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四

《太平经国书》礼类一【周礼之属】

提要

【臣】等谨案：《太平经国书》十一卷，由宋代郑伯谦撰写。郑伯谦，字节卿，永嘉人，曾任修职郎、衢州府学教授。王与之在《周礼订义》中首先列举了宋代解说《周礼》的四十五家学者，郑伯谦排在第三十一位，位于黄度、项安世之间，大概是宋宁宗、宋理宗时期的人。这本书阐发《周礼》的大义，之所以命名为《太平经国书》，是取自刘歆所说的“周公致太平之迹”这句话。书首列出四幅图：一是成周官制，二是秦汉官制，三是汉代官制，四是汉代南北军。所绘制的图仅涉及三个朝代的职掌、宿卫情况，大概他的主要意图是想让宫中、府中、文事、武事都统一于太宰，所以只在前面冠以这四幅图，以阐明古代的制度。这本书设有三十个条目：教化、奉天、省官、内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揽权、养民、税赋、节财、保治、考课、宾祭、相体、内外、官制、臣职、官民、官卫、奉养、祭享、爱物、医官、盐酒、理财、内帑、防计、内治。其中“内外”一门、“防计”一门，又各自分为上下篇，总共论述了三十二篇。全书都以《周官》的制度分类聚合贯通，采用问答的形式，推究阐明设立官职的原因，多参证后代的史事来证明古代法度的良善。书中关于天官玉府诸职的一条论述，车若水在《脚气集》中颇为称赞。然而其中有些立意有时令人难以理解，例如《齐东野语》记载韩侂胄败亡时，殿司夏震还在路边高声应答；《梅磵诗话》记载绍定辛卯年临安大火，九座宗庙都被烧毁，唯独丞相史弥远的赐第因为殿司军救火而得以保存，所以洪咨夔的诗中有“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痛哉九庙成焦土”的诗句。当时武权统属于文官，相权可以说重到了极点，而这本书在“宰相”一篇中，还想要进一步加重相权。又宋朝人南渡之后，沉溺于湖山歌舞，不再考虑收复中原，正应该进献卧薪尝胆的告诫，而这本书在“奉养”一篇中，却深深斥责汉文帝的节俭是错误的，这些论述都不能作为准则。鉴于其他篇章贯通经义，尚颇有发明之处，旧本流传，久已行于世，姑且选取节录是可以的。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太平经国书原序

先王没有自私的心，安定家室是为了使天下安宁，保全自己是为了使百姓生活丰厚。夏商周三代以来，君主才开始有了自私之心，把天下留给子孙，所以不得不做长久依靠、无所恐惧的打算。然而天下还因为君主的自私之心而在其中稍微安定。到了秦、隋、魏、晋、南北各朝的君主，淫乱荒淫、狂妄迷惑，就连那自私的打算也不顾念了。拥有天下却到了不爱惜自己的地步，固然无望其爱护百姓，而唯独可惜那爱护自己者推及百姓的方法，也狭隘浅陋，足以使时世达到小康，却不足以凭借它来维持无穷的未来。三代圣人的纪纲法度、宪章文物，用来根本于自身而布施于天下的非常完备，而在成王、周公之时尤其周密详备。他们处心积虑，上通达于尧舜，下及于万世。对外不惧怕天下的诽谤而私藏其事迹，说：“一定要让我的子孙相继继承而宗庙祭祀不绝。”对内实在通达天下的道理而公其心，说：“一定要让我的君臣相安无事而祸患不兴起。”因此兼采三王之道，施行四事，夜以继日，竭尽我的精神心术来做这些事。以井田制来安排兵农，以什一税来取用民力，以乡遂制来教化百姓，以学校来培养士人，以三百六十官来建立官制，以封建制来治理天下，以肉刑来威慑百姓。根本的大体既已确立，然后那些品节条目，日夜讲求而增补完善。其上的则有六典、八法、八则、九柄、九贡、九赋、九式的次序，其次则有祭祀、朝觐、冠婚、丧纪、师田、行役的详细规定，下至于车服、圭璧的器物，梓匠、轮舆的尺度，以及绘画、刮磨、陶土的方法，再细微的则及于登鱼、取鼋、擉鼈的微小事务。毕公所说的“能够勤于细微事物”，周公尤其尽心于此，大概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述反复。遗策谋略深远，后世岂无昏乱的君王，而都依赖前代哲人得以避免祸患。周厉王被流放到彘的危难，共和摄政，而天下恢复如初；龙漦作孽，宗周灭亡了，还能挟带鼎玺向东迁移。当战国相互吞噬时，周国孤立地处其中，天下还有一百多年尊奉其为宗主。到了垂死临绝之际，自己分裂为东周、西周，其子孙更加谬误乖戾，而不顾念继承先业，所以天下开始离开周而归于秦，法度灭亡则周朝灭亡。天下后世如果有《下泉》那样思念治理、《匪风》那样思念周道的情怀，那么陈国的淫乱、桧国的混乱到了极点，一变就能再次见到《豳风》的正道，圣人编排《诗经》就是把心意寄托在十五国风之中。风之末也，秦人变古不道，不足深恨。汉氏距离三代很近，而距离周朝尤其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而讲求周公致太平之迹，惴惴然

译只是考虑到得失的重大，以及居心的危惧，苦思冥想而竭尽防范，大体不过是掌握天下的权术罢了。如果只求眼前简便，就不能有深远的思考、长久的谋划。封君是古制，只推行推恩令；井田是古制，只议论名田法；刑法只定下棰令；军队只限于京师的南北军；郡国的都尉，设置官职则模仿秦朝旧制；礼仪则杂用秦朝仪制；学校则隶属于太常，而选举则分多路进行；乡里则烟火绵延万里。那些浅近功利，已经大致足以顺应时世并惠及百姓了。然而刚刚安定忽然又危险，几乎灭亡仅能幸存，终究不足以造福后世。那些当世敏捷杰出、有远见卓识、有志于先王治理的人，有的请求确定经制，有的想退隐并改变教化，有的愿建立万世的长策。每当看到王符论述汉家失去生计的百姓，每年达到三十万，就更知道田赋、乡里、刑法等制度，不过是草率从事罢了。仲长统想要确定官吏俸禄，加重三公的权力，改变税法，改革官制，充沛地思考善道，而有化乱为治的意思，论述非常美好。至于请求废除封建，恢复井田、肉刑，也是研究得不精深。唐朝继承八代的衰败，太宗之所以开创唐朝，也是慷慨地想要接近先王的治理，弥补汉朝的缺失，招纳豪杰，共同在贞观一二十年间修复废弃、振兴坠落的事业，税制改为租庸调，田制分为口分田、世业田，兵制改为府兵，选士分为明经、进士，官制定为七百三十员，天下实行袭封刺史。然而也是驳杂而不纯粹，疏略而无条理。不久兼并不禁，赋役不均，将租调改为两税，将府兵变为彍骑，停止世袭而改为州县，不珍惜名器而使用墨敕斜封。唐朝的子孙固然不是善于守法的人，而在立法之初，也不得不分担其罪责。当弊端尚未显现时，天下人因为自私，也得以获得苟且安定的利益；一旦利益耗尽危害显现，裂痕暴露，就彻底败坏而无法支撑了。宋的元嘉，北魏的泰和，隋的开皇、仁寿，难道不是为了治安吗？但谈论治理的人不将它们列入，功利只在人活着时停止。汉唐的事情，与此有什么不同呢？虽然如此，汉朝继承秦朝毁灭学术之后，不仅二帝三王的法度没有剩余脉络，即使是五霸七雄小小的富强之事，也一扫而空。草创之初，大臣没有学问，正使用秦朝官吏、秦朝律令图书，固然难以要求他们实行先王的制度。唐朝自从北魏、北齐以来，授民以田，分民以乡，先王的制度十中已用其一二；接着有苏绰在周朝，约《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也略微有头绪，先王的制度十中已用其五六；又接着有隋文帝的富盛，苏威、高颎的损益，而先王的制度十中已用其七八。太宗跟随其后而实行，如果让他深入观察详细斟酌，细微曲折，有以补充前代的不足，那么以唐朝的治理作为周朝的治理，指日可待，而仅仅如此，这难道没有原因吗？世道变化不如古时，功利盘结在人心，而这本书宏大博深浩瀚，读起来难以理解而解说容易迷惑。它在秦火中被焚毁，在汉儒中被贬斥驳难，好古如汉武帝，反而说它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隐藏泯没在山岩屋壁之间。汉朝末年，虽然进入秘府，竟未曾拿出来尝试用于治理。后来刘歆取用它来辅佐王莽，五均六筦，列肆里区都有征收，天下骚然受其弊害。其余杜氏不过能通晓其句读，马、郑诸儒也止于做训诂而已。隋唐之间，文中子在河汾讲道，颇深识其本末，认为经制大备，后世有所持循，然而只载于空言，不及见于行事。唐太宗曾经与群臣谈到《周礼》，而房、杜、魏征虽出自王氏之门，然而本无素业，留宿中书，聚议数日，竟不能确定；问及礼乐，又不能回答，大本既失，其他还有什么指望呢！宋朝王氏以儒学起用为相于熙丰年间，又曾一度使用《周礼》，而计利太卑，求民太甚，其祸甚于刘歆。伊洛老师、横渠张夫子，固然熟悉周公了，而又不及探究其志向。大概自有《周礼》以来，像孔子、文中子及伊洛、横渠诸子，则遗憾不及使用；房龄、杜如晦、魏征，则惭愧不能使用；汉朝的刘氏、宋朝的王氏，则又后悔不善使用。自汉唐直到今日，天下治理之所以驳杂而难考、弊坏而不可收拾，大体出于这三者之间。因此时君世主厌薄儒生，嘲笑王制，全心致力于浅功近利，顺着其自私之心而姑且做目前苟简的谋划，倘若可以维持一世就足够了，无暇顾及这宏阔的谈论。唉！千载之下，有能兴起周公治理的，是学者所不能见到的；有能讲明周公制度的，是学者所不能推辞的。永嘉郑伯谦序。

译正德十四年，我凭借增广生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策论题目问的是《周礼》可信与可疑各占一半的原因。我当时年轻，私下听闻了大概，便凭自己的理解回答说：“从前孔子时代，周朝的德政刚刚衰微，孔子对鲁哀公说文武之政记载在简册上，人还在政令就能施行。等到周朝更加衰微，孟子才开始说诸侯丢弃了先王的典籍，无法得知详情。他们所说的简册和典籍，难道就是指《周礼》吗？孔子尚且想着复兴东周，孟子则直接劝说齐梁实行王道，当时不仅典籍已经亡失，即使有，本来也无法施行。到了荀子的门徒李斯辅佐秦国，于是将经籍全部焚毁抛弃，后世认为这是罪过。然而假使当初统一天下的是周武王，李斯有周公那样的圣明，那时想要施行《周礼》，能做到吗？周朝的兴起，深厚的仁德恩泽延续十余代，圣人相继出现，礼乐法度没有不阐明讲解的，国家以此作为教化，家庭以此作为学习，逐渐熏陶融合，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所以周朝确立为天子，颁布其政令格式，推广到四海，人们顺从信服，事情如同划一，不需要勉强，这种传统由来已久。秦国则不然，以征战为功业，以武力为职业，法令已经形成，习俗已经确定，当它消灭诸侯、统一六国时，即使有《周礼》，将如何施行？何况秦朝之后呢？为什么呢？先王的法度，到周朝才完备，到秦朝才灭绝，这就是原因。后世只是把秦朝当作古代罢了。秦朝不再施行《周礼》，显然后世必然无法施行。然而这本书可以全部废弃吗？怎么会这样呢！三礼中没有比《仪礼》更古老的，是周公亲自制定的。《说文解字》说：‘礼字，由豆、曲、示组成。示，是古代神祇的字。’大概先王在笾豆神祇之间，曲尽其意，于是记录升降仪式，区分隆重与简略，所以称为礼，这是它的形迹。先王的意图，有不在这里的。《周易》《观卦》初六爻辞说：‘洗手而不献祭，有诚信恭敬的样子。’先王以诚敬之心侍奉神灵，所以下面的人观察而受感化，所以传文说：‘圣人用神道设立教化，天下就顺服了。’如今官职的设置，内外职分的区别，尊卑的尺度，多寡的数量，是成周达到大治的工具，但用来达到大治，难道全在于这些吗？所以善于治理的人，效法其意图罢了。像《周礼》这样的书，保存下来用来考证是可以的。”大致是这样说的。当时南原王先生王整主管学政，认为我的回答很好。那一年叔嗣在乡试中举，三年后考中进士，担任考功主事，才开始喜好这本书，听说有人有异本，不害怕去寻求。同县人按察副使田勤甫刊印《周礼集注》，读其中往往引用《太平经国书》，值得参考，遗憾没见到全书。后来翰林学士姚维东说：“有。”传给我看给叔嗣，抄录收藏在家里。十年后到了嘉靖丙申年冬月初一，在山西布政司刊印，高叔嗣。

太平经国书原序

小宰掌管官刑以辅佐太宰，宰夫掌管朝法以辅佐小宰，都是贯通内外的官员。所以太仆向宰夫传达言语，宰夫向小宰传达言语，小宰向太宰传达言语。又有内宰，虽然掌管王宫内政令，也隶属于太宰。由此可以看出周朝的宫中、府中，实际上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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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四幅图：一是宰夫之官，分为尚书、中书，后来成为两省；二是宫正、宫伯之官，分为光禄勋、卫尉，后来成为门下省；三是从膳夫到腊人，凡是鸟兽鱼鳖烹煮之事；从酒正到掌次，凡是酒浆醋酱帷幕帷帐之事，分入少府；从医师到兽师，分入太常，也入少府；从少府以下到掌皮，内一项财赋分入少府，外一项财赋分入大司农；四是从内宰到内师服以下，凡是宫中使唤的人，分入大长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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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四库全书

太平经国书卷一 宋 郑伯谦 撰

教化【论六典以为民极】

有人问：“周公排列六典时，辨别方向确定位置，规划国家治理郊野，设置官职分配职责之后，每次都归结为作为百姓的最高准则，这仅仅是建国之初罢了，没看到它与百姓有什么关系，百姓为什么立刻在这里取得最高准则呢？”回答说：“先王教化天下，从来没有精细与粗糙、根本与枝节的区别。司徒这一官职，名叫教典，从现今的职务来考察，六十个官职之内，大体都是划分乡遂，整理田地，征收财赋，掌管山泽，以及市场、门闾之事，军队田猎、行役、祭祀、丧事、冠礼婚礼、乡社之法罢了。像乡大夫、州长、族党之职，不过是召集百姓宣读邦法；师氏、保氏、谏救、调媒之职，不过是掌管国中得失之事。所说的十二教，三物之教，五礼、六乐之教，教化的条目很详细，而教化的官属不详细记载。先王的教化，本来与后世从事文墨语言、诵读传授的不同。像王设立朝廷，后设立市场，朝廷在前面，市场在后面；公卿大夫在朝廷，百工商贾在市场，人们看到只是辨别方向确定位置罢了。大路九轨，野路五轨；宫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