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国书卷七 宋 郑伯谦 撰
百官赞王命。』此百官之职于太宰者也。然至于小事，则三百六十属未尝不皆得以专行之。内防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肆师凡国之小事，治其礼仪而掌其事；罪▯掌使令之小事；小史凡国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此在五官犹不暇亲之，而况太宰乎？又尝以小宰、宰夫之佐太宰者而考之，《六典》、《八法》、《八则》之书，《九贡》、《九赋》、《九式》之书，其正则掌于太宰，其贰则执于小宰。太宰歳终受百官之防，小宰则赞之；太宰歳终听百官之政事，小宰则令之。此在小宰犹不敢专，而况宰夫乎？太仆掌诸侯之复逆，小宰掌三公及▯卿之复逆，御仆掌羣吏之逆、庶民之复。夫臣民之奏报，后汉之公车司马，今之登闻检院，各以其官。」之尊卑，受之非不可以自达于天子也，而必达之宰夫；宰夫待臣民之奏报，又非不可以自达于天子也，而必告之冢宰，使与王参订而行之。此在宰夫犹不敢专，而况太仆、御仆、小臣乎？以至官府之八职：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而其要则在师，师，小宰也，要一月之成也；二曰师，掌官成以治凡，而其凡则在司，司，宰夫也，凡一旬之成也；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而其目则在旅，旅，下士也，目一日之成也，宰夫以下诸官是也；四曰旅，掌官书以治数，而其数则在府史，数者，一二三四之数也。盖太宰不敢治防而治要，小宰不敢治目而治数若府史则以簿书文引一二三四之数而致之于众士焉。惟史下之胥，掌徒役之次叙；胥下之徒，掌奔走之召令。此其职甚卑，而其事甚微，则得以专行之。不然，茍系于大事，则虽太宰不敢专，而况于三百六十属乎？自汉以来，此制堕矣。虽然，汉初犹近古也。高祖之制，御史大夫下相国，相国下诸侯王、御史，是宰相之副。事下御史，御史白之丞相，丞相得以可否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中执法即中丞也。中丞居殿中受事，虽与人主亲近，权尊势重，然亦是御史大夫之属。事下中丞，中丞白之大夫，大夫亦得以可否之，于是下之郡守，下之诸侯王，盖尊者行其尊，而卑者行其卑也。及其后，以御史大夫抗丞相之权，对立而为两府，郡国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御史得自以其意平章之。而武帝之世，又急于功利，凡事多率意施行，不经丞相。是故张汤为御史大夫，数行丞相事，造白金、皮币，而李蔡、严青翟不与议；倪寛为御史大夫，九卿更进用事，徙流民四十万于边，石庆又不与议。大臣既不与大事，则贱臣得以轻柄臣。自是而后，内庭之事，丞相不得知而归之侍中；外庭之事，丞相不关决而归之九卿；郡国上计、调吏之事，丞相又不与闻而自达于天子，调于尚书。大臣之无权，而小臣之权乃至于此，盖自陈平自弃其权，而武帝又削夺其权，权既分裂四出而不一，而贪权者欲集之使归已，至取簿书期防之琐屑，以其身冒而亲之，于是上多事而下为欺矣。反覆周汉之际而参观其治乱盛衰之本末，然则官府之六属不可废矣。余尝论小宰、宰夫之奉法，及三官之兼统内外矣，今而后知其所以致此者，六属与有助焉。
译百官赞襄王的命令。』这是百官对于太宰的职责。然而到了小事，那么三百六十个属官没有不能独自决断执行的。内防掌管内外通达的命令，凡是小事；肆师凡是国家的小事，治理其礼仪并掌管其事；罪〇掌管使令方面的小事；小史凡国家使用礼法的，掌管其小事。这在五官尚且来不及亲自处理，何况太宰呢？又曾经用小宰、宰夫辅佐太宰的情况来考察，《六典》、《八法》、《八则》的书，《九贡》、《九赋》、《九式》的书，其正本由太宰掌管，其副本由小宰执掌。太宰年终接收百官的防录，小宰则赞襄它；太宰年终听取百官的政事，小宰则命令它。这在小宰尚且不敢专断，何况宰夫呢？太仆掌管诸侯的复命与迎送，小宰掌管三公及〇卿的复命与迎送，御仆掌管群吏的迎送、庶民的复命。臣民的奏报，后汉的公车司马，现在的登闻检院，各自根据其官职的尊卑，接收后并非不能直接通达给天子，但一定要通达给宰夫；宰夫等待臣民的奏报，也并非不能直接通达给天子，但一定要告知冢宰，让冢宰与王参酌审定后执行。这在宰夫尚且不敢专断，何况太仆、御仆、小臣呢？以至官府的八种职事：一曰正，掌管官法以治理纲要，而其纲要则在师，师，就是小宰，纲要是每月的事务总结；二曰师，掌管官成以治理大凡，而其大凡则在司，司，就是宰夫，大凡是每旬的事务总结；三曰司，掌管官法以治理条目，而其条目则在旅，旅，就是下士，条目是每日的事务总结，宰夫以下的诸官就是这样；四曰旅，掌管官书以治理数目，而其数目则在府史，数目，就是一二三四这样的数目。大概太宰不敢治理防录而治理纲要，小宰不敢治理条目而治理数目，至于府史则用簿书文引一二三四的数目而传达给众士。只有史以下的胥，掌管徒役的次序；胥以下的徒，掌管奔走的召令。这些职位很低微，而事务很细微，就可以独自决断执行。不然，如果关系到大事，那么即使是太宰也不敢专断，何况三百六十个属官呢？自从汉代以来，这种制度就废弛了。虽然如此，汉初还接近古制。高祖的制度，御史大夫在相国之下，相国在诸侯王、御史之下，这是宰相的副手。事情下达给御史，御史禀报给丞相，丞相可以决定可否；御史中执法在郡守之下，中执法就是中丞。中丞在殿中接受事务，虽然与人主亲近，权尊势重，但也是御史大夫的属官。事情下达给中丞，中丞禀报给大夫，大夫也可以决定可否，于是下达给郡守，下达给诸侯王，大概是尊者行使尊者的职权，而卑者行使卑者的职权。等到后来，用御史大夫抗衡丞相的权力，对立而成为两府，郡国的事不上报丞相而上报御史，御史得以用自己的意见平章处理。而武帝时期，又急于功利，凡事多随意施行，不经过丞相。所以张汤做御史大夫，多次行使丞相的职权，制造白金、皮币，而李蔡、严青翟不参与议论；倪宽做御史大夫，九卿轮流进用行事，迁徙流民四十万到边境，石庆又不参与议论。大臣既然不参与大事，那么卑贱的臣子得以轻视柄臣。从此以后，内庭的事，丞相不知道而归于侍中；外庭的事，丞相不关决而归于九卿；郡国上计、调吏的事，丞相又不听闻而直接通达给天子，调派于尚书。大臣没有权力，而小臣的权力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大概自从陈平自己放弃权力，而武帝又削夺其权力，权力既分裂四出而不统一，而贪权的人想聚集它使它归于自己，以至于采取簿书期防的琐碎事务，以其身冒而亲自处理，于是上面多事而下面欺诈。反复考察周汉之际而参观其治乱盛衰的本末，那么官府的六属不可废除了。我曾经论述过小宰、宰夫的奉法，以及三官的兼统内外了，现在才知道导致这样的原因，六属也有帮助。
官民【论六叙八成财用】
或问：「小宰奉太宰之八法以治官府，足矣，而又别立六叙之法以冠其首，八法之中，如八成，八成如禄位、出入之外，皆所以经邦治而已，而亦例官治官府，则介于其中；宰夫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羣都、县鄙之治，而独拳拳于乘财用之出入以居其终，何也？」曰：「先王之治，其本末源流皆相因而有次第，故有首治法以始事者，有原治法以终义者，有论治法始终之所恃以立者，非率意而为之▯也。是故言官则必及于民，言民则必及于财，甚矣先王之爱民也！国不可以无民，民不能以无事，于是有征敛徭役之事、军旅田猎之事。里闾之利病、市井之纎悉、称贷取予之区区，皆有法以持其事，有书以载其法。比，国比也；居，保伍也【犹今差役収赋税，必案役簿而騐之保伍也】；傅，犹保人也；别，各分其半也，此主举债而言，故言傅别也；契，合契，主取债主言，故言书契也；质，牙保也；剂，买卖交约也】然先王不可以独治之也，于是张官置吏以奉行之。官吏之奉法，又不能无功过之分也，于是有日成、月要以劝勉之。且夫八法以治官府，如是足矣。然茍非日有以作其意，而月有以警其怠，则法令之繁、奉行之难，一歳三歳之悠，焉知其不安安而居、循循碌碌而无所为邪？是以三歳有诛赏，歳有废置，月有六叙。盖歳终、三歳为年劳，而六叙则为迁转。考之六官，小宰月终受羣吏之要，则以官府之叙；宰夫掌百官之召令，则有胥以叙治；宫伯掌王宫士庶子之政令，而月终必均其秩叙；内史以八枋之法诏王治，而纳访必掌其叙；下而乡师之与里宰，凡邦事则亦令作秩叙；凡歳时合耦于耡，则亦行其秩叙。六叙之本末，一日正其位，此则姑正其旧叙耳。至于进其治而作其事，则无非挽之而使前，作之而使不怠。于是制其食，而食有多寡之异；聴其情，而情有诚。」伪之不同，或陞其次，或增其秩，而百官府之人，虽不待歳终、三歳，而废置诛赏，可以逆知其治矣。汉继周之后，有歳终超迁至大中大夫者，有一歳而九迁者，而董仲舒亦曰：「古之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修其业而以赴功。」此皆周人六叙迁转之遗意也。若夫累日以取贵，积乆以致官，则废迁转而为年劳，而年劳之法，又有置而无废，有赏而无诛矣。是以亷耻贸乱，贤不肖混淆，而天下之民受其弊，张官置吏以为民之本意，竟何为哉？先王于六叙之后，而始责之以奉法；于八法之中，而中要之以治民。故凡所以劝勉其官之法，无非所以经理其民之意。至于区区之失物、失用、失财，与夫足用、长财，复见于太宰之末者，非取民之财也，正惧其病民之财也。有如百官府之治于内，羣都之治于外，县鄙之治于下，其事众矣，而以理财为先务者，天下之事非财则不立，天下之人非财则不聚。财用足然后百志成，食货通然后民安居，此《大学》言生财、《大易》言聚人曰财之意也。故欲知其一歳之总，则防之；欲知其一二三四之数，则乘之。乘其出而知其出之多少，乘其入而知其入之多少，理财之法于是为至，而建官为民之意于是为得，其于司防之职不同矣。后世不知其本末源流，徒见先王有长财之赏，则讽郡县以羡余之献者有之，日进月进，剥民以奉上之欲者有之。上取之户部，户部取之监司，监司取之郡县，郡县取之民，而民独承其斧凿。故今为官吏者，无非以办财赋为先；今之所以考课官吏者，无非以财赋之办否为优劣。闾里之雕耗，市井之萧条，不恤也；狱讼之不戢，差税徭役之不均，不以为意也。当是时也，富民犹不免于贫，而况下户乎？平时暇日犹不免于仰屋窃叹，而况于军期之督迫乎？究论所自，则皆始于张官置吏失为民之本意，是以先王之八法，反借之以为临民之势；先王之六叙，反用之以为襃奬聚敛之法。呜呼！其积非一二日矣，其无有
译【论六叙与八成财用】
有人问：“小宰奉行太宰的八法来治理官府，这就足够了，为什么又另外设立六叙之法置于首位？八法之中，如‘八成’，除了‘禄位’和‘出入’之外，都是用来治理国家的，但也适用于治理官府，那么介于其中的；宰夫掌管治法来考核百官府、各都、县鄙的治理，却唯独念念不忘于稽查财用的出入而将其置于最后，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先王的治理，其根本与末节、源头与流脉都相互因循而有次序，所以有以治法为首来开始事务的，有以治法为原由来终结义理的，有论述治法始终所依赖以确立的，并不是随意而为的。因此，谈到官吏就必定涉及百姓，谈到百姓就必定涉及财用，先王爱护百姓真是深切啊！国家不能没有百姓，百姓不能没有事务，于是就有征敛徭役的事务、军旅田猎的事务。邻里间的利弊、市井间的细微、借贷取予的琐碎，都有法度来维持事务，有文书来记载法度。‘比’，是国家户籍；‘居’，是保伍【就像现在差役征收赋税，必定依据役簿来查验保伍一样】；‘傅’，如同保人；‘别’，是各自分其一半，这是主要讲举债，所以说‘傅别’；‘契’，是合契，主要讲取债，所以说‘书契’；‘质’，是牙保；‘剂’，是买卖契约】然而先王不能独自治理，于是设置官吏来奉行这些法度。官吏奉行法度，又不能没有功劳与过错的区别，于是就有‘日成’、‘月要’来劝勉他们。况且八法用来治理官府，这样也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没有每天用来激发他们的意志，每月用来警示他们的懈怠，那么法令繁杂、奉行困难，经过一两年或三两年的漫长岁月，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安然自处、循规蹈矩却无所作为呢？因此三年有诛罚与奖赏，每年有罢免与任用，每月有六叙。大概年终、三年是考核年资，而六叙则是用于升迁调动。考察六官，小宰在每月终了接受众吏的月报，就依据官府的次序；宰夫掌管百官的召令，就有胥吏来按次序治理；宫伯掌管王宫士庶子的政令，而每月终了必定均衡他们的秩次；内史用八枋之法诏告君王治理，而纳访必定掌管其次序；下至乡师与里宰，凡是国家事务也命令他们按次序行事；凡是岁时在耤田合耦耕作，也实行其次序。六叙的根本与末节，第一是端正其职位，这只是姑且端正其原有的次序罢了。至于推进其治理而激发其事务，无非是牵引他们向前，激励他们不怠惰。于是规定他们的俸禄，而俸禄有多寡的不同；听取他们的情状，而情状有真诚与虚伪的不同，有的提升其位次，有的增加其秩级，而百官府的人，虽然不等到年终、三年，而罢免任用诛罚奖赏，可以预先知道他们的治理情况了。汉朝继承周朝之后，有年终越级升迁至大中大夫的，有一年升迁九次的，而董仲舒也说：“古代所谓的功劳，是以担任官职称职为差别，不是说积累日子的长久。所以小才能的人虽然积累日子，也不离开小官；贤能的人虽然时间不长，也不妨碍成为辅佐。因此有司竭力尽智，致力于修习其职业而以赴功。”这都是周人六叙迁调的遗意。如果积累日子来获取尊贵，积累长久以达到官位，那就废除了迁调而改为年资，而年资的法度，又有只任用而不罢免，只奖赏而不诛罚的情况。因此廉耻混乱，贤与不肖混淆，而天下的百姓承受其弊端，设置官吏以造福百姓的本意，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先王在六叙之后，才开始要求他们奉行法度；在八法之中，而以治理百姓为关键。所以凡是用来劝勉官吏的法度，无非都是用来治理百姓的意思。至于那微小的失物、失用、失财，以及足用、长财，又出现在太宰篇末的，不是索取百姓的财用，正是担心损害百姓的财用。就像百官府在内部治理，各都在外部治理，县鄙在下层治理，事务众多，而以理财为先务，是因为天下的事务没有财用就不能建立，天下的人没有财用就不能聚集。财用充足然后百业可成，食货流通然后百姓安居，这就是《大学》讲生财、《大易》讲聚人曰财的意思。所以想要知道一年的总数，就防备它；想要知道一、二、三、四的数目，就稽查它。稽查其支出而知道支出的多少，稽查其收入而知道收入的多少，理财的法度在这里达到极致，而设置官吏造福百姓的意思在这里得以实现，这与司会之职不同了。后世不知道其根本与末节、源头与流脉，只看到先王有长财的奖赏，就讽劝郡县献纳羡余的有之，日进月进，剥削百姓以奉承上级欲望的有之。上级从户部取，户部从监司取，监司从郡县取，郡县从百姓取，而百姓独自承受其斧凿之害。所以现在做官吏的，无非以办理财赋为先；现在考核官吏的，无非以财赋是否办得到为优劣。邻里间的凋敝，市井间的萧条，不关心；狱讼的不止息，差税徭役的不均，不放在心上。在这个时候，富民尚且不免于贫困，何况下户呢？平时闲暇尚且不免于仰屋叹息，何况军期紧迫的时候呢？究论其根源，都始于设置官吏失去了造福百姓的本意，因此先王的八法，反而借用来作为威临百姓的权势；先王的六叙，反而用来作为褒奖聚敛的法度。唉！这种积弊不是一两天了，其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