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比事卷十八

译《春秋比事》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比事》卷十九 宋 沈棐 撰

遂

身为天子的臣子却专断天子的命令，身为诸侯的臣子却专断诸侯的命令，用王法来纠正，这些都是《春秋》所谴责的。所以在二百四十二年中，记载“遂”字的共有十九次，虽然事情各不相同，大体上都是讥讽他们专断命令、放纵自己而违背王法。然而其中有些人兴起霸业于一时，遏制寇乱，匡正中原，建立诸侯的显赫功绩，虽然在名义上有罪，但依据《春秋》来评论，也是衰微时代的幸运，不能说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为什么呢？事情有可以专断的，也有不可以专断的。违背国君的命令，加重侵略灭国的恶行，救援危难却顺势夺取城邑并筑城，像这类事情，是不可以专断的。宣扬兵威以压制强敌，会合同盟以扶持弱国，像这类事情，是可以专断的。事情不可以专断而《春秋》不谴责，怎么惩戒后世的僭越？事情可以专断而《春秋》不赞许，怎么鼓励后世的功绩？那么考察当时的事件并比较其善恶利害，褒贬轻重的意义就可以得到了。请依据这个理论来论述：凡是记载“遂”字，有的出自王臣，有的出自霸主，有的出自诸侯，有的出自大夫，有的出自蛮荒之地，都自有其次序。

经文中记载王臣“遂”的有一例

桓公八年，祭公前来，随即在纪国迎接王后。按照礼制，天子不亲自迎娶，娶后则由三公去迎接。桓王在纪国娶后，鲁国实际主持婚事，现在派遣祭公前来，商议亲自迎娶的日期。既然商议了，就应当向桓王复命，桓王命令去迎接才去迎接，不可以专断。现在没有复命，就直接从鲁国前往纪国迎接女子，所以说“祭公来”，厌恶祭公专断命令。然而不称使者，三公代替天子亲自迎娶，是礼制所应当的，不必称使者，这是出自王臣的情况。

经文中记载霸主“遂”的

僖公十五年，鲁公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牡邱结盟，随即驻扎在匡。这一年，楚国人攻打徐国，小白率领诸侯会合结盟，打算救援徐国，但畏惧楚国的强大，不敢进军，于是驻扎在匡，那么他救援患难的迟缓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说：“鲁公会合诸侯在牡邱结盟，随即驻扎在匡”，讥讽小白有救援徐国的名义，却没有及时做事的功绩。僖公二十八年，鲁公会合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在温地，诸侯随即包围许国。晋文公兴起霸业，在城濮打败楚国，在践土结盟，在温地会合两次召集诸侯，许国都没有到来，所以会合各位诸侯包围它。小白图谋霸业时，许国未曾不服从；重耳屡次使诸侯服从，强大的楚国有震慑诸侯的威势。像许国这样的小国，应当低头屏息，在下风听命。现在两次会合都不来，就知道晋文公的德行大概不如齐侯了。不能以德安抚诸侯，却借会合之机包围它。到了第二年，在翟泉结盟，许国又没有来，直到重耳去世都不能得到许国，那么他的威德不被诸侯信任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春秋》记载此事，厌恶重耳凭借霸主的威势会合诸侯的众多兵力，用武力压制，却不能使一个小国归服。然而这一件事，经文两次记载“遂”字，是因为下面记载曹伯回到曹国，所以再次记载以开启下文。这是出自霸主的情况。

经文中记载诸侯“遂”的

桓公十八年，桓公与夫人姜氏随即前往齐国。男女之别，是国家的大节，礼制所应当谨慎对待的。桓公昏乱，不能约束自己的家庭，竟然与她一起会合诸侯，又与她一起前往齐国，最终导致祸难，死在贼人手中。所以直接记载“桓公与夫人姜氏随即前往齐国”，说明桓公的祸患起于姜氏。然而下面说“桓公与夫人随即前往齐国”，那么在泺地会合时，姜氏也在场，而经文只记载桓公，不涉及夫人。先前的儒者认为夫人的行为太过分了，不可以说“及”，不可以说“及”，是因为桓公不能约束她。这个说法虽然通顺，但不够明白。大概姜氏淫乱杀害国君，桓公固然可诛，但罪责起于桓公不能约束，所以泺地会合时不提及夫人，专门归罪于桓公。如果说彭生的祸难起于桓公会合齐侯，而泺地会合，是桓公独自专断罢了，不是姜氏所能参与的。文公七年，鲁国攻打邾国。三月甲戌日，夺取须句，随即在郚地筑城。僖公二十三年，鲁国攻打邾国，夺取须句。虽然得到但不能守住，所以到这时再次攻打并夺取它。然而这里记载“春天攻打邾国”，又记载“三月甲戌日”，不与僖公的记载相同，是因为桓公开始攻打邾国时，担心邾国必定争夺，而不敢立即夺取，必定犹豫之后才夺取。虽然夺取了须句，但仍然畏惧邾国的困难，所以下面记载“随即在郚地筑城”来防备。既然攻打别人的国家并夺取它的城邑，又从事筑城的劳役，使军队疲惫，不体恤民力，不也太过分了吗？所以记载“遂”是为了强调桓公残害百姓的不仁。十五年，齐侯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随即攻打曹国，进入其外城。大概齐懿公杀害昭公并自立，轻视晋灵公的昏暗，怨恨鲁国侍奉晋国已久，与齐国的礼节疏远，所以借因子叔姬的事情，这一年秋天开始侵犯我国西部边境。季孙行父前往晋国，打算借助晋国的力量消除齐国的祸患，而扈地的会盟诸侯不能讨伐，所以冬天又来侵犯，并且攻打曹国，进入其外城，以讨伐它朝见鲁国【这一年曹伯来朝见】。齐侯不顾婚姻旧谊，两次侵犯鲁国边境，又攻打它的盟国，其罪过固然不可宽恕。然而鲁国依仗晋国的力量，侍奉不懈，以图谋在紧急时得到援助。现在鲁国

译被齐国所屈辱，而晋国不能救援，致使齐侯得以逞行其暴虐，这难道不是晋国的罪过吗？成公十三年，三月，鲁公前往京师，于是会同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讨伐秦国。《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没有记载《春秋》经文的本意。大概成公此行原本是为了会合诸侯讨伐秦国，途中经过京师而朝见周王。看上文记载“晋侯派郤锜来请求出兵”，就知道成公此行是为了讨伐秦国，这是很明显的。因为战伐之事而借朝见周王之礼，这是诸侯不义的罪过，是春秋大义所应当诛绝的。但孔子委婉其辞而记载此事。如果真是去朝见京师，那是痛恨当时诸侯不朝见天子，而庆幸其中有一位在衰世中朝见。所以鲁公此行虽然不主要以朝见为目的，但《春秋》的文辞却使其显得正当。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尊奉周室之心急切而深切。襄公十年，鲁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在柤地会见吴国。夏五月，于是灭掉偪阳。偪阳是防御性的国家。晋悼公兴起霸业，不能击退强大的楚国，安抚小国，反而畏惧吴国的强横，率领诸侯前去会见它，并借此灭掉偪阳，那么他的恶行就很严重了。况且所看重霸主的原因，在于他抑制强国、扶持弱国。现在强者不能抑制，弱者反而被欺凌，这难道是霸主该做的事吗？所以记载“鲁公会同诸侯在柤地防备吴国，五月于是灭掉偪阳”，是谴责晋悼公会合强大的夷狄而欺凌弱小国家。二十三年，齐侯讨伐卫国，于是讨伐晋国。查十四年，卫侯出逃到齐国，而剽继位。到十七年，卫国的石买讨伐曹国。十八年，晋国逮捕石买，讨伐他背弃盟约讨伐曹国的罪行。卫国人畏惧晋国，这一年冬天，剽于是会同晋国围攻郑国。然而衎仍然在齐国。等到二十一年，经文记载“晋国栾盈出逃到楚国”。《左传》说栾盈从楚国到齐国，晏子说：“祸患将要发生了，齐国将讨伐晋国，不可以不警惕。”这一年商任的会盟，第二年沙随之会盟，卫侯剽都跟随晋国没有二心。根据经文和传文考证，就知道齐侯讨伐晋国，卫国实际上是卫侯衎和栾盈从中挑拨离间。大概晋国自从悼公去世，平公继位，国势削弱。卫国所依赖的是晋国，晋国衰弱那么卫国也不争气，所以齐侯敢于肆意凌侮，讨伐卫国、讨伐晋国。经文用“遂”字，是厌恶齐侯背弃盟约抛弃友好，连续讨伐两国，不义到了极点。先写卫国后写晋国，就明确了讨伐卫国起于卫侯衎，而栾盈帮助了他。所有这些都属于诸侯的“遂”事。

译经书“遂”字用于大夫的情况：

庄公十九年，公子结护送陈国的陪嫁女子到鄄地，接着便与齐侯、宋公结盟。公子结受命去护送陪嫁女子，并未受命去结盟。如今他竟假托君命，擅自与齐、宋结盟，罪过极大。所以经书用“遂”字来谴责他。查考这一年冬天，齐人、宋人、陈人攻打我国西部边境。那么公子结出使，既失去了陪嫁女子带来的友好关系，又招致了齐、宋的仇恨。陈人的想法是，公子结本为护送陪嫁女子而来，却与齐、宋结盟，他们对待我国很轻慢。齐、宋的想法是，我国是大国，却派两位大夫借机与我们结盟，他们对待我国也很轻慢。因此两国共同发动侵伐，不顾念旧日的友好。况且公子结一出使，就在三国中招来了祸患。

僖公三十年，公子遂前往京师，接着又前往晋国。查考这一年，周天子派宰周公来聘问，那么仲遂的出行，是为了报答周天子的聘问。第二年，夺取济水西边的田地，公子遂前往晋国。左氏认为晋国分割了曹国的田地，所以鲁国拜谢晋国的赏赐，那么仲遂的出行，是打算向晋国求取田地。僖公既然不能朝见周王，周天子反而来聘问，那么僖公可以借此机会前往朝见。自己不能朝见，却派遣一位大夫，而大夫出行的本意是去晋国求取田地，并不以聘问周天子为主，那么他怠慢周王的罪过不可赦免。解说者多指责仲遂专命前往晋国。诸侯知道有天子，大夫才知道有诸侯，这是上下相待的礼节。僖公不知道有天子，却责备仲遂不尊崇君主，这难道不难吗？那么仲遂的专命，实际上是僖公开启的。

宣公十八年，公孙归父前往晋国。冬天，归父从晋国返回，到达笙地，接着就逃奔到齐国。三传的说法都不符合经书的本意，其中谷梁传的错误尤其严重。因为仲遂杀死了公子恶和公子视而立宣公，宣公念及他援立有功而宠幸仲遂，所以他的儿子归父在鲁国也受宠。在宣公时期，鲁国的权柄多出自仲遂父子之手。当宣公还在世时，国人因为宣公的缘故不敢讨伐他们。等到归父出使晋国返回，听说宣公去世，害怕鲁国人追讨他们的罪过，不再回国复命，到达笙地就逃奔到齐国。为人臣子的道义，接受命令而出使，即使君主去世，仍然要复命。归父返回到达笙地，不复命，接着逃奔到齐国，那么他怠慢君命的程度就很严重了。从前楚国的斗椒族人克黄，从外面进入，有人阻止他，他回答说：“君主就是天。天可以逃避吗？”况且如果成公真的想要追治归父，归父应当反省过错、念及罪责，听从君主的命令就可以了，难道可以带着使命出逃吗？那么经书“公孙归父前往晋国，到达笙地接着逃奔到齐国”，是厌恶归父专权而背叛国家。

襄公十二年，季孙宿救援台地，接着攻入郓地。这是厌恶季孙宿假借救援危难的名义，窃取城邑以专权。

定公八年，晋国的士鞅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接着侵犯卫国。因为在定公时期，晋国国势更加微弱，郑、卫两国背叛晋国而归附齐国。所以经书在七年记载齐侯、郑伯在咸地结盟，又记载齐侯、卫侯在沙地结盟。晋国人愤恨郑、卫背叛自己，而且失去了两国的援助，于是侵犯郑、卫以强迫它们服从。但是当时，晋国六卿专擅国政，而士鞅尤其严重。所以四年讨伐鲜虞，五年包围鲜虞，都出自士鞅。那么侵犯卫国、侵犯郑国的意图，实际上是士鞅所为，并非定公所能参与。所以经书“晋士鞅率领军队侵犯郑国”，不仅是厌恶士鞅的专权，而且显示晋国衰败，权柄不在君主手中，这导致诸侯疏远晋国而相互背离。这就是大夫的“遂”事。

经书“遂”字用于夷狄的情况：

宣公元年，楚子、郑人侵犯陈国，接着侵犯宋国。陈、郑两国，是晋、楚必定争夺的对象，而宋国因为依附晋国，曾经与楚国结仇。从前重耳称霸时，陈、郑全都服从中原诸侯，楚国不敢争夺。重耳死后，襄公继位，虽然晋国霸业稍衰，但襄公尚能扶持先业，不至于败坏。楚国还忌惮城濮之战的创伤，虽然有得到陈国的心意，但不敢力争。不久襄公去世，灵公骄横昏庸、淫乱无度，荒废国政，楚国开始轻视晋国。然而即位之初，还有赵盾维持国政，所以十余年间，楚国虽然一次侵犯陈国，但陈、郑还没有失守。到了宣公元年，晋国德行更加衰微，不足以保护郑国，郑国开始倾向楚国。楚国既得到郑国，又想要得到陈国，并且仇视晋国的盟国，所以这时侵犯陈国、侵犯宋国。经书这样记载，非常痛惜晋国的衰弱，而痛恨楚国的强盛。然而楚国长期为中原之患，圣人以夷狄对待它，不值得深责，所以称楚子；至于郑国作为中原诸侯，委身侍奉晋国，一旦趁着晋国衰弱，转而归附楚国，又联合楚国侵犯宋国，那么它的罪过比楚子重百倍。所以特别记载并称之为“人”。

昭公四年，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讨伐吴国，接着灭掉赖国。楚灵王弑君自立，趁着晋国防备松懈，驱使诸侯在申地主持会盟，张扬其威势。既用诸侯讨伐吴国，又凭借肆虐的威势，杀死齐国的庆封，又灭掉赖国，那么他的残暴不道到了极点。所以经书“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胡子、淮夷讨伐吴国”，是痛恨楚国的贪婪残暴。有人说申地的会盟，楚国势力最盛，然而楚子从此放纵其骄横之心，欺凌灭杀诸侯，肆意满足溪壑般的欲望，放纵虎狼般的贪婪，最终在干谿被弑，楚国于是不再强盛，那么它的衰败实际上基于申地的会盟。这就是夷狄的“遂”事。

以上这些，有的违背国君的命令，有的加重侵犯灭国的恶行，有的借救援危难之名，有的借夺取城邑之名，都得罪了圣人。其中值得肯定的

译只有齐桓公讨伐楚国、救援许国，晋悼公修筑虎牢，都对当时有功劳，《春秋》不能全部贬斥他们。查考僖公四年，鲁桓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犯蔡国，蔡国溃败，八国于是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地。齐桓公图谋称霸，虽然以制服楚国为急务，然而经营了二十多年，他的势力并非不强大。到这时才发动讨伐楚国的军队，而且不直接捣毁楚国的巢穴，反而徘徊于侵犯蔡国，然后才讨伐楚国，又驻扎在陉地，等待楚国的服从。齐侯并非畏惧楚国，而是认为战胜敌人的功劳小，保全军队的功劳大。暂且想要对外显示威势声威，以挫败楚国的意志，使得军队还未逼近边境，而楚国的心志已经沮丧，这是不战而先胜的策略。所以在陉地驻扎，没有折断一根箭矢，而楚国已经恐惧顺服，派遣使者请求结盟。从此中原的纲纪得以端正，而楚国人不敢逞强，那么驻扎在陉地，齐桓公的功劳就大了。僖公六年，鲁桓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讨伐郑国，包围新城。楚国人包围许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其详细情况见救许例】。然而书写“遂”字，是赞美齐国的威势既能讨伐郑国，又能救援许国。解说的人说，僖公四年召陵之盟，制服楚国不久，而郑国已经背叛齐国，逃回楚国，已经违背盟约讨伐许国。齐侯仅仅再次发动讨伐郑国的军队，又劳烦诸侯救援许国，这是楚国未曾顺服，而中原未曾安宁。《春秋》怎能欢喜呢？回答说，齐桓公所犯的过失，在于没有制服楚国，而不在于救援许国。况且假使楚国人包围许国，而齐桓公坐视不救，那么他的罪过难道不更重于此吗？观察洮地的防御，郑国来请求结盟，许男也参与其中，齐桓公救援许国，不能说没有功劳。襄公二年，仲孙蔑会同晋国的荀偃、齐国的崔杼、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在戚地，于是修筑虎牢。大概制服郑国以安定中原，是霸主的美好功绩。晋悼公会合诸侯讨伐郑国，修筑虎牢这个强固的城邑，从此郑国归附晋国四年，那么他的功劳大于戍守虎牢了。所以虎牢不归属于郑国，因为郑国已经顺服而将其纳入内部，以此来赞美晋悼公。前面所说的显示兵威以抑制夷狄，会合同盟以扶持弱国，大概就在于此。唉！经文中书写“遂”字的情况像这样，其事仅可取之处只有这三件罢了。况且这三件事，又都出于霸主，除此之外，都不免受到王法的诛讨。而《公羊传》认为安定国家、利于社稷就可以专断，然而当时的诸侯大夫，谁是安定国家、利于社稷的人呢？这种言论对《春秋》毫无补益，实际上加重了权臣的僭越，君子不采纳这种观点。

译次

古代诸侯分封建国，排列爵位，作为国家的屏障和护卫。他们在救济灾患、讨伐叛逆、抵御动乱、谋求安定方面，都能坚守正道，秉持大义奔赴危难，勇往直前而无所畏惧。到了春秋衰微的时代，王道废弃，诸侯违背道义，战事日益频繁。各诸侯国的君主不能保证自身没有祸患，即使率领军队去救援或征伐，那些因战败而逃亡的国君，也往往犹豫观望，不敢果断前进。所以圣人在史书中记载“次”（驻扎）来讥讽这种行为。查阅《春秋》经文中记载“次”共有十六次，有的是因救援征伐而驻扎，有的是因失去国家而驻扎，但具体事情各不相同。大致说来，因救援而驻扎的，有时能得到经义的褒扬；因失国或因救援而驻扎的，都是被谴责的。

春秋比事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比事卷二十 宋 沈棐 撰

外裔

古代天下并非没有外族侵扰的祸患，然而古代圣明的君王在位时，驱逐外族、捍卫疆土的功效完全出自天子，所以那些不朝贡的国家虽然使中原地区受苦，但凭借天子的兵威震慑讨伐，以礼义使其柔顺归服，天下最终依赖它而获得安定。像周文王征伐昆夷的军队，周宣王六月征伐玁狁就是这样的例子。周王室衰微，王道不振，于是导致外族窥视侮弄逐渐加深，践踏中原地区，渐渐无法控制，当时没有贤明的君主掌握驱逐外族的大权，所以各诸侯国遭受其害的地方到处都是。起初，外族假借礼仪文饰来交好，最终则在刀枪箭矢上逞志，侵略大国，夷灭小国，诸侯恐惧，不敢拿起武器奋力抵抗。虽然在整个春秋时期，外族势力渐渐衰亡，但各诸侯国遭受其残害创伤的程度并不轻微。圣人哀伤圣明君王不再出现，以致外族肆意横行侵侮，鲁国史官详细记载，笔削之间，即使是外族中微小的种类，也一一书写而毫不省略。请允许我详细论述。《诗经》说：“西边有昆夷的祸患，北边有玁狁的灾难。”所说的昆夷，就是春秋时期的戎人；所说的玁狁，就是春秋时期的狄人。戎人的种类有六种：叫山戎，叫北戎，叫姜戎，叫雒戎，叫茅戎，叫陆浑之戎；而戎蛮子赤，又是各种戎人的种类。狄人的种类有两种：叫赤狄，叫白狄；而潞氏、甲氏、留吁，又是赤狄的种类。考察经文中书写“戎”的有十三次，书写“狄”的有三十六次，计算狄人在经文中出现的次数是戎人的两倍。大概戎人自从隐公、桓公以来，虽然先进入春秋史册，但侵扰的祸患比狄人少，依靠齐桓公主持霸业，中原的威势稍微建立，多次举兵征伐，他们的势力于是衰退。僖公、文公之后，在经传中很少见到，不过帮助晋国打败秦国，防备晋国结盟，以及打败周王室的军队罢了。到了宣公至襄公时期，戎人没有侵伐的记载，而陆浑戎被晋国灭掉，蛮子被楚国杀死，晋国又抓住蛮子赤带回去，那么他们的衰弱就可以知道了。至于狄人，则从庄公末年才开始进入春秋史册，突然欺凌各诸侯国，迅速变得强盛，兴兵侵掠，几乎没有一年空缺。看他们攻打邢国、侵入卫国、灭掉温国，是危害最大的，虽然当时齐桓、晋文两位霸主相继出现，以兴起纠合同盟，折服强大的楚国，安然看待狄人的祸患，未曾回师向北征讨。直到文公时期，两位霸主都已去世，诸侯无所依靠，狄人的猖獗又比以前更甚，齐、晋、宋、鲁各国接连遭受侵扰，到宣公四年为止，在经文中出现的共有二十一次。后来依靠晋国的力量，趁着狄人衰弱的破绽，捣毁他们的巢穴，挫败他们的锋芒，诸侯才开始得以解除危难。那么比较这两者的强弱，狄人比戎人强盛，可以根据这些看出来。考察隐公二年，鲁公在潜地会见戎人。《左传》说：这是为了重修惠公时的友好关系。戎人请求结盟，鲁公推辞。《谷梁传》说：智者考虑，义者行动，仁者坚守，有了这三者，然后才可以外出会盟。戎人危险啊。秋天，鲁公和戎人在唐地结盟。《左传》说：戎人请求再次重修友好关系。解说的人认为隐公能够用礼仪文饰来交好戎人，使远方的仇怨远离，停息战争，确实是掌握了治理戎人的方法。这是不对的，戎人狂妄狡诈反复无常，没有定规，可以用兵威制服，不可以用信义结交。现在隐公国力衰弱，不能扬威远震戎人，却用中原的礼仪文饰来与他们交往，向豺狼显示明信，向草莽进献玉帛，这是诱发他们的骄横之心而招来他们的侵侮。所以经书记载在戎人处会盟，必定斥责地说明，这是为了彰显鲁公的恶行。七年，戎人在楚邱攻打凡伯并把他带回去。《公羊传》说：这是逮捕，所以说攻打他。凡伯是天子的大臣，经文不说“逮捕”而改说“带回去”，也是这个意思。《谷梁传》说：“戎人保卫自己，因为他们攻打天子的使者，贬低他们称其为戎。”天子的使者出访各诸侯国，却被戎人攻打，那么诸侯应当前去救援是可以的。诸侯不能前去救援，作为凡伯，应当尽死节，不辱没君命是可以的。现在戎人攻打天子使者，逮捕他带回去，以此显示卫国国君不救援危难，凡伯不尽死节。所以经书记载“楚邱”和“带回去”，是为了共同谴责他们。然而逮捕一个使臣，没有动用兵威，却与攻打国家使用相同的文字，是因为天子的使者，不让戎人得以逮捕他，所以用攻打国家的文字，是为了重视王命。桓公二年，鲁公和戎人在唐地结盟。《左传》说：“重修旧好。”与戎人会盟，隐公已经这样做了。桓公又重蹈覆辙与他们结盟，虽然以修好为借口，其实是对戎人有所畏惧。然而隐公不记载到达，而这里记载到达，是因为隐公没有大恶，春秋还宽恕他。桓公是篡位弑君的人，却远到戎人处结盟，就有招致危险的做法，所以特别记载到达以警示危险。庄公十八年夏天，鲁公在济西追赶戎人。三家传说的解释都违背经文的本意。诸侯保守封地，以保卫社稷，必须加固城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