抚诸侯，诸侯侍奉晋国稍微懈怠，所以这次会盟只有卫、郑、曹二国亲自前来听命，宋国派世子，齐国派卿，邾国派大夫，他们的国君不亲自到来，与虫牢、马陵相比，也稍微衰落了。《左传》说讨伐曹成公，考察《左传》，成公杀死世子而自立，所以晋侯在这里讨伐他。看经文鲁成公十二年伐秦的战役，曹伯庐死在军中，那么《左传》的记载是可信的。晋侯讨伐得到他的罪证，又逮捕他带回京师，可以说是公正的。所以逮捕曹伯唯独书写晋侯的爵位，用来区别于其他记载。

鲁成公十七年，鲁君与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人、邾人讨伐郑国。六月己酉日，在柯陵结为同盟。郑国自从十六年与楚子在鄢陵交战，楚郑虽然战败，然而到这里还没有顺服，所以厉公又联合诸侯讨伐郑国并结为同盟。看经文这一年，又记载八国讨伐郑国，柯陵之盟郑国尚未顺服。齐侯称霸，招致王人参加盟会，《春秋》尚且讥讽他，何况共同讨伐呢！现在厉公招致王的两位卿与他一起讨伐国家，既没有使郑国顺服的功劳，又有招致王人的恶行，应当得罪于《春秋》。

唉！盛衰没有常态，理胜败没有常态，势会稽的被困，勾践因此称霸；黄池的会盟，夫差因此强大。那么依仗胜利而危险，因失败而兴起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景公继承灵公、成公的基业，霸德中途衰落，邲之战虽然受挫辱于楚国，景公深深自我惩戒，念德不忘，修习盟会勤勤恳恳对待诸侯，心意未曾不在邲之战的失败上。因此诸侯渐渐归附，而鞌之战于是举一举就使齐国顺服，讨伐郑国的战役，举两举就得到郑国。晋文公的基业到景公中兴，那么邲之战的失败正是所以成为胜利的原因。厉公蒙受景公的盛烈而迅速在鄢陵获胜，不能承担重任，骄傲日益滋长，郑伯暗中窥视他不德不惧，鄢陵之战的失败使郑国依附楚国更加牢固，所以直到厉公去世，郑国终究不顺从，最终祸起肘腋，国内互相残杀，三郤被诛杀，胥童被杀死，

译晋厉公被杀后，栾书、中行偃几乎未能免于灾祸，那么鄢陵之战的胜利，正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既然如此，作为国君的人，以景公兴盛的原因作为借鉴，以厉公灭亡的原因作为警戒，天下国家就可以长久保全了。

鲁襄公十八年，仲孙蔑会同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国的崔杼在虚朾结盟。《左传》说这是谋划救援宋国。大概是因为宋平公刚刚即位，因为荡泽作乱杀了公子肥，鱼石逃奔楚国，楚国为了鱼石而兴兵使宋国受困，所以十八年楚国、郑国攻打宋国，鱼石进入彭城。这年冬天，楚国又联合郑国侵犯宋国，宋国向齐悼公报告危难，从防备诸侯在虚朾结盟来谋划救援宋国开始，因此鲁襄公元年栾黡联合九国大夫包围宋国的彭城。晋国虽然尽力救援，最终也不能平息楚国对宋国的侵扰，所以这年公子壬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而郑国因为楚国的缘故，第二年也兴师攻打宋国，那么虚朾之盟足以驱逐鱼石，却不能消除楚国的军事威胁。

鲁襄公三年，鲁公会同单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在己未日于鸡泽结盟。这时悼公继承霸业，修筑虎牢城以逼迫郑国，郑国于是请求臣服，所以晋国联合诸侯再次举行这次盟会，以巩固郑国的归顺之心。陈侯认为晋国的德行可以依靠，郑国已经畏惧臣服，不需要盟会的纠集和兵威的胁迫，就派遣袁侨远道而来参加盟会，那么鸡泽之盟大概是悼公的余威，可以仅次于践土之盟的盛况了。

鲁襄公九年，鲁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攻打郑国。十二月己亥日在戏地结盟。大概晋国自从鸡泽之盟以后，在防地救陈，在鄬地会盟，在邢邱会盟，郑国都没有背叛。到了八年，楚国公子贞攻打郑国，郑国才开始与楚国讲和，所以九年联合十二国攻打郑国，在戏地结盟。下文记载“楚子伐郑”，就知道戏地之盟时郑国曾经臣服于晋国了。然而第二年柤地的会盟，郑国又不来，并且与楚国一起攻打宋国，晋国又联合十二国攻打郑国，在郑国的虎牢驻军。郑国仍然没有臣服，到了十一年晋侯又联合十二国攻打郑国，在亳城北结盟。郑国仍然没有臣服，并且联合楚国攻打宋国，晋侯联合十二国攻打郑国，在萧鱼会盟，郑国才开始完全臣服于晋国。像郑国这样难以臣服，如果不是悼公德业崇高，兵威强大，盟会日益坚固，诸侯不懈怠，那么即使耗尽军队，疲敝兵器，我知道也不能得到郑国。那么鸡泽之盟、萧鱼之会，可以说是悼公的美德啊。

鲁襄公十九年，诸侯在祝柯结盟，齐国自从在鞌地战败后，完全依附于晋国，不敢侵扰鲁国。悼公死后，趁着晋国衰弱，多次侵犯鲁国边境。所以十八年，平公联合十二国共同包围齐国。十九年，在祝柯结盟。结盟之后，齐国于是杀了高厚以向晋国求和。二十年，于是共同在澶渊结盟，而鲁国从此稍微免于侵伐。那么在祝柯结盟，平公也足以使齐国臣服了。晋国因为齐国讲和，于是又联合诸侯在澶渊结盟。第二年，在商任会盟；又第二年，在沙随会盟。齐侯都参加了，虽然足以显示晋国的功绩，然而不到一年，齐国又敢于攻打晋国。晋平公的霸业，远远不及悼公了。

鲁襄公二十五年，鲁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夷仪。八月己巳日，诸侯在重邱结盟。《左传》说是因为齐国讲和的缘故。大概晋国因为齐国背叛，再次联合诸侯将要攻打齐国。齐国人害怕，杀了庄公以求和。晋侯答应了，于是在重邱结盟。庄公再次违背澶渊之盟，对晋国、卫国用兵，确实是不道义了。然而齐国人杀君以求和，作为霸主讨伐他是可以的。晋侯不能明正典刑来讨伐齐国的动乱，却听任他们讲和，这就是助长齐国人杀君的恶行啊。凭什么宗主诸侯而统领华夏呢？所以《春秋》先记载崔杼杀君，然后记载重邱之盟，以此来彰显晋侯的恶行。

鲁昭公十三年，鲁公会同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平邱。八月甲戌日，在平邱结盟。鲁公不参加盟会，是因为《春秋》自从宋国的会盟，诸侯不再亲自出席，由大夫专主盟会。十年后到了申地的会盟，自从申地的会盟，大夫不再出席，由夷狄专主盟会的，又十年后到了这里。这时强大的楚国横行中原，践踏蔑视陈、蔡，诸侯俯首帖耳，没有敢对抗的。晋昭公一旦会合王人聚集诸侯而结盟，以修习荒废坠落的礼仪，似乎也可以嘉许。然而承接楚灵王弑逆的祸乱，诸侯如此众多，最终不能抵抗楚国，那么虽然声称结盟，也是虚文罢了。所以从此直到召陵之会，诸侯不再亲自出席的有二十四年，鄟陵之盟，邾、纪也跟着，而晋国反而不出现主持盟会的事实，归于齐国，那么其衰颓不振，比以前更加严重，难怪诸侯解体，没有人肯听命了。平邱之盟，鲁公不参加，是因为《左传》说邾、莒向晋国诉苦说：“鲁国早晚攻打我们，几乎灭亡了。”所以晋侯不让鲁公参加盟会。鲁国如果攻打莒、邾，侵凌没有满足，晋国作为霸主，那么声讨其罪过来讨伐他是可以的。现在听从小国的话，于是疏远鲁国而不让它参加盟会，凭什么号令诸侯呢？经文记载鲁公不参加盟会，也是以厌恶晋侯。

鲁定公四年，鲁公会同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译小邾子和齐国的国夏在召陵，侵犯楚国。夏季五月，鲁公与诸侯在臯鼬结盟。这时强大的吴国特别兴起，楚国的势力已经衰弱，蔡、陈、胡、顿全都归附中原各国。所以晋侯趁着楚国衰败，联合诸侯去侵犯它。在臯鼬结盟，然而中原各国的势力到这时更加衰弱，军队虽然众多，最终却不能使楚国受害，所以只记载“侵”罢了。“侵”这个字，表明他们不能讨伐楚国。晋国率领诸侯既不能使楚国受害，军队就大败了。唉！平邱的盟会，趁着篡位弑君的间隙；臯鼬的盟会，联合诸侯的众多兵力，尚且不能成就丝毫的功效。那小小的吴国，却能一战打败楚国，难道是因为吴国一国反而比中原诸侯强大吗？当时大夫内部作乱，楚人外部横行，驱逐国君的有，篡夺君位的有，局势崩溃，不可救药，即使出动天下的众多兵力，还不如一国的少量兵力，真是令人感叹啊！所谓的大盟，就是这样的。

译《春秋》经文中记载大夫结盟共八次，其中分散的小盟有四次，重大的盟约有四次。

桓公十一年，齐国人、卫国人、郑国人在恶曹结盟。恶曹之盟，是因为十年前在郎地攻打鲁国，所以结盟来巩固关系。然而郎地之战，《春秋》记载为齐侯、卫侯、郑伯，而这里却贬称为“人”，如同记载大夫结盟一样，是厌恶他们攻打有正当理由的国家，劳师动众，不反省自己的不义，反而通过结盟来放纵自己的欲望，所以贬称他们为“人”，将诸侯等同于大夫看待。

文公三年，公孙敖会见宋公、陈侯、郑伯、晋国的士谷，在垂陇结盟。垂陇之盟，《左传》说是为了讨伐卫国，记载士谷是因为他能胜任此事。查考经文，元年时，卫国人攻打晋国，所以士谷联合诸侯及大夫来讨伐卫国。然而自春秋以来，从未有大夫独自专权结盟的，公孙敖与士谷首先开启了这种恶劣风气，从此各国大夫惯例独自专权结盟会师，所以《春秋》严谨地记载此事以惩戒他们的不轨行为。

宣公十二年，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在清邱共同结盟。清邱之盟，《左传》说是晋国的原谷、宋国的华椒、卫国的孔达、曹国人共同在清邱结盟，说“体恤患难，讨伐贰心”，宋国作为主盟国，所以攻打陈国，卫国人去救援陈国。诸侯的大夫惯例都记载姓名，这里贬称为“人”，是因为这一年宋国攻打陈国而卫国去救援，这是不讨伐贰心；第二年楚国攻打宋国而晋国不去救援，这是不体恤患难，这违背了清邱之盟，所以用“人”来贬斥他们。然而宋军攻打陈国，正符合讨伐贰心，按理无可贬斥，但也称为“人”，查考经文十五年，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经文记载“宋人”，现在称“人”，是因为他们作为中原国家却与夷狄讲和，孔子追溯追究此事，所以毫不隐讳。曹国是小国，惯例应当称“人”，没有褒贬之意。

成公二年，袁娄之盟，因为鞌地之战，晋国打败齐军，齐侯屈服，所以派遣国佐到军中请求结盟。齐顷公多次犯下过错，诸侯因此引发这场战争，确实不合道义。然而鲁国派出四位卿大夫，会同晋国，曹、卫战败后与之结盟，也未见得恰当，这是大夫的四次分散小盟。

重大盟约有四次。

僖公二十九年，会见王人、晋国人、宋国人、齐国人、陈国人、蔡国人、秦国人，在翟泉结盟。《左传》说是为了防备、践土之盟，并且谋划攻打郑国。卿大夫不记载，是谴责他们。按照礼制，卿大夫不主持盟会，公侯可以主持，伯子男也可以。小白让周天子世子结盟，宰周公亲自参与，《春秋》尚且讥讽其僭越，何况晋国人派大夫与王人结盟呢？这是晋文公的权诈，所以不如小白。

襄公三年，鲁公会见单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在鸡泽结盟。悼公的霸业至此兴盛，已经联合诸侯共同结盟了。而袁侨恰好到来，如果让诸侯与他结盟，则显得地位不相当。让叔孙豹及诸侯的大夫与袁侨结盟，经文两次记载“及”，是赞美袁侨合乎正道，厌恶诸侯大夫僭越结盟。

十六年，鲁公会见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湨梁之盟，因为大夫与国君地位相当，所以记载。戊寅日，大夫结盟。大夫专权结盟，虽然始于文公时期，但有时是联合共同结盟，有时是会见一国而自行结盟，从未单独记载大夫结盟像这样。湨梁则是诸侯共同会见而结盟权在大夫手中，这是显示诸侯丧失政令。大概盟约是执掌一国的信用，专断可否的权力，如果让大夫主持，那么诸侯丧失政令就可知了。

二十七年，叔孙豹及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查考《左传》，宋国的向戍想要平息诸侯的战争，所以联合晋、楚及各国大夫会见并结盟。两次说在宋国，是为了显示事情起源于宋国，所以就地结盟。然而自春秋以来，从未有晋、楚两国交好结盟的。现在晋平公失道，让大夫与楚国共同结盟，这是把中原地区拱手送给楚国。这还怎么指望称霸呢？圣人深深痛恨这种情况，所以将会见与结盟显明地记载，以此来显示中原国家的衰弱，以及痛恨荆楚更加横行霸道。这是大夫的四次重大盟约。

《春秋》经文中记载楚国参与的盟约有六次。

僖公十九年在齐国结盟。二十一年在鹿上结盟，同年又在薄地结盟。僖公二十七年在宋国结盟。宣公十一年在辰陵结盟。成公二年在蜀地结盟。

齐国之盟，宋、楚争霸，所以这一年，宋国率领曹、邾在曹南结盟，楚国率领陈、蔡、鲁、郑在齐国结盟。宋国结盟，那么两国争雄就可知了。曹、邾依附宋国，所以跟随宋国结盟；陈、蔡、鲁、郑依附楚国，所以跟随楚国结盟。看经文的文字说：“会见并结盟于齐”，那么鲁国与齐国都参与了，但国内不出现主事者的名字。齐国不记载“人”，是忌讳以齐鲁大国，小白刚去世，却跟随吴、楚结盟。忌讳跟随楚人结盟，而陈、蔡、郑不忌讳，三国受胁迫于楚国，结盟本来适宜，不值得深讳。楚国实际是主盟国，而把陈、蔡列在上面的，是不让楚人排在中原国家前面。虽然如此，宋国在曹南结盟，楚国在齐国结盟，其势力尚足以相互抗衡。到了二十一年，宋国人、齐国人、楚国人在鹿上结盟。鹿上之盟，宋国的力量已经弱于楚国，所以经文记载“宋、齐、楚人盟于鹿上”。宋国起初与楚国争霸，现在却与楚国共同结盟，其衰弱就可知了。等到盂地之会，被楚国拘捕，则襄公亲身遭受侮辱，又不止于共同结盟而已。楚国既然拘捕了宋公，所以宋公畏惧其强大，开始委身听命，前往薄地结盟。经文对于拘捕与释放都不归因于楚国的，是不认可楚国侮辱中原国家。所以薄地之

译“盟”字，是总括而言诸侯，使得看起来像是诸侯共同主持盟会。唉，齐桓公去世之后，中原的势力一下子衰微不振，宋襄公勉强支撑局面，最终未能成功，军队战败自身丧命，国家几乎灭亡，这导致楚国的势力更加横行，残暴而没有满足。所以鲁僖公二十六年，楚国攻打宋国，包围缗地；到二十七年，联合陈、蔡、卫、许等国包围宋国。宋国无法承受这种祸患，于是开始向楚国请求结盟，以求免于战争。这就是《春秋》记载“公防诸侯盟于宋”，说“在宋国结盟”，由此可知是宋国请求结盟。后来晋文公兴起霸业，在城濮打败楚国，洗雪了宋国的耻辱，中原因此得以稍稍安定。等到重耳去世，到鲁景公时期，继承鲁灵公、鲁成公之后，晋国的德行逐渐衰微，陈、郑两国归附楚国，所以楚子在辰陵与他们结盟，以巩固这两国的归附。然而陈、郑两国当时还有顾念晋国的心思，所以当时楚子进入陈国，第二年包围郑国，而在邲之战中又打败了晋军。从此陈、郑两国才开始顺从楚国，由此显示出晋国的衰弱。等到鲁成公二年，楚国倚仗邲之战的胜利，势力更加暴虐横行，诸侯因此跟随。所以成公二年，鲁公与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在蜀地结盟。蜀地的盟会，跟随楚国的有十一个国家，齐、秦、宋、卫都号称显赫的诸侯，却屈膝接受盟约，不以为耻。大概自从重耳去世，楚国强大兴盛，没有超过这个时候的了。假如前面没有两位霸主，后面没有晋悼公，那么中原的大地，有多少不会合并到楚国呢？这就是《春秋》中记载的楚国盟会。

译总论

大凡统括各种盟约来论述同盟的，十六次征伐中盟会四次，救援中盟会一次，会合中盟会三次【葵丘、新城、夷仪】，与周王臣属盟会的有八次，在军队中盟会的有两次。其间参与者的身份，有的为诸侯，有的为大夫，有的为夷狄；盟会的性质，有的符合道义，有的不合正道，这些在前面都已经详细论述过了。拿这些盟会来比较等级，没有比同盟更好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鲁隐公、鲁桓公时期，不过是各国诸侯自行结盟友好，谋取私利罢了，并没有大规模会合诸侯以名义安定中原的情况。齐桓公兴起后，才开始有同盟之事，后世沿袭这种模式，晋国的各位国君于是得以遵循这一轨辙。凡是关系到中原利害的事情，必定会合诸侯并订立同盟。其间虽然偶尔有离心背叛的情况，但大家并肩接踵，合力同心，也足以维持中原局势，使其不至于全面崩溃。所以，尽管吴、越强横，兵车战马的足迹交错扰乱天下，却未能灭亡天下，这依靠的是同盟的力量。考察各种盟会，在齐桓公时期，没有比贯之盟更盛大的，到了牡丘之盟就稍微衰落了。在晋景公时期，没有比虫牢之盟更盛大的，到了蒲之盟就稍微衰落了。在晋悼公时期，没有比鸡泽之盟更盛大的。当时郑国已经纯粹臣服，二十一年背叛晋国，可见这个盟会不仅在一时显得隆重，大概从重耳去世以来，就没有这样盛大的了。自从晋悼公去世，历经晋平公到晋昭公，霸业坠地，虽然偶尔还有会合各国订立同盟的情况，但既然不足以得到郑国，又不足以对抗楚国，不再有从前的强盛，即使盟会也没有益处了。然而夷狄国家，在春秋时期有三个，只有楚国的盟会六次见于经书，至于吴和秦则毫无听闻。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楚国虽然屡次危害中原，但诸侯跟随它的不过陈、蔡、郑而已，况且这些国家往来于晋、楚之间，臣服与背叛不常，他们修好盟约的事情理应罕见。至于秦国，地处西陲，很少与中原沟通。吴国虽然承袭楚国的踪迹，多次会合诸侯，但绝无盟国作为臂膀般的辅助，它将和谁结盟呢？唉！假使春秋时期没有齐、晋的国君，齐、晋没有同盟之事，主持盟会的权柄归于吴、楚，那么中原百姓披发左衽的日子就很久了。那么，阻挡巨大河流的狂澜，像这两位霸主一样的人，确实对衰微的周朝有功啊。

春秋比事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比事卷十三 宋 沈棐 撰

会

会同的礼仪，设立于宗伯，由行人掌管，这是周朝的常典。成王、康王盛世，诸侯都顺从服从，顺应时势会合，没有人敢懈怠。《颂》诗所赞美的，只是扬和鸾、鸣佩玉，用来形容礼仪的盛大罢了，并没有提到会合诸侯。不提及会合诸侯，是因为当时周朝兴盛，会同是常礼，不把这当作盛大的美德。周厉王无道，周王室倾危，周宣王中兴，聚集离散之人讨伐背叛者，重新统率诸侯并使他们臣服，于是有了东都的会合。诗人记录此事，《车攻》一诗赞美宣王恢复古制。此后犬戎作乱，周朝又不再强盛，周平王东迁，权力归于诸侯，当时没有像宣王那样的贤人来振兴皇纲，东都的会合再也见不到了，开始在各国间纷乱起来。《左传》说：“诸侯有天子，天子有巡狩，以此大规模演习礼仪，不是这样就不举行。”那么古代的会合，统一于宗周天子，不是借礼仪文饰来满足私欲。春秋衰世，天子的德行不足以安抚天下，法制刑威的权柄，又不足以约束诸侯，于是诸侯傲慢地自我张扬，不再为了天子而会合。凡是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带着礼物前往各国的，如果不是为了干戈仇敌，就是为了盟誓巩固党羽；如果不是窥探别人的土地，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疆邑。车轮四处奔驰，没有安宁的岁月。起初是诸侯专断，其次是大夫专断，再次是吴、楚掠夺，礼法变乱动荡，无法扶持。回头看看西周的美好，再也看不到它的影子了。圣人对此感到悲伤，采集旧史，详细记载笔削，使天下后世所尊崇的是王。凡是《春秋》记载的会合，都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罪人。谨按经书所记载的，有鲁国与一国自行会合的，有鲁国与诸侯相互会合的，有会合诸侯而大规模会合的；有的以霸主为主，有的以大夫为主，有的以吴、楚为主，总之不能不加以辨别。请依次陈述我的观点。

经书记载鲁公会合一国的有十八次

鲁隐公九年，鲁公在防地会合齐侯。《左传》说是请求讨伐宋国。大概经书自从六年，鲁公与齐侯结下艾之盟。七年，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所以九年在防地会合，这时鲁、郑交好已久，那么鲁公为此会合，大概是为郑国谋划讨伐宋国。十年，中丘之会，讨伐宋国的战役，齐、郑都参与了，那么《左传》的说法可信了。十一年，鲁公在时来会合郑伯。《左传》说是将要进入许国。大概是郑国的谋划。

很久以前就谋划进入许国，而事情起于此时。既然与郑国友好，所以会合郑伯谋划进入许国。凭借私交而谋划别人的国家，其恶行可想而知。鲁桓公二年，鲁公在垂地会合郑伯，将要借取许田。郑伯想贪图鲁国的许田，钳制鲁国的罪过，所以会合来谋划此事。郑国借取田地，鲁国接受田地，都是不合道义的，那么垂地的会合，实在是引发罪过的缘由。三年，鲁公会合齐侯于嬴地，秋天在讙地会合齐侯。鲁公刚即位，想要与齐国结为婚姻，所以春天在嬴地会合，等到齐侯送姜氏到讙地，鲁公又前往会合。诸侯亲迎，不派卿；父母送女儿，不越过国境。鲁公派公子翚迎接新娘，已经失去了亲迎的礼节；等到齐侯送她，又前往讙地会合。可以前往迎接而不迎接，不应当会合却前往会合，鲁公失礼太严重了。这一年，鲁公会合杞侯于郕地。二年，杞侯来

译早晨，随即进入杞国。到了这时又前往防地。既然杞国已经来朝见，那么鲁公就没有必要进入其国境；既然已经进入其国境，那么就没有必要再会盟。如今倚仗强大而放纵自己，恩怨无常，确实不合道义。鲁桓公六年，鲁公在成地与纪侯相会。《左传》认为这是纪国来咨询谋划应对齐国的危难。大概齐国在五年间与郑伯前往纪国，打算灭掉纪国。纪国倚仗鲁国与齐国交好，且是亲戚旧交，所以向鲁国告急，鲁公因此举行这次会盟。看这一年纪侯来朝见，直到桓公末年，纪国都没有齐国的危难。到了鲁庄公元年，齐国才开始迁移纪国的三个城邑，那么成地到防地的会盟，就是鲁国为了平息齐国与纪国之间的争端。鲁桓公十年，鲁公在桃邱与卫侯相会，没有遇到。齐国、卫国、郑国将要进行郎之战，鲁公虽然想与他们相会，但卫国想依附齐国和郑国来损害鲁国，于是失约没有到来，所以《春秋》记载为“弗遇”。鲁桓公十一年，鲁公在夫钟与宋公相会。冬天，鲁公在阚与宋公相会。鲁桓公十二年，在虚地与宋公会盟。冬天，在〇地与宋公会盟。鲁公打算平息宋国与郑国的争端，所以屡次与宋公会盟来谋求达成。鲁公之所以极力想要平息宋郑之争，为什么呢？起初鲁国因为郎之战对郑国有怨恨，忽以及宋人接纳〇，忽出逃到卫国，鲁国所希望的是突被立为君而忽出逃。现在宋国向郑国索取贿赂，郑国无法承受，宋郑两国互相怨恨，假如宋国再次联合齐国、卫国迎接忽以驱逐〇，那就不符合鲁国的利益了。这就是鲁公屡次谋求平息宋郑争端的原因，不是为了两国，实在是出于自己的好恶。看这一年，宋公推辞和解，鲁公于是联合郑国攻打宋国，那么鲁国防范〇的意图就明显了。鲁桓公十四年，鲁公在曹地与郑伯相会。鲁公既然已经与郑国结盟，又两次联合攻打宋国，所以再次举行这次会盟以巩固之前的友好关系。看这一年，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那么郑国与鲁国的恩义友好可以说是非常密切了。鲁桓公十五年，鲁公在艾地与齐侯相会，谋划安定许国。大概鲁国在隐公十一年，郑伯与齐侯进入许国，许庄公逃到卫国，到了这时许叔进入许国，所以鲁公与齐侯相会以谋划安定许国。鲁桓公十八年，鲁公在泺地与齐侯相会，姜氏也在场。桓公不严肃宫闱禁令，放纵姜氏淫奔，最终导致自身死亡，国家危亡，这在史册上的污点太深了。然而前往齐国，就记载姜氏；而在泺地的会盟，却记载鲁公，这是为了深罪鲁公，好像说是鲁公自己主动去相会的。鲁庄公二十七年，鲁公在城濮与齐侯相会。鲁公在二十四年娶了齐姜氏，那么恩义往来应该比其他国家加倍，所以在同盟之外，特地举行这次会盟。然而鲁公娶仇敌之女，防范仇敌之国，他对先君的罪过可以宽恕吗？鲁宣公元年，鲁公在平州与齐侯相会。《左传》认为这是因为宣公即位，大概鲁公因为

译这一年，鲁国娶了齐国的女子。又派臧孙行父出使齐国，在平州与齐侯相会。鲁国侍奉齐国如此谨慎，是因为鲁公弑杀公子赤自立，害怕齐国前来讨伐，所以与齐国交好到了如此深厚的地步。观察齐国在此时夺取济西的田地，那么平州之会，鲁国向齐国有所求索是可以推知的。定公八年，鲁公在瓦地与晋军相会。齐国两面受敌，鲁国侵犯齐国的边境城邑。晋国的赵鞅、士鞅、荀寅率领军队救援鲁国，所以鲁公与之相会。齐国害怕晋国和鲁国合力来讨伐自己，到了定公十年便与鲁国讲和，并修复了夹谷之会的盟约。鲁国也深知晋国已经衰微，不足以依靠。于是舍弃晋国而依附齐国。鲁国起初因为被齐国逼迫，向晋国报告危难。晋国既然出兵来援助，而齐国的祸患已经平定，鲁国就立刻忘记了晋国的恩德，转而依附齐国，这种反复无常、观望两端的行径，其不义可以说是非常严重了。以上这些都是鲁国与单一国家自我防备的情况。

《春秋》经文中记载“会公”的有三处。

所谓“会公”，都是指鲁公在境外，原本没有约定的会期，却临时要求相会。文公十三年，卫侯在沓地拦截鲁公，郑伯在棐地会见鲁公。当时，鲁公朝见晋国，在刚出发时，卫侯在沓地拦截要求相会；等到鲁公回国时，郑伯在棐地拦截要求相会。诸侯私下相会，已经不合礼制，何况原本没有约定的会期，趁着鲁公往返晋国的途中拦截他，以修习交际之礼呢？《左传》说卫侯、郑伯向晋国请求讲和，鲁公都成全了他们。杜预认为郑国对楚国怀有二心，畏惧晋国，所以借鲁公之便请求讲和，通过相会来达成目的，道理或许是这样。定公十四年，邾子来会见鲁公，当时，鲁公在比蒲举行大搜（阅兵），所以邾子来会见鲁公。大搜是国家的大典，是演练武备的地方，不是两国君主合好以修习礼仪的地方。邾子急于拦截鲁公，而鲁公与他相会，都不合礼制。以上这些都是《春秋》经文记载“会公”的含义。

《春秋》经文中记载鲁国大夫与单一国家相会的有八处。

文公元年，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左传》说晋侯划定戚地的田界，所以公孙敖去会见他。当时文公刚刚即位，鲁国正依附晋国，所以派遣公孙敖前往会见晋侯。文公刚继承君位，亲自前往相会是可以的，却让大夫去抗衡强国的君主，失去了侍奉大国的礼节，引发了专权僭越的祸患。经文记载此事，不仅厌恶公孙敖，也是因此厌恶鲁公。况且鲁国以前没有大夫私自与诸侯相会的先例，专权相会的弊端实际上始于这里，其产生的动乱难道不严重吗？文公十一年，叔彭生在承匡会见晋国的郤缺。《左传》说跟随楚国的诸侯，考察《春秋》，这一年楚国攻打郑国，而鲁国与晋国、宋国、卫国、许国救援郑国。到十四年新城之盟，郑伯参加了，那么郑国并没有跟随楚国。陈国在宣公时正前往依附楚国，那么陈国在此时也没有跟随楚国。《左传》的说法，难道可信吗？大概是因为鲁国侍奉晋国非常谨慎，不敢懈怠，所以这一年会见郤缺，是为了防备戚地的相会。宣公十四年，公孙归父在谷地会见齐侯。十五年，仲孙蔑在无娄会见齐国的高固。鲁国自从宣公与齐国交好，鲁公和大夫都频繁往来侍奉齐国。到十年，齐人归还济西的田地，而鲁国侍奉齐国更加谨慎，亲近齐国人更加牢固，所以十四年有谷地的相会，十五年有无娄的相会，都是为了结交齐国的援助。成公五年，叔孙侨如在谷地会见晋国的荀首。《左传》说晋国的荀首到齐国迎娶女子，所以宣伯（叔孙侨如）在谷地送给他食物。然而考察经文没有荀首迎娶女子的记载，那么《左传》的说法似乎不可考证。大概是因为晋国的霸业正在兴起，诸侯归附它，鲁国自鞌之战以后纯粹依附晋国，所以叔孙侨如在谷地会见晋国的荀首。襄公十九年，叔孙豹在柯地会见晋国的士匄。然而，这一年晋国的士匄率领军队侵犯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就回去了。齐国杀了高厚来取悦晋国，以襄公十八年晋国联合诸侯包围齐国，实际上起因于这次相会。现在齐国和晋国已经讲和，让齐国消除怨恨，那么鲁国必定非常危险，所以急于与晋国交好，使齐国不敢侵害鲁国，晋国也不会忘记鲁国的友好。这次柯地的相会可以威慑齐国而巩固与晋国的关系。昭公三十一年，季孙意如在适历会见晋国的荀跞。意如将国君驱逐到国外，害怕大国前来讨伐，会见晋国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昭公在国外七年，晋国不能杀掉季氏以迎回昭公，反而让荀跞与意如同等相会，又仅仅以官职来对待他，这是晋国暗中帮助季氏，表面上对昭公施恩。按照他的罪恶，哪里比季氏差呢？这八处，是鲁国大夫与单一国家相会的踪迹。

《春秋》经文中记载霸主相会的有十处。

庄公十三年，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相会。十四年，单伯在鄄地拦截齐侯、宋公、卫侯、郑伯。十五年，齐侯、宋公、卫侯、郑伯在鄄地相会。僖公元年，鲁公与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在柽地相会。三年，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阳谷相会。五年，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会见周天子的世子。九年，鲁公与宰周公、齐侯、宋公、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葵丘相会。十三年，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咸地相会。十六年，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在淮地相会。二十八年冬，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在温地相会。就是这些。以上这些齐桓公的相会有九次，无非是率领诸侯抵御夷狄以安定中原【其详情已在二霸例中论述】然而考察其始末，只有阳谷的相会最为盛大。大概北杏的相会，宋国开始臣服；鄄地的再次相会

译齐桓公开始称霸，足以使近处的诸侯服从，还不足以招徕远方的诸侯。到了阳谷之会，齐国和宋国已经归顺，江国和黄国也来到，中原的诸侯没有不率领服从的，霸主的功业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虽然如此，讨伐楚国之后，就召集诸侯，在首止会盟以确立世子的地位，所谓“一匡天下”，那会盟的声势并非不盛大，却唯独称颂阳谷之会，大概是因为首止之会虽有确立世子的功劳，却有招致世子（来朝见）的过错。世子，是天下的根本，国君的继承人，不可以让他屈从。齐桓公倚仗霸主的功业，敢于招致世子来朝见，那么他拥戴周王的功劳不足以抵赎他冒犯名分的罪过了。所以首止之会，君子认为名声盛大而德行衰微，《春秋》是不认可的。到了葵丘之盟，齐桓公因震动而骄傲自满，诸侯大多背叛，霸业已经衰微，所以十三年咸地之会、十六年淮地之会，所会盟的不过八个国家，那么诸侯归附齐国到这里就稍微衰落了。晋文公的会盟只算一次，而下面记载“天子巡狩于河阳”、“鲁公朝见天子于王所”，就知道这次会盟天子在场。用首止招致世子尚且说不可，何况招致天子呢？那么讨论两位霸主的优劣，齐桓公与楚国结盟，晋文公击败楚国，晋文公的功业虽然不超过齐桓公，但温地之会与首止之会相比，那么罪过也大于齐桓公了。这十次都是霸主的会盟。

译经书中记载诸侯大会的有十次。

宣公七年，鲁桓公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黑壤会盟。左氏认为这是郑国与晋平公、宋国谋划的结果。所以郑伯相会。大概晋成公即位三年，楚国三次攻打郑国。晋国因为晋灵公的动乱，成公正致力于内部安定，无暇在外勤务诸侯，而楚国逼迫郑国，所以开始这次会盟，实际上是想要挟持诸侯来巩固郑国。然而晋国虽然举行这次会盟，但楚国的骄横之心日益膨胀，八年灭掉舒蓼，又攻打陈国，再次有凌驾郑国的志向，所以晋国在九年会同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于扈地。大概晋国之所以举行扈地之会，不仅仅是为了考虑郑国，而且担心诸侯背离，所以再次会合，实际上是深深为保全郑国谋划。成公十六年，鲁桓公与晋侯、齐侯、卫侯、宋华元、邾人在沙随会盟，经文不记载“公”字，左氏认为是谋划攻打郑国。大概鄢陵之战，晋国虽然打败楚国，但晋厉公骄傲无德，不能使郑国信服，郑国依附楚国依然自如，所以再次会盟沙随以谋划攻打郑国。然而既已会盟，既已攻打，郑国最终不服从，那么晋厉公的无德就可以知道了。不记载“公”字，是郤犨进谗言的缘故。襄公七年，鲁桓公与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在鄬地会盟，郑伯髡如前来会盟，未见到诸侯，死在鄵地。陈侯逃跑回国，是因为晋悼公继承霸业，诸侯归心虽然难以获得，陈国也派遣袁侨前来会盟。大概自晋文公以来，没有像这样盛大的，然而陈国作为弱小的国家，紧邻强大的楚国，所以自从服侍晋国之后，屡次遭受楚国的祸患。晋国虽然联合诸侯戍守陈国，又用诸侯救援它，但楚国困扰陈国不止，所以晋悼公再次联合诸侯，修缮鄬地的防务，而陈侯畏惧楚国侵逼，从会盟中逃跑回国。不是晋悼公的德行不足以保全陈国，而是形势有所不可啊。八年，季孙宿在邢邱防会晋侯、郑伯、齐人、卫人、邾人。左氏的说法认为是命令朝聘的数目，在经文中既无考证，而春秋各国朝聘自有常制。自齐桓、晋文两位霸主以来，没有因此而在邢邱防会的。查考经文这一年，郑人侵犯蔡国，杀了蔡公子燮，那么邢邱之会，是晋侯褒奖郑国以激励诸侯。这时郑国新近服侍晋国，楚国争夺它不止，晋国正害怕楚国逼迫郑国，郑国有二心。现在郑国既背叛楚国跟随晋国，又能侵犯楚国的盟国，杀了其主帅，那么它怀附中原可以说尽力了。所以晋悼公高兴地举行这次防会，以表彰其功劳，并且坚定郑国服从的意思。然而经文在这一年记载楚公子贞率领军队攻打郑国。九年，晋国联合诸侯攻打它。郑国既跟随晋国，仇视楚国盟国，应该不容易背叛离去，而楚国军队一攻打，随即就转向楚国，为什么背叛晋国这么快呢？大概郑国既跟随晋国侵犯蔡国，杀了燮，那么楚、蔡的怨恨必定深重，两国并力来图谋它，那么郑国遭受的祸患必定严重，不止于杀燮而已。所以楚国军队一来临，不得已而跟随它，以缓解一时的危难。等到十年、十一年，晋国连续联合诸侯，屡次举兵攻打郑国，兵威强盛，可以敌对楚国，郑国于是纯粹服侍中原，直到二十年没有异志，那么就知道杀燮之后，郑国踪迹虽然跟随楚国，心实在晋国啊。十一年，鲁桓公与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攻打郑国，在萧鱼会盟，是因为郑国服侍了。晋悼公想要得到郑国，可以说是勤勉了。十年、十一年两次攻打而两次结盟，郑国虽然暂时服从，但兵器刚回，已经又转向楚国。到这时攻打而会盟，郑国才开始帖服。从此不背叛中原二十年，大概盟约起于不信任，至于会盟而不结盟，那么彼此相保，不等待盟约而后信任。所以自晋文公历经襄公、灵公、成公、景公、厉公，凡五君为会者虽多，唯独这次会盟特别盛大，而后也没有能超越的。然而萧鱼之会，郑国已服而不结盟，郑国是信任郑国之深，不列数诸侯，是为了内附郑国啊。十六年，鲁桓公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溴梁会盟。晋平公初立，想要继承晋悼公的事业，所以修缮这次会盟以谋划诸侯的危难。这时齐国背离晋国，攻打郑国而邾、莒也间或成为鲁国的祸患，所以下文说晋人拘捕莒子、邾子，而十八年联合诸侯以包围齐国，那么湨梁之防，大概也是修缮晋悼公的功业，以谋划诸侯的不顺从啊。二十一年，鲁桓公在商任防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二十二年，鲁桓公在沙随防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左氏都说：“是为了禁锢栾氏。”大概栾盈的母亲与老州宾私通，害怕被讨伐，向范宣子控告，宣子驱逐栾盈，到这时逃奔楚国。到二十二年，又逃奔齐国【见《左氏传》】。晋侯害怕他在两国肇患，认为这是诸侯的祸患，所以沙随之会，因为栾子在楚国而禁锢他；商任之防，因为栾子在齐国而禁锢他。禁锢栾子，是让诸侯不得接纳，所以防止动乱的发生啊。二十四年，鲁桓公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莒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夷仪会盟，将要谋划齐国。齐国在二十三年攻打卫国、攻打陈国，二十四年攻打莒国。这时崔氏执政，日益困扰各国，连年不止，所以晋国在夷仪防会以谋划它。到二

译鲁僖公十五年，崔杼弑杀齐君齐光以取悦晋国，两次在夷仪会盟，又在重邱结为同盟，鲁国这才免于齐国的祸难，而齐国与晋国得以互相讲和了。所有这些，都是诸侯的大会盟。

译经书诸侯散防者十

隐公十年，鲁隐公与齐侯、郑伯在中邱会合，准备讨伐宋国。鲁隐公起初与宋国交好，但宋国与郑国结仇，到了隐公八年，鲁国得到了郑国的祊田，于是转而与郑国交好而与宋国结仇，所以在中邱与郑国会合，打算讨伐宋国，在菅地击败宋军，夺取了宋国的两座城邑。《春秋》厌恶鲁隐公晚年出入没有节制，不顾及国内的忧患，却在外面与诸侯会合。桓公二年，鲁桓公与齐侯、卫侯、陈侯、郑伯在稷地会合，以促成宋国的动乱，即促成宋督弑君之乱。弑君的贼人，诸侯都有权讨伐。齐侯与四国在稷地会合，本意是讨伐贼人，但未能讨伐贼人，反而接受了他们的贿赂，因而平息了事端。齐桓公弑杀鲁隐公，与宋督狼狈为奸，同恶相济，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严厉谴责这些诸侯助长叛乱之恶的原因。这一年，蔡侯、郑伯在邓地会合。左氏认为这是开始畏惧楚国，杜预认为这是楚武王开始僭越称王。当时楚国尚未进入中原地区，那么这种说法可疑，未必正确。大概是因为蔡国在隐公十年跟随宋国讨伐郑国，与郑国有怨仇，到了桓公元年，齐国会合郑伯以促成宋国的动乱，宋郑两国既已讲和，蔡国的怨仇也得以化解，所以在这一年于邓地会合，抛弃仇怨而重修友好。况且蔡、郑两国与邓地接壤相邻，讲究信用、修睦友好，以防范意外之事，也是诸侯间的常事。桓公十六年，鲁桓公在曹地会合宋公、蔡侯、卫侯，准备拥立公子突。鲁昭公复归后，公子突进入栎地。鲁国因为郎之战与郑忽有怨仇，所以谋划想要拥立公子突。因私怨而违背大义，扰乱别人的国家，其罪恶可想而知。文公十七年，诸侯在扈地会合。左氏认为是为了平定宋国。查考桓公十六年，宋人弑杀了他们的国君杵臼。文公十七年，晋人、卫人、陈人、郑人讨伐宋国，所以诸侯在扈地会合以平定宋国。虽然宋昭公因为无道而被弑杀，但宋文公更适宜因弑君之罪受到讨伐。所以林父讨伐宋国，因失去名义而被称作“人”，晋侯平定宋国，因无功而不列次序。大概君主虽然不像君主，但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这是为了申明大义。成公十二年，鲁成公与晋侯、卫侯在琐泽会合。左氏认为是为了成就旧好。杜预认为是晋国与楚国讲和，会合诸侯以重申友好。然而查考经书，没有晋楚交好的记载，左氏的说法不可信。大概鲁、卫两国自景公时期就致力于侍奉晋国，所以十年时卫国为晋国侵略郑国。十一年，鲁国与郤犨结盟。等到景公去世，厉公即位，所以两国率先会合以疏通与晋国的友好关系。定公十年，齐侯、卫侯、郑游速在安甫会合。这时晋国已经衰微，齐侯侵略晋国，只有卫、郑两国都依附齐国而背叛晋国。所以七年时，齐郑在咸地结盟；齐卫在沙地结盟；八年时，卫郑在曲濮结盟；九年时，齐卫驻扎在五氏。大概从七年以来，齐、卫、郑三国盟会交好如此频繁，所以十年时在安甫会合以重修旧好。十四年，鲁定公与齐侯、卫侯在牵地会合；齐侯、宋公在洮地会合。这都是以齐国为主而诸侯尊崇它。鲁国自从十年夹谷之会后就与齐国讲和，卫国与齐国的友好关系又早于鲁国。大概诸侯所依附的，不是晋国就是齐国。晋国既已衰弱，诸侯背离它，所以宋公也舍弃晋国而跟随齐国举行洮地之会。哀公十二年，鲁哀公与卫侯、宋皇瑗在郧地会合。《春秋》到了哀公末年，齐、晋两国都衰微，诸侯无所依赖，其间仅可依靠的只有宋、卫两国。所以鲁哀公不听说与齐、晋会合，而与宋、卫会合，是想借他们作为紧急时的援助罢了。凡此都是散防会合。

经书外大夫会者七

襄公二年，仲孙蔑与晋荀防、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人在戚地会合。左氏认为是为了谋划讨伐郑国。大概郑国长期背叛晋国，所以谋划讨伐它。看冬天再次在戚地会合，于是修筑虎牢城，就知道这次会合是为了谋划郑国，很明显。十四年，季孙宿与晋士匄、宋华阅、卫孙良夫、郑公孙虿、莒人、邾人在戚地会合。左氏认为是为了平定卫国。大概卫侯警戒孙文子、宁惠子，吃饭时间晚，不召他们随从去射圃，不摘下皮冠就与他们说话，二子愤怒，所以文子利用其子蒯的话，在卫国作乱，驱逐卫衎，立卫剽。因此士匄会合诸侯的大夫，谋划稳固卫剽的君位。这时齐国已经背叛晋国，而卫衎出逃到齐国，晋国因为卫衎跟随齐国，愤怒他的二心，于是会合林父等大夫，以稳固卫剽而拒绝卫衎。卫衎出逃到齐国，虽然背叛盟主，但林父驱逐他的国君，控制他的手脚，有不臣之罪，晋国应当讨伐。既然不能讨伐，却让他听命于会合，以遂行其恶，这就是帮助林父驱逐国君，其罪恶严重了。二十六年，鲁襄公会合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在澶渊。查考经书，这一年卫宁喜弑杀其君卫剽，孙林父进入戚地以背叛卫侯，卫衎复归卫国，那么澶渊之会是为了讨伐卫国的弑君之罪。大概戚地之会时卫衎出逃，孙林父听命于会合，就知道是为了稳固卫剽的君位了。等到这一年卫剽被弑而卫衎归卫，不参加会合，下文记载晋人执拿卫宁喜，就知道这次会合将要为卫剽讨伐宁喜。宁喜弑君，晋国执拿他是对的。然而执拿他却不送回京师，也不能杀他以除乱，让杀宁喜之事归于卫国，那么澶渊之会与不能执拿宁喜等同。所以都贬称“人”。唯独书写郑良霄，是因为楚国连年侵害郑国，郑国不参加澶渊之会，执拿叛贼讨伐贼人在名义上正当，而良霄参与其中，圣人喜其前来，所以显书其名以表彰他。三十年，晋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在澶渊会合。因为宋国发生火灾，有罪，其不诚信到了极点。

译大抵宋国遭遇灾祸，诸侯的大夫们以防范为名谋划此事，答应归还宋国的财物，事后却没有归还，这种不守信用的行为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救灾济困，是仁人的本心；背信弃义，是小人的行径。名义上是君子的行为，实际上却是小人的作为，所以《春秋》对此深加贬斥。

昭公十一年，季孙意如与晋国的韩起、齐国的国弱、宋国的华亥、卫国的北宫佗、郑国的罕虎，以及曹人、邾人、杞人在厥愸会盟，谋划救援蔡国却未能成功。查考《春秋经》，这一年楚灵王在申地诱杀了蔡侯般，公子弃疾率领军队包围蔡国，所以晋国的韩起会合各国大夫去救援蔡国。然而中原各国势力衰微，楚灵王骄横暴虐，天下的局势已经归于楚国，大夫们虽然会盟谋划救蔡，最终没能成就救援蔡国的功业，所以冬天楚国灭掉了蔡国，俘虏世子蔡有回国，将他杀害祭祀。那么，致使楚灵王如此暴虐，实在是晋国的罪过。

昭公二十五年，叔诣与晋国的赵鞅、宋国的乐大心、卫国的北宫喜、郑国的游吉，以及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在黄父会盟。《左传》说这是为了谋划王室之事。赵简子命令诸侯的大夫向周王室缴纳粮食，准备戍守的人手，说：“明年将迎立周王。”这是因为周王室发生了子朝之乱，尹氏拥立子朝，周天子居住在翟泉，所以各位大夫谋划迎立天子。看第二年周天子进入成周，王子朝逃奔楚国，那么黄父之会对于王室是有功劳的。然而迎立天子的事应当由诸侯来做，现在诸侯丧失权柄，大夫专擅其事，更加显示出其衰败混乱。

昭公二十七年，晋国的士鞅、宋国的乐祁犁、卫国的北宫喜，以及曹人、邾人、滕人在扈地会盟。《左传》说：“命令戍守周王室，并且谋划迎立鲁昭公。”范献子向季孙索取贿赂，于是没能成功迎立昭公。在成周迎立鲁昭公，都是道义上应当做的事，如果各位大夫能努力实行，即使两位霸主的功业也不会远远超过他们，然而迎立昭公却索取贿赂，导致谋划失败，最终致使昭公不能复国，戍守周王室也懈怠未能成功，过了五年才建成城池，那么扈地之会大概是借大义的名义而忘记了实质。

所有这些，都是大夫们的会盟。

译《春秋》经书“会楚”七次

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会盟。宋襄公图谋称霸，与楚国争夺雄长，但力量屈居楚国之下，最终不能抗衡，所以在鹿上结盟，又在盂地会盟。宋国虽然先于楚国，却反而遭受被执辱的耻辱。襄公不致力于德行，却想凭借武力争胜，因此军队战败、自身受辱，而没有人来救援。然而盂地的会盟，陈、蔡、郑、许都是楚国的近邻，臣服隶属于楚国。宋国所挟持的只有曹伯，却用来对抗多个国家，势力强弱已经不相等了。他在会盟中被执，又有谁来援救呢？宣公十五年，公孙归父在宋国会见楚子。十四年，楚子包围宋国。

晋国势力微弱，经历三个时段而不能救援，所以公孙归父会见楚子以平定此事。诸侯服从中原，只有宋、鲁两国国君可以依赖始终如一，没有二心且不轻率地顺从夷狄。如今邲之战，晋军一次败于楚国，诸侯就已经不堪其难，整衣顺从楚国。即使不背叛晋国，像鲁、宋那样的，尚且为了交好修平，低头向南臣服，何况其他国家呢？《春秋》记载此事，非常痛恨楚国再次会盟，并且厌恶鲁国顺从楚国。成公二年，鲁公在蜀地会见楚公子婴齐。景公继位，晋国事业中途受阻。

楚人轻视晋国，认为晋国与诸侯不值得力争，所以自从邲之战败晋之后，积数年之间，楚国没有与诸侯盟会。到了这一年，晋国凭借鞌之战战胜齐国，霸权稍微振奋，开始忧虑晋国复兴。认为齐国是强国，独自承受其军队，盟会鲁、宋等国国君，将要奔走服从而无暇他顾。于是开始力争诸侯，要挟鲁国并与之会盟。鲁国认为晋国虽然败齐，仍忧虑其不能长久制服齐国，如果齐国一天抵抗晋国，就必定向我发泄怨恨。晋国势力稍衰，就无法援助我，因此借结楚会盟，防备晋、宋交好，并且担忧晋国不能胜任。襄公二十七年，叔孙豹在宋国会见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查考《春秋》没有晋、楚同好会盟的，到这时悼公去世，平公即位。晋国德行逐渐衰微，畏惧楚国为患，势力不能敌对，开始想要结盟会盟以苟且安定中原罢了。然而从此之后，夷狄强横，控制中原的咽喉，晋国既然与楚国合好修成，而力量不能胜任，虽然想要角力敌对却不可得。所以昭公元年，叔孙豹在虢地会见晋赵武、楚公子围、齐国弱、宋向戍、卫齐恶、陈公子招、蔡公孙归生、郑罕虎、许人、曹人，再次防备宋国会盟，而更加被夷狄防备了。宋国的会盟，带领中原顺从楚国的，不过卫、郑两国而已。到这时齐、宋大国也来听命，可见楚国势力更强，晋国更加不能敌对。到四年，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在申地会盟，那么楚国高高在上主持会盟，晋国不再争夺中原的权柄，权柄倒持于楚国，夷狄的强横，前所未有。天下的事，必定谨慎于开始，开始不谨慎，而补救其末流，就来不及了。平公的会盟，楚国姑且苟安，以图谋眼前的计策，而不知道豺狼之心，可以挫败可以侮辱，却不可以用礼文诱骗，于是使楚人乘此得逞，最终夺取中原的权柄。终春秋之世，晋国不再复兴，其祸患实际上起于宋国的会盟。九年，叔弓在陈地会见楚子。六年，叔弓前往楚国。七年，鲁公前往楚国。到这一年，叔弓又前往楚国，会见鲁国之所以侍奉楚国如此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晋国霸权衰微，不能与楚国争胜，所以鲁国逃避晋国而归附楚国。鲁国从成公到昭公，三次与楚国会盟，大抵估量晋国衰微，不足以保护自己，忧虑楚国为患，不得已而依附它，那么顺从夷狄的罪过，不专在鲁国，也是晋国不德，有以使之。凡此都是会楚的始终。

《春秋》经书“会吴”九次

成公十五年，叔孙侨如在钟离会见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防、邾人会见吴国。襄公五年，仲孙蔑、卫孙林父在善道会见吴国。这一年秋天，鲁公在戚地会见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吴人、鄫人。十年，鲁公在柤地会见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见吴国。十四年，季孙宿、叔老在向地会见晋士匄、齐人、宋人、卫人、郑公孙虿、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见吴国。凡此五者，都是吴国会诸侯。大概吴国自成公七年伐郯，开始见于《春秋》。这一年进入州来，其势力逐渐强盛。当时晋国正与楚国争胜，郑国想要结吴为援，所以用士燮率领诸侯大夫就会吴国于钟离。以中原会见勾吴，是诸侯的耻辱。在二霸时，并非没有楚国祸患，然而他们抵御楚国的方法，是联合诸侯、修明盟会、厉行兵威，以排斥击退它罢了，没听说向荆楚求援的。厉公虽然苦于楚国的强大，而不能遵循继承二霸如当时的盛况，而区区援吴师以抗强楚，怎能不助长其骄横暴虐呢？所以自成公十五年钟离会盟，开始兴起强吴骄横的端倪。到襄公五年，鲁卫两国会见它，诸侯

译又在戚地会盟。十年又在柤地设防，十四年又在向地会盟。直到悼公时代，每年都遵循这个惯例而不改变。钟离的会盟，虽然《春秋》记载为“会”，但都是中原各国的大夫，其势力尚未受到严重屈辱。到了善道的会盟，只有鲁、卫两国的大夫参加，而没有诸侯参与。戚地的会盟，虽然都是列国的诸侯，还能使吴国人听从会盟的命令，尚且保留着中原国家的尊严。到了柤地的会盟，则亲自屈尊盟主，聚集诸侯的军队，去会见强大的夷狄，其凌辱和屈辱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严重啊。到了向地的会盟，则又由大夫跟随在上面，从诸侯到下面的大夫，都委身交好，安然不以为耻，这又显示出中原国家的衰微。大体上《春秋》的法度，憎恶僭越窃位，诛杀首恶，其中最严厉的是，厉公在钟离会盟，开启了强吴的祸端，其流弊波及到黄池之会，吴王于是称霸中原。当吴、楚强盛时，像鸱鸟一样嚣张，像老虎一样盘踞，吞食中原，晋国的两位君主，虽然未能挫败他们的锋芒，铲除消灭他们，如果努力为他们设置堤防屏障，那么末流的祸患，未必会如此迅速。虽然如此，平公、厉公两位君主，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如果悼公在位，能够抵御楚国，在萧鱼会盟使郑国臣服，与重耳相差无几，却也与吴国会盟，为什么呢？大概楚国自从庄公以来，横行中原，到了襄公的时候，大势已经衰微了。吴国自从进入春秋时期，只有伐郯、入州来的记载，势力正盛，军队未受挫败，承接晋厉公、景公的余威，仅仅抵御楚国都来不及，又增加了正处上升期的吴国，如果不借助礼节的友好，缓和他们的暴戾之气，笼络他们的骄横之心，那么吴、楚纵横交错，中原国家就要一同沦陷了。那么悼公会盟吴国，也是形势所迫不得已。哀公六年，叔孙还会同吴国在柤地；七年，鲁公会同吴国在鄫地；十二年，鲁国会盟在槖臯。这是吴国三次会盟鲁国。查考《春秋》，以前没有鲁国单独会盟吴国的记载，到了哀公时才三次会盟，这时齐、晋都衰微，楚国也随之衰弱，很少见于《春秋》，所以能威慑诸侯的，只有吴国一个国家罢了。鲁国因为吴国强盛，而且没有大国的援助，于是接连前往会盟，大概是想要深结其友好，姑且缓解眼前的危难。唉！自从吴国在艾陵打败齐国，晋国也震惊恐惧，到了十三年黄池之会，吴王俨然雄霸诸侯，鲁、晋跟随他，中原完全受制于夷狄了。所以《春秋》记载“鲁公会同晋侯、吴子在黄池”，只写晋侯，正是哀伤晋国的衰弱不能抵抗吴国，反而受制于吴国。以申地的会盟为例，虽然楚王是盟主，但当时齐、晋不服从，楚国所会盟的不过是蔡、陈、郑等小国罢了。到了黄池之会，虽然晋国强盛，也俯首听命，中原到了这种地步不可再振兴了。这是圣人不久就停止笔述的原因。虽然如此，楚国的会盟没有比申地更盛大的，而其衰败也起于申地的设防；吴国的会盟没有比黄池更盛大的，而其灭亡也始于黄池之会。大概盛极必衰，兴极必亡，这是古今的常理。假使中原的君主在他们强盛时，不能持盈保泰，尚且遭到失败，何况微小的荆蛮，侵夺中原，一旦得志，加上楚灵王的骄横暴虐，夫差的奢侈浪费，他们的不灭亡，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些都是吴、楚设防的情况。

译经书中记载“如会”的有三处：

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在践土会盟，陈侯前往参加会盟。襄公三年，陈侯派遣袁侨前往鸡泽参加会盟。襄公七年，郑伯髠顽前往参加会盟。凡是记载“如会”，都是因为中原国家兴盛，远方诸侯前来归顺服从。然而践土之盟，陈侯亲自前来参加会盟，经书却不记载“与陈侯会盟”；到了鸡泽之会，陈侯派遣袁侨前来，叔孙豹却与诸侯的大夫们会盟。为什么呢？因为重耳的霸业，威势超过悼公。鸡泽之盟，比不上践土之盟。重耳威震强大的楚国，使诸侯信服，对于陈侯前来，不降低霸主的尊严，特意为了陈侯而会盟。虽然没有与陈侯会盟，但陈侯也不敢背叛离去。所以从襄公到灵公，纯粹服从晋国的，将近三十年，那么他们畏惧服从的心情就是这样长久。悼公勉强兴起霸业，扶持旧业，鸡泽之会，仅仅招致陈国的大夫。悼公以得到陈国为主，并且害怕再次失去，所以对于袁侨前来，必须通过会盟来结好。观察这次会盟之后，不超过四年，鄬地的防遂就畏惧楚国而逃回。虽然悼公大举会合诸侯，出动军队戍守救援，最终不足以得到陈国，那么他使陈国服从的功绩，与重耳相比就差远了。至于郑伯前往参加会盟，是因为郑伯去世的缘故，经书的义理没有什么可讨论的。这就是经书所记载的“如会”的含义。

经书中记载夫人及内女参加会盟的有六处：

庄公二年，夫人姜氏在禚地与齐侯会盟。七年，夫人姜氏在防地与齐侯会盟。同年冬天，在谷地与齐侯会盟。僖公十一年，鲁公与姜氏在阳谷与齐侯会盟。十七年，夫人姜氏在卞地与齐侯会盟。这是夫人参加会盟。二十七年，鲁公在洮地与杞伯姬会盟。这是内女参加会盟。至于襄公三次与姜氏会盟，都是因为淫乱污秽的行为，扰乱人伦而违背天理，诗人曾经讽刺过他。至于小白两次与姜氏会盟，虽然不像襄公那样恶劣，但是妇人迎送不出门，见兄弟不跨过门槛。小白身为霸主，在远处与姜氏相会。鲁公不严格区分内外，没有看到文姜的恶行，却将夫人远出称为会盟，都不符合礼制。所以经书记载“公会齐侯姜氏”来一并讥讽。至于伯姬的会盟，查考二十五年，伯姬嫁到杞国。所以二十七年，鲁公在洮地与她相会。杜预认为伯姬是庄公的女儿，《左传》讥讽这不是诸侯该做的事。庄公虽然厚待父亲的爱，出会与伯姬相会，但是诸侯没有民事不举行会盟。鲁公在父子之恩上做得对，但合乎礼制吗？所以《春秋》也记载此事来讥讽他。

总论：

总括诸侯来讨论，霸主会盟，齐国没有比阳谷更盛大的，晋国没有比萧鱼更盛大的。其中最不好的，桓公时期没有比稷更盛大的，襄公时期没有比澶渊更盛大的。阳谷之会，使江、黄归服；萧鱼之会，使郑国纯粹归服。考察前后，没有能与之相比的，实在是《春秋》中不寻常的功绩。至于稷之会，成就了宋督的恶行；澶渊之会，背弃了归还宋国财物的承诺。他们不诚信不义到了极点，所以经书特别记载会盟的事，说“成宋乱”，说“宋灾”。这是显著他们的恶行。唉！列国的会盟，盛大到如此地步，而合乎道义的不过一两个。那么当时诸侯大夫修会的意思，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怪《春秋》屡次记载而不隐瞒。

《春秋比事》卷十三终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比事》卷十四 宋 沈棐 撰

朝

古代邦国只有诸侯入朝觐见天子，每年有固定的礼仪。至于列国之间，必须是新君继位，然后才能互相朝见，以此来修好先君的情谊，严谨开始时的礼节。春秋时期，王纲不再施行，朝觐的礼仪逐渐废弛，弱小的君主和国家没有宗仰的对象，仅仅想要保守疆土，侥幸避免被吞并。如果势力强盛，足以肆意欺凌的，无不磨车重研，奔走臣服侍奉。所以鲁国的君主朝见晋、齐，而邾、莒、滕、薛则朝见鲁国，大概都是根据强弱相互制约，形势使然。在先王兴盛的时候，方国诸侯之所以朝事不懈，只有天子一人而已，没听说过有强国。等到周朝衰微，这种礼仪不再施行于天子，而雄强的国家侵犯权位僭越礼制，安然以王者自居，对于天子没有尊奉侍奉之心，仅仅等同于一个小国罢了。圣人哀伤周朝的不振，悼念弱小的无依，所以举出互相朝见的礼仪，详细记载于笔削之中，请允许我论述它。

查考经书记载来朝的有十六个国家：

滕国从隐公十一年朝见鲁国，其后桓公二年滕子来朝，文公十二年滕子来朝，襄公六年滕子来朝，哀公二年滕子来朝，滕子来朝，共五次。邾子从桓公十五年朝见鲁国，其后宣公元年邾子来朝，成公六年邾子来朝，十八年邾子来朝，襄公元年邾子来朝，二十八年邾子来朝，定公十五年邾子来朝，邾子来朝共七次。杞国从桓公二年杞侯来朝，其后共五次，庄公二十七年杞伯来朝，僖公二十七年杞子来朝，文公十二年杞伯来朝，成公四年杞伯来朝，十八年杞伯来朝。曹国从桓公九年来朝，其后共五次，文公十二年曹伯来朝，十五年曹伯来朝，成公七年曹伯来朝，襄公二十一年曹伯来朝。小邾朝见四次，僖公七年，襄公七年，昭公三年，十七年。郯子朝见两次，襄公七年，昭公十七年。纪国在桓公六年，谷国在桓公七年，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