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义卷十三
南皆文王、大姒之事，无所优劣，不可分其圣贤。所谓文王、大姒之事，其德敎自家刑国，皆其夫妇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变纣之恶俗，成周之王道，而着于歌颂尔。盖谱谓先公之德敎者，周、召二公未尝有所施，而二南所载文王、大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与。然则郑谱之说，左右皆不能合也。后之为郑学者，又谓谱言圣人之化者为文王，贤人之化者为大王、王季。然谱本谓二公行先公之敎，初不及文王，则为郑学者又自相抵牾矣。今诗之序曰：「闗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至于闗雎、鹊巢所述，一大姒尔，何以为后妃？何以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尔。何以为王者？何以为诸侯？则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诗之时世。盖自孔子没，羣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防。诗以讽诵相传，五方异俗，物名字训，往往不同，故于六经之失，诗尤甚。诗三百余篇，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国，先后非一时，而世久失其传，故于诗之失时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诗为风，为雅，为颂。风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义类非一，或当时所作，或后世所述，故于诗时世之失，周诗尤甚。自秦汉已来，学者之说不同多矣，不独郑氏之失也。昔孔子尝言《闗雎》矣，曰：“哀而不伤。”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而《闗雎》作。”而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皆与郑氏之说其意不类，盖常以哀伤为言。由是言之，谓《闗雎》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为周也，逺自上世，积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诸侯之不服者，天下归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虫草木，如《灵台》、《行苇》之所述。盖其功业盛大，积累之勤，其来逺矣。其威徳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大姒贤妃，又有内助之功。尔而言诗者，过为称述，遂以《闗雎》为王化之本，以谓文王之兴，自大姒始，故于众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与《驺虞》之瑞，亦以为后妃功化之成效，故曰《麟趾》、《闗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也。何其过论欤？夫王者之兴，岂专由女德？惟其后世因妇人以致衰乱，则宜思其初有妇德之助以兴尔。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兴，此《闗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辞甚美，则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缓，其意逺。孔子曰：“哀而不伤。”谓此也。司马迁之于学也，虽博而无所择，然其去周秦未逺，其为说必有老师宿儒之所传。其曰“周道缺而《闗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昔吴季札闻鲁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然则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颂「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犹文王之为文王，武王之为武王也。然则「昊天有成命」，当是康王已后之诗，而毛郑之说，以颂皆是成王时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不敢康。宁「执竞」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尔。然则「执竞」者，当是昭王已后之诗，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据诗之文，但云「成康」尔，而毛郑自出其意，各以増就其己说，而意又不同，使后世何所适从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郑亦皆以为武王。由信其己说，以颂皆成王时作也。」诗所谓「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岂不简且直哉？而毛郑之説，岂不迂而曲也？以为成王康王，则于诗文理易通；如毛郑之说，则文义不完而难通。然学者舍简而从迂，舍直而从曲，舍易通而从难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辨者，以去诗时世逺，茫昧而难明也。余于《周南》《
译《南》诗所记载的都是文王、大姒的事迹，没有什么优劣之分，不能将他们的圣贤地位分开。所谓文王、大姒的事迹，他们的道德教化从自家施行到国家，都是夫妇亲身实践，以此来感化下属，久而久之改变了商纣王的恶劣风俗，成就了周朝的王道，并体现在歌颂之中。大概郑玄的《谱》所说的“先公的道德教化”，周公、召公未曾施行过，而《二南》所载文王、大姒的教化，周公、召公也不得参与。既然这样，那么郑玄《谱》的说法，无论左右都不能契合。后来研究郑学的人，又说《谱》中说的圣人的教化是指文王，贤人的教化是指太王、王季。然而《谱》原本是说周公、召公施行先公的教化，起初并未涉及文王，那么研究郑学的人又自相矛盾了。现在《诗序》说：“《关雎》、《麟趾》的教化，是王者的风范，所以归属于周公；《鹊巢》、《驺虞》的德行，是诸侯的风范，所以归属于召公。”至于《关雎》、《鹊巢》所叙述的，只是大姒一人，为什么说是后妃？为什么说是夫人？《二南》的事迹，只是文王一人。为什么说是王者？为什么说是诸侯？那么《诗序》的说法都不通。而且《诗序》没有说明作诗的时代。大概自从孔子去世，众多弟子流散，六经大多失去了准则。《诗经》依靠讽诵相传，各地风俗不同，事物的名称和训诂往往不同，所以在六经的缺失中，《诗经》尤其严重。《诗经》三百多篇，不是一个人所作，不是一个国家，先后也不是一个时代，而时代久远失去了传承，所以对于《诗经》时代背景的缺失尤其严重。周朝的德行在文王、武王时达到鼎盛，其诗歌分为风、雅、颂。风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意义类别不一，有的是当时所作，有的是后世所述，所以对于诗歌时代背景的缺失，周诗尤其严重。自从秦汉以来，学者的说法不同已经很多了，不只是郑玄的失误。从前孔子曾经谈论《关雎》，说：“哀而不伤。”太史公又说：“周道衰缺，诗人从床席之事本原，而《关雎》产生。”而齐鲁韩三家都认为这是康王政治衰败时的诗，都与郑玄的说法意思不同，大概都常用哀伤来解释。由此说来，认为《关雎》是周朝衰败时所作，接近正确了。周朝之所以成为周朝，远从上世开始，积累德行和仁爱，到了文王时的兴盛，征伐不服从的诸侯，天下归顺的有三分之二。他的仁德所及，下至昆虫草木，就像《灵台》、《行苇》所叙述的那样。大概他的功业盛大，积累的勤勉，由来已久了。他的威德覆盖天下，不是一件事。大姒是贤妃，又有内助的功劳。然而谈论《诗经》的人，过分称颂，于是把《关雎》当作王化的根本，认为文王的兴起，从大姒开始，所以对于众篇所述德化之盛，都说这是后妃教化的结果。至于天下太平，《麟趾》与《驺虞>的祥瑞，也认为是后妃功化成效，所以说《麟趾》是《关雎》的应验，《驺虞》是《鹊巢》的应验。这是多么过分的议论啊！王者的兴起，难道专门依靠女德吗？只有后世因为妇人而导致衰乱，才适宜思考起初有妇德辅助而兴起。因为衰败的原因，思考兴起的原因，这就是《关雎》所作的原因。它思念彼方的言辞很美，那么哀叹此方的意思也深。它的言辞舒缓，它的意旨深远。孔子说：“哀而不伤。”说的就是这个。司马迁对于学问，虽然广博而没有选择，然而他距离周秦不远，他的说法一定有老师宿儒的传授。他说“周道衰缺而《关雎》产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这句话。我对此有所采纳。从前吴季札听到鲁人歌唱《小雅》，说：“思念而不二心，怨恨而不直言，这是周德衰败吧？还有先王的遗民在。而太史公也说：“仁义衰微，《鹿鸣》讽刺它。”那么《小雅》，也是周朝衰败时的作品。周颂《昊天有成命》说：“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是文王、武王。那么“成王”，就是成王。就像文王是文王，武王是武王一样。那么《昊天有成命》，应当是康王以后的诗，而毛亨、郑玄的说法，认为颂都是成王时所作，于是把成王解释为成就王功不敢安逸。难道《执竞》说：“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安，上帝是皇。自彼成安，奄有四方。”所谓“成安”，是成王、康王。就像文王武王称为文武一样。那么《执竞》，应当是昭王以后的诗，而毛亨认为成就大功而安定，郑玄认为成就安定祖考之道，都认为是武王。根据诗歌的文字，只说“成安”罢了，而毛亨、郑玄各自出于己意，各自增加来附和自己的说法，而且意思又不同，让后世何去何从呢！唉！说：“唉！成王，也是成王，而毛亨、郑玄也都认为是武王。因为相信自己的说法，认为颂都是成王时所作。”《诗经》所说的“成王”，是成王；“成安”，是成王、康王。难道不简明直接吗？而毛亨、郑玄的说法，难道不迂腐曲折吗？认为成王、康王，那么对于诗歌文理容易通顺；如果按照毛亨、郑玄的说法，那么文义不完备而难以通顺。然而学者舍弃简明而追随迂腐，舍弃直接而追随曲折，舍弃容易通顺而追随难以通顺，有的相信却不知道它不对，有的怀疑却不敢辩驳，因为距离《诗经》的时代久远，模糊而难以明白。我对于《周南》
召南》，辨其不合者，而《闗雎》之作，取其近是者焉，盖其説合于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颂》也，则辨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若余又将自信，则是笑奔车之覆而疾驱以追之也。然见其失，不可以不辨，辨而不敢必，使余之说得与毛郑之说并立于世，以待夫明者而择焉，可也。
译对于《召南》，我辨别其中不合情理之处，而在《关雎》的创作上，选取那些较为接近真理的说法，因为这种解释符合孔子的言论。至于《雅》和《颂》，我虽然进行了辨析，却不敢断定，只能留待后人评判。毛亨、郑玄的失误，弊病在于过于自信自己的学问，从而牵强附会地推行他们的学说。如果我也像他们一样自信，那就是明知奔马驾车会翻覆，却还要加速追赶，自取灭亡。然而，既然看到了他们的失误，就不能不加以辨析；辨析之后却不敢妄下断言，目的是让我的观点能够与毛亨、郑玄的观点并存于世，等待明智的人来加以选择，这样就可以了。
本末论
闗雎》《鹊巢》《文王》之诗也，不系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诗，则得列于本国；周公亦自有诗，则不得列于本国，而上系于豳。豳，大王之国也。考其诗，则周公之诗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国也。考其诗，则文王之诗也。《何彼秾矣》，武王之诗也，不列于《雅》，而寓于《召南》之风。《常棣》，周公之诗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衞之诗，懿公之诗也，或系之邶，或系之鄘，或系之衞。诗述在位之君，而风系已亡之国。晋之为晋久矣，不得为晋，而谓之唐；郑去咸林而徙河南为郑，甚新而遂得为郑。自汉已来，其说多矣。盖《诗》之类例，不一如此，宜其说者之纷然也。问者曰：“然则其将奈何？”应之曰：“吾之于《诗》，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逺出圣人之后，不得质吾疑也。幸者，《诗》之本义在尔。《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録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颂》，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郷人聚防，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着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学，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惟是诗人之意也，太师之职也，圣人之志也，经师之业也。今之学《诗》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劳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虽其本有所不能通者，犹将阙之，况其末乎？所谓周、召、邶、鄘、唐、豳之风，是可疑也。考之诸儒之说，既不能通，欲从圣人而质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诗之所载，事之善恶，言之美刺，所谓诗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颇为众说汨之，使其义不明。今去其汨乱之说，则本义粲然而出矣。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知诗人之美刺，知圣人之劝戒，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其学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阙其不知可也。盖诗人之作诗也，固不谋于太师矣。今夫学诗者，求诗人之意而已。太师之职有所不知，何害乎学诗也？若圣人之劝戒者，诗人之美刺是已。知诗人之意，则得圣人之志矣。
豳问
或问：“七月豳风也，而郑氏分为雅颂。其诗八章，以其一章、二章为风，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为颂。一篇之诗，别为三体，而一章之言，半为雅而半为颂。诗之义果若是乎？”应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其言豳土寒暑气节农桑之▯，勤生乐事，男女耕织衣食之本，以见大王居豳兴起王业艰难之事。此诗之本义，毛郑得之矣。其为风为雅为颂，吾所不知也。所谓七月之本义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末有所难知者，阙之可也。虽然，吾知郑氏之説自相抵牾者矣。今诗之经，毛郑所学之经也。经以为风，而郑氏以为雅颂，岂不戾哉？夫一国之事谓之风，天下之政谓之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谓之颂。此毛郑之说也。然则风，诸侯之事；雅，天子之事也。今所谓七月者，谓之风可矣，谓之雅颂则非。天子之事，又非告成功于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风雅颂之为
译《本末论》
《关雎》《鹊巢》《文王》这些诗篇，不归属于文王，反而下归属于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诗篇，因此能列于本国；周公也自有诗篇，却不得列于本国，反而上归属于豳。豳，是大王的国家。考察这些诗篇，却是周公的诗。周、召，是周公、召公的国家。考察这些诗篇，却是文王的诗。《何彼秾矣》，是武王的诗，不列于《雅》，却寄寓在《召南》的风中。《常棣》，是周公的诗，不列于《周南》，却寄寓在文王的《雅》中。卫国的诗，是懿公的诗，有的归属于邶，有的归属于鄘，有的归属于卫。诗歌叙述在位的君主，而国风却归属于已灭亡的国家。晋成为晋国很久了，不能称为晋，却称之为唐；郑离开咸林迁徙到河南成为郑国，非常新近却得以称为郑。自从汉代以来，关于这些的说法很多。大概《诗经》的分类条例，不一而足，如此这般，难怪解说者众说纷纭。有人问：“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我对于《诗经》，有幸也有不幸。不幸的是，我远远生在圣人之后，不能向圣人质疑我的疑惑。幸运的是，《诗经》的本义还在。《诗经》的创作，是触事感物，用言语表达，美好的就赞美，邪恶的就讽刺，以此抒发内心的揄扬、怨恨、愤懑，表达心中的哀乐、喜怒，这是诗人的本意。古代国家有采集诗歌的官员，采集后记录下来，交给太师，配乐演奏，于是考察其意义类别而加以区分，分为《风》《雅》《颂》，并按次序编排收藏在主管机构，用于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会，这是太师的职责。年代久远而失传，打乱了《雅》《颂》，丧失了次序，又因为采集者积累过多而无法选择。孔子生于周末，正值修治礼乐崩坏之时，于是纠正《雅》《颂》，删减繁冗，列为六经，彰显善恶作为劝诫，这是圣人的志向。周朝王道衰微，学校废弛而异端兴起。等到汉代承接秦朝焚书之后，诸儒讲说，整理残缺以作为义训，以不知为耻，而人人各自为说，甚至迁就事实，以曲解成全自己的学说，他们对于圣人的旨意有得有失，这是经师的学业。只有诗人的本意、太师的职责、圣人的志向、经师的学业。现在学习《诗经》不超出这四个方面，却很少有所得，为什么呢？劳心而不知其要领，追逐末节而忘记根本。什么是本末？创作此诗叙述此事，善则赞美，恶则讽刺，所谓诗人的本意，是本；正定其名，区分其类，或归属于此，或归属于彼，所谓太师的职责，是末。考察其美刺，知晓其善恶，作为劝诫，所谓圣人的志向，是本。探求诗人的本意，通达圣人的志向，是经师的本。讲求太师的职责，因其失传而妄自解说，是经师的末。现在的学者，得到根本而通达末节，这就尽善了。得到根本而不通达末节，对疑惑之处存疑即可。虽然根本有所不能通达的，尚且要存疑，何况末节呢？所谓周、召、邶、鄘、唐豳的风，是可疑的。考察诸儒的说法，既不能通达，想跟随圣人质疑，又不可得。然而这些都是末节。如果诗歌所载，事情的善恶，言语的美刺，所谓诗人的本意，幸好都还在。然而颇为众说混淆，使其义理不明。现在去掉那些混淆的说法，那么本义就清晰地显现了。现在的学者，知晓前事的善恶，知晓诗人的美刺，知晓圣人的劝诫，这就叫知晓学问的根本而得其要领，他的学问就足够了，还求什么呢？那些末节中可疑的，对不知晓的存疑即可。大概诗人创作诗歌，本来就不与太师谋划。现在学习诗歌的人，探求诗人的本意罢了。太师的职责有所不知，对学习诗歌有什么妨害呢？如果圣人的劝诫，就是诗人的美刺。知晓诗人的本意，就得到圣人的志向了。
《豳问》
有人问：“《七月》是豳地的风诗，而郑氏将其分为雅和颂。这首诗有八章，以其第一章、第二章为风，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一半为雅，又以第六章的一半、第七章、第八章为颂。一首诗，分为三种体裁，而一章的话，一半为雅而一半为颂。诗歌的意义果真如此吗？”回答说：“《七月》，是周公的作品。它讲述豳地寒暑节气农桑之事，勤劳生计快乐之事，男女耕织衣食之本，以此展现大王居住在豳地兴起王业艰难之事。这首诗的本义，毛亨和郑玄已经得到了。它属于风、属于雅还是属于颂，我不知道。所谓《七月》的本义幸好还在，我已经得到了。那些末节中难以知晓的，存疑即可。虽然如此，我知道郑氏的说法自相矛盾了。现在诗歌的经典，是毛亨和郑玄所学习的经典。经典认为是风，而郑氏认为是雅颂，难道不违背吗？一国之事称为风，天下之政称为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称为颂。这是毛亨和郑玄的说法。那么风，是诸侯之事；雅，是天子的事情。现在所谓的《七月》，称为风是可以的，称为雅颂则不对。天子的事情，又不是告成功于神明的，这又是其违背之处。风雅颂之为
名，未必然，然于其所自为说，有不能通也。”问者又曰：“郑氏所以分为雅颂者，岂非以周礼籥章之职有吹豳诗雅颂之说乎？”应之曰：“今之所谓周礼者，不完之书也。其礼乐制度，盖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于事，则繁杂而难行者多。故自汉兴六经复出，而周礼独不为诸儒所取，至或以为黩乱不验之书。独郑氏尤推尊之，宜其分豳之风为雅颂以合其事也。”问者又曰：“今豳诗七篇，自鸱鸮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独七月一篇，岂足以自为一国之风？然则七月而下七篇寓于豳风尔。豳其自有诗乎？周礼所谓豳雅豳颂者，岂不为七月而自有豳诗而今亡者乎？至于七月亦尝亡矣，故齐鲁韩三家之诗皆无之。由是言之，豳诗其犹有亡者乎？”应之曰：“经有其文，犹有不可知者；经无其事，吾可逆意而谓然乎？”
译名，未必如此，然而对于郑玄自己所作的解说，却有不能贯通的地方。”提问者又说：“郑玄之所以将《豳》分为雅、颂，难道不是因为《周礼》中籥章的职官有吹奏《豳》诗雅、颂的说法吗？”我回答说：“现在所谓的《周礼》，是一部不完整的书。其中的礼乐制度，大概包含周朝的大法。但将其落实到具体事务上，则繁杂且难以实行的很多。所以自从汉朝兴起，六经重新出现，而《周礼》唯独不被众儒所采纳，甚至有人认为它是荒乱无验之书。只有郑玄特别推崇它，所以他应当是将《豳》风分为雅、颂以符合《周礼》中的记载。”提问者又说：“现在《豳》诗七篇，从《鸱鸮》以下六篇都不是《豳》地之事，只有《七月》一篇，难道足以单独作为一个国家的风诗吗？那么《七月》以下七篇只是寄放在《豳》风里罢了。《豳》地难道自有其诗吗？《周礼》所说的《豳》雅、《豳》颂，难道不是因为《七月》之外自有《豳》诗而现在失传了吗？至于《七月》也曾失传，所以齐鲁韩三家诗都没有它。由此说来，《豳》诗难道还有失传的吗？”我回答说：“经典中有其文字，尚且有不可知的情况；经典中没有其事，我怎能凭主观臆断而说它是这样的呢？”
鲁问
或问鲁诗之颂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蛮貊，莫不从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武臣，在泮献馘。」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憬彼淮夷，来献其琛。」閟宫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又曰：「淮夷来同，鲁侯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诗所陈，五霸不及也。然鲁在春秋时常为弱国，其与诸侯防盟征伐，见于春秋史记者可数也，皆无诗人所颂之事，而淮夷戎狄荆舒徐人之事，有见于春秋者，又皆与颂不合者，何也？案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败莒，灭项者各一，此鲁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陈；六年伐郑，是时齐桓公方称伯主，兵率诸侯之师，而鲁亦与焉尔。二十八年围许，是时晋文公方称伯主，兵率诸侯而鲁亦与焉尔。十五年楚伐徐，鲁救徐而徐败；十八年宋伐齐，鲁救齐而齐败；二十六年齐人侵伐鲁鄙，鲁乞师于楚，楚为伐齐取谷。春秋所记僖公之兵止于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项皆小国，虽能灭项，反见执于齐；其所伐大国皆齐晋主兵；其所救者又力不能胜而辄败。由是言之，鲁非强国可知也，乌有诗人所颂威武之功乎？其所侵伐小国，春秋必书，乌有所谓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防齐侯于淮尔，是防也，淮夷侵鄫，齐侯来防，谋救鄫尔。由是言之，淮夷未尝服于鲁也。其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郑氏以谓僖公与齐桓举义兵，北当戎与狄，南艾荆及羣舒。案僖公即位之元年，齐桓二十七年也。齐桓十七年伐山戎，逺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齐侯许男伐北戎，鲁又不与。郑氏之説既缪，而诗所谓「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説，岂僖公事也？荆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时，楚方强盛，非鲁所能制。僖之四年，从齐桓伐楚，而齐以楚强，不敢速进，乃次于陉，而楚遂与齐盟于召陵，此岂鲁僖得以为功哉？六年，楚伐许，又从齐桓救许，而力不能胜，许男卒面缚衔璧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从齐桓救徐，而力又不能胜，楚卒败徐，取其娄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尝与鲁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见尔，盖舒为徐取之矣。然则郑氏谓僖公与齐桓南艾荆及羣舒者，亦缪矣。由是言之，《诗》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皆与《春秋》不合矣。楚之伐徐，取娄林，齐人、徐人伐楚英氏以报之，盖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于鲁，而求助于齐以报之，以此见徐非鲁之与国也，则所谓「遂荒徐宅」者，亦不合于《春秋》矣。《诗》孔子所删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诗》之言不妄，则《春秋》疎缪矣。《春秋》可信，则《诗》妄作也，其将奈何？应之曰：「吾固己言之矣，虽其本有所不能达者，犹将阙之，是也。惟阙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问
或问：“诗之序，卜商作乎？卫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则作者其谁乎？”应之曰：“书、春秋皆有序，而着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诗之序不着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应之曰：“子夏亲受学于孔子，宜其得诗之大防。其言风雅有变正，而论《闗雎》《鹊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自圣人没，六经多失其传，一经之学，分为数家，不胜其异说也。当汉之初，诗之说分为齐、鲁、韩三家，晚而毛氏之诗始出，乆之，三家之学皆废，而毛诗独行以至于今不絶。今齐、鲁之学没，不复见，而韩诗遗说，往往见于他书，至其经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类是也。然不见其终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汉以来，学者多矣，其卒舎三家而从毛公者，盖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防多欤？今考毛诗诸序，与《孟子》説诗多合，故吾于诗常以序为证也。至其时有小失
译鲁问
有人问：《鲁诗》中歌颂僖公的功业非常盛大，是真的吗？他能够击败淮夷，讨伐戎狄，使荆舒臣服，开拓徐地的疆域，直到海边的蛮貊之地，没有不听从命令的，他的功业怎么如此盛大呢？《泮水》篇说：“已经建好了泮宫，淮夷在此臣服。威武的将士，在泮宫献祭割下的左耳。”又说：“已经击败了淮夷，他们非常善良而不违逆。”又说：“远在那里的淮夷，前来进献他们的珍宝。”《閟宫》篇说：“抵御戎狄，惩戒荆舒。”又说：“淮夷前来会同，这是鲁侯的功劳。”又说：“于是开拓了徐地的疆域，直到海边的邦国，淮夷蛮貊，以及那些南方的夷人，没有不顺从的，他的武功如此盛大，威德所施加。”如果像诗中陈述的那样，五霸也比不上他。然而鲁国在春秋时期经常是一个弱国，它与诸侯结盟征伐，见于《春秋》史书记载的可以数得过来，都没有诗人所歌颂的事情，而淮夷、戎狄、荆舒、徐人的事情，有见于《春秋》的，又都与颂诗不符，这是为什么呢？
查考《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他讨伐邾国四次，击败莒国、灭掉项国各一次，这是鲁国自己用兵的情况。僖公四年讨伐楚国，侵犯陈国；六年讨伐郑国，这时齐桓公正称霸，率领诸侯的军队，而鲁国也参与其中。二十八年围攻许国，这时晋文公正称霸，率领诸侯而鲁国也参与其中。十五年楚国讨伐徐国，鲁国救援徐国而徐国战败；十八年宋国讨伐齐国，鲁国救援齐国而齐国战败；二十六年齐国人侵犯鲁国边境，鲁国向楚国请求出兵，楚国为鲁国讨伐齐国夺取了谷地。《春秋》所记载僖公的用兵到此为止了。他自主出兵所讨伐的邾、莒、项都是小国，虽然能灭掉项国，反而被齐国拘捕；他所讨伐的大国都是齐、晋主导出兵；他所救援的又因力量不能取胜而随即战败。由此说来，鲁国不是强国可以知道了，哪里有诗人所歌颂的威武功业呢？他所侵伐的小国，《春秋》必定记载，哪里有所谓克服淮夷的事情呢？只有十六年一次在淮水防御齐侯，这次防御，是因为淮夷侵犯鄫国，齐侯来防御，谋划救援鄫国罢了。由此说来，淮夷未曾臣服于鲁国。那说“抵御戎狄，惩戒荆舒”的，郑氏认为僖公与齐桓公举起义兵，北方面对戎与狄，南面消除荆及群舒。查考僖公即位的元年，是齐桓公二十七年。齐桓公十七年讨伐山戎，远在僖公未即位之前；到僖公十年，齐侯、许男讨伐北戎，鲁国又没有参与。郑氏的说法既然错误，而诗中所说“抵御戎狄”的，孟子又说：“周公正抵御他们。”如果按孟子的说法，这难道是僖公的事情吗？荆就是楚国，僖公的元年，是楚成王的十三年，这时楚国正强盛，不是鲁国所能控制的。僖公四年，跟随齐桓公讨伐楚国，而齐国因为楚国强大，不敢迅速进军，于是驻扎在陉地，而楚国于是与齐国在召陵结盟，这难道是鲁僖公可以算作功劳的吗？六年，楚国讨伐许国，又跟随齐桓公救援许国，而力量不能取胜，许国国君最终面缚衔璧投降于楚国。十五年，楚国讨伐徐国，又跟随齐桓公救援徐国，而力量又不能取胜，楚国最终击败徐国，夺取了它的娄林邑。舒在僖公的时代，未曾与鲁国往来，只有三年，徐人夺取舒，一见罢了，大概是舒被徐人夺取了。那么郑氏说僖公与齐桓公南面消除荆及群舒的，也是错误的。由此说来，《诗》中所说“抵御戎狄，惩戒荆舒”的，都与《春秋》不符了。楚国讨伐徐国，夺取娄林，齐国人、徐人讨伐楚国的英氏来报复，大概徐人有楚国讨伐，不求助于鲁国，而求助于齐国来报复，由此可见徐国不是鲁国的盟国，那么所谓“于是开拓徐地的疆域”的，也不符合《春秋》了。《诗》是孔子删定的，《春秋》是孔子修订的，《诗》的话不虚假，那么《春秋》就疏漏错误了。《春秋》可信，那么《诗》就是妄作了，这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我本来已经说过了，即使原本有所不能达到的，也应当阙疑，这是对的。只阙疑那些不知道的，等待后人考证就可以了。”
序问
有人问：“《诗》的序，是卜商作的吗？卫宏作的吗？如果不是这两个人作的，那么作者是谁呢？”回答说：“《书》、《春秋》都有序，而且注明了作者姓名，所以可以知道作者。《诗》的序没有注明作者姓名，怎么能知道呢？虽然如此，不是子夏作的，是可以知道的。”问：“怎么知道？”回答说：“子夏亲自从孔子那里受学，应该能懂得《诗》的大纲。他说风雅有变正之分，而论述《关雎》《鹊巢》，归系于周公、召公，如果子夏作序，不会说这样的话。自从圣人去世，六经大多失传，一经之学，分为数家，异说不胜枚举。在汉朝初年，《诗》的解说分为齐、鲁、韩三家，后来毛氏的《诗》才出现，很久之后，三家的学说都废弃了，而毛诗独自流行直到今天没有断绝。现在齐、鲁的学说淹没，不再见到，而韩诗的遗说，往往见于其他书籍，至于经文也不同，如‘逶迤’‘郁夷’之类就是。然而不见其始末，也不知道其是非。自汉朝以来，学者很多，他们最终舍弃三家而跟随毛公的，大概是因为其源流所自，得到圣人的意旨多吧？现在考校毛诗各序，与《孟子》说诗多相符合，所以我对于《诗》常以序为证据。至于其中有时有小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