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比事卷十七 宋 沈棐 撰
伯来战于郎。左曰：“我有辞也。”郑忽有功于齐，齐人饩诸侯。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衞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衞王爵也。三传之説，公谷甚非经意。左氏近而未详。盖郎者，鲁地。经不曰“三师伐我”，而变文曰“来战”，者起于三国，非鲁之意。不与三国伐鲁也。况前此未有书“战”者，今无故称兵以啓争战之端，其恶甚矣。故显书其爵以贬之。然郑实首怨，而加齐、衞于上，恶齐、衞以师助，恶其罪大于郑也。十七年，及齐师战于奚。左曰：“疆事也。”夫经于干时之战，书“我师败绩”，则岂以讳败而不书？谷梁以为内讳败，故止言战，一何陋也！左以是年公会齐侯盟于黄，明年又与齐师会于栎，观经前后所书，则齐鲁无嫌隙之事，安得遽尔交兵？故以为疆埸自相侵凌，非齐鲁二君本意，是以不书主名，以见鲁之微也。庄九年，及齐师战于干时，我师败绩。左曰：“公伐齐纳子纠，小白自莒入。秋，及齐师战于干时，公防戎路传乗而归。”公羊之论，迂僻不当。盖不言公者，齐鲁有讐，公伐齐纳讐人之子，防师干时，恶之大者，故讳之也。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战于升陉。左曰：“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谏弗听。及邾人战于升陉，我师败绩。”夫经于干时之战，尝书败绩，若升陉果败，安得而独讳哉？夫邾，鲁与国也。僖公不能抚绥小国，乃伐而取其邑，以起升陉之战，则僖之罪可知。然伐邾言公，而战不足言者，伐鲁邾志也，故斥言人，甚恶升陉之战，乃邾人报鲁，明非鲁意，故不书公。观左谓邾以须句故出师，则经所书意可究矣。此四者皆鲁与敌国自战也。
译伯来在郎地作战。左氏说：“我有解释。”郑忽对齐国有功劳，齐国人向诸侯赠送粮食。鲁国因为周朝规定的爵位次序排在郑国之后，郑人愤怒，向齐国请求出兵。齐国人派卫国军队协助，所以不称“侵伐”。先书写齐、卫的王爵，是因为三传的说法中，公羊和谷梁非常违背经书的本意，左氏接近但未详尽。大概郎是鲁地。经书不说“三师攻打我”，而改变文字说“来战”，是因为这三国发起战争，并非鲁国的本意。不承认三国攻打鲁国。况且此前没有记载“战”的，现在无故动用武力开启争战的端绪，其罪恶很严重。所以显明地书写他们的爵位来贬斥他们。然而郑国实际上是首先结怨的，而把齐、卫加在上面，是厌恶齐、卫出兵相助，厌恶他们的罪过比郑国更大。十七年，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作战。左氏说：“这是边境事务。”经书在干时之战中，记载“我军大败”，那么难道是因为忌讳失败而不记载吗？谷梁认为内部忌讳失败，所以只说“战”，多么浅陋啊！左氏因为这一年鲁庄公会齐侯在黄地结盟，第二年又与齐军在栎地会合，观察经书前后所记载的，那么齐鲁之间没有嫌隙之事，怎么能突然交兵呢？所以认为是边境上互相侵凌，并非齐鲁两国国君的本意，因此不书写主名，以显示鲁国的微弱。庄公九年，与齐国军队在干时作战，我军大败。左氏说：“庄公攻打齐国接纳子纠，小白从莒国进入。秋天，与齐军在干时作战，庄公防备戎路传乘而归。”公羊的议论，迂腐偏僻不恰当。大概不称“公”，是因为齐鲁有仇，庄公攻打齐国接纳仇人的儿子，在干时防备敌军，是大恶，所以忌讳它。僖公二十二年，与邾人在升陉作战。左氏说：“邾人因为须句的缘故出兵，庄公轻视邾国，不设防备而抵御它，臧文仲劝谏不听。与邾人在升陉作战，我军大败。”经书在干时之战中，曾经记载大败，如果升陉真的失败，怎么能独自忌讳呢？邾国，是鲁国的盟国。僖公不能安抚小国，反而攻打并夺取它的城邑，从而引起升陉之战，那么僖公的罪过可知。然而攻打邾国称“公”，而作战不值得称“公”的，是因为攻打邾国是邾国的志向，所以斥责称“人”，非常厌恶升陉之战，乃是邾人报复鲁国，明确并非鲁国的本意，所以不称“公”。观察左氏说邾国因为须句的缘故出兵，那么经书所记载的意思就可以推究了。这四者都是鲁国与敌国自行作战。
经书诸侯交战者八
桓十二年，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左曰：公欲平宋、郑。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邱。宋成，未可知也，故又会于虚。冬，又会于▯。宋公辞平，故与郑伯盟于武父，遂伐宋，战焉。宋无信也。盖十一年，宋公执郑祭仲，逐忽，立突，以亲于郑。突既而背宋与鲁，故宋、郑交怨。公欲平两国，而宋挟立突之功，欲求赂于郑，力辞鲁请，是以公及郑伯伐之也。地以宋，则宋与战，可知。不书主名，不与公及郑伯伐宋，以鲁、郑自战为文。十三年，公会纪侯、郑伯，已已，及齐侯、宋公、衞侯、燕人战。齐师、宋师、衞师、燕师败绩。左曰：宋多责赂于郑，郑不堪命，故以纪、鲁及齐与宋、衞、燕战。不书所战后也。盖宋公以十二年之战，与鲁、郑交怨，故郑各连所好之国，兴师以交战，而齐、衞与鲁仇，故附宋；纪、鲁与郑好，故附郑；而燕则从齐者也。春秋与战则书，爵于败则称师，恶诸侯连诸国之众，起不义之师，残民以逞志也。不书战地，或君谓圣人于隠、桓之世逺，当时史失其地，故不书，此理或然。先儒谓战于鲁，故不地，然郎与奚战皆鲁地，经何以书？则知此説与经皆戾，未可信也。庄二十八年，齐人伐衞，衞人及齐人战，衞人败绩。左曰：齐侯伐衞，战败衞师，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公羊曰：春秋伐者为客，见伐者为主，故使衞主之也。盖齐方兴霸，以服诸侯，前年为幽之盟，衞侯不至，故齐人至是伐衞，衞人及齐人战，衞不服罪也。皆称人者，衞侯不能同心协力以从霸主，齐侯不能抚绥诸侯，犹用兵威，故贬之也。于败则称人，非众之辞也。僖十八年，宋师及齐师战于甗，齐师败绩。左曰：宋襄公以诸侯伐齐，齐人将立孝公，不胜，故四公子之徒遂与宋人战，宋人败齐师，立孝公而还。夫小白六子均庶，而无亏为长，以义言之，则无亏当立。齐侯既已立之，则宋襄虽受小白之托，亦当以义自制，听齐。人之立可也，乃不顾名义，伐人之防，而易其君，则襄公之恶甚矣。故经以宋主兵与齐、衞交战之文异者，不与宋襄之伐齐也。宣二年，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宋华元，盖宋附晋，郑附楚久矣。元年，郑连楚侵宋，而宋合晋师两伐郑以报之，故宋郑积怨，举大众以相抗。经书「宋师败绩」，▯宋华元，恶郑与楚比周，而戕艾中国，而伤宋之弱，不能助中国以挫强楚之党与也。成二年，衞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衞师败绩。左曰：「衞侯使孙良夫、石稷将侵齐，与齐师遇，遂败。」是年又书「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防晋郤克、衞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盖鲁自文、宣以来一于事齐，至宣十七年，公会晋侯同盟于断道，始背齐从晋。衞自宣十年至十七年，皆奔走晋命，齐为是与鲁有隙，故是年齐师伐我，又战衞而败之。鲁、衞愤齐之见陵，因郤献子憾，遂请命于晋，合四国之师以伐齐，大败齐于鞌。春秋书者，顷公数行侵伐，以病诸侯，自贻挫衂。晋以二国而主名，鲁以四卿而败之，皆未免曰罪人也。故列数诸国之卿，又称败绩，以着其恶。哀二年，晋赵鞅帅师及郑罕逹战于铁，郑师败绩。左曰：「齐人输范氏粟，郑罕逹、驷▯帅师送之，士吉射逆之，赵鞅御之，遇于戚。简子誓曰：『范氏、中行氏欲擅晋国而灭其君，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命，除耻戾，在此行也。』遂战，郑师大败。」▯齐粟千钟。盖郑自定四年召陵之会从晋侵楚，其后背晋从齐，故八年书「士鞅帅师侵郑」，则知此年赵鞅、罕逹之战，盖晋、郑不睦故也。然郑以弱小之国交事晋、楚，前此虽被晋伐，而未尝敢称兵相仇也。今此郑始与战，虽郑败于晋，亦见晋之弱矣。凡此八者，皆外诸侯交战也。
经书战夷狄者八
僖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晋侯左曰：秦纳惠公，惠公入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羣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羣公
译经书中记载诸侯交战的有八次。
桓公十二年，鲁国与郑国军队攻打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左传》说：鲁桓公想要调停宋国和郑国的关系。秋天，鲁桓公与宋公在句渎之邱结盟。宋国是否讲和还不可知，所以又在虚地会盟。冬天，又在〇地会盟。宋公拒绝讲和，所以鲁桓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于是攻打宋国，发生战争。这是因为宋国没有信用。大概在桓公十一年，宋公拘捕了郑国的祭仲，驱逐了郑忽，立了郑突，以便亲近郑国。郑突不久又背叛宋国和鲁国，所以宋国和郑国互相结怨。鲁桓公想要调停两国，而宋国倚仗拥立郑突的功劳，想要向郑国索取贿赂，极力拒绝鲁国的请求，因此鲁桓公和郑伯攻打宋国。战场在宋国，那么宋国与鲁郑交战，可以知道。不写主战方的名字，不把鲁桓公和郑伯攻打宋国当作正文来写，而是以鲁国和郑国自行交战为文。
桓公十三年，鲁桓公会合纪侯、郑伯，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左传》说：宋国多次向郑国索取贿赂，郑国无法承受，所以郑国联合纪国、鲁国与齐国、宋国、卫国、燕国交战。不写战后地点，是因为后来才发生的事。大概在桓公十二年交战后，宋公与鲁国、郑国结怨，所以郑国各自联合友好的国家，起兵交战，而齐国、卫国与鲁国有仇，所以依附宋国；纪国、鲁国与郑国友好，所以依附郑国；而燕国则是跟随齐国的。《春秋》记载交战就写“战”，记载战败就称“师”，厌恶诸侯联合各国的军队，发动不义的战争，残害百姓以逞私欲。不写交战地点，或许是因为圣人距离隐公、桓公的时代久远，当时的史官遗失了地点，所以不写，这个理由或许成立。先儒认为交战在鲁国，所以不写地点，然而郎地和奚地的交战都在鲁地，经文为什么写了？就知道这种说法与经文都相违背，不可信。
庄公二十八年，齐人攻打卫国，卫人与齐人交战，卫军大败。《左传》说：齐侯攻打卫国，打败了卫军，用周天子的命令责备卫国，索取贿赂后返回。《公羊传》说：《春秋》中攻打的一方为客，被攻打的一方为主，所以让卫国作为主方。大概齐国正兴起霸业，以服诸侯，前一年在幽地结盟，卫侯没有到，所以齐人这时攻打卫国，卫人与齐人交战，卫国不服罪。都称“人”，是因为卫侯不能同心协力服从霸主，齐侯不能安抚诸侯，仍然使用兵威，所以贬斥他们。在战败时称“人”，并不是指众人的意思。
僖公十八年，宋军与齐军在甗地交战，齐军大败。《左传》说：宋襄公率领诸侯攻打齐国，齐人将要立孝公，没能成功，所以四位公子的党徒于是与宋人交战，宋人打败了齐军，立了孝公后返回。小白有六个儿子都是庶出，而无亏是长子，从道义上讲，无亏应当继位。齐侯已经立了他，那么宋襄公虽然接受了小白的托付，也应当以道义约束自己，听从齐人的立君是可以的，却不顾名义，攻打别人的丧期，并更换他们的国君，那么襄公的恶行就很严重了。所以经文以宋国主战与齐国、卫国交战的文字不同，是不认可宋襄公攻打齐国。
宣公二年，宋国华元率领军队与郑国公子归生在棘地交战，宋军大败。〇宋国华元，大概宋国依附晋国，郑国依附楚国很久了。元年，郑国联合楚国侵犯宋国，而宋国联合晋国军队两次攻打郑国以报复，所以宋郑积怨，出动大军互相抗衡。经文写“宋军大败”，〇宋国华元，厌恶郑国与楚国勾结，残害中原各国，而伤害宋国的软弱，不能帮助中原各国以挫败强大的楚国的党羽。
成公二年，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与齐军在新筑交战，卫军大败。《左传》说：“卫侯派孙良夫、石稷将要侵犯齐国，与齐军相遇，于是战败。”这一年又写“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会同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曹国公子首与齐侯在鞌地交战，齐军大败。”大概鲁国自从文公、宣公以来一直侍奉齐国，到宣公十七年，鲁桓公会合晋侯在断道结盟，才开始背离齐国跟随晋国。卫国从宣公十年到十七年，都奔走于晋国的命令，齐国因此与鲁国有隙，所以这一年齐军攻打我国，又攻打卫国并打败它。鲁国、卫国愤恨齐国的欺凌，趁着郤献子的怨恨，于是向晋国请命，联合四国的军队攻打齐国，在鞌地大败齐军。《春秋》记载这件事，是因为顷公多次进行侵伐，使诸侯受苦，自招挫败。晋国以两国而主战，鲁国以四位卿大夫而打败齐国，都难免说是罪人。所以列举各国的卿大夫，又称战败，以彰显他们的恶行。
哀公二年，晋国赵鞅率领军队与郑国罕逹在铁地交战，郑军大败。《左传》说：“齐人运送粮食给范氏，郑国罕逹、驷〇率领军队护送，士吉射迎接，赵鞅抵御，在戚地相遇。简子发誓说：‘范氏、中行氏想要独揽晋国大权而灭掉他们的国君，现在郑国做不道义的事，抛弃国君帮助臣子，你们顺从天命，除去耻辱和罪过，就在这一次行动了。’于是交战，郑军大败。”〇齐国粮食一千钟。大概郑国自从定公四年召陵之会跟随晋国侵犯楚国后，后来背离晋国跟随齐国，所以八年写“士鞅率领军队侵犯郑国”，就知道这一年赵鞅、罕逹的交战，大概是晋郑不和的缘故。然而郑国作为弱小的国家交往侍奉晋国、楚国，以前虽然被晋国攻打，但未曾敢起兵互相仇杀。现在郑国才开始与晋国交战，虽然郑国败于晋国，也可见晋国的衰弱了。这八次，都是外诸侯交战。
经书中记载与夷狄交战的有八次。
僖公十五年，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〇。晋侯说：秦国接纳惠公，惠公进入秦国，穆姬托付贾君，并且说全部接纳众公子。晋侯与贾君行淫乱之事，又不接纳众公
子，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谷，以晋侯失民矣。民未败而君▯也。文三年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左曰：秦孟明视帅师伐晋，以报殽之役，晋师御之，及秦师战，秦师败绩。七年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左曰：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范宣子为政。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适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寘此？宣子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败于令狐。十二年晋人秦人战于河曲。左曰：秦为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晋，取羁马。晋人御之，从秦师于河曲，出战交绥。秦师夜遁。此秦晋交怨，经传所载也。夫秦晋姻旧之国，宜其玉帛相加，不替终始，而惠穆产祸，称兵以变前好，责之春秋，皆罪人也。然就其中而论之，则韩之战，晋曲而秦直，故书▯晋侯而不言败绩。言晋以不义失民，兵未败而先见▯也。然春秋用兵大事，生得曰▯，未有诸侯▯诸侯者。今此▯晋侯，贱晋侯而疾秦伯也。晋霸失道，以起此战，秦伯▯之则又甚矣。自韩之战以后，文公兴霸，率服诸侯，自是秦晋交好，同盟同伐，复固两国之懽。文公方没，肉未及寒，而彭衙之战，两国已从事于锋镝矣。圣人深疾其然，因寓于笔削之间，以重其恶。盖彭衙之战犹书晋侯秦师，及令狐之役则疾之，遂贬而称人，然犹书及以别异其文也。至河曲之战，则二国之讐既易世矣，二国之战可以己矣，而秦康晋灵犹防旧怨，则暴国残民，抑亦甚于先君。孔子自令狐之战不复名其将帅曰某人，至此又不复书及，盖恶其偿报不已，互覆师徒于一日也。不言败胜，负敌也。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战于▯，宋师败。绩三传之説，公羊失经为甚，谷梁得其防。盖宋襄无小白之资，图绍其烈，驱牵诸侯，骤主盟会，不度德量力，而猥欲屈服强楚，是故辱身防师，贻辱中国。故曰：“宋人及楚人战于▯，宋师败绩”，疾楚而病宋也。况薄之见释，幸脱于虎狼之口，为宋公者可以惩创矣。方且复合衞、许、滕三国伐郑，仇楚与之力争。故楚因是伐宋，救郑而大败其师。然则▯之败，实宋自取之也。楚既败宋，其▯愈张，中国诸侯奔楚从之，而宋益被其患。及僖二十八年，重耳兴霸，愤楚之强，伤宋之弱，故城濮之战，晋侯一举败楚。自是楚人逺屏，不犯中国者十五年，则是战之功绩，有利春秋多矣。故孔子特书晋侯之爵，以褒显之。公羊曰：“此大战也，而楚使防者，贬子玉、得臣大夫不敌君也。”夫春秋书战虽多，此为独盛。公羊不能发明圣经之防，使晋侯之功暴耀于后，乃区区释其称人，不亦鄙哉？然晋自文公己后，厯灵、成二君，霸业稍衰，不能光翼前人。景公嗣世，值楚庄当国，晋弱楚强，诸侯畏楚横濆而往。景公虽欲兴霸功，而力不及楚，故宣十二年，楚子与晋荀林父战于邲，晋师大败。按经十一年，楚、郑盟于辰陵，既而背楚从晋，故十二年，楚子围郑，荀林父帅师救之，是以有邲之战也。夫以蛮荆败中国之师，此春秋所以深痛也。而公羊乃谓圣人与楚子，则是扶狂僭，抑中夏，非春秋垂世之防，甚矣。夫景公虽防师于邲，而鞌之战大胜强齐，诸侯骎骎归晋。于其季年，霸业稍兴。逮厉、悼二公继之，晋威愈炽，故成十六年，因郑公子喜帅师侵宋以叛晋，遂与楚、郑结战鄢陵，大败二国之师。自文公没，唯此一战，足以髣髴城濮之功，故春秋亦与晋侯而不没其爵。按经书败绩之文例，皆称师，未有书爵，而鄢陵之战独书“楚子至郑”，则称师，所以甚贬郑也。楚以蛮夷丑类跳梁中国，其败固宜。而郑以中国之君，甘心夷狄，挈一国之师，自取祸败。按其罪恶，盖重于楚子矣。嗟乎！楚自庄、僖以来，交乱天下，防张虎踞，近二百年。至定、哀之间，虽稍稍衰息，而强吴继起，复踵其辙。至哀十年，鲁以吴强，遂会伐齐。齐以吴两见伐，故十一年，国书帅师与吴为艾陵之战。是时吴势方炽，中原无霸，晋已不足争诸侯抗
译子，用黄河以外的五座城邑贿赂秦穆公。不久却不给，晋国发生饥荒，秦国输送粮食给它；秦国发生饥荒，晋国禁止它买粮。所以秦穆公攻打晋国的谷地，因为晋侯失去了民心。百姓没有战败，国君却失败了。文公三年，晋侯与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左传》说：秦国的孟明视率领军队攻打晋国，以报复殽之战，晋军抵御它，与秦军交战，秦军大败。七年，晋人与秦人在令狐交战。《左传》说：秦康公护送公子雍到晋国，范宣子执政。穆嬴每天抱着太子在朝廷上哭泣说：“舍弃嫡长子不立，却向外寻求国君，将把太子安置在哪里？”范宣子忌惮穆嬴，且畏惧太子的逼迫，于是违背先蔑而立灵公，以抵御秦军，在令狐战败。十二年，晋人与秦人在河曲交战。《左传》说：秦国为了令狐之战的缘故，所以秦伯攻打晋国，夺取羁马。晋人抵御它，在河曲追击秦军，出战后双方都撤退。秦军连夜逃跑。这是秦晋互相结怨，《春秋》经传所记载的。秦国和晋国是世代通婚的旧交，理应玉帛相赠，始终不渝，然而惠公、穆公制造祸端，兴兵改变以前的友好关系，用《春秋》的标准来责备他们，都是罪人。然而就其中来评论，韩之战，晋国理亏而秦国理直，所以《春秋》记载“晋侯”而不说“败绩”。意思是晋国因不义而失去民心，军队未败而国君先失败了。然而《春秋》用兵是大事，活捉称为“获”，没有诸侯活捉诸侯的。现在这里说“获晋侯”，是轻视晋侯而痛恨秦伯。晋国称霸失去正道，因此引发这场战争，秦伯活捉他那就更过分了。自从韩之战以后，文公兴起霸业，率领诸侯服从，从此秦晋交好，共同结盟共同征伐，再次巩固两国的欢好。文公刚刚去世，尸骨未寒，彭衙之战，两国已经在刀箭上从事了。圣人深深痛恨这种情况，因此在笔削之间寄托深意，以加重他们的罪恶。大概彭衙之战还记载“晋侯”和“秦师”，到了令狐之战就痛恨他们，于是贬称他们为“人”，然而还记载“及”以区别其文辞。到了河曲之战，两国的仇怨已经换了一代，两国的战争可以停止了，然而秦康公、晋灵公还防备旧怨，那么残害国家、残害百姓，也就比先君更严重了。孔子自从令狐之战不再称将领的名字为某人，到这里也不再记载“及”，大概是痛恨他们报复不止，在一天之内互相覆灭军队。不记载胜负，是势均力敌。僖公二十二年，宋公与楚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大败。关于三传的解说，《公羊传》违背经义最严重，《谷梁传》得其要领。大概宋襄公没有齐桓公的资质，却想继承他的功业，驱使诸侯，频繁主持盟会，不衡量德行和力量，却妄图使强大的楚国屈服，因此辱没自身、伤害军队，给中原国家带来耻辱。所以说：“宋人与楚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大败”，是痛恨楚国而忧虑宋国。况且宋襄公被释放，侥幸从虎狼口中逃脱，作为宋公可以引以为戒了。反而又联合卫国、许国、滕国三国攻打郑国，与楚国仇敌力争。所以楚国因此攻打宋国，救援郑国而大败宋军。那么泓水之战的失败，实在是宋国自取的。楚国既然大败宋国，其气焰更加嚣张，中原诸侯奔向楚国跟随它，而宋国更加遭受祸患。到了僖公二十八年，重耳兴起霸业，愤恨楚国的强大，哀伤宋国的弱小，所以城濮之战，晋侯一举打败楚国。从此楚人远避，十五年不侵犯中原，那么这场战争的功绩，对《春秋》有利多了。所以孔子特别记载晋侯的爵位，以褒扬显扬他。《公羊传》说：“这是大战，而楚国使大夫出战，是贬低子玉、得臣，大夫不能对抗国君。”《春秋》记载战争虽然很多，这次最为盛大。《公羊传》不能阐明圣人的经义，使晋侯的功绩在后世显耀，却仅仅解释其称“人”，不也很鄙陋吗？然而晋国自从文公以后，历经灵公、成公两位君主，霸业稍衰，不能光耀前人。景公继位，正值楚庄王当政，晋弱楚强，诸侯畏惧楚国的横行而前往归附。景公虽然想兴起霸业，但力量不及楚国，所以宣公十二年，楚子与晋国的荀林父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查考《春秋》，十一年，楚国、郑国在辰陵结盟，不久郑国背叛楚国跟随晋国，所以十二年，楚子围攻郑国，荀林父率领军队救援它，因此有邲之战。以蛮夷打败中原的军队，这是《春秋》深深痛心的。然而《公羊传》却说圣人与楚子一样，那就是扶持狂妄僭越，压制中原，不是《春秋》垂示后世的经义，太严重了。景公虽然在邲地伤害军队，但在鞌之战大胜强大的齐国，诸侯渐渐归附晋国。在他晚年，霸业稍兴。等到厉公、悼公继承他，晋国的威势更加炽盛，所以成公十六年，因为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侵犯宋国以背叛晋国，于是与楚国、郑国在鄢陵交战，大败两国的军队。自从文公去世，只有这一战，足以仿佛城濮的功绩，所以《春秋》也给予晋侯而不隐没其爵位。查考《春秋》记载“败绩”的文例，都称“师”，没有记载爵位的，而鄢陵之战独独记载“楚子至郑”，那么称“师”，是为了极度贬低郑国。楚国以蛮夷丑类在中原跳梁，其失败本来应该。而郑国以中原的国君，甘心追随夷狄，带领一国的军队，自取祸败。查考其罪恶，大概比楚子更重了。唉！楚国自从庄王、僖王以来，扰乱天下，张扬虎踞，将近二百年。到了定公、哀公之间，虽然渐渐衰息，而强大的吴国继起，又沿袭其辙。到了哀公十年，鲁国因为吴国强大，于是会合攻打齐国。齐国因为吴国两次被攻打，所以十一年，国书率领军队与吴国在艾陵交战。这时吴国势力正炽盛，中原没有霸主，晋国已经不足以争夺诸侯对抗
夷狄，所頼区区之齐，敢为吴敌耳。而势微力单，不免取败，而国书见▯。循至黄池之防，吴遂雄主诸侯。则中国之削弱，盖不可救。是以春秋终书艾陵之战曰：「齐师败绩，获齐国书」，伤中国之不振，疾强吴之暴虐也。虽然，详考春秋书战虽多，唯晋文城濮之战、厉公鄢陵之战，盖当时足以得圣笔之褒美。其余或战而败绩，或战而致胜，无非起无名之师，快一时之愤，重使当时之民雕残兵革，暴骨原野，非春秋之所取也。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诚知言哉！
译夷狄之所以敢与吴国为敌，所依靠的仅仅是微不足道的齐国罢了。然而齐国势力微弱、力量单薄，难免遭受失败，国书也被俘获。等到黄池会盟时，吴国于是成为诸侯的霸主。那么中原各国的衰弱，大概已不可挽救。因此《春秋》在记载艾陵之战时写道：“齐军大败，俘获齐国国书”，这是哀伤中原国家不能振作，痛恨强大的吴国暴虐无道。虽然如此，详细考察《春秋》所记载的战事虽然很多，但只有晋文公的城濮之战、晋厉公的鄢陵之战，大概当时足以得到圣人笔法的褒扬赞美。其余的要么战败，要么战胜，无非是发动没有正当理由的战争，发泄一时的愤懑，致使当时的百姓在战争中凋敝残破，尸骨暴露在原野上，这不是《春秋》所认可的。孟子说：“《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其中有的比另一些好一些罢了。这确实是知言之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