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太平经国书》卷十一宋郑伯谦撰

译用尚书来充任这一职位。每当看到汉文帝询问一年间钱粮收支的数目，而陈平、周勃都回答说不知道，并请求去询问治粟内史，这就可知除了司农之外，没有人能知道钱粮的数目。汉宣帝时期，韩延寿担任东郡太守，挥霍官钱一千多万，当时萧望之任御史大夫，立即派遣御史去责问此事，韩延寿自己上奏说：“我的职责在于总领天下，听到此事不敢不过问”，难道自从计相废除后，御史就总领天下的财政了吗？这是无法确定的。自从光武帝将钱币管理权归于司农，将水利收入归于少府，将盐铁专卖归于郡国，意图虽好但治理不够精密，所以章和年间以后，将司农的平准署改为中准署，并列入内署，又将少府所掌管的尚药、太官、御者、钩盾、尚方、考工等诸曹，分别设立为监，并且全部任用宦官来统领，不仅没有稽查考核的官员，士大夫也不再参与财政事务了。直到李唐王朝，这种弊端仍未革除，财政虽然掌握在士大夫手中，但纠察稽查的权力仍然没有执掌者。况且三司使的名称，一是盐铁，二是租调，三是度支，度支用来相互防范核算，名称不能说不好，然而当时三司只设立副使，以三司使为长官，那么度支终究是三司使的属官，长官管理财政，而属官去稽查，在情理上是不顺畅的。宋朝的三司，其属官中也有磨勘司，这都是违背了《周官》的本意。南宋渡江之后，南库由宰相提领，虽然与其他官员的检核稍有不同，但内外财政不能兼统了。那么，依据宋朝的磨勘司、唐朝的度支使、汉朝的计相，而用周代司防的名称来加以匡正，使其权力尊贵、势力重大，凌驾于三司之上，而接受三公的命令，国家的用度大概就能妥善了吧！

译防计下【论述同上】

有人问：“西汉自从计相、主计这两个官职被废除后，大司农和少府分别掌管天下的财物，仓曹又分别掌管大司农和少府的财物，财利的大权分散在多个主管手中，混乱得无法查考，怀疑它的防备措施非常严密了，但当时的财物反而因此充足有余。东汉自从光武帝将盐铁的利润归还给郡国，将水衡都尉的利润并入少府，将少府管理的池塘沼泽划归大司农，大司农按四季接收郡国上报的钱粮数目，各地的调度一切都要关涉请示，又有尚书来参验考核，财利的源头才开始澄清，不再相互混杂，怀疑它的防备措施非常严密了，但当时的财物反而因此耗散而不足，这是为什么呢？”

回答说：“东汉的不足，本来就是它的制度所必然导致的。宫中的用度一切交给有关部门，这难道是后世所能承受的吗？尚书只是少府的属官罢了，哪有长官理财，而属官却能考核他的道理呢？前两个论述已经详细说过了，这里不必再重复论述。至于西汉所谓的充足有余，也不过是一时把天下的财物聚集到公家罢了，并没有防备计算的制度来融通上下的有无，来均衡调节财用的出入，从而达到有余的地步。《食货志》说：‘武帝初年，继承文景之后的局面，京城和地方的粮仓都满了，府库中剩余财物；京师的铜钱累计上亿，穿钱的绳子腐烂了也无法清点；太仓的粮食陈陈相因，充溢露天堆积，腐烂得无法食用。’财物的浩大丰富，汉朝的富庶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极点。然而建元三年，平原河水泛滥，百姓已经互相残食，为什么粮仓里的粮食还这么充足呢？六十多年的富庶，竟然不到三年，就不足以支撑朝廷的一次变故了吗？大概自从贾谊、晁错劝谏文帝积蓄粮食，同样是积蓄，贾谊希望公私都能充足，而晁错则专门剥削百姓来厚待君主。今年向边郡输送粮食，明年向内郡输送粮食，郡县的粮仓都满了，但百姓却没有颗粒剩余。平时无事，还自以为造作而不见其短缺；一旦遭遇旱灾水涝，变故突然发生，百姓靠什么支撑呢？这是皇帝只看到上面的有余，却不知道下面的不足。对外穷兵黩武，对内穷奢极侈，公卿大臣没有一个人能执掌均衡调节的法度来限制这种日益扩张的欲望。到了这个时候，公私都陷入困境了，耗尽四海的财力也不足以满足一个人的欲望，财力已经枯竭，紧急征收横征暴敛，百姓又遭受其毒害，萧条凄凉几乎与水旱灾荒时没有区别。唉！把天下的财物都藏在国家里，征收时没有限度；把国家所有的财物都供奉给一个人，使用时没有节制，而到了极点，又不免向百姓暴征，以宽缓眼前的计策。像这样还说西汉的财物充足有余，我也不知道以什么作为充足有余的标准。何况还有所谓粗疏隐瞒的过失、侵吞渗漏的弊端、千种奸诈万种欺骗的转移盗窃呢？征收没有限度，使用没有节制，而防备计算尤其没有法度。我曾经观察过：中尉调动士卒动辄数万人【王温舒】，乐安隐田几乎四百顷【康衡】，关东流民没有名籍的四十万【石庆】，少府管理的池塘沼泽大多被权贵冒名开垦【石显】，户籍账册非常不明确，而口算税、田租的收入非常没有定数；就近征收武关的税来供给守卒，遥远地在车师种田来供给过往使者【见《武帝纪》下《西域传》】，公车在长安索取米粮【东方朔】，掖廷拿出私钱来供养宗室【丙吉】，郎官拿出私钱来购买财用【杨恽】，契约账券非常不明确，而俸禄的供给非常没有定所；会稽的计籍三年不上报【严助】，内史借贷租税大多不缴纳【倪宽】，东郡官钱放散达到一千多万【韩延寿】，乘坐传车巡视郡国，假借赋税达到六百万【贾谊】，考核最严，而州县所供给的非常粗疏而没有定期；皇帝的赏赐竭尽，从大司农的食货中取用，大司农的钱用尽，接着用少府的钱【贾捐之】，平陵的工程取用水衡的钱【见《宣帝纪》】，私用经费非常不固定，而缓急时所移用的非常紊乱而没有定制。以至于没有定额的杂赋、盈余租税的积累，尤其泛泛而没有统属。比如赎罪的钱储存在北军【江充】，没有名目的钱储存在郡内【张安世】，卒吏的钱散在州郡【东海】，廪牺的钱散在冯翊【韩延寿】，军市的租税委托给边吏【冯唐】，那么它的涣散还有不容易穷尽的。执掌的官吏、出入的部门还存在，没听说有奉公廉洁的人。购买边谷百万而虚报数目达到六十万斛【赵充国】，雇佣百姓牛车而增加价格达到三十万【田延年】，更严重的甚至私自雇佣宾客而拖欠很多债务【郑当时】，那么它的转移侵借还有不容易全部列举的。大概自从汉朝没有计相这个官职，公卿大臣没有谁能知道钱粮的数目，所以君主在上面肆意奢侈，臣子在下面肆意欺骗，而百姓独自在中间遭受其害，以至于到了这个时候。周朝所谓的充足有余……应该不是这样的。汉朝距离周朝很近，如果它能参酌周朝的制度，有像司书那样的书契版图，那么口算税、田租怎么会没有定数呢？有像太府那样的颁财受财，那么契约俸禄怎么会没有定所呢？有九贡、九赋、九功的命令财用，有日成、月成、岁成的考核出入，那么考核期限怎么会没有定期呢？有玉府、外府，那么经费私用必定不至于混乱混杂；有职内、职币，那么盈余租税杂赋必定不至于涣散。总而言之，有像司会那样重的防备计算之权，

译那么，所有的官吏又将不敢包庇他们的奸诈欺骗。为什么要把天下的财富聚集到公家，却听任君臣上下各自谋取私利呢？放纵人们拥有财富，人们没有不贪婪的，这就好比给人喝酒，人们没有不狂乱的；给人利益，人们没有不索取的，这就好比喂马吃草料谷物，马没有不吃的。周公制定法度，难道会像这样严防死守吗？周朝防范算计的法度之所以达到完美，大概不仅在于考察本国的财富，也在于同时考察天下的财富。从司书的职责来看，所谓了解百姓的财富，就是各府所征收的贡赋，一定要知道其短缺或盈余的情况；所谓了解器械的数量，就是办事官吏所使用的器械，一定要知道其存在或损毁的情况。至于了解田野、农户、家畜的数量，那么井田制下农户有多有少，牧野中畜产有繁殖有损耗，没有不加以考察的；了解山林川泽的数量，那么山林中的木材有砍伐殆尽的也有重新生长的，川泽中的蒲苇鱼鳖有兴盛也有衰败，没有不加以考察的。如果财富有余，那么上缴官府的数量绝不允许亏欠；如果财富不足，那么上缴官府的数量也不强求其盈余。这是因为上下沟通，有无互补，将天下视为一个整体来运作，不像汉朝那样截然分开、互不关联。论述财物的充足丰盈，其根本和源流一定要像这样才可以。

译内治【论内宰下十九】

有人问：“内宰的职责，是治理王宫内政的政令，分配其人民居住在内宫，内宫哪里能容纳人民居住？凡是建立国家，辅助管理后市，陈列货物，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制度，王后为什么要参与市井的琐碎事务？内小臣掌管王后在四方诸侯的好事，掌管王后对卿大夫的好令，妇人没有外事，为什么对外通达诸侯而对内结交群下？内宰既然掌管宫中的祭祀，而女祝又掌管王后的内部祭祀，汉代尚且废除了秘密祭祀，现在设置女祝，难道没有执持左道进入宫中施行厌祷的人吗？有府、史、胥、徒，有宦官宫妾，这几类人混杂混乱，杂居交错，难道没有因淫邪而污染宫室的人吗？后、夫人以下，女嫔二十七人，世妇八十一人，女御自有定数，为什么唯独不记载女嫔的人数？典妇功、典丝、典枲、追师、染人、屦人，无非都是这些人，而内司服、缝人为什么唯独参用奄官？以至于春官已有世妇，这里又有世妇；春官已有司巫、男巫、女巫，这里又有女祝；春官已有司服，这里又有内司服；冬官已有《钟氏》染羽，这里又有染人，难道不能合并省减而合为一吗？这十九官的职事，三等官长，他们的议论本来就不一致。暂且就这八件事来说，就尤为可疑。”回答说：“你之所以怀疑，不是认为王后参与市事，则内外相紊；人民官吏与宦官宫妾杂处，则内外相乱；有外部祭祀，则内部将有厌祷之事；有天官等官，又有春、冬等官，则内外猥多泛滥之职吗？这正是周公立国的规模，维持的周密，而措置之纤悉详尽者，不通过通内外，就是通过严内外。以宫阙的尊严，而面对市井的猥贱；以王后的秘密，而施行诸侯卿大夫的好礼；以士大夫的自贵爱，而混杂奴仆熏腐之余，也几乎亵渎了。然而家与国并非异政，王与后并非异体，内廷与外廷并非有异势。况且王后的本分，阴阳之理，相佐以相承。王则立朝于前以先乎义，后则立市于后以后乎利，朝市有什么嫌于相关呢？天子享诸侯，王后则亚献；上公、侯、伯、子、男来朝，夫人则致礼四方，有什么嫌于有好事呢？前有宫人之职，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管寝处燕息、沐浴栉靧、私猥之事，而隐然厉其败礼败度之心。后有典妇功等，取中士二人、下士十二人，掌管衣服冠履之物，而防人主奢侈之私、用度耗费之渐，以去其害国乱政之源。士大夫有什么嫌于处内庭呢？凡此无非所以通内外而同之也。分其人民，凡宫闱之执事、室庐为府之在内者，至于府史胥徒、贾奄奚工女、酒女、浆女、笾女、醢女、盐女、幂女、奴女、御，则又自分而为内外。天官世妇以广嗣为义，春官世妇卿也，以掌女工之宿戒，名同而官异，则不得不分内外。司服所以掌外朝之服饰，内司服所以掌王后之服饰；钟氏染羽毛以充国之用，染人掌丝帛以充王后之用，内有不可以兼外者。典妇功、典丝枲之职虽用士人，而内司服、缝人之职则自用奄人，外则有不可以至内者。神所在而有之，先王随所在而祭之，不惟以示忠厚不忘之心，亦所以为交神明、合三才之道，故在内则有女祝，在外则有司巫，内外不敢互用也。国君过市刑人赦，夫人过市罚一幕，世子过市罚一帟，命夫过市罚一盖，命妇过市罚一帷，是市虽立于后，而过市之禁则极于严，内外未尝相杂也。以至九殡、世妇、女御之不著其数，亦所以严内官之选，不茍于色，不轻于泽，以浊乱宫闱之内。凡此又无非所以严内外而异之也。盖昔者先王之意，以为内外不通，则内外间隔，藩墙有比邻之异，精神扞格而不通，法令窒碍而不行，利害相视而不相成，非宫中府中一体之意；至其一于通而不行之以严，则又不免于尊卑之烦紊、男女之浊乱、职事废弛而不举、知虑防略而不周者，亦非辨方正位、设官分职之意也。天下犹人之一身也，耳目口鼻各司其官而不相为用，先王之所以严内外者实似之；至于精神气血之所以周流于一身者，则未尝壅遏而不相通，先王之所以通内外者，实似之。周衰，王制不明，内外之政甚无足观者。朝市异路，王后不同心，椒房之重，反挟蛊媚之道，门庭闺闼之内，尚不暇于整饬，而况市井之细、诸侯卿大夫之事乎？妃嫔媵嫱，列屋而望幸，负宠而争妍，宫掖

译有了丑恶的声誉，妃嫔妾侍兴起巫蛊诅咒的风气，官府擅自掌握财政收支的权力，宦官和宫妾在内互相勾结扰乱朝政，而公卿大臣在外被隔绝防范，没有人能够加以责问或制止。推究其根源，都是始于太宰的权力被剥夺，以及内宰以下十九种官职不再由大臣统领。唉！大臣的权力被剥夺，内外产生的祸患，大概多得说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