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比事卷九
春秋比事卷九
<经部,春秋类,春秋比事》>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比事卷十 宋 沈棐 撰
搜狩总论
古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有常礼。故周制大司马之职，各以其时候农隙而讲行之。春秋以来，干戈相防，诸侯日弊于征伐，搜狩之事虽未必尽废；然当时疆场有难，朝不及夕，何暇于待时？王纲弛坠，僭逼日甚，何暇于顾礼？故有师次而治兵者，有逾礼而大阅者。其僭分失时，殆未可尽责也。
搜
观经书搜者五，皆在昭定之间。説者谓昭八年秋搜于红，讥其失时。十一年夏大搜于比蒲。二十二年夏大搜于昌间。定十三年夏大搜于比蒲。十四年秋大搜于比蒲。盖讥其僭礼。呜呼，以是度圣人之意，盖亦浅矣。必曰五搜所书，意在明礼谨时，则自隠至襄，厯九君，无虑数百年，岂无可讥者乎？左谓红搜革车千乗。十一年比蒲之搜，以当齐归之薨为非礼。公羊例以为罕书。谷以红之搜为得正，昌间之搜诸务而用春事，皆不书。褒贬之论者又谓：按成元年作邱甲，使邱出甲士一人，以见当时兵寡势弱，其赋役不得不蹙也。逮襄十一年始作三军，三家分公室，以专其权，民愈劳而兵威愈不振矣。故循沿以至昭定之间，军旅困弊日虞，干戈虽屡举，大搜之礼耀威邻国，名侈实违，乃所以见其弱耳。是説虽未甚合经，然颇胜前説。盖尝思而得之：当昭公时，国柄专以季氏。定公时，国柄移于阳虎。故昭公之搜三，定公之搜二，时书于春秋，异于他公者，圣人之意，以谓当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国而夺于大夫，大夫不得专其政而制于陪臣，各恃兵威以为强，使国人莫敢脾睨，终致于不可制驭。区区录此于简册者，盖伤二君之削弱，而疾二臣之强横也。夫自古背叛之初，其初未尝不收揽兵权，尽归于已，待其威声迫胁，足以陵轹天下，是以贼君亡国，敢为逆乱，无复顾惮。季氏之逐昭公，阳虎之窃寳器，岂非以兵威自专，故其流至此耶？然则有国家者，慎无以兵柄与人。
狩
狩，冬田也。天子、诸侯四时必田者，盖谓治安不忘危乱，所以讲武经而教民战也，岂徒肆盘游、逐禽兽而已哉？然先王之制，田必以时，不妨于农；杀必以礼，不殄天物。故此礼一行，而讲武、重农、爱物三德备焉。春秋书「狩」者三：惟桓四年独书「公狩于郎」；至庄四年「公及齐人狩于禚」，则为齐人书；哀十四年「西狩▯麟」，则为▯麟书。为齐人书者，盖以彭生之难，桓公见殒于齐，庄公之与齐侯义不戴天，不能雪耻报怨，乃连车结轨，纵驰逐之乐，不以为丑，其恶甚矣。故公谷皆以为齐人者，齐侯也。其称「人」者，公羊谓讳与讐狩；谷谓卑公之敌，刺不复讐而释怨也。二説皆可取，而谷梁之説最为详明。然则经于庄书「狩」，岂非主于齐人乎？为▯麟书者，盖孔子当周之季，伤圣王不作，中国沦胥，文武之道扫地，而麟虽嘉瑞，出非其时，是以哀伤而絶笔焉。圣人之意，以谓定、哀之前，尚冀王道之复振，麟为时出，犹可以为祥；至定、哀末年，夷狄暴横，权臣僭窃，世道交丧，不可复兴，而麟方见▯，不足以为瑞，是重可哀而已。故经于「狩」未有言其所▯，至此独书「▯麟」且絶笔也，岂非主于▯麟乎？至于桓公书「狩于郎」，则地非越境，礼非过时，笔削之意自有深意。左氏以为礼，公羊以为逺。夫既合于礼，则《春秋》不书；若以为逺，则郎盖鲁地，圣人未应重责也。先儒则以谓不时，夫周之正月，盖夏之十一月，则于此而狩，正其时也，安得为不时哉？纷纷之论，皆不足以尽圣人之意。以桓公簒弑自立，身负大恶，自虞诸侯之讨已毎欲阻兵安忍，自为威强，以耀武于邻国，声威于国人，使人莫敢睥睨，故经书「太阅」一及此「郎」之狩，皆在桓公，他无书焉。然则所书之防，果可考矣。
治兵大阅【作甲，作军，舍军，附】
古者军制之等，兵威之数，讲武之礼，莫不有常法焉。法既一定，而后肄习，各以
译春秋比事卷九
<经部，春秋类，春秋比事>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比事卷十 宋 沈棐 撰
搜狩总论
古代春季搜猎、夏季苗猎、秋季狝猎、冬季狩猎，都有固定的礼仪。所以周朝制度中，大司马的职责，是各自根据时节，在农闲时讲习施行。春秋以来，各国互相防备，诸侯每天疲于征伐，搜狩之事虽然未必完全废除；然而当时边境有难，早晨顾不上晚上，哪里有空等待时节？王纲松弛坠落，僭越逼迫日益严重，哪里有空顾及礼仪？所以有军队驻扎而治兵的情况，有超越礼仪而大阅兵的情况。那些僭越名分、不合时宜的行为，大概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
搜
查看经书中记载“搜”的有五次，都在昭公和定公时期。解说者认为昭公八年秋季在红地搜猎，是讥讽其不合时节。十一年夏季在比蒲大搜。二十二年夏季在昌间大搜。定公十三年夏季在比蒲大搜。十四年秋季在比蒲大搜。大概是讥讽其僭越礼仪。唉，以此来揣度圣人的意图，大概也太浅薄了。如果一定说五次搜猎的记载，意在阐明礼仪、谨慎时节，那么从隐公到襄公，历经九位君主，大约数百年，难道没有可讥讽的吗？左氏说红地搜猎有革车千乘。十一年比蒲的搜猎，因为正值齐归夫人去世，所以是不合礼仪的。公羊传认为这是很少记载的。谷梁传认为红地的搜猎是合乎正道的，昌间的搜猎因为诸事繁忙而使用春季的礼仪，都不记载。褒贬的议论者又说：按照成公元年制作邱甲，让每个邱出一名甲士，可以看出当时兵少势弱，赋役不得不紧缩。等到襄公十一年开始制作三军，三家瓜分公室，以专权，百姓更加劳苦而军威更加不振。所以沿袭到昭公、定公时期，军队困顿疲弊，每天担忧，干戈虽然屡次举起，大搜的礼仪炫耀威势于邻国，名义奢侈实际违背，这正是显示其虚弱。这种说法虽然不完全符合经义，但比前面的说法要好。我曾经思考而得到：在昭公时，国家大权专属于季氏。定公时，国家大权转移到阳虎手中。所以昭公的搜猎有三次，定公的搜猎有两次，当时记载在春秋中，不同于其他国君，圣人的意图，是认为在这两位国君在位时，君主不能拥有国家而被大夫夺取，大夫不能专断政事而被陪臣控制，各自倚仗军威以为强大，使国人不敢轻视，最终导致不可控制。在简册上记录这些，大概是哀伤两位国君的削弱，而痛恨两位臣子的强横。自古以来背叛之初，起初无不收揽兵权，全部归于自己，等到威势胁迫，足以凌驾天下，因此杀害君主、灭亡国家，敢于作乱，不再顾忌。季氏驱逐昭公，阳虎窃取宝器，难道不是以军威自专，所以流弊至此吗？那么有国家的人，谨慎不要将兵权交给别人。
狩
狩，是冬季田猎。天子、诸侯四季必须田猎，大概是说治理安定时不忘危乱，用来讲习武经而教民作战，难道只是放纵游乐、追逐禽兽而已吗？然而先王的制度，田猎必须按时，不妨碍农事；杀戮必须合礼，不灭绝天物。所以这个礼仪一施行，讲武、重农、爱物三种德行就具备了。春秋记载“狩”的有三次：只有桓公四年单独记载“公狩于郎”；到庄公四年“公及齐人狩于禚”，是为齐人记载；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是为获麟记载。为齐人记载，大概是因为彭生的祸难，桓公在齐国被杀，庄公与齐侯义不共戴天，不能雪耻报仇，却连车结轨，纵情驰骋追逐之乐，不以为耻，其恶毒极了。所以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齐人就是齐侯。称“人”的原因，公羊传说是避讳与仇敌田猎；谷梁传说是贬低庄公的对手，讽刺他不报复仇敌而释怨。两种说法都可取，而谷梁传的说法最为详细明白。那么经书在庄公时记载“狩”，难道不是主要针对齐人吗？为获麟记载，大概是孔子在周朝末年，哀伤圣王不再兴起，中原沦陷，文武之道扫地，而麟虽然是吉祥的瑞兽，出现不合时宜，所以哀伤而绝笔。圣人的意图，是认为在定公、哀公之前，还希望王道能复兴，麟按时出现，还可以作为祥瑞；到定公、哀公末年，夷狄暴横，权臣僭窃，世道交相丧失，不可复兴，而麟恰好被捕获，不足以作为祥瑞，这是更加可哀的。所以经书在“狩”上没有说过捕获什么，到这里单独记载“获麟”并且绝笔，难道不是主要针对获麟吗？至于桓公记载“狩于郎”，地点没有越境，礼仪没有过时，笔削的意图自有深意。左氏认为是合礼，公羊传认为是遥远。既然合礼，那么《春秋》就不记载；如果认为是遥远，那么郎大概是鲁地，圣人不应重重责备。先儒则认为是不合时节，周朝的正月，大概是夏朝的十一月，在这里狩猎，正是时节，怎么能说不合时节呢？纷纷的议论，都不足以穷尽圣人的意图。因为桓公篡弑自立，身负大恶，自虞诸侯讨伐自己，每每想要阻挠兵事、安于残忍，自为威强，以炫耀武力于邻国，声威于国人，使人不敢轻视，所以经书记载“大阅”一以及此“郎”的狩，都在桓公，其他没有记载。那么所记载的防备，果然可以考察了。
治兵大阅【作甲，作军，舍军，附】
古代军制的等级，兵威的数量，讲武的礼仪，没有不有固定法则的。法则一旦确定，然后练习，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