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国书卷九　　　　宋　郑伯谦　撰

译留存下来。《春秋》记载“秋天多麋鹿”，那么就不再设有兽人进献猎物；亳社的雁、东门的鸲鹆，那么就不再设有硩蔟氏、庭氏去驱除它们；校人烹煮鱼鳖，《鸳鸯》这首诗、《鱼藻》这首诗，君子感伤今世而追思古昔，那么就不再设有鳖人、鼈人、大罗氏来饲养它们。在那个时候，龙蛇造成的灾祸，羽毛鳞介类动物带来的祸患，史书上记载不绝。不仅是动物的本性不得安宁，而且万物也得不到应有的养育，想要让恩德惠及昆虫，而禽兽不侵扰人类，那是很难的。大概后世养育百姓的政策，尚且苟且敷衍而达不到要求，何况对于鸟兽禽鱼更难用政令去顾及呢？汉朝有一位宋均，能让九江的老虎离去；唐朝有一位韩愈，能遣走潮阳的鳄鱼，当时人们把这当作前所未见、令人惊骇听闻的事情。唉！他们难道没有看见大禹驱赶龙蛇，周公驱赶虎豹犀象，以及《周官》中治理鸟兽虫鱼的做法吗？

译医官【论述医师以下五种官职】

有人问：“有医师就足够了，而食医、疾医、疡医、兽医，不是太冗杂了吗？”回答说：“古代史官、乐官，以及医官、卜官，都是世代承袭的职业，不兼任其他官职，不从事第二件事，是担心他们不精通。况且医道如果不传承三代，就不服用他们的药；凭借技艺侍奉君主的人，只有医道最难精通，只有疾病最不可不谨慎，先王怎敢让一个人兼任两三个人的才能呢？因此食医之下设有疾医，调理饮食的人不兼任治病；疾医之下设有疡医，观察内证的人不兼任外证；疡医之下设有兽医，治疗禽兽的人不兼任治疗人。一定要追求其精专，而不敢计较其冗杂，先王的仁爱真是深切啊。”

又问：“先王对于医事很严格，然而从万民到鸟兽，没有不治疗的，而王后、世子的尊贵，公卿大夫的显贵，反而不及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万民的疾病，是在疾病已经发生后治疗；从王以下，则是在疾病未发生前去除。您不在食医那里讲求吗？凡是人的疾病，没有不是由于饮食不谨慎而产生的。现在饮食、膳食、珍酱的调配，都已经按时观察；咸、酸、甜、苦、辛的辅助，无不按时调和；牛、羊、犬、猪、鱼、雁的适宜，又根据它们的特性来防范。凡是用来调和王的饮食，而辅助滋养王的血气，没有不达到舒适惬意的，疾病从哪里产生呢？因此是在疾病未发生之前治理。不只是食医如此，膳夫以下，如烹人掌管水火，凡是美味与劣质、新与旧的不同，一定要辨别；如庖人、内饔掌管禽兽，凡是腥臊、膻香等不可食用的，一定要辨别。如果有一物伤害生命、损害元气，没有不仔细察看的。又不只是烹人、庖人、内饔如此，凡是五齐、七菹使用醋的，则有醯人掌管；凡是百事使用盐的，则有盐人掌管。醋的酸、盐的咸，然后足以成就五味的甘甜，而达到四时的调和，补益五脏的不足。所以即使是琐碎的末节，也一定要设立官职。以至于膳食、酒醴之物，凌人在夏天则鉴冰以进，以抵御暑热恶气；六宫、六寝的修缮，宫人在春冬则掌管炉炭的供给，以避开寒湿之气。井匽用来流泄清澈，而排出污秽；沐浴用来洗涤精神，而愉悦肌肤。如果有有助于王的养生，而保全其内外调和的，没有不尽力完备的。又不只是醯人、盐人、凌人、宫人如此，内宰的职责，用阴礼教导六宫；用阴礼教导九嫔，九嫔则按时在王的居所侍奉，女御则按时在王的燕寝侍奉。如果有可以防微杜渐，戕害真性而蛊惑心志的，没有不严格防范的。王之所以这样防范养生，还有什么疾病可以导致呢？大抵味道用来滋养精气，谷物用来滋养形体，药石用来治疗疾病。滋养精气是根本，滋养形体次之，治疗疾病是下策。没有比王更尊贵的，如果至于设立官职来等待他的疾病，不仅不是臣子的心意，也不是奉养的极致。医官不及王，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至于万民则不然。从王以下，直到公卿大臣，凡是有爵位而尊贵的，不幸遭受风雨霜露、寒暑燥湿的侵袭，那么他们的权力足以招致医生，他们的财货足以驱使医生，也就不需要设立官职来掌管。只有编户齐民，没有特别富有的，生计的工具虽然粗略供给，但祭祀、医药一定有所不足。力量既不足以招致医生，而良医又不屑于治疗，那么疾医以下，如果不设立，百姓死于非命的必然很多。

我曾经讲求卫生的经典：天有五星，所以有五行，形成寒暑，形成阴阳，风雨晦明，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度就成为灾害，产生寒热、腹疾、惑心的疾病；人有四肢、五脏，化为五气，一觉一寐，吐纳往来，流为荣卫，显现为气色，发出为声音，产生喜怒、哀乐、爱恶、欲的情感，过度就有伤害。天的寒暑、阴阳、风雨、晦明，既足以伤害形体，而人的喜怒、阴阳运行于荣卫之间，交通则和，有余、不足则病。现在喜怒的不节制，与寒暑的过度，恰好相遇，因此生命不稳固，疾病交作。寒极则为热，热极则为寒，成为疠疟，成为痒疥，结为瘤赘，防为痈疽，以至于不能在天地之间自有其生命。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圣人同万物之忧，同民吉凶之患；没有良医探求性命之情，而顺应阴阳之理，辨别内外之证，而明死生之诀，将谁来哀救呢？因此疾病、疕疡，总归于医师，而分治于疾医、疡医。疾医掌管百姓的疾病，用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用五气、五声、五色观察其死生，两之以九窍的变化，参之以九藏的动静。疡医则掌管肿溃、金折的疡，用五毒攻之，用五气养之，用五药疗之，用五味节之，用五味至之。兽病、兽疡也有官职掌管，也是推其有余以及其分，治理其事而各精其业。年终则考核其医而制定其俸禄。

译考察其全面失守的情况并确定其上下等级，国家仁爱百姓、珍惜万物的意旨到这里达到了极致。如果说在君王未生病之前进行调养，而在百姓已经生病之后才进行治疗，这并非先顾自己而后顾百姓，而是尊卑的分别、贵贱的道理，以及臣子深切爱戴君王的深意。虽然如此，周朝难道也是完全在百姓生病之后才去治理吗？凌人的官职，在北陆（冬季）时储藏冰块，这是夏历十二月；在西陆（春季）时取出冰块，这是夏历三月。司爟的官职，在季春（春季末）时发布用火命令，百姓都遵从；在季秋（秋季末）时收敛火种，百姓也照做。发布用火命令和储藏冰块，都是为了助长阳气而抑制阴气；收敛火种和取出冰块，都是为了助长阴气而抑制阳气。以此来通达阴阳之气并均衡寒暑的节律，因此冬天没有过度的阳气，夏天没有潜伏的阴气，春天没有凄冷的风，秋天没有苦涩的雨，瘟疫不降临，百姓不夭折，而时行的疾病都可以预防，这也就是不必都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去治理。学者研究周朝对待百姓的意旨，就知道君王之所以不谈医事，更加没有可疑的了。身体气机均衡调和，皮肤肌肉充盈饱满，没有伤害生命、损害正气的食物，没有沉溺于酒宴淫乐的饮品，没有荒淫迷惑的嗜好，没有风雨露霜、寒暑燥湿的侵扰，百病的根源，本来就已经在平时的闲暇日子里医治好了。从前春秋时期，晋平公生病，向秦国求医。昭公元年，秦伯派医和去诊治，说：“病无法治了。这是因为亲近女色，他的病就像蛊惑一样，不是鬼神作祟也不是饮食不当，而是被迷惑而丧失了心志，良臣将要死去，天命不再保佑。”晋平公因为迷惑于女宠而导致疾病，而医和却归咎于良臣，为什么呢？不补救君王的过错，不能节制王室的声色，他大概是有感而发，思念古代贤臣。而且不止这一点，知悼子去世还未安葬，而晋平公却敲钟饮酒，大小臣子为了吃喝而忘记了君王的疾病，太师不劝谏，近臣不规劝，而杜蒉以区区一个宰夫的身份，反而超越刀俎的职责而进献补救的告诫，沉湎于酒色而内心放纵荒淫，这怎么能没有疾病呢？西汉将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以及庖人都隶属于少府，而统辖于丞相、御史，这还保留着周朝的遗意。到了东汉，尚药、太官、御者虽然像以前一样，但全部使用宦官来主管，其用意已经不谨慎了。晋朝将太官隶属于光禄勋，将太医隶属于宗正，渡江以后，太官、太医都隶属于侍中，而唐朝则都隶属于侍内，大臣在其中没有统率之权了。大臣没有统率之权，小臣就没有顾忌；饮食医药不相关联，彼此就不能互相监察。每当想到天官冢宰的分职，将膳夫等官列在前面，而将食医一官列在后面，这最具有防微杜渐的深意。切割烹煮煎炒调和，一旦有不适宜的地方，食医都可以纠察。虽然说“君王不谈医事”，但医事难道没有预先参与吗？大概到了大臣的政令不能施行，饮食酒浆的小官各自寻求取悦上级，即使宰相也无能为力，又何况太医、尚药值得顾忌呢？唉！这就是周公思虑深远的原因，而医师以下五官才开始有可以议论的地方。

译盐酒

有人问：“盐人掌管盐的政令，酒正掌管酒的政令，官府中关于盐酒的政令，既然已经由他们掌管了，那么民间的盐酒，是要像后世那样实行盐酒专卖呢？还是把盐酒交给百姓，听任百姓自行获取其中的利益呢？”如果说盐酒实行专卖，那么先王九赋的名目中，未曾听说有盐酒这一项，而且与百姓争夺口腹之欲的寻常之物，也不是先王仁爱天下的本心；如果说听任百姓自行获取利益，那么在盐人之外，地官中还有川衡来诛罚违反禁令的人，在酒正之外，地官中有司虣来掌管市场中的饮酒禁令，秋官中有萍氏来掌管防止酿酒、谨慎饮酒的禁令，这又与后世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先王设立盐禁，是禁止人们抛弃根本去追逐末节，以及官吏借公事谋取私利罢了；对于酒禁，是禁止人们聚众饮酒引发争斗、沉溺醉酒败坏风俗，以及由此产生祸患、浪费米粟罢了。至于醋酱所需要的、饮食所使用的、祭祀所进献的、孝敬长辈丰盛宴席所喜爱的、岁时聚会、冠礼婚礼乡射饮酒所需要的，先王本来是与百姓共享的，只是征收贩卖者的赋税，而不再自己贪图其利，堵塞源头而不给百姓留一点余地。从前晏子对齐侯说【昭公二十年】：‘山林的树木，由衡鹿看守；沼泽的萑蒲，由舟鲛看守；湖泽的柴草，由虞官看守；海边的盐蜃，由祈望看守。郊野的人，进入山林沼泽要服从他们的政令；靠近关隘的人，被强行征收私税。’因此百姓困苦，连夫妇都互相诅咒。”晏子说这番话，是知道山林的利益，自从先王以来，本来未曾不与百姓共享。晋国人谋划迁离旧都绛城【成公六年】，大夫们都说：“一定要住在郇瑕氏的地方，那里土地肥沃且靠近盐池。”只有韩献子不同意，说：“山、泽、林、盐，是国家的宝物。国家富足，百姓就会骄奢安逸；靠近宝物，公室就会贫困。”韩献子说这番话，是知道山泽的利益，虽然与百姓共享，但也不能不担心人们舍弃根本追逐末节，以至于贫困匮乏、供给不足。汉朝建立，还保留这种意思，盐铁酒专卖的利益，虽然全部捐弃给百姓，但后来的诏书，也恳切地担忧百姓从事末业而损害农业，大量酿造酒醪而浪费谷物。先王的意思，正是这样罢了。春秋秦汉以来，尚且不忘这一点，何况周公忧民之深呢？用百亩土地分配给百姓，用九职任用百姓，有根本可以敦促，那么末节就可以抑制；有生生不息的乐趣，那么刑罚就可以令人敬畏。所以周公虽然不与百姓争夺盐酒的利益，也不放纵百姓追逐盐酒的利益。煮海制盐，利益非常广大，如果不加以禁止，那么依靠农田的农夫将会日渐消耗，奢侈之心日渐萌动，而本心日渐动摇，官吏中贪婪的人也将趁机作奸犯科。养猪酿酒，祸患无穷无尽，如果不加以禁止，那么纵酒无度，导致百姓和市场聚众饮酒争斗喧哗，酒乱败坏道德，而诉讼案件日益繁多滋生。周公对此则一切都有法度来对待。盐人、酒正的政令，他们只是施行于上层，而且还有法式来接受酒材，有酌数的规定来供应祭祀，有法度来执行颁赐，有书契来授予秩酒，有日成、月要来考核出入。自王后之外，即使是世子的饮酒，也有年终的限制，何况敢放纵百姓酣饮呢？征收盐，一定有簿籍来责问其数量；接受盐，一定有符节来防止其伪造，何况敢放纵百姓从事浮食呢？所以公家盐的收入有定数，而百姓食用的盐也有定数；公家酒的用途有定数，而百姓饮酒也有节制。但酒正是内官，自酒人以下都是奄奚担任，势不能在外行使呵斥禁令，所以到了市官的属下有司虣来掌管，刑官的属下有萍氏来掌管。盐人既然供应祭祀、宾客的盐，供应王后、世子的盐，以及所有牲膳、羞酱百事所需的盐，所以虽然专命贩卖盐，但掌管天下贩卖盐的数量，而山林川泽盐铁的储藏，则有泽虞、川衡来掌管。而川衡的掌管，又有大川、中川、小川来区别，巡视川泽而平定其守卫，抓住违反禁令的人而诛杀他。内外相互对应、相互维系，而法令可以依次考核，大体上是劝勉农业而美化风俗罢了。禁令虽然严厉，起初并不是为了自身获利；百姓安于禁令而乐于生存，起初并不怨恨。至于后世则不然。自文帝以来，虽然不与百姓争夺利益，但仅靠善政不足以治理国家，而盐铁在民间，酒利在民间，这也太没有制度了。只知道其危害而不能制定法度，虽然每年劝勉百姓耕种，却不知已经引导百姓趋向末业。到了汉武帝，则又不顾百姓无法生存，一举而全部夺取。干官、铁官的设置，虽然接近酒正、盐人；水衡、都水的设置，虽然接近萍氏；大体上不过是垄断盐铁而专卖酒罢了。而又有的隶属于内史，有的隶属于少府，大臣的政令不能行于其间，而取之无度，征收不得人心，取敛不平。在下，而盐铁、酒专卖、均输的议论，所以引起后来贤良文学的纷纷议论。从此以后，禁令更加严厉，犯禁的人更多。吏卒搜索私屠酤，以至于毁坏房屋而毁掉锅灶，兄弟妻子离散，生计破荡无余。而百姓因酒专卖获罪的，正日益增多而未止。髡黥

译囤积在民间，私下买卖并不会因此减少。如果力量不足以掌控它，就会逐渐形成顽固的风俗，进而演变为奸诈盗窃。百姓难道乐意这样做吗？当权者既然不能为百姓创造产业，百姓正恐惧死于饥寒，冒着生命危险寻求升斗之粮以苟且偷生，根本顾不上性命。放任他们，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追逐末业；逼迫他们，他们就会因急迫而触犯法律，这本来就不容易通过呵斥禁令来制止。先朝正直的翰林苏公在论述《酒诰》一书时认为，从汉武帝以来直到今天，都有禁酒令，刑罚甚至到了流放的程度，奖赏有时不计其数，从未稍微放松，但私酿终究不能绝迹。周公独自凭什么能禁止呢？回答说：“周公对酒没有私利，只是为了端正百姓的德行罢了。甲乙都鞭打他们的儿子，甲的儿子顺从而乙的儿子不顺从，为什么呢？甲鞭打儿子并责令他学习，乙鞭打儿子却夺走他的食物，这就是周公能够禁酒的原因。况且还有所谓百亩田地可供耕种、九种职业可供担当呢？”当今世上的盐酒禁令，大概也是违背了根本罢了。即使有根本可以趋向，也不应当禁止到如此极端的地步，何况根本未曾有根本呢。过去曾论述过州县官吏自己私下酿酒，而不必禁止百姓私下酿酒；又曾论述过州县应当设立盐本资金，加价购买盐，减价出售盐。这只是暂时顺应今天的形势而实行这种不得已的策略，好比想要扭折哥哥的手臂来教导他，姑且慢慢来罢了。周公的法度意旨，到这里大概难以用言语表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