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义卷一
我屋者？以兴事有非意而相干者也。女子自言：「我当多露之时，岂不欲早夜而出行？犹以露多将被霑污而不行，其自防闲以保其身如此。」然不意彊暴之男与我本无室家之道，遽欲侵陵于我，迫我兴此狱讼。虽然事终▯辩者，由召伯听讼之明也。事▯辩者，室家不足，与下章亦不女从是也。所谓非意相干者，谓雀无角不能穿屋矣，今乃以咮而穿我屋；谓防无牙不能穿墉矣，今乃穴垣而居。是皆出于不意也。谓彼男子于我本无室家之道，今乃直行彊暴，欲见侵陵，亦由非意相干也。
译我家的人？是因为发生了出乎意料且相互牵连的事情。女子自己说：“我在露水正浓的时候，难道不想早晚出门吗？只是因为露水太多，担心会被沾污而不愿出门，她自我防范以保全自身就是这样的。”然而没想到强暴的男子与我本来没有夫妻的名分，却突然想要侵犯我，逼迫我发起这场诉讼。虽然事情最终得以辩明，这是因为召伯听讼明察秋毫。事情得以辩明，是因为夫妻名分不全，与下一章所说的‘也不顺从你’是一致的。所谓出乎意料的相互牵连，是说雀鸟没有角，不能啄穿房屋，现在却用嘴啄穿了我的屋子；说堤防没有牙齿，不能咬穿墙壁，现在却挖穿墙垣而居住。这些都是出于意外。说那男子与我本来没有夫妻的名分，现在却直接施行强暴，想要侵犯我，也是由于这种出乎意料的相互牵连。
摽有梅
论曰：摽有梅，本谓男女及时之诗也。如毛、郑之説，自首章「梅实七兮」以喻时衰，二章、三章喻衰落又甚，乃是男女失时之诗也。序言「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则是纣世男女不得及时，独被文王之化者乃得及时尔。且不及时有三説：礼仪既丧，淫风大行，犯礼相奔者不禁；及遭彊暴，横见侵陵，则男女有未及嫁娶之年，先时而犯礼者矣。世变多故，兵既丧乱，民不安居，与力不足，则男女有过嫁娶之年后时而不得如礼者矣。然则先时、后时皆为不及时，而纣世男女常是先时犯礼为不及时，而被文王之化者变其淫俗，男女各得守礼，待及嫁娶之年，然后成婚姻为及时尔。今毛、郑以首章「梅实七」为当盛不嫁，至于始衰，以二章「迨其今」为急辞，以卒章「顷筐墍之」为时已晚，相奔而不禁，是终篇无一人得及时者，与诗人之意异矣。郑氏又执仲春之月至夏为过时，此又其迂滞者也。梅实有七，至于落尽，不出一月之间，故前世学者多云诗人不以梅实记时早晚，独郑氏以为过春及夏晚，皆非诗人本义也。古者婚礼不自为主，「人求我庶士」，非男女自相求，学者可以意得也。
本义曰：梅之盛时，其实落者少，而在者七；已而落者多，而在者三；已而遂尽落矣。诗人引此，以兴物之盛时不可乆。以言召南之人，顾其男女方盛之年，惧其过时而至衰落，乃其求庶士以相婚姻也。所以然者，召南之俗，被文王之化，变其先时先奔犯礼之淫俗，男女各得待其嫁娶之年而始求婚姻，故惜其盛年难乆，而惧过时也。吉者，宜也；求其相宜者也。今者，时也，欲及时也。谓者，相语也；遣媒妁相语以求之也。
野有死麕
论曰：诗序失于二南者多矣。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盖言天下服周之盛徳者过半尔。説者执文害意，遂云九州之内，奄有六州。故毛郑之説皆云：文王自岐都丰，建号称王，行化于六州之内。此皆欲尊文王，而反累之尔。就如其説，则纣犹在上，文王之化止能自被其所治。然于芣苢序则曰：「天下和平，妇人乐有子。」于麟趾序则曰：「关雎化行天下，无犯非礼者。」于驺虞序则曰：「天下纯被文王之化。」既曰如此矣，于行露序则反有彊暴之男侵陵正女而争讼。于桃夭摽有梅序则又云：「婚姻男女得时，又似不应有讼。」据野有死麕序则又云：「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惟被文王之化者犹能恶其无礼也。」其前后自相抵牾，无所适从。然而纣为淫乱，天下成风，犹文王所治不宜如此。于野有死麕之序，仅可为是，而毛郑皆失其义。诗三百篇，大率作者之体不过三四尔。有作诗者自述其言以为美刺，如关雎、相鼠之▯是也。有作者録当时人之言以见其事，如谷风録其夫妇之言，北风其凉録去卫之人之语之▯是也。有作者先自述其事，次録其人之言以终之者，如溱洧之▯是也。有作者述事与録当时人语杂以成篇，如出车之▯是也。然皆文意相属以成章，未有如毛郑解野有死麕文意散离不相终始者。其首章方言正女欲令人以白茅包麕肉为礼而来，以作诗者代正女告人之言，其意未终。其下句则云：「有女懐春，吉士诱之。」乃是诗人言昔时吉士以媒道成思春之正女而疾当时不然，上下文义各自为説，不相结以成章。其次章三句言女告人欲令以茅包鹿肉而来，其下句则云：「有女如玉。」乃是作诗者叹其女徳如玉之辞，尤不成文理，是以失其义也。
本义曰：纣时男女淫奔，以成风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能知亷耻，而恶其无礼。故见其男女之相诱而淫乱者，恶之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尚可以食之，故爱惜而包以白茅之洁，不使为物所污。奈何彼女懐春，吉士遂诱而污以非礼？吉士犹然，彊暴之男，可知矣。」其次言：朴樕之木，犹可用以为薪；死鹿犹束以白茅而不污。二物微贱者犹然，况有女而如玉乎？岂不可惜而以非礼污之？其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状曰：「汝无疾走，
译摽有梅
论曰：《摽有梅》这首诗，原本是说男女应当及时婚配的诗。按照毛亨、郑玄的解释，从第一章“梅实七兮”用来比喻时光衰退，第二章、第三章比喻衰落更加严重，这其实是说男女错过婚配时机的诗。《诗序》说“召南这个国家受到文王的教化，男女得以及时婚配”，那么就是商纣王时代男女不能及时婚配，只有受到文王教化的地方才能及时婚配罢了。而且不及时婚配有三种说法：礼仪已经丧失，淫乱的风气盛行，违背礼法私自奔走的男女不被禁止；以及遭遇强暴，横遭侵凌，那么男女有未到嫁娶年龄，却提前违背礼法的；世道多变，战乱频仍，百姓不得安居，加上力量不足，那么男女有过了嫁娶年龄，却延后不能按礼法成婚的。然而提前和延后都算是不能及时，而商纣王时代的男女常常是提前违背礼法，这叫做不及时；而受到文王教化的人改变了这种淫乱的习俗，男女各自遵守礼法，等到到了嫁娶的年龄，然后才缔结婚姻，这叫做及时。现在毛亨、郑玄把第一章“梅实七”解释为正当盛年却不嫁，以至于开始衰老，把第二章“迨其今”解释为急切的言辞，把最后一章“顷筐墍之”解释为时间已晚，互相奔走而不被禁止，这样整篇诗中就没有一个人能及时婚配，这与诗人的本意相违背了。郑玄又坚持认为从仲春之月到夏天就是过时，这又是他迂腐滞涩的地方。梅子从有七成，到落尽，不出一个月之间，所以前代的学者大多说诗人不是用梅子来记录时间的早晚，只有郑玄认为过了春天到夏天就是晚，这都不是诗人的本意。古代婚礼不由自己作主，“人求我庶士”，不是男女自己互相追求，学者可以意会明白。
本义曰：梅子盛产的时候，落下的果实少，剩下的有七成；不久落下的多了，剩下的有三成；不久就全部落尽了。诗人引用这个，来兴起事物盛时不可长久的意思。用来讲述召南的人，看到男女正当盛年，担心他们错过时机而走向衰老，于是寻求好男子来缔结婚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召南的风俗，受到文王的教化，改变了以前提前私奔违背礼法的淫俗，男女各自等到嫁娶的年龄才开始寻求婚姻，所以珍惜盛年难以长久，而担心错过时机。吉，就是适宜；寻求彼此适宜的人。今，就是时机，想要及时。谓，就是互相告诉；派遣媒人互相告诉来寻求。
野有死麕
论曰：《诗序》在解释《周南》《召南》时错误很多。孔子说：“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却仍然服侍殷商。”大概是说天下服从周朝盛德的人超过一半罢了。解说的人拘泥于文字而损害了原意，于是说九州之内，周朝拥有六州。所以毛亨、郑玄的解释都说：文王从岐山迁都到丰，建号称王，在六州之内推行教化。这都是想尊崇文王，反而拖累了他。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么商纣王还在位，文王的教化只能施加于他所治理的地方。然而在《芣苢》的序中说：“天下和平，妇女乐于有子。”在《麟之趾》的序中说：“《关雎》的教化施行于天下，没有触犯非礼的人。”在《驺虞》的序中说：“天下纯粹受到文王的教化。”既然这样说，在《行露》的序中反而有强暴的男子侵凌贞洁的女子而争讼。在《桃夭》《摽有梅》的序中又说：“婚姻男女得时，又似乎不应该有争讼。”根据《野有死麕》的序又说：“天下大乱，强暴互相侵凌，于是形成淫风，只有受到文王教化的人还能厌恶这种无礼。”前后自相矛盾，无所适从。然而商纣王淫乱，天下形成风气，即使文王所治理的地方也不应该这样。在《野有死麕》的序中，仅仅可以认为是这样，而毛亨、郑玄都失去了它的本意。《诗经》三百篇，大体上作者的体裁不过三四种罢了。有作者自己陈述言语来进行赞美或讽刺的，如《关雎》《相鼠》之类就是这样。有作者记录当时人的言语来表现事情的，如《谷风》记录夫妇的言语，《北风其凉》记录离开卫国的人的言语之类就是这样。有作者先自己陈述事情，接着记录当时人的言语来结束的，如《溱洧》之类就是这样。有作者叙述事情与记录当时人的言语混杂而成篇的，如《出车》之类就是这样。然而都是文意相连以成篇章，没有像毛亨、郑玄解释《野有死麕》那样文意散乱不相始终的。它第一章刚说贞洁的女子想让人用白茅包裹麕肉作为礼物而来，以作诗者代替贞洁女子告诉人的言语，意思还没有结束。下面的句子却说：“有女懐春，吉士诱之。”这是诗人说从前好男子用媒妁之道成就思春的女子，而痛恨当时不是这样，上下文义各自为说，不相连接以成篇章。它第二章前三句说女子告诉人想让人用茅包裹鹿肉而来，下面的句子却说：“有女如玉。”这是作诗者感叹那女子品德如玉的言辞，尤其不成文理，因此失去了它的本意。
本义曰：商纣王时代男女淫乱私奔，形成了风俗。只有周朝人受到文王的教化，能知道廉耻，而厌恶这种无礼。所以看到男女互相引诱而淫乱的，厌恶地说：“那野外有死麕的肉，你尚且可以吃它，所以爱惜而用洁净的白茅包裹，不让它被污物污染。为什么那女子思春，好男子竟然引诱而用非礼玷污她？好男子尚且如此，强暴的男子，可想而知了。”接着说：朴樕这种树木，尚且可以用作柴薪；死鹿尚且用白茅包裹而不被污染。这两样微贱的东西尚且如此，何况有女子品德如玉呢？难道不可惜而用非礼玷污她吗？最后一章于是叙述他们淫乱私奔的样子说：“你不要快跑，
驺虞
论曰【以下原阙】
以时发矢，射豝下句，直叹驺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刺文王曾驺虞之不若也。故知毛郑为失。
本义曰：「召南风，人美其国君有仁徳，不多杀以伤生，能以时田猎，而虞官又能供职，故当彼葭草茁然而初生，国君顺时畋于驺囿之中，搜索害田之兽，其驺囿之虞官乃翼驱五田豕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一发矢而已，不尽杀也，故诗之首句言田猎之得时，次言君仁而不尽杀，卒叹虞人之得礼。」
柏舟
论曰：「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毛、郑皆以「茹」为「度」，谓鉴之「詧形」不能度真伪，「我心匪鉴」故能度知善恶。据下章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郑解云：「石虽坚，尚可转；席虽平，尚可卷者，其意谓石、席可转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转卷也。」然则「鉴可以茹」，「我心匪鉴」故不可「茹」，文理易明，而毛、郑反其义，以为「鉴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于以「茹」为「度」也。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茹」纳也。传曰：「火日外景，金水内景。」盖鉴之于物，纳景在内，凡物不择姸媸，皆纳其景。时诗人谓卫之仁人，其心匪鉴，不能善恶皆纳，善者纳之，恶者不纳，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见嫉于在侧之羣小，而独不遇也。「忧心悄悄，愠于羣小者」，本谓仁人为羣小所怒，故常惧祸而忧心焉。如郑氏云：「徳备而不遇，所以愠者，则是仁人愠羣小尔。」以文理考之，当是羣小愠仁人也。「居诸」语助也。「日月」诗传云：「日乎月乎者」是也。胡迭更互之辞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者，谓仁人伤卫，日徃月来而渐微尔，犹言日朘月削也。安有大臣専恣，日如月然之义哉？
击鼔
论曰：击鼓五章，自爰居而下三章，王肃以为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辞，而毛氏无説。郑氏以为军中士伍相约誓之言。今以义考之，当时王肃之説为是，则郑于此诗一篇之失大半矣。州吁以鲁隠四年二月弑桓公而自立，至九月如陈见杀，中间惟从陈、蔡伐郑，是其用兵之事，而谓其阻兵安忍，众叛亲离者，盖卫人以其有弑君之大恶，不务以徳和民，而以用兵自结于诸侯，言其势必有祸败之事尔。其曰「众叛亲离」者，第言人心不附尔，而郑氏执其文，遂以为伐郑之兵，军士离散。案《春秋》左传言伐郑之师，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兵出既不久，又未尝败衂，不得有卒伍离散之事也。且卫人暂出从军，已有怨刺之言，其卒伍岂宜相约偕老于军中？此又非人情也。由是言之，王氏之説为得其义。
本义曰：州吁以弑君之恶自立，内兴工役，外兴兵而伐郑国。数月之间，兵出者再，国人不堪，所以怨刺。故于其诗载其士卒将行，与其室家诀别之语，以见其情。云：「我之是行，未有归期，亦未知于何所居处，于何所丧。其马若求，与我马当于林下求之。盖为必败之计也。」因念与子死生勤苦无所不同，本期偕老，而今阔别，不能为生。吁嗟！我心所苦如此，可信而在上者不我信也。洵亦信也。
匏有苦叶
论曰：诗刺卫宣公与夫人并为淫乱，而郑氏谓夫人者夷姜也。夷姜，宣公之父妾也。宣姜者，宣公子伋之妇也。此二人皆称夫人，皆与宣公为淫乱者，考诗之言不可分别，不知郑氏何从？如为独刺夷姜也？案史记：夷姜生子曰伋，其后宣公为伋娶齐女，夺之，是为宣姜。学者因附郑説，谓作诗时未为伋娶，故当是刺夷姜。且诗作早晚不可知，今直以诗之编次偶在前尔。然则郑説胡可为据也？据诗《墙有茨》刺公子顽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盖甚恶之之辞也。宣公烝父妾，淫子妇，皆是鸟兽之行，悖人伦之理，诗人刺之，宜为甚恶之辞也。今郑氏以《匏叶》“苦济水深”为八月纳采问名之时，又以“深厉浅揭”喻男女才性贤不肖长防宜相当，乃是刺婚姻不时，男女不相当之诗尔。且烝父妾，夺子妇，岂有婚姻之礼？
译驺虞
论曰【以下原文缺失】
按时发射箭矢，射杀母猪的下一句，只是赞叹驺虞不吃活物。如果这样，那就是讽刺周文王还不如驺虞。所以知道毛亨、郑玄的解释是错误的。
本义说：“《召南》的风诗，人们赞美他们的国君有仁德，不滥杀以伤害生命，能顺应时节进行田猎，而虞官又能尽职守责，所以当那芦苇草初生时，国君顺应时节在驺囿中打猎，搜索危害农田的野兽，那驺囿的虞官便辅助驱赶五田的野猪等待国君射杀，国君有仁心，只发射一支箭而已，不杀尽野兽，所以诗的第一句讲田猎合乎时节，第二句讲国君仁爱而不杀尽，最后赞叹虞人合乎礼制。”
柏舟
论曰：“我心不是镜子，不能包容万物。”毛亨、郑玄都把“茹”解释为“度”，说镜子的“照形”不能度量真伪，“我心不是镜子”所以能度量知道善恶。根据下一章说：“我心不是石头，不可以转动；我心不是席子，不可以卷曲。”毛亨、郑玄解释说：“石头虽然坚硬，还可以转动；席子虽然平整，还可以卷曲，他们的意思是石头、席子可以转动卷曲，‘我心不是石头、席子’所以不可以转动卷曲。”那么“镜子可以包容”，“我心不是镜子”所以不可以“包容”，文理很容易明白，而毛亨、郑玄反而其义，认为“镜子不可以包容”而“我心可以包容”的，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茹”解释为“度”。《诗经》说：“刚硬的不吐出，柔弱的也不吞下。”“茹”是吞纳的意思。传曰：“火日外景，金水内景。”大概镜子对于物体，将影像纳在内部，凡是物体不论美丑，都纳入其影像。当时诗人说卫国的仁人，他的心不是镜子，不能善恶都容纳，好的容纳，坏的不能容纳，因为他不能兼容，所以被身边的群小嫉妒，而独自不得志。“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者”，本来说的是仁人被群小所恼怒，所以常恐惧祸患而忧心。如郑玄所说：“德行完备而不得志，所以恼怒的，那就是仁人恼怒群小罢了。”以文理考察，应当是群小恼怒仁人。“居诸”是语助词。“日月”《诗传》说：“日乎月乎者”是对的。胡迭是更替交互之辞。“日居月诸”，胡迭而微者，是说仁人哀伤卫国，日往月来而逐渐衰微，犹如说日朘月削。哪里有大臣专权恣意，日如月然的意义呢？
击鼓
论曰：《击鼓》五章，从“爰居”以下三章，王肃认为是卫国从军的人，与其家人诀别的话，而毛氏没有解说。郑氏认为是军中士兵相约发誓的话。现在以义理考察，当时王肃的说法是对的，那么郑氏在这首诗上的错误就大半了。州吁在鲁隐公四年二月弑杀桓公而自立，到九月到陈国被杀，中间只有跟随陈、蔡攻打郑国，这是他用兵的事，而说他阻挠兵事安忍，众叛亲离，大概是卫国人因为他有弑君的大恶，不致力于以德和民，而用兵事自我结交诸侯，说他的形势必有祸败的事罢了。他说“众叛亲离”，只是说人心不依附罢了，而郑氏拘泥于文字，于是认为是伐郑的军队，军士离散。查《春秋左传》记载伐郑的军队，包围东门五天就回去了，出兵既不久，又未曾败退，不会有士兵离散的事。况且卫国人暂时外出从军，已经有怨刺的话，那些士兵难道应该相约在军中白头偕老？这又是不合人情的。由此说来，王氏的说法是得其义的。
本义说：州吁以弑君的恶行自立，对内大兴工役，对外兴兵攻打郑国。几个月之间，出兵两次，国人不能忍受，所以怨刺。所以在他的诗中记载其士卒将要出发，与其家人诀别的话，以表现其情。说：“我这次出行，没有归期，也不知在何处居住，在何处死亡。我的马如果丢失，与我马应当在林下寻找。大概是做必败的打算。”因想到与你死生勤苦无所不同，本期望白头偕老，而现在阔别，不能为生。唉！我心所苦如此，可信而在上位者不信任我。确实也是信任啊。
匏有苦叶
论曰：诗讽刺卫宣公与夫人一起淫乱，而郑氏说夫人是夷姜。夷姜，是宣公父亲的妾。宣姜，是宣公儿子伋的妻子。这两人都称夫人，都与宣公淫乱，考察诗中的话不可分别，不知道郑氏从何得知？如果是单独讽刺夷姜呢？查《史记》：夷姜生儿子叫伋，后来宣公为伋娶齐女，夺为己有，这就是宣姜。学者因此附会郑说，认为作诗时还未为伋娶妻，所以应当是讽刺夷姜。况且诗作的早晚不可知，现在只是以诗的编次偶然在前罢了。那么郑说怎么可以作为依据呢？根据诗《墙有茨》讽刺公子顽说：“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以说的，言之丑也，大概是极其厌恶的话。宣公烝父妾，淫子妇，都是鸟兽的行为，违背人伦的道理，诗人讽刺他，应当是极其厌恶的话。现在郑氏以《匏叶》“苦济水深”作为八月纳采问名的时候，又以“深厉浅揭”比喻男女才性贤不肖长短应当相当，那就是讽刺婚姻不合时，男女不相当的诗罢了。况且烝父妾，夺子妇，哪里有婚姻之礼？
安问男女贤愚长防相当与否？盖毛郑二家不得诗人之意，故其説失之迂逺也。昔鲁叔孙穆子赋《匏有苦叶》，晋叔向曰：“苦匏不才，供济于人而已。”盖谓要舟以渡水也。《春秋》《国语》所载诸侯大夫赋诗，多不用诗本义，第略取一章或二句，假借其言以苟通其意，如《鹊巢》《黍苗》之▯，故皆不可引以为诗之证。至于鸟兽草木诸物常用于人者，则不应缪妄。苦匏为物，当毛郑未説诗之前，其説如此。若穆子去诗时近，不应缪妄也。今依其説以解诗，则本义得矣。毛郑又谓“飞曰雌雄，走曰牝牡”，然《周书》曰：“牝鸡无晨”，岂为走兽乎？古语通用，无常也。
译哪里还问男女是否贤愚、长幼是否相当呢？因为毛亨、郑玄两家没有领会诗人的本意，所以他们的解说失之迂曲遥远。从前鲁国的叔孙穆子赋《匏有苦叶》一诗，晋国的叔向说：“苦匏虽然不成材，但能渡人过河罢了。”这大概是指需要船只来渡水的意思。《春秋》《国语》中所记载的诸侯大夫赋诗，大多不采用诗的本义，只是大致选取一章或两句，假借其言辞来勉强贯通自己的意思，就像《鹊巢》《黍苗》那样，所以都不能引用来作为诗歌本义的证据。至于鸟兽草木等常用于人的事物，则不应出现谬误妄说。关于苦匏这种事物，在毛亨、郑玄解说《诗经》之前，其说法就是这样。如果叔孙穆子距离《诗经》产生的时代较近，就不应该出现谬误妄说。如今依据他的说法来解释《诗经》，那么本义就得到了。毛亨、郑玄又说“飞翔的称雌雄，行走的称牝牡”，然而《周书》说：“母鸡不会报晓”，难道母鸡是走兽吗？古代用语是通用的，并没有固定的常例。
本义曰：「诗人以腰匏叶以渉济者，不问水深浅，惟意所徃，期于必济。如宣公烝淫，夷宣二姜，不问可否，惟意所欲，期于必得，不惧灭亡之罪，如渉济者，不思及溺之祸也。济盈不濡轨者，济盈无不濡之理，而渉者贪于必进，自谓不濡。又兴宣公贪于淫欲，身蹈罪恶而不自知也。雉鸣求其牡者，又兴夫人不顾礼义而从宣公，如禽鸟之相求，惟知雌雄为匹，而无亲疎父子之别。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言士之娶妻，犹有礼别，宣公曾庶士之不若也。招招舟子，人渉卬否，人渉卬否，卬须我友者，谓行路之人众皆渉矣，有招之而独不渉者，以待同行不忘其友也，以刺夫人忘已所当从而随人所诱，曾行路之人不如也。凡渉水者，浅则徒行，深则舟渡，而腰匏以渉者，水深而无舟，盖急遽而蹈险者也。故诗人引以为比。」
诗本义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诗本义卷三 宋 欧阳修 撰北风
论曰：北风本刺卫君暴虐，百姓苦之，不避风雪，相携而去。尔郑谓「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喻君政教暴酷者，非也。其「虚其邪，既亟只且」者，承上携手同行之语，云「其可虚徐而不进乎」，谓当亟去尔。皆民相招之辞，而郑谓在位之人，故时威仪寛徐，今为刻急之行者，亦非也。诗人必不前后述卫君臣，而中以民去之辞间之若此，岂成文理？「莫赤匪狐，莫黒匪乌」者，郑谓喻君臣相承为恶，如一且赤黒狐乌之自然，非其恶也。岂以喻君臣之恶？皆非诗之本义也。
本义曰：诗人刺卫君暴虐，卫人逃散之事。述其百姓相招而去之辞曰：「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者，民言虽风雪如此，有与我相惠好者，当与相携手冲风冒雪而去尔。其虚其邪，既亟只且者，言无暇寛徐，当急去也。莫赤匪狐，莫黒匪乌。谓狐乌各有▯也。言民各呼其同好以▯相携而去也。故其下文云：「惠而好我，携手同车。」是也。
静女
论曰：静女之诗，所以为刺也。毛、郑之説，皆以为美。既非陈古以刺今，又非思得贤女以配君子。直言卫国有正静之女，其徳可以配人君。考序及诗，皆无此义。然则既失其大防，而一篇之内，随事为説，训解不通者，不足怪也。诗曰：「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据文求义，是言静女有所待于城隅，不见而徬徨尔。其文显而义明，灼然易见。而毛、郑乃谓正静之女自防如城隅，则是舍其一章，但取城隅二字，以自申其臆説尔。彤管不知为何物。如毛、郑之説，则是女史所执，以书后妃羣妾功过之笔之赤管也。以谓女史所书，是妇人之典法，彤管是书典法之笔，故云遗以古人之法，何其迂也。据诗云：「静女其娈，遗我彤管。」所谓「我」者，意是静女以彤管所贻之人也。若彤管是王宫女史之笔，静女从何得以遗人？使静女家自有彤管，用以遗人，则因彤管自媒，何名静女？若谓诗人假设以为言，是又不然。且诗人本以意有难明，故假物以见意。如彤管之説，左右不通如此，诗人假之何以明意？理必不然也。其下文云：「彤管有炜，説怿女美。」郑既不能为説，遂改为「説释」，以曲就已义，改经就注，先儒固已非之矣。荑茅之始生而秀者，何取其有始有终？毛义既失，郑又附之，谓可以供祭祀。据诗但言其美尔，安有共祭祀之文？皆衍説也。据序言：「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徳。」谓宣公与二姜淫乱，国人化之，淫风大行，君臣上下，举国之人皆可刺，而难于指名以徧举，故曰「刺时」者，谓时人皆可刺也。据此乃是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尔。以此求诗，则本义得矣。古者鍼笔皆有管，乐器亦有管，不知此彤管是何物也？但彤是色之美者，盖男女相悦，用此美色之管相遗，以通情结好尔。
本义曰：卫宣公既与二夫人烝淫，为鸟兽之行，卫俗化之，礼义壊，而淫风大行。男女务以色相诱悦，务夸自道，而不知为恶。虽幽静难诱之女，亦然。
译《诗本义》说：“诗人用腰间系着葫芦渡河来比喻，不管水深水浅，只凭心意前往，期望必定能够渡河。就像卫宣公与庶母淫乱，夷姜和宣姜两位夫人，不问是否可行，只凭心意所欲，期望必定得到，不畏惧灭亡的罪责，如同渡河的人，不考虑淹溺的灾祸。河水满溢却不沾湿车轴，河水满溢没有不沾湿的道理，而渡河的人贪求必定前进，自认为不会沾湿。又兴起卫宣公贪恋淫欲，身陷罪恶而不自知。野鸡鸣叫寻找它的雄鸟，又兴起夫人不顾礼义而跟随卫宣公，如同禽鸟相互求偶，只知道雌雄为配偶，而没有亲疏父子的区别。和鸣的大雁，旭日初升，男子娶妻，趁冰未融化，说男子娶妻，还有礼制的分别，卫宣公连普通男子都不如。船夫招手，别人渡河我却不渡，别人渡河我却不渡，我在等待我的朋友，是说路上的人众都渡河了，有人招手而我独自不渡，以等待同行不忘朋友，以此讽刺夫人忘记自己应当遵循的礼义而随人诱惑，连路上的人都不如。凡是渡水的人，水浅就徒步，水深就乘船，而腰间系葫芦渡河的，是水深却没有船，大概是情况紧急而冒险涉水。所以诗人引用来做比喻。”
《诗本义》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诗本义》卷三 宋 欧阳修 撰
《北风》
议论说：《北风》本来是讽刺卫君暴虐，百姓苦不堪言，不避风雪，相互搀扶着离开。郑玄认为“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是比喻君主的政教暴酷，这是不对的。那“其虚其邪，既亟只且”，承接上面携手同行的话语，意思是“怎么可以悠闲缓慢而不前进呢”，是说应当赶快离开。这都是百姓相互招唤的话语，而郑玄认为是当权的人，当时威仪宽缓，现在变得刻薄急迫，这也是不对的。诗人必定不会前后叙述卫君臣，中间却用百姓离去的言辞夹杂其中，这难道符合文理吗？“莫赤匪狐，莫黑匪乌”，郑玄认为比喻君臣相继作恶，如同赤狐黑乌那样自然，并非他们的罪恶。怎么能用这个来比喻君臣的罪恶呢？这些都不是《诗经》的本义。
《诗本义》说：诗人讽刺卫君暴虐，卫国人逃散的事情。叙述百姓相互招唤离开的言辞说：“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这是百姓说，虽然风雪如此，有与我相亲相爱的人，应当与他携手冲风冒雪离开。那“其虚其邪，既亟只且”是说没有闲暇宽缓，应当赶快离开。“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是说狐狸乌鸦各有同类。是说百姓各自呼唤自己的同好以相互搀扶离开。所以下文说：“惠而好我，携手同车。”就是这样。
《静女》
议论说：《静女》这首诗，是用来讽刺的。毛亨、郑玄的解释，都认为它是赞美。既不是陈说古事来讽刺今人，也不是思念得到贤女来匹配君子。直说卫国有端正安静的女子，她的德行可以匹配人君。考察《诗序》和《诗经》，都没有这个意思。既然失去了大的纲纪，而一篇之内，随事解释，训解不通，也就不奇怪了。《诗经》说：“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见，搔首踟蹰。”根据文字寻求意义，是说静女在城角有所等待，不见而彷徨。文字明显而意义清楚，显而易见。而毛亨、郑玄却认为端正安静的女子自己防备在城角，这是舍弃第一章，只取“城隅”二字，来申述自己的臆说罢了。彤管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按照毛亨、郑玄的解释，那是女史所持，用来记录后妃群妾功过的红管笔。认为女史所记录的是妇人的典法，彤管是书写典法的笔，所以说赠送古人的法度，多么迂腐啊。根据《诗经》说：“静女其娈，遗我彤管。”所谓的“我”，意思是静女赠送彤管的人。如果彤管是王宫女史的笔，静女从哪里得到来赠送给人？假如静女家里自有彤管，用来赠送给人，那么因彤管自我媒合，何名为静女？如果说诗人假设而言，这也不对。况且诗人本来因为意思难以明白，所以借物来显现意思。像彤管的解释，左右都不通，诗人借它怎么明白意思？道理必定不是这样。下文说：“彤管有炜，说怿女美。”郑玄既然不能解释，于是改为“说释”，以曲就自己的意思，改经文以就注文，前代儒者已经批评他了。茅草初生而秀美，为什么取它有始有终？毛亨的意思已经错了，郑玄又附会他，说可以供祭祀。根据《诗经》只说它美，哪里有供祭祀的文字？都是多余的解说。根据《诗序》说：“《静女》，讽刺时世。卫君无道，夫人无德。”说卫宣公与两位姜姓夫人淫乱，国人效仿，淫风大行，君臣上下，全国的人都可以讽刺，而难以指名普遍列举，所以说“讽刺时世”，是说时人皆可讽刺。根据这个，这是叙述卫国风俗，男女淫奔的诗。以此寻求《诗经》，就得到本义了。古代针笔都有管，乐器也有管，不知道这彤管是什么东西？但彤是颜色美好的，大概是男女相悦，用这颜色美好的管相互赠送，以通情结好罢了。
《诗本义》说：卫宣公既与两位夫人淫乱，行鸟兽之事，卫国风俗效仿他，礼义败坏，而淫风大行。男女务求以美色相互诱惑取悦，务求夸耀自己，而不知道这是罪恶。即使是幽静难诱的女子，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