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国书卷一
太平经国书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太平经国书卷二 宋 郑伯谦 撰
官民【论三典官府万民】
或问：「周有三公，有六卿。今太宰经理邦国，其职则治官府而纪万民，事权之重如此，其所以异于三公者如何也？」曰：「三公论道燮理而已，不亲治也。况当是时，三公既兼太宰，则治之事权，非太宰典而谁专之？太宰建邦六典，余尝论之矣，此不复述也。太宰之所当论述者，则其所主之百官、万民耳。然太宰实专主百官，司徒实专主万民。学周礼者，茍得其说焉，则二官节目皆可以迎刃而解也。且礼、刑、政、事之典，均曰百官，而独于治典则曰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于教典则曰以教官府、以扰万民，变百官而言官府，说者以为天地二官不拘其数，所以尊之也。是则然矣，而未究其大防也。《周官》之书曰：『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前有六典，后有《周官》，皆周公所作也。六典则合官民而并职之，《周官》则分官民而各掌之。何也？治道之要，莫切于张官而置吏也。官吏不职，则治道为之不振；立国之本，莫切于爱民也。民生不遂，则国本为之不立。是以太宰专主百官，凡其八法之所治、八柄之所驭、岁终之所废置、三岁之所诛赏，凛凛然有不可犯者。故虽六卿各率其属，而趋事赴功之际，耸动警饬而不敢不勉者，无非所以奉冢宰之治也。司徒专主万民，凡其十有二职、十有二政、十有二教、三物之教、五礼六乐之教，断断然有不敢忽者。故虽六卿各主一乡，而联事合治之际，纎悉▯碎而不敢不尽心者，无非所以奉司徒之教也。司徒、太宰，是以独曰官府，而小宰为之贰，宰夫为之考，一则曰官府，二则曰官府也。府之为言，百官之所緫，而万化之所闗也。虽然，九职、九两，太宰非无与于民也，特纪纲其大者而已；命乡论秀，司徒非无与乎官吏也，特教养之于初而已。六典合而言之，《周官》分而治之，二书盖相为表里也。成周之治大抵」自上而达于下，自内而推于外，端本以澄源，详近而略逺，故六卿各主一乡，一公则率二卿。且太宰、司徒，当时既以二公兼之，其外四卿，意当时亦必以此二公率之：一以率畿内之官，一以率畿内之民。本立于上，而末自举于下；治教行乎王畿之近，而若吏若民自风动乎四方万里之逺。所谓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逺近莫敢不一于正，天下之大举无异乎一堂之上。所谓行法自贵始，王化自近始，建首善自京师始，其道盖如此也。周衰此意不存，六卿分职不足以倡九牧而阜兆民，邦畿千里不足以正万民而假四海。乱▯于上而祸及于下，本实先拨而枝叶受其害，成王、周公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之政，靡有孑遗矣！夫世未有诛赏不行于百官，而能使百官戒惧不敢易纪律者；未有生聚教训、劝相劳来不加于民，而能使海内革心易虑以聴上之所为者。穆王欲兴文、武、成、康之治，虽未见其能复还太宰之职，而命君牙以为周大司徒，又命伯冏以为周太仆正，而正于羣仆侍御之臣。考之《周礼》，太仆传言于宰夫，而宰夫听命于太宰，此不可谓不知本矣。厉王板荡，无纲纪文章，陵迟至于幽王，厉阶之生，实起于二官之失职。故家伯维宰，畨维司徒，诗人疾而刺之，而《十月之交》之诗所以作也。然则后世欲复成周之治，当先治官与教民；欲无一官之不职、无一民之不善，当先复太宰与司徒。
官刑【论官府都鄙法则】
或问：「周官一书，成王所以劝其羣臣者，寛厚温和，惟恐其或伤；周礼之一书，成王所以御其羣臣者，严厉督责，惟恐其或败我事。何也？」曰：「劝之之辞徒详，而治之之法不继，则无以耸听而起其怠，人情于此亦未必有退听而从命者。是故内而官府，凡治、教、礼、刑、政、事之属；外而都鄙，凡王子弟、公卿、大夫之众，皆有法则以治之。盖贵有常尊，贱有常卑，贱者
译太平经国书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太平经国书卷二 宋 郑伯谦 撰
官民【论三典官府万民】
有人问：“周代有三公，有六卿。如今太宰治理邦国，他的职责是整治官府并管理万民，事权如此重大，他不同于三公的地方在哪里呢？”回答说：“三公只是议论治国大道、调和阴阳罢了，不亲自处理具体政务。况且在当时，三公兼任太宰，那么治理的事权，如果不是由太宰掌管，又能由谁专管呢？太宰建立邦国的六典，我曾经论述过，这里不再重复。太宰应当论述的，主要是他所主管的百官和万民。然而太宰实际上专门主管百官，司徒实际上专门主管万民。学习《周礼》的人，如果掌握了这种说法，那么这两个官职的细节都可以迎刃而解。而且礼、刑、政、事的典章，都称为‘百官’，唯独在治典中说‘以治官府、以纪万民’，在教典中说‘以教官府、以扰万民’，将‘百官’改为‘官府’，解说的人认为天地二官不拘泥于数目，所以尊崇它们。这虽然说得通，但没有探究其根本的区别。《周官》一书说：‘冢宰掌管国家治理，统领百官，均衡四海；司徒掌管国家教化，推行五典，安抚兆民。’前面有六典，后面有《周官》，都是周公所作。六典是将官民合并在一起任职，《周官》则是将官民分开各自掌管。为什么呢？治理大道的关键，没有比设置官吏更迫切的了。官吏不尽职，那么治理大道就会衰败；立国的根本，没有比爱护百姓更迫切的了。百姓生活不得顺遂，那么国家根本就无法确立。因此太宰专门主管百官，凡是他的八法所治理、八柄所驾驭、年终所废置、三年所诛赏的，都凛然不可侵犯。所以虽然六卿各自率领下属，但在趋事赴功的时候，惊动警惕而不敢不勉力的，无非都是为了奉行冢宰的治理。司徒专门主管万民，凡是他十二项职事、十二项政令、十二项教化、三物之教、五礼六乐之教，都断然不敢忽视。所以虽然六卿各自主管一乡，但在联事合治的时候，细微琐碎而不敢不尽心的，无非都是为了奉行司徒的教化。司徒、太宰，因此唯独称为‘官府’，小宰作为副手，宰夫作为考核，一处说官府，另一处也说官府。‘府’的意思是，百官的总汇，而万般变化的关键所在。虽然如此，九职、九两，太宰并非不参与管理百姓，只是纲纪其大体罢了；命乡论秀，司徒并非不参与管理官吏，只是在初期进行教养罢了。六典合起来说，《周官》分开来治理，这两本书大概是互为表里的。成周的治理大体上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端正根本以澄清源头，详察近处而略去远处，所以六卿各自主管一乡，一位三公则率领两位卿。况且太宰、司徒，当时既然由两位三公兼任，那么外面的四位卿，想必当时也一定由这两位公率领：一位率领畿内的官吏，一位率领畿内的百姓。根本确立在上面，末节自然在下面兴起；治理教化在王畿近处施行，而官吏和百姓自然在四方万里之外受到感化。所谓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了，远近没有人敢不归于正道，天下的大事无异于在同一个厅堂之上。所谓施行法令从尊贵者开始，王化从近处开始，建立首善从京师开始，其道大概就是这样。周代衰微，这种意思不再存在，六卿分职不足以倡导九州而富足百姓，邦畿千里不足以端正万民而假借四海。混乱在上面而祸患波及下面，根本先被拔除而枝叶受到损害，成王、周公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百姓极则的政治，没有遗留的了！世上没有诛赏不施行于百官，而能使百官戒惧不敢违背纪律的；没有生聚教训、劝勉相劳不加于百姓，而能使海内改变心意听从上级所为的。穆王想要复兴文、武、成、康的治理，虽然没有见到他能恢复太宰的职位，但任命君牙为周大司徒，又任命伯冏为周太仆正，以正群仆侍御之臣。考察《周礼》，太仆向宰夫传达命令，而宰夫听从太宰的命令，这不能说不知道根本了。厉王动荡，没有纲纪文章，衰败直到幽王，祸患的产生，实际上起源于这两个官职的失职。所以家伯担任太宰，番担任司徒，诗人痛恨而讽刺他们，因此《十月之交》这首诗得以创作。那么后世想要恢复成周的治理，应当先治理官吏和教化百姓；想要没有一个官吏不尽职、没有一个百姓不善良，应当先恢复太宰和司徒。
官刑【论官府都鄙法则】
有人问：“《周官》这本书，是成王用来劝勉群臣的，宽厚温和，惟恐伤害他们；《周礼》这本书，是成王用来驾驭群臣的，严厉督责，惟恐败坏我的事情。为什么呢？”回答说：“劝勉的话如果只详细，而治理的方法不接续，那么就无法耸动听闻而起其懈怠，人情在这里也未必有退让听从命令的。因此内而官府，凡是治、教、礼、刑、政、事之类；外而都鄙，凡是王子弟、公卿、大夫之众，都有法则来治理他们。大概贵者有固定的尊贵，贱者有固定的卑下，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