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三
诗本义 诗类
提要
【臣】等谨案《诗本义》十六卷，宋欧阳修撰。是书凡为説一百十有四篇，统解十篇，时世本末二论，豳鲁序三问，而补亡郑谱及诗图总序附于卷末。修文章名一世，而经术亦复湛深。王宏撰《山史》记，嘉靖时欲以修从祀孔子庙，众论靡定。世宗谕大学士杨一清曰：“朕阅《书》武成篇，有引用欧阳修语，岂得谓修于六经无羽翼于圣门无功乎？”一清对以修之论説见于《武成》，葢仅有者耳，其从祀一节未敢轻议云云。葢均不知修有此书也。自唐以来説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説防废。推原所始，实▯于修。然修之言曰：“后之学者因迹先世之所传而较得失，或有之矣。使徒抱焚余残脱之经，伥伥于去圣人千百年后，不见先儒中间之説，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又曰：“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固已多矣。尽其説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是修作是书，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后之学者或务立新奇，自矜神解，至于王柏之流，乃并疑及圣经，使《周南》《召南》俱遭删窜，则变本加厉之过，固不得以滥觞之始归咎于修矣。林光朝《艾轩集》有与赵子直书曰：“《诗本义》初得之如洗肠，读之三嵗，觉有未穏处。大率欧阳、二苏及刘贡父谈经多如此。”又一书驳《本义》《闗雎》《樛木》《兔罝》《麟趾》诸解，斥辨甚力。葢文士之説诗多求其意，讲学者之説诗务求其理，各得一偏，互相掊击，其势则然，然不必尽为定论也。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诗本义卷一 宋 欧阳修 撰关雎
论曰：为《关雎》之説者，既差其时世，至于大义，亦已失之。盖《关雎》之作，本以雎鸠比后妃之徳，故上言雎鸠在河洲之上，关关然雄雌和鸣；下言淑女以配君子，以述文王太姒为好匹，如雎鸠雄雌之和谐尔。毛、郑则不然，谓《诗》所斥淑女者，非太姒也。是太姒有不妬忌之行，而幽闺深宫之善女皆得进御于文王，所谓淑女者，是三夫人九嫔御以下众宫人尔。然则上言雎鸠，方取物以为比兴；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九嫔御以下，则终篇更无一语以及太姒。且《关雎》本谓文王太姒，而终篇无一语及之，此岂近于人情？古之人简质，不如是之迂也。先儒辨雎鸠者甚众，皆不离于水鸟，惟毛公得之。曰：鸟挚而有别，谓水上之鸟捕鱼而食，鸟之猛挚者也。而郑氏转释「挚」为「至」，谓雌雄情意至者非也。鸟兽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雎鸠之情独至也哉？或曰：诗人本述后妃淑善之徳，反以猛挚之物比之，岂不戾哉？对曰：不取其挚，取其别也。雎鸠之在河洲，听其声则和，视其居则有别，此诗人之所取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郑氏见《诗》有荇菜之文，遂以琴瑟钟鼔为祭时之乐，此孟子之所诮也。
本义曰：「诗人见雎鸠雌雄在河洲之上，听其声则关关然和谐，视其居则常有别。有似淑女匹其君子，不淫其色，亦常有别而不黩也。」淑女谓太姒，君子谓文王也。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者，言后妃采彼荇菜以供祭祀，以其有不妒忌之行，左右乐助其事，故曰「左右流之」也。流，求也。此淑女与左右之人，常勤其职，至日夜寝起不忘其事，故曰「寤寐求之」，「辗转反侧」之▯是也。后妃进不淫其色以専君，退与左右勤其职事，能如此则宜有琴瑟钟鼔以友乐之而不厌也。此诗人爱之之辞也。《关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关雎》作，盖思古以刺今之诗也。」谓此淑女配于君子，不淫其色，而能与其左右勤其职事，则可以琴瑟钟鼓友乐之。尔皆所以刺时之不然，先勤其职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三
诗本义 诗类
提要
【臣】等谨案《诗本义》十六卷，宋代欧阳修撰写。本书共有解说一百十四篇，统解十篇，关于时代本末的两篇论述，关于豳、鲁序的三问，并将补亡的郑谱及诗图总序附在卷末。欧阳修的文章名冠一时，其经学造诣也颇为深厚。王宏撰《山史》记载，嘉靖年间朝廷打算让欧阳修配享孔子庙，众议未能确定。世宗对大学士杨一清说：“朕阅读《尚书》武成篇，其中有引用欧阳修的话，难道能说欧阳修对六经没有辅佐圣门的功劳吗？”杨一清回答说，欧阳修的论说见于《武成》篇，大概只是少数而已，至于配享一节不敢轻易议论等等。大概他们都不知道欧阳修还有这本书。自从唐代以来解说《诗经》的人，没有人敢议论毛亨、郑玄，即使是资深的大儒，也谨慎地遵循小序。到了宋代，新的见解日益增多，旧的学说逐渐废弃。推究其起源，实际上始于欧阳修。然而欧阳修说：“后来的学者依据前代所传下来的踪迹来比较得失，或许有这样的人。如果仅仅抱着焚毁后残缺脱漏的经典，在距离圣人千百年之后茫然无措，看不到前代儒者中间的解说，却想要独自创立一家之学的人，果真能做到吗？我不相信。”又说：“前代儒者对经典不可能没有失误，但他们所得到的也足够了。穷尽他们的解说而道理不通，然后用议论来纠正它。”这是欧阳修撰写这本书，本出于平和的心态，以己意推求作者的心志，所以他立论不曾轻易议论毛、郑两家，也不曾曲意顺从毛、郑两家。他的训释，往往能符合诗人的本意。后来的学者有的致力于标新立异，自夸有神奇的见解，至于王柏之流，竟然怀疑起圣经来，使得《周南》《召南》都遭到删改窜乱，那么这种变本加厉的过错，固然不能把滥觞之初的罪责归咎于欧阳修了。林光朝《艾轩集》中有给赵子直的信说：“《诗本义》刚得到时如同洗肠般清新，读了三年，觉得有不稳妥的地方。大抵欧阳修、二苏以及刘贡父谈论经学大多如此。”另一封信驳斥《本义》中关于《关雎》《樛木》《兔罝》麟趾》等篇的解说，辩驳非常有力。大概文士解说《诗经》多追求其意旨，讲学者解说《诗经》务求其义理，各得一面，互相抨击，其势必然如此，但不必都作为定论。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錫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诗本义卷一 宋 欧阳修 撰 关雎
论曰：解说《关雎》的人，既然搞错了时代，至于大义，也已经失去了。大概《关雎》的创作，本是用雎鸠来比喻后妃的德行，所以上面说雎鸠在河洲之上，关关地雄雌和鸣；下面说淑女来匹配君子，来叙述周文王和太姒是好配偶，像雎鸠雄雌那样和谐罢了。毛亨、郑玄却不是这样，他们说《诗经》所指的淑女，不是太姒。这是说太姒有不嫉妒的行为，而深宫中的善良女子都能进见侍奉周文王，所谓的淑女，是指三夫人、九嫔御以下的众宫人罢了。那么上面说雎鸠，正取物来作为比兴；而下面说淑女，自然是指三夫人、九嫔御以下的人，那么全篇更没有一句话涉及到太姒。况且《关雎》本来说的是周文王和太姒，而全篇没有一句话提到他们，这难道符合人情吗？古人简朴质朴，不像这样迂腐。前代儒者辨析雎鸠的很多，都不离开水鸟，只有毛亨说得对。说：鸟情意专一而有分别，是说水上的鸟捕鱼而食，是鸟中凶猛专一的。而郑玄转而解释“挚”为“至”，说雌雄情意达到极点，这是不对的。鸟兽雌雄都有情意，谁知道雎鸠的情意唯独达到极点呢？有人说：诗人本来说后妃淑善的德行，反而用凶猛专一的东西来比喻它，难道不违背吗？回答说：不取它的凶猛专一，取它的分别。雎鸠在河洲上，听它的声音则和谐，看它的居住则有分别，这是诗人所取的。孟子说：“不因文辞而损害语句，不因语句而损害心志。”郑玄看到《诗经》有荇菜的文字，于是把琴瑟钟鼓当作祭祀时的音乐，这是孟子所讥笑的。
本义曰：“诗人看见雎鸠雌雄在河洲之上，听它的声音则关关地和谐，看它的居住则常有分别。好像淑女匹配君子，不沉溺于美色，也常有分别而不亵渎。”淑女指太姒，君子指周文王。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是说后妃采摘那些荇菜来供给祭祀，因为她有不嫉妒的行为，左右的人乐于帮助她做事，所以说“左右流之”。流，是求取的意思。这位淑女和左右的人，常常勤勉于职守，直到日夜寝起不忘此事，所以说“寤寐求之”，“辗转反侧”就是这样。后妃进见不沉溺美色以独占君主，退下则与左右的人勤勉于职事，能这样那么就应该有琴瑟钟鼓来友爱欢乐她而不厌倦。这是诗人爱慕她的言辞。《关雎》是周朝衰微时的作品。太史公说：“周道缺失而《关雎》产生，大概是思念古代以讽刺当今的诗。”是说这位淑女匹配君子，不沉溺美色，而能与左右的人勤勉于职事，就可以用琴瑟钟鼓来友爱欢乐她。这些都是用来讽刺当时不是这样的，先前勤勉于职事
葛覃
论曰：葛覃之首章，毛传为得，而郑笺失之。葛以为絺绤尔，据其下章可验，安有取喻女之长大哉？黄鸟栗留也，麦黄椹熟，栗留鸣，盖知时之鸟也。诗人引之，以志夏时草木盛，葛欲成，而女功之事将作尔。岂有喻女有才美之声逺闻哉？如郑之説，则与下章意不相属，可谓衍説也。卒章之义，毛、郑皆通，而郑説为长。
本义曰：「诗人言后妃为女时，勤于女事。见葛生引蔓于中谷，其叶萋萋然茂盛。葛常生于丛木之间，故又仰见丛木之上，黄鸟之声喈喈然。知此黄鸟之鸣，乃盛夏之时，草木方茂，葛将成就而可采。因时感事，乐女功之将作。故其次章遂言葛以成就，刈濩而为絺绤也。」其卒章之义，毛郑之説是矣。
卷耳
论曰：卷耳之义，失之乆矣。云“卷耳，易得，顷筐，易盈而不盈者”，以其心之忧思，在于求贤，而不在于采卷耳。此荀卿子之説也。妇人无外事，求贤审官，非后妃之职也。臣下出使，归而宴劳之，此庸君之所能也。国君不能官人于列位，使后妃越职而深忧，至劳心而废事，又不知臣下之勤劳，阙宴劳之常礼，重贻后妃之忧伤。如此，则文王之志荒矣。序言“知臣下之勤劳”，以诗三章考之，如毛、郑之説，则文意乖离而不相属。且首章方言后妃思欲君子求贤而置之列位，以其未能也，故忧思至深而忘其手有所采。二章、三章乃言君能以罍觥酌罚，使臣与之饮乐，则我不伤痛矣。前后之意顿殊，如此，岂其本义哉？
本义曰：卷耳易得，顷筐小器也。然采采而不能顿盈，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贤之难得，因物托意，讽其君子，以谓贤才难得，宜爱惜之，因其勤劳而宴犒之，酌以金罍，不为过礼，但不可以长懐于饮乐尔。故曰：「维以不永懐」，养爱臣下，慰其劳苦，而接以恩意，酒欢礼失，觥罚以为乐，亦不为过，而于义未伤，故曰：「维以不永伤也」。所以宜然者，由贤臣勤国事，劳苦之甚，如卒章之所陈也。诗人述后妃此意以为言，以见《周南》君后皆贤，其宫中相语者如是而已，非有私谒之言也。盖疾时之不然。
樛木
论曰：毛传《葛藟》尤为简略，然以其简，故未见其失。郑笺所説，皆诗意本无考于序文，亦不述。虽诗之大义未甚失，然于説为衍也。据序止言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妬之心尔，郑谓常以善言逮下而安之。又云众妾上附事之而礼仪俱盛，又云能以礼乐乐其君子，使为福禄所安。考诗及序皆无此意。凡诗每章重复前语甚多，乃诗人之常尔，岂独于此二章见殷勤之意？故曰衍説也。
本义曰：「诗人以樛木下其枝，使葛藟得托而并茂。如后妃不嫉妒，下其意以和众妾，众妾得附之而并进于君子。后不嫉妒，则妾无怨旷。」云：「乐只君子，福禄绥之」者，众妾爱乐其君子之辞也。
螽斯
论曰：螽斯大义甚明而易得，惟其序文颠倒，遂使毛、郑从而解之，失也。蛰、螽、蝗、▯，微虫尔，诗人安能知其心不妒忌？此尤不近人情者。蛰、螽，多子之虫也，大率虫子皆多，诗人偶取其一以为比尔。所比者，但取其多子，似螽斯也。据序宜言不妒忌，则子孙众多如螽斯也。今其文倒，故毛、郑遂谓螽斯有不妒忌之性者，失也。振振，羣行貌；绳绳，齐一貌；蛰蛰，众聚貌；皆谓子孙之多。而毛训「仁厚」「戒慎」「和集」，皆非诗意。其大义则不逺，故不复云。
兔▯
论曰：兔▯小人之贱事也。士有既贤且武，又有将帅之徳，可任以国守扞城其民。其谋虑深长，可以折冲御难于未然。若邻国有来相侵，则可使徃而和好，以平其患。及国有出兵攻伐，则又可用为防谋之臣。论其材智，可为难得之臣也。有人如此，弃而不用，使在田野，张罝椓杙，躬小人鄙贱之事。则《周南》国君诗可以刺矣，亦何所美哉？如郑笺所谓「武夫」者，论材较徳，在周之盛，不过方叔、召虎、吉甫之徒三数人而已。《春秋》所载诸侯之臣，号称贤大夫者，亦不过国有三数人而已。今为诗説者
译葛覃
论曰：《葛覃》首章，毛亨的传注是正确的，而郑玄的笺注则失之。葛是用来织成细葛布和粗葛布的，根据下文可以验证，哪里有用它来比喻女子长大成人的道理呢？黄鸟就是栗留鸟，麦子变黄、桑葚成熟时，栗留鸟鸣叫，它是知晓时节的鸟。诗人引用它，是为了表明夏季草木茂盛，葛藤即将长成，女子的工作将要开始罢了。哪里有用它来比喻女子有才德、名声远播的意思呢？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那么与下文的意思就不相衔接了，可以说是多余的解说。末章的含义，毛亨和郑玄的解释都通顺，但郑玄的说法更为优长。
本义曰：“诗人说后妃身为女子时，勤于女红之事。看见葛藤在中谷里生长蔓延，叶子萋萋茂盛。葛藤常生长在丛木之间，所以又抬头看见丛木之上，黄鸟的声音喈喈悦耳。知道这黄鸟鸣叫，正是盛夏之时，草木正茂盛，葛藤即将长成可以采摘。因时节而感怀事物，乐于女子的工作即将开始。所以下一章就说葛藤已经长成，割下煮过之后织成细葛布和粗葛布。”其末章的含义，毛亨和郑玄的说法是对的。
卷耳
论曰：《卷耳》的含义，已经错失了很久。说“卷耳容易得到，浅筐容易装满却装不满”，是因为心中忧思，在于求取贤才，而不在于采摘卷耳。这是荀子的说法。妇人没有外事，求取贤才、审慎选用官员，不是后妃的职责。臣下出使归来，宴请慰劳他们，这是平庸君主也能做到的。国君不能在各位官员中任用贤能，让后妃越职而深深忧虑，以至于劳心废事，又不知道臣下的勤劳，缺少宴请慰劳的常礼，更加重了后妃的忧伤。这样，那么文王的志向就荒废了。《诗序》说“知道臣下的勤劳”，用诗的三章来考察，如果按照毛亨、郑玄的说法，那么文意就背离而不相衔接。况且首章刚说后妃思念君子求取贤才并安置在列位，因为未能做到，所以忧思极深而忘记手中有所采摘。二章、三章却说君主能用罍和觥酌酒罚酒，让臣下与之饮酒作乐，那么我就不伤痛了。前后的意思突然不同，像这样，难道是它的本义吗？
本义曰：卷耳容易得到，顷筐是小器物。然而采了又采却不能立刻装满，后妃因为采卷耳装不满，而知道求取贤才的难得，借物寄托心意，讽喻她的君子，认为贤才难得，应当爱惜他们，因为他们勤劳而宴请犒劳他们，用金罍酌酒，不算过分，只是不可以长久沉溺于饮酒作乐罢了。所以说：“维以不永怀”，爱护臣下，慰劳他们的辛苦，并用恩意接待，酒欢礼失，用觥罚作为乐事，也不算过分，而在道义上未受伤害，所以说：“维以不永伤”。之所以应该这样，是因为贤臣勤于国事，劳苦得很，如末章所陈述的那样。诗人叙述后妃的这种心意作为言语，以显示《周南》的君主和后妃都贤明，他们宫中的对话就是这样而已，没有私下请托的言语。大概是痛恨当时不是这样。
樛木
论曰：毛亨对《葛藟》的传注尤其简略，但正因为简略，所以没有看到他的失误。郑玄的笺注，所说的内容，诗意本来没有，也不考证《诗序》的文字，也不陈述。虽然诗的大义没有很大失误，但在解说上是多余的。根据《诗序》只说后妃能恩及下属而没有嫉妒之心罢了，郑玄说常常用善言恩及下属而安抚他们。又说众妾向上依附侍奉他而礼仪都很兴盛，又说能以礼乐使她的君子快乐，让他被福禄所安。考察诗和《诗序》都没有这个意思。凡是诗每章重复前面的话很多，这是诗人的常例，难道唯独在这两章表现出殷勤的意思吗？所以说这是多余的解说。
本义曰：“诗人用樛木低垂它的枝条，让葛藟得以依托而共同茂盛。如同后妃不嫉妒，降低她的身份以调和众妾，众妾得以依附她而一同进见君子。后妃不嫉妒，那么妾就没有怨恨和旷夫之叹。”说：“乐只君子，福禄绥之”，这是众妾爱戴快乐其君子的言辞。
螽斯
论曰：《螽斯》的大义非常明显且容易理解，只是它的《诗序》文字颠倒，于是使毛亨、郑玄跟着解释，这是失误。蛰虫、螽斯、蝗虫、〇虫，都是微小的虫子，诗人怎么能知道它们心中不嫉妒呢？这尤其是不近人情的。蛰虫、螽斯，是多子的虫子，大概虫子都多子，诗人偶然选取其中一种作为比喻。所比喻的，只是取它多子，像螽斯一样。根据《诗序》应该说“不嫉妒，那么子孙众多像螽斯一样”。现在它的文字颠倒了，所以毛亨、郑玄就说螽斯有不嫉妒的本性，这是失误。振振，是群行的样子；绳绳，是整齐一致的样子；蛰蛰，是众聚的样子；都是说子孙众多。而毛亨解释为“仁厚”、“戒慎”、“和集”，都不是诗意。其大义则不远，所以不再多说。
兔〇
论曰：兔〇是小人的卑贱之事。士人既有贤德又有武勇，又有将帅的品德，可以委任他镇守国家、捍卫城池、保护百姓。他的谋虑深远，可以在祸难发生之前抵御它。如果邻国来侵犯，就可以派他去和好，以平息祸患。等到国家出兵攻伐，又可以任用他作为防备谋划的臣子。论他的材智，可以说是难得的臣子。有这样的人，抛弃而不用，让他处在田野，张网打桩，亲身做小人鄙贱的事情。那么《周南》的国君诗就可以讽刺他了，又有什么可赞美的呢？如果按照郑玄笺注所说的“武夫”，论材较德，在周朝的盛世，也不过方叔、召虎、吉甫这几个人而已。《春秋》所载诸侯的臣子，号称贤大夫的，也不过一国中有这几个人而已。现在为诗作解说的人
，泥于序文，莫不好徳贤人众多之语，因以谓《周南》之人举国皆贤，无复君子小人之别。下至兔罝之人，皆负方叔、召虎、吉甫《春秋》贤大夫之材徳，则又近诬矣。就如其説，则举国人人可用，卷耳后妃又安用辅佐？君子求贤审官至于忧勤者乎？肃肃，严整貌。而毛传以为敬，且布罝椓杙，何容施敬？亦其失也。《春秋》左氏传：晋郤至为楚子反言，天下有道，则诸侯有享宴以布政成礼而息民，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及其乱也，诸侯贪冒争寻常以尽民，则略其武夫以为腹心。二者皆引「赳赳武夫」之诗以为言。如郤至之説，则公侯扞城为美，公侯腹心为刺。是《兔罝》一篇有美有刺。郤、左皆毛、郑前人，其説如此，与今诗义絶异。郤至所引才诗四句，疑当时别自有诗亦为此语，故今不敢引据。第考今诗序文以求诗义，亦可见矣。
译拘泥于《诗序》的文字，无不喜好“德行贤人众多”这类说法，因此认为《周南》中的人举国都是贤者，不再有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下至《兔罝》中的人，也都具备方叔、召虎、吉甫等《春秋》时代贤大夫的才德，这就近乎诬蔑了。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举国之人人人可用，那么《卷耳》中的后妃又何必需要辅佐呢？君子求贤审官，难道会忧虑勤勉到这种地步吗？“肃肃”，是严整的样子。而《毛传》将其解释为“敬”，况且布置网罗、敲击木桩，哪里容得下施行“敬”呢？这也是它的失误。《春秋左氏传》记载：晋国的郤至对楚国的子反说，天下有道时，诸侯通过享宴来颁布政令、成就礼制并休养生息，这是公侯用来保护其百姓的方式。等到天下混乱时，诸侯贪婪冒进，争夺微小的土地而耗尽民力，于是选拔勇武之士作为自己的心腹。这两种情况都引用“赳赳武夫”的诗句来表述。按照郤至的说法，公侯作为百姓的屏障是赞美，公侯将武夫作为心腹则是讽刺。这说明《兔罝》一篇既有赞美也有讽刺。郤至和左丘明都是毛亨、郑玄之前的人，他们的说法如此，与当今《诗经》的义理截然不同。郤至所引用的只有四句诗，怀疑当时另有诗歌也使用这样的语句，所以今天不敢引为确据。只是考察现今《诗序》的文字来探求《诗经》的义理，也可以看得出来了。
本义曰：「捕兔之人，布其网罟于道路林木之下，肃肃然严整，使兔不能越逸，以兴周南之君。列其武夫为国守御，赳赳然勇力，使奸民不得窃发。」尔，此武夫者，外可以扞城其民，内可以为公侯好匹，其忠信又可倚以为腹心，以见周南之君好徳乐善，得贤众多，所任守御之夫犹如此也。
汉广
论曰：据序，但言无思犯礼者，而郑笺谓犯礼而徃，正女将不至，则是女皆正洁，男独有犯礼之心焉。而行露序亦云：彊暴之男不能侵陵正女。如此，则文王之化独能使妇人女子知礼义，而不能化男子也。此甚不然。盖当纣时，淫风大行，男女相奔犯者多，而江汉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不相侵，如诗所陈尔。夫政化之行，可使人顾礼义而不敢肆其欲，不能使人尽无情欲心也。纣时风俗，男女恣其情欲而相奔犯，今被文王之化，男子虽悦慕游女，而自顾礼法不可得而止也。考诗三章，皆是男子见出游之女，悦其美色而不可得尔。若郑笺则不然，其一章乃云男欲犯礼而徃，二章、三章乃云欲择尤正洁者使嫁我，则一篇之中前后意殊。且序但云无思犯礼，本无欲女嫁我之意。盖虽正女无不嫁之礼，苟以礼求婚，安得不嫁？由郑以“于归”为嫁，乃失之尔。
本义曰：「南方之木，髙而不可息；汉上之女，美而不可求。」此一章之义，明矣。其二章云：「薪刈其楚者，言众薪错杂，我欲刈其尤翘翘者；众女杂游，我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游而归，我则愿秣其马。」此悦慕之辞，犹古人言「虽为执鞭，犹忻慕焉」者是也。既述此意矣，末乃陈其不可之辞，如「汉广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尔。盖极陈男女之情，虽有而不可求，则见文王之政化被人深矣。
汝坟
论曰：序言妇人能闵其君子，君子谓周南之大夫，以国事勤劳于外者，然则所谓妇人者，大夫之妻也。如郑氏之説，伐薪非妇人之事，意谓此妇人不宜伐薪而令伐薪，如君子之贤不宜处勤劳而令处勤劳，其意如此，乃是直谓周南大夫之妻自出伐薪尔。为国者必有尊卑之别，大夫之妻自伐薪，虽古今不同，其必不然，理不待论，则郑説之失可知矣。矧贤者固当勤劳于国，而反谓非其事，则又违勉之以正之言也。郑氏又以「王室如燬，父母孔迩」谓纣为酷暴，君子避此勤劳之事，或时得罪，则害及父母。不惟诗文本无此意，且君子所勤者周南之事尔，纣虽虐刑，必不为周诛避事之臣，兹理亦有所不通矣。
本义曰：周南大夫之妻出，见循汝水之坟，以伐薪者，为劳役之事，念已君子以国事奔走于外者，其勤劳亦可知，思之欲见，如饥者之思食尔。其二章云：既见君子，不我遐弃者，谓君子以事毕来归，虽不我逺去，我亦不敢偷安其私，故卒章则复勉之云：鱼劳则尾赤，今王室酷烈，如火之将焚，纣虽如此，而周南父母之▯，自当宣力，勤其国事，以图安尔。
麟之趾
论曰：孟子去《诗》世近，而最善言《诗》。推其所説《诗》义，与今序意多同，故后儒异説为《诗》害者，常赖序文以为证。然至于二南，其序多失，而《麟趾》《驺虞》所失尤甚，特不可以为信。疑此二篇之序，为讲师以已説汨之，不然，安得缪论之如此也？据《诗》直以国君有公子，如麟有趾尔，更无他义也。若序言《关雎》之应，乃是《关雎》化行天下太平，有瑞麟出而为应，不惟怪妄不经，且与诗意不▯。《关雎》《麟趾》作非一人作，《麟趾》者了无及《关雎》之意。故前儒为毛、郑学者，自觉其非，乃为曲説。云实无麟应，太史编《诗》之时，假设此义，以谓《关雎》化成，宜有麟出，故借此《麟趾》之篇，列于最后，使若化成而麟至尔。然则序之所述，乃非诗人作诗之本意，是太史编《诗》假设之义也。毛、郑遂执序意以解《诗》，是以太史假设之义解诗人之本义，宜其失之逺也。如毛言麟以足至者，郑谓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者，尤为衍説。此篇序既全乖，不可引据，但直考《诗
译朱熹《本义》说：“捕兔的人，在道路和林木之下布置网罗，严肃严整，使兔子无法逃脱，以此兴起周南国君的美德。他排列勇武的士兵为国家守御，威武有力，使奸民不敢暗中作乱。这些武夫，对外可以像城墙一样护卫百姓，对内可以成为公侯的好配偶，他们的忠信又足以倚为心腹，以此显示周南国君崇尚道德、乐于行善，得到的贤才众多，他所任用的守御之士尚且如此。”
《汉广》
论说：根据《诗序》，只说没有思念犯礼的人，而郑玄的笺注认为男子犯礼前往，端正的女子将不会到来，这意味着女子都是端正纯洁的，只有男子有犯礼的念头。而《行露》的《诗序》也说：强暴的男子不能侵犯端正的女子。如果这样，那么文王的教化唯独能使妇女懂得礼义，却不能教化男子。这非常不合理。大概当商纣王时，淫乱的风气盛行，男女私奔犯礼的人很多，而江汉一带的国家受到文王的教化，男女不相侵犯，就像诗中陈述的那样。政教化的施行，可以使人顾念礼义而不敢放纵欲望，但不能使人完全没有情欲之心。商纣王时的风俗，男女放纵情欲而互相私奔犯礼，现在受到文王的教化，男子虽然喜爱羡慕出游的女子，但自顾礼法而不得，从而停止念头。考察诗的三章，都是男子见到出游的女子，喜爱她们的美色而不可得。如果按照郑玄的笺注则不然，第一章说男子想犯礼前往，第二章、第三章却说想挑选特别端正纯洁的女子嫁给我，那么一篇之中前后意思完全不同。况且《诗序》只说没有思念犯礼，本来没有想让女子嫁给我的意思。大概虽然端正的女子没有不嫁的道理，如果按礼求婚，怎么能不嫁呢？由于郑玄把“于归”解释为出嫁，所以错了。
朱熹《本义》说：“南方的树木，高大而不能休息；汉水上的女子，美丽而不可追求。”这一章的意思，很明白了。第二章说：“砍伐薪柴要砍那荆条，是说众薪杂乱，我想砍那特别突出的；众女杂游，我想得到那特别美丽的。”既然知道不可得，就说：“这位女子既已出游归来，我就愿意喂饱我的马。”这是喜爱羡慕的话，就像古人说“即使为我执鞭，也欣然羡慕”一样。既然陈述了这个意思，最后就陈述不可得的言辞，如“汉水宽广而不能游泳，江水漫长而不能横渡”。大概极力陈述男女之情，虽然有却不可追求，就显示文王的政教教化深入人心了。
《汝坟》
论说：《诗序》说妇人能怜悯她的丈夫，丈夫指周南的大夫，因国事在外勤劳的人，那么所谓的妇人，就是大夫的妻子。按照郑氏的说法，砍柴不是妇人的事，意思是这妇人不应砍柴却让她砍柴，就像丈夫贤德不应处于勤劳却让他处于勤劳，他的意思如此，那就是直接说周南大夫的妻子亲自出去砍柴。治理国家的人必有尊卑的区别，大夫的妻子亲自砍柴，虽然古今不同，但必定不会这样，道理不必讨论，那么郑说的错误就可知了。况且贤者本来应当在国事上勤劳，反而说不是他的事，这就违背了勉励以正道的话。郑氏又把“王室如燬，父母孔迩”解释为商纣王酷暴，丈夫避开这种勤劳的事，有时得罪，就会祸及父母。不仅诗文本没有这个意思，而且丈夫所勤劳的是周南的事，商纣王虽然刑罚残酷，必定不会诛杀避开事务的臣子，这个道理也不通。
朱熹《本义》说：周南大夫的妻子出去，见到沿着汝水堤岸砍柴的人，为劳役之事，想到自己的丈夫因国事在外奔走，其勤劳也可知，思念想见，就像饥饿的人思念食物一样。第二章说：既见君子，不我遐弃，是说丈夫因事毕归来，虽然不远离我，我也不敢偷安私情，所以末章又勉励说：鱼劳累则尾巴发红，现在王室酷烈，像火将要焚烧，商纣王虽然如此，而周南的父母，自当效力，勤于国事，以图安宁。
《麟之趾》
论说：孟子距离《诗经》的时代近，而最善于谈论《诗经》。推究他所说的《诗经》义理，与现在的《诗序》意思多相同，所以后儒异说为《诗经》带来危害的，常依靠《诗序》作为证据。然而至于二南，其《诗序》多有误，而《麟趾》《驺虞》的错误尤其严重，特别不可以相信。怀疑这两篇的《诗序》，是讲师用自己的说法混淆了，不然，怎么能谬论到如此地步呢？根据《诗经》直接以国君有公子，就像麒麟有脚趾一样，再无其他意思。如果《诗序》说《关雎》的应验，乃是《关雎》教化行于天下太平，有瑞麟出现作为应验，不仅怪诞不经，而且与诗意不符。《关雎》《麟趾》不是同一人所作，《麟趾》完全没有提及《关雎》的意思。所以前儒为毛、郑学者，自觉其非，于是曲解。说实际上没有麒麟应验，太史编纂《诗经》时，假设这个意思，认为《关雎》教化成功，应当有麒麟出现，所以借这篇《麟趾》，列在最后，使好像教化成功而麒麟到来。那么《诗序》所叙述的，就不是诗人作诗的本意，是太史编纂《诗经》假设的意思。毛、郑于是执守《诗序》的意思来解释《诗经》，是用太史假设的意思解释诗人的本意，适宜其错误深远。如毛说麒麟以足至，郑说角端有肉，显示有武德而不使用，尤为衍说。这篇《诗序》既完全违背，不可引据，但直接考察《诗经》
本义曰：「周南风人，美其国君之徳化，及宗族同姓之亲，皆有信厚之行，以辅卫其公室。如麟有足，有额，有角，以辅卫其身。尔其义止于此也。他兽亦有蹄角，然亦不以为比。而逺取麟者，何哉？麟逺人之兽也，不害人物，而希出，故以为仁兽。所以诗人引之，以谓仁兽无鬭害之心，尚以蹄角自卫。如我国君以仁徳为国，犹须公族相辅卫尔。」
诗本义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诗本义卷二 宋 欧阳修 撰鹊巢
论曰：据诗但言「维鸠居之」，而序言「徳如鸤鸠」，乃可以配郑氏。因谓鸤鸠有均一之徳，以今物理考之，失自序始，而郑氏又增之尔。且诗人本义，直谓鹊有成巢，鸠来居尔，初无配义。况鹊鸠异巢，▯不能作配也。鸠之种▯最多，此居鹊巢之鸠，诗人直谓之鸠。以今鸠考之，诗人不缪，但序与笺传误尔。且鸤鸠，《尔雅》谓之秸鞠，而诸家传释或以为布谷，或以为戴胜。今之所谓布谷、戴胜者，与鸠絶异，惟今人直谓之鸠者，拙鸟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间，或于树上架构树枝，初不成窠巢，便以生子，徃徃坠▯殒雏而死。盖诗人取此拙鸟不能自营巢，而有居鹊之成巢者，以为兴尔。今鹊作巢甚坚，既生雏散飞则弃而去，在于物理容有鸠来处彼空巢。古之诗人取物比兴，但取其一义以喻意尔。此鹊巢之义，诗人但取鹊之营巢用功多，以比周室积行累功以成王业；鸠居鹊之成巢，以比夫人起家来居已成之周室尔。其所以云之意，以兴夫人来居其位，当思周室创业积累之艰难，宜辅佐君子共守而不失也。此意诗虽无文，但诗既言鹊成巢之用功多，而鸠乃来居之，则其意自然可见。下言「百两者」，述其来归之礼甚盛，美其得正也。
草虫
论曰：草虫、阜螽，异▯而交合，诗人取以为戒。而毛、郑以为同▯相求，取以自比。大夫妻，实已嫁之妇，而毛、郑以为在涂之女。其于大义既乖，是以终篇而失也。盖由毛、郑不以序意求诗义，既失其本，故枝辞衍説，文义散离，而与序意不合也。序意止言大夫妻能以礼自防尔，而毛、郑乃言在涂之女，忧见其夫而不得礼，又忧被出而归宗，皆诗文所无，非其本义。案《尔雅》：阜螽谓之蠜，草虫谓之负蠜。负形皆似蝗而异种，二者皆名为螽。其生于陵阜者曰阜螽，生于草间者曰草虫。形色不同，种▯亦异，故以阜、草别之。凡虫鸟皆于种▯同者相匹偶，惟此二物异▯而相合。合其所不当合，故诗人引以比男女之不当合而合者尔。
本义曰：「召南之大夫，出而行役，妻留在家。当纣之末世，淫风大行，彊暴之男侵陵贞女，淫泆之女犯礼求男。此大夫之妻，能以礼义自防，不为淫风所化。见彼草虫，喓喓然而鸣；呼阜螽，趯趯然而从之。有如男女非其匹偶而相呼诱以淫奔者，故指以为戒，而守礼以自防闲，以待君子之归。故未见君子，时常忧不能自守；既见君子，然后心降也。其曰『陟彼南山，采蕨采薇』云者，妇人见时物之变新，感其君子乆出而思得见之，庶几自守能保其全之意也。」
行露
论曰：行露据序本为美，召伯能听讼，而毛氏谓不思物变而推其▯，郑氏谓物有似而非者，士师所当审，乃是召伯不能听审尔。至其下章，但云「虽速我狱，室家不足」，则了无听讼之意，与序相违。且郑又谓「露湿道中」，是二月嫁娶之时，且男女淫奔，岂复更须仲春合礼之月？又谓「六礼之来，彊委之」，且肆其彊暴以侵陵，岂复犹备六礼？何其説之迂也！诗人本述纣世礼俗大壊，及文王之化既行，而淫风渐止，然彊暴难化之男，犹思犯礼将加侵陵，而女能守正不可犯，自诉其事，而召伯又能听决之尔。若如毛郑之説，虽有媒妁而言约未许，不待期要而彊行六礼，乃是男女争婚之讼尔，非诉彊暴侵陵之事也。且男女争婚，世俗常事，而中人皆能听之，岂足当诗人之所美乎？
本义曰：「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者，正女自诉之辞也。」谁谓雀无角？何以穿
译《本义》说：“《周南》《召南》的风俗，是赞美其国君的德化，以及宗族同姓的亲人，都有诚信厚道的品行，来辅佐保卫公室。就像麒麟有足、有额、有角，用来辅佐保卫自身。它的意义仅止于此。其他野兽也有蹄角，但也不拿它们作比喻。而远远地选取麒麟，为什么呢？麒麟是远离人类的野兽，不伤害人和物，而且很少出现，所以把它看作仁兽。因此诗人引用它，是说仁兽没有争斗伤害的心，尚且要用蹄角来自卫。如同我国君以仁德治国，尚且需要公族相辅佐保卫呢。”
《诗本义》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诗本义》卷二 宋 欧阳修 撰 《鹊巢》
议论说：根据《诗经》只说“维鸠居之”，而《序》说“德如鸤鸠”，这才可以配得上郑玄的说法。于是说鸤鸠有均一的德行，用现在的物理来考察，错误从《序》开始，而郑玄又增加了这种说法。况且诗人的本意，只是说喜鹊筑成了巢，斑鸠来居住罢了，起初没有匹配的含义。何况喜鹊和斑鸠巢穴不同，种类也不同，不能构成匹配。斑鸠的种类最多，这种居住在喜鹊巢里的斑鸠，诗人直接称之为鸠。用现在的斑鸠来考察，诗人没有错，只是《序》和《笺》《传》错了。况且鸤鸠，《尔雅》称之为秸鞠，而各家传释有的认为是布谷鸟，有的认为是戴胜鸟。现在所谓的布谷鸟、戴胜鸟，与斑鸠完全不同，只有现在人直接称之为鸠的，是笨拙的鸟，不能筑巢，多在屋瓦间，或在树上搭建树枝，起初不成窠巢，就用来生子，往往坠落导致雏鸟死亡。大概诗人选取这种笨拙的鸟不能自己经营巢穴，而居住喜鹊已成之巢，作为起兴。现在喜鹊筑巢很坚固，生了雏鸟散飞后就抛弃离开，按照物理容或有斑鸠来居住那空巢。古代诗人取物比兴，只取其一义来比喻意思罢了。这《鹊巢》的意义，诗人只取喜鹊经营巢穴用功多，来比喻周室积累德行功业以成就王业；斑鸠居住喜鹊已成之巢，来比喻夫人起家来居住已成之周室。其所以这样说，是用起兴夫人来居其位，应当思考周室创业积累的艰难，适宜辅佐君子共同守护而不失。这个意思诗虽然没有文字，但诗既然说喜鹊成巢用功多，而斑鸠却来居住，那么其意思自然可见。下面说“百辆”，叙述其来归的礼节很盛大，赞美其得正。
《草虫》
议论说：草虫、阜螽，种类不同而交合，诗人取来作为警戒。而毛亨、郑玄认为同种相求，取来比喻自己。大夫之妻，实为已嫁之妇，而毛亨、郑玄认为是在途之女。其在大义上已经违背，所以全篇都错了。大概因为毛亨、郑玄不依据《序》意来求诗义，既失去了根本，所以枝辞衍说，文义散离，而与《序》意不合。《序》意只说大夫之妻能以礼自防罢了，而毛亨、郑玄却说在途之女，忧虑见到丈夫而不得礼，又忧虑被休弃而归宗，都是诗文所没有的，不是其本义。查《尔雅》：阜螽叫做蠜，草虫叫做负蠜。负形都似蝗虫而异种，二者都名为螽。生于陵阜的曰阜螽，生于草间的曰草虫。形色不同，种类也不同，所以用阜、草来区别。凡虫鸟都在同种者相匹偶，只有此二物异种而相合。合其所不当合，所以诗人引用来比喻男女之不当合而合者。
《本义》说：“《召南》的大夫，出外服役，妻留在家。当纣的末世，淫风大行，强暴之男侵陵贞女，淫荡之女犯礼求男。此大夫之妻，能以礼自防，不为淫风所化。看见那草虫，喓喓然而鸣；呼唤阜螽，趯趯然而跟随。有如男女非其匹偶而相呼诱以淫乱私奔者，所以指此作为警戒，而守礼以自防闲，等待君子之归。所以未见君子，时常忧虑不能自守；既见君子，然后心安。其说‘陟彼南山，采蕨采薇’等，妇人见时物之变新，感念君子久出而思得见之，希望自守能保其全的意思。”
《行露》
议论说：《行露》根据《序》本为赞美，召伯能听讼，而毛亨说不思物变而推其类，郑玄说物有似而非者，士师所当审，这乃是召伯不能听审。至于其下章，只说“虽速我狱，室家不足”，则全无听讼之意，与《序》相违。况且郑玄又说“露湿道中”，是二月嫁娶之时，且男女淫奔，难道还需要仲春合礼之月？又说“六礼之来，强委之”，且肆其强暴以侵陵，难道还备六礼？何其说之迂腐也！诗人本述纣世礼俗大坏，及文王之化既行，而淫风渐止然强暴难化之男，犹思犯礼将加侵凌，而女能守正不可犯，自诉其事，召伯又能听决之。若如毛郑之说，虽有媒妁而言约未许，不待约定而强行六礼，乃是男女争婚之讼，非诉强暴侵凌之事。且男女争婚，世俗常事，而常人皆能听之，岂足当诗人之所美？
《本义》说：“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说行多露者，正女自诉之辞。”谁谓雀无角？何以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