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此事卷十八 宋 沈棐 撰
，自重耳定霸，城濮始来防盟。自后一于附楚，虽间从晋命，不旋踵而叛之。则晋之得陈，尤难于得郑也。当鲁襄公时，晋悼继霸，外强内安，中国诸侯靡然归之。虽难服之陈，亦逺来从晋。故襄三年，陈侯使袁侨如会，叔孙豹及诸大夫盟，而春秋两书及以善袁侨。晋悼之功，亦云盛矣。至五年防戚之会，合十四国以戍陈。未几而楚杀壬夫，立▯瓦，举兵以伐陈。晋侯虽合诸侯之师，戮力救援，然陈人畏楚之威，不遑事晋。至七年鄬之防，遂逃归。自是盟防不来，车辕逺矣。然则陈之叛晋，非悼公罪，特势有所不可也。故经书之，亦以伤晋而疾楚也。前谓霸主救者，此也。
译自从重耳确立霸业，在城濮开始前来参加盟会。此后陈国一心依附楚国，虽然偶尔听从晋国的命令，但不久就背叛了晋国。那么，晋国想要得到陈国的归顺，比得到郑国更难。在鲁襄公时期，晋悼公继承霸业，对外强盛对内安定，中原诸侯纷纷归附。即使是难以驯服的陈国，也远道而来追随晋国。所以在鲁襄公三年，陈侯派袁侨前来参加盟会，叔孙豹和各国大夫结盟，《春秋》两次记载“及”字，以褒奖袁侨。晋悼公的功绩，可以说是非常显赫了。到了鲁襄公五年防戚之会，联合十四个国家去戍守陈国。不久楚国杀了陈国的壬夫，立了〇瓦，发兵攻打陈国。晋侯虽然会合诸侯的军队，合力救援，然而陈国人畏惧楚国的威势，无暇侍奉晋国。到了鲁襄公七年鄬地的盟会，陈国使者就逃回去了。从此陈国不再来参加盟会，距离晋国越来越远了。那么陈国背叛晋国，不是悼公的罪过，只是形势所迫无可奈何。所以《春秋》这样记载，也是为晋国感到悲伤并憎恶楚国。前面所说的霸主所救助的，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经书诸侯救者
僖十八年夏师救齐。夫无嫡立庶，均庶立长，古今通义也。小白六子均庶，以义言之，则无亏当立，易牙寺人虽微而立之，正矣。宋襄公固守信义，欲立孝公而鲁出师救之，则公之救齐为得正也。而经何无善鲁之文？盖提兵出师，扶危救难，苟合于义，则圣人幸其成功而已。僖公以一国之师救齐，而不能保一无亏，卒使师败于宋，孝公簒立，其削弱可知也。故书曰「师伤其举鲁之众而不能救也」。宣十二年宋师伐陈，衞人救陈。左氏之意，以陈人贰于晋，而清邱之盟，晋宋同心，恤病讨贰，故宋于此为晋伐之。盖当景公之初，晋德衰，防诸侯离叛，邲之战见败于楚，是以陈人无向晋之心而即楚焉。夫楚蛮夷也，陈中国也，以中国而从蛮夷，则陈为可伐，而宋伐之正也。而衞人徇孔逹之言，固守先君之旧好，不顾夷夏大义，方且出师救陈，则是衞人助夷狄扼中国，其救为不正也。故经于宋称「师」，于衞称「人」，则罪衞之意可知。襄十五年齐侯伐我北鄙，围成。公救成至遇。盖鲁自成公背齐从晋，鞌之战晋败齐师，请盟袁娄，自是齐不犯鲁者三十年，非鲁能拒齐也，以悼公兴霸，晋强齐弱，晋足以制齐，故鲁赖以无患也。及悼公末年，晋霸稍衰，衞侯奔齐，间齐之好，齐侯始复修怨于我，伐我北鄙而围成。是年悼公既没，平公嗣位，诸侯乗悼之亡，各相携贰，征伐四起，莫适为主，求如悼公之时听命于晋，不可得矣。故围成之师，公虽往救，不过至遇而已。遇，晋邑也。救成而至遇，是鲁畏齐而不敢进也。畏齐而不敢进，以晋不足为鲁援故也。故书曰「公救成至遇」，非徒病鲁，亦伤晋也。凡此皆诸侯之救也。
经书大夫救者
僖十五年，公孙敖及诸侯之大夫救徐。夫徐以弱小之国见戕于楚。是时，齐侯主霸，牡邱之盟诸侯悉至，将以援徐。然而经乃言公孙敖及诸侯之大夫救徐，何哉？盖小白自葵邱之会霸业已衰，故楚人乗间浸以骄暴。观僖十年伐黄，十二年灭黄，至是时灭徐，则其服齐之心不及于前可知也。牡邱之盟虽纠率诸侯将为徐援，而惧楚之强不敢赴难，是以公孙敖率诸大夫以往救之，而又不足以成功。故此年书「楚人败徐于娄林」，则诸大夫之师初无补于徐可知也。且小白经营中国，功盖当时，宜乎提师救难，蔑无不济。而救徐之师逺次于匡，委之大夫卒不克济，则罪可知矣。何则？能以身任难，然后能使人免于难。今小白畏楚之患，自处于安，而推难于人，宜乎诸大夫之不及事也。故经书曰「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责诸大夫之轻，而罪齐侯之重也。文三年，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盖楚自重耳之没复冦中原，至是围江，而阳处父伐楚以救之。然楚为江病，处父之意以楚方欲图江，其锋必鋭，吾直救之必贻挫衂。从事于楚则江围自解，殊不知救人之师急于水火，先于伐楚非江利也。是以晋师虽出，而楚卒灭江，则处父之救江实非救也。故书先言伐楚而后言救江，恶不能救也。九年，公子遂会晋人、宋人、衞人、许人救郑。夫楚自城濮之战畏晋之强，不敢加兵于郑。今晋文既没，中国不振，于是始复伐郑。是以赵宣子防诸大夫之师以救之。观十四年郑伯与会，则赵盾之师亦不可谓无功于郑也。然当时灵公继文而立，不能援郑却楚，克绍先烈而使救郑之事出于大夫，则灵公之罪可知也。故称「人」，微之也。微诸大夫不使救郑之事，大夫得专之也。宣元年，晋赵盾帅师救陈。九年，晋郤缺帅师救郑。成六年，晋栾书帅师救郑。凡此三大夫救陈救郑，无非以楚之侵伐而已。然以春秋考之，陈郑二国虽皆隣楚，而文宣以来，楚之病郑也急。何则？重耳之没不过十年，楚遂伐郑，晋虽力争而楚不息也。至陈则距重耳之霸凡二十年，盟会侵伐蔑不从晋。及宣元年，始有侵陈之师，而赵盾救之。夫既得郑，又连郑以侵陈，则楚之强横至此甚矣。赵盾黾勉救难，棐林之师伐郑威楚，足以捍陈。不及四年，陈已
译经书诸侯救者
僖公十八年夏，鲁国军队救援齐国。没有嫡子而立庶子，庶子中地位相等则立年长者，这是自古以来的通行义理。齐桓公小白有六个儿子，都是庶出，按义理来说，应当立无亏，易牙和寺人虽然地位卑微却立了他，这是正确的。宋襄公一向坚守信义，想要立孝公，而鲁国出兵救援他，那么鲁公救援齐国是符合正道的。但经文为什么没有褒扬鲁国的文字呢？大概是因为率领军队出征，扶持危难、救助苦难，如果符合道义，圣人只是庆幸他们成功罢了。僖公率领一国的军队救援齐国，却不能保全无亏，最终导致军队在宋国战败，孝公篡位自立，鲁国的衰弱可想而知。所以经书记载说“师”，是哀伤他动员鲁国的民众却不能救援成功。宣公十二年，宋国军队讨伐陈国，卫国人救援陈国。左氏的意思认为，陈国对晋国有二心，而在清丘之盟时，晋宋同心，体恤病患、讨伐贰臣，所以宋国在此替晋国讨伐陈国。大概在景公初年，晋国的德行衰微，防备诸侯背离叛乱，在邲之战中被楚国打败，因此陈国人没有归向晋国的心而依附楚国。楚国是蛮夷，陈国是中原国家，中原国家跟随蛮夷，那么陈国就是可以讨伐的，宋国讨伐它是正当的。而卫国人听从孔达的话，固守先君时的旧好，不顾夷夏大义，反而出兵救援陈国，这就是卫国帮助夷狄扼制中原，其救援是不正当的。所以经文对宋国称“师”，对卫国称“人”，谴责卫国的意思就明白了。襄公十五年，齐侯讨伐我国北部边境，包围成地。鲁公救援成地，到达遇地。大概鲁国自从成公背弃齐国依附晋国，在鞌之战中晋国打败齐军，在袁娄请求结盟，从此齐国三十年不侵犯鲁国，不是鲁国能抗拒齐国，而是因为悼公兴起霸业，晋国强盛齐国衰弱，晋国足以制约齐国，所以鲁国依赖它而没有祸患。等到悼公末年，晋国霸业稍衰，卫国国君逃奔齐国，离间齐国的友好关系，齐侯才开始重新对我们结怨，讨伐我国北部边境并包围成地。这一年悼公已经去世，平公继位，诸侯趁着悼公去世，各自心怀二意，征伐四处兴起，没有合适的主宰，想求得像悼公时代那样听从晋国命令，是做不到的。所以包围成地的军队，鲁公虽然前往救援，不过到达遇地罢了。遇，是晋国的城邑。救援成地却只到遇地，这是鲁国畏惧齐国而不敢前进。畏惧齐国而不敢前进，是因为晋国不足以作为鲁国的援助。所以经书记载说“公救成至遇”，不只是批评鲁国，也哀伤晋国。所有这些，都是诸侯的救援。
经书大夫救者
僖公十五年，公孙敖和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徐国因为是小弱之国而被楚国残害。当时，齐侯主持霸业，在牡丘之盟诸侯都到了，将要援助徐国。然而经文却说公孙敖和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为什么呢？大概小白自从葵丘之会之后霸业已经衰微，所以楚国人趁机逐渐变得骄横暴虐。看僖公十年讨伐黄国，十二年灭掉黄国，到这时灭掉徐国，那么他们服从齐国的心意不如从前就知道了。牡丘之盟虽然纠集率领诸侯将要援助徐国，但畏惧楚国的强大不敢赴难，所以公孙敖率领各位大夫前往救援，却又不足以成功。因此这一年经书记载“楚人在娄林打败徐国”，那么各位大夫的军队起初对徐国毫无补益就知道了。况且小白经营中原，功绩盖过当时，应当率领军队救援危难，没有不成功的。而救援徐国的军队远远驻扎在匡地，委托给大夫最终不能成功，那么罪责就明白了。为什么呢？能亲身承担危难，然后能使别人免于危难。现在小白畏惧楚国的祸患，自己处于安逸，而把危难推给别人，难怪各位大夫不能成事。所以经书记载说“公孙敖率领军队和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责备各位大夫轻率，而重罪齐侯。文公三年，晋国阳处父率领军队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大概楚国自从重耳去世后再次侵扰中原，到这时包围江国，而阳处父讨伐楚国以救援它。然而楚国是江国的祸患，阳处父的意思认为楚国正想图谋江国，其锋芒一定锐利，我们直接救援江国必定会遭受挫败。从事于讨伐楚国那么江国的包围自然解除，殊不知救援别人的军队急如救火，先于讨伐楚国并不是对江国有利。因此晋军虽然出动，而楚国最终灭掉江国，那么阳处父救援江国实际上不是救援。所以经文先说讨伐楚国而后说救援江国，厌恶他不能救援。九年，公子遂会见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援郑国。楚国自从城濮之战畏惧晋国的强大，不敢对郑国用兵。现在晋文公已经去世，中原不振，于是开始再次讨伐郑国。所以赵宣子防备各位大夫的军队以救援郑国。看十四年郑伯与会，那么赵盾的军队也不能说对郑国没有功劳。然而当时灵公继位，不能援助郑国击退楚国，继承先烈的功业而使救援郑国的事出于大夫，那么灵公的罪责就明白了。所以称“人”，是贬低他。贬低各位大夫，不使救援郑国的事，由大夫专断。宣公元年，晋国赵盾率领军队救援陈国。九年，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救援郑国。成公六年，晋国栾书率领军队救援郑国。凡是这三位大夫救援陈国救援郑国，无非是因为楚国的侵伐罢了。然而以春秋考察，陈郑两国虽然都邻近楚国，但自文公宣公以来，楚国祸害郑国更急迫。为什么呢？重耳去世不过十年，楚国就讨伐郑国，晋国虽然力争但楚国不停止。至于陈国，距离重耳称霸凡二十年，盟会侵伐没有不听从晋国的。到宣公元年，才有侵陈的军队，而赵盾救援它。既然得到郑国，又联合郑国侵陈，那么楚国的强横至此极点了。赵盾努力救援危难，棐林的军队讨伐郑国威慑楚国，足以捍卫陈国。不到四年，陈国已经
囘车而向楚，则盾之救陈，非谓久逺之功也。至郑则自宣以来，无岁不有楚师，虽黒壤及扈略同盟会，而豺狼廹胁，随即叛去。故宣十一年辰陵之盟，十二年围郑之役，楚鲁无惮晋之意焉。则九年郤缺之救郑，亦非功也。及成十二年，晋以鞌战败齐，霸德稍兴，仅能服郑。然虫牢之盟，郑伯始来，而楚兵已临郑境矣。故六年楚婴齐伐郑，栾书救之。七年婴齐又伐郑，景公不胜其忿，合诸侯之师同以救郑，郑始从晋盟于马陵，则栾书之救亦非功也。夫以陈郑之难服如此，然则为三卿者，盍亦辅佐景公，増修德业，纠合诸侯，大合兵车，以追城濮之战，使荆蛮之楚消缩防沮，遁迯窜伏，则霸功可继，陈郑可服，而救难之美有倍于前矣。不务为此，乃区区以孱弱之师声名救援，是犹百川崩溃而一篑障之，多见其不知量也。故经所书例皆曰「某师救某」者，伤晋德之不竞，三臣之无功也。襄十二年，季孙宿帅师救台，遂入郓。按是年莒人伐我东鄙，围台，故季孙宿救台而遂入郓。先儒狥谷梁之説，皆以谓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郓，故书「遂」以讥之。夫当襄公时，三家擅权专恣日甚，其无君之心久矣。矧自文公以来，政在大夫，厯宣逾成至于襄公，齐鲁诸臣纷然肆横，盟会征伐出于国君十一也，安得而受命哉？襄十二年距圣人之生未久，使季孙果受命于公，则经所书宜有以别异之也。盖宿之出师，本欲窃鲁之郓，自为封殖而已，非有意于救台也。然必于救台而入郓者，其意若曰：使吾无尺寸之功，而举鲁之师，窃据强邑，则诸侯国人必有谋我者。今以莒人之围台，出师救之，因是而得郓，则吾有救台之功，诸侯国人将必恕我。是郓可长得也。夫命令，国君所出也；土地，国君所守也。必若假其命令，盗其土地，则圣人之意，宁不救台也？故书曰：「季孙宿救台，遂入郓」，深罪宿假救难之名，而盗鲁邑也。襄二十三年，叔孙豹救晋。盖晋自成二年败齐之师，诸侯归命。其后悼公更霸，晋德中兴，齐乃事晋，不敢争鲁。及悼公卒，平公不竞，齐始易晋而兴兵矣。故二十三年，齐侯伐衞，遂伐晋，叔孙豹帅师救之，次于雍榆。救而次者，畏齐之强，不敢奔难故也。夫以晋之恩鲁深矣，齐虽得志，无大造于鲁也。为鲁大夫者，忍忘畴昔之好，视晋之困弊，不借一臂之援哉？今叔孙豹虽曰救晋，而次于雍榆，与不救等也。故书「救晋而次」，罪豹之不赴晋难也。哀七年，郑驷▯帅师救曹。按是年春，宋皇瑗帅师侵郑，又围曹，故驷▯救之。郑实有恶于宋，初非德曹之意。虽非德曹，然使郑之师足以胜宋而释曹之围，则排难恤灾，仁人之事，春秋亦许之也。奈何郑虽救曹，而明年宋公入曹，刼曹伯以归，则郑师之出，曽无毫髪之助，适足以坚宋之虐曹尔。故书「郑驷▯帅师救曹」，病其不能也。凡此大夫之救也。
译调转车头面向楚国，那么盾牌救助陈国，并不是说能建立长久深远的功业。到了郑国，自从宣公以来，没有一年没有楚国的军队，虽然黑壤和扈略的盟会，但受到豺狼般的胁迫，随即背叛离去。所以宣公十一年辰陵的盟会，十二年围攻郑国的战役，楚国和鲁国都没有畏惧晋国的意思。那么宣公九年郤缺救助郑国，也不是功绩。等到成公十二年，晋国因为鞌之战打败齐国，霸主的德行稍微兴起，仅仅能制服郑国。然而虫牢的盟会，郑国国君才来，而楚国的军队已经逼近郑国边境了。所以成公六年楚国婴齐攻打郑国，栾书去救助他。七年婴齐又攻打郑国，景公不能抑制愤怒，联合诸侯的军队一同去救助郑国，郑国才在晋国的马陵结盟，那么栾书的救助也不是功绩。像陈国和郑国这样难以制服，那么作为三位卿大夫的人，何不辅佐景公，增进修习德行功业，纠集诸侯，大规模集结战车，来追随城濮之战的辉煌，使荆蛮之地的楚国消缩退却，逃窜躲藏，那么霸主的功业可以继承，陈国和郑国可以制服，而救助危难的美名会有比从前加倍的效果。不致力于这样做，却仅仅以孱弱的军队名声去救援，这就像百川崩溃而用一筐土去阻挡，只是多见其不知自量罢了。所以《春秋》所记载的体例都说“某师救某”，是哀伤晋国德行不能竞争，三位大臣没有功劳。襄公十二年，季孙宿率领军队救助台地，于是进入郓地。考察这一年莒国人攻打我国东部边境，包围台地，所以季孙宿救助台地而于是进入郓地。先代儒者顺从《谷梁传》的说法，都认为接受命令去救助台地，不接受命令而进入郓地，所以书写“遂”来讥讽他。当襄公的时候，三家专权专横日益严重，他们无视君主的心意已经很久了。况且自从文公以来，政权在大夫手中，经历宣公超过成公直到襄公，齐鲁各国的大臣纷纷放肆横行，盟会征伐出自国君手中的只有十分之一，怎么能接受命令呢？襄公十二年距离圣人出生不久，如果季孙果然接受国君命令，那么《春秋》所记载应当有区别不同的地方。大概季孙宿出兵，本来是想窃取鲁国的郓地，为自己扩充势力而已，并不是有意去救助台地。然而一定要在救助台地时进入郓地，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如果我没有丝毫功劳，而调动鲁国的军队，窃取占据强大的城邑，那么诸侯和国人一定会有图谋我的人。现在借着莒国人包围台地，出兵救助他们，因此得到郓地，那么我有救助台地的功劳，诸侯和国人将会一定宽恕我。这样郓地就可以长久占有了。命令，是国君发出的；土地，是国君守护的。如果假借国君的命令，盗取国君的土地，那么圣人的心意，宁可不去救助台地？所以书写说：“季孙宿救助台地，于是进入郓地”，深深罪责季孙宿假借救助危难的名义，而盗取鲁国的城邑。襄公二十三年，叔孙豹救助晋国。大概晋国自从成公二年打败齐国的军队，诸侯归顺。其后悼公重新称霸，晋国德行中兴，齐国于是侍奉晋国，不敢争夺鲁国。等到悼公去世，平公不能竞争，齐国开始轻视晋国而兴兵了。所以二十三年，齐侯攻打卫国，于是攻打晋国，叔孙豹率领军队救助他，驻扎在雍榆。救助而驻扎，是畏惧齐国的强大，不敢奔赴危难的原因。像晋国对鲁国的恩德深厚，齐国虽然得志，对鲁国也没有大的损害。作为鲁国的大夫，忍心忘记从前的友好，看着晋国的困顿疲敝，不借一臂之力去援助吗？现在叔孙豹虽然说救助晋国，而驻扎在雍榆，与不救助一样。所以书写“救助晋国而驻扎”，罪责叔孙豹不奔赴晋国的危难。哀公七年，郑国驷〇率领军队救助曹国。考察这一年春天，宋国皇瑗率领军队侵犯郑国，又包围曹国，所以驷〇去救助他。郑国实际上对宋国有怨恨，起初并不是恩德曹国的意思。虽然不恩德曹国，然而如果郑国的军队足以战胜宋国而解除曹国的包围，那么排除危难体恤灾祸，是仁人的事，《春秋》也会赞许他。为什么郑国虽然救助曹国，而第二年宋国国君进入曹国，劫持曹国国君回去，那么郑国军队的出动，曾没有丝毫的帮助，恰好足以坚定宋国虐待曹国罢了。所以书写“郑国驷〇率领军队救助曹国”，指责他不能做到。凡是这些大夫的救助。
经书夷狄救者
僖十八年，狄救齐。盖齐以五公子作乱，宋伐之战，败于甗，故狄救齐。先儒以谓是年伐衞，经书「狄人」，善其救齐故人之也。春秋苟善其救齐，则必曰「狄人救齐」，何「救齐」称「狄」，「伐衞」称「人」哉？盖称「狄救齐」，病狄之强也；救难而病狄，罪不在救，伤中国之不能救齐也。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衞。盖曹、衞、楚与国也。重耳兴霸，欲克服强楚，抚定中原，而曹、衞附楚，梗其喉牙，故先侵曹，伐衞，以折楚之肘臂。楚方争雄诸侯，不能存衞，则虐焰未可逞，故力于救衞，以遏晋师，则楚之恶可知。书曰「楚人救衞」，罪衞不当从楚，楚人不得救衞也。襄十年，楚公子贞帅师救郑。哀十年，吴救陈。盖自襄二年城虎牢之后，至于此年，郑凡再服而再叛晋也。晋以郑之难服，故合诸侯城虎牢以逼之，是以楚公子贞帅师救郑。夫晋、楚争郑，自灵公以来，无虑四十年，且救之，且伐之，且城之，其为郑御楚，非不力也。然楚未尝出师以救郑，至此始救之。灵公昏懦不君，陨坠先业，固不足道。成公在位不久，景、厉虽号兴霸，而不竞厥初，终无赫赫之功，是以数君虽力于救伐，终不足以却楚而芘郑。楚人之意，若曰「吾虽不救郑，不我弃也」。洎悼公聿兴，同盟归向，虎牢之城、亳城之盟，始足以威荆蛮而衞中国。故自萧鱼之会，郑不叛晋者二十年，则攘却之功，自重耳以来未有若此之懿也。是以楚人至此始兴师以救郑，则楚人之弱，力不敌于晋可知。及哀公之末，晋德既替，楚亦衰防，吴偃然横行中夏，侵齐，伐鲁，败楚，服陈，兵师四出，横溃莫制，虽欲有陈、郑而不可得。故哀十年，楚公子结伐陈，而吴救之。经书曰「吴救陈」，伤晋、楚之防，而救难之师归于吴也。前谓出于夷狄者，此也。凡经之书救，或出于天王，或出于霸主，或出于诸侯，或出于大夫，或出于夷狄，虽皆有救难之名，然考其事迹，有师次。而不及事，有及事而不成功，有成功而不正者，违礼失义。若出一律，其间仅可取者，惟庄二十八年，公会齐人、宋人救郑；僖六年，诸侯救许；襄五年，公会七国救陈而已。然则扶患恤灾，仁人之难得也，如此是宜春秋重许可也。呜呼！使东迁已后，王道之正如三代盛事，则列国无侵伐之乱，天子无救患之师，诸侯、大夫、夷狄虽妄自兴兵，盗一时之誉，不可得也。不幸王室不竞，出于二霸；又不幸而出于诸侯，出于大夫；重不幸而出于夷狄。政如闺门之内，礼法废坏，骨肉相残，而求救于奴隷，委身于盗贼也，可胜叹哉！
平
杜曰：“和而盟曰平。”《春秋》凡书“平”者，以其释怨结好，弃干戈而修礼文也。考羣公之年，书“平”者六：隠六年，郑人来输平。三传之説，左氏及杜为近，然亦未尽经意。盖是时鲁与宋好，四年，翚尝会宋伐郑；五年，宋围长葛，故是年遂来输平，盖欲结好于鲁，以絶宋之援。观八年郑来归祊，则知输平为结好明矣。宣四年，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斥言公者，深讥之也。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按经文，十四年九月，楚子围宋；十五年，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夏，宋人及楚人平，则鲁实平之也。盖宋被楚围九月，诸侯莫有救者，鲁比楚亲，宋使归父会而平之，礼也。然《春秋》皆称“人”者，传谓大夫未尽经意。盖宋先代之后，天子之上公，而楚蛮夷之国，宋不可被屈于楚，楚不可得志于宋，故两国皆贬称“人”。昭七年，书“暨齐平”。左谓齐伐北燕，盖燕与齐平也。夫经书外平若楚、宋者，必曰“某与某平”也。若齐与燕平，安得与鲁同文哉？盖鲁自襄公以来与齐结怨，按襄二十四年，仲孙羯帅师侵齐；二十五年，崔杼伐我；及至七年以前，虽两与齐同会，然未尝有修好之事，至是始与鲁平，故是年叔孙婼如齐涖盟，则知与鲁平明矣。説者曰：“齐来求平，不得已而从之，明非鲁志也。”夫齐强鲁弱尚矣，齐何畏鲁而求
译经书“夷狄救”的情况：
僖公十八年，狄人救援齐国。大概是因为齐国五公子作乱，宋国攻打齐国，齐军在甗地战败，所以狄人救援齐国。先前的儒者认为，这一年狄人攻打卫国，经书称“狄人”，是赞许他们救援齐国，所以称他们为“人”。如果《春秋》真的赞许他们救援齐国，就一定会说“狄人救齐”，为什么“救齐”时称“狄”，“伐卫”时称“人”呢？大概称“狄救齐”，是批评狄人的强大；在救援危难时批评狄人，罪责不在于救援，而是痛心中原各国不能救援齐国。
僖公二十八年，楚人救援卫国。大概曹、卫、楚是同盟国。重耳兴起霸业，想要克服强大的楚国，安抚平定中原，而曹、卫依附楚国，梗塞其咽喉要道，所以先侵犯曹国，攻打卫国，以折断楚国的臂膀。楚国正与诸侯争夺霸权，如果不能保全卫国，那么楚国的凶焰就无法逞强，所以尽力救援卫国，以遏制晋军，那么楚国的恶行就可以知道了。经书说“楚人救卫”，是谴责卫国不应当跟随楚国，楚人也不应当救援卫国。
襄公十年，楚公子贞率领军队救援郑国。哀公十年，吴国救援陈国。大概自从襄公二年修筑虎牢之后，直到这一年，郑国两次臣服又两次背叛晋国。晋国因为郑国难以臣服，所以会合诸侯修筑虎牢来逼迫它，因此楚公子贞率领军队救援郑国。晋、楚争夺郑国，从灵公以来，大概有四十年，时而救援，时而攻打，时而筑城，他们为郑国抵御楚国，并非不尽力。然而楚国未曾出兵救援郑国，直到这时才开始救援。灵公昏庸懦弱不像君主，败坏先王的基业，本来不值得说。成公在位时间不长，景公、厉公虽然号称兴起霸业，但在初期并不强劲，最终没有显赫的功绩，所以这几位君主虽然尽力于救援和攻打，终究不足以击退楚国而庇护郑国。楚人的意思，好像是说“我虽然不救援郑国，也不会抛弃它”。等到悼公兴起，同盟国归附向往，虎牢的筑城、亳城的盟会，才足以威慑荆蛮而保卫中原。所以自从萧鱼之会以来，郑国二十年不背叛晋国，那么攘除击退楚国的功劳，从重耳以来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因此楚人直到这时才兴师救援郑国，那么楚国的衰弱，力量不敌晋国就可以知道了。
到了哀公末年，晋国的德行已经衰微，楚国也衰败防备不足，吴国安然横行于中原，侵犯齐国，攻打鲁国，击败楚国，降服陈国，军队四处出击，纵横溃散无人能制，即使想要拥有陈、郑两国也不可能。所以哀公十年，楚公子结攻打陈国，而吴国救援陈国。经书说“吴救陈”，是痛心晋、楚的防线崩溃，而救援危难的军队归于吴国。前面所说的出于夷狄的救援，就是这种情况。
凡是经书所记载的“救”，有的出于天王，有的出于霸主，有的出于诸侯，有的出于大夫，有的出于夷狄，虽然都有救援危难的名义，但是考察他们的事迹，有军队驻扎而没赶上战事，有赶上战事而没有成功，有成功但不合正道的，违背礼制丧失道义。如果按照同一标准，其中勉强可以取的，只有庄公二十八年，鲁庄公会合齐人、宋人救援郑国；僖公六年，诸侯救援许国；襄公五年，鲁襄公会合七国救援陈国罢了。那么扶持患难、体恤灾祸，仁人真是难得啊，像这样是应当《春秋》重视和许可的。唉！假使东迁以后，王道之正如同三代那样的盛事，那么列国就没有侵伐的混乱，天子就没有救援患难的军队，诸侯、大夫、夷狄虽然妄自兴兵，窃取一时的声誉，也是不可能得到的。不幸王室不能竞争，救援出于两位霸主；更不幸而出于诸侯，出于大夫；最不幸而出于夷狄。这就像家门之内，礼法废坏，骨肉相残，而向奴仆求救，向盗贼委身一样，真是令人叹息啊！
平
杜预说：“和解而盟誓叫做平。”《春秋》凡是记载“平”的，是因为他们释怨结好，抛弃干戈而修习礼文。考察各位国君的年份，记载“平”的有六次：隐公六年，郑人来输送和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以《左传》和杜预的接近，然而也没有完全符合经意。大概这时鲁国与宋国交好，四年，翚曾经会合宋国攻打郑国；五年，宋国包围长葛，所以这一年郑国就来输送和平，大概是想与鲁国结好，以断绝宋国的援助。看八年郑国来归还祊地，就知道输送和平是为了结好，很明显了。
宣公四年，鲁宣公与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莒人不肯，鲁宣公攻打莒国，夺取向地。斥责地说“公”，是深深讥讽他。十五年，宋人与楚人平定。按照经文，十四年九月，楚子包围宋国；十五年，公孙归父在宋国会合楚子，夏天，宋人与楚人平定，那么实际上是鲁国平定的。大概宋国被楚国包围了九个月，诸侯没有救援的，鲁国与楚国亲近，宋国派归父会合而平定，是合乎礼的。然而《春秋》都称“人”，传文说大夫未尽经意。大概宋国是先代之后，天子的上公，而楚国是蛮夷之国，宋国不可被楚国屈辱，楚国不可在宋国得志，所以两国都贬称“人”。
昭公七年，记载“与齐平”。左氏说齐国攻打北燕，大概是燕国与齐国平定。那么经书记载外国的平定，像楚国、宋国那样，一定说“某与某平”。如果齐国与燕国平定，怎么能与鲁国相同的文辞呢？大概鲁国自从襄公以来与齐国结怨，按照襄公二十四年，仲孙羯率领军队侵犯齐国；二十五年，崔杼攻打我国；直到七年以前，虽然两次与齐国同会，然而未曾有修好的事情，到这时才开始与鲁国平定，所以这一年叔孙婼到齐国主持盟誓，就知道与鲁国平定，很明显了。解说的人说：“齐国来求和平，不得已而听从，明白这不是鲁国的本意。”齐国强鲁国弱已经很久了，齐国害怕鲁国而求
成哉？盖自昭公以来，楚人暴横日甚，于前四年，楚子主会于申，又连诸侯以伐吴，而鲁尝结交于楚，故六年叔弓如楚，七年公如楚。是时齐有田氏之权，国势渐防，则求成于鲁，恐鲁结楚以谋之也。然则书“暨”，明非鲁志明矣。定十年，及齐平。夫齐鲁两国虽仇，好不常，而经书齐伐鲁倍于鲁之侵齐，以齐强鲁弱，齐之势可以凌鲁，鲁不敢易齐也。至定八年，齐未尝伐鲁，而鲁两侵齐者，盖鲁倚晋为重，度齐报伐晋必救援，故八年国夏伐我，继书公会晋。师于瓦左，谓晋赵鞅帅师救我，则其再侵齐鲁，倚晋明矣。齐惧晋之援，而欲収鲁之好，于是遂及鲁平。鲁亦自是舍晋以从齐焉。终定之世，十三年盟齐侯于黄，十四年防齐侯于牵，而无好。晋之文，则鲁之背晋从齐，又可知也。十一年及郑平，盖郑当定公时背晋从齐，故定七年齐侯、郑伯盟于咸，而八年晋士鞅帅师侵郑。鲁方好晋，则为晋以侵郑；及与齐好，则因齐以好郑。然则鲁之与郑，或仇或好，皆为齐、晋而已。然杜谓和而不盟曰平，攷之经：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三月，叔孙婼如齐涖盟。定十一年及郑平，叔还如郑涖盟。盖有平而盟者矣，杜例不通也。嗟夫！春秋之时，诸侯日防干戈，务相吞灭，强大者以力自肆，弱小者不能自保。大抵尚征伐者多，修情好者少。经于侵伐、围入、战取之文，不可胜数，而书平者终春秋才六尔。然则释怨结平，虽未尽讲信修睦之道，而彼善于此，盖亦春秋之所喜欤。
译达成和平了吗？大概自从鲁昭公以来，楚国人暴虐横行日益严重，在之前的四年，楚君在申地主持会盟，又联合诸侯讨伐吴国，而鲁国曾经与楚国结交，所以鲁定公六年叔弓出使楚国，七年鲁君亲自前往楚国。这时齐国有田氏专权，国家势力逐渐受到威胁，于是向鲁国求和，恐怕鲁国与楚国结盟来图谋齐国。那么经文中书写“暨”字，就明白显示这不是鲁国主动求和了。鲁定公十年，与齐国讲和。齐鲁两国虽然仇怨，但交好并不长久，而经文中记载齐国讨伐鲁国的次数比鲁国侵犯齐国多一倍，因为齐国强而鲁国弱，齐国的势力可以欺凌鲁国，鲁国不敢轻视齐国。到了鲁定公八年，齐国未曾讨伐鲁国，而鲁国两次侵犯齐国，大概是鲁国倚仗晋国作为后盾，估计齐国报复讨伐时晋国必定救援，所以八年齐国军队侵犯我国，接着记载鲁君会见晋国军队驻扎在瓦地左侧，说的是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救援我国，那么鲁国再次侵犯齐国，是倚仗晋国，这很明白了。齐国害怕晋国的救援，想要恢复与鲁国的友好关系，于是便与鲁国讲和。鲁国从此也舍弃晋国而顺从齐国。直到鲁定公去世，十三年在黄地与齐侯结盟，十四年在牵地防备齐侯，却没有友好关系。晋国文辞中，鲁国背弃晋国顺从齐国，又可以看出。鲁定公十一年与郑国讲和，大概郑国在鲁定公时背弃晋国顺从齐国，所以鲁定公七年齐侯、郑伯在咸地结盟，而八年晋国士鞅率领军队侵犯郑国。鲁国正与晋国交好，就为了晋国而侵犯郑国；等到与齐国交好，就借着齐国与郑国友好。那么鲁国与郑国，有时仇怨有时友好，都是为了齐国、晋国罢了。然而杜预说和解而不结盟叫作“平”，考察经文：鲁昭公七年春正月，与齐国讲和；三月，叔孙婼出使齐国主持结盟。鲁定公十一年与郑国讲和，叔还出使郑国主持结盟。大概有讲和而后结盟的情况，杜预的条例不通。唉！春秋时期，诸侯每天防备干戈，致力于互相吞并，强大的凭借武力肆意妄为，弱小的不能自我保全。大体上崇尚征伐的多，修好情谊的少。经文中关于侵犯讨伐、包围进入、战争夺取的记载，数不胜数，而记载讲和的直到春秋结束才只有六次。那么化解怨恨达成和平，虽然没能完全践行讲求信用、增进和睦的道理，但比那种情况要好，大概也是春秋所赞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