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国书卷一 宋 郑伯谦 撰
制，而以为诸侯之城制；都之经涂体野涂焉，诸侯之经涂体环涂焉，人知其为体国经野而已。朝官居朝，市官居市，卿大夫、王后入市则有罚；二乡则公一人，一乡则郷一人，由此而统六遂，由此而倡九牧，人知其为设官分职而已。孰知其所以定民之志，而为教之大者，固在于此邪！夫朝不混市，野不逾国，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奸王之权，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贾之利，六卿、九牧相属而聴命于三公。夫彼皆民上也，皆富且贵焉者也，而尺寸不敢逾，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习民于尊卑等衰阶级之中，消其亡等冒上之心，而寓其道徳之意。盖孔子所谓『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贱不亢贵，卑不逾尊，举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内。志虑不易，视聴纯一，易直淳厐，而从上之令。父诏其子，兄授其弟，长率其属，何往而非五礼、六乐、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国野、设官、分职。」何往而非以为极哉！尝读晋之《国语》，每叹绛之富商民韦藩木楗过朝之事，以为富商之饶于财，使之泽其车而华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车服于过朝之际，不敢混然与士大夫无别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遗化，固▯然在此也。古人教民之意深矣！且不独周公然也。康王命毕公以康四海，不出于表宅里、殊井疆、画郊圻之间；周公陈先公风化之由，惟在于于耜举趾、条桑载绩、播种称觥之事；孟子以五谷、鱼鼈不可胜食，与使民养生送死无憾，为王道之始；韩退之以士农工商之民，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位，推而至于宫室、桑麻、粟米、蔬菓、鱼肉之物，而归之于道化之原，皆此意也。后世王制不明，道揆法守不立，本末源流之论不讲，而左右前后、尊卑贵贱之际，聴其相冒而相易。类聚羣分，日用饮食、交际文为之间，无复有能寓吾道徳之意。天下之人旁观而习见之，耳目乱而分守易，秉▯者虽不泯灭，而生厚者因物有迁矣。君臣之间，方以因民出治为美谈，开设学校，置博士弟子员，下诏劝学，以风励四方，以改易万民之观聴。儒者又从而谀之曰：「是有志于教化者。」名存而实不至，疏漏而无统纪，可以善人之形，而不可以善人之心也。上为文具，下为观美，相与为欺而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以为示弗率教化者，是罔民也。汉事文墨，晋尚清谈，统纪不明，同归于乱。大司徒教典之意，六官以为民极之说，谁与讲明而告君者？
译制定制度，并以此作为诸侯城邑的规制；都城的主干道与郊野的道路相连接，诸侯国的主干道与环绕城郭的道路相连接，人们只知道这是规划国家、治理郊野罢了。朝廷官员居住在朝廷区域，市场官员居住在市场区域，卿大夫、王后进入市场就会受到惩罚；两个乡设一位公，一个乡设一位乡官，由此统领六遂，由此倡导九牧，人们只知道这是设置官职、分配职责罢了。谁知道安定民心、作为教化根本的大道理，本来就蕴含在这里呢！朝廷不混杂于市场，郊野不逾越国界，百姓不侵扰官府，王后不敢以奸邪之心僭越王权，诸侯不敢以僭越之心违背天子的制度，公卿大夫不谋取商贾的利益，六卿、九牧相互隶属而听命于三公。那些都是百姓之上的统治者，都是富有且尊贵的人，却连尺寸都不敢逾越，一丝一毫的职分都不敢改变，这是为了让百姓习惯于尊卑等级之中，消除他们无视等级、冒犯上级的念头，而寄托道德教化的深意。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我没有哪一行事不与你们共同经历”的意思，因此百姓顺从地侍奉上级，下级没有非分之想，卑贱者不傲慢于尊贵者，地位低者不逾越地位高者，全社会的人都安分守己于法度职分之内。心志思虑不轻易改变，视听纯正专一，平易正直、淳朴宽厚，从而顺从上级的命令。父亲教导儿子，兄长传授弟弟，长辈率领下属，哪里不是体现五礼、六乐、三物、十二教呢！方位、国野、设官、分职，哪里不是以此作为准则呢！我曾经阅读晋国的《国语》，常常感叹绛地富商在过朝时，用皮革装饰车驾、用木楔固定车轮的事情，认为富商虽然财富充裕，足以让他们装饰车辆、华丽服饰，并非做不到，但他们一定要在过朝时更换车服，不敢混同于士大夫而无区别。民心安定而中道得以保存，成王、周公遗留的教化，本来就在于此。古人教化百姓的深意啊！而且不只是周公如此。康王命令毕公安抚四海，不出于划定住宅里巷、区分井田疆界、划分郊野界限之间；周公陈述先公风化形成的缘由，只在于举耜下田、采桑绩麻、播种饮酒这些事；孟子认为五谷、鱼鳖吃不完，以及让百姓养生送死没有遗憾，是王道的基础；韩愈认为士农工商的百姓，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伦常，推及到宫室、桑麻、粟米、蔬果、鱼肉的物品，都归结于道德教化的本源，都是这个意思。后世王制不明，道德法度不确立，本末源流的理论不探讨，而在左右前后、尊卑贵贱之间，听任他们相互冒犯、相互混淆。同类聚集、群体分化，在日常饮食、交际礼仪之间，再也没有能够寄托道德教化之意。天下人旁观并习以为常，耳目混乱而职分容易改变，秉持道义的人虽然不灭绝，但生性厚道的人也会因外物而改变。君臣之间，正以顺应民心来治理为美谈，开设学校，设置博士弟子员，下诏劝学，以风气激励四方，以改变万民的视听。儒者又从而阿谀说：“这是有志于教化的人。”名义存在而实际达不到，疏漏而没有统纪，可以塑造善人的外表，而不能塑造善人的内心。上级把它当作形式，下级把它当作美观，互相欺骗罢了。等到陷入罪过，然后加以刑罚，以此作为对不服从教化者的警示，这是欺骗百姓。汉代崇尚文墨，晋代崇尚清谈，统纪不明，同样归于混乱。大司徒教化的典章之意，六官作为百姓准则的说法，谁去讲明并告诉君主呢？
奉天【论天官冢宰加官】
或问：「冢宰一官，其属六十，顾未始有一事之闗乎天者，而冢宰谓之天官，何也？」曰：「此加官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凡天地之运化、四时之作讹成易，事之闗于天者，羲和职之；教化礼乐之要、兵刑财谷之司、虞工纳言之职，十有五人之职，所以分天下之万事而治之者也。至周以来，则省九官以为六卿之职，又省六子以冠六卿之号，以虚名而加实职，并而授之，所以宠而尊之也。汉之官制，犹为近古。大司马，六卿之职武事者。彼霍光领尚书耳，内主公卿事，外掌四方章奏，于司马何与邪？而大将军之上，必冠以大司马之名，此正祖天官冢宰之故意也。」或曰：「古者圣人重天道，伏羲有神龙之瑞，故以龙纪官；黄帝有庆云之瑞，故以云纪官；共工以水，神农以火，少昊以鸟，颛帝之后以民，则重黎、勾芒、祝融、后土、蓐収、▯冥是也；帝尧之兴，以天地四时，则羲和及四子是也；帝舜之兴，以五行，则益火、稷谷、禹水是也。今成王、周公之建官，考前世之制而兼其长，必若所谓虚名加实职，则事之闗乎天者，其属之谁乎？」曰：「子以为古之大臣，其所谓寅亮天地而燮理阴阳者，若厯官星翁、文史卜祝之所为乎？凡论道经邦，以转移人主之心术，而厘正天下之万事者，皆寅亮燮理也，皆对时育物、抚五辰而熙庶绩者也是故日月之薄蚀、百川之沸腾，诗人所以刺卿士；谷洛之鬭，太子晋以归咎于执政焉。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然者，虽圣人之能事，而大臣实辅佐之，其谁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于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虽至，其所以责大臣也益深。」
省官【论天官冢宰兼官】
或问：「太宰至旅下士，其为官凡六十有三，而为府者六，为胥与史者皆十有二，而为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専官行事则不足，兼官行事则有余矣。」盖自唐虞以来，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人之咨，则四岳实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备，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则备，无其人则兼。是以周官之作，实效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摄，吾夫子所以深责管仲变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而太傅无有焉，召公实兼之也；周公既没，召公为保，而太师、太傅无有焉，召公实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实有三少，当时不见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衞侯、毛公，是六卿之长，召公又兼之，盖一人之身而兼总七职矣。抑不惟此也，当是时，三公、三少既难其人，而六卿之官亦不必备。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苏公以三公兼司冦，毕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马、司空。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衞侯实专领司徒、宗伯、司冦之职，其余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犹兼，而况于百官、羣有司乎？故尝以《周礼》考之，二乡则公一人，是三公兼乡老也；一乡则卿一人，是六卿兼乡大夫也；军将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军之将也。甚者，太公以太师而兼司盟之职，载在盟府，太师职之，是也；苏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职，太史司冦苏公，是也。故夫六官之中，以春夏秋冬为通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约一官凡五百人，则六官凡三千人，而其兼行权摄者，意其必相半焉【天官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余人，地官除乡遂山虞林衡司门司闗不可考，尚四百余人，春夏秋三官凡五百余人，是六官通率之凡三千人也】是以局分不必设，府史胥徒不别置，虽置而其数亦未尝过滥也。且不见乡老、遂师而下乎？府史、胥、徒四者俱无，有何独于天官冢宰而疑之也？若夫专官行事，势宜多而不宜省，则▯人之与甸师，其徒皆三百人，而春官御史，其史则百有二十八矣。
内治【论天官冢宰属官】
或问：「三公与王论道经邦，当时下兼冢宰，而其所统六十官之属，往往皆士大夫所不屑为之务，何也？」曰：「此固所以论道经邦也。人徒见夫内外庭宿衞之士
译【论天官冢宰加官】
有人问：“冢宰这一官职，其下属有六十个部门，然而从未有一件事与天有关，却把冢宰称为天官，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加官。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立百官。凡是天地运化、四季更替变化等与天有关的事务，由羲和负责；教化礼乐的要务、兵刑财谷的管理、虞工纳言的职责，这十五人的职位，是用来分理天下万事并加以治理的。到了周代以来，就精简九官为六卿的职位，又精简六子来冠以六卿的名号，用虚名加在实职之上，一并授予，以此来宠信和尊崇他们。汉代的官制，还比较接近古制。大司马，是六卿中负责武事的职位。那霍光只是统领尚书罢了，对内主持公卿事务，对外掌管四方章奏，这与司马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在大将军之上，必定冠以大司马的名号，这正是继承天官冢宰旧制的用意。”有人问：“古代圣人重视天道，伏羲有神龙祥瑞，所以用龙来纪官；黄帝有庆云祥瑞，所以用云来纪官；共工以水，神农以火，少昊以鸟，颛顼帝之后以民，这就是重黎、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等人；帝尧兴起，以天地四时，这就是羲和及四子等人；帝舜兴起，以五行，这就是益主火、稷主谷、禹主水等人。现在成王、周公建立官制，考察前代的制度并兼取其长处，如果真是所谓虚名加在实职之上，那么与天有关的事务，又归属谁呢？”回答说：“你以为古代大臣所说的‘寅亮天地而燮理阴阳’，是像历官星翁、文史卜祝所做的那些事吗？凡是论道经邦，用来转移君主的心术，从而厘正天下万事的，都是寅亮燮理，都是顺应时势养育万物、安抚五辰而兴盛各种功绩的。所以日月发生日食月食、百川沸腾，是诗人用来讽刺卿士的原因；谷水洛水争斗，太子晋将罪责归于执政者。调和天人之际，使之没有隔阂，虽然是圣人的能力，但大臣实际上辅佐他，谁能说人事不是天理呢？在天官冢宰之上加天官，虽然尊崇大臣到了极点，但因此对大臣的要求也就更加深远。”
【论天官冢宰兼官】
有人问：“太宰到旅下士，其官职共有六十三个，其中担任府职的有六个，担任胥与史职的都有十二个，而担任徒职的有一百二十个，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都是兼官。专职办事则人手不足，兼官办事则人手有余。”大概从唐尧虞舜以来，禹以司空兼任百揆，羲和以二人兼任四岳，等到舜咨询二十二人时，四岳实际上由一人兼任。古代官职不必齐备，只要有合适的人选罢了。有合适的人选就齐备，没有合适的人选就兼任。所以《周官》的制定，实际效法唐虞的制度，而官事不兼职，我们夫子因此深深责备管仲改变先王的法度。以三公来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而太傅空缺，召公实际上兼任了；周公去世后，召公为保，而太师、太傅空缺，召公实际上兼任了。不仅如此，三公之下实际上有三少，当时不见其人，召公又兼任了，于是连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这六卿之长，召公又兼任了，大概一人之身而兼总七职。不仅如此，当时三公、三少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而六卿的官职也不必齐备。周公以三公兼任冢宰，召公以三公兼任宗伯，苏公以三公兼任司寇，毕公、毛公以三公兼任司马、司空。只有成王晚年，芮伯、彤伯、卫侯确实专领司徒、宗伯、司寇的职位，其余大抵都是兼官。大的职位尚且兼任，何况百官、群有司呢？所以曾经用《周礼》来考察，两乡则公一人，这是三公兼任乡老；一乡则卿一人，这是六卿兼任乡大夫；军将都是命卿，这是六卿又兼任六军的将领。更甚者，太公以太师兼任司盟的职位，记载在盟府，太师职掌，就是如此；苏公以三公兼任太史的职位，太史司寇苏公，就是如此。所以六官之中，以春夏秋冬为通例，以多少相乘除，大约一官共有五百人，那么六官共有三千人，而其中兼行权摄的，估计必定占一半【天官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余人，地官除去乡遂山虞林衡司门司关不可考的，尚余四百余人，春夏秋三官共五百余人，这是六官通例共三千人】。所以局分不必设立，府史胥徒不必另设，即使设立而其数量也未尝过多。况且不见乡老、遂师以下吗？府史、胥、徒四者都没有，为何唯独对天官冢宰有疑问呢？至于专职办事，形势适宜多而不宜省，那么甸师与甸师，其徒都有三百人，而春官御史，其史则有一百二十八人了。
【论天官冢宰属官】
有人问：“三公与王论道经邦，当时下兼冢宰，而其统辖的六十官之属，往往都是士大夫所不屑为之务，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固然是用来论道经邦的。人们只看到内外庭宿卫之士
，士之贱者也；烹庖饔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鱼腊酒浆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舎幄帟裘服为末用，而宦寺嫔御洒埽使令为冗役也，而不知夫三代以还，所以蛊坏人主之心术，而侵夺大臣之权柄者，往往皆是人为之。盖公卿大臣，其内外则有限，其进退则有时，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后也。若夫侍御仆从之人，备趋走使令之职，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际，无不与之同焉。比其极也，则变换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伺▯以和其防，夸靡以中其欲，小亷小谨以市其信，人主一堕其中，则亦何所不至哉！故虽以文武之圣，而侍御仆从犹乐于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诏后世者，又不独见于太宰之属，他日《立政》之作，尤拳拳于缀衣虎贲▯马之微焉。昔者先王之时，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而前巫后史，卜筮瞽侑，凡所以在左右者，无不致其谨焉。用能保防君心，养成圣徳，宦官宫妾便嬖侧媚，得以趋走使令于前，而不得以乘间取荣宠、窃威福也。周公之深智逺识，固有见于此，是以乱萌祸机之所在，无不究极，用见古人辅相之事业，皆格物穷理之学，要非屑屑然乐亲羣有司之细务，而后集权势以尊已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后世识此意者，诸葛孔明一人而已。汉初犹存此意，士大夫所不至者，惟后庭尔。朝夕出入禁闼，洞然无内外之限，故人主亲士大夫之时常多，而亲宦官宫妾之时常少，日见正事，日闻正言，心安而耳目熟，论道经邦之地，固造原立本于此也。自武帝宴游无度，于是外庭日疏，内庭日亲，公卿大夫一切隔絶不接见，而小人独在左右，事趋媚矣。大臣无权而」小臣专权，异时闗内侯、▯都督之爵，下及于烹庖、乐工、医师之贱，至鸣玉而曳组；房闼有制政之渐，妃妾起巫诅之风，阍寺擅废立之权，夫谁得而制之？微物细事，其倾祸毒国，至于此烈也！而今世儒者，顾方不屑意于天下之细务，溺意高逺学僻而事左。异日败理伤化，则往往起人主厌薄之心。是故书生之清谈而迂阔者，不足怪也。《论道经邦》之事业，当于太宰属官而求之。
译（宦官宫妾等）是士人中地位低贱的；烹饪、膳食等事务，是工作中令人屈辱的；鱼干、腊味、酒浆、醋酱等物品，是细微琐碎的；次要的馆舍、帷帐、裘皮服饰属于末等用品，而宦官、太监、妃嫔侍从以及洒扫使唤的人属于冗杂的役使，人们却不知道，自夏商周三代以来，那些蛊惑败坏君主心术、侵夺大臣权柄的人，往往就是由这些人造成的。
因为公卿大臣，他们在内外职分上有限制，在进退去留上有时节，不能每天侍奉在君主的左右前后。至于那些侍奉君主的仆从，担任奔走使唤的职责，在君主宴饮、私密、游玩、亲近的时候，没有不与他们一同在旁的。等到这种关系发展到极致，就会变换君主的耳目，感化转移君主的心志，窥探君主的喜好以迎合其防备，夸耀奢靡以中伤其欲望，用小廉小谨来换取君主的信任，君主一旦陷入其中，那么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
所以即使是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圣人，对于侍御仆从也乐于得到正直的人，而周公之所以辅佐成王并告诫后世的道理，不仅仅体现在太宰这类高官身上，后来《立政》篇的创作，尤其对缀衣、虎贲、马夫等微贱职位的人恳切叮咛。
从前先王的时候，宗祝在宗庙，三公在朝廷，三老在学宫，而前面的巫医、后面的史官，占卜的筮人、乐师侑人，凡是在君主左右的人，没有不极其谨慎的。因此能够保卫防范君主的心志，培养成就圣人的德行，使得宦官宫妾、宠幸谄媚之人，虽然可以在前面奔走使唤，却不能趁机获取荣耀恩宠、窃取威权福泽。
周公的深谋远虑，本来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对于祸乱萌生的所在，无不彻底探究，由此可以看出古人辅佐君王的事业，都是格物穷理的学问，并不是琐碎地乐于亲近众官属处理细微事务，然后聚集权势来尊崇自己。
宫中与府中本为一体，后世懂得这个意思的，只有诸葛孔明一人而已。汉朝初年还保留着这个意思，士大夫不去的地方，只有后宫罢了。早晚出入宫禁，内外界限分明，所以君主亲近士大夫的时候多，而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少，每天看见正经的事，每天听到正经的话，内心安定而耳目熟悉，讨论治国大道的地方，本来就在于此奠定根本。
自从汉武帝宴饮游乐没有节制，于是外朝日益疏远，内廷日益亲近，公卿大夫一概隔绝不见，而小人独自在君主左右，事情就趋向谄媚了。大臣没有权力而小臣专权，后来关内侯、都督等爵位，下及于厨师、乐工、医师等卑贱之人，以至于佩玉鸣响、拖着丝带；后宫有了干预朝政的苗头，妃妾兴起巫蛊诅咒的风气，守门太监擅行废立之权，谁能制约他们呢？微小的事物、细微的事端，其倾覆祸害毒害国家，竟然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而现在的儒者，反而不屑于天下的细微事务，沉溺于高远偏僻的学问而行事偏颇。日后败坏伦理、伤害教化，往往引起君主厌薄之心。所以书生的清谈而迂阔，不值得奇怪了。《论道经邦》的事业，应当在太宰的属官中去寻求。
官吏【论六官府史胥徒】
或问：「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先王之时，无旷土，无游民，彼在官者以何人为之？禄足以代其耕也，以何禄赋之？以一歳而更邪？或终身而充邪？抑免其家之徭役与否邪？」曰：「学《周礼》者，其论此固多也，而未有惬人意者焉。盖其说则曰：『民自民也，吏自吏也。一日为之，则终身居之。』此则不可之大者。夫终身为吏，异时既老且死，谁其代之？谓其子孙继之邪？则不幸有愚不肖之嗣，何以遽服公家之役？谓其子孙不得继邪？则当削其禄而授之田，彼素不习农畆之人，何以遽安耒耜之劳苦？不然，一人为吏，则一家世其禄也，先王之禄地，固无若是多也，后者之来，将何以待之？」余尝考之矣。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此兵赋之定数也。甸出长毂一乘，此车赋之定数也。《司马法》则曰：「井十为通，通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积而至于终，则为士徒者四百；又积而至于同，则为士徒者三千。夫以《周官》甸法考之，甸六十有四井，受田之民五百一十二家矣，今士徒乃止于三十，何邪？说者以为此调兵之法，先王寛民力之意，故兵者视农者而损，行者视居者而益。不知王畿之兵未尝轻出，何为而遽发之？就如其议，则均之为兵耳，使居者处其安而行者处其危，得无有未平乎？司马之所征，是固府史胥徒之所出也。尝考是四者之数于六官之中，盖冢宰一官则二千六百六十有六，宗伯一官则二千三百四十有一，司马则三千二百六十有五，司冦则二千六百五十有七。四官之数，固已万人矣。又况地官无常数，冬官散落不传，虽权行兼摄，官未必置，而府史胥徒未必实有，而其数固已多矣。不调诸民而充之，其谁实为之哉？然则是徒之征，其为府史胥徒之用，昭昭也。盖自六乡而至六遂，自六遂而达三等采邑，凡受私田而为民者，其有徳行道艺，则大司徒三年大比而升之，升于司徒，则不征于乡；其止于有才有力者，则大司马立法而征之，更调迭发，以给公家之徭役焉。其上者为府、为史，其次为胥，又其次则为徒。上以充宿卫，下以给官府。其在官则禄于四郊，其任事则止于一年，其受代而去，则复业于百畆。一人去之，一人居之。今之为吏者，乃昔日之为民者也；今之为民者，又后日之为吏者也。闾阎之利病，田里之囏阨，夫家之众寡，马牛六畜之登耗，政事法令之可否，上下相谙，彼此相恤，更处而迭为之，吏无所病于民，而民无所苦于吏。先王维持天下之政，固不惟公卿大夫士而已，虽府史胥徒亦有助矣。
宰相【论太宰建邦六典】
或问：「六卿分职，各率其属，见于《周官》之篇。以官府之六属举邦治，以官府之六职辨邦治，见于《小宰》之职。自治典至事典，截然分画，宜若一定而不可易。今《太宰》之职，顾曰『掌邦之六典』，何也？」曰：「此太宰兼行六卿之事也。自其分职而言之，凡朝廷之事，固属之太宰；国中之逺郊近郊、大都小都、公邑家邑，凡郊畿之事，固属之司徒；职方氏、土方氏以至撢人，凡邦国之事，固属之司马；礼属宗伯，刑属司寇，工属司空。自太宰之兼行六卿而言之，则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凡此十条，皆经国之大纲、政事之条目，而散见于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实举其纲而摄其要焉，又非独曰格物穷理、克勤小物而已也。盖唐、虞、三代建官之制，职事分于下而权纲合于上，非泛然而无统也。四岳，通内外之官，羲、和之长也，羲、和则实听于四岳；百揆，宰相之职，百官之长也，九官则实听于百揆。百揆统九官、四岳，四岳统羲、和四子。比附联络，天下之治虽非一二人为之，而实一二人能使之。成周之制亦然，三百六十属聴命于六卿，而六卿聴命于冢宰，冢宰实三公兼之。涣散分析之中，而有比附联属之势。自今职职而考之，太史、内史掌六典
译官吏【论六官府史胥徒】
有人问：“府、史、胥、徒，是平民中在官府任职的人。先王时代，没有荒废的土地，也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那些在官府任职的人是从哪里选来的？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种，用什么俸禄来供给他们？是一年更换一次呢？还是终身担任呢？还是免除他们家庭的徭役呢？”回答说：“研究《周礼》的人，对此论述很多，但没有令人满意的。他们的说法是：‘平民是平民，官吏是官吏。一旦担任官吏，就终身任职。’这是极大的谬误。如果终身做官吏，等到年老死亡，谁来接替？说是让他们的子孙继承吗？如果不幸有愚蠢不肖的后代，怎么就能立即胜任公家的差役？说是他们的子孙不能继承吗？那就应当削减他们的俸禄而授予田地，那些向来不熟悉农耕的人，怎么就能立即安于犁锄的劳苦？如果不这样，一个人做官吏，就一家世代享受俸禄，先王的俸禄田地，本来没有这么多，后来的人来了，将用什么来对待他们？”我曾经考察过这个问题。凡是征发徒役，每家不超过一人，这是兵役赋税的定数。甸区出一辆长毂战车，这是车赋的定数。《司马法》说：“十个井田为一通，通有三十家，出一名士，两名徒。十个通为一成，成有三百家，出一辆革车，十名士，二十名徒。”累积到终，士和徒共有四百人；再累积到同，士和徒共有三千人。如果用《周官》的甸法来考察，甸有六十四井，受田的百姓有五百一十二家，现在士和徒却只有三十人，这是为什么呢？解说的人认为这是调兵的方法，是先王宽减民力的意思，所以兵员比农民少，出征的人比留守的人多。不知道王畿的军队未曾轻易出动，为什么要立即征发？即使按照他们的议论，都是当兵，让留守的人处于安全，而出征的人处于危险，难道没有不公平吗？司马所征发的，本来就是府、史、胥、徒的来源。我曾经考察这四类人的数量在六官之中，冢宰一官有二百六十六人，宗伯一官有二百四十一人，司马有三百二十六人，司寇有二百五十七人。这四官的人数，已经有一万人了。何况地官没有固定数目，冬官散失不传，即使权且兼任，官职未必都设置，府、史、胥、徒未必都有实职，但他们的数目已经很多了。不征调百姓来充任，那谁来做呢？那么征发徒役，作为府、史、胥、徒的用途，是很明显的。大概从六乡到六遂，从六遂到三等采邑，凡是受有私田而为平民的人，如果有德行、道义、才艺，大司徒三年大比时提拔他们，提拔到司徒那里，就不在乡中征发；如果只有才能和力气，大司马就立法征发他们，轮流调发，以供给公家的徭役。上等的人做府、做史，次等的人做胥，再次等的人做徒。上等的充任宿卫，下等的供给官府。在官府任职就在四郊领取俸禄，任职止于一年，接受接替而离去，就回到百亩田地从事本业。一个人离去，一个人任职。现在的官吏，就是昔日的平民；现在的平民，又是日后的官吏。里巷的利弊，田里的艰难，家庭的多少，马牛六畜的增减，政事法令的可行与否，上下互相熟悉，彼此互相体恤，轮流任职，官吏不困扰平民，平民也不苦于官吏。先王维持天下的政治，本来不只是公卿大夫士，即使是府、史、胥、徒也有帮助。
宰相【论太宰建邦六典】
有人问：“六卿分工，各自率领下属，见于《周官》的篇章。用官府的六属来举行政治，用官府的六职来辨别政治，见于《小宰》的职掌。从治典到事典，截然划分，似乎一定而不可改变。现在《太宰》的职掌，却说‘掌管邦国的六典’，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太宰兼行六卿的事务。从分工来说，凡是朝廷的事务，本来属于太宰；国都中的远郊近郊、大都小都、公邑家邑，凡是郊畿的事务，本来属于司徒；职方氏、土方氏直到撢人，凡是邦国的事务，本来属于司马；礼仪属于宗伯，刑罚属于司寇，工程属于司空。从太宰兼行六卿来说，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这十条，都是治理国家的大纲、政事的条目，而分散见于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实际上举其纲而摄其要，又不仅仅是说格物穷理、克勤小物而已。大概唐、虞、三代建立官制的制度，职事分于下而权纲合于上，不是泛然而无统属的。四岳，是内外官的通称，羲、和的长官，羲、和实际上听命于四岳；百揆，是宰相的职掌，百官的长官，九官实际上听命于百揆。百揆统辖九官、四岳，四岳统辖羲、和四子。比附联络，天下的治理虽然不是一两个人做的，但实际上是一两个人能使之如此。成周的制度也是这样，三百六十属听命于六卿，而六卿听命于冢宰，冢宰实际上是三公兼任。涣散分析之中，而有比附联属之势。从今职职而考察，太史、内史掌六典
、八法、八则、八柄之二，春官之属也，而典法之正，则在于太宰；太仆掌诸侯之复逆，小臣掌三公及▯卿之复逆，御仆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复，夏官之属也，而臣民之总，则掌于宰夫；司士掌朝仪之位，秋官之属也，而治朝之位，宰夫掌之；泉府、廪人、仓人掌财用，地官之属也，而货贿之出入，太府掌之；内外朝之冗食，地官稾人之职也，而宫正、内宰则又均其稍食；王朝之服饰，春官司服之职也，而内司服至屦人，则又掌其服饰之用。自宰夫之下、夏采之上，六十官之内，三百六十官之职，错综而互见焉。并建六」典兼行六卿，天下万事，凡有闗于理乱安危之大者，则无不合，然在其掌握之中也。盖古者三公无官，惟与天子坐而论道，故设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实统之。三公既兼冢宰，则六卿之六典，非冢宰而谁建邪？此事权之所以合于一，而国家所以无多门之政。自汉以来，则失之矣。有三公，又有九卿，而丞相、御史未尝行九卿事。观武帝时，桑▯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倪寛等推文学，九卿更进用事，不闗决于丞相，而大臣之权尽去矣。呜呼！人君之为天下，如欲稽古正名，而使事权之合于一，茍舎周官》，未有不泛然无统者矣。
译八法、八则、八柄中的两项，属于春官的职掌，但典章法度的正统，则在于太宰；太仆掌管诸侯的迎送，小臣掌管三公及九卿的迎送，御仆掌管众官吏的迎接以及庶民的送行，这些属于夏官的职掌，但臣民的统领，则由宰夫掌管；司士掌管朝仪中的位次，属于秋官的职掌，但治理朝会的位次，宰夫也掌管；泉府、廪人、仓人掌管财用，属于地官的职掌，但财货的出入，则由太府掌管；内外朝中闲散人员的供养，是地官稾人的职责，但宫正、内宰又均衡他们的口粮；王朝的服饰，是春官司服的职责，但从内司服到屦人，又掌管服饰的具体使用。从宰夫之下、夏采之上，在六十官之内、三百六十官的职掌中，错综复杂而相互关联。同时建立六典，兼行六卿之职，天下万事，凡是关系到治理混乱、安危存亡的重大事务，没有不契合的，都在其掌握之中。大概古代三公没有具体官职，只与天子坐着讨论治国大道，所以设立六卿来分别主管六典，而三公实际上统领他们。三公既然兼任冢宰，那么六卿的六典，如果不是冢宰，还有谁建立呢？这就是事权之所以统一，而国家之所以没有多头政治的原因。从汉朝以来，就失去这一原则了。有三公，又有九卿，而丞相、御史不曾行使九卿的职权。看汉武帝时，桑弘羊等人谋求财利，王温舒等人施行严刑峻法，倪宽等人推崇文学，九卿交替进用掌权，不取决于丞相，而大臣的权力就完全丧失了。唉！君主治理天下，如果想要考察古制、端正名分，并使事权统一，如果不舍弃《周官》，就没有不杂乱无章、没有统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