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国书卷六

译中丞在内，丞相、御史在外，这样外面就能统领内部。内部统领侍御史，外部督察部刺史，刺史负责奉诏令、依惯例考察州郡的政绩，罢免或提升官员，依据六条问事，而奏事又上报给中丞，这样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内，内部就能统领外部。总之，汉朝的官制，三公、九卿虽然职列在外，但都有属官在内。用《周官》的遗意来推求，丞相相当于太宰，御史大夫相当于小宰，御史中的中丞、少府中的尚书相当于宰夫，少府之下还有大长秋，相当于内宰。大长秋隶属于少府，少府、中丞隶属于丞相、御史，这是秦与汉的制度都接近周制的缘故。不仅如此，高帝时期，御史大夫周昌曾在燕见时奏事，看见高帝抱着戚姬；吕后时期，审食其为相，监宫中如同郎中令，公卿百官都通过他奏事。武帝时期，丞相公孙弘也得以多次燕见，皇上有时不戴帽子。这虽然不是礼遇大臣的本意，但也可以看出当时内外界限分明而不隔绝。因此宦官虽然受宠，丞相仍能发檄文召来责问，而大长秋、中常侍仍参用士人担任。自武帝晚年宴游内庭不出，不再与士大夫接触，任用宦者主管中书而掌管尚书的章奏，尚书的官职于是被废置。既然中书居中接受事务，又设置诸吏居中举发法度，所以当时奏下的各项事务，从中书递送两府，从两府下达九卿，从九卿下达郡国，而不经过中丞，中丞的官职于是不能居中制事，而内部的侍御史、外部的部刺史一并被废置。将军列侯以下都得以加官，而丞相御史独不加官，名义上是尊崇他们，实际上是疏远排斥他们，于是丞相御史不再有进入内庭的了。末年以霍光为大司马而领尚书事，看似内外合为一，但已非丞相职任，俨然号称内朝，而并夺丞相御史之权。昌邑王被废，丞相杨敞来不及参与议论，不仅不能进入内庭，而且不再参与内庭之事了。宦官掌管中书的职务，中丞没有制事的权力，三公没有加官的称号，大将军领尚书的职务，霍光告诉车千秋所谓“令光治内，君侯治外”，内外朝判然如此，这是汉朝治道盛衰的原因。宣帝中兴，恢复遵行汉初的制度，魏相为御史大夫，对外派遣丞相掾吏查办郡国事务而不派遣使者，对内奏封事而不经过尚书，去掉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给事中而得以燕见言事，所以霍山方秉枢机，魏相就直言其过错；杜延年居中用事，魏相就列奏其奸邪，中外之政复合为一。然而还不知道恢复中丞的权力，元帝以来石显用事，丞相的权力复去而尽归于尚书。哀平之际，又归外戚，纪纲散坏，内外不足以相统，而西汉遂趋于灭亡。光武惩外戚之用事，愤大臣之窃命，于是取三公之官以为闲职，而取尚书及中丞专委任之，以为台阁之长，以举法归中丞，而以奏事归尚书，二官虽复用事，然疏外庭而亲内庭矣，舍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归台阁矣，变前世参用士人之制，而专任奴仆薰腐之余矣。威灵之季，御史之权尽移于尚书，尚书之权又移于宦官，尚书、宦官合为一党，而宰相疏隔于外，御史缄黙于内。是以太尉杨秉奏侯览，而尚书召秉掾属诘之曰：“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三公统外，御史察内。”当是时也，御史岂真得以察内邪？事权之失已乆，小人徒借察内之名以自便耳。盖自古外内之不相属，未有若东汉之甚者也，而其源实始于光武。极其源而论之，则又始于武帝。使武帝不改汉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书在内，内外相属，而关节脉理相应，则汉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于法度之外，使内外事权分裂四出，而不专领于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此极也。盖尝观之，自出纳之要职不领于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为尚书、中书之任，尚书、中书迭用事，而霍光之权重，恭、石显之事起，尚书、中书之形成矣。自宿衞之亲人不领于大臣，而宫正、宫伯之官遂去为光禄勲之任，光禄勲之属日益亲，而门下遂为省，加官遂为司，侍中遂为宰相矣。自供奉之近习不领于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极也，门下、太仆之司又分为殿中省，为内诸司使矣。以至玉府财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与闻，则汉鸿都之卖爵，唐琼林、大盈之名库，夫谁得而检之？女宠、近习之嬖既非大臣之所与闻，则母后临政，下令不出房闼，国命寄之刑人，或享专土之封，夫

译谁能控制它呢？这其中的根源都起于汉武帝，因此其流弊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灾祸反而产生于杀戮大臣而没有顾忌之心。事权不能统一，这应当是太宰所深深忧虑的，也是小宰、宰夫辅佐太宰并共同掌管这些事务的原因。职权集中则能治理好，分散则会导致混乱；统一则兴盛，分离则衰败。自夏商周三代以后，治乱盛衰的变化有多少次呢？看到这种变化而恢复《周官》的制度来挽救它，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源泉。

译太平经国书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太平经国书卷七 宋 郑伯谦 撰

官制【论叙属职联成计】

有人问：“太宰既然建立了六典，小宰又分辨六职，六典在邦国万民之中，就提到官府；六职在邦国万民之下，却不提官府而只提庶务，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其法则有六典，其官职有六职。六典是用来概括大略的，而六职是用来详尽说明的。六典是君王所治理的，用来维持邦国万民，所以在其中提到官府，以表明维持天下的是邦国，守护邦国的是万民，而治理邦国万民的是官府。六职则是百官所治理的，在这里如果再提官府，就多余了。所以在邦国万民之下，不提官而只提事。”有人问：“六典六职，我已经明白了。您先前说八则没有详略之分，官府都鄙没有内外之限。现在太宰用八法治理官府，用八则治理都鄙，他们拿出法则来治理，本来就没有看到内外详略的不同。至于小宰守法以奉行，只说‘掌管八则以迎接官府都鄙的治理’；宰夫循法以考察，只说‘掌管治法以考核百官府都鄙的治理’。都鄙仅仅两句话带过，至于官府则不仅仅治理它。下面有六职，试着以八法中的一节来说，太宰列举了八项，而小宰又有六项。官常、官法、官刑，虽然不按次序列举，所谓考核法则、观察治象的法度，所谓国有常刑、国有大刑，要点从未遗漏而不涉及。宰夫又在六职之外分辨八职，在治象之外掌管治朝的法度。治理官府为何如此详尽，而治理都鄙为何如此简略呢？”回答说：“你认为不提都鄙，那么治理都鄙就简略了吗？先王的治理，以体国来经营郊野，由内而及外，详尽于官府，本来就是要作为都鄙的准则。而且法则用来驾驭其官员，要点不离八法；赋贡用来驾驭其用度，未曾与九赋九贡有所区别；废置禄位用来驾驭吏与士，就是驾驭群臣的八柄；礼俗田役用来驾驭民与众，无非是八统八成所已施行的；建立长官并设立副手，设置伍长并安置辅佐，也与建立正职设立副职的法度，又并非在其中有所轻重。土地都是王畿，人民都是王官，内外详略的分别，周公难道会有吗？周公将用在内者来划分在外者，用布于朝廷者来通达于天下，所以治理官吏的法度、建立官吏的制度，无所不详尽。然而‘官’即‘吏’也，乡的群吏，是从州长以下；市的群吏，是从胥师以下；宰夫所说的群吏，是从卿大夫以下；小宰、太宰所说的群吏，则是公卿大夫士都是。说法不同，治理则是一样的。所以从他们有隶属关系来说，官有所统属而不混乱；有职事，则人有所坚守而不紊乱；有联属，则精神心术有以相通而不相抵触；有官成，则施设注措有依据而无私意；又有宰夫的八职，则上下互相召令，随其尊卑而治理其详略。开始用六叙来端正，最终用六计来弊止，通达使他们喜悦，告诫使他们勉励，在司防迎接其治理，在司书计算其治理，在天府登记其治理，在御仆掌管其治理。官府既已治理，官治既已举荐，由此来端正万民，又由此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敢不归于正道的，何况都鄙这样近的地方，哪有违背法则而不尽心的人呢？我曾作《官府都鄙法则论》，这可以补其缺漏。

臣职【论六属从长专达】

有人问小宰六联的事，说：“凡小事都有联属，而六属举邦治。”又说：“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为什么呢？回答说：“事虽小，如果不是一个人所能做的，就不能没有联属；事虽有联属，如果不等待禀命而后做，那么即使称之为专达也可以。膳夫一官，有亨人、庖人、内饔、外饔，这不是不联属，而饮膳之事不必每天禀命于太宰；地官司关，掌管国货的节度以联属门市，这不是不联属，而门市的区区小事不必每天禀命于司徒。六官的小事都是这样。所以大臣只治理大而略的，小臣得以施行小而详的。后世小臣专断大事，则大臣每每至于无权，而小臣每每至于专横；大臣亲理细务，则上面常以多事自疲，而下面常以虚文欺骗。一则放纵而败事，一则劳而无补于事。这是小宰的六属所以有大事、小事之分的原因，本来各惟其宜。又曾以《周礼》考察，百官听命于六卿，而六卿听命于太宰。在宫正，则凡邦国的大事，令无去守而听政令；其肆师，则凡国的大事，治其礼仪以佐宗伯；在县师、稍人，若有军旅、师田之事，则听受于司马；在小臣，则凡大事佐太仆；在都家，则凡大事必因其朝大夫。这是百官听命于六卿的情况。在太宰的职事中说：‘作大事，则戒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