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比事卷十　　　　　　宋　沈棐　撰

译那些旧有的制度，简略检阅各按时节进行。无事时就收敛不用，有事时就容易为之准备。那些可以考证而得知的，如仲春时节教习振旅，仲夏时节教习茇舍，仲秋时节教习治兵，仲冬时节教习大阅，这是按照四季来治理的。通过清点军需物资，彰显礼乐文章，明确贵贱等级，辨别尊卑序列，顺应长幼次序，习练威严仪态，这是每三年讲习一次的。如今鲁国向来没有武备防守，一旦国家发生变故，才开始急切地召集并让将领巡视检查，缺乏立国所需的武备，大概也可以想见了。然而《春秋》的大义并不系于此。庄公对于诸儿，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有被诸侯厌恶的耻辱，竟然不能亲手斩杀凶顽之徒以安慰先灵，反而结党为恶，不合时宜地动用民众，去侍奉素无嫌隙的宗闵，忘记了拉干之毒，不明独漉之义，因此圣人据事直书，以显示庄公完全没有人伦之心。《春秋》成公二年“作丘甲”的疏解说，这是甸赋制度。甸地出一辆长毂战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现在让丘地也出同样的赋役，所以记载。杜预说为了防备齐国的祸难，暂时这样做以安定国家，让丘地出一名甲士。古代九户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出戎马的一足，牛三头，而没有甲士。现在开始增加，按道理推究，这个解释很妥当。襄公记载“作三军”，昭公记载“舍中军”。左氏说季武子坚决请求叔孙穆子，要求设立三军，各自征发其军赋，穆子与他盟誓，将公室分为三份，各家占有一份。季氏让那些服役的人，带着他们的役邑归入季氏的就不征公赋，不归入季氏的就加倍征收公赋【让驾车的人率领他们的役邑归入季氏的没有公赋，不归入季氏的让公家加倍征收】；孟氏让一半子弟为臣【子弟的一半】；叔孙氏让所有子弟为臣【全部子弟以父兄的身份归公】。等到撤除中军时，将公室分为四份，季氏占两份，另外两位各占一份，都全部征收赋税而进贡给公室【国人全部归属三家，三家随时进贡给公室罢了】。经文说“舍中军”，是贬低公室。公羊传说这是讥讽三卿。古代有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舍去中军是为了恢复正道。先王的制度，大国设三军，次国设二军，小国设一军。鲁国是次国却设立三军，三军扰乱了王制。如果认为设立三军是不合正道的，那么舍去中军就是正确的了。然而在襄公、昭公在位时，三家专权，并吞公室，其势力比从前更甚，怎么能在昭公之时，做出复古的事情呢？因此公羊、谷梁的说法，只是拘泥于经文，而不探究当时的实情。折衷而论，大概应以邱明（左丘明）为证。虽然如此，改变古制、更易常道，是《春秋》所非常厌恶的。所以无论是设立还是舍去，都详细记载于经文，以显示上面不遵从天子的命令，下面出于权臣之手，其衰败弊坏到了极点。这就是《春秋》的本意。

译关于筑城的总论

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百姓的劳力充足，那么生计和养育就能顺利；生计和养育顺利，那么教化就能推行，风俗就能美好。所以治理政事要以爱惜民力为重。《春秋》凡是记载筑一座城邑，修筑一个苑囿，如果时机不当，必定详细记录，这都是讥讽他们轻率地役使民力。然而，如果时机得当，其过失就小；如果时机不当，其过失就大。所以经书在记载筑城时，虽然惯例用来表示讥讽，但一定要谨慎选择时机，原因就在这里。请按照经传来详尽论述。经书中记载筑内城的，有十八座；同时筑两座城邑的，有两处；由卿率领军队筑城的，有三处；记载“筑”字的，有八处。例如隐公七年夏天筑中邱，隐公九年夏天筑郎，桓公五年夏天筑祝邱，桓公十六年冬天筑向，宣公八年冬天筑平阳，成公四年冬天筑郓，成公九年冬天筑中城，襄公十三年冬天筑防，定公六年冬天筑中城，哀公四年夏天筑西郛，哀公五年春天筑毗，哀公六年春天筑邾瑕。左氏以是否合乎时宜作为传文的解释原则，大概是说春夏秋是农忙时节，不可以筑城妨碍百姓，所以惯例认为是不合时宜；到了冬天，农事已经结束，不妨碍百姓的事务，所以惯例认为是合乎时宜。传文说：“凡是土木工程，大火星出现时结束农事，这是告诫人们准备从事土工；大火星隐没时开始使用民力，水位昏沉正位时开始栽种，大火星再次出现时结束工程。”那么左氏确立解释原则的本意，认为这些都是合乎时宜的，就可以知道了。《公羊传》只在隐公七年解释中邱的意义时说：“因为郑重地记载，大概意思是认为土木工程重大，所以记载在经文中。”《谷梁传》则说：“筑城是为了保护百姓，百姓重要，城小就增筑，增筑没有止境。凡是记载筑城的，都是讥讽。”等到解释成公九年筑中城的意义时，则说：“不是为了排斥百姓。”范宁认为这是讥讽国君不致力于德政，依靠城墙来自我巩固，不再能保卫他的人民；而解释定公六年筑中城的意义时，则说：“是三桓势力扩张。”范宁认为三桓奢侈扩张，所以国君恐惧而修筑内城。考察三传先后解释的意思，那么左氏失之于拘泥，《公羊传》失之于晦涩，《谷梁传》失之于穿凿附会。大概凡是经书记载筑城，虽然没有其他含义，都是讥讽国君劳民伤财，不致力于修明德政作为安定强盛的办法，只是合乎时宜与否，罪责有轻重之别罢了。至于庄公三十二年记载“春天筑小谷”，左氏说：“是为了管仲。”杜预认为小谷是齐国的城邑，庄公感激小白（齐桓公）的恩德，所以为管仲筑他的私邑，而先儒则认为小谷是鲁国的城邑，在曲阜西边，比照事理推究，那么左氏的说法大为不然。管仲辅佐小白称霸天下，圣人赞许他为仁，大概是《春秋》所贤良的大夫，难道肯不经过天子的命令就接受他的城邑？况且庄公喜好大兴土木工程，在诸侯中尤其严重，与《春秋》所记载的起初并无不同文字。如果说小谷是齐国的城邑，为管仲筑城，那么应当记载为“筑齐国的小谷”，圣人怎么能省略不说呢？那么现在应当认为是鲁国的城邑，记载它也是为了讥讽庄公困竭民力。文公七年记载“公伐邾”，三月甲戌日夺取须句，于是筑郚。公羊、谷梁两传都拘泥于甲戌日谨慎记载日期的意义，而不明白经书的根本意图，他们的说法都不值得采纳。大概是讥讽动用军队来夺取大邑，又劳役百姓来筑国家的城邑，那么困竭民力，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经书先记载“夺取须句”，接着说“于是筑郚”，以此来极度显示文公的罪恶。襄公七年夏天筑费，左氏说南遗做费的宰，叔仲昭伯做隧正（主管役徒），想要讨好季氏而向南遗献媚，对南遗说“请筑费邑，我多给你役徒”，所以季氏筑费（传文说禄位离开公室，季氏因此强大）。大概费是季氏的封邑，季氏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筑他所食邑，那么他专权自恣就可以知道了。襄公十九年冬天筑西郛，筑武城，左氏都说“是畏惧齐国”。大概鲁国自成公以来直到襄公，凡五十年都专一侍奉晋国而怠慢齐国，鞌之战又打败齐国并与其结盟。鲁国既然与齐国接壤，而齐国还没有服于晋国，那么在鲁国不能不担忧。所以十九年两次筑其城邑，特别不同于其他国君，难道不是朝夕担忧齐国的祸难吗？定公十五年冬天筑漆，左氏说“是不合时宜而告祭”，杜预说“实际上是秋天筑城，冬天才告祭宗庙，鲁国知道不合时宜，所以迟缓告祭从而记载下来以示讥讽”，其余传文都没有这个意义。然而这出自左氏的臆测，不知道当时的心意，其是非还不能确证。记载筑内城的有十八处，其意义在此可见。

筑两座城邑的有两处

庄公二十九年冬天，筑诸和防。定公十四年秋天，筑莒父和霄。谷梁说：“以大及小，没有褒贬，大概筑一座城邑，《春秋》尚且讥讽，何况一时之间筑两座城邑，其残害民力，不也很严重吗？”庄公、定公的罪责，不容宽恕了。记载“筑二邑”的有两处，其意义可见。

卿率领军队筑城的有三处

文公十三年，季孙行父率领军队筑诸和郓。左氏说：记载了时宜。谷梁说：称率领军队，说明有危难。先儒说率领军队而筑城，是畏惧莒国。郓，是莒鲁所争夺的地方。襄公十五年夏天，季孙宿、叔孙豹率领军队筑成郛。左氏说齐侯包围成，是因为贰于晋的缘故。于是筑成郛。哀公三年，季孙斯、叔孙州仇率领军队筑啓阳。杜预说鲁国党附范氏的缘故，畏惧晋国而筑啓阳。以诸家的说法参证，那么凡是记载率领军队筑城的，大概有畏惧危难的意思。然而自僖公以前，经文中没有大夫率领军队

译关于筑城的记载，唯独从鲁文公开始，文体发生变化，出现了“率领军队筑城”的表述。这是因为自鲁文公以来，大夫专权，国家大事的权力大多出自大夫之手。然而鲁国的大夫众多，唯独孟孙、叔孙、季孙三家专横放纵，尤其严重。所以大夫主持筑城，不是叔孙氏就是季氏，以此表明率领军队筑城，鲁君不能独自专断，而是被这三家擅权所致。所谓“率领军队筑城”的含义，就体现在这里。

译记载筑城之事共有八条。

凡是修筑城墙的事情，情况各不相同。左氏认为，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的地方称为都，没有的称为邑。邑的修筑称为筑，都的修筑称为城。杜预认为左氏的这个例子只适用于筑邑，其他的筑城不属于这个惯例。因为筑台、筑苑囿也叫做筑，而不是筑邑。先儒认为工程大的叫城，小的叫筑，那么城和筑本来就有区别。看《春秋》庄公元年记载“要在外面为王姬修筑馆舍”，那么所讥讽的是王姬的馆舍，并不专门在于兴修筑造。左氏说：“建在外面，是不合礼的。”公羊说：“筑馆是合礼的，建在外面是不合礼的。为什么筑馆是合礼的？因为王姬必定要为她改建馆舍，在路寝改建不行，在小寝改建有嫌疑，在众公子的舍邸改建又太卑微了。所以必须为她改建馆舍。”谷梁说：“建在外面，是改变了常理。仇敌之人，不是用来接待婚姻的。穿丧服的人，不是用来接待戴冠冕的人的。经文不记载齐侯来迎亲，是不赞同齐侯得以与我们行礼。”三传的解说，左氏最失当。公羊虽然认为不合礼，却没有推究失礼的原因。谷梁的意思似乎接近经文的本意，但说“改变了常理”则又不正确。因为庄公处在桓公的丧期，却主持齐国的婚事，有害于礼教；又有彭生的仇怨，却主持齐国的婚事，又伤害了私恩。为鲁国打算，应当极力向天子推辞是可以的。现在为齐国主持婚事而在外面筑馆，来迎接王姬，那么对礼教的危害和对私恩的伤害就严重了。所以说“筑王姬之馆于外”，是讥讽庄公知道这样做失礼，却畏惧齐国的强大而不敢推辞。庄公二十八年冬天筑郿。左氏认为这不是都。谷梁认为山林沼泽的利益，是用来与百姓共享的。在虞地筑城是不正当的。按照谷梁的说法，认为圈占山泽的利益，那么筑郿就不是筑邑了。然而如果真的不是筑邑，那么《春秋》所记载的与筑台、筑囿文字相同，怎么只说郿呢？这是筑郿就是筑邑，只是不像筑城那样高大罢了。二十一年记载“三次筑台”。公羊认为“在郎筑台，讥讽他临民；在薛筑台，讥讽他偏远；在秦筑台，讥讽他临国。”谷梁的意思与筑郿的文字相同，都失去了圣人的防微杜渐之意。因为庄公连年兴修工程，一年中三次筑台，妨害农事、伤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春秋》屡次记载，是用来极力揭露庄公的罪恶的。成公十八年秋天筑鹿囿。左氏认为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公羊认为讥讽他已经有苑囿了又再修筑。谷梁也与筑郿的文字相同。昭公九年冬天筑郎囿。左氏认为记载是因为合乎时宜。定公十三年夏天筑蛇渊囿。三传都没有解说。池台苑囿都不是贤明君主所喜好崇尚的，《春秋》记载这些，是用来深切痛恨三位君主耗尽百姓的劳力，扩大游玩观赏的地方，即使说合乎时宜，也不免有罪。如果圣人因为合乎时宜而记载，那就是启发后世骄奢淫逸的君主，借着闲暇的时候，放纵奢侈而不顾惜百姓，这难道是垂范后世、确立训诫的道理吗？虽然如此，详细观察鲁国国君从隐公到哀公，历经二百多年，没有不记载城筑的。其中不筑一座邑，不筑一座苑囿，爱惜民力而重视农事的，只有僖公一人而已。至于庄公，则骄奢淫逸，特别胜过其他国君，所以《春秋》在他晚年记载城筑尤其多。幸好僖公继位，能够承担他的基业，所以鲁国的宗庙社稷得以绵延久远而不坠亡。如果继位的人又像庄公那样，那么鲁国已经被其他国家吞并，将不能与《春秋》一同终了了。难怪僖公被诗人歌颂，而庄公被诗人讽刺。

记载外城之事共有六条，起初都出于霸主，后来出于晋国大夫，有的为了保卫中原而抵御外侮，有的为了会合诸侯而勤王，论其得失，都得罪于三代而有功于春秋，为什么呢？古代天子在上，诸侯以藩屏为职责，凡是筑城的事，必定请示命令后才行动，这是王制。周朝衰微，天子衰弱，诸侯恣意横行，中原的事得以自行专断，不曾请示命令于上级，侵权犯分，是王法所应当诛杀的，这就是所谓得罪于三代的原因。然而自庄公以来，强横的诸侯肆意横行，弱小的国家不能自存，王室多难，天子的地位不能自安，所以有被狄人灭国的，有被强楚胁迫的，有被东夷逼迫的。至于天子，则手足相残，颠沛流离于草莽之中，王国的危亡如同悬挂的旌旗。假使当时没有霸主的贤能，又没有大夫的辅助，来抑制强横、扶持弱小，保存灭亡、救助危难，维持并巩固它，那么国家就不是它的国家了，这就是所谓有功于春秋的原因，请详细论述。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筑邢城，三传的意思都赞美小白有存亡继绝的功劳。小白固然可取，然而邢国遭受狄人的祸患，小白率领三国军队前往救援，那么急于救患，使邢国不至于奔亡就可以了。却在聂北驻扎，犹豫观望，等待他们迁都后才筑城，虽然筑城很美，不如救援的功劳完整且好。先儒说：“与其在灭亡后筑城，不如在灭亡前救援。”这深得《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吗？二年，筑楚邱，三传的说法都不尽符合笔削的本意。因为救援邢国的军队虽然不能成功，看闵公元年记载“齐人救邢”，而僖公元年又记载“三师救邢”，那么齐侯还有救援的名义。现在卫国被狄人灭国，齐侯擅自称霸盟主，中原坐视其困，不出一分救援之力，等待他们迁都后才前往筑城，想要收取继绝的功劳，大概也难了。《春秋》直言“筑楚邱”，不记载齐侯，是不让

译齐桓公缺乏仁义的实际内容，却喜爱仁义的名声，就像说“这不是齐桓公所封赐的”那样。鲁僖公十四年，诸侯为缘陵筑城，左氏说：“诸侯为缘陵筑城并迁移杞国，不记载具体的人名，是因为史实缺失。”公羊说：“是为杞国筑城，为什么要为杞国筑城？因为杞国面临被灭的危险。”大概是徐国和莒国胁迫杞国，不提及胁迫之事，是为了替齐桓公避讳。谷梁说：“诸侯是散称，聚集在一起却称为散，为什么呢？齐桓公的德行衰微了【如果说这不是齐桓公所控制的，所以称为散称】。三传的说法中，谷梁传较为接近事实，先儒又认为是会盟。因为咸集诸侯，所以不排列次序。如果是这样，《春秋》寄托褒贬的依据在哪里呢？大概是因为杞国作为微弱的小国，迫近东夷，齐桓公担心它被胁迫侵吞而沦为夷狄，所以率领诸侯筑城来保卫它，这是齐桓公的德行。而经文总称诸侯，不记载主盟者，大概是因为自葵丘之会以后，霸业已经衰微，中原诸侯多有背叛者，所以圣人隐去他们的爵位，使得齐桓公德行衰微，与诸侯同等。鲁襄公二年，于是筑虎牢城。左氏说：“在戚地会盟，是为了谋划对付郑国。”孟献子请求筑虎牢城以逼迫郑国，于是筑了虎牢城。郑国人这才讲和。公羊说：“虎牢是郑国的城邑，为什么说筑城？是夺取了它。不说是夺取，是为了避讳在丧期征伐。”大夫没有擅自行动的事，说“遂”，是将过错归咎于大夫。谷梁说：“如果说是在中原地区，那就是把郑国当作内部。”先儒又认为郑国背叛中原，与楚国勾结，荀罃筑城以逼迫它，然后才臣服，所以不系属于郑国，使得看起来像是自己筑中原的城邑。使郑国臣服以安定中原，是善举。趁着人家丧期，夺取人家的城邑，这可以吗？这大错特错。大概筑虎牢城是为了逼迫郑国并断绝其外援，使其臣服于中原罢了，并没有夺取它的城邑。况且使郑国臣服以安定中原，这是霸主的善功，圣人怎么会仅仅指责他趁丧期征伐呢？然而戍守虎牢就系属于郑国，筑虎牢城却不系属于郑国，这是因为郑国被楚国逼迫胁迫，屡次臣服又屡次背叛，自从筑虎牢城逼迫它之后，归附晋国四年后才开始背叛。到鲁襄公十年，虽然戍守它但尚未臣服，所以虎牢不系属于郑国，是因为郑国请求臣服，将其纳入中原。等到戍守虎牢时，郑国已经不服从，那么将其视为外部是适宜的，这就是系属于郑国的原因。鲁成公二十九年，仲孙羯会同晋国的荀盈等十一位大夫为杞国筑城。左氏说：“是晋国吗？因为杞公出奔，所以知悼子会合诸侯的大夫为杞国筑城。”谷梁说：“古时天子分封诸侯，土地足以容纳其百姓，百姓足以捍卫城池来自守。杞国危弱而不能自守，所以诸侯的大夫相率为之筑城，这是变通中的正道。”大概杞国因为弱小且邻近东夷，不能自保，所以晋国的荀罃会合诸侯大夫共同协力，来承接霸主的事务，在当时来看，大概是可以认可的。鲁昭公三十二年，仲孙何忌会同晋国的韩不信等十一国大夫为成周筑城。左氏说：“周王派富辛到晋国请求为成周筑城。”谷梁说：“天子势微，诸侯不再朝觐，天子存在的意义只剩下祭祀和名号，所以诸侯的大夫相率为之筑城，这是变通中的正道。”大概当时周敬王遭遇王子朝之乱，出居狄泉，后来回到周都，向晋国请求罢除戍守并筑城，因此晋国的韩不信会合诸侯大夫为之筑城。史官记载此事，是欣喜晋国大夫对王室有功。唉！天子失去政权，权力在霸主手中；诸侯失去政权，权力在大夫手中。周朝的衰微，大概是很严重了。所以在鲁僖公时期，筑邢城、楚邱城、缘陵城，是出于齐桓公及鲁襄公之后；筑虎牢城、杞城、成周城，则是出于晋国大夫。齐桓公侵夺天子的权力，是可以指责的。然而当时没有明主，就赞许他。晋国大夫侵夺诸侯的权力，是可以指责的。然而当时没有霸主，就赞许他。阅读《春秋》的人，用三代的法则来要求他们，用一时的善举来宽恕他们，大概就不会辜负孔子笔削的深意了。

译献俘总论

古代诸侯出兵必须遵循周王的命令，讨伐他国是为了执行周王的旨意。作战获胜后，将俘虏献给周王，这是合乎礼制的。春秋时期，诸侯傲慢不臣，出兵不听从周王命令，讨伐他国不是为了执行周王的旨意，所获得的俘虏也不献给周王，反而献给弱小的国家。他们的意图是想夸大自己的功劳，使对方畏惧威势而屈服。所以《春秋》记载献俘之事，都发生在齐国和楚国。像齐、楚这样的大国，在春秋时期最为强盛，小小的鲁国，臣服侍奉他们还来不及，为什么要献俘来侍奉鲁国呢？由此可知，献俘的意图，不过是想要夸耀功劳和显示威势罢了。请考察经传来论述：庄公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俘。《左传》说：“这是不合礼的。凡是诸侯有征讨四夷的功劳，就献给周王，周王用以警戒四夷，中原各国之间则不这样做。诸侯之间不互相赠送俘虏。”《公羊传》说：“这是齐侯在威慑我，旗帜经过我国。”《谷梁传》说：“是齐侯本人，不说‘使’，是因为内部视同一体。戎俘是指戎人的俘虏。”僖公二十一年，楚人派宜申来献俘。杜预说：“是献宋国的俘虏。”《公羊传》说：“是楚子，称‘人’是因为他拘捕了宋公，这是贬低他。”《谷梁传》说：“不说是宋国的俘虏，是不认可楚在宋国获俘。”考察庄公三十年，齐人讨伐山戎，第二年就来献俘，这就是从山戎那里获得的俘虏。齐国和鲁国交好很久了，庄公从二十二年开始与齐国联姻，结盟借粮，纳币观礼，侍奉奔走，鲁国没有一年不这样做。以齐国这样的大国，齐桓公正称霸，却亲自前来献俘，并不是畏惧鲁国。大概是因为二十六年宋国曾讨伐戎人没有成功，现在齐国军队成功了，于是向鲁国献俘，这就是想要夸耀的意思。安定华夏，尊崇王室，是霸主的事情。齐侯获得俘虏不献给周王，只是用来夸耀鲁国，所以《春秋》正名他的爵位来贬低他。意思是说，霸主的贤能，尚且轻蔑天子，没有臣子侍奉君主的心意，那么当时的诸侯谁肯协力尊崇周王呢？那么记载他的爵位，就是为了极度厌恶齐侯。《左传》、《公羊传》大概得到了这个意思，而《谷梁传》则相差甚远了。楚国自从齐桓公死后，中原没有霸主，想要驱使率领诸侯，突然主持盟会。宋襄公虽然有继承霸业的心，但力量敌不过楚国，反而遭受挫折侮辱。所以僖公二十一年盂地的盟会，拘捕宋公来讨伐宋国，这一年就来献俘，那么所献的俘虏大概是宋国的俘虏。然而盂地的盟会，楚国强大宋国弱小，实际上是楚国做主，陈、蔡、郑、许匍匐前往参加盟会，唯独鲁国不来。楚国因为鲁国没有臣服，所以借献俘的礼节，来炫耀威势并胁迫鲁国。意思是说：“宋襄公是大国，我俘获了他，鲁国比宋国弱，一定不敢背离我而不归顺。”看这一年献俘之后，鲁公就参加了盟会，诸侯在薄地结盟，就知道献俘之后，鲁国于是畏惧楚国，因此屈膝前往结盟。《公羊传》的解释，经文的意思或许如此。唉！齐桓公在庄公十一年，霸业刚刚兴起，诸侯还没有完全臣服。当时中原对霸主的期望，难道只是讨伐一个山戎而已吗？作为齐桓公，正应该谦虚谨慎，以保全大业。却突然骄傲自满，向人夸耀功劳，这也太小气了吧。至于楚国的暴横嚣张，虎视眈眈欺凌中原，那么蹈袭献俘的恶习，不值得深怪。那齐桓公以驱除夷狄的功劳，领袖当世，却首先开了坏头，开启了夷狄傲慢不臣的计谋，那么他的罪过在圣人看来，大概是楚子的百倍了。

田邑总论【附疆田堕邑】

诸侯的田邑，向上接受于天子，向下接受于先君，强者不可夺取，弱者不可给予。春秋时期，诸侯恣意横行，向上不知道有天子的存在，向下不知道有先君的存在，所以缓解一时困难的人，割让土地给别人而不觉得羞耻；贪图一时利益的人，兼并别人的土地而不顾惜。孔子深深痛恨这种弊端，所以凡是夺取一个城邑一块田地，必定详细记录原因，来警戒贪婪残忍、激励衰败懦弱并保存王法。请考察经传来论述：经文中记载“假田”的，记载“归田”的，记载“疆田”的，记载“归邑”的，记载“堕邑”的，都是根据当时取予的实际情况，来表示褒贬。隐公八年，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左传》说：“郑伯请求废除泰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用泰山的祊地交换许田。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是不祭祀泰山了。”《公羊传》说：“祊，是郑国的汤沐邑，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都跟随，在那里有汤沐邑。”《谷梁传》说：“称宛的名字，是用来贬低郑伯，厌恶他割让土地。”《左传》的意思，认为祊地靠近鲁国，许田靠近郑国，所以郑国用祊地交换许田，各自靠近自己的地方。现在考察经文的上下文，才知道《左传》的说法不对。考察隐公四年夏天，鲁公和宋公在清地相遇，这一年卫国州吁联合郑国围攻宋国东门，所以宋公讨伐郑国而翚防御他。大概清地的相遇，鲁国亲近宋国东门之战，宋国仇视郑国，所以鲁国帮助宋国谋划郑国。到了五年，宋国围攻郑国长葛，于是郑国来向鲁国求和。六年，宋国夺取长葛。八年，郑国于是归还祊地来结交鲁国。鲁国得到祊地后，于是背叛宋国亲近郑国，所以十年会合郑国讨伐宋国，在管地打败宋军，夺取郜地，夺取防地。那么郑国所以归还祊地，志向在于求取鲁国、出卖宋国而已，不是为了交换许田。邱明看到桓公元年有璧假许田的事情，于是这样说。祊地就是祊地，许田就是许田。隐公距离桓公，大概隔了一代。祊地归还鲁国，也已经很久了。如果郑国真的交换许田，应该在隐公时取回，怎么会有隔了一代才开始责

译偿还了吗？既然《春秋》经文没有记载，那么左丘明的说法，我就不相信了。《谷梁传》认为贬低郑伯是因为他厌恶割让土地，这种说法固然如此，却不知道鲁国夺取郑国的祊地，罪责是相等的，所以经文下面记载“入祊”来谴责鲁国。桓公元年，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左传》拘泥于前面的说法，认为这一年郑国才开始夺取许田以完成祊地的交换，这显然是不对的。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凭空产生不同的说法，认为这不是用璧玉交换，只是编造这样的文字，是为了掩饰鲁国直接拿许田给郑国的事实，这又是不对的。假如郑国不用璧玉交换，那么《春秋》为什么要偏袒鲁国和郑国而掩饰他们的恶行呢？大体上在隐公时期，鲁国和宋国勾结，侵凌郑国，郑国不得已归还祊地，侍奉鲁国以缓解祸难。隐公死后，桓公背负大恶，担心诸侯讨伐自己，想要与郑国修好，所以郑国挟制桓公的罪恶而取回许田。圣人记载这件事，不只是责备郑国，也是责备鲁国。宝玉和土地，是天子的赏赐，国君所守护的。现在郑国用璧玉归还鲁国，鲁国用田地给郑国，丧失了天子的赏赐，抛弃了国君所守护的东西，罪过太大了。僖公三十一年，夺取济西田。《左传》说这是分割曹国的土地。杜预说，二十八年，晋文公讨伐曹国，分割它的土地，边界没有确定，到这时才把它赐给诸侯。《公羊传》说：“从曹国夺取的。”不说从曹国夺取，是为了掩饰夺取同姓国家的土地。晋侯拘捕曹伯，把他所侵占的土地分给诸侯。三传的意思，都认为分割曹国田地，是因为重耳出亡经过曹国，而曹共公不礼遇他。晋文公称霸后，又有依附楚国的罪过，曹国对晋国的怨恨很深，晋国对曹国的仇恨很重。所以二十八年进入曹国，拘捕曹伯，把土地赐给宋人。到这时分割曹国的土地给诸侯，而鲁国得到了济西田。然而考察经文，凡是记载田邑，或者夺取或者归还，或者写明主人名字。郑国归还祊地而连属郑国，齐国得到济西田而连属齐国，这是正确的。假如济西田果然是曹国的土地，那么经文应当记载“夺取曹国的济西田”，不应当隐去不写。况且重耳继承霸业，以大义号令诸侯，曹国虽然对晋国有仇，何至于进入它的国家，拘捕它的国君，而又分割它的土地给诸侯呢？假如重耳擅自分割天子的土地，私自送给别人，那么《春秋》所记载的必定有办法显明他的重恶，而经文没有说，那就显然不是曹国的田地了。况且曹国是小国，晋侯既然分给鲁侯，那么齐、宋、卫、陈都应当得到。把一个小国的土地分割，遍赐诸侯，那么曹国就不能存在了。而又过了十四年新城之盟，曹伯来会盟，直到《春秋》结束曹国仍然存在，这是为什么呢？那么济西田应当是鲁国侵占的土地，因为晋国而恢复。大概晋文公称霸后，率领服从的同盟，想要纠正他们的封疆，以抑制诸侯的侵叛，所以恢复鲁国所侵占的土地，使得鲁国能够夺取并归还它。宣公元年，齐人夺取济西田。《左传》说：“为了立公的缘故，用来贿赂齐国。”《公羊传》说：“用来贿赂齐国，是为了弑杀子赤的贿赂【子赤是齐国所立的】”《谷梁传》说：“说夺取，是授予的意思。”十年，齐人归还我济西田。《左传》说：“公到齐国，齐人因为我国服从的缘故归还我济西田。”《公羊传》说：“齐国已经夺取了，说‘我’，是没有断绝与我国的关系。齐国说夺取，其实并没有到齐国去。”《谷梁传》说：“公娶齐女。”齐国因此以兄弟之礼归还，不说‘来’。公到齐国，接受它。成公二年，夺取汶阳田。《左传》说：晋军与齐国佐在袁娄结盟，让齐人归还我汶阳的田地。《公羊传》说：鞌之战的缘故。八年，晋侯派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左传》说：季文子私下对韩穿说：汶阳的田地，是我国的旧地，而用兵于齐，让归还给我们，现在有两个命令说归还给齐国。七年之中，一次给予一次夺取，反复无常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霸主将要施恩德，却这样反复无常，凭什么长久拥有诸侯呢？《公羊传》说：来说，是内辞，胁迫我国让它归还。《谷梁传》说：对齐国是缓和的言辞，不让我方完全失去。定公十年，齐人来归还郓、讙、龟阴田。《左传》说：春天与齐国讲和，夏天，公会齐侯于祝其，孔子担任相礼。齐人在载书上增加说：齐军出境而不以三百辆甲车跟随我的，有如此盟。孔子让兹无还揖对说：如果不归还我汶阳的田地，我以共命者，也如此。所以齐人来归还郓、讙、龟阴田【三邑都是汶阳的田地】《公羊传》说：孔子在季孙那里行事，三个月没有违背，齐人因此来归还。《谷梁传》说：夹谷之会，孔子担任相礼，齐人鼓噪而起，想要拘捕鲁君。孔子命令司马制止，罢会。齐侯让优施在鲁君幕下跳舞，孔子命令司马执行法度，首足异门而出。齐人来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哀公八年，齐人夺取讙及阐。冬天，齐人归还讙及阐。《左传》说：齐悼公来鲁，季康子把妹妹嫁给他，即位后迎娶季鲂侯通，鲁国不敢给，齐侯怒而伐我，夺取讙及阐。秋天，与齐国讲和，齐闾邱明来盟，并且迎娶季姬回去宠幸。冬天，齐人归还讙及阐。《公羊传》说：贿赂齐国，是为了让邾娄子益来【邾娄是齐国的与国，害怕齐国愤怒而贿赂它】《谷梁传》说：掩饰内部。所有这些，都是齐鲁自宣公以来夺取田地，经传始终的踪迹。大概齐国与鲁国相邻，而齐国强鲁国弱，所以鲁国的土地多见迫于齐国，日削月朘，不能自保。其间虽然尽奉事之礼，借强国之力，得还其故地，然而衰

译微弱不振已经太过分了。所以圣人详细记载在史册上，也是哀伤鲁国的衰弱而痛心齐国的强盛。因此，经文从文公十四年开始，鲁国因为子叔姬的祸难，齐国曾与鲁国结仇，那时鲁国对待齐国的礼节重于对待晋国，而宣公更是严重，大概因为他杀了公子赤自立，害怕齐国讨伐，所以在即位的第一年，就用济西的土地来向齐国求取宠幸，而鲁国与齐国关于田地的争端实际上从此开始。从此以后，国君亲自到齐国的有三次，大夫到齐国的有四次，国君防备齐国讨伐以及平定国事的有一次。他们车马相连，屈身侍奉齐国，几乎没有哪一年是空过的。齐国因为鲁国已经屈服，所以趁着国君前来而归还了济西的田地。经文写“我”，是明确说明这原本是鲁国的土地；不写“来归”，解说的人认为这是国君亲自从齐国接受的。等到成公即位，臧孙许与晋侯结盟，开始背离齐国而归附晋国。齐国因此对鲁国产生怨恨，所以在二年春天，齐国人攻打我国北部边境。鲁国想要巩固与晋国的友好关系，免除齐国的祸难，所以这一年趁着郤克怨恨齐国，四位卿大夫请求晋国军队与齐国作战并打败了它。齐国军队既然战败，就派袁娄来请示，并在晋国接受盟约。晋国向齐国传达命令，让齐国把田地归还给鲁国，所以鲁国于是得以取得汶阳的田地。不说是“归还给我”，而说是“取得”，大概是因为对方想要归还就说“归还”，我方有能力取得就说“取得”。汶阳的田地，不是齐国想要归还的，而是借助晋国的力量才归还的，所以说“取得”。然而五年在虫牢，七年在马陵结盟，晋国因为齐国顺服，又与齐国交好，所以在八年派韩穿来谈论将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晋国作为盟主，号召诸侯，致力于保持信义就可以了。前年鲁国跟随晋国，已经命令齐国将田地归还给鲁国，现在因为与齐国交好，晋国又命令鲁国带着田地给齐国，这种背信弃义，始终反复，可以说是很严重了。所以经文记载“晋侯派韩穿来谈论”，是痛恨晋侯的不守信义，又慨叹鲁国的土地是天子分封的，不是晋侯可以控制的。现在晋国派一个大夫来谈论，让田地归还给齐国，这就是说鲁国的政令受制于晋国，所以经文详细记载以表示厌恶。然而汶阳的田地，经文不直接说“归还给齐国”，也没有齐国取得的记载。根据左氏记载季文子的话，似乎鲁国没有给予。而定公十年归还郓、讙、龟阴田地，传文说孔子与齐侯盟约返还汶阳的田地，所以齐国人来归还。杜预又说这三个城邑都是汶阳的田地，如果按照这两家的说法，那么郓、讙、龟阴田地就是汶阳田地。然而这三个城邑既然是汶阳的田地，那么经文应当直接记载说“齐国人来归还汶阳田地”，怎么能改变文字呢？我曾经讨论过，《春秋》记载归还田地有两个体例：有的说“归还给我”，有的说“来归还”。按道理推断，“归还给我”的，是带着土地还给我，像记载“取得济西田地，归还给我济西田地”就是这样；“来归还”的，是带着土地给我，像记载“宛来归还祊，我进入祊”就是这样。郓、讙、龟阴田地，经文不写“取得”而说“来归还”，那么这是齐国人带着土地给鲁国，是很明显的。三传都说夹谷之会，孔子做相礼，所以齐国人害怕鲁国而归还田地。孔子只是一个旅人，周游天下，没有一个国君能重用他。自从定公七年，齐国夏攻打我国西部边境。八年，国君两次侵犯齐国。夏天，齐国夏又攻打鲁国。到十年，才开始与齐国讲和，并举行夹谷之会，那么这三个城邑的归还，大概是齐鲁消除怨恨修好，所以以此奉献给鲁国。然而齐国强鲁国弱，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现在虽然交好，齐国为什么害怕鲁国而把田地还给它呢？大概齐国不是害怕鲁国，实际上是害怕晋国。查考定公八年，国君因为齐国夏攻打我国，于是与晋国军队在瓦左会师，说晋国的士鞅、赵鞅、荀寅来救援我国，所以国君与他们会师。那么齐国归还田地的原因，是害怕鲁晋联合军队来讨伐它。况且当时齐景公在位，崔氏的祸乱刚刚平息，而田氏的权势逐渐兴盛。景公不关心国家局势将要灭亡，却骄奢淫逸，重赋厚刑，那么他的衰败迹象已经很严重了。如果加上晋鲁的军队，将承受不了这种祸患，那么归还田地给鲁国，也是缓解祸患的方法吧？哀公八年，取得讙和阐。左氏说因为季姬的缘故，与齐国结怨，所以齐国取得这两个城邑。等到季姬回到齐国，才归还讙和阐【详见齐悼公及前例】。这话没有见于经文，大概是因为去年进入邾国，把邾子益交给齐国，所以齐国人怨恨鲁国，于是取得讙和阐。到这一年，国君已经把邾子益归还给邾国，所以齐国人归还了这两个城邑。凡是诸侯的土地，取得和归还都记载的，是厌恶他们专断。取得而不归还，那就更严重了。经文记载归还田地、取得田地，其意义就在这里。昭公元年，叔弓率领军队划定郓地的边界。左氏说：季武子攻打莒国，取得郓。莒国的展舆即位，剥夺了众公子的俸禄。秋天，齐国接纳去疾，展舆逃奔吴国。叔弓率领军队划定郓地的边界，是因为莒国发生动乱。公羊说：为什么率领军队前往？是害怕莒国。左氏只记载其事，没有褒贬。公羊认为害怕莒国是对的。查考文公十二年，季孙行父修筑诸和郓的城墙，郓本来是鲁国的城邑，土地邻近莒国，后来被莒国夺取后又取回，所以昭公元年经文记载取得郓。然而鲁国虽然得到郓，但还是害怕莒国的侵夺，所以叔弓一定要率领军队去划定边界。然而经文记载率领军队的很多，都是为了讥讽大夫的专断。所以大夫率领军队修筑城邑，到文公时才在经文中出现。率领军队划定田地，到昭公时才在经文中出现。现在这里的记载，是为了显示昭公不能独自掌握国家权柄，威权被臣下擅夺。沿袭到定公十年，不只是大夫专断，而且家臣也能恣意横行。所以

译鲁定公十年，两书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围困郈邑。鲁定公十二年，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拆毁费邑。《左传》记载此事非常详细，已见于鲁定公篇。《公羊传》说：“孔子在季孙氏那里任职，三个月没有违背他的意愿。”又说：“大夫家中不收藏铠甲，城邑没有周长百雉的城墙。”于是拆毁了费邑，拆毁了郈邑。《谷梁传》说：“‘堕’就是‘取’的意思。”《左传》记载此事非常详细，而明确地认为《谷梁传》的说法大不相同。《公羊传》似乎得其意旨，当时家臣僭越窃权，占据强大的城邑而扰乱公室，其背叛行为屡次发生。因此季孙氏拆毁城邑，捣毁他们的巢穴，使他们不能肆意逞凶，而鲁国的宗庙社稷才得以勉强保存。有人说是孔子主张讨伐并拆毁这些城邑。唉！圣人治理国家，必定先修明政治刑罚，巩固根本，做防患于未然的打算。政治刑罚不修明，根本不巩固，仅仅拆毁他们的封邑来缓解眼前的祸患，是多么浅陋啊？大体上圣人经营谋划，必定先图长远，不草率对待眼前之事。所以季康子担忧盗贼，孔子告诫他不要贪欲；季康子问政，孔子告诫他要端正自身。由此推论，当时家臣如此强悍，孔子用来惩戒他们的方法，必定不会仅仅是拆毁城邑这样浅陋的做法。然而《春秋》必定记载此事，以显示从前两家专权，侵凌国君；如今家臣僭越暴虐，又侵凌三家，上下相承，如同出于一条轨道。这实在令人痛惜鲁国的衰弱。唉！春秋末期，争夺土地而作战，杀人遍野；争夺城邑而作战，杀人满城。各国都是如此。假使当时各国各自守卫疆土，都遵循周王制度，强国不吞并弱国，大国不兼并小国，那么战争征伐从何而起呢？只因贪婪暴虐不知满足，奢侈之心日益放纵，致力于扩大封土，自认为强大高大，因此侵伐兴起而争斗频繁，田邑的利益，时而属于彼时而属于此，没有固定的归属，真是令人感叹不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