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义卷二
举静女犹如此，则其他可知。故其诗述卫人之言曰：「彼姝然静女，约我而俟我于城隅。与我相失而不相见，则踟蹰而不能去。」又曰：「彼娈然静女，赠我以彤管。此管之色炜然甚盛，如女之美可悦怿也。」其卒章曰：「我自牧田而归，取彼茅之秀者。信美且异矣，然未足以比女之为美。聊贻美人，以为报尔。」
译举《静女》这首诗尚且如此，那么其他的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这首诗叙述卫人的话说：“那位美好而娴静的姑娘，约定我在城角等待我。与我失约而没有相见，我就徘徊不定而不能离去。”又说：“那位美好而娴静的姑娘，赠送给我红色的管草。这管草的颜色鲜明而茂盛，就像姑娘的美丽令人喜悦。”它的末章说：“我从放牧的田野回来，选取那茅草中秀美的。确实美丽而且奇异，然而不足以比拟姑娘的美丽。姑且赠送给美人，以此来报答她罢了。”
新台
论曰：毛传「新台」训诂而已，其言既简，不知其意如何，未可遽言其得失。至郑传释「籧篨」为口柔，「戚施」为面柔，然后一篇之义皆失。《国语》晋胥臣对文公言：「籧篨不可使俯【注：谓籧篨偃人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注：谓戚施偻人不可使仰】与僬侥、侏儒、蒙防、嚚瘖、聋聩、僮昬之▯，皆是人之不幸而身病者，故谓之八疾。郑既以谓「籧篨」「戚施」并斥卫宣公，据诗，宣公淫乱不恤国事，兵革数起，北风刺其虐政，卫人怨怒相携持而叛去。二子乗舟，又杀伋夀，乃是卫之暴君，似非柔者。其淫于子妇，鸟兽之行，最为大恶。诗人刺之，宜加以深恶之言，不当但言其口柔面柔而已。郑意自谓「籧篨」「戚施」本是病人，以口面柔者似之，故取以为言尔。使宣公口面不柔邪，诗人刺其大恶，何故委曲取此小疾以斥之？使宣公性实柔邪，不当兼此二事。盖口柔不能俯，则是仰矣，又安得戚施？面柔不能仰，则是俯矣，又安得籧篨哉？一人之身，不容兼此二事，此尤可笑者。鲜少殄絶，训释甚明，而郑解鲜为善，又改「殄」为「腆」，以曲成已説，此尤不可取也。今以毛传训诂求诗本义，又据毛解卒章，则毛虽简略，于义为得。
本义曰：卫人恶宣公淫其子妇，乃临河上筑髙台而遂之，以求燕婉之乐。国人过其下者，多仰面视之，不少不絶，言国人仰视者多也。此恶宣公淫，不避人如鸟兽尔。卒章言齐姜本嫁其子，反与其父于此台上共求燕婉之乐，使国人见此，又或俯面而不欲视之，得此犹遇此也。言遇此人而俯面不欲视。据诗：「公在台上，其下之人甚众，有仰而视者，有俯而不欲视者」。然则不欲视者，恶之尤深。
二子乗舟
论曰：二子乗舟，泛泛其景。毛谓国人伤二子渉危，遂徃如乗舟而无所薄，泛泛然迅疾而不碍也。据传言，夀伋相继而徃，皆见杀。岂谓泛泛然不碍，引譬不▯，非诗人之意也。宣公夺伋妻，为鸟兽之行。使伋之齐而杀之，伋当逃避，使宣公无杀子之事，不陷于罪恶，乃为得礼。若夀者，益不当先徃而就死。二子举非合理，死不得其所，圣人之所不取。但国人怜而哀其不幸，故诗人述其事以譬夫乗舟者，泛泛然无所维制，至于覆溺，可哀而不足尚。亦犹语谓「暴虎冯河，死而无悔也」。诗人之意如此而已，不瑕有害。毛説是矣。
墙有茨
论曰：「墙有茨」文义皆简而易明。由毛公一言之失，郑氏从而附之，遂汨诗之本义。公子顽通乎宣姜，鸟兽之行人所共恶，当加诛戮。然宣姜是国君之母，诛公子顽则暴宣姜之罪，伤惠公子母之道，故不得而诛尔。诗人乃引蒺藜，人所恶之草，今乃生于墙，理当埽除。然欲埽除，则惧损墙，以比公子顽罪当诛戮，欲诛则惧伤恵公子母之道，其义如此而已。所谓毛公一言之失者，谓墙所以防非常也。且诗人取物比兴，本以意有难明，假物见意尔。若谓墙以防非常，则虽有蒺藜生其上，何害其防非常也？且所谓墙以防非常者，为内外之限尔。若上有蒺藜，则人益不可履而逾，是于墙反有助尔。此岂诗人之本意哉？诗人本意，但恶公子顽当诛，惧有所伤而不得诛；如蒺藜当去，惧损墙而不得去尔。毛公言「去之伤墙」则近矣。
相防
论曰：经义固常简直明白，而未尝不为説者迂回汨乱而失之弥逺也。相防之义不多，直刺卫之羣臣无礼仪尔。诗之意，言人不如防尔，而毛郑氏以防比人，此其失也。毛言居尊位为闇昧之行，考序及诗皆无此义，而郑氏又从而附之，谓偷食苟得，不知亷耻，皆诗所无。防穴处，诗人不以譬髙位也。本刺无礼仪，何取防之偷食？诗言防有皮毛以成其体，而人反无威仪容止以自饬其身，曾防之不如也。人不如防，则何不死尔？此甚嫉之之辞也。三章之意皆然，更无他意也。
考槃
论曰：考槃本述贤者退而穷处。郑解「永矢弗谖」，以谓誓不忘君之恶；「永矢弗过」，谓誓不复入君之朝；「永矢弗告」，谓誓不告君以
译新台
论曰：毛传对“新台”只是做了训诂解释，其言辞既简略，不知其深意如何，不可轻易论断其得失。到了郑玄传将“籧篨”解释为口柔（说话柔和），将“戚施”解释为面柔（面容柔和），这才导致全篇的意义都丧失了。《国语》中晋国胥臣对晋文公说：“籧篨（驼背的人）不能让他低头，戚施（佝偻的人）不能让他抬头”，与僬侥、侏儒、蒙眽、嚚瘖、聋聩、童昏等，都是人不幸而身体有病的，所以称为“八疾”。郑玄既然认为“籧篨”、“戚施”都是斥责卫宣公，根据《诗经》，卫宣公淫乱不顾国事，战争频繁发生，《北风》讽刺他的暴政，卫国百姓怨恨愤怒，相互搀扶着逃离。《二子乘舟》又记载他杀了伋和寿，这乃是卫国的暴君，似乎不是口柔面柔的人。他淫乱于儿媳，是禽兽的行为，最为大恶。诗人讽刺他，应当加上深恶痛绝的言辞，不应当只说他口柔面柔而已。郑玄的意思大概是认为“籧篨”、“戚施”本是病人，因为口柔面柔的人与他们相似，所以取来作为比喻罢了。假如卫宣公口面不柔呢，诗人讽刺他的大恶，为什么曲折地选取这种小病来斥责他？假如卫宣公本性确实柔顺呢，就不应当同时具备这两件事。大概口柔不能低头，那就是抬头了，又怎么会有戚施（佝偻）？面柔不能抬头，那就是低头了，又怎么会有籧篨（驼背）呢？一个人身上，不能同时具备这两件事，这尤其可笑。鲜少殄絶，训释非常明白，而郑玄解释“鲜”为善，又把“殄”改为“腆”，以勉强成就自己的学说，这尤其不可取。现在用毛传的训诂来探求《诗经》的本义，又依据毛传对末章的解释，那么毛传虽然简略，但在义理上是正确的。
本义曰：卫国百姓厌恶卫宣公淫乱他的儿媳，于是他在河边修筑高台并在那里行淫，以求得燕婉（和乐）之乐。国人从他台下经过的，大多仰头看他，不少也不断绝，是说国人仰头看的很多。这是厌恶卫宣公淫乱，不避人如同鸟兽一样。末章说齐姜本来嫁给他的儿子，反而和她的父亲在这高台上共同寻求燕婉之乐，让国人看到，又或许低头而不愿看，遇到这样的人就像遇到这样的人一样。是说遇到这个人而低头不愿看。根据《诗经》：“宣公在台上，台下的人很多，有仰头看的，有低头不愿看的”。那么不愿看的，是厌恶得更深。
二子乘舟
论曰：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毛亨认为国人哀伤二子涉险，于是前往如同乘船而没有靠岸，泛泛然迅疾而没有阻碍。根据传文，寿和伋相继前往，都被杀害。哪里是说泛泛然没有阻碍，引用比喻不恰当，不是诗人的本意。卫宣公夺了伋的妻子，是禽兽的行为。让伋出使齐国而杀害他，伋应当逃避，让卫宣公没有杀子之事，不陷入罪恶，这才符合礼制。至于寿，更不应当先前往而赴死。二子的举动都不合理，死得不明不白，是圣人所不取的。只是国人怜悯并哀伤他们的不幸，所以诗人叙述他们的事情来比喻乘船的人，泛泛然没有约束，以至于翻船溺水，可哀但不足以推崇。也就像俗语说的“空手搏虎，徒步渡河，死了也不后悔”。诗人的意思就是这样而已，不瑕有害。毛亨的说法是对的。
墙有茨
论曰：“墙有茨”文义都简略而易懂。因为毛公一句话的错误，郑氏跟着附和，于是扰乱了《诗经》的本义。公子顽与宣姜通奸，是禽兽的行为，人们共同厌恶，应当加以诛杀。然而宣姜是国君的母亲，诛杀公子顽就会暴露宣姜的罪行，伤害惠公母子的情分，所以不能诛杀罢了。诗人于是引用蒺藜，这是人们厌恶的草，现在生长在墙上，按理应当扫除。然而想要扫除，就害怕损坏墙，以此比喻公子顽罪当诛杀，想要诛杀就害怕伤害惠公母子的情分，其义理就是这样而已。所谓毛公一句话的错误，是说墙是用来防备非常事件的。况且诗人取物比兴，本来是因为心意难以明白，借物来表现心意罢了。如果说墙是用来防备非常事件，那么即使有蒺藜生长在它上面，有什么妨碍它防备非常事件呢？况且所谓墙用来防备非常事件，是为了内外界限罢了。如果上面有蒺藜，那么人更加不能踩踏而越过，这对于墙反而是有帮助的。这难道是诗人的本意吗？诗人的本意，只是厌恶公子顽应当诛杀，害怕有所伤害而不能诛杀；如同蒺藜应当去除，害怕损坏墙而不能去除罢了。毛公说“去除它伤害墙”就接近了。
相鼠
论曰：经义固然常常简捷明白，却未曾不被解说者迂回扰乱而失去得更远。相鼠的意义不多，直接讽刺卫国群臣没有礼仪罢了。诗的意思，是说人不如老鼠罢了，而毛亨、郑玄用老鼠来比喻人，这是他们的错误。毛亨说居于尊位却做昏暗的行为，考察序言和诗都没有这个意思，而郑玄又跟着附和，说偷食苟得，不知廉耻，都是诗中没有的。老鼠穴居，诗人不用它来比喻高位。本来讽刺没有礼仪，为什么取老鼠的偷食？诗说老鼠有皮毛来构成它的身体，而人反而没有威仪容止来约束自己，还不如老鼠。人不如老鼠，那么为什么不死呢？这是非常嫉恨的言辞。三章的意思都是这样，没有其他意思了。
考槃
论曰：考槃本来叙述贤者退隐而穷困处身。郑玄解释“永矢弗谖”，说是发誓不忘君主的恶；“永矢弗过”，说是发誓不再进入君主的朝廷；“永矢弗告”，说是发誓不告诉君主
善道。如郑之説，进则喜乐，退则怨怼，乃不知命之很人尔，安得为贤者也？孔孟常不遇矣，所居之国，其君召之以礼，无不徃也。顔子常穷处矣，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也。使诗人之意果如郑説，孔子録诗，必不取也。
译这是善道。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进用就喜乐，退隐就怨恨，这是不知道命运对人的严峻，怎么能算是贤人呢？孔子和孟子常常不得志，他们所居住的国家，君主以礼征召他们，没有不前往的。颜回常常处于贫困之中，别人不能忍受那种忧愁，他却从不改变自己的快乐。假使《诗经》作者的本意果真如郑玄所说，孔子编订《诗经》，一定不会选取这些诗篇。
本义曰：考成槃乐也。考槃在涧，硕人之寛。独寤寐言，永矢弗谖。谓硕人居于山涧之间，不以为狭，而独言自谓不忘此乐也。硕人之寛，涧居虽狭，贤者以为寛也。永矢弗过者，谓安然乐居涧中，不复有所他之也。永矢弗告者，自得其乐，不可妄以语人也。
氓
论曰：氓据序是卫国淫奔之女，色衰而为其男子所弃，困而自悔之辞也。今考其诗，一篇始终皆是女责其男之语，凡言「子」「言尔」者，皆女谓其男也。郑于「尔卜尔筮」独以谓告此妇人曰：「我卜汝宜为室家」，且上下文初无男子之语，忽以此一句为男告女，岂成文理？据诗所述，是女被弃逐，怨悔而追序与男相得之初，殷勤之笃，而责其终始弃背之辞：「云子初来，即我谋我，既许子而尔，乃决以卜筮，于是我从子而徃。」尔推其文理，「尔卜尔筮」者，女尔，其男子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皆是女被弃逐，困而自悔之辞。郑以为国之贤者刺此妇人见诱，故于嗟而戒之。今据上文「以我贿迁」，下文「桑之落矣」，皆是女之自语，岂于其间独此数句为国之贤者之言？据序但言序其事以风，则是诗人序述女语尔，不知郑氏何从知为贤者之辞，盖臆説也。「桑之沃若」喻男情意盛时可爱，至黄而陨，又喻男意易得衰落尔。郑以桑未落为仲秋时，又谓鸠非时而食葚，且桑在春夏皆未落，岂独仲秋而仲秋安得有葚？此皆其失也。盖女谓：「我爱彼男子情意盛时，与之耽乐而不思后患，譬如鸠爱葚而食之，过则为患也。」兄弟不知，咥其笑矣。据文本谓不知而笑，郑笺云：「若其知之，则笑我」，与诗意正相反也。诗述女言：「我为男子诱而奔也，兄弟不知，我今被其酷暴，乃笑我尔。」意谓使其知我今困于弃逐，则当哀我也，其意如此而已。
竹竿
论曰：竹竿之诗，据文求义，终篇无比兴之言，直是卫女嫁于异国，不见荅而思归之诗尔。其言多述卫国风俗所安之乐，以见己志，思归而不得尔。而毛、郑曲为之説，常以淇水为比喻。诗曰：「籊籊竹竿，以钓于淇。」毛谓钓以得鱼，如妇人待礼以成为室家，取物比事，既非伦▯，又与下文不相属。诗下文云：「岂不尔思，逺莫致之。」且卫女嫁在夫家，但恩意不相厚尔，是所谓近而不相得也。而诗云「逺莫致之」，故知毛説难通也。郑又以泉源小水当流入淇大水，今不入淇而相左右，喻女当归夫家而不见荅。如郑此説，是以泉源喻女，而以淇水喻夫家也。若然，则小水自不流入淇，是卫女自不归夫家尔，义岂得安？又其下章云：「淇水滺滺，桧楫松舟。」谓舟楫相配得水而行，如男女相配得礼而备，则又以淇水喻礼也。不唯淇水喻礼，义自不伦，且上章以淇水喻夫家，下章又以淇水喻礼，诗人不必二三其意，杂乱以惑人也。
本义曰：卫女之思归者，述其国俗之乐云。有籊籊然执竿以钓于淇者，我在家时常出而见之。今我岂不思复见之乎？而逺嫁异国，不得归尔。又言泉淇二水之间，卫人之所常逰处也。今我嫁在异国，与父母兄弟皆不得相近，况此二水乎？因又思卫女之在其国者，巧笑佩玉，威仪闲暇，乐然于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又言淇水滺滺然，有乗舟而逰者，亦可乐也。序言思而能以礼者，谓虽不见荅，而不敢道夫家之过恶，亦不敢有欲去之心，但陈卫国之乐，以见思归之意尔。若《谷风》及《氓》，则多述夫家之过恶也。
▯之水
论曰：据《诗》三章，周人以出戍不得更代而怨思尔。其序言「不抚其民」者，谓劳民以逺戍也。郑氏不原其意，遂以「不流束薪」为恩泽不行于民。且激▯之水，本取其力弱不能流移束薪，与恩泽不行意不▯。由郑氏泥于「不抚其民」，而不考《诗》之上下文义也。
本义曰：激▯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于束薪。犹东周政衰，不能召▯诸侯，独使周人逺戍，乆而不得代尔。彼其之子，周人谓他诸侯国人之当戍者也。曷月还
译朱熹《本义》说：“考成槃乐也”的意思是，考槃是盘桓安乐之意。《考槃》诗说“考槃在涧，硕人之寛”，又说“独寤寐言，永矢弗谖”。这是说贤人居住在山涧之间，不觉得地方狭窄，独自醒着或睡着都自言自语，永远发誓不忘却这种快乐。所谓“硕人之寛”，是说山涧居住虽然狭小，但贤者却觉得宽绰。所谓“永矢弗过”，是说安然乐于居住在涧中，不再有其他去处。所谓“永矢弗告”，是说自得其乐，不可以随意告诉别人。
《氓》
议论说：《氓》这首诗，根据《诗序》说是卫国一个私奔的女子，因容颜衰老而被男子抛弃，在困顿中自我悔恨的言辞。现在考察这首诗，全篇从头到尾都是女子责备男子的话语，凡是说到“子”、“言尔”的地方，都是女子对她的男子说的话。郑玄在解释“尔卜尔筮”时，唯独认为这是男子告诉这位妇人说：“我占卜你适宜成为我的妻室。”况且上下文根本没有男子的话语，忽然把这一句当作男子对女子说的话，这难道符合文理吗？根据诗中所述，是女子被抛弃驱逐，怨恨悔恨而追述与男子相好之初，情意殷勤深厚，而责备他最终背弃自己的言辞：“说你当初来时，就与我谋划，既然答应了我，却决定用占卜来定夺，于是我跟随你而去。”推究其文理，“尔卜尔筮”中的“尔”，是指那个男子。“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鸩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这些都是女子被抛弃驱逐，在困顿中自我悔恨的言辞。郑玄认为这是国家的贤人讽刺这位妇人被诱惑，所以感叹并告诫她。现在根据上文“以我贿迁”，下文“桑之落矣”，都是女子的自语，怎么唯独这几句是国家的贤人说的话呢？根据《诗序》只说叙述其事以讽喻，那就是诗人叙述女子的话语罢了，不知道郑氏从哪里知道这是贤人的言辞，这大概是主观臆测罢了。“桑之沃若”比喻男子情意浓烈时可爱，到了枯黄陨落，又比喻男子情意容易衰落。郑玄认为桑树未落是仲秋时节，又说鸩鸟不合时宜地吃桑葚，况且桑树在春夏都未落叶，难道唯独仲秋才落叶，而仲秋哪里会有桑葚呢？这都是他的错误。大抵女子是说：“我爱慕那个男子情意浓烈时，与他沉溺享乐而不考虑后患，就像鸩鸟喜爱桑葚而吃它，过度就会成为祸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根据文本是说兄弟不知道而嘲笑，郑玄的笺注说：“如果兄弟知道，就会嘲笑我”，这与诗意正好相反。诗中叙述女子的话：“我因为被男子诱惑而私奔，兄弟不知道，我现在遭受他的残酷暴虐，他们却嘲笑我。”意思是说，如果让他们知道我如今被抛弃驱逐的困境，他们应当哀怜我，意思就是这样罢了。
《竹竿》
议论说：《竹竿》这首诗，根据文字探求义理，全篇没有比兴的言辞，直接就是卫国女子嫁到异国，得不到回应而思念归去的诗罢了。诗中多叙述卫国风俗中安适的乐趣，以此表明自己的心志，是想归去而不能。而毛亨、郑玄曲解其意，常以淇水作为比喻。诗说：“籊籊竹竿，以钓于淇。”毛亨说钓鱼得到鱼，就像妇人等待礼制来完成室家之礼，取物比事，既不合伦常，又与下文不相衔接。诗的下文说：“岂不尔思，远莫致之。”况且卫国女子嫁在夫家，只是恩爱不深厚罢了，这就是所谓的近而不相得。而诗中说“远莫致之”，所以知道毛亨的说法难以讲通。郑玄又用泉源小水应当流入淇水大水，现在不流入淇水而在其左右，来比喻女子应当归回夫家却得不到回应。像郑玄这样解释，是用泉源比喻女子，用淇水比喻夫家。如果这样，那么小水自然不流入淇水，就是卫国女子自己不归回夫家，义理怎么能安顿呢？又下一章说：“淇水滺滺，桧楫松舟。”说舟楫相配得水而行，就像男女相配得礼而完备，那么又用淇水比喻礼了。不仅淇水比喻礼，义理本身就不合伦常，而且上一章用淇水比喻夫家，下一章又用淇水比喻礼，诗人不必三心二意，杂乱无章来迷惑人。
朱熹《本义》说：卫国女子思念归去，叙述其国家风俗的乐趣。有拿着籊籊竹竿在淇水钓鱼的人，我在家时常出来见到他们。现在我难道不想再见到他们吗？却远嫁异国，不能归去罢了。又说泉源和淇水之间，是卫国人常去游玩的地方。现在我嫁在异国，与父母兄弟都不能亲近，何况这两条水呢？因而又思念卫国女子在其国内，巧笑佩玉，威仪从容，在两条水之上快乐的样子，想到自己有所不如。又说淇水滺滺流淌，有乘船游玩的人，也很快乐。《诗序》说思念而能以礼节制，是说虽然得不到回应，但不敢诉说夫家的过错罪恶，也不敢有离去之心，只是陈述卫国的乐趣，以表明思念归去的心意罢了。如果像《谷风》和《氓》，则多叙述夫家的过错罪恶。
《〇之水》
议论说：根据《诗》的三章，是周人因为出戍不能换班而怨恨思念罢了。其《诗序》说“不抚其民”，是说劳役百姓去远方戍守。郑氏不推究其本意，于是把“不流束薪”解释为恩泽不能施行于百姓。况且激〇之水，本意是取其力量微弱不能流动移开束薪，与恩泽不能施行的意思不相〇。这是由于郑氏拘泥于“不抚其民”，而不考察《诗》的上下文义理。
朱熹《本义》说：激〇之水，力量微弱，不能流动移开束薪。就像东周政治衰微，不能召集〇诸侯，只让周人远戍，久而不能换班罢了。彼其之子，周人称那些应当戍守的其他诸侯国的人。曷月还
兔爰
论曰：郑氏于诗，其失非一。或不取序文，致乖诗义；或逺弃诗义，専泥序文；或序与诗皆所无者，时时自为之説。兔爰之义，据序文及诗本，以桓王之时，周道衰微，诸侯背叛，君子恶居乱世，不乐其生之诗也。而郑氏泥于王师伤败之言，遂以逢此百罹为军役之事，又以兔雉喻政有缓急。且诗言欲寐而不觉其恶，时甚矣。政有缓急，未为大害也。矧夫政体自当有缓有急，就令寛猛失中，诗人未至欲寐而不觉也。
本义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者，叹物有幸不幸也。谓兔则爰爰而自得，雉则陷身于罗网，兔则幸而雉不幸也。其曰『我生之初，尚无为』者，谓昔时周人尚幸，世无事而闲缓，如兔之爰爰也。『我生之后，逢此百罹』者，谓今时周人不幸，遭此乱世，如雉陷于网罗，盖伤已适丁其时也。」
采葛
论曰：诗人取物为比，比所刺美之事尔。至于陈已事，可以直述，不假曲取他物以为辞采。葛采、萧采、艾皆非王臣之事，此小臣贱有司之所为也。防人者，害贤材，离间亲信，乃大臣贤士之所惧。彼诗人不当引小臣贱有司之事以自陈，此毛、郑未得于诗而强为之説尔。故毛直以谓采葛者自惧防，而郑觉其非，因转释以为喻臣以小事出使者，二家之説自相违异，皆由失其本义也。本义曰：诗人以采葛、采萧、采艾者，皆积少以成多。如王听防説，积微而成惑。夫防者，疏人之所亲，疑人之所信，夺人之所爱，非一言可効，一日可为，必须累积而后成，或渐入而日深，或多言之并进，故曰「浸润之谮」，又谓「积毁销骨」也。是以诗人刺防，常以积少成多为患，采葛之义如是而已。至于采苓、防、有鹊巢、巷伯、青蝇，其义皆然。
丘中有麻
论曰：留为姓氏，古固有之。然考诗人之意，所谓「彼留子嗟」者，非为大夫之姓留者也。庄王事迹略见《春秋》《史记》，当时大夫留氏亦无所闻于人，其被放逐亦不见其事。既其事不显著，则后世何从知之？诗人但以庄王不明，贤人多被放逐，所以刺尔，必不専主留氏一家。及其云「子国」，则毛公又以为子嗟之父。前世诸儒皆无考据，不知毛公何从得之。若以子国为父，则下章云「彼留之子」，复是何人？父子皆贤而并被放逐，在理已无。若泛言留氏举族皆贤而皆被弃，则愈不近人情矣。况如毛、郑之説，留氏所以称其贤者，能治麻麦、种树而已矣。夫周人众矣，能此者岂一留氏乎？况能之未足为贤矣。此诗失自毛公，而郑又从之。
本义曰：「庄王之时，贤人被放逐，退处于丘壑，国人思之，以为麻麦之▯生于丘中，以其有用，皆见收于人，惟彼贤如子嗟、子国者，独留于彼而不见録。其来施施难于自进也，将其来食，思其来而録之也。贻我佩玖，谓其有美徳也。子嗟、子国，当时贤士之字，泛言之也。」
诗本义卷三
<经部,诗类,诗本义>
钦定四库全书
诗本义》卷四宋欧阳修撰叔于田。
论曰：「叔于田」之义至简而明，毛、郑于「饮酒」「服马」无所解说，而谓「巷无居人」者，国人注心于叔，似如无人处。不惟其说迂踈，且与下二章「饮酒」「服马」文义不▯。以此知非诗人本意也，虽为小失，不可不正。
本义曰：「诗人言大叔得众，国人爱之，以谓叔出于田，则所居之巷若无人矣。非实无人，虽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其二章又言叔出，则巷无可共饮酒之人矣。虽有而不如叔之美且好也。其三章又言叔出，则巷无能服马之人矣。虽有而不如叔之美且武也。皆爱之之辞。」
羔裘
论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毛、郑皆以三英为三徳者，本无所据，盖旁取《书》之三徳，曲为附丽尔。六经所在，三数甚多，苟可曲以附丽，则何说不可？据《诗》三章，皆上两言述羔裘之美，下两言称其人之善。其一章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者，言此裘润泽，信可以为君朝服，洵信也。至其下言，则称其人曰：彼其之子，守命不变也。其二章曰：羔裘豹饰，
译兔爰
论曰：郑玄对于《诗经》的解说，其错误不止一处。有时不采纳《诗序》的文字，导致违背了诗歌的原意；有时远远抛弃诗歌的原意，专门拘泥于《诗序》的文字；有时《诗序》和诗歌本身都没有的内容，他却时常自行加以解说。《兔爰》这首诗的原意，根据《诗序》和诗歌文本，是说在周桓王时期，王道衰微，诸侯背叛，君子厌恶身处乱世，不乐于生存的诗篇。而郑玄拘泥于“王师伤败”的说法，于是将“逢此百罹”解释为军役之事，又用兔子和野鸡来比喻政令有宽缓与紧急之分。况且诗中说要睡觉却不觉知邪恶，说明时局已经非常严重了。政令有宽缓与紧急，并不算大的祸害。何况政体本来就应该有宽缓与紧急，即使宽猛失当，诗人也不会达到想要睡觉却不觉知的地步。
本义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是感叹事物有幸与不幸。说兔子悠闲自得，野鸡却陷入罗网，兔子是幸运的，野鸡是不幸的。诗中‘我生之初，尚无为’，是说往昔周人尚且幸运，世间无事而闲适舒缓，如同兔子的悠闲自得。‘我生之后，逢此百罹’，是说如今周人不幸，遭遇这乱世，如同野鸡陷入网罗，大概是哀伤自己恰好赶上了这个时运。”
采葛
论曰：诗人选取事物作为比喻，是用来比喻所讽刺或赞美的事物的。至于陈述自己的事情，可以直接叙述，不需要曲折地借用其他事物来作为辞藻。采葛、采萧、采艾都不是王臣的事务，这是小臣和低级官吏所做的事。谗佞之人，陷害贤才，离间亲信，这是大臣和贤士所恐惧的。诗人不应当引用小臣和低级官吏的事务来自我陈述，这是毛亨、郑玄没有理解《诗经》而强行做出的解说。所以毛亨直接认为采葛的人自己恐惧谗言，而郑玄觉得不对，于是转而解释为比喻臣子因小事被派出使，两家的说法自相矛盾，都是因为失去了诗歌的原意。本义曰：诗人以采葛、采萧、采为例，都是积累少量以成多数。如同君王听信谗言，积累细微之处而成迷惑。谗言，是疏远人们所亲近的，怀疑人们所信任的，夺取人们所喜爱的，不是一句话就能见效，一天就能完成的，必须积累而后才能形成，或者逐渐深入而日益加深，或者多种言论并进，所以说‘浸润之谮’，又叫做‘积毁销骨’。因此诗人讽刺谗言，常以积少成多为祸患，采葛的意义就是这样罢了。至于《采苓》、《隰有萇楚》、《鹊巢》、《巷伯》、《青蝇》，其意义都是如此。
丘中有麻
论曰：留作为姓氏，古代本来就有。然而考察诗人的意图，所谓‘彼留子嗟’，并不是指大夫姓留的人。周庄王的事迹大致见于《春秋》和《史记》，当时大夫姓留的也没有听说有人，他被放逐的事也不见记载。既然事情不显著，那么后人从哪里得知？诗人只是认为庄王不明，贤人多被放逐，用来讽刺罢了，必定不是专门针对留氏一家。等到说到‘子国’，毛公又认为是子嗟的父亲。前代诸儒都没有考证，不知道毛公从哪里得来的。如果把子国当作父亲，那么下一章说‘彼留之子’，又是指谁呢？父子都贤能而都被放逐，在情理上已经不通。如果泛泛地说留氏全族都贤能而都被抛弃，那就更加不合人情了。况且按照毛亨、郑玄的说法，留氏之所以被称为贤能，不过是能治理麻麦、种植树木罢了。周人众多，能这样做的人难道只有留氏吗？况且能做到这些不足以称为贤能。这首诗的错误始于毛公，而郑玄又跟随他。
本义曰：“庄王时期，贤人被放逐，退隐于山丘沟壑，国人思念他们，认为麻麦生长在丘中，因为它们有用，都被人们采收，只有像子嗟、子国那样的贤人，独自留在彼处而未被录用。他们走来走去，难以自我进身，想着他们来吃饭，思念他们来而被录用。赠送我佩玉，是说他们有美德。子嗟、子国，是当时贤士的字，是泛泛而言的。”
诗本义卷三
<经部,诗类,诗本义>
钦定四库全书
诗本义》卷四 宋 欧阳修撰 叔于田。
论曰：“叔于田”的意义非常简明，毛亨、郑玄对“饮酒”、“服马”没有解说，而说“巷无居人”是指国人注意力集中在叔身上，好像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不仅他们的说法迂阔疏漏，而且与下面两章“饮酒”、“服马”的文意不相符合。由此知道这不是诗人的本意，虽然是小的失误，也不能不纠正。
本义曰：“诗人说大叔深得人心，国人喜爱他，认为叔外出打猎，那么他所居住的巷子就好像没有人了。并不是真的没有人，虽然有人，但不如叔美好且仁德。第二章又说叔外出，那么巷子里就没有可以一起喝酒的人了。虽然有人，但不如叔美好且友善。第三章又说叔外出，那么巷子里就没有能驾驭马匹的人了。虽然有人，但不如叔美好且勇武。这些都是喜爱他的言辞。”
羔裘
论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毛亨、郑玄都把三英解释为三德，本来没有依据，大概是旁取《尚书》中的三德，曲折地加以附会罢了。六经所在，三这个数字很多，如果可以曲折地加以附会，那么什么说法不可以呢？根据《诗经》三章，都是上面两句叙述羔裘的美好，下面两句称赞人的善良。第一章说：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是说这皮袍润泽，确实可以作为君王的朝服，洵是确实的意思。至于下面说的话，则称赞那个人说：彼其之子，守命不变。第二章说：羔裘豹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