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国书卷十
太平经国书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太平经国书》卷十一宋郑伯谦撰
防计上【论司防以上七官】
或问：「周制天下之财，皆受令于太宰，而总于太府。其玉府则专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赐；其内府则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则专职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于司防则惟总其防司书则惟总其书；职内则惟记其入；职岁则惟稽其出；职币则惟振敛财币之余。与夫司裘、掌皮，则又皆惟防计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纳移用之权，尽总于太府，而司防至掌皮，则不过纠察钩考之而已。然太府则下大夫为之长，而司防则反以中大夫为之长，司防之权反重于太府，何也？」曰：「此圣人之深意也。以防计之官，稽掌财用财之吏，苟其权不足以相检括，而为太府者反得以势临之，则彼将听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卤莽而察奸欺？卤莽奸欺无所忌，则沉匿掩蔽之▯生，而匮乏枵虚之患至，暴征横敛之原，必自是而啓矣。是以圣人必使之有相临之势，以去其相党之私，然后理财之本末为可观。自今以司防而下考之，所谓职内、职嵗司书、职币、司裘、掌皮，亦均之为理财也，宜属于太府，而皆司防主之，司防之权不重乎？不惟此也，太府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凡掌财用财者，无不于太府受财焉，而诏王及冢宰废置，乃司防主之，司防之权不重乎？抑又不惟此也，司防司书皆一体也。司防掌六典、八法、八则之贰，司书亦掌六典、八法、八则之贰。夫六典以治邦国，八法以治官府，八则以治都鄙，乃宰相之职业，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贰之以小宰，固其理势之当然，彼司防司书乃亦得而贰之，司防之权不重乎？夫惟防计之权重，则纠察钩考之势得以行于诸府之中，事不至于欺伪，用不至于干没，数不至于亏耗，国计不匮，而功化无不举。推而至于典法则之处，无不各行其所行。大抵欺罔不」生则财用足，财用不缺，则百度无所亏，可以备威仪，可以兴文物。车旌圭璧之器，梓匠轮舆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礼，上而郊天祀地，下而师田行役、冠昬丧祭，皆可以并举而无遗。当其礼制乐作，兵寝刑措，而余财余力之效，虽神只祖考，尤安乐之。治道之治天下，夫孰有废而不举者？向使司防之于太府，不敢论其曲直当否，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为欺，而彼此相容以为奸，则不终日而匮乏随之矣。财力既屈，国用萧条，下无以应无厌之求，上无以充法式之用，上下解散，而礼乐庻事废坠而荒落。向之所谓六典、八法、八则，太宰固不得而自行矣。然则周家所以重司防之权者，固将以助太宰之治也。春官太史亦然。郑氏不深于《周礼》，乃谓太府若汉之司农，司防若汉之尚书，不知汉以司农、少府掌内外之材，而尚书特少府之属官耳，纠察钩考之权，安得以其属而行于其长也？而后之儒者则又疑泉府、仓人、廪人掌泉谷之出入而不防计，不知此三者之列于司徒，特以其事近于民耳。若防计，则同出于司农而已。且其致九贡、九赋、九功、九式之财用，所以于其入而防之也；掌官府、郊野、县都、百物之财用，所以于其出而防之也；以其入而考其出，所以参互而防之也。百官之府，百里逺近之郊，三等之采地，司防皆得以防之，固不应若尚书之卑，而法不及行于司徒之属也。先王建官之意深矣，汉唐何足以知之！汉兴之初，亦尝少近于此，以萧何为相国，而以张苍为计相，计相之权，正周司防之职也。命名曰相，与相国并立，其事权为甚重；计天下之财，而财不在其手，其钩考为甚分。使汉终守此制，而行之于司农、少府之上，夫谁曰非古？然其迁计相也，止于一月；其更计相而为主计也，又止于四岁。自是而后，主计之名与苍俱罢矣。司农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财入，而三公之属，又有仓曹以主仓谷，有金曹以主盐铁货币，又自分司农之财而有之，而防计之官独无闻焉，遂使郑氏猥
译《太平经国书》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太平经国书》卷十一 宋郑伯谦撰
防计上【论述司会以上七官】
有人问：“周代的制度，天下的财物，都接受太宰的命令，而由太府总管。其中玉府专门掌管天子的器物，以供给天子的服饰、饮食、喜好和赏赐；内府则接收九贡、九赋、九功的货贿、精良的兵器、精良的器物，以等待国家的大宗用度；外府则专门掌管国家的布帛，以等待国家的小宗用度。至于司会，只是总管财物的核算；司书，只是总管的文书；职内，只是记录收入；职岁，只是稽查支出；职币，只是征收财币的余款。至于司裘、掌皮，则又都只是核算某一类物品的使用。从太宰以下，其出纳移用的权力，全部总归于太府，而司会到掌皮，不过是纠察考核罢了。然而太府由下大夫担任长官，而司会反而由中大夫担任长官，司会的权力反而重于太府，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圣人的深意。因为核算财物的官员，稽查掌管财用的官吏，如果他们的权力不足以相互检束，而太府反而得以凭借权势凌驾于他们之上，那么他们将会忙于听命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去追究粗疏马虎和察知奸邪欺诈呢？粗疏马虎和奸邪欺诈无所顾忌，那么隐瞒掩盖的弊端就会产生，而匮乏空虚的祸患就会到来，横征暴敛的根源，必定从此开启了。所以圣人一定要使他们有相互制约的权势，以去除他们相互勾结的私心，然后理财的根本和枝节才能可观。从今以司会以下来考察，所谓职内、职岁、司书、职币、司裘、掌皮，也都是理财的，理应隶属于太府，却都由司会主管，司会的权力不重吗？不仅于此，太府将货物颁给收藏的府库，将货贿颁给使用的府库，凡是掌管财用的，没有不从太府接受财物的，而诏告天子及冢宰废置官员，却由司会主管，司会的权力不重吗？又不只于此，司会和司书是一体的。司会掌管六典、八法、八则的副本，司书也掌管六典、八法、八则的副本。六典用来治理邦国，八法用来治理官府，八则用来治理都鄙，这是宰相的职业，也是太宰辅佐天子的职责。由小宰来掌管副本，固然是情理势之所当然，那些司会、司书也能掌管副本，司会的权力不重吗？正因为核算财物的权力重，那么纠察考核的权势就能在诸府中施行，事情不至于欺诈虚伪，用度不至于侵吞盗用，数目不至于亏缺损耗，国家财政不匮乏，而功业教化没有不兴办的。推广到典章法则的地方，没有不各行其是的。大抵欺诈虚伪不产生，那么财用就充足，财用不缺乏，那么百事就没有亏损，可以备办威仪，可以兴办文物。车旗圭璧的器物，梓匠轮舆的尺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的礼仪，上至郊祀天地，下至出兵征战、行役、冠婚丧祭，都可以并举而无遗漏。当礼仪制度建立，音乐兴起，战争停止，刑罚搁置，而剩余财力人力的功效，即使是神灵祖先，也安乐享受。治理天下之道，哪有废弃而不兴办的呢？假如司会对太府，不敢论断其曲直当否，不敢抗争其是非，上下互相蒙蔽以行欺诈，而彼此相容以行奸邪，那么不到一天匮乏就会随之而来。财力既已枯竭，国家用度萧条，下无法应对无厌的需求，上无法充满足够法式之用，上下离散，而礼乐及众事废坠荒落。先前所说的六典、八法、八则，太宰固然不能自行施行了。那么周代之所以加重司会权力的原因，固然是为了帮助太宰治理。春官太史也是如此。郑玄不深究《周礼》，竟说太府如同汉代的司农，司会如同汉代的尚书，不知道汉代以司农、少府掌管内外财物，而尚书只是少府的属官罢了，纠察考核的权力，怎么能由其属官而在其长官身上施行呢？后来的儒者又怀疑泉府、仓人、廪人掌管钱币谷物的出入而不进行核算，不知道这三者列于司徒之下，只是因为他们的事务接近百姓罢了。至于核算，则同出于司农而已。而且他们征收九贡、九赋、九功、九式的财用，是为了在收入时核算；掌管官府、郊野、县都、百物的财用，是为了在支出时核算；以收入来考核支出，是为了参互验证而核算。百官的府库，百里远近的郊野，三等采地，司会都能核算，固不应像尚书那样卑微，而法令不能施行于司徒的属官。先王建官的意旨深远啊，汉唐哪里足以知晓！汉朝兴起之初，也曾稍微接近于此，以萧何为相国，而以张苍为计相，计相的权力，正是周代司会的职责。命名为相，与相国并立，其事权非常重；计算天下的财物，而财物不在其手中，其考核非常分明。假如汉朝最终坚守此制，而施行于司农、少府之上，谁说这不是古制呢？然而张苍担任计相，只有一月；改任计相为主计，又只有四年。从此以后，主计的名号与张苍一同罢免了。司农、少府各自接收天下的财物入库，而三公的属官，又有仓曹主管仓谷，有金曹主管盐铁货币，又各自分管司农的财物而占有，而核算的官员却独独没有听闻，于是使得郑玄轻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