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义卷十一

译《诗本义》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诗本义》卷十二，宋代欧阳修撰。维天之命。

论曰：“维天之命”是指天命归于文王。郑玄将“命”解释为“道”，认为天道运动不止，运行不息，根据诗的下文来考察，这并非诗人的本意。《诗序》说这是为了向文王报告太平盛世，意思是成王继承文武的基业，当时天下安定，于是将功德归于祖先，创作歌颂之诗，在祭祀时歌唱。在祭祀文王时，只是叙述文王拥有盛德而承受天命的事情罢了。大概颂诗作于成王时期，其具体年份早晚不可知，也不必知道。而郑玄认为报告太平是在周公摄政五年的末尾，既没有依据，出于主观臆测，因此说报告之后便制礼作乐，又解释“骏惠我文王”是指周礼六官的职责，这些都是诗中所未有的，用来迷惑后人，不能不加以纠正。

本义说：“成王说天命让文王兴起周朝，文王中途去世，天命没有停止，王在他的后世才大大彰显文王的德行，借以惠及我，我应当承继它，大大顺从文王的德行，不敢违背，又告诫他的子孙更加笃实地承继它。”“假”字的意思，如同不以礼借给人那样，是溢及的意思，像水溢出而旁及一样。成王谦称，上天原本命文王兴起周朝，而文王未能完成，于是借以惠及我。这里不提及武王，主要在于祭祀文王。

烈文

论曰：诗中说“锡兹祉福”，毛亨认为是文王赐予的，郑玄认为是上天赐予的。根据《诗序》说成王刚即位，诸侯来宗庙助祭，那么福祉应当是文武所赐，应该采纳毛亨的解释才是正确的。“无封靡于尔邦”，这是诗人叙述成王告诫在宗庙里的诸侯的话，意思是“不要有封地不在你的邦国”，而毛亨、郑玄认为是“不要在你的邦国造成大的祸患”，这是错误的。“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郑玄在《抑》的笺注中与此意相同，也不是诗人的本意。诗人叙述成王即位之初，与群臣在宗庙中谋划政事，这就是《访落》。成王在宗庙中显现，诸侯来助祭，事毕离去，按照礼仪送别他们，这就是《臣工》。它们的《诗序》都说了诗人叙述的事情。至于《烈文》的《诗序》，只说诸侯助祭，而不说诗人叙述的事情，其言辞简略而不完备，是因为诗文非常明显容易理解，所以《诗序》不再重复说了。现在考察诗意，乃是诗人叙述成王初次在宗庙显现，诸侯来助祭，祭祀结束后君臣接受福佑，互相告诫的言辞。《本义》说：“成王在宗庙祭祀，于是呼唤助祭的诸侯说：‘威武文雅的诸侯们，文武赐予了这些福佑，惠及我们君臣以无尽的吉庆，子孙们要永远保持它。’‘无封靡于尔邦’，就是说‘不要有封地不在你的邦国’，意思是只要有封地必定在你的邦国。说我们周朝的爵位封赐在你的邦国，这是先王用来尊崇诸侯的，诸侯应当念及此大功，世代继承其秩序并扩大它，所以说‘维王其崇之’，又说‘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这是君主告诫臣下的言辞。没有人比人更强，乃以其一身所修而成为四方榜样的，是君王，难道可以不彰显他的德行而使百官效法吗！呜呼，前世的君王都不忘记在此勤勉努力，这是臣下告诫君王的言辞。”

天作

论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考察诗的本意，只是说天有此高山，大王依靠它来建国罢了。“荒”，是奄有的意思，即奄有它罢了。郑玄认为高山是岐山，这是对的。又说：天生此高山，让它兴云布雨，这是多余的话。什么山不兴云布雨呢？毛亨又说天生万物于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定天所创造的事物，更加不对。况且物生于平地多，生于高山少，难道只能安定山上生长的物吗？“彼作矣，文王康之”，“作”是兴起的意思。“彼大王也”，是说天兴起高山，大王奄有它。大王在此兴起，而文王安定它。“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者”，“徂”是往的意思。是说大王从豳地迁往岐山，夷平险阻而行，言说艰难。所以下文说“戒子孙保之”。郑玄认为“彼作矣”是建造宫室，又说“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都是不对的。

时迈

论曰：根据诗，只说“时迈其邦，昊天其子”的实情，右边《诗序》说保佑周朝。而郑玄认为多生贤智，让他们做臣子，诗中既无此文，郑玄从哪里得到此说？因为郑玄将“天其子”解释为天子周朝了，嫌下文又说“实右序有周”，意义无所归属，所以赘加“多生贤臣”的话罢了。载戢干戈，载櫜弓矢。郑玄认为王巡守而天下咸服，不再用兵。考察武王的事迹，大概是天下已定，于是收藏兵器而后巡守，不能说王巡守而天下服。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郑玄认为“我武王求有懿德之士而任用之”，所以陈述其功而歌颂之。如郑玄所说，是武王陈述臣下的功而歌颂之。其下文说“允王保之”，是谁呼唤武王而告诫他长保呢？郑玄在此颂中的错误尤其多了。

本义说：时迈，是武王灭纣已定天下，按时巡守，而他的臣子作诗颂美此事，作为告祭柴望之乐。

译这是歌颂的诗篇。其中说“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的”，是说武王巡守所到的邦国，上天应当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他们，因为他们能够辅助保佑我周朝。“薄言震之，莫不震叠的”，是说武王巡守各国，只是稍微警示触动他们，而诸侯们都感到警惧并修明职事。“莫不的”，不是指单一的一个，而是泛指所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的”，是说武王又来安抚调和山川百神，确实啊，我们的君王真是天下的君主。“明昭有周，式序在位的”，是说显扬昭示周朝的受命，以整顿排列在位的诸侯，指的是武王巡守所到的邦国，考察他们的功过而决定升降，这些都是天子巡守时所做的事。作颂的人既然已经叙述了巡守的事情，于是在末章歌颂周朝的功德，以此告慰神灵，并借此告诫君王说：“载戢干戈，载櫜弓矢的”，是说君王用武力平定暴乱取得成功，而兵器不再使用了。又说：“我求懿德，肆于时夏的”，“我的”，是作颂的臣子自称，说我寻求周朝的美德，陈列在这夏乐中歌唱它，于是告诫君王说：“确实啊，君王应当保守这些美德。”

译【思文】【臣工】

论曰：《思文》说“赐给我来牟”，《臣工》又说“伟大的来牟”。毛亨只把“牟”解释为麦，而郑玄在解释《思文》时，说武王渡孟津时，白鱼跃入王船，武王走出船外将其烧祭，五天后火光化为赤乌，赤乌带着谷物一起来到。这出自今文《尚书》中伪作《泰誓》的文字。所以郑玄在解释《臣工》时又说“赤乌带着来牟麦一起来到”，汉代儒生喜好怪异到了极点。《生民》说“于是降下嘉种，有黑黍、有异穗黑黍、有黄黍、有白稷”，毛亨说《诗》中说“诞降”的，是天降。郑玄于是说天应尧的显赫，为后稷降下这四种谷物的嘉种。大概毛亨和郑玄在解释《生民》时，已经采用了天降四谷的说法，到了《思文》《臣工》又采用这种说法，这不仅是郑玄的失误，毛亨的意思似乎也是如此。《尚书》说“后稷播种这些百谷”，大概是指他作为舜的臣子，教导百姓耕种以充足粮食，就像后世有劝农的官员一样，并不是说尧舜之前地上没有百谷而百姓不吃粮食，要等待天降种子和后稷之后才有。那么百谷草木，其存在已经很久了，怎么知道那四种谷物的种子是专为后稷而降下的呢？假如天有明显的迹象，特地为后稷降下这四种谷物，那降下的地方在哪里？自从周秦战国之际，距离圣人久远而各种异端邪说起，奇书怪说不可胜数，却从未有天为后稷降种的说法，《诗经》中也没有明文，只说“诞降”，那么毛亨、郑玄凭什么说天为后稷降种呢？可以说是没有根据的话了。因此，先儒中虽然主张毛亨、郑玄学说的人，也觉得他们不对，只是说诗人为了夸大其事，推托给天来说罢了。那么毛亨、郑玄对于后稷喜欢做怪异的解说，前后不一了。自从秦焚书之后，汉初伏生口传的《尚书》先出现，而《泰誓》三篇是从河内女子那里得到的，那书中有白鱼赤乌的事。后来鲁恭王毁坏孔子住宅，得到真正的《尚书》，其中自有《泰誓》三篇，起初就没有怪异的说法。由此河内女子所得的《泰誓》世人知道不是真的，弃而不用，先儒称之为伪《泰誓》。那么白鱼赤乌的事非常荒谬错误，明智之士不用讨论就知道。然而毛亨、郑玄的说法既然存在，混淆经义，那么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能没有疑惑，不可以不纠正。“牟”是百谷中的一种，自汉朝以前已有此名，所以孟子也说“麰麦”，然而说“麰”又说“麦”，则明显不是同一物，大概是麦类。而后来的学者认为麦不应该有两个名字，于是把“麰”当作大麦，然而说“麰”是麦类或为大麦，道理尚且可以说通。如果说“来牟”是麦，则不对，而且毛亨、郑玄所依据的伪《泰誓》只说“带着谷物一起来到”，那么在百谷之中，不知道是什么谷物。这是毛亨、郑玄妄信伪书，对于不可知的谷物，主观臆测以为是麦，而勉强迁就“来牟”的说法罢了。古今诸儒说“来牟”是麦的，更没有其他书籍所见，只是沿用这一篇颂毛亨、郑玄的说法罢了。所以“来牟”是麦，始于毛亨、郑玄，而两家所依据的，乃是臆测伪《泰誓》中不可知的话罢了。这可信吗？《尔雅·释草》记载《诗经》中所有谷物的名字，黍、稷、稻、粱之类很多，而唯独没有麦，称为“来牟”。这是毛公之前解释《诗经》的人，不认为来牟是麦，可以知道了。然而“来牟”既然不是麦，而在《尔雅》中也没有其他解释，旁考六经，“牟”没有义训，多是人名、地名罢了。那么缺漏不知道的可以了。“来牟”的意义既然未详，那么两篇的意义也应当缺漏其未详的部分。

【敬之】

论曰：《敬之》一章，毛亨、郑玄失去其义的地方有三四处，所得的有多少呢？“陟降厥士，日监在兹。”毛亨只把“士”改为“事”，而完全没有解说。郑玄于是说：“天上下其事，谓转运日月，施其所行。”况且天苍然在上者，是一气；运行昼夜，照临万物者，是日月的光明。其所以降下监察善恶祸福于人的，是天的至神。而郑玄于是说天运转日月，用日月来瞻视，何其浅薄啊？“缉熙”，是《诗》《书》的常语，而毛亨、郑玄常认为是光明。至于此颂说：“学有缉熙于光明。”那么缉熙不是光明，可以明白了。而两家固执己见，于是说：“学有光明于光明”，谓贤中之贤，这难道是通义吗？“示我显德行者”，是成王回答群臣见戒的意思罢了。郑玄认为成王自知未能成就文武之功，周公才开始有居摄的志向。况且周公之所以居摄，是因为武王刚死，成王年幼，未能视事，于是代替他摄行政事罢了。大概自武王死之初，就摄政了，难道要等嗣君祭庙见群臣，在诗颂中自陈不能，然后才开始有居摄的志向吗？况且考察诗文，完全没有此语，郑玄的防范，不仅是衍说，实在迷惑后人，不可以不纠正。“命不易哉”，应当是难易的易。毛亨、郑玄认为是变易的易，是不对的。

本义曰：群臣的告诫，成王说：“要敬畏啊！天道很显然，天命不容易。不要因为天高而认为离人远。凡是一个士的微小，其升降天常监察看见，何况是王者呢？其举止善恶，天监察不远。

译天命真是不易啊！所谓“不易”，是说君王积累功德、施行仁政，直到承受天命而称王，是非常艰难的。成王于是回答群臣劝诫的意图，用谦逊防备的言辞说：“我这个小辈，不聪明于敬奉上天的道理，只应当以日月的流逝来勉励自己，通过积累学问来增进和扩大德行，直到使道理光明。然而还要依靠群臣的辅助，承担我所肩负的重任，并告诉我那些明显可以修习的德行。”

译酌

论曰：《诗经》说：“啊，显赫的王师，遵循着韬光养晦之道。”毛亨的传注只说“遵循并培养那晦暗（的状态）”，而没有其他解释。作义疏的人阐述他的意思说：“率领这支军队去讨伐那昏暗的君主”，指的是诛杀商纣以安定天下。那么毛公所说的“啊，显赫的王师”，指的是武王的军队。郑玄的笺注说：“文王使用军队，率领叛乱的诸侯去侍奉商纣”，那么郑玄又认为是文王的军队。两种说法自相矛盾。毛公认为这是武王的军队是对的，但关于“遵养时晦”的解释，毛亨和郑玄的说法都不对。“养”这个字，不需要训诂，其意思自然明白。毛亨把它解释为“取”，不过是想要勉强迎合自己的说法罢了。“遵养”应当连读，并与下面的“时晦”共同构成一件事，而毛亨和郑玄都把“遵”字单独作为一个意思，把“养时晦”作为另一个意思，这样怎么能符合文意呢？毛亨把“遵”解释为“率领军队”，郑玄认为“遵”是文王率领殷商的叛国去侍奉商纣。况且毛亨说“率领军队”，还是因为上文有“王师”这个词；如果郑玄的说法是对的，诗人只写一个“遵”字，就让后人知道是文王率领殷商的叛国去侍奉商�，这是郑玄的臆测，穿凿附会显而易见。毛亨说武王率领军队去讨伐昏暗的君主，虽然不符合诗人所谓“遵养时晦”的意思，但率领军队讨伐商纣，确实是武王的事，只是诗人的意图与毛亨不同罢了。如果像郑玄所说，文王培养商纣使其恶行滋长，以便趁机夺取天下，这是对文王的严重诬蔑。商纣暴虐，比干直言进谏而死，孔子称他为殷朝的仁人。大概比干不是不知道商纣不可劝谏，但不忍心抛弃他的君主而不挽救他的恶行，使他陷入祸败，于是冒着死亡的危险进谏，还希望有万一可以挽救的可能。孔子因为他爱戴君主的心意深厚，所以称他为仁人。像郑玄所说的那种文王，与仁人的用心截然不同。孔子对于商汤和周武王的事，内心非常不以为然，他在谈论音乐时说“武乐未尽善”，略微显露了他的意思，但没有明确贬低他们，只是叹息感慨，极力称赞文王的美好罢了。赞美这边，那么不赞美那边就可想而知了。这是圣人的深意。如果像郑玄所说，那么文王庆幸商纣做坏事，培养他的恶行，图利而夺取天下，这种小人尚且不会做的事，孔子又怎么会极力称赞他的美好呢？因此，知道文王用心的人，只有孔子的一句话能让万世信服，也只有孔子能做到。由此说来，郑玄可以说是对文王的严重诬蔑了。郑玄的这种说法，近代学者大多认为不对，并著文辩驳。我在这首颂诗的解释上，依据众人的议论来纠正它。

本义曰：“‘于铄王师’，是赞美武王的军队。‘遵养时晦’，是遵循培养以自我隐藏的道理，意思是拥有军队但不炫耀威武，用晦暗来涵养它。‘时纯熙矣，是用大介’，介是辅助的意思。时机成熟而后行动，顺应时机而兴起，用王师作为巨大的辅助。意思是周朝兴起依靠德行，不专门依靠武力，用军队来辅助它的兴起罢了。‘我龙受之’，是说武王的功业兴起，这王业成就，王宠接受并承继它。‘蹻蹻王之造’，蹻蹻是威武的样子，是武王所做的。‘载用有嗣’，是说后世能继承他的事业，是有继承者了。‘实维尔公’，武王使用军队，确实是天下至公至信，可以称为王师了。”

有駜

论曰：《有駜》这首诗的意思，毛亨认为“駜”是马肥壮的样子，又说马肥壮就能登高致远，臣子强力就能安定国家。根据《诗经》只是叙述乘马肥壮罢了，毛亨用这来比喻臣子能强力，已经是多余的解说。而郑玄又说比喻僖公任用臣子必须先满足他们的俸禄饮食，这样就没有不尽忠的。意思是说养马的人必须先丰富它的饲养，饲养丰富马就肥壮，马肥壮就能尽力。用这来比喻养臣的人必须先丰富他们的俸禄饮食，俸禄饮食充足臣子就尽忠。这些都是诗文中没有的，这又是妄意揣测诗人而委曲求全地解释，所以离诗的本义越来越远了。“振振鹭，鹭于下。”毛亨认为这是起兴，指洁白的士人。郑玄又说僖公君臣无事时一起明辨义理、彰显德行，洁白的士人聚集在君主的朝廷，君主和他们饮酒。郑玄所说的君臣明辨义理、彰显德行，解释在“在公明明”这一句上。所以作义疏的人扩大郑玄的说法，说僖公君臣既然明辨德义，那么洁白的士人羡慕他们的行为，聚集在朝廷，因此说“在公”是旧臣，“振鹭”是新来的士人。不仅诗中没有明文，妄加分别，也不是诗的本义。如果第一章的意思像郑玄所说，那么旧臣早晚都在办公，而新来的士人饮酒醉舞，这哪里合乎人情呢？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委曲求全地生发意义，用多余的解说来拖累自己。根据《诗序》说歌颂君臣有道的，是说僖公君臣知道治理国家的道理，使得国家治理、百姓安定，然后君臣宴饮有威仪罢了。“振鹭”取它能自我修洁，飞翔聚集有威仪的意思。郑玄对《周颂》的笺注和传注是对的。

本义曰：“‘有駜有駜，駜彼乘黄’，是说僖公宠赐他的臣子车马丰盛。‘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是说他的臣子修明官职，配得上他们的车服。‘在公明明’，是说修明他们的职责。‘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是说群臣能自我修洁有威仪，君臣宴饮互相快乐。胥，是相的意思。前面先说在公，后面说胥乐，是先公后私的意思。下一章饮酒载燕，意思都相同。最后一章的笺注和传注是对的。”

那

论曰：《诗经》说“寘我鞉鼓”，毛亨、郑玄都把“寘”读作“植”，说三代鼓的形制不同，夏朝是足鼓，殷朝是植鼓，周朝是悬鼓。

译商汤讨伐夏桀，平定天下，创作了《濩》乐，开始使用植鼓，所以诗人赞叹赞美他的，是不对的。按照毛亨、郑玄的解释，鞉是贯穿起来摇动的，不是植鼓，那么“寘”就不应读作“植”，这已经可以知道了。况且诗人称颂成汤的功德，应当列举其重大的方面，比如“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圣敬日躋，式于九围”，“武王载旆，有防秉钺”之类就是如此。商汤创作大濩乐，虽然是成功后的音乐，诗人想要歌颂它，也必定列举其重大的方面。根据礼家的说法，夏、商、周三代的器物服饰没有一样是沿袭前代的，至于乐舞，其器物非常多，商人改变夏制的不可胜数，不仅仅是植鼓。鼓，只是众多乐器中的一种；鞉，是器物中尤其小的。商人歌颂成汤的功德，不应该舍弃重大的而列举微小的。如果说植鼓，是取它改变夏制而建立殷制，那么器物服饰改变制度的重大的很多，何况鞉不是植鼓呢？《尚书》说“下管鞉鼓”，大概是自虞、夏以来旧有的常用器物，诗人必定不会把它引为成汤的美事，由此可知毛亨、郑玄的错误。根据《诗序》说“《那》，祭祀成汤”，如果依照《诗序》的说法，商人作颂作为祭祀成汤的乐歌，叙述祭祀时乐舞的盛大，以愉悦先祖，那就对了。古人作颂的体裁，这类很多，比如《周颂》中的《我将》祭祀文王，只叙述祭祀时羊牛肥壮；《执竞》祭祀武王，也说祭祀时钟鼓管磬之类就是如此。颂说“汤孙奏假”，毛亨认为“汤孙”是成汤，说汤善于做子孙；郑玄认为“汤孙”是太甲。两家的说法都不对。况且“汤孙”，应当是汤的孙子，如果把汤当作孙子，那就是商人称他们的先祖为孙子，道理怎么讲得通？郑玄把“汤孙”当作太甲，只是按世次推算，太甲对于汤是孙子罢了。至于《烈祖》祭祀中宗，又说“汤孙之将”；《殷武》祭祀高宗，又说“汤孙之绪”，那么《那》所说的“汤孙”，就不能是太甲了。颂中说的“汤孙”，是指主祭时的在位君王。从太甲以下到纣王，都可以称为汤孙，不知道颂作于何时，所指的是哪位君王。大概商拥有天下六百年，然后天下归于周，自天下归于周，微子被封于宋，又过了四百多年，孔子才在宋国得到《商颂》。宋国的礼坏乐崩，已经很久了，其颂亡失之后，只剩下五篇，仅仅留存而已。当孔子得到颂时，已经不知道它作于哪位君王的时代了。那么“汤孙”不知道是商的哪位君王？郑玄认为是太甲，是随意猜测而言罢了。“置”，应当读如“置器”的“置”。“绥我思成”，“绥”，安；“思”，语助词。安然而成，指的是下一章所陈述的管、磬和调而成声。毛亨引用《礼记》“斋日”的说法，也是不对的。“思”读如“不可射思”的“思”。

译《本义》说：“《那》这篇颂诗，是诗人叙述商王祭祀他的先祖成汤，赞美其乐舞，以及助祭的诸侯和执事的臣子，都因为商王能够妥善处理祭祀事务。诗中叙述乐舞，先从较小的乐器说起，所以先说鞉鼓，接着说管磬，再说庸鼓，最后说万舞，都是叙述其声音和仪容的美好。又说助祭的诸侯都喜悦，执事的群臣都恭敬谨慎。第一章三次称呼主持祭祀的商王，而称他为‘汤孙’，是说他能主持商朝的冬祭和秋祭，可以说是成汤的子孙了。它的大义仅此而已。开头说‘汤孙奏假’，是说能演奏此乐并升荐祭品，郑玄解释‘假’为升，是对的。又说‘于赫汤孙’，意思是‘啊，显赫的成汤的子孙’。诗人作此颂，作为祭祀成汤时的乐歌，说汤孙能修治祭祀之事是可以的，但‘于赫’是盛赞之辞，不应自称显赫的子孙来夸耀其先祖，所以应当理解为‘啊，显赫的成汤的子孙’。结尾说‘汤孙之将’，是说能主持祭祀事务。叙述乐舞先说小的，而中间多次称呼汤孙，大概是因为诗歌没有固定的格式，作者的意思或许如此。”

《烈祖》

议论说：《诗序》说“《烈祖》是祭祀中宗”，那么“嗟嗟烈祖”指的就是中宗。郑玄坚持认为《那》颂中的“烈祖”是成汤，这是不对的。如果丙以甲为祖，戊也可以以丙为祖，这是古今常理。那么商汤的后世以汤为祖，中宗的后世以中宗为祖，这是常事，何必曲解呢？《颂》中说：“也有调和的羹汤，已经警戒已经平正，众位到来无声无息，这时没有争执。”毛亨解释“假”为大，仅此而已。郑玄认为“和羹”比喻诸侯有和顺之德，这是不对的。他的错误源自《左氏传》和《春秋》。《左传》鲁昭公二十年，晏子向齐侯陈述“和”与“同”的区别说：“和就像羹汤一样。”他的本意是讥讽齐侯与子犹欲望相同，不能称为和。于是引用“和羹”作为比喻，认为和是指咸酸等异味相互调和，用来比喻君臣以可否相互调和，所以说“君臣也是如此”。于是引用此颂“云亦有和羹”，只是说羹汤应当以五味相和罢了。古人引诗喻事，大多不用诗的本义，只是取其中一句足以阐明意思即可。比如《鹊巢》本是叙述后妃，而鲁穆叔引用它来比喻晋君拥有国家而由赵孟治理，就是这类情况。当晏子引用颂诗中的“和羹”时，虽然不符合诗义，但也不算大错。郑玄则不然，根据诗上文说“既载清酤”，下文说“亦有和羹”，这不过是直接陈述祭祀时的酒和羹罢了。郑玄凭什么将其比喻为诸侯呢？诗中并无明文，这是他的臆测。至于郑玄解释“鬷假无言”，认为是诸侯助祭一起升堂而整齐寂静无声，而杜预注《左氏传》说“总揽大政，能使上下都像和羹一样”，由此可以看出先儒各自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以成就自己的学说，这难道是诗人的本意吗？又如诗中说：“来假来飨，降福无疆。”‘假’是到的意思。根据诗意只是说神灵到来而享用，于是降下福泽罢了。大概郑玄解释‘假’为升，于是说诸侯助祭者来升堂献酒而神灵享用，况且诸侯助祭古代没有献酒的礼仪，现在诗中又没有明文，这也是郑玄的臆测。

《本义》说：嗟嗟！我的烈祖中宗，用他恒常的福佑，再次赐予你，你即是当时主持祭祀的商王。已经盛上清酒，赐给我思成，是说用清酒祼献，而神灵赐给我，使祭祀之事得以完成。也有调和的羹汤，是说调和此羹的人，即膳夫。已经警戒已经平正，是说对祭祀之事谨慎小心。而众位到来无声无息，这时没有争执，是说执事的臣子一起到来没有喧哗，又不互相侵扰职位，以此显示在庙堂的人都严肃防范而举动合乎礼仪，所以神灵赐予长寿黄耇之福。约軧错衡，八鸾鸧鸧，这是开始说助祭的诸侯。以假以享，是说诸侯既到而助祭享神。我受命溥将，自天降康，丰收之年谷物茂盛，是说当时的商王受天命广大，这次祭祀上天降下丰饶，使我备齐祭品而祭祀，致使神灵歆享而降福。上文说以享，是说诸侯来助祭向神致享；下文说来飨，是说神灵来至而歆享。

《长发》

议论说：帝立子，生商，这里的帝是上帝。而郑玄认为是黑帝，郑玄被纬书的荒诞之说迷惑，扰乱六经之处不可胜数。学者稍知正道，自然能识别这不是圣人的言论。然而现在这些错误记载在笺注中，损害诗义，不能不剔除。至于〇王桓拨，又说承黑帝而立子，也应当剔除。《尚书》称“格王正厥事”，“宁王遗我大宝〇”。《商颂》也说“武王载斾”之类很多，大概古人往往以美称加于王。〇，是深微的意思。老子说“〇之又〇”，是对的，不必解释为黑。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州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毛亨以苞为本，蘖为余，训诂是对的。郑玄凭什么说是三王之后呢？考证文字寻求义理，认为是一根主干生出三个旁枝。那么大的为主干，小而附着的为旁枝。夏就是所谓的主干，韦、顾、昆吾，就是所谓的三个旁枝。达，是生长的意思。是说这三个旁枝不能遂其恶而生长，都被讨伐去除了。

译并且连根拔除它们的根本。所谓“九有有截”，大概是说商汤已经被天下所归附，于是率领这九州的军队，去讨伐那三株残余的恶木，连同它们的根本一起铲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