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比事卷七　　　　　宋　沈棐　撰

译这是作恶最严重的人。况且自从进入《春秋》记载的时代以来，诸侯中没有灭亡他国的，自从齐襄公在纪国开了这个坏头，致使纪侯失去了宗庙社稷，流亡在外，无法祭祀他的先君。襄公残忍暴虐而毫不顾惜，从此《春秋》中的诸侯便以灭国为常事，如果不是襄公，还有谁能开启这种风气呢？卫宣公无道，宠爱庶子而杀害嫡子，伋的死，是朔一手造成的，那么朔得罪了卫国，他不应当被立为君位是很明显的。宣公死后，朔安然自立，在卫国得志五年，泄职知道大义所在，拥立黔牟来奉承康叔的祭祀，使卫国的正统得以恢复，那么黔牟不应当被废黜也是很明显的。朔不应当被立，黔牟不应当被废，襄公因为贪图卫国朔的依附，于是会合诸侯的军队，抗拒天子的命令，讨伐卫国并拥立朔，这难道只是扰乱大义、明教所不能赦免的吗？简直是蔑视周王室了。所以比较诸侯的罪过，齐国最重，鲁国次之，其他诸侯又次之，而朔的罪恶就不值得讨论了。唉！人伦不可扰乱，而襄公扰乱了它；敌国不可欺凌，而襄公灭亡了它；王命不可违抗，而襄公抗拒了它。犯了这三项大恶，那么凭什么继承太公的祭祀，称霸诸侯呢？他不能善终，是理所应当的。

译桓公会见两位霸主

孝公【名昭，僖公十八年即位，二十七年去世】

根据《左传》记载，齐桓公的夫人没有儿子，后宫宠妾众多。地位如同夫人的宠妾有六人。长卫姬，生了无亏；少卫姬，生了惠公；郑姬，生了孝公；葛嬴，生了昭公；声姬，生了懿公；宋华子，生了公子雍。桓公与管仲将孝公托付给宋襄公，立他为太子。雍巫受少卫姬宠爱，向桓公进献美味，也得到桓公宠爱。桓公答应少卫姬，立无亏为君。管仲死后，五个公子都谋求即位。桓公去世，易牙与宦官貂杀死众官吏，立无亏为君。孝公出逃到宋国。僖公十八年，宋公率领诸侯讨伐齐国，立孝公为君。四位公子的党羽抵抗宋军。宋军于是在甗地作战，齐军战败，杀死了无亏。所以宋襄公立了孝公就回国了。如果有嫡子就立嫡子，如果都是庶子就立年长的，这是古今通行的道义。桓公没有嫡子，六个儿子都是庶出，而无亏出自卫姬，是众庶子中的长子。用道义来衡量，那么无亏应当即位，这是很明显的。桓公被私宠迷惑，起初将孝公托付给宋襄公，后来又答应易牙。凭着管仲的贤能，不能以大义决断，最终导致五公子之乱，齐国的祸患实际上是由桓公和管仲开启的。等到孝公即位后，二十一年与宋襄公在鹿上结盟。当时，宋、楚两国争霸，所以宋襄公邀请两大国在鹿上主持盟会，而宋、楚两国的霸业尚未确定。孝公不敢背叛宋国而侍奉楚国。到了二十一年盂地的盟会，二十二年泓水之战，宋军战败，中原的形势已经偏向楚国，而宋国不足以依靠。孝公于是开始讨伐宋国，包围缗地以报复宋国的恩情，转而侍奉楚国了。宋襄公是天子的上公，而楚国是夷狄。孝公的即位出自宋襄公，即位之初，既不能讨伐楚国以继承桓公的基业，又不能辅佐宋襄公以报答确立君位之恩，反而忘恩负义，抛弃华夏而亲近夷狄，使先君的功业一旦坠地，令人叹息不已。

孝公与狄人的始末

桓公兴起霸业于天下，圣人赞许他。因为他在狄人强暴猖獗的时候，能够纠合诸侯，挫败强暴的锋芒，振奋中原的气象，这是值得嘉奖的。从孝公开始，狄人的祸患，在甗地的战役中，向狄人求救，并且与他们结盟【僖公十八年，狄人救援齐国；二十年，结盟】。此后狄人倚仗他们的功劳，侵犯不止【僖公三十年，三十三年，又四年，九年，十一年，宣公三年，赤狄四年，狄人】。大概夷狄不可以与他们共享功劳，与他们共享功劳，最终就会遭受他们的祸患。孝公如果不能抵御驱逐他们，以继承先君的功业，反而开启了他们的贪婪，给子孙留下祸患，使霸业不能完成，可惜啊。

昭公【名潘，僖公二十八年即位，文公十四年去世】

晋文公的事迹，见《二霸》例；齐鲁之间的事迹，见《鲁公》例。

懿公【名商，文公十四年即位，十八年被齐国人杀死】

根据《左传》记载，鲁国的叔姬嫁给齐昭公，生了舍。叔姬不受宠爱，舍没有威势。公子商人，是桓公的儿子，昭公的弟弟。他在国内频繁施舍恩惠，并且聚集士人。耗尽家财借贷给公家官吏，以延续这种施舍。昭公去世，舍即位。商人杀了舍而自立。他的哥哥元，元不接受。等到商人自立，元不顺从他的政令。五年后，齐国邴歜的父亲杀了商人。齐国人立公子元。《春秋》经文说：“齐人杀他们的国君商人。”称商人名字，是为了表明商人篡位弑君自立，国人并不认同他。齐国自桓公去世，历经孝公到懿公，共三位君主，有的因战伐即位，有的因篡弑即位，都起因于桓公去世时不正，所以互相争夺，祸患不止。然而昭公在位时，商人频繁施舍聚集士人，叛逆之心已经萌发，而昭公不早点图谋，养成了他的恶行，最终导致灭亡。那么昭公的死，大概也是自取灭亡。唉！商人弑君夺国，在齐国逞志，自以为能长久拥有封土，没有敢轻视他的人。然而几年间，看见尸体仆倒车上，君位和性命都丧失了。大概善恶报应，事情往往如此。可悲啊！解说的人说晋国主持中原盟会，是诸侯所倚仗的。齐国的动乱，两位国君被杀，曾经没有向晋国求救，晋国也没有救援。为什么呢？大概当时晋灵公执政，昏暗不像君主，自己不免于赵穿的祸难，怎么能救援其他国家，以振兴盟主的威势呢！

惠公【名元，宣公元年即位，十年去世】

与莒国的始末

惠公在位十年，事迹很少与其他国家有关，只有鲁国因为娶妻取田，交往较多，已在《齐鲁》例文中提及。十年记载“元卒”，齐国崔氏出逃到卫国，崔氏扰乱齐国，事情从这里开始。祸患虽然起于惠公，但崔氏出逃时，惠公已经去世，祸患也转移到了齐国大夫身上。条例只记载齐国讨伐莒国，自惠公后屡次见于经文，于是接着记载此事并加以论述。考察《春秋》，曹、滕、邾、莒以下都是小国，但各有归属：邾归属鲁，许归属郑，曹归属宋，它们之所以被讨伐，不过是因为它们侍奉的国家。只有齐国与莒国也是这样。根据宣公四年，鲁公与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莒人不愿意，鲁公讨伐莒国夺取向地。大概莒、鲁又互相信任友好，到宣公才开始侵伐，所以十一年公孙归父会同齐国讨伐莒国。从此鲁国没有仇视莒国的记载，而齐国屡次对莒国用兵。所以十三年齐军讨伐莒国，襄公二十三年齐侯偷袭莒国，二十四年齐国崔氏讨伐莒国，昭公十九年齐国高发讨伐莒国，二十二年齐侯讨伐莒国

译大概从鲁次宣公到鲁昭公，讨伐莒国的有六次。虽然在鲁宣公十七年马陵之盟中，鲁国服从晋国以缔结盟好，但最终仍不免遭受齐国的侵伐，这是因为两国疆土相连，齐国的强盛足以控制莒国的要害之地。然而齐国自齐僖公到齐懿公，历经多位君主，并非没有向小国逞威，但《春秋》中没有记载齐国讨伐莒国的文字，直到齐惠公才开始记载，这是因为齐鲁两国交好已久，而莒鲁两国的友好关系在此之前未曾断绝。鲁国既然事奉齐国，那么齐国原本就不太看重侵伐莒国，到了这时鲁公平定莒国和郯国，莒国人没有听从鲁国的请求，两国的友好关系才开始产生离间和猜忌。鲁国既然联合齐国去讨伐莒国，那么齐国趁着鲁国的意图对莒国兴兵，是形势使然。虽然如此，假如齐侯能够安抚小国，始终不变，在聚向之战中以大义规劝鲁国，使其对莒国的祸患感到后悔，心悦诚服地顺从，那么齐惠公的德行也就美善了。

译顷公（名旡野，鲁宣公十年即位，鲁成公九年去世）

齐国与晋国争雄已经很久了。景公继承晋国的霸业，霸权尚未衰落，而齐国到了顷公时，国势逐渐衰弱。鲁国、卫国等国的君主都依附晋国而背离齐国，敢于跟随晋国进行征伐。所以在鲁宣公十七年，晋侯主持断道之盟，派郤克向齐国请求防地。齐国派妇人观看郤克并嘲笑他，郤克大怒，发誓要报复齐国。他派栾京庐在齐国待命，自己则回国。从此以后，讨伐齐国的战役、鞌之战，都是由郤克主持，这就是齐晋结怨的原因。所以鲁宣公十二年记载晋侯、卫国世子臧讨伐齐国。鲁成公二年，鲁国四位大夫联合四国讨伐齐国，齐军大败。卫国因为依附晋国参加了断道之盟，所以在鲁成公二年，卫国孙良夫在新筑与齐国交战。鲁国也依附晋国，夺取了汶阳的田地。所以这一年四位大夫在鞌地作战。大概当时诸侯都跟随晋国，齐军兵力更加单薄，所以战败。鞌之战后，齐国派遣使者请求结盟，晋侯答应了。从此直到鲁成公去世，齐国不再对鲁国用兵，那么齐国畏惧晋国就可以知道了。唉！齐国霸业的衰落，难道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吗？

灵公（名环，鲁成公九年即位，鲁襄公十九年去世）

齐国自从晋国重耳去世后，很少跟随晋国交好，到了顷公时，在鞌之战中被郤克打败，在袁娄请求结盟，于是听从晋国的命令。从鲁成公五年虫牢之盟，到鲁襄公十四年讨伐秦国的战役，凡是盟会征伐跟随晋国的共二十八年，其中结盟的有九次（鲁成公五年虫牢，七年马陵，九年蒲，鲁襄公三年鸡泽，九年戏，十一年亳城北，共九次），会合的有六次（鲁成公十五年钟离，鲁襄公五年戚，八年邢邱，十六年沙随，鲁襄公十一年萧鱼，十四年向），一同讨伐的有十一次（鲁成公八年讨伐郯国，十六年讨伐郑国，十三年讨伐秦国，十六年讨伐郑国，鲁襄公九年、十年、十一年讨伐郑国，十四年讨伐秦国，又讨伐郑国），一同救援的有两次（鲁成公七年救援陈国和郑国，鲁襄公三年救援郑国），筑城的有一次（鲁襄公二年虎牢），都是依附跟随盟主，以匡正中原，抵御强大的楚国。等到鲁襄公十五年，晋悼公即位，晋平公继位，齐侯趁机再次叛离，屡次与鲁国结仇，所以在四年之间，侵犯讨伐鲁国边境的共有六次。大概鲁国背离齐国侍奉晋国，齐国积怨已久，幸亏景公一战，军威足以挫败他们，而厉公、悼公有的凭借威势强大，有的凭借道德仁义，都能制服齐国，而鲁国因此没有恐惧。一旦趁着悼公去世，就对鲁国发泄怨恨了。平公愤恨齐国的蛮横，想要总括前代的功业来安抚诸侯，所以在鲁襄公十八年联合十二国的军队一同围攻齐国，十九年率领诸侯举行祝柯之盟。这时晋国虽然强大，但齐国还没有屈服，所以卫国孙林父、晋国士匄又率领军队去侵犯讨伐它。等到灵公去世，庄公光即位，齐国才开始服从晋国。然而当齐国没有叛离晋国的初期，那些听从盟会命令的，自从虚朾之盟以后，有时是崔杼，有时是世子光，有时是齐国人，都不记载齐侯，为什么呢？查考《世家》，灵公十年，晋悼公讨伐齐国，齐国让世子光到晋国做人质，十九年立公子光为太子，高厚辅佐他，让他会合诸侯于钟离。大概当时世子光在晋国，所以晋国会合诸侯都是由光代理齐国事务。光既然在晋国，齐国没有监国，那么灵公不敢亲自前往，是适宜的，所以有时派遣崔杼，有时派遣齐国人出现在经文中。唉！齐国的强大，不如晋国已经很久了。作为灵公，如果能崇尚道德仁义，修明政治刑罚，使诸侯服从从而战胜晋国是可以的，如果不能，那么侍奉晋国也是可以的。既然不能强大，又不能示弱，却趁机挑衅，时而叛离时而服从，自取危险耻辱，也太荒谬了！

庄公（名光，鲁襄公二十年即位，二十五年被崔杼杀害）

庄公鉴于灵公的过失，畏惧晋国讨伐，即位之初，首先跟随晋国结盟，所以鲁襄公二十年澶渊之盟，二十一年商任之会，二十二年沙随之会，齐国都参加了。等到晋国发生栾盈的祸乱，庄公于是讨伐卫国，讨伐晋国，既与盟国结仇，又虐待盟主，再次失去晋国的友好，所以鲁国仲孙羯率领军队侵犯齐国，作为晋国的掎角之势。大概当庄公刚即位时，国内有子牙、高厚的祸乱，害怕晋国趁机侵犯讨伐，无法承受这种祸患，所以勉强跟随盟约友好，以缓解眼前的祸患。等到国内祸乱大致平定，于是趁着晋国的空隙，敢于放肆傲慢侮辱，从而又向晋国招致怨恨了。查考《左传》，庄公设立勇爵，用来提升勇士，设立先驱等职，用来承担武功，所以晏平仲列举他的罪状说：“君主依靠勇力去讨伐盟主，如果不成功，是国家的福气。”由此可知庄公崇尚武力，不修礼义，所以与大国结怨，竟然毫不顾惜，完全不知道国势已经衰颓，诸侯背离叛乱，不是可以靠力争的。然而庄公虽然在晋国逞志，最终不能成就尺寸之功，死后，子孙不免屈膝接受盟约，被强国胁迫，那么讨伐之事，究竟依靠什么呢？查考《世家》，起初灵公娶鲁国女子，生子光，立为太子；戎姬生子牙，姬受宠，请求立子牙为太子，灵公答应了，于是把光迁到东边边境，让高厚辅佐子牙为太子。灵公病重，崔杼迎接光并立他为君，这就是庄公。庄公即位，杀了子牙，崔杼杀了高厚，这是崔杼拥立庄公的事实。查考《左传》，崔杼娶了棠公的妻子，庄公与她私通，崔子愤怒，又因为其间讨伐晋国，想要杀害庄公来讨好晋国。莒子朝见齐国，庄公设宴招待他，崔子称病不处理政事，庄公询问崔子，崔子于是杀害了庄公，这是杀害庄公的事实。崔氏杀害君主

译崔杼弑君，其罪恶固然该杀，然而当初齐灵公宠爱戎姬，想要立子牙为君时，崔杼能够明辨大义，从外面迎接灵公回国，拥立他为国君，他起初并非没有正当之处。可是齐庄公淫乱无道，竟然与崔杼的妻室私通，最终导致自己丧命失位，蒙受永久的耻辱，这难道不是他自己招致的吗？虽然如此，齐国十四位国君中，被弑杀的有五位：无知弑杀诸儿，商人弑杀舍，邴歜、阎职弑杀商人，崔杼弑杀光，陈乞弑杀荼，这些祸乱都起因于当时的国君溺爱宠幸私情，确定继承人不正当，所以后世的子孙争夺国家窃取权位，互相残杀灭绝，造成的祸患多得说不尽。像齐桓公那样贤明，在这件事上尚且出现失误，何况平庸的国君呢？那么拥有国家的君主，在确立嫡子、确定继承人时，不可不引以为戒。

译齐景公（名杵臼，鲁襄公二十六年即位，鲁哀公五年去世）

齐国与晋国相互较量强弱，晋国强盛时，齐国就率领诸侯依附晋国；晋国衰弱时，齐国就联合诸侯以增强自身实力。至于鲁、卫、郑等国，则是看齐、晋两国的盛衰来决定自己的向背。考察《春秋》记载，从鲁襄公二十九年到鲁定公七年，晋国的势力并未弱于齐国。从此以后，晋国已经衰弱，所以齐国取代晋国而敢于与之抗衡。这是什么原因呢？可以从齐国跟随叛乱以及鲁、卫、郑三国的向背中得知。查考鲁襄公二十九年筑杞城之战，三十年澶渊之会，鲁昭公元年号之会，十一年厥憖之会，十三年平邱之会，二十六年鄟陵之盟，三十一年筑周城之战，鲁定公四年召陵之会，臯鼬之盟，七年杀之会，都是晋国主持会盟，而齐国与诸侯都参与其中。由此可知，当时晋国势力未弱，齐国不敢背叛晋国，诸侯也不敢立刻归附齐国。到了鲁定公七年，鲁、卫、郑三国大都舍弃晋国而亲近齐国。所以卫国从这一年开始，齐国拘捕了它的使者，侵犯它，随后卫国与晋侯在沙牵结盟，又会在遽蒢。鲁哀公元年，齐、卫两国攻打晋国。三年围攻戚地，惯例都是背叛晋国与齐、卫谋划，而最终攻打晋国。鲁国自从齐庄公时期，仲孙羯侵犯齐国之后，与齐国结仇。所以崔杼攻打鲁国北部边境。等到景公即位，鲁昭公七年与齐国讲和，叔孙婼到齐国主持盟誓，仲孙貜也到齐国。后来鲁昭公被季氏驱逐，二十五年流亡到齐国，齐侯在野井慰问鲁公，夺取郓地让鲁公居住。鲁公从齐国回来，住在郓地。二十七年两次到齐国，二十九年齐侯又慰问鲁公。大概因为齐国靠近鲁国边境，所以昭公投身于齐国，依靠齐国来恢复国家。到了鲁定公七年，齐国与卫国结盟，以图谋晋国。图谋晋国也就与鲁国为仇，所以这一年齐国国夏攻打鲁国西部边境，鲁公两次侵犯齐国。齐国国夏又攻打鲁国。十年才开始与齐国讲和，举行夹谷之会，齐人归还了郓、讙、龟阴田地。十二年鲁公会齐侯在黄地结盟，十四年鲁公会齐侯、卫侯在牵地。直到景公去世，齐、鲁、卫都和睦，才不再有二心。郑国自从鲁定公四年召陵之会、臯鼬之盟，晋国会齐与诸侯交好。到了鲁定公六年，晋国派鲁国讨伐郑国攻打胥靡（胥靡，周地，周儋翩利用郑国人作乱，所以晋国派鲁国讨伐），鲁国于是为晋国侵犯郑国，郑国害怕鲁国的祸患，所以第二年与齐侯在咸地结盟，大概是想结交齐国来抵御鲁国。八年，晋国士鞅率领军队侵犯郑国，于是侵犯卫国。这年冬天，卫侯、郑伯在曲濮结盟。大概这时卫、郑都依附齐国，仇视晋国，所以晋侯侵犯郑国就必定侵犯卫国，而卫、郑结盟，想一心一意来巩固与齐国的友好关系。自从鲁定公十年齐、鲁交好之后，叔孙州仇到齐国，第二年就与郑国讲和，叔还到郑国主持盟誓，那么鲁国不仅与齐国友好，而且对郑国的怨恨也消除了。十四年，卫国公叔戍、北宫结都来投奔鲁国，这一年鲁公会齐侯、卫侯在牵地，那么鲁国不仅与郑国友好，而且对卫国的怨恨也消除了。大体上从鲁定公以来，鲁国依附晋国而背离齐国，卫、郑依附齐国而仇视晋国。齐国防备晋国，就与鲁国讲和；鲁国讲和，那么郑、卫也就讲和了。虽然如此，齐、晋争强，从前就是这样，但齐国未曾得到卫、郑，到这时才开始跟随齐国，大概是因为哀公、定公年间，顷侯、定公执政，晋国遭受六卿之难，国内更加防备，所以景公得以侵犯权柄。唉！晋国虽然被六卿瓜分，霸业倒塌，不可挽回，然而以景公在齐国的喜好，宫室聚集犬马，穷奢极侈，厚赋重刑，总揽众恶，没有一点点善行可求，国家处于这种状况，又怎么能攻打晋国主持盟会，称雄诸侯呢！难怪他死后，传承不久，而成子得政。

齐燕始末

燕国自从穆侯（按《春秋》记载）到宣侯（当鲁桓公十二年及十三年称人见于经文），从此以后到一百多年间绝不再被记载。到了鲁襄公二十九年，燕国高止出逃到北燕。鲁昭公三年，北燕伯欵出逃到齐国。六年，齐侯攻打北燕。十二年，齐国高偃送北燕伯回国，事情才再次被记载。查考《孟子》记载齐人攻打燕国，与经文所记载的前后战伐、出逃、送归之事大多涉及齐国。以地理位置考察，燕国僻居北方边陲，与戎狄接壤，所以不与诸侯交往，而经文特别记载北燕，以显示其遥远且罕见，所以特别记载。只有齐国受封在山东，距离燕国很远，而事情每每相连，为什么呢？大概因为景公的夫人实际上是燕姬，那么齐国与燕国是婚姻之国，理应急难相救，即使遥远也必定奔赴。这就是景公时出逃、送归之事在经文中四次出现的原因。查考《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孙虿、公孙灶将大夫高止放逐到北燕，经文记载为“出奔”，是谴责高止。高止以好事为功，而且专权，所以祸难降临到他身上。鲁昭公三年，北燕出逃到齐国，《左传》说燕简公想罢免众大夫而立他的宠臣，燕国大夫合谋杀死了国君的外宠，国君害怕出逃到齐国，经文记载为“北燕伯欵奔齐”，是谴责他。大概宠幸私宠而受制于臣下，以至于出逃，他的恶行可想而知了。燕伯既然到了齐国，所以六年，齐侯攻打北燕以送他回国。《左传》说晏子道：“不能进入，燕国已有国君，百姓不贰心，我们的国君贿赂左右谄媚阿谀之人，做大事不凭信用，未曾可行。”齐侯因此未能送他回国，所以十二年，高偃又率领

译齐桓公把燕伯送入唐地。《左传》认为这是凭借燕国的民众。齐桓公拥立燕伯，是符合礼制的。《春秋》的原则是，君主即使不像君主，臣子也不可以不守臣道。燕伯沉溺于宠爱私幸之人，不能安抚他的臣下，确实不像君主了。然而身为大夫的人，怎能违背道义、僭越本分，胁迫控制君主，致使君主流亡在外呢？那么齐桓公拥立燕伯，确实符合《春秋》的原则，而晏子的言论，恐怕不足以作为后世的警戒。

译悼公【名阳生，鲁哀公七年即位，十年去世】

查考《左传》及《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景公的太子还未行冠礼就去世了，庶子荼受宠。景公病重时，派国惠子、高昭子立荼为君，并将其他公子驱逐到莱地。景公去世后，荼即位，称为安孺子。众公子害怕被诛杀，都逃亡在外。荼的同父异母弟阳生逃往鲁国。陈乞假装侍奉高、国二氏，对高昭子说：“您得到君位，大夫们都很自危，想要谋反作乱。”又对各位大夫说：“高昭子令人畏惧。”趁高昭子尚未发难，先下手为强。大夫们听从陈乞，于是杀了高昭子，派人召回阳生，与众大夫盟誓后拥立他，这就是悼公。派朱毛在帐幕下杀死了安孺子。这就是悼公即位的实情。在悼公时期，晋国已经衰弱，不能控制诸侯。而齐国与郑国、卫国从景公时就已经互相交好。齐国认为晋国不足畏惧，而鲁国可以欺凌。所以在鲁哀公八年，鲍牧攻打鲁国，夺取了讙地和阐地。查考悼公在鲁国时，季康子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等到他即位后去迎娶，季鲂侯却与这位女子私通。女子把实情告诉悼公，鲁国不敢再给。悼公发怒，所以攻打并夺取了鲁国的两个城邑，强行迎回季姬并深受宠幸。因此悼公又把这两个城邑归还给鲁国。由此可见，悼公不像君主的样子太严重了。因为妇人而夺取鲁国的城邑，又因为妇人而归还城邑。宠爱私昵，不顾礼义。那么鲁国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城邑，暗地里其实已经窥伺齐国了。所以在鲁哀公十年，鲁国背离齐国而追随吴国，并会同吴国攻打齐国。齐国人畏惧吴国的强大，想要解除国家危难，于是弑杀悼公来取悦吴国。所以《春秋》在记载伐齐之后，接着记载阳生的去世。大概是因为他骄奢淫逸不像君主，导致内外离心，理应招致祸难。晋国的赵鞅趁着齐国的动乱，率领军队侵犯齐国。那么齐国和晋国到了这个时候，大概都衰弱了。以堂堂的晋国，以前齐国对它服从奔走、参加盟会都不敢落后，现在不在齐国灭亡之前威慑齐侯，反而趁着齐国丧事去侵犯它。那么晋国的衰微，恐怕反而落在齐国之下。中原各国所畏惧的，只有强大的吴国罢了。这就是《春秋》末期的状况。

简公【名壬，鲁哀公十一年即位，未去世而《春秋》结束】

查考《史记》记载：悼公去世后，齐国人共同拥立他的儿子壬，这就是简公。简公元年，因怨恨鲁国联合吴国导致齐国被攻打，派国书率领军队攻打鲁国。这一年，鲁国会同吴国攻打齐国。齐国因为两次被吴国攻打，想要与吴国争夺鲁国，但齐国不能抵挡吴国。所以在吴国、鲁国攻打齐国之后，国书率领军队与吴国在艾陵交战，齐军大败。〇国书从此齐国的军威扫地。所以直到《春秋》结束，齐国不再见于经书。天下人所知道的，只有强大的吴国，而齐国、晋国微不足道，不能主持中原盟会。大概晋国虽然削弱，如果齐侯能够修明德政，率领诸侯远绍齐桓公的功业，使中原有所倚仗，不至于靡然顺从夷狄，那么礼义的权柄还有一定的依靠。现在晋国、齐国都衰弱，而强大的吴国正称霸，中原沦陷至此而尽。这就是圣人停止笔述的原因。

齐大夫

齐国大夫见于经书的有十八人，高氏八人，国氏五人，仲孙、崔杼、庆封、栾施、陈乞，都因为见于经书而被记载。查考《左传》僖公十二年，管仲在周天子那里平定戎狄，周天子用上卿的礼节宴请他，管仲推辞说：“臣地位低微，是有司罢了。”有天子两位守臣，国氏、高氏在，那么高氏都是天子所任命，作为齐国的上卿。考察他们的族类，记载在经书中的，在众臣中最为兴盛。高傒在庄公二十二年名字载入《春秋》，闵公二年记载“高子”，就是高傒。其后有高固、无咎、辱止、偃、发、张，共七人，都是高傒的族人。国归父在僖公三十二年来聘问，记载其后国左弱、夏书，都是国归父的族人。仲孙，大概是公族大夫，鲁国的仲孙蔑就是这样称呼。然而仲孙、高子、崔氏都不以名字记载，褒贬的意义各有不同。闵公元年，齐仲孙湫来探望鲁国的灾难，经书说“仲孙嘉之”。大概这时鲁国有庆父之乱，仲孙能够敦睦邻好，远来慰问，虽然不是君命，但道义上有可嘉之处，所以特别不写名字。二年，齐高子来结盟，杜预说齐侯派他来平定鲁国，僖公新即位，于是结盟，所以不称使者。大概这时闵公被弑，庆父出奔，成季拥立僖公，僖公不是正妻所生的儿子，高子在鲁国结盟，以安定僖公的地位，那么他援助鲁国的功劳很大，所以也不写名字。到宣公十年，齐崔氏出奔卫国，《左传》说崔杼受惠公宠信，高、国二氏畏惧他的威胁。等到惠公去世就驱逐他，出奔卫国，所以经书说“崔氏非其罪”，并且只告以族名而不写名字。这不是这样，《春秋》写氏名的，是用来讥讽世卿，如同尹氏去世的意义一样。崔氏世代做齐国卿大夫，专横恣意尤其严重，最终导致弑君的恶行，所以圣人趁着他出奔，首先兴起这个义例，来警戒天下后世宠信世臣的人，其祸患必定会达到僭越作乱的地步。至于无知、子纠、商人、阳生，都是公子。无知、子纠没有做到君主，所以称人杀了他们；商人、阳生都即了君位，所以在被弑与去世时，都按君主的礼节记载。到襄公三年终十一年，世子光共五次见于经书。查考礼制，诸侯的嫡长子未向天子誓告，就以皮帛继任子男之位，相当于他国国的上卿，所以经书凡是记载世子，都在子男之下、国卿之上，这就是它的意义。虽然如此，考察齐国大夫善恶轻重，关系到国家政事的，其先后终始，

译可以根据经义来论述。请依次加以讨论。齐国自隐公三年进入《春秋》记载以来，直到庄公二十一年，都不称呼卿的大名，大概是因为那时诸侯专断政事，大夫尚未专权。自从宣公、成公以来，大夫逐渐侵夺君权，所以盟会、侵伐之类的事情大多由他们专任，而弑君、出奔的事件开始出现在经文中。在惠公时期，高固不凭借君命来到鲁国迎娶子叔姬，又与子叔姬一起来到鲁国。惠公去世后，崔氏逃奔卫国，那么大夫的动乱大概就从这里开始了。到了顷公时期，高固在无娄专权防守；灵公时期，国佐外出与诸侯结盟征伐；高无咎外出防守，大夫崔杼三次参与诸侯的盟会，这些都是大夫专权的体现。最终高无咎逃奔莒国，国佐、高厚被杀，而崔氏竟然弑杀了庄公，大概是因为他们专权放纵开始无法禁止，所以祸乱相继发生。景公继庄公即位，在位虽然长久，但大夫逃奔他国的情况，比从前更多。襄公二十八年，庆封逃奔鲁国；二十九年，高止逃奔北燕；昭公十年，栾施逃奔鲁国；哀公六年，国夏、高张逃奔鲁国。考察导致这些结果的原因，大抵是因为他们窃取国家权柄，炫耀威势、玩弄权术；到了极点，彼此不能相容，自取流窜羞辱。在大夫固然有罪，但君主养成就到了这种地步，这又值得严厉责备了。逐渐发展到末流，在悼公、简公之间，陈乞弑君立君，都出自他手，那么他的悖逆作乱就非常严重了，因此在这两位君主在位期间，爵位不记载于经文。大概是因为国家局势衰败，君主软弱而臣子强大，国家事务所依赖的，只有臣子而没有君主了。这就好比中等人家，门内缺乏主人，上下没有法度，而强壮的奴仆和悍妇，傲慢地放纵自己，骄横之气欺凌年幼者而不顾惜。唉！王制消亡而《春秋》兴起，《春秋》衰微而战国兴起。观察定公、哀公之间，天下的风俗将要流入纵横捭阖，以混乱应对混乱，又不只是《春秋》所记载的那样了。这就是孔子哀伤它而停笔的原因。

译春秋比事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比事卷八 宋 沈棐 撰

宋

世家

查考《世家》记载：宋国出自微子之后，微子是商纣王的庶兄。周公辅佐周成王，诛杀武庚，杀死管叔，流放蔡叔，于是任命微子继承殷商的祭祀，在宋地建国。从微子到武公，共传了十三位君主，与鲁国、卫国相接。武公生有女儿，成为鲁国、卫国的夫人。武公生桓公，桓公去世，儿子宣公即位。宣公的太子是与夷，宣公病重时，想把君位传给弟弟和，和三次推辞后才接受。宣公去世，和即位，这就是穆公。穆公在惠公四十二年即位，见于《春秋》记载，在位两年后去世。从穆公到景公头曼，也是十三位君主，合计二百四十二年。现在考订这些事情的始末，按各位公君的顺序加以论述。

穆公【名和，惠公四十二年即位，隐公三年去世】

确定继承人并确立其地位，是君主制度中非常严格的规定。如果按照道义不应该立为君，却因偏爱而立他，没有不产生祸乱的。观察宋宣公的事情就可以明白了。起初，宣公对穆公说：“我爱与夷不如爱你，你何不成为君主？”宣公死后，穆公即位。等到穆公病重，召来孔父，托付宣公的儿子与夷为君，这就是殇公。穆公派自己的儿子冯出居郑国，以避开殇公。殇公即位时，公子冯在郑国。郑国想要接纳他。当时卫国州吁刚即位，打算向郑国报复旧怨，派人告诉宋国去攻打郑国。宋国人答应了，所以宋郑两国结怨，连续多年交战。到桓公二年，宋督杀害了与夷和孔父。《左传》说：“宋殇公即位，十年间打了十一次仗，百姓不堪忍受，督因此作乱，杀死孔父并弑杀殇公，从郑国召来冯而立他为君，这就是庄公。”而《公羊传》说庄公冯弑杀了与夷，与《左传》所记载的不同。《左传》认为宣公知人善任，《公羊传》则指责宣公是祸乱的根源。《左传》说：“宋宣公可以称为知人，立穆公，他的儿子享受了君位。”《公羊传》说：“君子重视居位正当，宋国的祸乱，是宣公造成的。”折中两传的说法，那么《公羊传》的观点更近情理。因为传承君位应当以正道而非私恩，这是古今通行的道义。从前吴国的诸樊想把君位让给季札，季札不接受，于是依次让给余祭、余昧并立他们为君。等到余昧当政时去世，季札逃走，国人立余昧的儿子王僚为君。诸樊的儿子光因为王僚即位而追念父亲让位的恩德，于是与专诸一起刺杀了王僚。假如诸樊不让位给季札，就不会有光的祸害。吴国的祸乱实际上起源于诸樊。与夷没有罪过，宣公出于道义，应当立与夷。但他沉溺于私爱，于是废弃大义而立穆公，这导致穆公为了报答兄长的恩德，驱逐他的儿子而立与夷，最终招致公子冯的祸难。这与诸樊的事情是一样的。《公羊传》说宋国的祸乱起源于宣公，确实如此。那么拥有国家的人因宠爱偏私而给子孙留下祸患，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做。招致违背道义的行为从而引发国家动乱，是《春秋》所谴责的罪人。

殇公【名与夷，隐公四年即位，桓公二年去世】

殇公在位十年，打了十一次仗，百姓不堪忍受，最终招致宋督的祸乱。看他联合齐、鲁、卫、陈、蔡五国，对郑国用兵，意在称霸诸侯，依靠武力逞强，使各国不敢抗拒。然而没有德行却靠威势，反而招来祸患，不仅郑国不服从，举兵报复，而且齐、鲁两国君主厌恶他的暴横，也在边境交战，共同愤恨而攻打他。查考经文，自从公子冯逃奔郑国，卫国州吁想向郑国报复旧怨，告知宋国攻打郑国，所以宋郑两国结怨，连续多年交战。经文记载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翚率领军队会同四国再次攻打郑国。五年，郑国联合邾国报复攻打，这一年宋国又攻打郑国，包围长葛。十年，翚率领军队会同齐、郑攻打宋国，宋、卫人进入郑国报复，宋、蔡、卫攻打戴国，郑伯攻打并夺取了戴国。这是宋与郑交怨的踪迹。鲁国自从穆公时在宿地结盟，于是与宋国交好，到隐公四年殇公即位，在清地相遇，重申宿地的盟约，这一年翚参与攻打郑国。六年，郑国与鲁国讲和，把祊地归还鲁国，鲁国开始背离宋国亲近郑国，所以十年翚参与郑国攻打宋公，在管地打败宋军，夺取郜地和防地。这是宋与鲁仇好变化的踪迹。卫国自从隐公二年郑人攻打卫国，对郑国有怨恨，所以四年两次会同宋国攻打郑国，八年与宋公在垂地相遇，在瓦屋结盟，十年一同进入郑国攻打戴国。这是宋卫交好的踪迹。至于齐国，自从隐公八年与宋国在瓦屋结盟，十年背离宋国的盟约，与鲁、郑攻打宋国，直到宋庄公才与宋国讲和。陈国隐公四年会同宋国攻打郑国，蔡国只在隐公四年会同宋国攻打郑国，十年一同攻打戴国，其他没有宋国仇好之事。这是宋与三国交结的踪迹。大概因为公子冯在郑国，所以与宋殇公始终不和。卫国因为州吁当政时，联合宋国以仇视郑国，后来州吁虽然死了，宋国始终不与郑国交好，因为违背了卫国的盟约，所以在殇公时期，宋卫两国绝无嫌隙。只有鲁国起初联合宋国以仇视郑国，等到郑人来输送和平，归还祊地之后，于是亲近郑国而出卖宋国以作为仇敌。至于齐国则依仗威势强大，起初没有畏惧宋国之心，宋公虽然结盟以联络它，却随即被它攻打。如果陈、蔡则比宋国弱小，所以有共同攻打的交好，而没有互相攻打的事情。所有这些国家，都查考了经传，它们跟随或背离的实情就是这样。唉！暴恶如州吁，是天下人所切齿痛恨的，而殇公始终与他结好；至于郑国是同姓之国，与宋国为亲，却连年侵伐，竟然没有丝毫悔改。

译喜爱那些应当憎恶的人，憎恶那些应当喜爱的人，他的无耻和不义也太过分了。既然如此，被齐国和鲁国讨伐，被本国的人杀死，也是理所应当的！

译宋庄公【名冯，鲁桓公三年即位，鲁桓公十一年去世，见《春秋》庄公三年记载】

按照《春秋》的法则，国君被弑杀而弑君之贼没有被讨伐，就严厉责备那个国家，认为它没有忠臣孝子。华督弑杀了一国的国君，杀害了一位贤臣，庄公即位，按理应当首先诛杀这个凶恶叛逆的人，以作为对乱臣贼子的警戒。既然不能这样做，反而因为感激他召自己即位，把他当作心腹重臣，这就使得庄公的罪过，与华督没有什么区别了。而鲁国、齐国等诸侯贪图华督厚重的贿赂，不能诛讨他，反而为他讲和，所以《春秋》经文中记载“成宋乱”，大概不仅是为了重重贬斥庄公，也是为了归罪于诸侯。然而庄公刚即位时，鉴于殇公喜好战争的祸患，最终导致丧命，所以从鲁桓公三年继承君位，直到鲁桓公十年，《春秋》经文中没有记载宋国的事。等到他暴虐的心性一旦放纵，又重蹈覆辙，于是联合诸侯，再次与郑国结仇。所以在鲁桓公十一年，因为雍氏的缘故，诱骗郑国的祭仲并拥立他，想要驱逐公子忽而立公子突。公子忽应当即位，公子突不应当即位，而庄公竟然想要颠覆别人的国家，废嫡立庶，他的恶行可想而知。鲁桓公念及宋国、郑国的怨恨，想要平息两国的矛盾，而庄公不允许，所以鲁桓公十二年，鲁国、郑国攻打宋国并交战。鲁桓公十三年又与宋国交战。鲁桓公十四年，宋国联合齐国、蔡国、卫国、陈国攻打郑国。《左传》说是为了报复宋国之前的战事。鲁桓公十五年，宋国联合蔡国、卫国攻打郑国。《左传》说是为了迎立厉公。鲁桓公十六年，鲁桓公会合宋国、卫国、陈国、蔡国攻打郑国。杜预说是再次迎立厉公。大概宋国、郑国两方互不相让，探究宋公的本心，正是想要仇视郑国，以发泄宋国的愤恨。所以在厉公在位时，就因索要贿赂而导致征伐；在昭公在位时，就因迎立公子突而导致征伐。他连年兴兵的原因，只是想要削弱郑国罢了，起初并没有真心为了厉公。鲁国自从鲁桓公十一年两次会见宋公，鲁桓公十二年的盟会，又两次会见他。大概鲁国想要平息宋国、郑国的矛盾，所以屡次进行盟会。等到宋国不允许，就联合郑国攻打宋国。鲁桓公十三年，又联合郑国攻打宋国。等到鲁桓公十五年，郑国的公子突逃奔蔡国，昭公重新回国，鲁国于是仇视郑国、交好宋国，这一年就联合宋国攻打郑国。大概鲁国因为后来郑国按爵位排序在鲁国之上而与公子忽结怨，鲁桓公十年曾有过郎地的战事。此前厉公执政时，不与郑国结仇，等到公子突出奔、公子忽回国，就防范旧怨，所以背弃郑国而交好宋国，联合军队攻打郑国。从此与宋国坚定交好，所以鲁桓公十六年防备宋国攻打郑国，鲁桓公十七年同宋国一起攻打邾国。所有这些，都是鲁国、郑国与宋国在庄公时期仇视或交好的实情。至于齐国、卫国、蔡国、陈国四国，则有共同交好的记载，没有互相征伐的事。鲁桓公十三年与鲁国、郑国、纪国作战，齐国、卫国一同参与。而卫国与宋国相比齐国更为亲近，所以鲁桓公十五年一同攻打郑国，鲁桓公十六年又会合攻打郑国，鲁桓公十七年攻打邾国，只有卫国参与而齐国没有到。这是齐国、卫国两国的实情。鲁桓公十四年、十六年攻打郑国的战役，陈国、蔡国一同参与；而陈国与宋国相比蔡国更为亲近。所以鲁桓公十五年攻打郑国，只有陈国参与，而蔡国没有到。这是陈国、蔡国两国的实情。至于郑国发动的征伐，在宋昭公以前，不过是鲁国前往会合罢了，各国未曾跟随。等到宋国攻打郑国，齐国、卫国等诸侯车辆相连，跟随宋国的军队。难道在鲁隐公、鲁桓公之间，宋国强大足以率领诸侯吗？庄公即位之初，虽然征伐的事寂静无声，但他的暴虐逐渐炽盛，后来并不亚于殇公。他能保全自身直到终老，是侥幸的。从前皇武子出使周王室，询问礼制，曾说：“宋国，是天子的上公，在周王室作为宾客。天子有祭祀之事，赐肉给他；有丧事，他拜谢。”因此孔子排列爵位，从齐国以下，都将宋国列在诸侯之上。只有鲁隐公八年瓦屋的盟会，宋国排在齐国之前，大概因为当时只有宋国是公爵，齐国尚未强大，与宋国相当；至于其他诸侯，则不能与之并列。唉！宋公的爵位如此尊贵，宋国的势力如此强大，却没有得到一位贤明的君主，继承微子的祭祀，使得后来的国君都像殇公、庄公那样，那么即使爵位尊贵、国家强大，有什么可依赖的呢！

宋闵公【名防，鲁庄公三年即位，鲁庄公十二年，被宋万弑杀】

宋国自从殇公与卫国交好，直到庄公的时代，始终没有嫌隙，会盟侵伐，没有不同步的。等到闵公即位，开始倚仗齐国攻打卫国。大概这时齐国正强盛，宋国衰弱，攻打卫国的战役，齐国是主兵，宋国前往跟随。根据《左传》，是为了迎立惠公，所以有这次征伐。公子朔与宣姜共同构陷，急子背负罪名出逃，而齐国率领诸侯去迎立他，本来就已经不对了。宋国跟随齐国攻打卫国，罪过也是相同的。等到鲁闵公六年，周王室的军队救援卫国没有成功，公子朔进入卫国放逐黔牟，〇跪杀左右公子而即位，那么齐国、宋国等诸侯抗拒天子的命令，迎立有罪的人，他们的恶行尤其严重。宋国与卫国数代交好，道义并非不深厚，当卫国发生动乱时，作为宋公，率领诸侯奉行王命，以巩固黔牟的地位，使公子朔不能扰乱卫国，是可以的。现在却损害教化、败坏道义，与齐国同流合污，使公子朔在卫国主持祭祀，而两国的盟好一旦坠地，这难道是诸侯相互交往的道义吗？鲁国自从鲁庄公九年攻打齐国迎立公子纠，与齐国结仇。干时之战，败给齐国，齐国杀了公子纠，又有长勺之战，而齐鲁交恶。等到宋闵公即位，既然与齐国交好，鲁国因为齐国的缘故，于是仇视宋国。所以鲁庄公十年在长勺打败齐军，既然在齐国得志，就侵犯宋国。这一年，齐军、宋军驻扎在郎地，以抵御鲁国，而鲁国在乘邱打败宋军。鲁庄公十一年，宋国因为乘邱之战，侵犯鲁国，鲁国又在鄑地打败宋军。大概这时宋国衰弱，所以虽然联合齐国的军队，却

译能够战胜鲁国，是因为多次被鲁国打败。宋国和鲁国的国君既然互不相让，所以在闵公在位期间，两国关系一直不和睦，而宋庄公时期建立的友好关系也就废弃了。查考《左传》记载，在乘丘之战中，鲁庄公用金仆姑箭射南宫长万，鲁庄公的右宰歂孙生上前搏斗，宋国人请求释放他，宋公却加以羞辱，宋万因此感到耻辱。十二年，宋万于是杀了闵公，接着杀了仇牧，又杀了宋督，拥立公子游。闵公破坏了先君结下的友好关系，与鲁国、卫国结下怨恨，国内没有贤臣的辅佐，国外没有敌国的援助，丧失民心、辱没国家，无耻到了极点，却还用不合礼法的话轻慢侮辱臣下，致使臣下怀恨在心、积蓄愤慨，最终自身死于臣子之手。宋万的罪过，固然不可宽恕，但这也是闵公自取灭亡吧？

译桓公【名御説，庄公十三年即位，僖公九年去世】

宋万作乱，众位公子逃往萧地，公子御説逃往亳地。宋万之子牛猛包围了亳地，萧叔大心以及戴、武、宣、穆、庄五公的后族，率领曹国的军队讨伐他们，在军中杀死了南宫牛，在宋国杀死了子游，于是拥立桓公。桓公继承君位，正值齐桓公小白称霸，便前往参加盟会，国内事务颇为简省。考察他顺从或违背齐国的行迹，宋国相比其他诸侯，服从齐国的次数最多，背叛齐国的次数最少。自从庄公十三年北杏之会以后，宋国一旦背叛齐国，齐侯便联合陈、曹、鲁三国讨伐它，宋国于是屈服。所以十四年鄄之会，宋公又参加了。从此以后，宋国大体上都服从齐国，直到小白称霸结束，不再背叛，在当时最为贤明。所以十五年再次在鄄地结盟，又一同讨伐郳国。这一年郑国侵犯宋国，所以十六年齐国为宋国讨伐郑国，在幽地结盟。十九年与齐、鲁两国结盟，又同齐国讨伐徐国。二十七年再次在幽地结盟。二十八年同齐国救援郑国。三十二年与齐国在梁邱相遇。僖公元年与齐国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为邢国筑城，又在柽地会盟，又在贯地结盟。三年在阳谷会盟。四年会盟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地，又会盟侵犯陈国。五年在首止会见周天子的世子。六年会盟讨伐郑国，围攻新城。七年寗母结盟。八年洮地结盟。直到御説在位期间，自从鄄地之会以后，对于齐国的盟会、侵伐，没有一次不参与，不像许、衞、陈、郑那样时而背叛时而顺从，不能始终如一地服从齐国。查考《左传》，闵公时宋国发生大水灾，鲁庄公派人前往吊唁，宋国回答说：“〇实在是不敬，上天降下灾难。”臧文仲说：“宋国大概要兴盛了吧？禹、汤归罪于自己而兴盛，桀、纣归罪于他人而灭亡。列国有凶灾时自称〇，是符合礼制的。言语畏惧，名声符合礼制，大概可以了吧？”不久听到消息，说：“这是公子御説的话。”臧孙逹说：“他适合做国君，有体恤百姓的心，那么御説的贤德，在当时就已著名，由来已久了。看他亲自率领诸侯，服从齐国的霸业，同心协力，驱除夷狄，拯救中原，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庄严地处在诸侯之首，他对霸业也有功劳吧？”

襄公【名兹父，僖公九年即位，二十三年去世】

襄公即位之初，小白还在称霸，所以跟随齐国结盟，会盟的有三次、九年的葵邱之会、十三年的咸地之会、十五年的牝邱之盟，就是这些。等到十七年，小白去世，襄公想要继承齐国的霸业，在诸侯中显扬名声，所以十八年与齐国军队交战，以显示义气，十九年拘捕滕子，以显示威严，夏天在曹南结盟，以使曹、邾顺服，鄫子落后于曹南之盟，在邾地，于是让邾人拘捕并使用了鄫子。秋天又围攻曹国，以讨伐它的二心，那么襄公急于确立霸业，残虐诸侯，大概像这样严重。对弱小国家施加暴虐，那么其强势容易逞强，而遇到强者就会折断。襄公不估量德行和力量，凭借这种暴戾之气，到二十一年，竟敢邀请齐、楚而称王结盟。这一年秋天，亲自联合楚子、陈、蔡、郑、许、曹六国在盂地结盟，他的意图是求取霸业，莫过于使楚国顺服，我能统领楚国，那么霸业就成就了。然而楚国的势力十倍于宋国，说宋国能使楚国屈服，不是愚蠢就是欺骗。所以会盟不久，襄公就被楚国拘捕，虽然在薄地之盟中被释放，但他的屈辱比滕子更甚。滕子微弱，不被数在诸侯之中，那么被宋国拘捕，还不足以成为中国人的耻辱。现在宋公作为先代之后，天子之上公，却被楚国拘捕，这不仅是兹父的深耻，实在是中国的大辱。襄公于是发愤于一战，所以二十二年，联合衞、许、滕讨伐郑国，以先削弱楚国的盟友。到冬天，又侵犯楚国的微弱部分，在〇地边境交战，战败而死，不能有所奋起，或许有人哀伤襄公的志向，期望继承戴公的功业，经营中原，使其不陷于荆楚，而志向未能实现，国家受挫自身殒命，徒然助长楚人的残暴，这是可悯的。然而用春秋的法度来责备他，罪不在楚国，而在宋国。人拥有十金的财产，不敢觊觎百金的资财；拥有百金的财产，不敢觊觎千金的资财。大概利益有所止境，而力量小的不可图谋大的。襄公没有小白的德行，却苟且求取大功，他的败亡固然适宜，又有什么遗憾呢？推究襄公的起始，以十八年战败齐国军队，妄意兵威可以凌驾诸侯，认为没有人比得上我，所以肆意施行暴虐，不顾礼义，求取统领楚人，以至于忧虑殒命。何不反过来思考，而效法小白的作为呢？小白称霸时，诸侯不服，不过讨伐他们，严重的就拘捕他们的大臣罢了。现在却拘捕滕子，让齐国使用鄫子，他威制诸侯，不也与众不同吗？齐国自从北杏之会纠合诸侯以来，二十五年间，诸侯奔走其命令的，有十四国，仅能讨伐楚国而结盟。现在曹南之盟，跟随宋国的只有曹、邾两个小国。大夫讨伐郑国的战役，跟随宋国的只有衞、许、滕三国。而竟想在与〇之战中使楚国顺服，他怀想诸侯顺从，不也与众不同吗？小白衣裳之会，十一次；兵车之会，四次；救国五次，筑城三国，讨伐九国，侵犯陈国一次，招抚离叛安抚贰心，救济急难灾荒，可以说是极尽了。现在战甗、盟曹、南围曹，都是一次就停止，那么他安抚柔弱的功绩，又不比小白差得远了吗。由此看来，不鉴戒小白的作为，而想要比肩他的功业，这就像去燕国却向南驾车，终究不能到达，必定困顿而死而后已。然而

译像襄公这样的人，确实是重蹈了称霸失败的覆辙。

译宋襄公仇恨曹国

襄公怨恨曹国，是因为僖公十五年，宋国攻打曹国；十九年，宋国包围曹国，就是这些事。凭借襄公起初继承齐国的霸业，在攻打齐国的战役中，在曹南的盟会上，跟随宋国的，只有曹、邾两国罢了。至于陈、郑两国，则一心依附楚国，对宋国轻蔑而毫不顾及。至于鲁国和齐国，又看宋国与楚国谁胜谁败来决定自己的向背，而襄公没有必胜的道理，大概已经在宋、卫两国断绝了道义，虽然参与了攻打齐国的战役，但在曹南的盟会上，又不再前来，那么他们对待宋国的态度已经可以知道了。作为襄公，本来应该增进修养德行，善待曹国国君，以亲近诸侯，是可以的。却专门从事威势强力，残害轻蔑小国，想要靠力争来称霸，不也很难吗？从前郑国朝见桓王，桓王不礼遇周桓公，对主事者说：“我周朝东迁，依靠的是晋、郑两国，善待郑国以鼓励来朝见的人，还担心他们不来，何况不礼遇呢，郑国就不会来了。”襄公想要称霸中原，却攻打曹国来显示威势，想要以此招致诸侯的服从，难怪自身战败国家受辱，而没有人能挽救他。

成公【名王臣，僖公二十四年即位，文公七年去世】

自从襄公在楚国战败，宋国国力不振，成公即位，没有霸主的威势，纠集率领诸侯，同心协力，洗雪前耻，强大的楚国更加横行，兴兵使宋国受害，当时齐、鲁等国的国君，都顺从楚国，没有人敢触犯楚国的锋芒，而宋国在当时遭受的祸患，最为严重，所以僖公二十六年，楚国人攻打宋国，包围缗地；二十七年，楚国人、陈国人、郑国人、蔡国人包围宋国，宋国既担忧楚国，不能与之对抗，于是被楚国胁迫，屈膝接受盟约，所以在包围宋国时，诸侯就在宋国结盟，那么宋国臣服于楚国，等到晋文公兴起霸业，侵犯曹国，攻打卫国，抓住曹国国君，交给宋国人，在城濮之战中，楚国军队大败，宋国于是开始背离楚国，归附晋国，参与中原的盟会，所以在践土的盟会、温地的会盟、翟泉的盟会，宋国都参加了，而在成公去世之前，没有遭受楚国的祸患，是因为有晋文公作为依靠。后来重耳虽然去世，宋国仍然能够跟随晋国结盟征伐，所以成公二年，在垂陇结盟，攻打秦国；文公三年，攻打沈国，都是以晋国为主，宋国辅佐，那么宋国的强盛超过了襄公时期，远矣。唉，自从齐小白去世，中原没有霸主，楚国造成的祸患，不可胜救，襄公虽然有意臣服楚国，却最终导致战败受辱，被天下人嘲笑，如果不是晋文公兴起，磨砺他的兵威，来折服楚国，那么中原几乎就要全部沦为夷狄了。那么两位霸主的功能，确实对春秋时期有补益。

昭公【名杵臼，文公八年即位，十六年被宋国人杀害】

宋国十二位国君，他们骄奢淫逸、不守正道，没有比昭公更严重的了。考察他在位期间，国内的动乱共有三次：文公七年，宋国人杀害了他们的大夫，这是第一次；八年，宋国人杀害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司城逃奔他国，这是第二次；十六年，宋国人杀害了他们的国君杵臼，这是第三次。这三场祸乱，都起于公族之间的争权，而实际上是昭公导致的，为什么呢？按照《左传》记载：文公七年，宋成公去世，昭公打算清除众公子，乐豫劝谏，他不听从。穆、襄两族的族人率领国人进攻，在公宫杀死了公孙固、公孙郑。公族，是公室的枝叶。古今天下，没有维持国家而清除其宗族的人，何况戴、武、桓、庄的公族盘根错节于国内，牢固不可破坏。昭公即位，不能亲近和睦他们，却想要突然加以剪除，那么导致动乱是必然的。八年，戴、宋襄夫人，是昭公的嫡祖母，而昭公不礼遇她。夫人凭借戴氏的族人，来杀害昭公的党羽：公孙孔叔、公孙钟离以及大司马公子卬，都是昭公的党羽。司马握着符节而死，司城荡意诸逃奔他国。夫人虽然不贤德，然而昭公应当念及祖父的恩情而侍奉她是可以的。却傲慢无礼，违背他的祖母，于是导致夫人怀恨积怨，凭借戴氏的族人诛杀党羽，在国内作乱。虽然说这是夫人的罪过，这也是昭公不孝所导致的。十六年，戴、宋公子鲍对国人以礼相待，昭公无道，国人拥戴公子鲍，凭借夫人。昭公将要到孟诸打猎，夫人王姬派帅甸攻打并杀死了他，荡意诸为他而死。《春秋》记载：“宋国人杀害了他们的国君杵臼。”国君无道啊。凭借诸侯的尊贵，占据一个国家，应当修养德行爱护百姓，使国人推戴并愿意臣服他是可以的。现在却让宋国人拥戴他们的公子，凭借夫人来杀害国君，那么昭公的无道，就更加可以知道了。唉！宋国自从襄公战败楚国受辱已经非常严重，成公依靠霸主而立国，仅仅能保住国家罢了，而他的后代国人厌恶他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凭什么继承微子的事业，光大先君的功业呢？难怪子哀耻于吃他的粮食而逃奔他国了。

文公【名鲍文，十七年即位，成公二年去世】

鲍凭借柔和谦卑的容貌得到襄夫人的宠爱，趁着昭公无道，国人拥戴并立他为君，杀害国君夺取国家。虽然不是鲍亲自做的，但趁着间隙自立，竟然没有退避的意思，与参与他的恶行没有区别。这一年，晋、卫、陈、郑攻打宋国，讨伐宋国的动乱，然而最终没能讨伐成功，于是确定文公的君位而返回。那么这四个国家的大夫，他们的恶行可以知道了。所以《春秋》都贬斥他们，而人的罪过，在于成就了宋国的动乱。从此，晋国与宋国交好。宣公元年，因为郑国联合楚国侵犯宋国，与陈、卫、曹三国在棐林会合晋国军队，攻打郑国。七年，在晋国黑壤结盟。九年，在扈地会合。十年，会合攻打郑国。十二年，结盟

译在清邱。直到宋文公去世，晋国的盟会、侵伐，没有一次宋国不参与。郑国从文公十七年开始，联合晋国攻打宋国，到宣公元年，又跟随楚国侵犯宋国。因此这一年，宋国追随晋国，两军同时进攻郑国。宣公二年，郑国的归生与宋国的华元在大棘交战，宋军战败，俘虏了华元。从此，宋、郑两国的仇怨更加深重。到了宣公三年，郑灵公被杀，襄公即位，才开始与晋国讲和。晋、郑两国既已和好，宋国的怨恨也就消解了。所以宣公七年，黑壤之盟；宣公九年，扈之盟；宋、郑两国都一同参加。到了宣公十年，郑国背离晋国投靠楚国，宋国才开始追随晋国去讨伐郑国，于是又与郑伯结仇了。楚国自从晋国的重耳去世后，历经文公到成公时期，不敢危害宋国。直到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晋景公被楚国打败，晋国衰弱，楚国强大，骄横暴虐再次横行。成公十三年，楚国开始讨伐宋国。成公十四年，包围宋国。成公十五年，鲁国的公孙归父在宋国会见楚子，于是与楚国讲和。从重耳称霸以来，到此宋国才开始臣服于楚国。大概宋国之所以能抵御楚国，依靠的只是晋国罢了。晋国既然被楚军打败，萎靡不振，那么宋国受制于楚国，向楚国屈膝，是必然的趋势。所有这些，都是晋、郑、楚三国与宋国的仇怨和好，在文公时期停止，记载在经书上的情况就是这样。自从成公以来，宋国侍奉晋国最为牢固，背叛晋国最少，它获得晋国的恩惠很重了。到了邲之战的失败，晋国的霸业虽然衰微，但景公作为君主，也不是平庸荒谬、违背道义的人。假使宋文公能深厚地结交晋国的援助，纠合诸侯，合力攻打楚国，也未必不能取胜，何至于低头顺从夷狄，助长他们的骄气，而给后人留下祸患呢？宋文公的不像君主，大概是不值得宽恕的。

译共公（名固，成二年即位，十五年去世）

自从文公鲍与楚国讲和以来，连年依附楚国。等到共公即位之初，首先与楚国人在蜀地会盟（成二年）。当时中原诸侯，只有晋国不参与，齐国、鲁国以下各国都顺从地跟随楚国，那么晋国与楚国的势力强弱就可以知道了。到了成三年，晋国联合诸侯讨伐郑国，郑国屈服于晋国，晋国的霸权逐渐增强。宋国于是开始背离楚国归附晋国，重新结盟会合。所以成五年虫牢之盟，成六年马陵之盟，成九年蒲地之盟，成十年讨伐郑国的战役，成十三年讨伐秦国的战役，成十五年戚地之盟，都是以晋国为主，齐国、宋国附从。不是宋国敢于背叛楚国，而是因为晋国足以制约楚国。从此以后，晋国与楚国争夺郑国，屡次结盟又屡次征伐，虽然郑国有反复无常的表现，但宋国则纯粹依附晋国，不敢面向楚国了。然而共公对于晋国，虽然多次参与盟会防备，没有侵犯征伐的事情。至于鲁国、卫国，则有时派遣使者交往聘问，有时兴兵互相仇视，友好的情分不能始终如一。考察经传，有可以说明的。鲁国自成四年起，宋共公派遣华元前来聘问，以通好嗣位；成五年，鲁国派遣仲孙蔑到宋国回报华元的聘问，都没有发生过侵犯征伐。到了成六年，仲孙蔑、叔孙侨如率领军队侵犯宋国，才开始抛弃友好交恶。按照《左传》的说法，这两人侵犯宋国是出于晋国的命令，而晋国恼怒宋国，是因为宋国推辞会盟。推辞会盟的事情没有记载在经文中，《左传》认为宣元年宋国与楚国讲和之后，华元派遣公子围、灶作为人质留在楚国，成五年围、灶回国，宋国怨恨华元让自己代替他们做人质，想要攻打华元，共公杀了华元。在虫牢之盟时，诸侯谋划再次会盟，宋共公派遣向为人以子灵（华元）的灾难为由推辞，晋国因为宋国有二心，所以会合鲁国讨伐它。宋国困苦，鲁国、晋国在成七年再次在马陵结盟，于是晋国的怨恨才消除，也恢复如初友好。所以成八年宋国、鲁国两国才开始订立防契（成公的姊妹穆姜的女儿做了宋共公的夫人），华元前来聘问，公孙寿前来纳币。第二年伯姬嫁到宋国，季孙行父到宋国送嫁女，直到共公去世，宋国与鲁国保持友好。至于卫国，则在成六年，孙良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已经记载在经文中，而《左传》说伯宗、夏阳劝说卫国孙良夫、〇相郑国的伊雒之戎、陆浑、栾氏侵犯宋国，是因为宋国推辞会盟。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如果晋国、卫国各国都对宋国有怨恨，一同前往侵犯，那么《春秋》应当记载为“某人某人率领军队会合某人侵犯宋国”，难道只是卫国孙良夫一人吗？鲁国、卫国两国的国君都接受晋国的盟约，因为晋国怀疑宋国，所以鲁国、卫国侵犯它，说两国大夫奉行晋国命令来威慑宋国，这可以说是晋国联合卫国。但侵犯宋国却不记载在经文中，道理上不安妥。推究晋厉公的意思，认为我得到诸侯纠合盟会，防备抵御强大的楚国，而在虫牢之盟时，宋国以灾难为由推辞。如果将要背离有二心，我讨伐它则违背盟约，容忍它则助长恶行，因此命令鲁国、卫国，伺机在宋国，侵犯以示威慑。既可以挽回宋公的心，又足以显示晋侯的恩德。他们不受祸患罢了，不损害威严，这是霸主做的事。唉，他对待诸侯像这样，那么主持中原盟会，霸业不坠落，也是应该的。

平公（名成，成十六年即位，昭十六年去世）

平公继承共公即位，正值荡泽作乱，杀死公子肥。华元、鱼石各自逃往强国，华元起初逃往晋国，不久回到宋国。鱼石害怕华元的逼迫，于是出逃到楚国。楚国因为鱼石的缘故，兴师使宋国困苦。所以成十八年，楚子、郑伯讨伐宋国，鱼石重新进入彭城。这年冬天，楚国又联合郑国侵犯宋国。宋人向晋悼公报告灾难，于是会合诸侯在虚朾结盟。《左传》说是谋划救援宋国。既已结盟谋划，所以襄元年，栾黡会合九国大夫包围宋国彭城，驱逐鱼石，把他安置在晋国境内。楚国人愤恨，所以这年公子壬夫又率领军队侵犯宋国。郑国因为楚国的缘故，襄二年也兴师讨伐宋国，而晋国军队、宋国军队、卫国寗殖侵犯郑国以报复。这是鱼氏挑起祸端，晋国、宋国、楚国、郑国互相仇视的踪迹。宋国依附晋国，郑国依附楚国，他们的结盟援助已经很久了。楚国使宋国困苦，郑国也使宋国困苦；晋国使郑国困苦，宋国也使郑国困苦。宋国自从共公以来，纯粹依附晋国，不再面向楚国，所以直到平公的时代，盟会侵伐都听从晋国命令，而屡次与楚国、郑国互相仇视。自成十六年沙随之会，成十七年柯陵之盟，这年两次会盟讨伐郑国。成十八年同盟虚朾，襄元年包围宋国彭城，襄二年侵犯郑国，两次在戚城、虎牢设防。襄三年同盟鸡泽，襄五年同在戚地设防，同救陈国。襄七年会鄬，襄八年会邢邱，襄九年讨伐郑国，襄十年会吴国，又会合讨伐郑国。襄十一年又会合讨伐郑国。楚国因为晋国军队连年使郑国困苦，想要报复晋国的侵犯，所以襄十二年公子贞率领军队侵犯宋国。大概这时晋国霸权正强，楚国因此不敢侵犯晋国，而把祸害转嫁到宋国。宋国因为楚国的缘故，侍奉晋国更加坚定，所以襄十四年会吴国于向地，又会合讨伐秦国，又在戚地设防。襄十六年会湨梁，又讨伐许国。襄十六年同围齐国。襄十九年盟祝柯，又盟澶渊。襄二十一年会商任，襄二十二年会沙随，襄二十四年会夷仪，襄二十五年又会夷仪，盟重邱。襄二十六年会澶渊，襄二十七年会宋，这年大夫在宋国结盟。襄二十九年会城杞，襄三十年会澶渊。昭元年会虢。这三十多年里，宋国跟随晋国未曾稍有背离，那么它侍奉晋国的心可以说是勤勉且到了极点。郑国自从襄十一年萧鱼之会同盟中原，晋国、楚国、宋国

译郑国的仇怨已经平息，所以宋国也没有遭受楚国和郑国的祸患，因此《春秋》经文中没有记载侵伐之事。然而郑国归服晋国，是因为晋悼公强大而不敢争抗；楚国与晋国结盟，是因为晋平公衰弱而晋国不敢与之抗衡。逐渐衰落到昭公四年的申地会盟时，楚王作为盟主，宋国的世子佐也参加了。大概这时晋国的势力更加衰弱，楚国的势力更加强大，天下的政令、中原的事务，都已经掌握在楚国手中，而宋、郑等国的国君侍奉楚国就像侍奉晋国一样。当晋悼公在位时，楚国虽然偶尔侵扰宋国，但宋国尽力依附晋国，敢于与楚国抗衡，是因为认为晋国的强大可以依靠。如今晋平公微弱，不能保护宋国，如果宋国不派遣世子跟随楚灵王参加会盟，那么宋国就会在诸侯中率先遭受祸患。因此在申地的会盟上，齐、卫等国的国君不肯立即顺从，而宋国的世子却最先到达。唉！显赫的晋国，已经不足以抵挡楚国，宋国顺从地跟随楚国，那么楚国的暴虐横行日益猖獗，中原的诸侯又有谁能与之争抗呢？昭公之后，盟会日益稀疏，不及从前了。

译平公、元公、景公三代与鲁国交好频繁【平公杀世子附注】

鲁国自宣公八年，穆姜的女儿嫁给宋共公，两国结为友好。因此在平公、元公、景公三代春秋时期，宋鲁两国只有聘问友好的记载，没有侵伐战争的事。在平公时期，襄公十五年，宋公派向戌来鲁国聘问，并与向戌在刘地结盟。十九年，季孙宿前往宋国。三十年，伯姬去世，叔弓前往宋国，参加宋共姬（即穆姜之女）的葬礼。昭公十一年，平公去世，叔弓前往宋国，参加葬礼。十二年，元公刚即位，派华定聘问鲁国，以延续旧日的友好。二十五年，叔孙婼前往宋国，以回报宋国的聘问。到了景公时期，虽然曾与鲁国联合诸侯会盟，至于聘问友好的事，却完全不再讲究。大概起初因为伯姬的姻亲关系，礼仪交往频繁，等到伯姬去世，年代久远，所以恩义感情也就衰落了，不如从前。经书书写“杀世子”，是指晋献公杀申生、宋平公杀痤这两件事。称“君杀”，是加重其罪责。称“世子”，是因为世子是君主的继承人，不可以杀害。申生因为骊姬受宠幸，痤因为伊戾的诬陷，都无罪而死，而两位君主不顾父子亲情，不顾国家统绪的郑重，轻易听信谗言，忍心置他们于死地，罪恶极深。所以圣人明确书写他们的爵位，以警戒后世昏庸昏暗的君主，宠幸谗佞小人，残害治国根本，像这两位君主一样。

元公【名佐，昭公十一年即位，二十五年去世】

元公继承宋国君位，正值晋昭公时期，晋国霸权衰弱，盟会侵伐的事，在经书中很少见到。昭公即位，想要复兴会盟，以亲近诸侯，所以昭公十一年厥憖之会，十三年平邱之盟，宋国的君臣都随诸侯听命于晋国。然而当时，诸侯离心已久，而晋昭公没有德行，骤然想要纠合同盟，继承先业，怎么能使他们归服呢？所以自从平邱之盟之后，中原地区十二年没有盟会，直到昭公二十五年，顷公继位，想要修明大义以号令天下，才在黄父再次会盟，谋划平定子朝之难。因此在元公在位的十五年间，与晋国的盟会，只有这三次而已。然而自从昭公四年申之会以后，楚国强大晋国衰弱，那么在元公时期，楚国应该联合郑国攻打宋国，以削弱中原国家。经书没有楚国伐宋的记载，并非楚国畏惧晋宋，而是因为强大的吴国横空出世，楚国正以此为患，恐惧地防备抵御尚且来不及，哪有空闲去宋国逞志呢？然而元公虽然免除了外患，但华氏、向氏家族盘结于国内，不可禁止控制。《左传》说：宋元公没有信用且多私心，厌恶华氏、向氏，所以华亥杀害众公子，拘禁向胜、向行于他的粮仓。元公请求释放，华亥不答应，于是劫持元公的太子栾等人作为人质。元公也取华氏、向氏的儿子与华氏结盟作为人质。后来元公攻打华氏，杀死了向氏的人质，向氏逃奔陈国。元公与华费遂谋划驱逐华防，华防因华氏、向氏的介入而合谋，于是以南里叛变。华氏、向氏两族，从昭公以来直到元公，历经数代，专断宋国政事，根基盘结交错，牢固不可解开。元公没有安抚爱护的恩惠，也没有威压控制的术数，却一旦厌恶他们势力强盛，谋划想要除掉他们，这是激化祸乱。难怪他们出奔入叛，祸害宋国，过了好几年才平定。这不仅仅是公族的罪过，实在是元公招致的。

景公【名栾，昭公二十六年即位，未去世而《春秋》终结】

景公终了《春秋》三十五年，外无强霸，内有叛臣，内外交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考察他的行事，起初跟随晋国，其次结交齐国，再其次与郑国交战，在曹国逞志，都是倚仗大国欺凌小国，以苟且获取一时的利益，而国内多灾多难，权臣叛乱，没有人能控制。请按照实际情况来说：昭公二十七年，在扈地会盟；三十二年，修筑成周城墙；定公四年，在召陵会盟，侵犯楚国，都是跟随晋国的命令，一同会盟征伐。大概当时晋国虽然衰弱，尚且还能纠合诸侯，勤修王室，谋划对抗强大的楚国，所以宋国尚且有时跟随它。此后六卿专权晋国，祸难日益炽盛，不再主持诸侯盟会，所以景公于是专门跟随齐国。定公十四年，在洮地会见齐侯，当时齐宋关系友好，没有怨恨。等到这一年，卫世子逃奔宋国；第二年，齐侯、卫侯驻扎在渠蒢。哀公元年，齐、卫攻打晋国。晋国既然怨恨卫国，第二年，晋赵鞅率领军队护送卫世子蒯聩进入戚地。第二年春天，齐国国夏、卫国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地。卫国驱逐蒯聩而宋国接纳他，晋国护送蒯聩而齐、卫拒绝他，那么宋国就背叛了齐、卫。齐国因为卫国的缘故，对宋国怀恨在心。所以哀公五年，齐侯攻打宋国。宋国弱小，不能报复齐国的征伐，却欺凌虐待小国，多次成为曹国的祸患。从哀公三年、六年，宋国两次攻打曹国；七年，宋人包围曹国；八年，进入曹国，把曹伯阳带回来。曹国与宋国没有深仇大恨，宋国既攻打它的国家，又劫持它的君主，其残暴不仁，也太过分了。至于郑国与宋国，则倚仗晋、楚交替衰弱，中原没有霸主，擅自互相兴兵，以发泄私愤，那边攻打这边，这边报复那边。终《春秋》见于经书的共七次：定公十五年，郑国攻打宋国；哀公七年，宋国侵犯郑国；九年，宋国皇瑗率领军队在雍邱夺取郑国军队；宋公攻打郑国；十年，宋国又攻打郑国；十二年，宋国向巢率领军队攻打郑国；十三年，郑国罕达率领军队在嵒地夺取宋国军队。直到景公，宋、郑两国没有一年停止战争。然而宋国能祸害曹国、仇视郑国，却不能控制自己的国家，使公族之

译亲近作乱的人而逃亡，逃亡后又参与叛乱，这就像是没有国君的国家一样。所以《春秋》定公十年记载：“宋国公子地出逃到陈国，公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十一年记载：“公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国以叛乱”；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国；十四年记载：“公弟辰从萧国来投奔鲁国”。左氏认为这是因为宠信向魋的缘故。起初，公子地受宠，富猎分给他家产；宋公宠信向魋，夺取公子地的白马送给向魋，公子地愤怒，推倒了向魋，于是出逃到陈国。公弟辰起初劝说公子地出逃。宋公必定要阻止，但公子地以及公弟辰逃亡时宋公却不加阻止，所以公弟辰以及仲佗、石彄也出逃到陈国。第二年，这四个人进入萧国叛乱，乐大心也跟随他们，而公弟辰又投奔鲁国。宋公宠信向魋，这位不义的臣子，在公族中结下怨恨，从而招致祸乱，他怎么能治理国家呢？唉！微子的福泽到了这个地步，衰败已经到极点了。

译宋国的大夫

宋国大夫在《春秋》经文中被记载的有三十人。公子地、公弟辰，都是宋元公的儿子。其中公族势力最盛的是华氏，其次是乐氏和仲氏。华氏有九人：督、耦、元、弱、阅、臣、定、合、比、亥。乐氏有三人：大心、祁、黎、髠。向氏有三人：戍、宁、巢。仲氏有二人：仲几、仲佗。单独被记载的有九人：孔父、万、仇、牧、子哀、公孙寿、山、鱼石、石彄、皇瑗。只有司马、司城不记载他们的名字和姓氏。杜预说：司马是公子卭，司城是荡意诸。而《左传》说记载他们的官职，是因为尊重他们。乐氏、黄氏、华氏都出自戴公的家族。向氏、鱼氏、荡氏都出自桓公的家族。孔父、子哀记载的是他们的字。按照《公羊传》的说法：孔父大义凛然的神色表现在脸上，华督将要弑杀殇公，孔父活着，殇公就不会被弑杀，所以先攻打孔父的家，然后才弑杀殇公。所以圣人记载他的字以表示尊重。杜预认为孔父对内不能治理好家门，对外招致百姓怨恨，自身死亡而祸及国君，所以记载他的名字以贬低他。折中实际情况，应当采纳《公羊传》的说法。大概伯仲父都是这种情况。这里说“孔父”，是记载他的字以表示尊重。子哀在宋昭公时期，能够谨慎修身躲避祸患，不食受污秽国君的俸禄，所以也记载他的字以表示尊重。这是两位大夫被称字以示尊重的意义。督、万、山都不称姓氏。有人说督、万背负弑君的罪恶，山有罪而被杀，所以都去掉姓氏以贬低他们。这是不对的。如果认为弑君者去掉姓氏，那么里克、赵盾为什么不去掉姓氏呢？如果认为有罪被杀者去掉姓氏，那么经文中因罪被杀的人很多，为什么还记载他们的名字和姓氏呢？按照经文，未被任命的大夫，通常不称姓氏，比如鲁国的翚、挟就是这样。现在大夫不记载姓氏，也是因为未被任命的缘故。司马、司城特别举出他们的官职，《公羊传》说宋国三代没有大夫，三代都在国内娶妻。《谷梁传》说这是没有国君的说法。《左传》说司马握着符节而死，司城交出符节而出逃，所以记载官职以表示尊重。到了僖公二十五年记载“宋杀其大夫”，文公七年记载“宋杀其大夫”，不说“某氏”，《公羊传》也说“宋国三代没有大夫，三代都在国内娶妻”。《谷梁传》说“因为在孔子祖辈的位置上尊重他们”，又说“称‘人’而杀，是诛杀有罪的人”。《左传》说称“人”是指众人，不称名字，是因为他们无罪。前代儒者说“是脱漏了”。如果《公羊传》的说法偏颇，《谷梁传》的说法自私，而前代儒者认为是脱漏，那么这算什么删改褒贬的史书呢？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无罪的原因。至于文公十五年记载“宋司马华孙来盟”，记载官职，而且不记载名字。这是因为晋、宋自从鲁僖公在薄地会合诸侯，释放宋公之后，未曾与鲁国通好，一旦华孙与鲁国结盟，以巩固旧好的关系，所以圣人特别嘉许这一不同寻常之事，而且不称使者。况且众位国君的儿子称公子，比如公子地；公子的儿子称公孙，比如公孙寿；公子的孙子则以祖父的字为氏，比如荡意诸，他的姓氏出自公子荡；鱼石出自公子子鱼。至于众位国君用来治理驾驭臣子得失的方法，记载在经文中可以考证的，请依次陈述。宋国从穆公进入春秋时期，到景公为止，共十四位国君，殇公、闵公，祸患起于身边亲信，并且大夫孔父、仇牧被华督、万残害。只有桓公最贤明，正值齐国称霸，内外安定，权柄掌握在上位者手中，大夫的名字和姓氏没有出现在经文中的。襄公虽然受辱于强大的楚国，抱恨而死，但国内没有忧患，纲纪没有丧失，盟会侵伐的权柄没有交给大夫。成公继承君位十六年，两次杀大夫，经文隐没他们的名字，大概是因为他们无罪的原因。然而国君虽然衰弱，但臣子还没有到专权僭越的地步。等到昭公不像国君，朝廷兴起祸患，于是杀了大夫司城子哀，华孙来投奔并结援，盟国来鲁国结盟，经文特别记载他们的官职，有的记载他们的字，意思是罪不在臣子，而在昭公。文公时期，华元开始率领军队出现在经文中，从此大夫专横放纵，逐渐不可控制。共公即位，华元开始来聘问，记载公孙寿一次纳币，记载到共公去世，华元逃奔晋国，鱼石逃奔楚国，宋国杀了大夫山，变乱起于各位臣子，各自倚仗强国争夺权力、擅权谋私，那么宋国就不再是国君所有，他们暴横恣意，失去了对臣子的控制。鲁成公十五年，华元阻止各位大夫在钟离与吴国会合，于是开始有出使会合的记载。在平公时期，华会合齐、卫、鲁、邾四国国君，于是开始有臣子会合诸侯的记载。不久鱼石又进入彭城，借助楚国的援助，以改变宋国局势，依靠晋国救恤的力量，栾黡联合八国大夫围攻彭城，驱逐鱼石，所以宋国的祸难才平息。推究祸端的起源，大概从文公、共公以来，偏任华元来掌控国政，偏任宠信，本来就是怨恨聚集的地方，必定有人出来与之仇视。所以鱼石的动乱，是华元招致的，是文公、共公造成的。由此华元的家族日益兴盛，直到平公时期，华元两次与戚会合，华阅继任后联合各位大夫又在戚会合，襄公十七年，华臣逃奔陈国。二十九年，华定修筑杞城。昭公六年，华合比逃奔卫国，他们横据宋国，都是华氏的党羽。而向氏又兴起，更替参与国政，所以襄公

译宋平公十五年，平公派遣向戍出使鲁国，随后私自与鲁国结盟。凭借君主的命令出使，却擅自与鲁国结盟，那么向氏的专横跋扈并不亚于华氏。到了宋昭公元年，向氏又联合晋国和楚国的大夫在虢地结盟，由此可知这两家的势力强大了。衰败延续到宋元公时，元公不能深刻吸取前人的教训，收回威权，反而更加严重，所以向氏和华氏的家族最终成为宋国的祸患。宋昭公二十年，华亥、向宁、华定出逃到陈国。二十一年，他们从陈国回到宋国的南里发动叛乱。二十二年，他们又从宋国南里出逃到楚国。出逃是作乱，回国叛乱是叛逆。身为臣子却敢于叛逆作乱，这不仅仅是专权僭越而已。向氏和华氏的祸乱刚平息，乐氏的家族又兴起。乐大心在宋昭公二十五年于黄父会合诸侯大夫。到了宋景公时，乐祈犂又在扈地会合大夫，由此可知乐氏专权宋国朝政的情况了。最终乐大心出逃到曹国，情况更加严重。祸乱产生于兄弟之间，公子地出逃到陈国，公弟辰以及仲佗、石彄也出逃到陈国，后来又进入萧地发动叛乱。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地，跟随叛党，而辰又从萧地来到楚国。按照《左传》的观点，认为是宋景公宠信向魋导致祸患，那么景公的罪责确实重大。大概在大夫专权的时候，不能委任贤良之人，疏远屏退私宠近臣，稍微整顿国家纲纪，以杜绝群臣狂妄逞凶之心，反而宠信向魋这样的不义之人，祸端由此产生，那么用《春秋》的法度追究首恶，这又是谁的过错呢？唉！《易经》告诫“履霜坚冰至”，《春秋》讥讽世袭卿大夫，说的是君主驾驭臣下不可不早点纠正。观察春秋时代，没有不是因为君主在威权制约上软弱，或者在政治机要上懈怠，所以大权逐渐假手于宠臣，到了末流弊病极深的时候，君主之所以为君主，只剩下名位尚存，而权势已经暗中转移到了臣下手中。然而这种祸患不仅仅在宋国，六卿瓜分晋国，三家专权鲁国，七穆擅权郑国，田氏窃取齐国，都如出一辙，真是令人感叹不已！

译春秋比事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比事卷九 宋 沈棐 撰

郑世家

查考《世家》记载：郑桓公名友，是周宣王的庶出弟弟。宣王将他封在郑地，百姓爱戴他。周幽王因为褒姒的缘故，政治多有邪僻，诸侯背叛他。桓公问太史说：“王室多事，我到哪里去逃避死亡呢？”太史回答说：“洛水以东的土地，黄河与济水以南的地方，地处虢、鄫两国之间，那里的国君贪图利益，百姓不归附。您如果试着居住在那里，虢、鄫的百姓都会成为您的百姓。”桓公于是将虢、鄫的国君迁往洛水以东，虢、鄫两国献出十个城邑，最终将国家全部献出。桓公后来被犬戎杀害，郑国人拥立他的儿子掘突，这就是武公。武公娶了申侯的女儿，女儿名叫武姜，生了太子寤生和幼子叔段。从庄公开始进入《春秋》记载，传承了十二位国君，共计二百四十二年。现在考订他们行事的始末，依次列举各位国君并加以论述。

庄公【名寤生，惠公二十六年即位，桓公十一年去世】

从前舜处于愚顽的母亲和傲慢的弟弟之间，能够竭尽孝悌之道，最终保全了天伦之爱，使母亲和弟弟渐渐向善，不至于做出奸恶之事，所以万世之后，作为人子、作为人兄的人，必定以舜为楷模。共姜的恶毒，不如舜母那样残忍暴戾；叔段的不恭敬，不如舜弟那样难以驯服。然而庄公没有帝舜那样的德行，最终导致母子背离，兄弟相残，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罪责在于庄公防范不得其道。即使是遵从父亲的命令，君子尚且不允许这是孝，何况庄公继承郑国的君位，位列诸侯，却受制于共姜的命令，这难道是真正的孝吗？不是的。舜的母亲并非不爱她的弟弟，舜也并非不想让弟弟富贵，然而将象封在库地，让他处于偏僻狭小的国家，不让他参与政事，那么象即使有谋害舜的心思，又能有什么作为呢！现在共姜因为偏爱叔段，为他请求京地，于是让他居住在那里，逐渐导致了尾大不掉的祸患。等到祸端形成，举兵交战，仅仅平定了这场灾难，那么庄公起初的不忍心，正是最终残忍的表现。有人指责庄公在鄢地战胜叔段，认为应当缓步追击，让贼人逃脱，这才符合亲近亲人的道理，这大错特错。遵循大义的人不顾惜亲情，所以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以保卫王室，叔向处死叔鱼以端正国家刑法，圣人都认为可取。叔段占据强大的城邑，想要调转兵戈来驱逐作为国君的庄公，那么即使杀了他也可以，何况率领军队讨伐他而没有杀死他，那么庄公的罪责显然不在于战胜叔段。然而罪责不在于战胜叔段，而圣人深深贬斥他，特意记载他的爵位，是罪责他不警惕祸患初现的征兆。庄公把不违背共姜的请求当作小仁，等到把共姜安置在城颍，又把坚守誓言当作小信，不知道斥责母亲、残害弟弟的恶行，比这百倍严重，那么像郑庄公这样的人，确实是卑劣的小人。

庄公与齐、卫、宋、鲁、陈、蔡各国仇怨与友好的始末。

周王室东迁，王道纲纪不能确立，诸侯肆意行事而无人禁止，所以兵戈仇敌，盟会结党，各出私意，未曾请示王命。在这个时候，强者依附他们，弱者欺凌他们，利益相同则相互趋附，患难相同则相互解救，喜好相同则相互求取，厌恶相同则相互仇视，起初并不以礼义相合。正因为不以礼义相合，所以仇怨与友好不恒定，早晨顺从晚上就改变，反复无常，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请援引郑国来验证这一点，庄公与之关系向背的共有六国：齐、卫、宋、鲁、陈、蔡就是这些国家。对于齐国，则倚仗其威势强大，始终没有怨恨；对于鲁国，则起初相互仇视，中间相互友好，最终又为了齐国而相互攻打；对于宋国，则始终相互怨恨；对于卫国，则起初和中间结下怨恨，最终跟随齐国攻打鲁国，于是与郑国消除怨恨、修好；至于陈、蔡两国，则力量薄弱势力弱小，不能与其他国家相比，不能自己决定恩德与怨恨，只是暂且跟随依附在诸侯之后罢了。所以起初跟随宋国而与郑国结仇，中间跟随齐国而与郑国友好，最终跟随周王而又与郑国结仇了。大体上郑国作为一个小国，虽然从桓公、武公开国不久，其过失还足以自我改正，然而敢于与诸侯抗衡，大概是倚仗齐国作为援助。比较郑国的力量，固然不能敌过卫、宋等国的众多兵力，而得到齐国作为援助，又有鲁国帮助，那么卫、宋等国就不值得畏惧。更加过分的是，敢于抗拒天子的命令，而世子忽对齐国有功劳，并且联合齐国攻打鲁国，那么凭借倚仗强大的齐国，在中国挑起祸端，开启兵戈之路，实际上是从郑国开始的。那么郑庄公的罪责，是可以责备的。观察隐公三年，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亲近两国的友好关系；到了十年，因为鲁国求和，齐国再次在中丘会盟，这一年联合三国攻打宋国，是为了郑国的缘故。冬天，齐国人又阻止郑国进入郕国；而十一年，齐侯、鲁隐公又与郑伯进入许国。桓公二年，平定宋国；五年，前往纪国；十年，在郎地作战，郑国都与齐国相同，始终没有丝毫嫌隙，这是因为齐国强大兴盛，所以郑国坚定地跟随依附。所谓“对于齐国则倚仗其威势强大，始终没有怨恨”，说的就是这个。卫国因为隐公二年，郑国人攻打它，等到州吁凭借武力阻挠、安于残忍，想要向诸侯报复旧怨，所以四年请求宋、陈、蔡攻打郑国，以报复攻打卫国的战役。十年，宋、卫进入郑国，后来又联合蔡国攻打戴国，郑伯愤恨三国军队，于是趁他们攻打戴国时再次攻打他们的军队并俘获了他们。到了桓公五年，卫国因为周王对郑国有怨恨，又跟随周王攻打郑国，那么郑、卫积怨如此之深。难怪从此以后，连年战争不停，不容易修好。数年之间，郎地的战斗，齐国为了郑国而攻打鲁国，卫国想要与齐国深交，于是与齐国

译齐、郑两国在郎地交战。十一年，齐、郑又在恶曹会盟，以巩固齐、郑之间的信任，那么卫国亲近郑国，并非畏惧郑国的强大，而是畏惧齐国因而亲近郑国罢了。对于卫国来说，起初与郑国结下怨恨，最终却追随齐国而亲近郑国，原因就在于此。宋国在隐公四年，州吁请求立子冯为君，所以宋殇公率领军队跟随他，亲自作为主战方。五年，邾国、郑国攻打宋国，以报复四年的怨恨。这一年，宋国又攻打郑国，包围长葛并夺取了它。十年，宋国进入郑国攻打戴地，都与郑国兴兵交战，关系恶化。然而到了桓公二年，郑国却与齐、鲁等国会盟于稷地，以促成宋国的内乱。郑伯的心意，难道是想要以德报怨，在仓促之间平息宋国的祸乱吗？大概是贪图宋国的祸乱，想要趁其内乱之机攻打它罢了。等到华督用重金贿赂请求诸侯撤兵，郑国也不能独自攻打宋国。所以《春秋》记载“以成宋乱”，又记载“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说的是鲁国取得大鼎，那么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从此直到庄公时代，宋国人厌倦祸乱，不再对郑国发动战争，郑国因为宋国不攻打自己，也不敢对宋国用兵，所以十余年间两国没有相互侵犯征伐的记录，但终究未曾与宋国修好。对于宋国来说，始终相互怨恨，原因就在于此。鲁国在隐公四年，翚率领军队会同宋、卫等各国攻打郑国。六年，郑国前来求和。八年，郑国又把祊地归还给鲁国。隐公贪图宋国的城邑，就不得不与郑国修好。与郑国修好就不得不与宋国结下怨恨。所以十年，鲁国与齐、郑在中邱会盟，于是派翚会同齐、郑攻打宋国，那么鲁国到这时就不再与宋国交好了。十一年时的时地会盟，入侵许国的战役，以及桓公元年时在垂地的会盟，借用许田，在越地结盟。二年时在稷地的会盟，都是鲁、郑两国和睦如一，没有丝毫二心。等到十年忽在齐国有功劳，而鲁国因为周朝班次的缘故排在郑国之后，所以齐、郑来郎地与鲁国交战。史书用“来战”而不用“伐”，是谴责齐、郑两国。郑伯倚仗忽的功劳，挟持齐国的强大，责备鲁国不因为自己的过错而轻易抛弃两代人的交好，那么罪责在庄公，也就很明显了。所以《春秋》改变措辞来讥讽他。所谓“对于鲁国来说，起初因为宋国而相互仇视，中间因为祊地而相互交好，最终又因为齐国而相互攻打，原因就在于此”。至于陈、蔡两国，起初因为宋、卫可以依靠，郑国不值得畏惧，所以联合宋、卫攻打郑国。等到郑国与齐、鲁结盟，其势力稍强，所以桓公二年，陈侯参加稷地会盟，蔡侯在邓地修好，于是与郑伯结为盟国。等到五年，周天子想要攻打郑国，就又依附王室作为名义，再次跟随周天子攻打郑国，相互仇视如同当初。他们始终的仇视与交好，起初都不出于本国，所以只是贪图一时的便利罢了。所谓不能自己决定恩仇而依附于诸侯之后的，原因就在于此。凡是从齐国到陈、蔡这六国，与郑国仇视与交好的迹象，其反复无常就是这样。这是没有礼义来维持，而只求一己之私利，所以导致如此纷乱吗？唉！郑庄公不像君主的样子太严重了。起初不能制止弟弟的恶行，以至于兄弟之间相互残杀；又不能安定忽的君位，以至于公子们争夺五次。对外虽然倚仗齐国的强大，没有被诸侯剪灭；而对内受制于权臣之手，最终遗留下后患。有人称他为贤君，也太荒谬了！

译郑厉公（名突，于鲁桓公十二年即位，鲁庄公二十年去世）

郑国自从郑庄公即位以来，继承统绪就不正统，郑国的政权被权臣专断。祭仲被宋国拘捕，宋国要求立厉公。直到鲁庄公十四年，厉公再次即位，国家的祸乱才刚刚平定。四公子之乱，相互防备而兴起，长达二十多年。郑忽一次出逃一次回归，郑突两次出逃两次回归。子亹、子仪都因为国内民众的反对而被杀害，未能终其君位。因此诗人哀怜郑国的祸乱，说：“公子五人争夺，战争不止。”这大概是指厉公两次即位，郑忽、子亹、子仪各即位一次，总共五次即位。请考察经传。论述的开端，祭仲受郑庄公宠信，庄公让他担任卿，为庄公娶了邓曼，生下了昭公，所以祭仲立了昭公。宋国雍氏的女儿嫁给郑庄公，名叫雍姞，生下了厉公。雍氏受宋庄公宠信，所以诱捕祭仲并拘禁他，说：“不立突你就得死。”同时也拘禁厉公并向他索取贿赂。祭仲于是与宋国人结盟，让厉公回国并立他为君。这一年昭公逃往卫国，厉公即位，所以《春秋》记载“宋人拘捕祭仲，突回到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称“人”来拘捕，是为了谴责庄公。突回国这一记载不加贬义，是为了谴责祭仲。突篡夺忽的位置而自立，国内民众不拥护，所以十五年出逃到蔡国，忽回到郑国。这一年厉公从蔡国进入栎邑，占据郑国的别都，以逼迫昭公。鲁国会合诸侯讨伐郑国，谋划接纳厉公，未能成功而返回。第二年公又会合诸侯讨伐郑国，诸侯的事未完结。到十七年，高渠弥防备忽的旧怨，杀害昭公而立其弟子亹。子亹即位一年，被齐人所杀。祭仲从陈国迎回子仪而立他为君，这就是郑子仪。子仪回国十四年，傅瑕杀了他，改立厉公。厉公再次即位，郑国的祸乱才开始平定。这是自桓公到庄公，郑国公子和大夫弑君立君，始末的踪迹。昭公虽然遭遇祸难，但在位时间不长，《春秋》不记载杀他，本来适宜。如果子仪君临郑国十四年，自庄公四年起在诸侯中列位，已经被称为郑伯，而在回国和被杀时，《春秋》也不记载，为什么呢？大概《春秋》的写作，以严明君臣关系、端正名分为急务，不记载他的回国与被杀，是不承认他应当执政。郑突篡位自立，道义虽然不正，但他曾经继承君位，完成君主的礼仪，那么他终身为君是可以的。当子仪即位时，突已经在栎邑，栎是郑国的城邑，有君主在国中，怎么可以立子仪呢？如果说子仪不正，不应当拥有郑国，那么子仪趁着郑国的祸乱，窃据君位，也不正。因此孔子在厉公回国时，说“郑伯突进入栎邑”，在他去世时，说“郑伯突去世”，而子仪在这两件事上都被省略不记载，意图可以知道了。唉！祭仲享受君主的俸禄，却不能为君主的事而死，听从宋国的逼迫威胁，苟且偷生，废君立君，从而引起祸乱。像婢妾贱人，低头在人后，见利就跟随，不值得讥讽。可惜啊，郑庄公的贤明，不早点端正国家统绪以安定大义，宠信权臣，抛弃国柄，最终导致太阿倒持，国运几乎断绝。难道不是《春秋》的罪人吗？

宋鲁与郑国的废立

自从庄公去世，诸侯参与郑国废立的事情，以两个宋国为首，鲁国次之，至于齐、卫、陈、蔡、燕，只是跟随鲁国一同侵伐而已，未曾主导军事。宋国自桓公十一年，雍氏宗族倚仗庄公的宠信，拘捕祭仲，开始接纳厉公，祭仲与宋国结盟而答应，所以这一年突回到郑国，忽出逃到卫国，这是宋国的力量。然而雍氏虽然接纳厉公，但庄公曾经拘捕他以索取贿赂，突不曾感激宋国，所以厉公回国时，宋郑不和。鲁桓公在六年讨伐齐国，齐人馈赠他牲畜，鲁国按周朝班次。后来郑忽常怒鲁国，发动郎之战，对鲁国有怨恨，所以当厉公回国之初，努力平息宋郑。十一年，公与宋公在夫钟会合，在阚会合。十二年，在谷邱结盟，在虚会合，又在〇会合，再次与郑伯在武父结盟。鲁国之所以平息宋与郑，是因为厉公回国宋国为他平定国家，两方平定那么突的位置就可以长久。为突向宋国求援，想要巩固他的位置，不是为了突，意在向忽修怨。宋国既然不接受桓公的意思，屡次请求屡次推辞，所以这一年鲁国于是与郑国讨伐宋国，与宋国交战。桓公从此开始喜好郑国而仇视宋国了。第二年，宋国多向郑国索取贿赂，郑国不能承受命令，所以与纪、鲁及齐、宋、卫、燕交战而打败他们。宋国既然得不到郑国贿赂，又怨恨郑国，鲁国的仇敌已经存在，所以十四年于是与齐、蔡、卫、陈讨伐郑国，报复宋国之战。到十五年，国内民众不拥护厉公，厉公逃往蔡国，昭公再次回归。厉公进入郑国居住在栎邑，鲁国再次厌恶昭公回国，开始再次与宋国修好，连兵以疲弊郑国。所以这一年公与宋、卫、陈在袲会合，讨伐郑国。等到高渠弥杀害昭公立子亹，鲁国才开始对郑人息意。推究宋、鲁二君的心，都不是为了郑国。宋国因为利益，想要立厉公以索取贿赂；鲁国因为怨恨，想要立厉公以篡夺忽。这两个国家，开始时相亲以相结，结束时相怨以相攻，无非是竞争锥刀之利，放纵蜂虿之毒。怀仇就想报复，图利就想索取，就像里巷之人乍叛乍合而已，哪有仁义之心呢？唉！自从子仪即位，国家祸乱大致平定，这时齐国虽然未称霸，鲁国因为姜氏之祸，卫国因为惠公之难，诸侯兴师，互相侵伐，未曾临郑，所以郑国之事比

译先前是因为年少。后来子仪被杀，厉公刚即位，又正值齐国称霸，凡是盟会征伐都前往参与，所以在厉公在位期间，两次在鄄地会盟，郑国都参加了。虽然如此，假使郑国的国君能够再次服从中原霸主，依靠霸主使自身强大，那么郑国的疆土，就可以依靠它而没有忧患了。楚国虽然暴虐横行，怎敢弯弓射向郑国呢？可惜啊，郑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译郑国在齐桓公小白时期背叛齐国而依附楚国。

楚国成为郑国的祸患，从鲁庄公时期就已经如此，几乎与《春秋》的记载相始终。所以鲁庄公十六年才开始记载楚国讨伐郑国。郑国作为一个弱小的国家，夹在强大的楚国之间，被驱逐、逼迫、威胁，小心翼翼地保全疆土尚且来不及，所依靠的只有中原的霸主罢了。中原有霸主，那么楚国就不敢侵犯郑国；郑国也不能跟从楚国。不幸的是霸业不兴盛，蛮夷楚国暴虐横行，那么郑国就委身于楚国，唯命是从，即使想要顾念中原，也不可能了。在郑厉公时期，楚国的势力尚未强盛，齐国的霸业正在兴起，可以依靠中原而退却荆蛮。然而郑国虽然两次与齐国会盟，但在鄄地会盟之后，仍然参与宋国讨伐郳国，兴兵侵犯宋国，所以鲁庄公十六年齐国、卫国讨伐郑国以使其屈服，这是郑国不纯粹服从霸主的第一个表现。在幽地会盟之后，仍然对齐国有二心，傲慢而不朝见，所以鲁庄公十七年齐国拘捕郑詹以威慑郑国，这是郑国不纯粹服从霸主的第二个表现。唉！齐桓公小白谋求霸业之初，楚国的势力也还受到防范，郑国尚且对齐国有如此二心，何况在他去世之后，中原没有霸主，强大的楚国气势汹汹，比之前十倍于前，想要指望郑国不背叛，不也太难了吗！

郑文公【名寤生，鲁庄公二十二年即位，鲁僖公三十二年去世】

郑国自从郑厉公跟从霸主直到郑文公即位以来，倚重齐国，历经数年之间，国内安宁，没有侵伐之事。等到鲁庄公二十六年，在幽地结盟，巩固了与齐国的友好关系。楚国因为郑国跟从齐国，所以第二年又发动讨伐郑国的战役，齐侯于是会合鲁国、宋国来救援郑国。鲁僖公元年，楚国再次讨伐郑国，齐侯又在柽地会合六国，谋划救援郑国。二年，楚国又侵犯郑国；三年，又讨伐郑国。郑国因为楚国军队连年侵伐，想要向楚国求和，孔叔说：“不可以，齐国正尽力帮助我们，背弃恩德是不吉利的。”所以四年，郑伯跟从齐国讨伐楚国。然而当时，齐国虽然主持霸业，但楚国也很强盛，郑国正依靠齐国作为援助，听从命令去讨伐楚国，又害怕楚国不能消除对我们的怨恨。所以五年在首止会盟时，郑伯逃归没有结盟，大概是苦于楚国的兵威，而不敢奉行齐国的盟约。郑国既然不能坚定侍奉齐国的心，背弃友好、违背盟约，轻率地趋向夷狄，所以六年，齐侯会合六国讨伐郑国，包围其新城；七年，又再次讨伐郑国，而没有人能救援。于是杀了申侯来取悦齐国，又派世子华在母地结盟，仍然害怕齐国没有平息怒气。所以八年，在洮地乞求结盟，重新修复旧日的友好关系。从此一心侍奉齐国，没有二心，因此九年葵邱之盟，十三年咸地之会，十四年缘陵之役，十五年牡邱之盟，十六年淮地之会，都奔走侍奉，未曾稍有懈怠。而楚国也畏惧服从齐国的霸权，不敢侵犯郑国，所以郑国得以在盟主那里保持安宁。等到第二年齐桓公小白去世，中原没有霸主，郑国担心楚国积蓄的怨恨已久，将要在我国报复，所以十九年与楚国在齐地结盟，二十一年又在盂地会盟，又在薄地结盟，二十七年又在宋地结盟，背离华夏而趋向夷狄，只是为了苟且免除一时的灾难罢了。然而宋国在二十二年联合四国的军队来讨伐郑国，是因为宋国想要谋求霸业而厌恶郑国跟从楚国。郑国因为楚国的缘故，遭受宋国的讨伐，所以这年冬天，楚国与宋国交战，在泓水打败宋军，是为郑国报仇。到了二十八年，晋文公兴起霸业，城濮之战，楚军大败。这年践土之盟、温地之会，都由晋国主持，而陈、郑等国无不顺从。第二年翟泉之盟，跟从晋国的诸侯有六国，而郑国独自不到，所以三十年晋国人包围郑国，左氏说这是因为对晋国无礼，并且对楚国有二心。郑文公在位四十多年，开始时援引齐国作为强援，巩固盟约友好；中间背弃齐国而趋向楚国，背叛中原的盟会，而依附豺狼戎狄的国家；到了最后，又跟从归附晋国。然而仍有怀有二心的想法，而不能敦厚信义友好。大概他时而背叛时而顺从，被大国欺凌。难道是世代贤明的诸侯吗？看他厌恶高克，却让他带兵，最终导致抛弃军队的耻辱。相信宣仲的谗言，申侯有杀害大夫的恶行。他的昏庸不明，柔弱懦弱不能决断，又如此严重。

郑穆公【名兰，鲁僖公三十二年即位，鲁宣公三年去世】

郑国自从晋文公兴起霸业，服从中原，到郑穆公时，重耳已经去世，晋襄公已经即位，虽然霸业稍衰，襄公尚能主持诸侯盟会，屡次修好盟约，所以起初，郑国因为听命于晋国，不敢趋向楚国。考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跟从晋国讨伐许国；宣公二年，跟从晋国讨伐秦国；三年，跟从晋国讨伐沈国；七年，与晋国在扈地结盟；都没有背叛晋国。九年，楚国开始讨伐郑国，而晋国联合五国大夫救援郑国，尚足以抵抗楚国，不至于失去郑国。所以十二年，郑国在棐地会见晋公；十四年，在新城结盟；十五年，在扈地结盟；十七年，跟从晋国讨伐宋国，又在扈地结盟。这些都是郑穆公跟从晋国的迹象。然而十五年，扈地之盟，晋国因为齐国屡次侵害鲁国，将谋划讨伐齐国，等到这时接受了齐国的贿赂，而晋军于是停止。十七年，讨伐宋国的战役，晋国因为宋国杀害昭公兴师问罪，等到这时实际上接受了宋国的贿赂，而晋军也停止。作为盟主，讨伐叛乱、安抚顺服，用来彰显威德，却动不动接受贿赂，给诸侯留下羞耻，那么晋国的德行就衰落了。郑穆公因此，认为晋国不值得交往，而接受楚国的盟约。宣公元年，开始与楚子侵犯陈国、宋国。宋国、陈国、卫国、曹国会合晋军于棐林讨伐郑国，晋人、宋人又讨伐郑国，大概是晋国、宋国的

译这是与郑国结盟的事。郑国既然依附楚国，势必会损害宋国；宋国遭受郑国的祸患，就一定会联合晋国、卫国来报复它，这是事理上必然的结果。第二年，宋国的华元、郑国的归生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郑国打败了宋军，俘虏了宋国的臣子，由此可知宋国敌不过郑国。晋国、宋国因这次战败而感到耻辱难当，于是联合陈国、卫国四国的军队，再次侵犯郑国。楚国讨伐陆浑，郑国势单力薄，于是与晋国讲和。士会入郑缔结盟约，楚国因为郑国背叛，便发兵侵犯郑国。到了楚灵公时期，两年之间，楚国两次使郑国受害，大概从晋宣公元年以来直到这时，郑国又归服了晋国。唉！看郑国子家写给赵宣子的信说：“南方有句话，说怕头怕尾，身子还能剩下多少呢？”又说：“鹿快死的时候不选择栖息的树林，小国侍奉大国也是这样。大国施恩德，小国就归附它；大国不施恩德，小国就像鹿一样，被逼急而冒险，情势危急哪能有什么选择？”仔细体味这些话，那么郑国虽然邻近楚国，也并非有心背叛晋国，是由于晋国衰微、贪图利益、失去道义，没有安抚的策略，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唉！两位霸主真是贤明啊！

译灵公【名夷，宣四年即位，同年被归生所杀】

灵公在位时间不长，事迹不见于《春秋》，没有什么可评论的。查考《左传》，灵公被杀起因于子家，因为吃鼋肉的怨恨，便陷入大恶。作为臣子，却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因小忿而愤怒，忍心弑杀君父，如同砍伐竹苇一样容易，这真是夷狄禽兽的行为。子公虽然知道君主不可弑杀，但权位不足以制约，被胁迫而顺从命令，其罪责与子家相当，《春秋》没有记载，大概是出于宽恕吧。唉！这两个人的罪恶，固然不可赦免，然而灵公驾驭臣下失去了权术，自招祸难，不能说没有罪过。为什么呢？知道子家是可以杀死的，那么杀了他就可以了，何至于养虎为患，让他得以肆意施展豺狼般的暴行呢！唉！《春秋》中的君主，强横的过于残忍，弱小的失于震恐怯懦，看鲁隐公对待羽父，郑灵公对待归生，都是孱弱优柔寡断，祸患波及自身，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作为君主，能不警戒吗！

襄公【名坚，宣五年即位，成四年去世】

襄公在郑国执政时，正值晋成公、晋景公时期，晋国的霸业稍显衰落，强大的楚国傲慢自大，没有畏惧晋国的意思，因此郑国屡次遭受楚国的侵扰。穆公继位二十三年，跟随晋国结盟四次，被讨伐一次，会盟一次；跟随楚国侵犯陈、宋，不过一两次就停止了。大概是因为那时晋国的襄公、灵公尚能纠合诸侯以保卫中原，距离重耳称霸的时间不远，其声威还足以震慑楚国，所以楚国不敢轻视晋国而全力争夺郑国。等到襄公时期，晋国或者遭遇灵公之难，正致力于内部安定，无暇勤修诸侯之事；加上他在位时间不长，威权未能施展，而景公继位。邲之战，晋国大败于楚国，楚国因此敢于肆意猖獗，屡次成为郑国的祸患。郑国虽然想坚持侍奉晋国，但形势所迫不能做到，所以襄公被楚国讨伐的次数居多，而跟随楚国的迹象也很多。晋国讨伐郑国的次数少，郑国跟随晋国的次数也少。请按照实际情况来说：郑国在晋成公时期，宣五年，楚国人讨伐郑国；九年，楚国再次讨伐郑国。晋国虽然派郤缺救援郑国，但不能解除祸难，于是导致郑国人向楚国求和。十年，晋、宋、卫、曹合力讨伐郑国，以讨伐其二心，郑国又向晋国求和。推究郑国倾向晋国的心意，不能说不够迫切。楚国军队两次讨伐就依附楚国，晋国命令一次讨伐就回归晋国，那么襄公不忘盟主之心是可以知道的。为什么楚国再次讨伐，而晋国的力量不能紧急救援郑国？襄公起初会见楚子，在辰陵结盟，但这并非他的本愿，所以不久就背弃了盟约。楚子于是大规模包围郑国的军队，以责备辰陵之盟。在这个时候，晋国如果能一战击败楚国，郑国将欣然归附，中原各国永远坚定侍奉晋国的志向。不幸林父在邲之战中败军，楚国势力更加扩张，那么即使晋国为郑国考虑，也应当低头顺从楚国，以缓解一时的危难。所以从此以后，直到襄公去世，都一味依附楚国。成二年，跟随楚国侵犯防地；又在蜀地结盟，于是与楚国交好，抛弃仇敌不再叛离。晋国虽然在宣十四年、成三年两次对郑国用兵，但最终没有像过去那样顺从晋国，并非成公背离华夏投靠夷狄，乐于依附楚国，而是揣度晋国的势力不足以保卫我国罢了。唉！襄公被楚国胁迫，使得不能内顾中原，中原雍容礼文，却沾染了筚路蓝缕的习俗，难道是郑国的罪过吗？大概是因为晋国的成公、景公没有重耳的贤能，不能威慑楚国，反而导致失败，竟使得襄公不得已而归附楚国，实在是晋国的过错啊！

悼公【名费，成五年即位，六年去世】

悼公在位超过一年就去世了，事迹无可考证。只有成五年，在虫牢结盟，一度服从晋国而已。这时，晋景公吸取邲之战失败的教训，重新修习霸业，诸侯渐渐归附晋国。所以防地自宣十七年同盟断道。齐国自成二年请求在袁娄结盟，宋国自成三年跟随晋国讨伐郑国。郑国知道晋国势力复兴，所以到了这五年，便背弃楚国归附晋国。从此以后，查考成公时期，郑国对于晋国，屡次叛离又屡次服从，两国互相讨伐【详见成公】

成公【名伦，成七年即位，襄二年去世】

郑国介于晋楚之间，侍奉晋国则楚国讨伐它，侍奉楚国则晋国讨伐它。自穆公以来，叛离与服从不常，然而考察其顺从或违抗的迹象，实际上视两国的强弱而定。晋国强于楚国，则多跟随晋国；楚国力强于晋国，则多跟随楚国。看成公在晋景公时期，晋国虽然多难，但其势力已经强大，所以郑国虽然叛离，但与楚国相比，侍奉晋国的时间更长。楚国不足以抵挡晋国，所以成六年，楚国公子婴齐讨伐郑国，晋国栾书救援郑国。七年，婴齐再次讨伐郑国，晋侯联合九国救援郑国。晋国害怕郑国有二心向楚之意，这一年晋国于是在马陵结盟，以巩固郑国。九年，晋国为了汶阳的田地，诸侯对晋国有二心，晋国人害怕，在蒲地会盟，以防备马陵之盟的破裂。楚国趁诸侯有二心，用重礼来诱使郑国，郑国在邓地会见楚国公子成，大概成公到这里一次叛离晋国。晋国因为郑国叛离，所以趁郑伯去晋国，于是拘捕了郑伯。晋国栾书讨伐郑国。十年，晋国又联合五国讨伐郑国，郑国因为晋国屡次讨伐，于是再次背弃楚国归附晋国。所以十三年，会合晋国讨伐秦国。十五年，在戚地结盟，又在钟离会见吴国。到十六年，楚国派公子成用汝阴的田地请求与郑国讲和，郑国于是叛离晋国归附楚国。所以这一年同楚国侵犯宋国，又联合楚子与晋侯在鄢陵交战，楚国和郑国战败。郑国虽然战败，

译郑国没有臣服于晋国。因此在鲁成公十七年，晋侯联合八个国家讨伐郑国，在柯陵结盟。这一年又讨伐郑国，郑国依然没有臣服。到了鲁成公十八年，晋国又联合楚子讨伐宋国。所以在鲁襄公元年，韩厥率领军队讨伐郑国。鲁襄公二年，郑国军队讨伐宋国。直到晋成公去世，郑国始终没有回归晋国。郑国对楚国怀有二心，虽然表面上显示臣服于晋国，但楚国一旦引诱，郑国就随即背叛晋国。而晋国知道郑国不可靠，所以郑国叛离就必定讨伐，必定与之结盟，用神明来约束它，用祸福来恐吓它，用利害来引诱它。晋国想要使郑国臣服的计策，依靠的是武力。况且鄢陵之战的胜利，晋国有震慑楚国的威势，郑伯理应俯首认罪，怀着改过侍奉晋国的心意，不需要再次讨伐就会臣服。然而自从鄢陵之战后，晋国三次讨伐郑国，郑国最终不听从，反而联合楚国侵伐晋国，对晋国的仇恨越来越深，这是因为郑国知道晋国不值得依靠的缘故。霸主使诸侯臣服，不仅仅依靠强大的兵威足以铲除强暴，还在于有德行来安抚归顺。晋厉公击败楚国，讨伐秦国，挫败强敌，秦国不敢出兵报复，楚国不敢争夺。郑国屡次遭受晋国兵威的侵扰，并非晋国的武力不强盛。然而晋厉公暴虐没有亲信，倚仗武力安于残忍，完全没有柔和安抚的德行，而且三家卿族专权，国内多难，祸患将从内部兴起，这难道是为郑国考虑吗？郑国认为，跟随晋国不如依附楚国安稳，所以虽然屡次被讨伐，但最终依然顺从楚国而自由自在。既然如此，霸主想要长久拥有诸侯、主持中原盟约，何不加强修养自己的德行呢？

译宋国与郑国的仇怨与友好

宋国和郑国从进入春秋时期到郑厉公在位期间，两国之间的仇怨与友好之事，前面都已经论述过了。等到晋楚两大霸主兴起，中原诸侯听从盟主的命令，没有谁有二心，所以宋国和郑国都参加盟会，同心修好，没有相互侵犯讨伐。到了鲁文公十七年，郑国开始跟随晋国讨伐宋国。鲁宣公元年，郑国又联合楚国侵犯陈国和宋国。这一年，宋国联合陈国、卫国、曹国讨伐郑国，又独自讨伐郑国。从此以后，宋国和郑国之间相互侵犯讨伐与友好交往的事情，在《春秋》经文中多见记载。只有鲁襄公十一年萧鱼之会，郑国纯粹服从晋国，中原地区安定，所以宋国也解除了与郑国的仇怨达二十年之久。大体上，宋国专一依附晋国，而郑国多依附楚国，顺从与背叛并不固定。当郑国归附楚国时，必定联合楚国，必定欺凌宋国；晋国的盟国，背叛晋国就会仇视宋国，这是事理必然的结果。宋国既然被郑国侵犯，那么晋国必定为宋国消除怨恨，宋国也倚仗晋国的强大，离间郑国而讨伐它。所以整个晋国称霸的时期，宋国有时独自讨伐郑国，有时联合晋国讨伐郑国；郑国有时独自侵犯宋国，有时联合楚国侵犯宋国。这期间只有郑国背叛楚国归附晋国时，两国才没有相互侵犯讨伐。有人说：考察《春秋》，中原诸侯交替依附晋国和楚国，并不固定，而顺从或违背强国、相互交锋抗衡的事情特别多，宋国和郑国为什么这样呢？大概是因为宋国和郑国土地相邻，疆场之事，玉帛使者往来，容易形成仇怨或友好。况且当时郑国倚仗楚国而强大，宋国倚仗晋国而强大，晋国和楚国既然互不相让，那么像肘腋般邻近的国家举兵相互欺凌，是理所当然的。

卫国与郑国的仇怨与友好

卫国与郑国自从两大霸主专断盟会诸侯，委身顺从、侵犯讨伐的事情，几乎没有听说过。到了鲁成公二年，楚国和郑国侵犯卫国；三年，卫国联合晋国、宋国讨伐郑国以报复。十年，卫国独自侵犯郑国，又联合诸侯讨伐郑国。十七年，卫国大夫邴括侵犯郑国。鲁襄公二年，卫国又联合晋国、宋国侵犯郑国。推究卫国的意图，之所以屡次与郑国结仇，是因为晋国的缘故。郑国既然背叛晋国，那么卫国必定倚仗晋国讨伐它。等到晋国自鲁平公、昭公以来，霸道的德行已经衰落，不能主持诸侯事务，卫国知道晋国不可依靠。所以自从鲁襄公二年讨伐郑国之后，六年间不再出兵，允许郑国帮助晋国显示威强。于是卫国和郑国才开始停止战争。到了鲁定公八年，晋国因为卫国背叛盟约，所以侵犯郑国、侵犯卫国，而卫国和郑国的友好关系比以前更加牢固。这一年，卫侯、郑伯在曲濮结盟；十年，在安甫相会。所以接连几年盟会，不再有从前那种举兵相争的情况。可见卫国与郑国结仇屡次见于经文，其根源在于依附晋国。

郑国与许国的仇怨与友好

春秋时期，王室的纲纪不正，诸侯倚仗强大欺凌弱小，没有哪个国家不是这样。所以鲁国对待邾国，宋国对待曹国，郑国对待许国，都是凭借他们的势力足以吞并而将要吞噬它们。况且因为它们的土地相近，兵车容易到达，所以加兵侵犯暴虐，常常见于经文。看郑国自从郑庄公进入许国之后，后世子孙沿袭前人的轨迹，欺凌蔑视尤其严重。郑文公侵犯它，郑穆公讨伐它，郑襄公三次讨伐它。到了郑悼公、郑成公时期，围困讨伐各一次，郑简公联合晋国、卫国的军队，又一次讨伐许国。到郑献公时终于灭掉了许国。郑国对许国加兵讨伐，如此之多，而许国未曾敢报复郑国的讨伐。这期间如鲁僖公二十二年、鲁襄公十六年，虽然两次讨伐郑国，不过是倚仗诸侯国家，借别人的力量，稍微痛快一时罢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郑国足以控制许国，许国不足以与郑国结仇。唉！郑国被楚国胁迫控制，急切地臣服侍奉尚且来不及，何不增进修养德行，安抚小国，延续友好，休养生息，以保全封疆？不致力于此，却在许国上逞志，这就像螳螂捕蝉，却不知道黄雀跟在后面一样。

郑僖公【名髠，鲁襄公三年即位，七年去世】

郑僖公继位，正值晋悼公兴起霸业，所以郑国专一顺从晋国，未曾背叛而归附楚国。自从鲁襄公二年，晋国想要降服郑国，联合宋国、卫国侵犯郑国。郑国既然服从晋国，所以三年在鸡泽会合九国与郑国结盟，五年在戚地会合十四国，都是为了巩固与郑国的友好关系。从此以后，直到郑僖公去世，全都顺从晋国的命令。所以五年晋国会合七国救援陈国，郑伯参加了。七年在鄬地会盟，郑僖公未能参加就去世了。那么郑僖公纯粹顺从霸主，不同于先君的二心，大概是因为晋悼公霸业兴盛，用威势降服他的缘故。

郑简公【名嘉，鲁襄公八年即位，鲁昭公十二年去世】

郑国自从郑僖公时期虽然曾经服从晋国，等到郑简公继位，起初畏惧楚国逼迫而背叛晋国三次。到了鲁襄公十一年萧鱼之会，晋悼公霸业已经兴盛，楚国的力量不足以对抗晋国，所以自从这次会盟之后，到鲁襄公二十五年，共十五年间，不再背叛晋国而归附楚国。但是那时晋国的霸业逐渐衰落，中原的权力晋国和楚国交替控制，所以二十七年晋国赵武、楚国屈建在宋国与郑国良霄会盟。这次会盟虽然晋国和楚国并列，不同于从前，但圣人仍然把晋国排在楚国之上，是为了表明晋国虽然衰落，仍然足以主持盟会。到了鲁昭公四年，楚子在申地主持会盟，郑国开始背离晋国而归附楚国。从此天下的政令、中原的事务都专断于楚国，郑国开始同时侍奉两国，没有像晋悼公时期那样纯粹依附晋国的心。那么不是郑国有二心，实在是中原没有霸主来招致这种情况。考察经文，鲁襄公八年，郑伯在邢邱会合晋侯及六国，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讨伐郑国，郑国于是服从楚国，这是一次背叛晋国。九年，晋国再次会合各国讨伐郑国并与之结盟，郑国开始服从晋国。楚子愤恨郑国二心，接着讨伐郑国，郑国又跟随楚国，这是第二次背叛晋国。十年，晋侯再次联合各国讨伐郑国，修筑虎牢城以逼迫它，楚国人救援郑国，所以郑国得以倚仗楚国的援助，不肯最终服从。因此晋侯率领诸侯讨伐郑国，在亳城北结盟，郑国开始再次服从晋国。不久又再次背叛，所以……

译鲁襄公十一年，晋侯联合各国讨伐郑国，并结盟，郑国于是又服从晋国。随后在萧鱼会盟，从此以后，郑国一心侍奉晋国，不敢倾向楚国长达二十年。大概从晋景公以来，使郑国臣服的功效，到这时最为兴盛。楚国因为郑国怀有二心，所以这一年拘捕了郑国的行人良霄；十八年讨伐郑国；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两次讨伐郑国。虽然军队屡次加兵，但郑国最终不再倾向楚国。这并不是郑国感激晋国的恩德而仇视楚国，而是因为晋国霸业的兴盛足以战胜楚国，郑国可以依靠而没有恐惧。直到鲁昭公四年，晋国的霸权逐渐衰微，权力受制于楚国，在申地会盟时，楚子主持盟会，郑伯有时倾向楚国，有时跟随晋国，侍奉晋国的心意比以前减少了。唉！晋国强盛，郑国就顺从；晋国衰败，郑国就背叛。郑国的顺从或背离，实际上取决于晋国的强弱。那么，在鲁昭公、定公年间，郑国之所以不纯粹顺从晋国，并不是郑国的罪过，实在是因为晋国削弱了。

译郑简公与陈、蔡、宋结下仇怨。

简公在位时间最长，他侵凌敌国的行为在《春秋》经文中出现了四次。考察经传记载，他从未因私人怨恨而进行报复，无非是侍奉强国，因而招致仇怨罢了。陈、蔡是楚国的盟国，宋、晋是晋国的盟国。当他依附晋国时，就侵犯蔡国、讨伐陈国；当他顺从楚国时，就背叛晋国、讨伐宋国。所以在襄公八年邢邱之会，郑国开始服侍晋国，就侵犯蔡国，〇公子燮；等到亳城北盟之后，郑国再次背叛晋国，就联合楚国讨伐宋国。到了萧鱼之会以后，郑国单纯依附晋国，不再倾向楚国，于是与楚国结为仇敌。所以在二十五年入侵陈国、讨伐陈国，以此来仇视楚国的盟国。唉！喜好盟会，厌恶侵伐，这是《春秋》的大义。如果对方用武力加害于我，我也用武力报复他，这是末世陋俗中报复的常理。《春秋》尚且厌恶这种行为，何况是没有私人怨恨，却出兵四处征伐，残害百姓、暴露尸骨，以求取大国欢心，这种恶行难道不更加严重吗？那么简公的罪过，就不容宽恕了。

定公【名宁，昭公十三年即位，二十八年去世】

《春秋》到了昭公时期，晋悼公已经去世，霸业已经衰落，楚灵王骄横暴虐，诸侯不服从。强大的吴国趁机介入，梗塞其咽喉要道，使楚国不能像从前那样吞并中原，那么楚国也就衰落了。然而考察《春秋》，晋、楚两国虽然同样衰落，但晋国尚能纠合诸侯，以申明盟会。郑国认为楚国不足以依靠，仍然前往追随晋国，不再倾向楚国。所以在昭公十三年防地盟会、平邱会盟，二十五年在黄父会盟。献公即位，昭公三十二年，共同修筑成周城墙；定公四年，共同入侵楚国并在臯鼬结盟。晋国虽然衰落，郑国仍然追随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楚国势力削弱，不敢与晋国争夺郑国，郑国得以全心全意侍奉晋国的缘故。有人问：楚国争夺郑国，由来已久。现在虽然稍微衰落，楚国必定能迫使郑国与晋国对抗。而经文自昭公以来，没有楚国讨伐郑国的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诸侯的势力足以自保，然后才敢图谋他人。在昭公时期，强大的吴国紧随楚国的踪迹，逐渐放肆横行，所以在四年大会诸侯讨伐楚国，五年、六年又讨伐楚国。楚国正忙于抵御吴国都来不及，哪里有空讨伐郑国呢？楚国即使想图谋郑国，郑国又怎能屈身侍奉它呢？那么楚国不敢图谋郑国，是形势使然。

献公【名虿，昭公二十九年即位，定公九年去世】

声公【名胜，定公十年即位，未去世而《春秋》终结】

鲁定公初年，晋国霸业虽然衰落，尚能会盟诸侯，所以修筑成周城墙的战役，入侵楚国的会盟，臯鼬的结盟，郑国都参与了，那么郑国仍然追随晋国。等到声公即位，晋国的德行更加微弱，盟会侵伐，完全不再讲求，郑国开始向东结交齐、鲁，与晋国为敌。所以在定公十年，在安甫会见齐侯；十一年，与鲁国平叔回国，在郑国主持盟会。哀公二年，郑国罕逹与晋国赵鞅在铁地交战，郑国战败。大概这时，鲁国与齐国交好，晋国与齐国为仇，郑国既然与齐、鲁交通，背叛晋国的盟约，于是率领军队与晋国交战，毫不顾惜啊！唉！以晋国国君的身份，自襄公、昭公以来，极力保全郑国，其盟约并非不坚固，一旦到了颓败的极点，就背弃盟约、抛弃友好，结交敌国，举兵相凌。虽然说是晋国德行衰落，不足以收服郑国；但作为郑国国君，也是可罪的啊！

郑国大夫

郑国大夫见于经文的有二十四人，宛和詹不氏尚未受命。祭仲、申侯，不是郑国的公族，大概祭仲初一，封人受庄公宠信，于是执掌郑国政事，而申侯从楚国逃到郑国，那么他们都不是公族是明显的。自穆公以来，终春秋之世专掌郑国政事的，都是郑国的宗族后裔。见于经文的，公子有七人：公子归生【子家，穆公弟弟】、公子弃疾【子良】、公子喜【子罕】、公子防、公子发【子国】、公子騑【子驷】、公子嘉【子孔】。公孙有五人：公孙辄【子耳】、舍之【子展】、虿【子侨】、夏【子西】、段【伯左子子卬】。公族有七人：良霄【辄子伯有】、罕虎【子皮】、罕逹、游吉【子太叔】、游速【太叔子】、国参【子产之子】、驷〇。按唐武平一传，穆公生了十一个儿子：子然及三个子孔，三族灭亡。子羽不做卿，只有子罕、子驷、子良、子国、子游、子卬、子丰七族，子孙世代执掌国政，所以称为七穆。然而见于经文的，只有罕、驷、良、国、游五人，而卬与丰没有听闻。罕虎、罕逹出自子罕，游吉、游速出自子游，国参出自子国，良宵出自子良，驷〇出自子驷，这些都是穆公的后裔。其他涉及行事的，请按照经传来陈述。宛因为归还祊地，见于隐公八年。有人认为是去掉宛的族氏，用来深深贬斥郑伯擅自交换天子田地，这是不对的。归还祊地交换田地，罪在郑伯，与宛有什么关系？杜预认为没有赐予族氏，所以不称氏，他的说法是正确的。祭仲因为宋人而被拘捕，见于桓公十一年。有人说是祭氏仲孙，天子任命的大夫，这是不对的。《春秋》凡是书写字，是尊贵他。祭仲专掌郑国权力，不能为义而死，被宋人拘捕，废黜忽而立突，乃是《春秋》的罪人，怎么能尊贵他呢？那么仲应当书名称，以“人”被拘捕，是罪责祭仲。詹因为庄公十七年齐人拘捕他，以及从齐国逃来，两次见于经文

译关于经文的记载。大概当时齐桓公已经称霸，郑国已经攻打宋国，又不朝见齐国，所以齐侯趁着幽地会盟的机会，就逮捕了郑国的臣子，讨伐以前的罪恶来羞辱郑伯。然而詹作为郑国的臣子，不能守节而死，以解除国家的危难，反而从齐国逃到鲁国，他的罪过很大了，所以经文用“人”来称呼他而被执。又说“从齐国逃来”，这是贬斥郑詹。申侯因为郑国杀了他，见于僖公七年。根据《左传》，申侯因为与陈国结下怨恨。辕涛涂就在郑伯面前进谗言说：“申侯修筑虎牢的城墙很坚固，将有叛变的意图。”所以郑伯趁着齐国的逼迫，利用涛涂的谗言，杀了申侯来取悦齐国。观察经文上下文，这一年齐国人攻打郑国。秋天，郑世子华在会盟中听从命令，那么《左传》所说的取悦齐国是可信的。这四人，都不属于公侯一类的人。公子归生在宣公二年与宋国作战，〇华元在四年弑杀了他的君主夷，两次见于经文。先儒认为在大棘之战中，既打败了宋国的军队，又〇了宋国的统帅，厌恶他〇害中原国家，所以圣人详细记载，以加重归生的罪恶。然而灵公被弑，实际上是子公所为，子家知道君主不可弑杀却无力制止，是因为子公的权力不足。其余如公子去疾在成公三年攻打许国，公子嘉在成公四年攻打许国，十六年侵宋，公子防在十六年会吴，公子发在襄公五年聘问鲁国，公孙辄在十年伐宋，舍之在十一年侵宋，二十五年入陈，良霄在二十六年会澶渊，二十七年会于宋，虿在十四年会吴伐秦，会戚夏在二十五年伐陈，段在二十九年筑杞城，罕逹在昭公元年会厥愸，游吉在二十五年会黄父，国参在昭公三十二年筑成周城，游速在定公六年灭许，十年会安甫，罕逹在定公十五年伐宋，哀公二年与晋国作战，十三年俘获宋军，驷〇在哀公七年救曹，所有这些盟会侵伐，有的出于盟主的命令，有的出于国君的命令，其善恶褒贬虽然不专在于臣下，然而七穆子孙代代相继，盘根错节，侵夺君权逼迫君主，渐渐不可控制，圣人显出他们的名字，著于笔削之间，是用来哀伤君主的衰弱而痛恨臣下的专权。至于襄公十年盗贼杀了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三十年良霄逃奔许国，又进入郑国，郑国人杀了他，十九年杀了他的大夫公子嘉，昭公二年杀了公孙黑，这些记载在经传中，几乎可以探究笔削的含义。根据襄公十年诸侯伐郑，军队驻扎在牛首，起初子驷与尉止有争执，将要抵御诸侯的军队，而废除尉止的车驾，尉止〇，又与他争执，子驷压制尉止说：“你的车驾不合礼制。”于是让他不能献祭，子驷开垦田地沟渠，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都丧失了田地，所以五族聚集一群不得志的人，借着公子的党徒作乱。当时子驷执政，子国做司马，子耳做司空，子孔做司徒。冬十月，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率领盗贼杀了子驷、子国、子耳，劫持郑伯到了北宫。子孔知道了，所以没有死。所谓盗贼，是微小贼寇的称呼。一天之内杀了三卿，其罪恶本来不必多说。然而郑伯治理国家，不能选拔贤能，而把权柄委托给公族。三卿执掌国政，不能抵御下属，而被群盗所害。用春秋的法度来责备他们，那么君臣都不免成为罪人。圣人列举他们的名字，大概是为了彰显他们的罪恶吧？襄公十九年，郑子孔执政专断，国人对此感到忧虑。于是追究尉止之难，子孔知道却不说。等到前一年，楚国军队攻打郑国，到达纯门，是子孔召引他们的。子展、子西率领国人杀了他。经文说：“郑杀其大夫”，以国家讨伐为文辞，归罪于子孔的专断。况且子孔已经是公族，与三卿共同执掌国政，知道尉止作乱，沉默不说，这也是盗贼而已。而且卖国召引敌军，专权放纵宠幸，人臣的罪恶，没有超过这个的。他被国人所杀，难道不应该吗？襄公三十年，郑伯有嗜好饮酒，挖了地室夜里饮酒，将要派子晳去楚国。子晳指责他，伯有逃奔许国。郑伯与国人盟誓，伯有愤怒，攻打郑国北门。驷〇率领国人攻打他，伯有死在羊肆。经文说：“郑人杀良霄”，不称大夫，是说从外面攻入。昭公二年，公孙黑将要作乱，想除掉游氏而取代他的位置。驷氏与诸大夫想杀他。子产派官吏列举黑罪，让他接受官吏的审判，黑于是自缢。经文说：“郑杀其大夫”，以国家讨伐为文辞，罪在黑。伯有嗜好饮酒而奢侈，招致国人怨恨，负罪出逃，不能悔过自责，反而回师攻打自己的国家。黑看到伯有的动乱，不吸取覆辙的教训，反而想铲除手足，抢夺占据他的位置。这两个人被国人所杀，都是自取灭亡。所以经文对于良霄不称大夫，对于黑称“郑杀其”，归罪于这两个人，是很明白的。唉！郑国是小国，介于晋楚之间，左右受到攻讨，扶持都来不及，本来应该选拔贤能任用有德之人，君臣同心，共同渡过国难，以保全宗庙社稷是可以的。竟然把一国委托给公族，导致争权，固结党羽称兵相残的人，接踵而起。如果没有子产的贤能，焚烧载书，安定公室，左提右挈，相互扶持巩固，那么郑国的废墟，应当在春秋时期就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