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国书卷三　　　　宋　郑伯谦　撰

译从公家领取田地，其势必然要在私人家中服役。先王对于这种情况，就让他们聚集财物、分散财富以获取利益，就像九职中掌管山林川泽的人利用资源来致富一样【茶用来供给丧事，茅草用来供给祭祀，草料用来喂养国家的马匹，现在的人取草来喂牛，取浮萍来喂狗猪，背冰捡头发，竹头木屑，都属于分散财物的范畴】。闲民则在私田九分取一之外，公田十分取一之外，既不从事于园圃、虞衡（掌管山泽禁令）、薮牧（掌管畜牧）之地，又不从事于工商、嫔妇的职业，先王对于这种情况，就让他们转换执掌的事务以共同获取利益，就像司徒生产物资，里宰种植粟米一样。曾经就此事加以论述，认为先王是与百姓一起谋生，后世则是百姓自己谋生，到了当今之世，百姓已经没有办法谋生了。与百姓一起谋生，我不敢期望后世能做到，而听任百姓自己谋生，难道不可以吗？不让他们自己谋生，以至于没有办法谋生，百姓的痛苦就达到极点了，而暴君污吏又接着剥削他们，征收赋税的名目层出不穷而没有停止，日夜憎恶地看着百姓而像对待仇敌一样搜刮他们，不使百姓贫困窘迫、溃散流离就不罢休，那么那些没有办法谋生的百姓，于是就有轻视自己生命的人了，不再像先王末年那样，在濒临灭亡的绝境中还有依依不舍、不忍离去的意思。曾经观察周代的先王，他们用来与百姓一起谋生的方法，不是一件事。井田制下九百亩田地，中间作为公田，八家各自拥有百亩私田，让他们互相供养、互相滋生，这样就够了。为他们设立比闾、族党、州乡的组织，设立邻里、鄼鄙、县遂的行政单位，设立沟洫、浍川、畛涂、道路，来安定他们的生活；为他们制定祷祠医药的政策，制定赈救补助的法令，来保卫他们的生活，这样又足够了。然而还认为不够，说王畿之内都是齐民，而没有特别富有的人，谋生的器具虽然勉强够用，但祭祀丧事还是有所不足，而在常规数额之外取用，于是颁布了九职的任务。即使是臣妾、闲民都不敢遗漏，也一定有办法使他们的生活丰厚。在这个时候，哪里还会有一个农夫养活六个食客，一个工匠供六个使用者，一个商人供六个出资者的情况呢！思虑周密，安养生利，完备周到，如果不把它放在侍奉长辈、养育晚辈都没有遗憾的地步，就会郁郁不乐，好像对百姓有所亏欠。反复思考太宰的九职，没有不三次感叹先王的政事，认为先王勤勉为百姓的心，就是后世勤勉为自己之心转移而来，这就是百姓所以乐于上级爱护自己而忘记其辛劳的原因，于是共同拿出赋税来供给上级，税用来充足粮食，赋用来充足军国之用。而先王还不敢安然享受，一斗粟一尺帛，都有官吏掌管，考核防备计算，还恐怕使用不当。听说有水旱灾害导致收成不好，就焦急恐惧，想到谋生不易，祸患将至没有日子，捐出租税拿出粮食，想要减膳而不听音乐。他们给予百姓的很丰厚，索取的很微薄，而使用的很吝啬，百姓知道上级给予自己的很周到，所以他们奉送上级的也很周到，不像后世只是索取和给予。自从井田制破坏而贫富不均，上面的人还不能制定百姓的固定产业，何况敢期望他们承担九职的任务呢？而百姓开始自己谋生了。有父子兄弟夫妇的聚集，而没有衣食生养的资财，穷困居住、局促生活，不能自给自足，离开去做工匠技艺，分散去做商人，不得已去做佣工，而百姓谋生开始劳苦了。用水旱灾害逼迫他们，用军旅役使他们，用疾病死丧困苦他们，而百姓开始没有办法谋生了。不回到根本，反而更改法令来谋求增加财富，上面的公卿大夫，下面的百官众府，中外的学士大夫，日夜讲求理财的策略，百姓怎么能富足而国家怎么能承受呢？先王的事情，我确实不敢期望后世能做到。没有别的办法，就听任百姓自己谋生吗？

译【论太宰九赋九贡】

有人问：王畿之外有贡，王畿之内有赋、有税、有征敛的名目，它们的区别是怎样的？回答说：“公田用来收税，私田用来出赋，征敛则是税赋的总称。家征、力征，是依据一家剩余男丁的劳力而言；夫征、地征，是依据一个男丁私田的赋税而言。至于王畿之外的诸侯，则是享用公田的税作为俸禄，征收私田的赋作为贡品罢了。学者对于贡、赋、税的区别，为什么议论纷纷呢？我请求先略去公田的税，暂且论述王畿之内的赋，其次再论及王畿之外的贡，这样纷纷的议论就可以全部驳倒并统一起来。人们只看到税用来充足粮食，赋用来充足兵员，就认为民赋只限于兵车，认为九赋是众臣禄田的赋税，这是不对的。税和赋虽然名称相同，但赋有三种：凡是征发徒役不超过每家一人，这是兵赋；甸地出一辆长毂战车，这是车赋；一是邦中，二是四郊以下，这是九等之赋。当时正值有事，则农民出一兵，甸地出一车；事情结束后，士兵回归农耕，战车回归甸地。虽然名为赋，实际上则是让百姓自我防卫，足以满足军队的使用，却不足以供给国家的开支。国家的大宗开支，有祭祀，有宾客，有丧荒、羞服，有工事、币帛，有刍秣、匪颁、好用，如果不向百姓征收，又能向谁责求来供给呢？于是开始借助百亩私田来制定九等之赋，勉励九职的任职者来替代九赋的支出。现在考据《周礼》，国中四郊的赋税，由闾师征收；郊野的贡赋，由县师征收；委人征收薪柴木材，兽人、防人收取皮毛筋角，角人收集齿角羽翮，丱人收取金玉锡石，泽虞获取国泽的财物，掌葛、掌染草则征收细葛布、染草来抵充邦赋，掌炭、掌荼则征收灰炭、茅莠来抵充邦赋。起初，以九谷为主，而最终都以九职的物品来充抵赋税；起初，以五等来定轻重，而最终都以年成的好坏来制定征收之法。熟读这一部书，之所以孜孜不倦于田赋的区别，大概是因为它未曾立法。至于公田十一的税，《周礼》何尝提及一句？不仅是公田，太宰九等之赋不谈论军旅，也是因为一兵一车的支出自有定制。这自从黄帝实行井田牧野以来，未曾有过改变，那是从周公开始经始制定的。名目常担心其巧立，轻重常害怕其偏差，有无常忧虑其相违，受用常担忧其相乱，所以太宰正定其名，载师斟酌其数，闾师、县师随其物征收。”太府谨慎地对待用度，大概其终始本末，没有一丝一毫不经过思虑的。推行到王畿之外，则有异名而无异法。诸侯在国中享用其税，则税的名称变为禄；诸侯缴纳其赋，则赋的名称变为贡。始于太宰致其用，中于司马制其赋，终于小行人令其献。考据《职方氏》，从扬州的金锡、荆州的丹银，一直到并州的布帛，这就是取物来充抵赋税。又考据《大行人》，从侯服的祭祀物品、甸服的嫔妃物品，一直到要服的货物，这就是变赋为贡。其细微曲折之处，与王畿之内没有不相应的。曾经用《禹贡》一书来考据，然后《周礼》中贡、税、赋的区别，源流贯通，更加无可怀疑。冀州在王畿之内，是尧的都城。其赋税等级为上上等，其田地等级为中中等，这是公田的税虽然等级在五等，但私田的赋折算为其他物品，则其等级实际在第一等，这就是太宰的九赋。八州在王畿之外，是诸侯的国家，田赋之下，于是开始设立贡篚的制度。有金木铅石的贡，有漆丝羽毛的贡，有球琳琅玕银镂砮磬的贡，这就是太宰的九贡。然而《禹贡》与《周礼》稍有不同的是，《周礼》王畿之内的类别通可以称为贡，而《禹贡》则专指为赋；《禹贡》王畿之内的赋专以米粟之类，而《周礼》则杂以其他物品替代。这仅仅是微小的差异罢了，不妨碍其本质相同。周朝衰微，王制不明，贡、税、赋的法度不再保存成王、周公的制度。鲁宣公初税亩，是在公田之外，又丈量私田的亩数，实行十一的税。虽然如此，赋税尚且完好。到了鲁成公作丘甲，则是每三个甸地增加一辆战车，兵车的赋税不再是《司马法》的旧制；鲁哀公用田赋，则是受田百亩而出赋二十亩，私田的赋税不再是《载师》的旧制。至于邦国的贡品，更加悖谬而无统绪。包茅不入，王祭不供，这是诸侯已经不向天子进贡；子产说郑伯是男爵，却让他跟随公侯的贡品【见昭公十三年】，这是晋人责求诸侯的贡品又难以供给。这难道只是不符合周家的旧法吗！虞夏的贡赋之法，自三代以来所谓相承而不废的，到春秋时期就扫地以尽了。唉！读《周礼》可见周朝之所以兴盛，读《春秋》可见周朝之所以衰微。

【论九式均节财用】

有人问：“《王制》一书说冢宰在年终制定国家用度，这九赋九贡之后，也有九式来节制财用。冢宰与君王论道治理国家的人，却区区于理财用之

译末，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君主心中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奢侈之心的产生。财富聚集在君主手中，而大臣不敢在其中加以节制，那么府库就会充盈，财物就会浩繁，而君主的宫室、器物、服饰、饮食、赏赐等，一切开始没有节制了。这固然是败坏心术的大根源，也是以正道辅佐君主者的紧急任务。」我曾经论述过冢宰的属官，认为内外宫廷的宿卫之士，是士人中地位低贱的；烹饪膳食之事，是事务中屈辱的；鱼干、酒浆、醋酱之类，是物品中细微的；行宿的帷帐、丧服，是末等用途；宦官、宫女、洒扫使令，是冗杂的役使。而在宴饮私玩狎昵的时候，容易迷惑取悦君主的耳目，而侵夺大臣的权柄，因此冢宰一举而全部掌握它们，这固是一种说法。然而府库中的财物，国家的耗费，也没有比这几类更大的了。如果太宰不能亲自统领这些人，不能用心约束他们的使用，那么多寡、丰俭、去取、用舍、损益的条目，谁能来检查呢？秦汉以来，分散而没有统纪。汉武帝穷奢极侈，尤其没有节制。卫士已有三万人，而在郎卫之外，又增设期门、羽林；在南北军之外，又增设八校尉，不再有多寡的节制。少府掌管山海池泽的税收，用来充当天子的私人供养；大官七丞主管膳食，汤官主管饼饵，导官主管选米，庖人主管宰割，不再有丰俭去取的制度；黄门给事在禁中，钩盾掌管苑囿，尚方制作禁器，御府主管衣服，掖庭、永巷也设置八丞，上林池籞多到十监，不再有使用舍弃损益的限制。北到朔方，东封泰山，所经过的地方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金钱以巨万计算，国库空虚，而官吏开始坐在市场店铺中贩卖货物求利了。后来元帝在位，虽然号称温和恭敬少欲，但齐地三服官做工的各数千人，一年花费数巨万；蜀、广汉主管金银器，每年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也是这样；廐马吃粟将近万匹。这是御史大夫贡禹所以恳切献忠，希望减少各离宫及长乐宫卫的大半，太仆减少吃谷的马，水衡减少吃肉的兽，省减宜春之苑，罢去角抵之戏，恢复齐三服官的旧制，而回到高祖、孝文的节俭。虽然如此，贡禹只知道有高祖、孝文的节俭，而哪里知道有太宰九式的均节呢？用《周礼》来考察，膳夫年终则防，只有王及后、世子的膳食不防；庖人年终则防，只有王及后的膳禽不防；酒人年终则防，只有王及后的饮酒不防。又内府年终不防王后的服饰，司裘年终不防王的裘服。一年的财用有限，而司徒用来制定一年收入的，冢宰用来制定一年支出的，也有常令，而防说不防，难道真让王、后、世子得以自便而自取吗？那些低贱的官吏，用区区低贱的官吏而与至尊比较出入的是非，计算用度的当否，那么在势理上不顺，在事理上难行。因此上面取用而下面供给，而多寡、丰杀、去取、用舍、损益的数目，则自有九式存在，我哪里知道，而与至尊者比较曲直、取与呢？因此好用、匪颁，我就供给；刍秣、币帛，我就供给；工事、羞服、丧荒、宾客、祭祀，我就供给；以至先前所说的贱士、辱事、微物、末用、冗役，我又全部供给，而从一曰祭祀之式，到九曰好用之式，太宰则总持它们。只有财用由有司供给，而式法由太宰持守，因此君主不敢违式法而过取，百官有司在此也不敢违式法而过供。宰夫以式法掌管祭祀，酒人以式法授予酒材，掌皮以式法颁皮革，委人以式法具薪蒸木材，职币以式法敛币余，职岁以式法赞逆防，太府以式法颁货贿。君主的私心因式法而受阻，那么奢侈之心因式法而消解，国用不竭，民力不困，而玉府的财用才开始充沛有余，而议论大道治理国家的地方才开始造原立本于此，而没有败坏它的了。有人说：「小宰的职责，以法掌管祭祀、朝觐、会同、宾客的戒令，其军旅、田役、丧荒也是这样。这七件事，命令百官府供给财用。现在九式之中，却不包括朝觐、会同、军旅、田役，为什么呢？」回答说：「朝觐、会同的用度，不过牢礼、委积、膳献、饮食、宾客赏赐、飧牵而已，这就是宾客之式。军旅、田役的用度，也不过币赍，委人供给委积薪刍，司勋掌管赏地，宫正颁衣裘，车人、矢人、缮人、稾人、司弓矢、司甲兵的数目，一切都有法式。」用来供给财用，这就是币帛、刍秣、匪颁、工事之式。又有人说：「军旅田役，没有比糇粮更大的，而不为之设式，为什么呢？」回答说：「居者积仓，行者裹粮，人自为具，不是公家所供给的。公家所供给的，只有官府中供给军士的而已。这有廪人治理师役的粮食，仓人供给道路的谷食，遗人掌管道路的委积，这不是没有法式。」大体上太

译宰相所说的理财，只是急于管理支出罢了。大概是因为钱财多了，下面使用的人容易浪费流失，上面征收的人常常担心征收过度。九式的制度，不过是用来节制君主，也是用来防范百官有司丢失财物、败坏名声。九式之法不施行，此后上下才开始互相争夺利益。一分一厘地索取，像泥沙一样挥霍，耗尽天下的财富，也不足以满足一个人的欲望，于是公私两方面都开始遭受祸害了。唉！这就是秦汉之所以成为秦汉的原因啊！

译太平经国书卷三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太平经国书>

钦定四库全书

太平经国书卷四 宋 郑伯谦 撰

保治【论九两系邦国得民】

有人问：“九两之中，称为‘牧’的是君主；称为‘长’、‘主’、‘吏’的是官员。”他们分担君主的职责，居于百姓之上，凡是能够辅佐君主而赢得民心的，本来都是他们的本分。然而像师儒之间、宗族朋友之际、山林沼泽中的豪强，难道他们常常在朝廷有官位、在国家有俸禄吗？却同样说他们能赢得民心，与牧、长、主、吏并列而相互参验，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先王防患于未然的深远用意。”千里王畿之外，公侯以下、伯子男以上，他们的君主都是牧伯；千里王畿之内，近处的乡遂、远处的都鄙，他们的官员都是长吏；三等采地之间，卿拥有邦县、公拥有邦都，这些人都是主。牧伯都有分封的土地，那么他们的土地广大足以使百姓服从；公卿各有采邑，那么他们的收入足以赢得民心；长与吏虽然有俸禄却没有土地，但既然享受俸禄，百姓也就有理由尊重他们的尊贵；既然专掌政务，百姓也就有理由喜悦他们的治理。愚昧的百姓，他们的聚集必然以同类为纽带，他们的分散必然以群体为纽带，如果让他们涣散四处流离，那么他们的势力就无法聚合了。因此，牧、长、主、吏，先王各自让他们维系百姓并听取他们的纽带作用，不可放纵。如果不听取他们的纽带作用，那么局势将发展到涣散；如果听取他们的纽带作用并顺从他们赢得民心，将来若有心怀欺诈、挟持邪念的诸侯，以及摇摆不定、扰乱秩序的士人出现在其中，那么叛逆的萌芽、祸心的包藏，又将用什么来制约呢？先王于是设立了师儒、朋友、宗族、豪富这些纽带，以相互参验于其间。这九种纽带相互联系，然后邦国的百姓有所聚合；有所聚合，然后才有相互训导、相互保护、相互接济、相互合作、相互利益、相互安定的道理。从前孔子、孟子以平民身份，而衣冠礼乐足以成为一世的师表，他们的门人弟子不远数千里跟随他们，即使饥寒交迫、流落街头、濒临死亡也不离开，这是老师以贤德赢得民心。庚桑子居住在畏垒，畏垒的百姓共同把他当作神主祭祀、当作社稷供奉；阳城居住在晋国的边邑，人们被他的德行熏染，善良的人几乎有上千，这是儒者以道义赢得民心。商朝的七族，宋国的戴、武、庄之族，齐国的诸田，楚国的怀、屈，都凭借强大的宗族，相互维持，维系人心。像汉代的郭解这样的游侠，轻视财物重视义气，冒着万死一生的危险去解救别人的急难，而承担事务，那么民心争相仰慕而惟恐落后；蜀地的卓氏、孔氏、程郑、刁间等人，占据山林沼泽的利益，积累财富达巨万，而富有堪比封君，隐逸的百姓都靠他们供养。这三者，以宗族、以任侠……以财富而赢得民心。九种纽带各有赢得民心的方式，各有联结百姓宗族的方法，相互喜悦而相互依附，相互制约而相互维持，所以那边行动这边禁止，一有萌芽就立即拔除，先王治理邦国的大意，隐约可见于此。后世王制不明，这九种纽带虽然未曾不兼有，但治理者不知道。只是设立牧长，设立主吏，而对于所谓的师儒、朋友、富家、大族，未曾去询问考察。因此，越地雪灾、蜀地日食，百姓如犬吠般狂乱奔走，上面的人不以为意，而老师赢得民心的纽带被废弃；溺冠项籍的残余，俳优侏儒争相以儒者为戏，而儒者赢得民心的纽带被废弃；禁止游侠，破坏党羽，而朋友赢得民心的纽带被废弃；诛杀铲除强宗，迁徙大族，嫉恨州县的富室，而宗族豪右赢得民心的纽带又被废弃。五种纽带全部废弃，而牧长主吏虽然存在，也都割取百姓以供养自己，役使百姓以安顿自己罢了。州县的守令，大抵以办理财赋为职责，而赢得民心的道理，百郡千邑，没有一个人再经心考虑了。秦汉以来，牧长主吏之间，如有番令吴芮、南海尉赵佗，才得到江湖岭海百姓的人心，于是起兵称王于其地；魏其侯、武安侯以招致宾客的势力，而倾动天下；吴王刘濞独占山海的利益，赋税不及百姓，安抚招纳，而山东七国之变相继兴起。士人不考察议论后世的变故，而能看见太宰九两系民的道理，那么谁不知道先王防患的用意深远呢！

考课【论三官申明考察】

太宰：正月吉日，开始调和颁布政令于邦国、都鄙，于是将治象的法令悬挂在象魏，让万民观看治象，经过十天就收起。司徒、司马、司空都这样。于是施行典章于邦国，并建立牧，设立监，设置参，配备伍，陈列殷，安置辅。于是施行法则于都鄙，并建立长，设立两，设置伍，陈列殷，安置辅。于是施行法令于官府，并建立正，设立贰，设置考，陈列殷，安置辅。凡是治理：用典章应对邦国的治理，用法则应对都鄙的治理，用法令应对官府的治理，用官成应对万民的治理，用礼应对宾客的治理。年终，就命令百官各自端正其治理，接受其簿籍，听取其汇报，而告知君王废置。三年，就全面考核群吏的治理而进行惩罚奖赏。小宰：月底，就根据官府的次序接受群吏的概要；协助冢宰接受年终簿籍。年终，就命令群吏汇报事务。正岁，率领治官的属员观看治象的法令，巡行

译拿着木铎宣告说：“不遵守法令的人，国家有固定的刑罚。”于是退下，在王宫中颁布刑罚禁令。向百官府署下令说：“各自修明你们的职守，考核你们的法令，等待你们的事务，以听候王的命令。如果有不恭敬尽职的，那么国家有重大的刑罚。”宰夫：年终，就命令群吏校正年终的账目；月终，就命令校正每月的账目；旬终，就命令校正每日的账目，以此来考核他们的政绩。政绩不按时上报的，就告发并诛杀他。正岁，就用法令警戒群吏，命令他们修明宫中的职事，记录那些能干和善良的人，并向上报告。

译有人问：“太宰的职掌，从辅助君王治理国家的六典向下，到维系民众的九两向上，这十项都是治理国家的纲领、处理政务的条目，既然已经全面并举行了。如今在正月吉日，才开始调和并颁布法令；在岁首之月，才开始垂示并观察政情；在邦国、都鄙、官府之中，才开始施行治理；对于牧、监、正、贰等属官，才开始任命人员，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用来申明我们的法令。年终和三年之期，将用来考核官员；正月和岁首，不得不用来申明法令。大概因为如果懈怠法令而等到期限，不事先告诫就观察成效，先王尚且不敢对民众这样做，何况对官吏呢？未曾告诫他们，就突然施加废黜、诛杀、奖赏；平时既没有用来激发他们勤勉、督促他们进取的措施，一旦施行也没有用来显示信用、使他们心服的手段，先王不这样做。舜辅佐尧二十八年，在正月元日，对四岳、四门的咨询，对四目、四聪的明察，对十二牧的咨询，对二十二人的告诫，仍然谆谆地命令他们，这本来就是作为考核政绩的依据。因此先前黜陟而除去四凶，天下以至于都信服；后来黜陟而分化三苗，各项功业以至于都兴盛。三代以来，世代坚守这个道理。每年孟春之月，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官员互相规劝，工匠拿着技艺之事来进谏，如果有不恭敬的，国家有固定的刑罚。在夏朝叫遒人，在周朝就是小宰，木铎没有巡行，那么固定刑罚终究没有施行。荒废时令、扰乱时日的人，奉命出征的举动，到这里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罪责呢？成汤制定官刑来警戒在位者，扩大五子的训诫作为三风十愆的警戒，让瞽蒙之士具备训诫并宣扬它。后来记载礼制的书籍，考证论述夏商制度，那么其本末还有可以说的。孟冬之月，命令太史考察结党营私，没有隐瞒；命令司徒巡视积聚，没有不收敛的；命令工师呈报功效，功效有不恰当的，一定执行刑罚；命令水虞、渔师征收水泉池泽的赋税，如果有敢侵吞克扣的，执行刑罚不赦免。这是用来考核的。季冬之月，就说：‘天子与公卿大夫共同整顿国家典章，讨论时令，以等待来年的适宜。’孟春之月，就说：‘于是命令太史守护典章奉行法令，掌管天象日月星辰的运行，宿离不宽贷，不要失去纲纪，以初始为常法。’这是用来申明的。由此说来，夏商以来，用来考核官员，在于孟冬；用来申明法令，而着重作为日后考核的依据，则在季冬、孟春，这是唐虞平在朔易的意思，而周人之所以依仿而实行的。大概周人考核的方法，比唐、虞、三代的旧制更严格。考察《周礼》，有所谓逆其治的，拿着我们的法令而事先警戒，小宰、司防、司书、女史、职歳、职内、乡师、太宰、内史就是这样；有所谓待其治的，已经警戒了，就等待其完成而在其后考核。太宰用典章等待邦国的治理，用准则等待都鄙的治理，用法令等待官府的治理，用官成等待万民的治理，用礼仪等待宾客的治理。像宫正、医师、司防、大司徒、小司徒、乡大夫、遂大夫、族师、党正、鄙师、内史、司寇、士师等属，都是用来考核事务；像宫正、膳夫、酒正、大府、职内、司防、司书、内宰、典枲、泉府、缮人、稾人等属，都是用来考核财物；像太宰、小宰、宰夫，就兼统而一并考核。所以每天有成果，每天考核，宰夫接受；每月有概要，每月考核，宰夫命令而小宰接受；每年有防备，每年考核，小宰辅助而太宰接受；每三年有计簿，每三年考核，冢宰辅助而君王亲自接受。叫计、叫防、叫要、叫成，散见于三百六十官之中。从宰夫以下，酒正就每天输入成果、每月输入概要，司防用参互考核日成，又用月要考核月成，又用岁防考核岁成，而司书就输入二份概要，司徒就校正岁防，乡师就接受役要，与司马、士师也都接受而校正。大概有官就一定有事，有事就一定有考核。人与官不相违背，功与法不相悖逆，就任用、奖赏；其官是这样，其人不是这样，其法是这样，其功不是这样，就废黜、诛杀。太宰已经每三年计吏而诛赏，司士也每三年稽士而进退，不是一切委之于法令而听任人们放纵。用《王制》参看，司防质成，三官就跟随司防，冢宰辅助天子接受质成，三卿就用百官的成果向天子质成。按《王制》说：‘天子斋戒接受进谏，司防用一年的成果向天子质成，冢宰斋戒接受质成。大乐正、大司寇、市三官用他们的成果跟随质成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斋戒接受质成。百官各自用他们的成果向三官质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用百官的成果向天子质成，百官斋戒而接受质成。’六卿都参与考核，而冢宰独操其权。然而《王制》特别举其大概，而《周礼》则详细地展现，条目非常详尽，其八枋的施行，凛凛乎非常严格。周人考核的严格如此，难道突然施行法令而事先

译难道是为了追求其立竿见影的功效吗？事物的根本与枝节、源头与流变，本来自有其先后次序，并非急切地想要在朝夕之间就能见效的。所谓“成”与“要”，虽然不废弃于每日每月的日常事务，但宏观规划的大计，必然要等到一年或三年的终了才能完成；而申明告诫的严厉措施，则必须在正月、正岁之初勤勉地进行。

从六典、八法、八则来看，其主管在太宰，太史、司书作为副手在小宰、司防；九贡、九赋、九式，其主管在太宰、司防，其副手在小宰、太府；赏赐之事由宗伯掌管，修定法则由匡人掌管；司寇执掌典章法律以断案，匡人通达法则以观察人们的邪恶之心。太宰在上张设纪纲，而六卿及众官吏在下共同理清各项条目，法律所在之处，本来就已经清楚地显现在人们的耳目之中，不可违背。

先王在这里，必定认为人的情性常常因为时间久了而懈怠，法律的意旨常常因为时间久了而被轻慢松弛，因此每年都要重申申明。在太宰方面，正月初春和暖时，挟持日影之后开始收敛；在小宰方面，正岁率领治官的属吏，观察治理景象的法度，并用大刑来威慑他们；在宰夫方面，正岁依法警戒众官吏，命令他们修治宫中的职事，并用良好的才能来勉励他们；以至于大司徒正岁率领属吏观察教化，而乡大夫、州长、党正也考核并诵读；大司寇正岁率领属吏观察刑罚，而士师也颁布禁令。

凡是过去治理国家的大纲、为政的条目，都呈现出常有日新月异的意思；奉行政令的官吏、联合办事共同治理的人，都表现出常有日新月异的功绩。从太宰篇的终篇来看，乃是施行典章法则于邦国、都鄙，这是所立的法律常常如同刚开始建立并施行一样；建立牧官并设立监官，建立长官并设立副手，这是所用的人常常如同刚开始建立并任用一样。法律如同刚开始建立的法律，人如同刚开始任用的人，在告诫勉励之余，有奋发而没有懈怠，有整肃而没有轻慢松弛，能力与无能完全显现，贤良与不肖无处隐藏，到了这个时候，考核政绩的方法才可以施行，小的赏罚，大的生杀，才可以各当其情。

所以太宰在正月、正岁之后，既在年终断然施行其诛罚与奖赏，而小宰、宰夫在年终诛赏之余，又在岁初昭昭然重申其禁令、警戒。始终相互因循，劝勉与警戒相互沿袭，王朝之上之所以没有一个人不善于其职守，原因就在于此！

况且不仅仅等待人为如此，制定并运用它叫做法，推行并施行它在于人。人不能都善良，既然已经依据法律来废置，法律不能没有弊端，那么也就随着时势来增减调整。可否相互补救，如同五味相互调和。在这个时候，先王还担心法令出入之际，有扰乱人们听闻、而不能信服人心的情况，于是在正月和暖时首先布告于正，年终时重申告诫。何况考核的方法，将要用来彰明人的功绩而纠正人的罪过，怎么能不推迟到一年或三年的终了呢？督促得紧迫的，考核反而容易；而等待得宽缓的，责任每每难以偿还。

虽然如此，孔子曾经说：“如果有用我的人，一年就可以有所成效，三年就可以成功。”又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三十年才能使仁政成就。”这是纪纲可以在一年的时间内确定，而治功可以在三年之后成就，考核政绩的方法，本来就可以在这个时候施行。至于举一世人心都安行于大道之中，而不需要上面的诛罚奖赏、是非评判，那必须经过三十年才不可能做到。这又是《周礼》言外之意，是成王、周公所自知的，学者应当根据我们孔子的言论去探求《周礼》。

译《太平经国书》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太平经国书》卷五 宋 郑伯谦 撰

宾祭【论述六官祭祀与接待宾客的礼仪】

太宰在祭祀五帝时，掌管百官的誓戒以及器具的修缮。在祭祀前十天，率领执事人员占卜日期，随后发布戒令。等到执事人员到位，视察洗涤清洁工作。等到纳入烹煮环节，辅助君王处理牺牲事宜。到了祭祀当天，辅助君王处理玉帛、酒爵的事务。祭祀大神和示神也这样办理。享祭先王也这样办理，辅助君王处理玉几、玉爵的事务。举行重大的朝觐、会同典礼时，辅助君王处理玉帛、玉献、玉几、玉爵的事务。举行重大军事行动时，向百官发布戒令，辅助君王传达命令。君王视察治朝时，辅助君王听取政事。视察四方诸侯的朝见，也这样办理。凡是国家的小规模治理事务，由冢宰听取处理。接待四方宾客的小规模治理事务也是如此。小宰依据法规掌管祭祀、朝觐、会同、宾客的戒令与器具准备，军事行动、田猎役事、丧葬灾荒也这样办理。这七类事务，命令百官共同供给财用，处理施舍事宜，听取治理诉讼。凡是祭祀，辅助处理玉帛酒爵的事务、灌酒助祭的事务。凡是接待宾客，辅助灌酒仪式。凡是接受酒爵的事务，凡是接受玉帛的事务。宰夫依据法式掌管祭祀的戒令器具以及进献的膳食，跟随太宰视察洗涤清洁工作。凡是礼仪事务，辅助小宰考核各官府的器具准备。凡是朝觐、会同、接待宾客，依据牢礼的法度，掌管牢礼、物资储备、膳食进献、饮食、宾客赏赐的餐食与牵牲，以及陈列的数量。

有人问：“用典章来治理邦国，那么六典中已有宾礼；用法度来治理官府，那么八法中已有官成。如今在邦国、都鄙、官府之下，所谓用官成来治理万民，用礼来治理宾客，必定特意列举并再次提及，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先王之所以奉行天道，建立邦国设置都城，确立后王、君公，并由大夫、师长辅佐，并不是为了自己，凡是都是为了百姓。”问：“先王为百姓的心意既然如此厚重，那么那些宾客又是为了什么呢？”回答说：“先王出门如同会见大宾，役使百姓如同承当大祭。对待天下的百姓，常常像对待宾客那样庄重；役使天下的百姓，常常像面临祭祀那样严肃。所以《周礼》一书中，有一句话涉及祭祀，必定有一句话涉及宾客，先王本来就是要用对待祭祀、宾客的心，作为出门、役使百姓的心。这种心没有不同的敬意，这种敬意没有不同的用途，举出这三者都只用一种敬意贯穿其中。从常情来看，对待宾客的心必定重于对待百姓的心，对待鬼神的心又必定重于对待宾客的心。因此面临祭祀时还能庄重恭敬以自我勉励，而对待宾客时这种敬意已经稍微衰减，而对待百姓时就更衰减了。敬意日益衰减，那么欺瞒之心日益严重。到了这个地步，那么面临祭祀、享祭鬼神，最终也不过是不真诚罢了。世上本来没有一心二用的人，因此先王对待百姓的心，就是其对待祭祀、宾客的心，而太宰以下之所以在祭祀、宾客方面勤勉细致、不敢不尽其诚，本来就是要推广这种敬意，推及此心并通达于天下。况且以祭祀、宾客来说，周代的先王知道幽明之间没有不同的道理，所以凡是宗庙的事务，一律用人道来对待，恍惚间好像神灵在上，好像在左右，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如同侍奉存者。朝事所用的笾豆，用来象征早晨侍奉亲人时所进献的；馈食所用的豆笾，用来象征进食时侍奉亲人时所进献的，无非是用人的器具，认为如果不这样必定会流于轻慢。凡是宾客的礼仪，一律用神道来施行，在寝庙互相朝见，在阼阶互相见面，几案摆设而不使用，酒满而不饮用【见昭公五年】，肉干而不食用，音乐有相和，宗庙如此而宾客也如此；撤除时有歌声，大祭祀如此而大享也如此。大羮、铏羮，追求美味而彼此没有不同的用途；盬盐、形盐，追求多品种而幽明没有不同的仪制。享祭使用灌酒，而宾客也有灌酒；胙肉使用俎，而宾客也有俎，无非是用神道，认为如果不这样必定会流于防备。不轻慢不防备，不敢用轻忽的心去对待。凡是衣服器用之类，牲膳酱羞之品，完备羮汤追求美味的享祭，辅助灌酒酌献的仪式，由大宗伯统领，而分散到三百六十官的，没有一件事是不同的。所以先王与宾客，在《典瑞》中并提；大享与祭祀，在《大司乐》中并提。以至于春祀、夏禴、秋尝、冬烝，就是其朝觐、宗遇的仪节；上公两次灌酒，诸侯一次灌酒，就是其灌地求神的滋味；洞洞的恭敬，属属的忠诚，就是其济济的文采、肃肃的威严。人们只看到鬼神之道，渺茫不可知，恍惚不可见，而宾客之事，鲜明有文采，欢欣有恩义，就认为幽明有不同的途径，而不知道它们从未有不同的道理。从现在以太宰、小宰、宰夫终篇来说，太宰的职责，在祭祀方面既掌管警戒器具修缮，以及洗涤牺牲玉帛；在宾客方面则必定掌管朝觐、会同，以及玉帛进献几案酒爵。小宰的职责，在祭祀方面辅助玉帛酒爵的事务、灌酒助祭的事务；在宾客方面则也辅助灌酒、接受酒爵的事务、接受玉帛的事务。宰夫的职责，依据法式掌管祭祀的戒令器具以及进献的膳食，依据牢礼的法度掌管宾客赏赐的餐食牵牲以及陈列数量。难道没有其他事务吗？却一再说是祭祀、宾客，再一再说是祭祀、宾客。不仅并

译谈论这件事，而在天下纷繁复杂的万事之中，又常常首先提及它。我本来就知道，先王将用对待祭祀的虔诚之心，来作为对待宾客的心意；又将用对待祭祀、宾客的心意，来作为出门办事、役使百姓的心意。凡是太宰在年初所申明的政令，在年终所考核的成绩，小宰、宰夫在年终已经完成考核之后，又辅助太宰重申年初的政令，大抵上尤其严格地注重这两件事罢了。从前商朝末年，纣王的无道非常严重，而《泰誓》、《牧誓》所列举他的罪状，尤其在于不侍奉上帝和神灵，废弃祖先的宗庙不祭祀，牺牲和谷物既被凶恶的盗贼所掠夺，又说祭祀没有益处，说恭敬不足以施行。没有什么比天更尊贵，没有什么比宗庙更重要，却还不知道恭敬，那么对于宾客、万民又会有什么恭敬呢？八百诸侯的君主，因此都背离商朝而跟随周朝；而君子和小人，因此都带着饭食和浆水一同迎接周王的军队。武王战胜商朝，深刻吸取覆灭的教训，向箕子咨询《洪范》，而在五行、五事之后，在天人各安其位的论述之余，首先关注的是八政。八政这一类中，第一是食，第二是货，第三是祀。粮食和财物充足之后，就首先涉及报答根本的祭祀。第四是司空，第五是司徒，第六是司寇，第七是宾，第八是师。大抵司空用来安置百姓，司徒用来教化百姓，司寇用来威慑百姓，而最后以宾客收尾，是为了表明他平日对待百姓的心意与对待宾客的心意没有不同。同样的心意，同样的恭敬，纣王因为不恭敬而混乱，武王因为恭敬而治理得好，成王、周公亲自继承遗志并叙述事迹，怎敢不在此用心思呢！况且曾经用周朝的三颂来探求：《清庙》以下的各篇，如《维清》、《执竞》，都是用来歌颂成王的祭祀；《臣工》以下的各篇，如《振鹭》，如《载见》、《有客》，都是用来歌颂成王协助祭祀的宾客；《闵予小子》以下的各篇，如《载芟》祈求社稷，《酌》斟酌祖道，都是用来歌颂成王的爱民。成王推展他报答上天的诚心，作为对待宾客、万民的心意，所以诗人顺着这个次序来歌颂他，而在二《雅》中体现得尤其详细。由此说来，周朝的家法始于武王，而在成王时完备，《洪范》的八政显示了它的大略，而《周官》的六典显示了它的详细；《周官》的六典显示了成王所说的，而周诗的三颂又显示了成王所做的。

译相体【论小宰宰夫行法】

太宰用八种方法来治理官府：一是官属，用来推行国家的治理；二是官职，用来区分国家的治理；三是官联，用来防止官府的治理出现偏差；四是官常，用来听取官府的治理情况；五是官成，用来经略国家的治理；六是官法，用来匡正国家的治理；七是官刑，用来纠察国家的治理；八是官计，用来考核国家的治理。小宰掌管建立国家的宫刑，用以治理王宫的政令，凡是王宫中的纠察禁令【郑玄说：“就像现在的御史中丞。宫刑，是在王宫中执行刑罚。建，是明确并布告。”】在岁首，小宰将宫刑和禁令在王宫中宣告，率领治理官府的属吏拿着木铎巡行告诫，说：“不遵守法令的人，国家有固定的刑罚。”向百官发布命令说：“如果有不恭敬职守的，国家有严厉的刑罚。”用官府的六叙来端正众官吏：一是端正他们的职位，二是推进他们的政务，三是督促他们的工作，四是规定他们的俸禄，五是接受他们的防弊措施，六是听取他们的情报。用官府的六属来推行国家的治理，每个属各有六十人，大事则听从长官，小事则直接上报。用官府的六职来区分国家的治理，用官府的六联来联合国家的治理，用官府的八成来经略国家的治理，用听取官府的六计来考核众官吏的治理：一是考核善良，二是考核能力，三是考核恭敬，四是考核正直，五是考核守法，六是考核明辨。

宰夫掌管治朝的法度，用来端正国王及三公、六卿、大夫、众官吏的位次，掌管其中的禁令。安排众官吏的政务，以等待宾客的命令、众臣的汇报、百姓的申诉。掌管百官府的征令，分辨其中的八职。掌管治法，用来考核百官府、众都、县、鄙的治理，核查其财用的出入。凡是丢失财用物品、假冒名目的，用官刑告知冢宰而诛杀他们；那些财用充足、增加财富、善于管理物品的，给予奖赏。年终，治理不按时举行的，报告后诛杀他们。岁首，用法度警戒众官吏，命令他们修治宫中的职事，记录其中有才能的和善良的人，上报给上级。

宫正掌管王宫的戒令纠禁【宫中的徒役及诸官府在宫内的】

内宰掌管治理王内政令【有王宫，有王内，说王宫以王内为后宫，说王内以显示王宫在外。秋官士师也掌管宫禁】

有人问：“三百六十官由六卿任命，六卿由太宰任命，其权力也很重了，而关于废置诛赏的说法，仅仅不过终篇一言。像小宰、宰夫，不过是辅佐太宰的，而驾驭官吏的严厉，反而谆谆告诫不停，凛凛乎有不可侵犯的样子，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了尊崇太宰而使其威严。坐着谈论大道称为三公，起来执行称为士大夫。周代以三公兼任太宰，三公与国王谈论大道治理国家，专心于理乱安危的大事，所以只创立根本，出为修教，与当世士大夫亲身实行而世代遵守，太宰不亲自处理政务。所以治理官府的属吏，太宰在上建立典章，而小宰在下率领其职；太宰在上掌握权柄，而小宰在下推行其法。宰夫也是如此。从内部的王宫来说，小宰既建立了邦国的宫刑，治理宫中的政令，推行宫中的纠禁、宪禁，宰夫又用法度使众官吏警戒，命令宫中的职事，记录宫中的良能，对于治理内部的法度，无不极其严厉。从外部的官府来说，小宰既推广太宰的八法，作为六叙、六属、六职、六联、八成、六计，宰夫又推广小宰的六职作为八职。小宰既说：‘不遵守法令的人，国家有固定的刑罚。’如果有不恭敬的，国家有严厉的刑罚。宰夫又说：‘丢失财用物品假冒名目的，用官刑告知冢宰而诛杀他们；治理不按时举行的，报告后诛杀他们。’其间掌管其政令，掌管其禁令，掌管百官府的征令，考核众官吏的治理，安排众官吏的治理，考核百官府、郡、都、县、鄙的治理，对于治理外部的法度，尤其严于治理内部。治理内外严厉，那么尊崇太宰的就非常严厉；尊崇太宰的严厉，那么尊崇君主的就更为严厉。君主和太宰尊严，那么朝廷清明，大小官吏称职，百官因此戒惧，而没有敢轻易改变纪律的。在这个时候，太宰常居其安逸，而小宰、宰夫常见其劳苦；太宰常见其宽厚，而小宰、宰夫常见其严厉而可畏。秦汉以来，这种制度废坏了。大臣的道理不明，而百官有司的法度更加混乱。陈平虽然自以为上佐天子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而不回答文帝关于钱谷、刑狱的询问，然而也未得到太宰的体统。因为小宰、宰夫所颁行的，无非本于太宰所建立的。而且食货，是国家的大本，廷尉，是生民的司命，宰相漠然不以为意，一举而尽付于其人，而曾不究竟其大纲，经理其本末源流吗？所以清谈而不事事，为好言以自解耳。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者，则又不过如贾生所言，时以簿书不报、防期为大故，与夫王吉所谓‘公卿幸得遭遇其时，曾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其要在于断狱听讼而已也。以诸葛武侯之贤，相蜀之日，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自亲之，而出师临发之表，仅方以宫中之事委之郭攸之、费祎，以营中之事委

译至于向宠，他的见识也已经太晚了。大体上，自周朝以后，宰相大臣中那些崇尚清谈、不处理实际政务的人，对于国家宏观的大政方针应当经营管理的事务，全都抛弃而不加理会；而那些不能超脱于俗吏行列、被文书案牍所困扰的人，即使是审理案件、听讼断狱这类细微的小事，也全都亲自操办。纲纪不明，最终都走向混乱。有的人有意效法周公的制度，比如近代唐太宗的《唐六典》，也差不多接近了。但是将国家的政事，分散在尚书台、中书省、各寺各监之中，以侍中、中书令、尚书令担任宰相的职务，这样政令就不出自一人，又让吏部尚书参与议论，御史大夫参与议论，秘书监参与议论，参与议论的人多么众多啊！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子太保又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三品的人多么泛滥啊！政事平均分配给众人，官品平均授予官员，上级不足以统御下级，而下级也不忌惮上级，互相轻视而又互相猜忌。其中又有宰相只奉行文书，事权反复出现而最终归属于众有司的情况。西汉的事权归于御史，东汉的事权归于台阁，唐与宋朝的事权归于谏垣，这三者本来是宰相的属官。权力均等、势力相当，而君主内心正为此苦恼，于是反而夺取了他们的权力。那么，周朝太宰的制度，到这里已经三次变化了。大概起初，大臣自己放弃权力而不作为；中间，则贪图权力而不选择应当做的事；最后，则上面的人又夺取他们的权力而不让他们有所作为。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又怎么方便于此呢？这是太宰制定法律，而小宰、宰夫奉行法律，我之所以不得不论述的原因。学者大概因为我的论述而知道三代以下事权的分合，以及官制的本末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