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义卷十四
诗本义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诗本义》卷十五宋欧阳修撰《诗解统序》
五经之书，世人号为难通者，易与《春秋》夫岂然乎？经皆圣人之言，固无难易，系人之所得有深浅。今考于《诗》，其难亦不让二经，然世人反不难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则，人人皆能明，而经无不通矣。大扺谓《诗》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书也，曰淫防之辞也，曰猥细之记也。若然，孔子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习之，考于先儒，亦无几人。是果不足通与？唐韩文公，最为知道之笃者，然亦不过议其序之是否，岂足明圣人本意乎？《易》《书》《礼》《乐》《春秋》，道所存也。《诗》闗此五者，而明圣人之用焉。迹其道，不知其用之与夺，犹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圎，是果成乎？故二南牵于圣贤，国风惑于先后，《豳》居变风之末，惑者溺于私见，而谓之兼上下。二《雅》混于小大而不明，三《颂》昧于商鲁而无辨。此一经大槩之体，皆所未正者。先儒既无所取舍，后人因不得其详，由是难易之说兴焉。毛、郑二学，其说炽，辞辨固已广博，然不合于经者亦不为少。或失于疎略，或失于缪妄。盖《诗》载《闗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间，君臣得失，风俗善恶之事，广阔辽邈，有不失者鲜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郑学之妄，益毛氏疎略而不至者，合之于经，故先明其统要十篇，庻不为之芜泥云尔。
二南为正风解
天子诸侯当大治之世，不得有风风之生，天下无王矣。故曰诸侯无正风。然则周召可为正乎？曰可与不可，非圣人不能断其疑。当文王与纣之时，可疑也。二南之诗，正变之间，可疑也。可疑之际，虽恶纣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尔亦曰服事于纣焉。则二南之诗，作于事纣之时，号令征伐不止于受命之后尔。岂所谓周室衰而《闗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别之，二十五篇之诗，在商不得为正，在周不得为变焉。上无明天子号令由已出，其可谓之正乎？二南起王业，文王正天下，其可谓之变乎？此不得不疑，而轻其与夺也。学诗者多推于周而不辨于商，故正变不分焉。以治乱本之，二南之诗，在商为变，而在周为正乎？或曰未谕。曰推治乱而迹之，当不诬矣。
周召分圣贤解
圣人之治，无异也，一也。统天下而言之，有异焉者，非圣人之治然也，由其民之所得有浅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岂异乎？然孔子以周、召为别者，盖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浅深尔。文王之心则一也，无异也。而说者以为由周、召圣贤之异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系之，岂谓周公能行圣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浅，故因召公之治而系之，岂谓召公能行贤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系于《雅》《颂》何也？」曰：「谓其本诸侯之诗也。」又曰：「不统于变风何也？」曰：「谓其周迹之始也。」列于《雅》《颂》，则终始之道混矣；杂于变风，则文王之迹殆矣。《雅》《颂》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将略而不具乎？圣人所以虑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圣贤之异而别其称号尔。盖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诗切。感之薄者，亦犹其深，故其心浅；心之浅者，故其诗略。是以有异焉，非圣人私于天下，而浅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当纣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谓受命之前，则大姒不得有后妃之号。夫后妃之号，非诗人之言，先儒序之云尔。考于其诗，惑于其序，是以异同之论争起，而圣人之意不明矣。
王国风解
六经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与不正，然后圣人者出，而六经之书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终之以平桓。平桓而后不复支矣，故书止文侯之命，而不复録。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诗自黍离之什而降于风，絶于文侯之命，谓敎令不足行也；起于周平之年，谓正
译《诗本义》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诗本义》卷十五，宋代欧阳修撰，《诗解统序》
五经的书籍，世人号称难以通晓的，是《易经》和《春秋》吗？难道真是这样吗？经典都是圣人的言论，本来没有难易之分，只取决于人们理解的深浅。如今考察《诗经》，其难度也不亚于这两部经典，然而世人反而不觉得它难而轻视它，因此能够通晓的人也很少。如果人们能专心致志，人人都能明白，那么经典就没有不通晓的了。大概认为《诗经》不值得通晓的，有三种说法：一是说它是章句训诂之书，二是说它是防止淫邪的言辞，三是说它是琐碎细微的记录。如果真是这样，孔子就只是个泛泛的儒生了。不仅今人轻视而不研习它，考察先代儒者，也没有几个人重视。这难道真的不值得通晓吗？唐代韩愈，是最为笃信大道的，然而他也只是议论《诗序》的正确与否，这哪里足以阐明圣人的本意呢？《易》《书》《礼》《乐》和《春秋》，是大道所在之处。《诗经》关乎这五者，并阐明了圣人的作用。如果只追溯大道的踪迹，却不知道它的作用与取舍，就像不辨别物体的曲直，却想要制作方形或圆形的器物，这难道能成功吗？所以《周南》《召南》被圣贤所牵制，国风被先后顺序所迷惑，《豳风》处于变风的末尾，迷惑的人沉溺于私见，而说它兼有上下。两《雅》混淆于小雅和大雅而不清晰，三《颂》模糊于商颂和鲁颂而无辨别。这是整部经书大致的体例，都是尚未厘正的地方。先儒既然没有取舍，后人因此不能得知详情，于是难易的说法就兴起了。毛亨、郑玄两家的学说，其说法盛行，言辞辩论固然广博，然而不符合经义的地方也不少。有的失之于疏略，有的失之于谬误虚妄。大概《诗经》记载《关雎》以上，上兼商代，下及武王、成王、平王、桓王之间，君臣得失、风俗善恶的事情，广阔辽远，没有失误的很少。这也是值得怀疑的。我想要指出郑学的虚妄，增加毛氏疏略而未达到的地方，使之符合经义，所以先阐明其统要十篇，希望不至于杂乱不清罢了。
《二南为正风解》
天子和诸侯在大治的时代，不应该有“风”产生，“风”的产生，是因为天下没有王了。所以说诸侯没有正风。那么周南、召南可以算是正风吗？回答说：可以或不可以，不是圣人不能判定其疑惑。在文王与纣王之时，是值得怀疑的。二南的诗，处于正风与变风之间，是值得怀疑的。在值得怀疑的时候，虽然厌恶纣王而尊奉文王，然而文王不能完全拥有天下，你也说他在纣王那里服事。那么二南的诗，作于服事纣王之时，号令征伐不止于受命之后。难道所谓周室衰微而《关雎》才开始作吗？这是史官的失误。推究并区别开来，二十五篇诗，在商代不能算作正风，在周代不能算作变风。上面没有英明的天子，号令由自己发出，这可以称为正风吗？二南兴起王业，文王匡正天下，这可以称为变风吗？这不得不怀疑，而轻易地判定其取舍。学习《诗经》的人多推崇周代而不辨别商代，所以正风与变风不分。以治乱为根本，二南的诗，在商代为变风，而在周代为正风吗？有人说：不明白。回答说：推究治乱而追溯其迹，应当不会诬妄了。
《周召分圣贤解》
圣人的治理，没有不同，是一致的。统而言之，有差异的，不是圣人的治理如此，而是因为百姓所获得的教化有深浅不同。文王的教化，发自内心，施于百姓，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然而孔子以周南、召南为区别，大概是上下不能兼顾，而百姓所受的教化有深浅罢了。文王的心意是一致的，没有不同。而解说的人认为因为周、召圣贤的不同而区分，为什么呢？大概《周南》的百姓获得的教化深，所以因周公的治理而系于周南，难道是说周公能施行圣人的教化吗？《召南》的百姓获得的教化浅，所以因召公的治理而系于召南，难道是说召公能施行贤人的教化吗？恐怕不是这样。有人说：“为什么不系于《雅》《颂》呢？”回答说：“因为它们是诸侯的诗。”又问：“为什么不统于变风呢？”回答说：“因为它们是周代事迹的开始。”列入《雅》《颂》，那么终始的道理就混淆了；杂于变风，那么文王的事迹就几乎被埋没了。《雅》《颂》不可混淆，周代事迹的开始，难道可以简略而不具备吗？这是圣人考虑周全的。因此假借周、召来区分，不是因为周、召圣贤的不同而区别其称号罢了。大概百姓获得的教化深，所以其心意深厚；心意感动的深厚，所以其诗歌恳切。感动的浅薄的，也像其深的一样，所以其心意浅薄；心意浅薄的，所以其诗歌简略。因此有差异，不是圣人偏私于天下，而是浅深厚薄不同罢了。《二南》的创作，正当纣王的中世，而文王的初期，这是文王受命之前。世人多认为受命之前，那么大姒就不能有后妃的称号。后妃的称号，不是诗人的言语，是先儒的序言如此说的。考察其诗，迷惑于其序，所以异同的争论兴起，而圣人的意思就不明白了。
《王国风解》
六经的法度，所以规范不法，端正不正，因为不法与不正，然后圣人出现，而六经的书籍才作。周代的衰微，开始于夷王、懿王，终结于平王、桓王。平王、桓王之后不再支撑，所以《春秋》只记载到《文侯之命》，而不再记录。《春秋》起于周平王之年而治理其事，《诗经》自《黍离》之什而降于风，断绝于《文侯之命》，是说教令不足以施行；起于周平王之年，是说正道
朔不足加也；降于黍离之什，谓雅颂不足兴也。敎令不行，天下无王矣；正朔不加，礼乐徧出矣；雅颂不兴，王者之迹息矣。诗书贬其失，春秋悯其微，无异焉尔。然则诗处于衞后，而不次于二南，恶其近于正而不明也。其体不加周姓而存王号，嫌其混于诸侯而无王也。近正则贬之不着矣，无王则絶之太遽矣。「不着」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诗也，次于至正之诗，是不得贬其微弱，而无异二南之诗尔。若然，岂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书王以加正月，言王人虽微，必尊于上周室虽弱，不絶其正。苟絶而不与，岂尊周乎？故曰王号之存，黜诸侯也；次衞之下，别正变也。桓王而后，虽欲其正风，不可得也。诗不降于厉幽之年，亦犹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尔。春秋之作，伤典诰之絶也；黍离之降，悯雅颂之不复也。幽平而后，苟有如宣王者出，则礼乐征伐不在诸侯，而雅颂可知矣。奈何推波助澜，纵风止燎乎？
译正朔不足以施加；降于《黍离》之什，是说《雅》《颂》不足以兴起。教化政令不能推行，天下就没有天子了；正朔不能施加，礼乐就普遍出自诸侯了；《雅》《颂》不能兴起，天子的踪迹就断绝了。《诗》《书》贬斥其过失，《春秋》哀悯其衰微，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诗》排在《卫》之后，而不次于《周南》《召南》，是厌恶其接近正统却不够明确。其体裁不加上周姓而保留王号，是嫌其混同于诸侯而没有天子。接近正统则贬斥得不明显，没有天子则断绝得太急促。“不明显”是说，周、召二南是达到正统的诗，排在最正统的诗之后，这是不能贬斥其微弱，而与二南的诗没有区别。如果这样，难道要降格它吗？“太急促”是说，《春秋》的法则，书写“王”来施加正月，是说王的人即使微弱，必定尊崇于上；周室虽然衰弱，不断绝其正统。如果断绝而不给予承认，难道尊崇周室吗？所以说保留王号，是废黜诸侯；排在《卫》之下，是区别正统与变风。桓王以后，即使想要其正风，也不可能了。《诗》不降格于厉王、幽王的年代，也就像《春秋》的写作，不在惠公的时代一样。《春秋》的写作，是哀伤典章诰命的断绝；《黍离》的降格，是哀悯《雅》《颂》不再复兴。幽王、平王以后，如果有像宣王那样的人出现，那么礼乐征伐就不在诸侯手中，而《雅》《颂》就可以知道了。为什么要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呢？
十五国次解
国风之号，起周终豳，皆有所次，圣人岂徒云哉？而明诗者多泥于防说而不通，或者又以为圣人之意不在于先后之次，是皆不足为训。法者大抵国风之次，以两而合之，分其次以为比，则贤善者着，而丑恶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谓之比乎？”曰：“周召以浅深比也，衞王以世爵比也，郑齐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陈以祖裔比也，桧曹以美恶比也，豳能终之以正，故居末焉。”浅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于召；世爵云者，衞为纣都，而纣不能有之，周幽东迁，无异是也，加衞于先，明幽纣之恶，同而不得近于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异姓者为后，郑先于齐，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为尧封，以舜先尧，明晋之乱，非魏褊俭之等也。祖裔云者，陈不能兴舜，而襄公能大于秦子孙之功，陈不如矣。穆姜卜而遇艮之随，乃引文言之辞以为卦说，夫穆姜始筮时，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尔，是文言先于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为诞妄也。推此以迹其事，则季札观乐之次明白可验，而不足为疑矣。夫黍离以下，皆平王东迁、桓王失位之诗，是以列于国风，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无道，则周之乐工敢以周王之诗降同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为法者。昔孔子大圣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辞，然犹不欲公传于人，第口授而已，况一乐工而敢明白彰显其君之恶哉？此又可验孔子分定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着其妄，庻不为无据云。
定风雅颂解
诗之息久矣。天子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诗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国焉，有神明焉。观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体一国而成者，众不得而违也。防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着矣。不违焉，风一矣。不欺焉，颂明矣。然则风生于文王，而雅颂杂于武王之间。风之变，自夷懿始。雅之变，自厉幽始。霸者兴，变风息焉。王道废，诗不作焉。秦汉而后，何其灭然也！王通谓：“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非民之不作也，诗出于民之情性，情性其能无哉？职诗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几于圣人之心矣。或问：“成王、周公之际，风有变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则变而不能复矣。”豳之去雅，一息焉。盖周公之心也，故能终之以正。
十月之交解
小雅无厉王之诗，着其恶之甚也。而郑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为当刺厉王，又妄指毛公为诂训，时移其篇第，因引前后之诗以为据。其说有三：一曰《节彼》刺师尹不平，此不当讥皇父擅恣，予谓非大乱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专，不然李斯、赵髙不同生于秦也。其二曰《正月》恶襃姒灭周，此不当疾艳妻之说，出于郑氏，非史传所闻，况襃姒之恶，天下万世皆同疾而共丑者，二篇讥之，殆岂过哉？其三曰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此不当云「番维司徒」，予谓《史记》所载郑桓公在幽王八年方为司徒尔，岂止桓公哉？是三说皆不合于经，不可案法。为郑氏者，犹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无正》已下三篇之诗，又其乱落归向，皆无刺厉王之文，不知郑氏之说何从而为据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非如是其能通诗乎？」
鲁颂解
或问：“诸侯无正风，而鲁有颂，何也？”曰：“非颂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体，不免变风之例尔。何颂乎？颂惟一章，而鲁颂章句不等。颂无‘颂’字之号，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离乎彊也。颂之体，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访于众人，众人可之，犹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访于天下，天下人亦曰可，然后作之无疑矣。僖公之政，国人犹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贬，尚不能逃，未知其颂何从而兴乎？颂之美者，不过文武；文武之颂，非当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与文武？而曰有颂乎？先儒谓名生于不足，宜
译十五国次序的解说
《国风》的名称，从周南、召南开始，到豳风结束，都有特定的次序，圣人怎么会随意这样说呢？然而研究《诗经》的人大多拘泥于郑玄的说法而不能通达，有的人又认为圣人的本意不在于先后次序，这些都不足以作为准则。法则大体上，《国风》的次序，是将两个国家合为一组，分别它们的次序以作为对比，那么贤良善美的就显著，丑恶的就明白了。有人问：“为什么说这是对比呢？”回答说：“周南和召南是以深浅来对比，卫国和邶、鄘、王风是以世袭爵位来对比，郑风和齐风是以宗族姓氏来对比，魏风和唐风是以土地来对比，秦风和陈风是以祖先后裔来对比，桧风和曹风是以美恶来对比，豳风能够以正道终结，所以排在最后。”所谓深浅，周南得到的教化深，所以排在召南之前；所谓世袭爵位，卫国是商纣的都城，而商纣不能保有它，周幽王东迁，情况与此相同，把卫国排在前面，是为了表明幽王和纣王的罪恶相同，都不能接近正道。所谓宗族姓氏，周朝法度尊崇同姓，而异姓的排在后面，郑风排在齐风之前，道理就是这样。所谓土地，魏地本是舜的土地，唐地是尧的封地，以舜先于尧，是为了表明晋国的动乱，并非魏国褊狭俭啬那一类的过错。所谓祖先后裔，陈国不能兴起舜的功业，而襄公能够比秦国的子孙功劳更大，陈国不如秦国了。穆姜占卜遇到艮卦变为随卦，于是引用《文言》的话来解释卦义，穆姜开始占卜时，距离孔子出生还有十四年，难道《文言》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吗？如果不是这样，左丘明就不是虚妄的人了。推究这些来考察事情，那么季札观乐的次序就明白可以验证，而不值得怀疑了。至于《黍离》以下的诗，都是平王东迁、桓王失位的诗，所以列在《国风》中，是说它们不足以端正。假使周天子极其无道，那么周朝的乐工敢把周王的诗降格等同于诸侯吗？这些都不近人情，不可以作为法则。从前孔子是大圣人，他作《春秋》，已经使言辞含蓄，尚且不想公开传给世人，只是口头传授罢了，何况一个乐工敢明白彰显他君主的罪恶呢？这又可以验证孔子分定次序是可信的。根据事实来推究，以揭示他们的虚妄，大概不至于没有根据。
风雅颂的定名解说
《诗》的衰息已经很久了。天子和诸侯都不能自我端正。古诗的创作，有涉及天下的，有涉及一国的，有涉及神明的。观察天下而形成的，个人不能据为私有。体现一国而形成的，众人不能违背。防备神明而形成的，万物不能欺骗。不据为私有，雅就显著了。不违背，风就统一了。不欺骗，颂就明白了。那么风产生于文王，而雅和颂夹杂在武王之间。风的变异，从夷王、懿王开始。雅的变异，从厉王、幽王开始。霸主兴起，变风就平息了。王道废弃，诗就不创作了。秦汉以后，为什么如此灭绝呢！王通说：“诸侯不进献诗，天子不采集风俗，乐官不通晓雅，国史不明白变异。”不是百姓不创作诗，诗出自百姓的情性，情性难道能没有吗？这是掌管诗的人的罪过。王通的话，几乎接近圣人的心意了。有人问：“成王、周公时期，风有变异吗？”回答说：“豳风就是这样。幸好成王醒悟了。不然就会变异而不能恢复了。”豳风距离雅，只是一息之间。这是周公的心意，所以能够以正道终结。
《十月之交》的解说
《小雅》中没有厉王的诗，是彰显他的罪恶太严重了。而郑玄从《十月之交》以下，分别篇章认为应当讽刺厉王，又妄指毛公为诂训者，当时移动了篇章的次序，因而引用前后的诗作为依据。他的说法有三：第一说《节彼南山》讽刺师尹不平，这不应该讥讽皇父专横，我认为如果不是大乱的时代，一定不容许两个人专权，不然李斯、赵高不会同时生在秦国。第二说《正月》厌恶褒姒灭亡周朝，这不应该疾恨艳妻的说法，出自郑玄，不是史传所记载的，况且褒姒的罪恶，天下万世都共同厌恶和羞耻，两篇诗讥讽她，难道过分了吗？第三说幽王时司徒是郑桓公友，这不应该说“番维司徒”，我认为《史记》所载郑桓公在幽王八年后才担任司徒，难道只有桓公吗？这三种说法都不符合经义，不可以作为法则。身为郑玄的人，尚且不能自信，却想指责别人的错误，这也太糊涂了。现在考察《雨无正》以下三篇诗，又它们的混乱归属，都没有讽刺厉王的文字，不知道郑玄的说法凭什么作为依据呢？孟子说：“解说诗的人，不因为文字而损害词句，不因为词句而损害主旨，不这样怎么能通达诗呢？”
鲁颂的解说
有人问：“诸侯没有正风，而鲁国有颂，为什么呢？”回答说：“不是颂，是不得已而这样命名的。四篇的体制，不免有变风的例子罢了。哪里是颂呢？颂只有一章，而鲁颂的章句不等同。颂没有‘颂’字的称号，而现在四篇都有序说：‘季孙行父向周王室请命，而史克作颂。’也没有脱离强求的嫌疑。颂的体制，一个人认为可以，还不能作；询问众人，众人认为可以，还说天下有反对的人；又询问天下，天下人也说可以，然后作颂就没有疑问了。僖公的政治，国人还没有完全得到他的恩惠，而《春秋》的贬斥，尚且不能逃避，不知道他的颂从哪里兴起呢？颂所赞美的人，不过文王、武王；文王、武王的颂，不是在他们活着时作的，都是追述。僖公的德行，哪里比得上文王、武王？却说有颂呢？先儒说名称产生于不足，应该
矣。’然圣人所以列为颂者，其说有二：贬鲁之彊，一也；劝诸侯之不及，二也。请于天子，其非彊乎？特取于鲁，其非劝乎？或曰：“何谓劝？”曰：“僖公之善，不过复土宇、修宫室、大牧养之法尔。圣人犹不敢遗之，使当时诸侯有过于僖公之善者，圣人忍絶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劝尔。”而郑氏谓之备三颂何哉？大抵不列于风，而与其为颂者，所谓悯周之失、贬鲁之彊是矣。岂郑氏之云乎？
译了。”然而圣人之所以将其列为《颂》篇，其理由有二：一是贬斥鲁国的强盛，二是劝勉诸侯中那些做得不够的。向天子请求，这难道不是强盛的表现吗？特意从鲁国选取，这难道不是劝勉吗？有人问：“什么叫劝勉？”回答说：“僖公的善政，不过是恢复疆土、修缮宫室、扩大畜牧养殖的方法罢了。圣人尚且不敢遗漏他，那么当时如果有比僖公更贤善的诸侯，圣人难道忍心将其抹去而不记载吗？所以说这是为了劝勉。”那么郑玄所说的“完备三颂”又是怎么回事呢？大体上，它不列入《风》诗，而与其归入《颂》诗，所谓的怜悯周室的衰微、贬斥鲁国的强盛，才是真正的原因。哪里是郑玄所说的那样呢？
商颂解
古诗三百篇，始终于周，而仲尼兼以商颂，岂多记而广録者哉？圣人之意，存一颂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纣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谓大商祖之德？曰颂具矣。曷谓予纣之不憾？曰悯废矣。曷谓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案《周本纪》称武王伐纣，下车而封武庚于宋，以为商后；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继之。是圣人之意，虽恶纣之暴，而不忘汤之德，故始终不絶其为后焉。或曰：商颂之存，岂异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汤之德，微毒纣之恶，有不得而着矣。向所谓存一颂而有三益焉者，岂妄云哉？
诗本义卷十五
诗图总序
周之诗自文王始，成王之际颂声与焉。周之盛德之极，文王之诗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系之周公、召公，为《周南》、《召南》；其八篇为小雅，六篇为大雅。武王之诗六篇，四篇为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风。成王之诗五十三篇，其十篇为小雅，十二篇为大雅，三十一篇为颂，是为诗之正经。其后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缺；又六世厉王政益衰，变雅始作。厉王死于彘，天下无君，周公、召公行政，谓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厉王之下太子宜臼迁于洛邑，号东周，周室益微，而平王之时贬为风，下同列国，至于桓、庄而诗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摄政，管、蔡作乱，周公及其大夫作诗七篇。周之太史以为周公诗主道，豳国公刘、太王之事，故系之豳，谓国变风。而诗侯之诗无正风，其变风自懿王始作。懿王时齐风始变，夷王时卫风始变，次厉王时陈风始变。厉王崩，周、召共和，唐风始变；次宣王时秦风始变，至平王时郑风始变，恵王时曹风始变，陈最后至顷王时犹有灵公之诗，于是止矣。盖自文王至顷，凡二十世，王泽竭而诗不作。今郑之次比考于旧史，先后不同，周、召、王、豳皆出于周，邶、鄘合于卫，桧、魏世家絶，其可考者七国而已。陈、齐、卫、晋、曹、郑、魏，此变风之先后也。周、召、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此孔子未删诗之前季札所听周乐次第也。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此今诗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后，为国之大小，与其诗作之时，皆有其次，説者莫能究焉。其外鲁之颂四篇，商颂五篇，郑康成以为鲁得用天子之礼乐，故有颂，而商颂至孔子之时存者五篇，而夏颂已亡，故録鲁诗以备三颂，着为后王之法，监三代之成功，法莫大于夏矣。康成所作《诗谱》图，自共和而后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图亡，今略准郑遗説而依其次第推之，以见前儒之得失。今既依。郑为图，故风雅变正。与其序所不言而説者，推定世次，皆且从郑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见焉。司马迁谓古诗三十余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郑学之徒皆以迁説之谬，言古诗虽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迁説然也。何以知之？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焉。以图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诗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钦定四库全书
郑氏诗谱 欧阳修补亡
郑氏谱序云：「自共和以后，得太史年表，接于春秋，而次序乃明。今诗诸国，惟卫、齐变风在共和前，余皆宣王已后。予之旧图，起自诸国得封，而止于诗止之君，旁系于周，以世相当，而诗列右方，依郑所谓『循其上而省其下，及旁行而考之』之説也。然有一君之世，当周数王者，则考其诗当在某王之世，随事而列之。如鄘《柏舟》、卫《淇澳》，皆卫武公之诗。《柏舟》之作，乃武公即位之初，年当系宣王之世；《淇澳》美其入，相当在平王之时，则系之平王之世。其诗不可知其早晚，其君又当数世之王，则皆列于最后。如曹共公，身歴恵襄、顷三世之王，其诗四篇，顷王之世之类是也
译商颂解
《诗经》三百篇，始于周而终于周，然而孔子兼录《商颂》，这难道是仅仅为了多记广录吗？圣人的用意，保留这一篇《商颂》而有三种益处：颂扬商朝先祖的功德，这是第一种益处；显示对商纣王的宽恕而不怀怨恨，这是第二种益处；阐明周武王、周公旦的用心，这是第三种益处。为什么说颂扬商朝先祖的功德？回答说：《商颂》中已经具备。为什么说显示对商纣王的宽恕而不怀怨恨？回答说：因为怜悯而废黜他。为什么说阐明周武王、周公旦的用心？回答说：因为保留商朝的后裔。查考《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战车刚停下就封武庚于宋地，让他作为商朝的后嗣；等到武庚叛乱，周公又让微子继承他。这是圣人的用意，虽然厌恶商纣王的暴虐，却不忘记商汤的功德，所以始终不断绝商朝的后嗣。有人问：《商颂》的留存，难道不是这个原因吗？回答说：确实如此，但人们却不知道。如果不是孔子、周武王、周公旦的用心，大概商汤的功德就会湮没，商纣王的罪恶就会显得微小，都无法彰显出来。前面所说的保留一篇《商颂》而有三种益处，难道是胡乱说的吗？
诗本义卷十五
诗图总序
周朝的诗从文王开始，到成王时期颂歌也随之产生。周朝盛德达到极点时，文王的诗有三十七篇，其中二十三篇归属于周公、召公，作为《周南》、《召南》；其中八篇属于《小雅》，六篇属于《大雅》。武王的诗有六篇，四篇属于《小雅》，两篇在《召南》的风诗中。成王的诗有五十三篇，其中十篇属于《小雅》，十二篇属于《大雅》，三十一篇属于《颂》，这些是《诗经》的正经。此后第二代昭王即位，周朝的道统开始衰微；又过了六代，厉王政治更加衰败，《变雅》开始产生。厉王死于彘地，天下没有君主，周公、召公执政，称为共和，共十四年。而厉王之后的太子宜臼迁居洛邑，号称东周，周王室更加衰微，到了平王时期被贬为风诗，与列国同等，直到桓王、庄王时期诗才停止。起初成王即位，周公摄政，管叔、蔡叔作乱，周公及其大夫作诗七篇。周的太史认为周公的诗主要讲述道义，涉及豳国公刘、太王的事迹，所以归属于豳，称为国变风。而诸侯的诗没有正风，其变风从懿王时期开始产生。懿王时齐风开始变化，夷王时卫风开始变化，接着厉王时陈风开始变化。厉王去世，周、召共和，唐风开始变化；接着宣王时秦风开始变化，到平王时郑风开始变化，惠王时曹风开始变化，陈最后，到顷王时还有灵公的诗，于是停止了。大概从文王到顷王，共二十代，王室的恩泽枯竭而诗不再产生。现在郑国的次序考证于旧史，先后不同，周、召、王、邶都出自周，邶、鄘合于卫，桧国、魏国的世家断绝，可以考证的只有七国而已。陈、齐、卫、晋、曹郑、魏，这是变风产生的先后顺序。周、召、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这是孔子删诗之前季札所听周乐的次序。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豧，这是现在《诗经》的次序。考证它们受封的先后，国家的大小，以及诗产生的时间，都有次序，解说者不能穷尽。此外鲁国的颂有四篇，商颂有五篇，郑康成认为鲁国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乐，所以有颂，而商颂到孔子时存留的五篇，夏颂已经亡失，所以收录鲁诗以完备三颂，著为后世君王的法则，借鉴三代的成功，法则没有比夏更大的了。康成所作的《诗谱》图，从共和以后才得到《春秋》的次序，现在他的图已经亡失，现在大致依据郑康成的遗说而按照他的次序推演，以显示前代儒者的得失。现在既然依据郑康成作图，所以风雅的正变，与其序言中没有说明而解说者推定世次的，都暂且遵从郑康成的意思。他的失误之处，可以指出来看到。司马迁说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减后，存留三百篇。郑学一派的人都认为司马迁的说法错误，说古诗虽然多，不可能十分中去掉九分。以我考证，司马迁的说法是对的。怎么知道的呢？现在书传中记载的逸诗，哪里能数得清呢。用图推演，有历经十位君主而选取一篇的，又有历经二十余位君主而选取一篇的。由此说来，何止三千篇？《诗经》三百篇，十一篇亡失，六篇存留，共三百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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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诗谱 欧阳修补亡
郑氏谱序说：“从共和以后，得到太史年表，接续于《春秋》，而次序才明确。现在《诗经》各国，只有卫、齐的变风在共和之前，其余都在宣王以后。我的旧图，起始于各国受封，终止于诗停止的君主，旁边系于周朝，以世代相当，而诗列在右方，依据郑氏所谓‘循其上而省其下，及旁行而考之’的说法。然而有一个君主的世代，对应周朝数位君王，则考证其诗应当在某位君王的世代，随事而列。如鄘《柏舟》、卫《淇奥》，都是卫武公的诗。《柏舟》的创作，是武公即位之初，年代应当系于宣王世代；《淇奥》赞美他入朝，相当在平王时期，则系于平王世代。其诗不能知道早晚，其君主又对应数位君王，则都列在最后。如曹共公，亲身历经惠王、襄王、顷王三代君王，其诗四篇，属于顷王世代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