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义卷五 宋 欧阳修 撰
之事,但以南山朝隮之云不能大雨,假设以喻小人不足任大事尔,安有幼弱者饥之理?况嵗凶饥人不止幼弱也。郑笺「朝隮」其说是矣,至「幼弱者饥」则何其迂哉?「媾」,婚媾也。马融谓重婚为媾,不知其何据而云也。郑于注易,又以「媾」为「防」,大抵「婚媾」古人多连言之,盖「防」聚合好之义也。
译关于这件事,只是用南山早晨云气升腾却下不了大雨来比喻小人不足以担当大事罢了,哪里有让年幼体弱者挨饿的道理呢?况且在灾荒之年,挨饿的人不仅仅限于年幼体弱者。郑玄笺注对“朝隮”的解释是正确的,至于说“幼弱者饥”,那就太过迂腐了。“媾”,指婚姻。马融认为重婚称为媾,不知道他依据什么这样说。郑玄在注解《易经》时,又把“媾”解释为“防”,大概“婚媾”古人多连用,因为“防”有聚合美好的意思。
本义曰:「曹共公逺贤而亲不肖,诗人刺其斥逺君子。至有为候人执戈祋以走道路者,而近彼小人,宠以三命之芾于朝者三百人。因取水鸟以比小人,鹈鴮泽也,俗谓淘河,常羣居泥水中,饥则没水求鱼以食者,谓此。鹈当居泥水中以自求鱼而食,今乃邈然髙处渔梁之上,窃人之鱼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咮。如彼小人窃禄于髙位而不称其服也。其曰『不遂其媾』者,婚媾之义,贵贱匹偶,各以其▯。彼在朝之小人,不下从羣小居卑贱,而越在高位处非其冝而失其▯也。其卒章则言彼小人者,婉娈然佼好可爱,至使之任事,则材力不彊,敏如小人弱女之饥乏者,言其但以便辟柔佞媚恱人而不胜任用也。」
鸤鸠
论曰:鸤鸠之诗,本以刺曹国在位之人,用心不一也。如毛、郑以鸤鸠有均一之徳,而所谓淑人君子,又如三章所陈,可以正国人,则乃是美其用心均一,与序之义特相反也。此由以鸤鸠为均一之鸟,而谓淑人君子为诗人所刺之人故也。其既以鸤鸠有均一之徳,至于其子在梅、在棘、在榛,则皆无所说者,由理既不通,故不能为说也。又其三章皆美淑人君子,独于中间一章刺其不称其服,诗人之意,岂若是乎?至为疏义者,觉其非是,始略言淑人君子刺曹无此人,而在梅、在棘,彊为之说以附之,然非毛、郑之本意也。序言在位之人,非止曹君,盖刺其臣事国懐私,不一心于公室尔。
本义曰:鸤鸠之鸟,所生七子,皆有爱之之意,而欲各尽其爱也。故其哺子也,朝从上而下,则顾后其下者为不足;故暮则从下而上,又顾后其上者为不足,则复自上而下。其劳如此,所谓用心不一也。及其子长而飞去,在他木,则其心又随之。故其身则在桑,而其心念其子,则在梅、在棘、在榛也。此亦用心之不一也。故诗人以此刺曹臣之在位者,因思古淑人君子,其心一者,其衣服俨然,可以外正四国内正国人,叹其何不长夀万年而在位,以此刺今在位之不然也。胡不万年者,已死之辞也。
鸱鸮
论曰:毛郑于《鸱鸮》失其大义者二,由是一篇之防皆失。《诗》三百五篇,皆据序以为义,惟《鸱鸮》一篇,见于《书》之《金縢》,其作诗之本意,最可据而易明。而康成之笺与《金縢》之书特异,此失其大义一也。但据诗义,鸟之爱其巢者,呼鸱鸮而告之曰:「宁取我子,勿毁我室。」毛郑不然,反谓鸱鸮自呼其名,此失其大义者二也。《金縢》言周公先摄政,中诛管蔡,后为诗以贻王。毛郑谓先为▯宰,中避而出,作诗贻王,已作诗后乃摄政而诛管蔡。二说不同,而知《金縢》为是,毛郑为非者,理有通不通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管蔡疑其不利于幼君,遂有流言。周公乃东征而诛之,惧成王之怪已诛其二叔,乃序其意,作《鸱鸮》诗以贻王,此《金縢》之说也。其义简直而易明。毛郑乃谓武王崩,成王即位,居防不言周公以▯宰听政,而二叔流言,且冢宰听政乃是常礼,二叔何疑而流言?此其不通者一也。《金縢》言周公居东二年,「罪人斯得」,谓东征二年而得三监、淮夷叛者诛之尔。毛郑乃谓二叔既流言,周公避而居东者二年,又谓「罪人斯得」者,成王多得周公官属而诛之。且周公本以成王幼未能行事,遂摄政,若避而居东,则周之国政,成王当自行之。若已能临政二年,何又待周公归摄乎?此其不通者二也。刑赏,国之大事也;周公,国之尊亲大臣也。使周公有间隙而出避,成王能以周法刑其尊亲大臣之属,周公复归,其势必不得摄。且周公所以摄者,以成王幼而不能临政尔。若已能临政二年矣,又能刑其尊亲大臣之属,则周公将以何辞夺其政而摄乎?此其不通者三也。矧周公诛管蔡,前世说者多同,而成王诛周公官属,六经诸史皆无之,可知其臆説也。《诗》谓「我子」者,管蔡也;「我室」者,周室也。郑谓「子」者,周公官属也;「室」者,官属之世家也。毛又谓「子」为成王,此又其失也。诸儒用《尔雅》,谓鸱
译朱熹《本义》说:“曹共公疏远贤人而亲近不肖之徒,诗人讽刺他排斥疏远君子。以至于有像候人那样手持戈祋在道路上奔走的人,却亲近那些小人,在朝廷上授予他们三命之服的有三百人之多。因此用水鸟来比喻小人,鹈鹕栖息在沼泽中,俗称淘河,常常群居在泥水中,饿了就潜入水中捕鱼为食,说的就是这种鸟。鹈鹕本应居住在泥水中自己捕鱼吃,如今却远远地处在高高的渔梁之上,窃取别人的鱼来吃,而且不沾湿它的翅膀和嘴。就像那些小人窃取高位俸禄却不配其服饰一样。所谓‘不遂其媾’,是指婚配的意义,贵贱匹配,各自有其配偶。那些在朝的小人,不向下与群小居于卑贱之位,却越居高位,处于不适宜的位置而失去了配偶。诗的末章是说那些小人,婉娈美好可爱,等到让他们担任职务,则才力不强,敏捷程度如同饥饿匮乏的弱女,意思是他们只凭巧言令色、柔媚取悦于人,而不能胜任任用。”
《鸤鸠》
论曰:《鸤鸠》这首诗,本是用来讽刺曹国在位之人用心不专一。如毛亨、郑玄认为鸤鸠有均一之德,而所谓的淑人君子,又如第三章所述,可以端正国人,那么这就是赞美其用心均一,与《诗序》的意义特别相反。这是因为把鸤鸠当作均一之鸟,而把淑人君子当作诗人所讽刺的人的缘故。既然认为鸤鸠有均一之德,至于它的孩子在梅树、棘树、榛树上,则都没有说法,因为道理不通,所以不能解释。又第三章都赞美淑人君子,唯独中间一章讽刺其不配其服饰,诗人的意思,难道是这样的吗?到了作《毛诗正义》的人,觉得这样不对,才略微说淑人君子是讽刺曹国没有这样的人,而在梅、在棘,勉强为之解说以附会,但这并非毛亨、郑玄的本意。《诗序》说在位之人,不只是曹君,大概是讽刺其臣子侍奉国家心怀私意,不全心于公室罢了。
朱熹《本义》说:鸤鸠这种鸟,所生的七个孩子,都有爱护之意,想要各自尽到爱护。所以它哺育孩子时,早晨从上往下喂,就顾念后面的下面那些孩子不够;所以傍晚从下往上喂,又顾念后面的上面那些孩子不够,于是又从上往下喂。它的辛劳如此,所谓用心不专一。等到孩子长大飞走,在其他树木上,它的心又随之而去。所以它的身体在桑树上,而它的心念着孩子,则在梅树、棘树、榛树上。这也是用心不专一。所以诗人用这个来讽刺曹国在位的臣子,因而思念古代用心专一的淑人君子,他们的衣服庄严,可以对外端正四方诸侯,对内端正国人,感叹他们为何不长寿万年而在位,以此来讽刺现在在位的人不是这样。‘胡不万年’,是已经死去的说法。
《鸱鸮》
论曰:毛亨、郑玄在《鸱鸮》上失去大义的地方有两处,因此全篇的要旨都失去了。《诗经》三百零五篇,都依据《诗序》来确定意义,只有《鸱鸮》这一篇,见于《尚书》的《金縢》,其作诗的本意,最可依据且容易明白。而郑玄的笺注与《金縢》之书特别不同,这是失去大义之一。只依据诗意,鸟爱惜自己的巢,呼叫鸱鸮而告诉它说:‘宁可拿走我的孩子,不要毁坏我的居室。’毛亨、郑玄不是这样,反而说鸱鸮自己呼叫自己的名字,这是失去大义之二。《金縢》说周公先摄政,中间诛杀管叔、蔡叔,后来作诗送给成王。毛亨、郑玄说先为冢宰,中间避位而出,作诗送给成王,已经作诗后才摄政而诛杀管叔、蔡叔。两种说法不同,知道《金縢》是对的,毛亨、郑玄是错的,是因为道理有通与不通。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怀疑他对幼君不利,于是有流言。周公于是东征而诛杀他们,害怕成王怪罪他诛杀了两个叔叔,于是陈述自己的心意,作《鸱鸮》诗送给成王,这是《金縢》的说法。其意义直截了当且容易明白。毛亨、郑玄却说武王去世,成王即位,居丧期间不说话,周公以冢宰听政,而二叔流言,况且冢宰听政乃是常礼,二叔为何怀疑而有流言?这是不通之一。《金縢》说周公居东二年,‘罪人斯得’,是说东征二年而得到三监、淮夷叛乱者诛杀他们罢了。毛亨、郑玄却说二叔已经流言,周公避位居东二年,又说‘罪人斯得’,是成王多得周公的官属而诛杀他们。况且周公本因成王年幼未能行事,于是摄政,如果避位居东,那么周国的政事,成王应当自己处理。如果已经能够临政二年,为何又等待周公回来摄政呢?这是不通之二。刑罚赏赐,是国家的大事;周公,是国家尊贵亲近的大臣。假如周公有间隙而出避,成王能以周法刑罚其尊贵亲近大臣的属官,周公再回来,其势必不能摄政。况且周公之所以摄政,是因为成王年幼而不能临政罢了。如果已经能够临政二年,又能刑罚其尊贵亲近大臣的属官,那么周公将用什么借口夺取政权而摄政呢?这是不通之三。况且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前世解说者多相同,而成王诛杀周公的官属,六经诸史都没有记载,可知这是臆测之说。《诗经》说‘我子’,是指管叔、蔡叔;‘我室’,是指周室。郑玄说‘子’,是周公的官属;‘室’,是官属的世家。毛亨又说‘子’是成王,这又是他们的错误。诸儒使用《尔雅》,说鸱
鸮为鸋鴂。《尔雅》非圣人之书,不能无失。其又谓鸋鴂为巧妇,失之愈逺。今鸱多攫鸟子而食,鸮鸱▯也。
译鸮就是鸋鴂。《尔雅》不是圣人写的书,难免有错误。它又说鸋鴂是巧妇,这就错得更远了。如今鸱大多捕捉鸟的幼雏来吃,鸮和鸱是同一种鸟。
本义曰:周公既诛管蔡,惧成王疑已,戮其兄弟,乃作诗以晓谕成王。云:「有鸟之爱其巢者,呼彼鸱鸮而告之曰:鸱鸮鸱鸮,尔宁取我子,无毁我室。我之生育是子,非无仁恩,非不勤劳,然未若我作巢之难。至于口手羽尾,皆病▯,积日累功,乃得成此室。」以譬宁诛管蔡,无使乱我周室也。我祖宗积徳累仁,造此周室,以成王业,甚艰难。其再言鸱鸮者,丁宁而告之也。又云:「予室翘翘,惧为风雨所漂揺,故予维音哓哓。」者,喻王室不安,惧有动揺倾覆,使我忧惧尔。其他训诂则如毛郑。
破斧
论曰:破斧笺传,意同而说异,然皆失诗人本意。毛谓斧斨,民之用;礼义,国家之用。其言虽简,其意谓四国流言,破缺国家之礼义,所以周公征之。且诗人所恶者,本以四国流言毁伤周公尔。况今考诗序,并无礼义之説。诗人引▯比物,长于譬喻,以斧斨比礼义,其事不▯。况民之日用,不止斧斨为说,汗漫理不切当,非诗人之本义也。至康成,又以斧斨刑伤成王,则都无义▯矣。
本义曰:斧斨,刑戮征伐之用也。四国为乱,周公征讨,凡三年,至于斧破斨缺,然后克之,其难如此。然周公必往征之者,以哀此四国之人,陷于逆乱尔。斨刃可缺,斧无破理。盖诗人欲甚其事者,其言多过。故孟子曰:「不以辞害志者,谓此▯也。」锜銶义与首章同。
伐柯
论曰:毛传谓礼义治国之柄,又云治国不以礼则不安,至于所愿上下等语,不惟简略汗漫而已。考之诗序,都无此意。且诗序言刺朝廷之不知者,谓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三监及淮夷叛,周公出往讨之。及罪人既获,犹惧成王君臣疑惑,乃作《鸱鸮》诗示王,以明己所以讨叛之意。而成王未启金縢,不见周公欲代武王之事,虽得《鸱鸮》之诗,未敢诮公,而心有流言之惑,故周公盘桓居东不归。于此之时,周之大夫作《伐柯》诗,以刺朝廷不知周公之忠也。康成不然,反谓成王既遭雷风之变,已启金縢之后,羣臣犹不知周公,则与《诗》《书》之说异矣。且成王已得金縢之书,见周公欲代武王之事,乃捧书涕泣,君臣悔过,出郊谢天,遂迎公以归,是已知周公矣。羣臣复何所惑,而疑于王迎之礼哉?康成区区止说王迎之事,由是失《诗》之大旨也。
本义曰:「伐柯如何者,发问之辞也。」诗人刺成王君臣,譬彼伐柯者,不知以何物伐之,乃问曰:「如何可伐?」而荅者曰:「必以斧伐也。」以斧伐柯,易知之事,而犹发问,是谓不知也。取妻必以媒,其义亦然。其卒章又云:「伐柯伐柯,其则不逺。」者,谓所伐之柯,即手执之柯是也,亦诮其易知而不知,以譬周公近亲而有圣徳,成王君臣皆不能知也。又云:「我觏之子,笾豆有践。」者,谓欲见之子,非难事,第列笾豆为相见之礼,即可见矣。其如王不知,公使久居于外而不召何?
九罭
论曰:九罭之义,毛郑自相违戾。以文理考之,毛説为是也。尔雅云:「▯罟谓之九罭者」,谬也。当云:「▯罟谓之罭」。前儒解罭为囊,谓緵罟百囊网也。然则网之有囊,当有多有少之数,不宜独言九囊者。是緵罟当统言緵罟谓之罭,而罭之多少则随网之大小,大网百囊,小网九囊,于理通也。九罭既为小网,则毛说得矣。鸿飞遵渚,遵陆,毛皆以为不宜于理,近是而言,略不尽其义。且鸿鴈水鸟,而遵渚乃曰不宜,至遵陆又曰不宜,则彼鸿鴈者,舍水陆皆不可止,当何所止邪?盖独不详诗文鸿飞之语尔。鸿鴈喜髙飞,今不得翔于云际,而飞不越水渚,又下飞田陆之间,由周公不得在朝廷而留于东都也。此是诗人之意尔。至于衮衣,毛郑又为二说。毛云:所以见周公意,谓斥成王当被衮衣以见周公。郑谓成王当遣人持上公衮衣以赐周公而迎之。其说皆疎且迂矣。且周大夫方患成王君臣不知周公,尚安能赐衮衣而迎之?迎犹未能,东都之人安能使赐衮衣留封于东都也?本义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东都,成王君臣不知其
译朱熹《本义》说: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之后,担心成王怀疑自己杀害兄弟,于是作诗来晓谕成王。诗中说:“有一种爱惜自己巢穴的鸟,呼唤鸱鸮对它说:鸱鸮啊鸱鸮,你尽管吃我的孩子,但不要毁坏我的巢室。我生育这些孩子,并非没有仁爱恩德,也并非不辛勤劳作,然而这还比不上我筑巢的艰难。至于嘴、手、羽毛、尾巴,全都病痛劳损,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功夫,才建成这个巢室。”以此比喻宁可诛杀管叔、蔡叔,也不要让他们扰乱我的周朝王室。我的祖先积累德行、累积仁义,建立这个周朝王室,以成就王业,是非常艰难的。诗中再次提到鸱鸮,是殷切叮咛告诫的意思。又说:“我的巢室高高翘起,害怕被风雨吹摇,所以我发出哓哓的叫声。”这是比喻王室不安定,害怕有动摇倾覆的危险,使我忧惧。其他的训诂解释则如同毛亨、郑玄所说。
破斧
评论说:《破斧》的《笺》和《传》,意思相同而说法不同,但都失去了诗人的本意。毛亨认为斧和斨是百姓日常使用的工具,礼义是国家治理所用的工具。他的话虽然简略,意思是说四国的流言蜚语,破坏了国家的礼义,所以周公征讨他们。况且诗人所厌恶的,本来就是因为四国的流言毁伤周公。何况现在考察《诗序》,并没有礼义的说法。诗人引用事物作比喻,擅长譬喻,用斧斨来比喻礼义,这件事并不恰当。况且百姓的日常用品,不止斧斨,说法空泛,道理不切当,不是诗人的本意。到了郑玄,又认为斧斨是刑罚伤害成王,那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朱熹《本义》说:斧和斨,是刑罚征伐所用的工具。四国作乱,周公征讨,历时三年,直到斧头破损、斨刃残缺,然后才攻克他们,其艰难程度如此。然而周公一定要去征讨的原因,是因为哀怜这四国的百姓,陷于逆乱之中。斨刃可以残缺,斧头没有破损的道理。大概是诗人想要极力形容事情的艰难,所以言辞多有夸张。所以孟子说:“不因言辞而损害对志向的理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锜和銶的意义与首章相同。
伐柯
评论说:毛亨的《传》认为礼义是治理国家的权柄,又说治理国家如果不依礼义就不安定,至于“所愿”等上下语句,不仅简略空泛而已。考察《诗序》,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况且《诗序》说讽刺朝廷中不了解周公的人,意思是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三监及淮夷反叛,周公出兵讨伐他们。等到罪人被抓获,仍然担心成王君臣疑惑,于是作《鸱鸮》诗给成王看,以表明自己讨伐叛乱的原因。而成王还没有打开金縢之书,没有看到周公想要代替武王的事情,虽然得到了《鸱鸮》这首诗,不敢责备周公,但心里仍有流言的疑惑,所以周公徘徊在东都而不回来。在这个时候,周朝的大夫作《伐柯》诗,来讽刺朝廷不了解周公的忠诚。郑玄的说法不同,反而认为成王已经遭受雷风之变,已经打开金縢之后,群臣仍然不了解周公,这就与《诗经》《尚书》的说法不同了。况且成王已经得到金縢之书,看到周公想要代替武王的事情,于是捧着书哭泣,君臣悔过,到郊外谢天,于是迎接周公回来,这是已经了解周公了。群臣还有什么疑惑,而怀疑成王迎接周公的礼仪呢?郑玄仅仅只说成王迎接的事情,因此失去了《诗经》的大旨。
朱熹《本义》说:“伐柯如何”,是发问的言辞。诗人讽刺成王君臣,比喻那些砍削斧柄的人,不知道用什么来砍伐,于是问:“怎么砍伐?”回答的人说:“必须用斧头来砍伐。”用斧头砍伐斧柄,是容易知道的事情,却还要发问,这就是说他们不知道。娶妻必须通过媒人,道理也是这样。最后一章又说:“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意思是说所砍伐的斧柄,就是手中拿着的斧柄,也是讥笑他们容易知道却不知道,用来比喻周公是近亲且有圣德,成王君臣都不能了解。又说:“我觏之子,笾豆有践。”意思是说想要见的那个人,不是难事,只要陈列笾豆作为相见的礼仪,就可以见面了。可是成王不了解,周公长期居住在外面而不召他回来,这是为什么呢?
九罭
评论说:九罭的意义,毛亨和郑玄自相矛盾。从文理考察,毛亨的说法是对的。《尔雅》说:“细密的网叫做九罭”,这是错误的。应当说:“细密的网叫做罭”。以前的儒者解释罭为囊,说是百囊的网。然而网有囊,应当有多有少的数量,不应该只说九个囊。所以百囊的网应当统称为罭,而罭的多少则随网的大小而定,大网百囊,小网九囊,在道理上是通的。九罭既然是小网,那么毛亨的说法就对了。鸿雁飞越沙洲,飞越陆地,毛亨都认为不合情理,接近正确,但没有完全阐明其意义。况且鸿雁是水鸟,飞越沙洲就说是不合情理,飞越陆地又说是不合情理,那么那些鸿雁,离开水和陆地都不能停止,应当停在哪里呢?大概只是没有详细考察诗文中鸿雁飞翔的语句罢了。鸿雁喜欢高飞,现在不能在云际翱翔,而飞翔不超过水边沙洲,又低飞在田野陆地之间,这是由于周公不能在朝廷而留在东都。这是诗人的意思。至于衮衣,毛亨和郑玄又有两种说法。毛亨说:这是为了显示周公的心意,意思是斥责成王应当穿着衮衣去见周公。郑玄认为成王应当派人拿着上公的衮衣赐给周公并迎接他。这两种说法都疏远且迂腐。况且周朝大夫正担心成王君臣不了解周公,怎么能赐衮衣并迎接他呢?迎接都还没有做到,东都的人怎么能让他们赐衮衣并留在东都呢?朱熹《本义》说:周朝大夫因为周公出居东都,成王君臣不了解他
心而不召,使久处于外,譬犹鳟鲂大鱼反在九罭小罟。因斥言周公云:「我觏之子,衮衣繍裳者,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其二章、三章云:「鸿鴈遵渚,遵陆」,亦谓周公不得居朝廷而留滞东都,譬夫鸿鴈不得飞翔于云际而下循渚陆也。因谓东都之人曰:「我公所以留此者,未得所归,故处此信宿间尔。」言终当去也。其曰「公归不复者」,言公但未归尔,归则不复来也。其卒章因道东都之人留公之意云尔。是以有衮衣者,虽宜在朝廷,然无以公归,使我人思公而悲也。诗人述东都之人,犹能爱公,所以深刺朝廷之不知也。
译心里思念却不召他回来,让他长久地留在外面,这就好比鳟鱼、鲂鱼这样的大鱼反而被困在九罭这样的小网里。于是直接指责周公说:“我看到的这个人,穿着衮衣和绣裳,这是上公的服饰。上公本该在朝廷任职的。”第二章、第三章说:“鸿雁沿着水中小洲,沿着陆地行走”,也是说周公不能居住在朝廷而滞留于东都,就像鸿雁不能在云际飞翔而只能沿着水洲陆地行走一样。于是对东都的人说:“我的国君之所以留在这里,是因为没有找到归宿,所以暂时在这里住一两晚罢了。”意思是最终将会离开。那说“公归不复”的,是说公只是还没有回来罢了,一旦回来就不再来了。最后一章于是表达了东都人挽留公的意思。因此,那穿着衮衣的人,虽然适宜在朝廷,但如果没有公回来,就会让我们这些人思念公而悲伤。诗人叙述东都的人,尚且能够爱护公,所以深刻地讽刺朝廷的不明事理。
狼跋
论曰:据序言,逺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而周公不失其圣,考于金縢,自成王启钥见书之后,悔泣谢天,遂迎公以归,是已知公矣。而《狼跋》诗序止言王不知,则未启金縢以前,摄政之初,流言方兴,管蔡未诛,而周公居东都时所作之诗也。康成乃言致太平,复成王之位,又为之太师,终始无愆,皆是已迎公归后事,与序所言乖矣。至于「公孙硕肤」,又以「孙」为「遁」,谓周公摄政七年之后遁避成功之大美,而复成王之位,因以遂其缪说,可谓惑矣。毛传「跋胡疐尾」是矣,而谓「公孙」为成王,是豳公之孙,亦已疎矣。且诗本美周公,而毛以谓成王有大美,又不解「赤舄」之义,固知其疎缪矣。然毛、郑皆释「硕肤」为美,此其所以失也。「肤」,体也;「硕」,大也。「硕肤」犹言「肤革充盈」也。「孙」当读如「逊顺」之「逊」。
本义曰:周公摄政之初,四国流言于外,成王见疑于内。公于此时进退之难,譬彼狼者,进则疐其胡,退则跋其尾,而狼能不失其猛,公亦不失其正。和顺其肤体,从容进退,履舄几几然,举止有仪法也。然序本言周公不失其圣,谓不损其徳尔。今诗乃但言和顺肤体,从容进退者,盖以见周公遭谗疑之际,而无惶惧之色,身体充盈,心志安定,故能履危守正而不失尔。其卒章则直言其徳不可瑕疵也。
诗本义巻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诗本义卷六 宋 欧阳修 撰鹿鸣
论曰:鹿鸣,言文王能燕乐嘉賔,以得臣下之欢心。尔考诗之意,文王有酒食,以与羣臣燕饮,如鹿得美草,相呼而食。尔其义止于如此,而传云「恳诚发于中者」,衍说也。圣人不穷所不知,鸟兽之▯,安能知其诚不诚?考上下经文,初无此意,可谓衍说也。其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者,谓示我于周行,恩礼之勤若此尔。古字多通用,「示」、「视」义同,而郑改「示」为「寘」,遂失诗义。毛传「徳音孔昭」,既简略,未知其得失。郑引「饮酒之礼于旅也」,语谓此嘉賔语,国君以先王徳教,国君以此賔语,示天下之民,使其化之,皆不偷于礼义者,非也。且使庶民不薄于礼义,必须君臣渐渍教化使然,岂饮酒之际,一言可致此?其曲说也。考诗之意,「使君子则效我者」,谓效我厚嘉賔也。
本义曰:文王有酒,食能与羣臣共其燕乐。三章之义,皆然。其首章言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云者,言我有贤臣,与其同乐。既饮食之,又奏以笙簧,将以币帛。凡人之欲与我相好者,示我于周行之臣,恩意如此尔。其二章云:徳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者。又言我此嘉賔,皆有令徳之音,逺闻我待之厚礼,所以示民遇此嘉賔不薄之意,使凡为君子者,当则效我所为,常厚礼有徳者。故其下文又云:我有防酒,嘉賔式燕以敖者,谓君子当效我厚嘉賔也。其卒章之义甚明,不烦曲解。
皇皇者华
论曰:皇华序及笺传皆失之,然其大义仅存也。据序止言君遣使臣逺而有光华,此但解首章一句尔。其所以累章丁宁之意甚多,不止有光华而已也。其云送之以礼乐,则诗文无之,又衍说也。毛郑之失,在乎皆用鲁穆叔之说为笺传,故其穿凿泥滞于义不通也。凡诗五章,悉用此为解,则一篇之义皆失矣。毛以懐为和,初无义理;郑改为私,用穆叔之说尔。其忠信为周,访问为咨,意谓大夫出使,见忠信之贤人,就之访问。今诗文乃曰「周爰咨诹」,是出见忠信之贤人,止「一周」字,岂成文理?若直以周为周详、周徧之周,则其义简直不解自明也。又曰访问为咨,则所问何者非事,而独以咨诹为咨事?其下「咨谋」「咨度」「咨询」,非事而何?其又以谋事之难易为「咨谋」,而穆叔直谓「咨难」为「谋」。若书曰「汝有大疑,谋及卿士庶人」,则凡问于人皆可曰「谋」矣。书又云「尔有嘉谋,入告于君」,则又不止问于人为「谋」,以事告人亦曰「谋」矣。其又以咨礼义所宜为度而穆叔止云咨礼二
译狼跋
论曰:根据《诗序》的说法,远则有四国的流言,近则成王不知周公的本意,而周公并未失去他的圣德。考察《金縢》篇,自从成王打开金縢之匮看到书信之后,悔恨哭泣并向天谢罪,于是迎接周公归来,这已经是知道周公的本意了。而《狼跋》的《诗序》只说成王不知周公,那么这是在未开启金縢之前,周公摄政之初,流言正盛,管叔、蔡叔尚未被诛杀,周公居住在东都时所作的诗。郑玄(康成)却说这是周公致太平、恢复成王之位,又担任太师,始终没有过失,这些都是已经迎接周公归来之后的事情,与《诗序》所说的相违背。至于“公孙硕肤”,郑玄又把“孙”解释为“遁”,说周公在摄政七年之后,隐退避让成功的大美,而将王位还给成王,因此顺承了他的谬说,可以说是迷惑了。《毛传》解释“跋胡疐尾”是对的,但说“公孙”是成王,是豳公的孙子,也已经疏远了。况且这首诗本来是赞美周公的,而《毛传》却说是成王有大美,又不理解“赤舄”的意义,固然知道它疏远谬误了。然而《毛传》、《郑笺》都将“硕肤”解释为美,这就是它们失误的原因。“肤”,是身体;“硕”,是大。“硕肤”就像说“肤革充盈”一样。“孙”应当读作“逊顺”的“逊”。
本义曰:周公摄政之初,四国在外部散布流言,成王在内部对周公产生怀疑。周公在这个时候进退两难,好比那狼,前进则绊住下巴,后退则踩到尾巴,而狼能不失其凶猛,周公也不失其正道。和顺他的身体,从容地进退,穿着红鞋步履稳健的样子,举止合乎礼仪法度。然而《诗序》本来是说周公不失其圣德,是指不损害他的德行罢了。现在诗中只说和顺身体,从容进退,大概是为了显示周公在遭受谗言怀疑之际,而没有惶恐畏惧的神色,身体充盈,心志安定,所以能够身处危境而坚守正道而不失罢了。最后一章则直接说他的德行没有瑕疵。
诗本义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诗本义卷六 宋 欧阳修 撰
鹿鸣
论曰:《鹿鸣》,是说文王能够宴乐嘉宾,从而得到臣下的欢心。推究诗的本意,文王有酒食,用来与群臣宴饮,就像鹿得到美草,互相呼唤着吃草。它的意义只在于此,而《毛传》说“恳切真诚发自内心”,这是多余的解说。圣人不对所不知道的事情穷究,鸟兽的鸣叫,怎么能知道它真诚还是不真诚?考察上下经文,最初没有这个意思,可以说是多余的解说。它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是说指示我于周行,恩惠礼节的勤勉像这样罢了。古字多通用,“示”、“视”意义相同,而郑玄把“示”改为“寘”,于是失去了诗的本意。《毛传》解释“德音孔昭”,既简略,也不知道它的得失。郑玄引用“饮酒之礼于旅也”的话,说这些嘉宾的话,国君用先王的德教,国君用这些嘉宾的话,向天下的百姓展示,使他们感化,都不轻视礼义,这是不对的。况且要使百姓不轻视礼义,必须君臣逐渐浸润教化才能如此,难道在饮酒的时候,一句话就能达到这个效果?这是曲解。考察诗的本意,“使君子则效我者”,是说效法我厚待嘉宾。
本义曰:文王有酒食,能与群臣共享宴乐。三章的意义,都是这样。首章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是说我有贤臣,与他们同乐。既让他们饮食,又奏乐笙簧,还要用币帛赏赐。凡是想与我相好的人,指示我于周行之臣,恩意像这样罢了。第二章说: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又说我们这些嘉宾,都有美好的德行名声,远方的人听到我厚待他们的礼节,所以向百姓展示我不轻视这些嘉宾的意思,使凡是做君子的人,应当效法我所做的,常常厚待有德行的人。所以下文又说: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是说君子应当效法我厚待嘉宾。最后一章的意义很明白,不必曲解。
皇皇者华
论曰:《皇皇者华》的《诗序》及《笺》《传》都失之,然而其大义还勉强存在。根据《诗序》只说君主派遣使臣远行而有光华,这只是解释了首章的一句罢了。它之所以在累章中反复叮咛的意思很多,不止有光华而已。它说送之以礼乐,则诗文没有这个意思,又是多余的解说。《毛传》《郑笺》的失误,在于都用鲁穆叔的说法作为《笺》《传》,所以穿凿附会,拘泥滞涩,义理不通。凡是诗的五章,都用这个来解释,那么一篇诗的意义就都失去了。《毛传》把“怀”解释为和,起初没有义理;郑玄改为私,是用鲁穆叔的说法罢了。它说忠信为周,访问为咨,意思是说大夫出使,见到忠信的贤人,就去访问。现在诗文却说“周爰咨诹”,是出见忠信的贤人,只一个“周”字,哪里成文理?如果直接把周解释为周详、周遍的周,那么它的意义简直不用解释就明白了。又说访问为咨,那么所问的何尝不是事,而唯独把咨诹解释为咨事?下面的“咨谋”“咨度”“咨询”,不是事又是什么?它又把谋事之难易解释为“咨谋”,而鲁穆叔直接把“咨难”解释为“谋”。如果《尚书》说“汝有大疑,谋及卿士庶人”,那么凡是问于人皆可说“谋”了。《尚书》又说“尔有嘉谋,入告于君”,那么又不止问于人为“谋”,把事告诉人也叫“谋”了。它又把咨礼义所宜解释为度,而鲁穆叔只说咨礼
说亦自不同且度忖度也施于何事不可奚专于咨礼义哉其又以亲戚之谋为「询」,书曰「询于众」,岂皆亲戚乎?若此之▯甚多,故可知其穿凿泥滞于义不通,而六徳之说可废也。据诗首章直言使臣将命而出,有光华尔。毛郑所谓逺近高下不易其色,亦衍说也。
译解释也各不相同。况且“度”是忖度的意思,把它用在什么事情上不可以呢?为什么专门用于咨询礼义呢?他又把亲戚的谋划称为“询”,《尚书》说“咨询众人”,难道都是亲戚吗?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所以可知这种穿凿附会、拘泥固执的说法在义理上不通,因此关于“六德”的说法可以废弃了。依据《诗经》首章直言使臣奉命而出,有光荣华美的样子。毛亨、郑玄所说的无论远近高下都不改变脸色,也是多余的解说。
本义曰:周之国君遣其臣出使,其首章称美其贤材能,将君命,为国光华于外尔。云于原隰者,其道路所经也。既又勉其于事,每思惟恐不及也。懐思也。其二章以下,则戒其调御车马,虽有驰驱之劳,不忘国事,周详访问,因以博采广闻,不徒将一事而出也。诗人述此,见周之兴国之初,其君臣勤劳于事如此尔。诹谋度询,其义不异,但变文以叶韵尔。诗家若此,其▯甚多。
常棣
论曰:毛传「鄂不韡韡」但云「鄂,鄂然光明」,其言虽简,然于义未失。而郑改「不」为「柎」,先儒固已言其非矣。且「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诗之语如此者多,何烦改字为「柎」?盖已言「鄂」,则足见相承之意矣。毛谓「闻常棣之言为今者」,盖嫌作诗之人指当时为「今」,而义不通于后,故言后世之诵是诗以相戒者,所诵诗之时即为「今」矣。意谓后世之人亦莫如兄弟矣。此义虽不解,亦可在毛氏已为衍,而郑又从而为说曰:「始闻常棣之説也如此」,则人之恩亲无如兄弟之厚,皆衍说也。毛解「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止言「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于诗虽无所发明,然未为害义。郑则不然,且诗止云「兄弟求矣」,而郑谓「能立荣显之名」,既于诗无文,笺何从而得此义?又云「原隰以相与聚居之故,故能定髙下之名者」,亦非也。且「原」也、「隰」也,乃土地髙下之别名尔,土地不动,无情之物,或髙或下,不相为谋,安有相与聚居之理?此尤为曲说也。毛谓「饮酒之饫为私者」,燕私之意也。郑乃云「图非常大疑之事」,岂诗人本意哉?惟不如友生之说,毛、郑意同而皆失。且诗人本欲亲兄弟如毛、郑之说,则是作诗者教人急难时亲兄弟,安平时不如亲友生矣。
本义曰:作诗者见时兄弟失道,乃取常棣之木,花萼相承,韡韡然可爱者,以比兄弟之相亲,冝如此。因又极陈人情,以谓人之亲,莫如兄弟。凡人有死丧可畏之事,惟兄弟是念。虽在原隰广野众聚之中,必求其兄弟,如脊令飞鸣而求其▯。此既言兄弟之相亲者如是,又言兄弟虽有内阋者,至逢外侮,犹共御之。又言当急难时,虽有朋友,但能长叹而无相助者,惟兄弟自相求如此。及乎丧乱平而安宁,则反视兄弟不如友生,此乃责之之辞,所谓吊其不咸也。由是盛陈笾豆饮酒之乐,以谓兄弟冝以此相乐,则妻子室家皆和乐矣。使其深思如此,为是乎?
伐木
论曰:伐木,文王之雅也。其诗曰:「以速诸父。」毛谓天子谓同姓诸侯曰父。陈馈八簋,叉以为天子之簋,则此诗文王之诗也。伐木,庶人之贱事,不宜为文王之诗。作序者自觉其非,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且文王之诗,虽欲泛言凡人须友以成,犹当以天子诸侯之事为主,因而及于庶人贱事可矣。今诗每以伐木为言,是以庶人贱事为主,岂得为文王之诗?郑氏云:「昔日未居位,在农时与友生为伐木勤苦之事者,亦非也。」且文王未居位,未尝在农也。古者四民异业,其他诸侯至于卿大夫士未居位时,皆不为农,亦不必自伐木。庶人当伐木者,又无位可居,以此知郑说为缪也。诗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又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考诗之意,是为鸟在木上,闻伐木之声,则惊鸣而飞,迁于他木。方其惊飞仓卒之际,犹不忘其▯,相呼而去。其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其义甚明矣。然果如此义,则是此诗主以鸟鸣求友为喻尔。至其下章则了不及鸟鸣之意,但云「伐木许许,伐木于阪」,便述朋友之事,与首章意殊不▯,盖失其本义矣。故阙其所未详。
天保
论曰:天保六章,其义一也。皆下爱其上之辞,其文甚显而易明。然毛、郑不能无小失。郑以“俾尔多益”、“以莫不兴”为每物益多,及草木畅茂,禽兽硕大,川之方至,为万物増多,皆诗文无之。虽国君受天之福,则当被于民物,然诗既无文,则为衍说。毛以“
译朱熹《本义》说:周国的国君派遣他的臣子出使,第一章称美他的贤德才能,将奉君命,为国家在外增添光彩。说在原野低湿之地,是指他道路所经过的地方。接着又勉励他处理事务,每时每刻都思虑唯恐跟不上。怀,思念的意思。第二章以下,则告诫他调御车马,虽然有奔驰驱驰的辛劳,也不忘记国家大事,周全地访问,借此广泛采听见闻,不只是为了一件事而出使。诗人叙述这些,可见周国兴盛之初,君臣在事务上如此勤劳。诹、谋、度、询,它们的意义没有不同,只是变换文字以协韵罢了。诗家中像这样的情况,非常多。
常棣
论曰:毛亨《传》解释“鄂不韡韡”只说“鄂,鄂然光明”,这话虽然简略,但在义理上并没有失误。而郑玄把“不”改为“柎”,先儒本来就已经说过这是不对的。况且“不韡韡”就是“韡韡”,古诗中这样的用法很多,何必改字为“柎”呢?既然已经说了“鄂”,就足以看出花萼相承的意思了。毛亨说“闻常棣之言为今者”,大概是嫌作诗的人指当时为“今”,而义理不能通达于后世,所以说后世诵读这首诗来互相警戒的人,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即为“今”了。意思是说后世的人也没有比兄弟更亲近的了。这个义理虽然难以理解,也可以认为毛亨的话已经是衍文,而郑玄又顺着这话解释说:“开始听到常棣的说法是这样的”,那么人的恩亲没有比兄弟更深厚的,都是衍生的解说。毛亨解释“原隰裒矣,兄弟求矣”,只说“裒是聚集,求”,说寻求兄弟,虽然在诗中没有阐发,但也没有损害义理。郑玄却不是这样,况且诗中只说“兄弟求矣”,而郑玄说“能建立荣显的名声”,既然诗中无此文字,笺注从哪里得出这个义理呢?又说“原隰因为互相聚居的缘故,所以能确定高下的名声”,也是不对的。况且“原”和“隰”,只是土地高低的别名罢了,土地是不动的,没有情识的东西,有的高有的低,不互相谋划,哪有互相聚居的道理?这更是牵强的解说。毛亨说“饮酒的饱足是私”,是燕饮私情的意思。郑玄却说“图谋非常重大的疑难之事”,这难道是诗人的本意吗?只有不如朋友的说法,毛亨、郑玄意思相同但都错了。况且诗人本意是想亲近兄弟,像毛亨、郑玄所说,那就是作诗的人教人在急难时亲近兄弟,安定时却不如亲近朋友了。
朱熹《本义》说:作诗的人看到当时兄弟失道,于是取常棣这种树木,花萼相承,光彩鲜明可爱,来比喻兄弟的相亲,应当如此。接着又极力陈述人情,认为人的亲近,没有比兄弟更甚的。凡人有死亡丧事这样可畏的事情,只有兄弟是挂念的。即使在原野低湿广阔聚集的人群中,也必定寻求他的兄弟,就像脊令鸟飞鸣而寻求它的同类。这既然说了兄弟的相亲是这样,又说兄弟虽然有内部的争吵,到了遭遇外侮时,仍然共同抵御。又说在急难的时候,虽然有朋友,但只能长叹而没有相助的人,只有兄弟互相寻求如此。等到丧乱平定而安宁时,反而看待兄弟不如朋友,这是责备的话,所谓哀悼他们不和。由此极力陈述陈列笾豆饮酒的快乐,认为兄弟应当以此互相快乐,那么妻子室家都和睦快乐了。让他们深思如此,是为了什么呢?
伐木
论曰:《伐木》是文王的雅诗。诗中说:“以速诸父。”毛亨说天子称同姓诸侯为父。陈设八簋的馈赠,又认为是天子的簋,那么这首诗是文王的诗。伐木,是庶人的贱事,不适宜作为文王的诗。作序的人自己觉得不对,所以说:“从天子到庶人,没有不需要朋友来成就的。”况且文王的诗,虽然想泛泛地说凡人需要朋友来成就,也应当以天子诸侯的事为主,从而涉及到庶人的贱事就可以了。现在诗每以伐木来说,是以庶人的贱事为主,怎么能是文王的诗呢?郑玄说:“昔日未居位,在农时与朋友做伐木勤苦的事”,也是不对的。况且文王未居位时,未曾从事农业。古代四民职业不同,其他诸侯至于卿大夫士未居位时,都不从事农业,也不必自己伐木。庶人应当伐木的,又没有职位可居,由此知道郑玄的说法是错误的。诗说:“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深谷,迁于高树。”又说:“看那鸟儿,尚且寻求友伴的声音,何况是人,不寻求朋友呢?”考察诗的意思,是因为鸟在树上,听到伐木的声音,就惊鸣而飞,迁到别的树上。在它惊飞仓促之际,尚且不忘它的同类,相呼而去。在人,能不寻求朋友吗?这个义理很明白了。然而果真如此义,那么这首诗主要是以鸟鸣求友为比喻罢了。至于下面的章节则完全不及鸟鸣的意思,只说“伐木许许,伐木于山坡”,便叙述朋友的事,与首章的意思完全不同,大概失去了它的本义了。所以缺略那些我不详知的部分。
天保
论曰:《天保》六章,它的义理是一致的。都是下级爱戴上级的言辞,它的文字非常显而易见。然而毛亨、郑玄不能没有小的失误。郑玄把“俾尔多益”、“以莫不兴”解释为每样东西增多,以及草木茂盛,禽兽硕大,河流方至,为万物增多,都是诗中文字没有的。虽然国君承受天的福佑,就应当惠及百姓万物,但诗中既然没有文字,就是衍生的解说。毛亨把“
本义曰:天之安定,我君甚坚固。既禀以信厚之徳,则何福不可以除之?俾尔多益而众也。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尔戬谷;又曰无所不宜,而受天百禄;又曰降尔遐福。其所以殷勤重复如此,而犹曰维日不足也。其下章则又欲其国家兴盛,如山阜冈陵之髙大,如川流之寖长,而又增之。既则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时丰洁,酒食祀其先公先君,而神亦诒之多福,使民及羣黎百姓皆被及之。前既欲其兴盛,则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亏壊之物以为况,曰如日如月之常明,如山之常在,如松栢之常茂。其卒章云「无不尔或承者」,谓上六章之所陈者,使我君皆承之也。大抵此诗六章,文意重复,以见爱其上深至如此。尔恒常也,诗人尔其君者,盖称天以为言。
出车
论曰: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逺矣。然学者常至于迂逺,遂失其本义。毛郑谓「出车于牧,以就马,且一二车邪,自可以马驾而出;若众车邪,乃不以马就车,而使人挽车逺就马于牧」,此岂近人情哉?又言「先出车于野,然后召▯率」,亦于理岂然?其以草虫比南仲,阜螽比近西戎诸侯,由是四章、五章之义皆失。一篇之义不失者,几何?本义曰:西伯命南仲为将,往伐玁狁,其成功而还也。诗人歌其事,以为劳还率之诗。自其始「出车」至「执讯获丑」而归,备▯之故。其首章言南仲为将,始驾戎车,出至于郊,则称天子之命,使我来将,此众遂戒其仆夫,以趋王事之急难。二章陈其车旟,以谓军容之盛,虽如此,然我心则忧王事,我仆则亦劳瘁矣。三章遂城朔方,而除玁狁。其四章、五章则言其凯还之乐,叙其将士室家相见欢欣之语。其将士曰:「昔我出师时,黍稷方华;今我来归,则雨雪消释而泥涂矣。我所以久于外如此者,以王事之故,不得安居。我非不思归,盖畏简书也。」其室家则曰:「自君之出,我见阜螽跃而与非▯之草虫合,自惧独居有所彊迫而不能守礼,每以此草虫为戒。故君子未归时,我常忧心忡忡;今君子归矣,我心则降。我所以独居忧惧如此者,以我君子出从南仲征伐之故也。」其卒章则述其归时春日暄妍,草木荣茂,而禽鸟和鸣,于此之时,执讯获丑而归,岂不乐哉?由我南仲之功赫赫然显大,而玁狁之患自此遂平也。
湛露
论曰:据序止言天子燕诸侯,而笺以二章为燕同姓,三章燕庶姓,卒章为燕二王后者,诗既无文,皆为衍说。由诗有“在宗载考”之言,遂生穿凿尔。郑又以露之在物,使柯叶低垂,喻诸侯有似醉之貌。天子赐爵,则貌变肃敬,有似露见日而晞,何其臆说也!诗但言“露匪阳不晞”尔,初无柯叶低垂之文,郑何从而得此义?若诗人欲述诸侯似醉之状,则当以柯叶低垂之意见于文也。今但言“露非见日不干”,则非喻似醉之状矣。天子燕诸侯,当以昼,而此诗但言夜饮者,燕礼有宵则设烛之礼,是古虽以礼饮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尽慇懃之意。盖昼燕常礼不足道,而举其燕私慇懃之意,以见天子恩礼诸侯之厚,此诗人所以为美也。
本义曰:天之润泽于物者,若雨,若雪,若水泉之浸,其▯非一,而独以露为言者,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饮,故近取以为比。云:“湛湛之露,润霑于物,非至曙则不干;厌厌之饮,恩被于诸侯,非至醉则不止。”其义如此而已。其言在彼丰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诸侯尔。又云:“令徳令仪者”,言此与燕之臣皆有令徳令仪尔。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实离离然,亦喻诸侯在燕有威仪尔。诗人比事,多于卒章别引他物,若《下泉》之诗,《芃芃黍苗》之▯是也。在《宗载考》毛传是矣。
鸿雁
论曰:诗所刺美,或取物以为喻,则必先道其物,次言所刺美之事者多矣。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如「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者是也。诗非一人之作,体
译朱熹《本义》说:上天安定,我们的君主非常坚固。既然禀受了诚信厚实的德行,那么什么福气不能用来消除祸患呢?使你的福佑增多而广大。既然说没有什么福气不能消除祸患,又说使你的福佑美好;又说没有不适宜的,而承受上天百种福禄;又说降给你远大的福佑。之所以如此殷勤重复,还说是时间不够用。下一章则又希望国家兴盛,像山阜冈陵那样高大,像川流那样渐渐增长,而又加以增盛。接着又说:不仅是上天这样赐福给我们君主,至于四季丰收洁净,用酒食祭祀先公先君,神灵也给予许多福佑,使百姓和群黎百姓都受到恩泽。前面既希望国家兴盛,又希望永久,所以多引用常久不毁坏的事物作为比喻,说像日月那样常明,像山那样常在,像松柏那样常茂。末章说“无不尔或承者”,是说上面六章所陈述的,使我们君主都能承受。大致这首诗六章,文意重复,以显示对上级的爱戴深厚到如此程度。“尔”是恒常的意思,诗人称君主为“尔”,大概是借上天之口而言。
出车
论说:诗文虽然简略平易,但能详尽地表达人事,而古今人情是一样的。探求诗义的人,用人情去探求,就不会偏离太远。然而学者常常陷入迂阔遥远,于是失去了本义。毛亨、郑玄说“出车于牧,以就马,且一二车吗,自可以马驾而出;如果是众车吗,就不以马就车,而让人挽车远到牧场去就马”,这难道合乎人情吗?又说“先在野外出车,然后召率”,这在道理上难道是这样吗?他们用草虫比喻南仲,阜螽比喻近西戎的诸侯,由此第四、五章的意义都失去了。一篇的意义不失去的,能有几处呢?朱熹《本义》说:西伯命令南仲为将,前往讨伐玁狁,他成功而返回。诗人歌唱这件事,作为慰劳还师的诗。从他开始“出车”到“执讯获丑”而归,详细叙述了出征的缘故。首章说南仲为将,开始驾起戎车,出到郊外,就称天子的命令,使我来将,于是告诫仆夫,以趋向王事的急难。第二章陈述车旗,以说明军容的盛大,虽然如此,但我心却担忧王事,我的仆夫也劳苦憔悴了。第三章于是筑城朔方,而消除玁狁。第四、五章则说凯旋之乐,叙述将士与家属相见欢欣的话语。将士说:“昔日我出师时,黍稷正开花;如今我归来,则雨雪消融而泥泞了。我之所以长久在外如此,是因为王事的缘故,不得安居。我不是不想回家,是畏惧简书的命令。”家属则说:“自从夫君出征,我看到阜螽跳跃而与草虫相合,自惧独居有所强迫而不能守礼,常以这草虫为戒。所以君子未归时,我常忧心忡忡;如今君子归来了,我的心就安定。我之所以独居忧惧如此,是因为我的君子出从南仲征伐的缘故。”末章则叙述归来时春日温暖美好,草木茂盛,而禽鸟和鸣,在这个时候,执讯获丑而归,难道不快乐吗?由于我南仲的功业显赫盛大,而玁狁的祸患从此就平定了。
湛露
论说:根据《序》只说天子宴饮诸侯,而郑玄的笺注以第二章为宴饮同姓,第三章为宴饮庶姓,末章为宴饮二王之后,诗中既无此文字,都是多余的解说。因为诗中有“在宗载考”的话,于是产生穿凿附会。郑玄又以露水在物体上,使枝叶低垂,比喻诸侯有似醉的样子。天子赐爵,则面貌变得肃敬,有似露水见日而干,这是多么主观臆断的说法!诗只说“露匪阳不晞”罢了,起初没有枝叶低垂的文字,郑玄从哪里得到这个意义?如果诗人想要叙述诸侯似醉的样子,就应当在文中表现出枝叶低垂的意思。现在只说“露非见日不干”,就不是比喻似醉的样子了。天子宴饮诸侯,应当在白天,而这首诗只说夜间饮酒,是因为燕礼有夜间设烛的礼节,古代虽然以礼饮酒有到夜间的,所以申述燕私之恩,尽殷勤之意。大概白天宴饮是常礼不足道,而举出燕私殷勤之意,以显示天子恩礼诸侯的深厚,这是诗人所以赞美它的原因。
朱熹《本义》说:上天润泽万物的,如雨,如雪,如水泉的浸润,其种类不一,而独以露水来说,是因为露水在夜间降落。因为夜间饮酒,所以就近取露水作为比喻。说:“湛湛的露水,润湿沾附在物体上,不到天亮就不干;厌厌的饮酒,恩泽被及诸侯,不到醉就不止。”意义就是这样罢了。说在丰茂的草和杞棘上,是因为露水被及草木,就像王的恩泽被及诸侯一样。又说:“令德令仪”,是说这些与宴饮的臣子都有美好的德行和仪态。桐和椅,是美好的树木,其实累累然,也比喻诸侯在宴饮中有威仪。诗人比喻事物,多在末章另引他物,如《下泉》之诗,《芃芃黍苗之诗》就是这样。在“宗载考”处,毛传是正确的。
鸿雁
论说:诗所讽刺赞美,有时取物作为比喻,那么必先说那物,接着说所讽刺赞美的事,这种情况很多。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淑女,君子好逑”,又如“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小子,不称其服”就是这样。诗不是一个人所作,体裁
各不同,虽不尽如此,然如此者多也。《鸿雁》诗云:「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以文义考之,当是以鸿雁比之子,而康成不然,乃谓鸿雁知辟隂就阳,喻民知就有道之子,自是侯伯卿士之述职者,上下文不相须,岂成文理?郑于三章所解皆然,则一篇之义皆失也。
译虽然情况各不相同,即使不完全如此,但像这样的情况也是很多的。《鸿雁》这首诗说:“鸿雁在飞翔,羽翼声肃肃,这位君子去出征,在野外辛勤劳苦。”根据文义来考察,应当是用鸿雁来比喻这位君子,但郑玄却不这样认为,而是说鸿雁知道避开阴冷、趋向阳光,以此比喻百姓知道归附有道的君子,这些君子自然是前来述职的侯伯和卿士。这样的解释使得上下文缺乏关联,怎能符合文章的逻辑呢?郑玄对第三章的解释都是如此,那么整首诗的主旨就都弄错了。
本义曰:厉王之时,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宣王之兴,遣其臣四出于野,劳来还定,安集之。至于矜寡,使皆得其所。其所遣使臣,奔走于外,如鸿雁之飞,其羽声肃然而劳其体也。其二章言使臣暂止,为民营筑居室,其暂止于野也,如鸿雁集于泽尔。其卒章云「哀鸣嗸嗸者」,以比使臣自诉也。其自诉云:「哲人知我者,谓我以君命安集流民而不惮劬劳尔;愚人不知我者,谓我好兴役动众为骄奢也。」或谓据序言美宣王,而此诗之说但述使臣,疑非本义。且使离散之民还定安集者,由宣王能遣人以恩意劳来之也。天子之尊,必不自往,作序者不言遣使,以不待言而可知也,复何疑哉?
沔水
论曰:序言沔水,规宣王也。则是规正宣王之过失尔。今考诗文及笺传,乃是刺诸侯骄恣不朝及妄相侵伐等事了,不及宣王也。盖笺传未得诗人之本义尔。本义曰:宣王中兴于厉王之后,诸侯未洽王之恩徳,故诗人规戒宣王以恩徳亲诸侯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者,言诸侯朝王如水朝海,以此规王当容纳诸侯如海纳众水也。鴥彼飞隼,载飞载止者,言诸侯之来者如隼之或飞或止,其或来或不来不可常,又规王宜常以恩徳懐来之也。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者,言此同姓异姓之诸侯虽不念王室之乱,然谁非父母所生,谓人人皆知亲亲之恩,又规王若以恩徳懐之则皆亲附矣。念乱者,厉王之乱也。念彼不迹,载起载行,心之忧矣,不可弭忘者,谓诸侯不循法度者,王念之载起载行而不安居,不可弭忘者,又规王以不忘懐来之也。鴥彼飞隼,率彼中陵者,言诸侯有能循法度者,无使谗人害之,故曰我若亲友而敬礼之,则谗言其能兴乎。
黄鸟
论曰:序言黄鸟刺宣王而不言所刺之事,毛郑以为室家相去之诗,考文求义,近是矣。其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离散者」,则非也。宣王承厉王之乱,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征伐所向有功,故能恢复境土,安集人民,内用贤臣,外抚诸侯,其功徳之大,盖中兴之盛王。然其诗有箴有规,有诲有刺者,盖虽圣人不能无过也。书称「成汤改过不吝」者,盖不言无过,言有过而能改尔。宣王之诗凡二十篇,其兴衰拨乱,南征北伐,则六月、采芑、江汉、常武是也。恢复文武之业,万民安集,国富人众,废职皆修,则车攻、鸿雁、斯干、无羊是也。慎微接下,任贤使能,则吉日、烝民是也。亲礼诸侯,赏功襃徳,则崧髙、韩奕是也。夙兴勤政,则庭燎是也。遇灾而惧,侧身修行,则云汉是也。其为功徳盛矣,其所称美者众矣。然庭燎曰箴,沔水曰规,鹤鸣曰诲,祈父、白驹、黄鸟、我行其野四篇皆曰刺者,所谓虽圣人不能无过也。其所任贤臣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之徒多矣,其用人之失者一祈父尔,其有遗贤乗白驹而去者亦一人尔。荒歳多淫昏,亦不歳歳皆然,盖有大功者不能无小失也。如黄鸟所刺云「此邦之人不可与处」,则他邦可处矣,是所刺者一▯之事尔,非举天下皆然也。孔子删诗并録其功过者,所以为劝戒也,俾后世知大功盛德之君,虽小过不免刺讥尔。而毛郑于白驹注云「宣王之末不能用贤」,于黄鸟又云「宣王之末天下室家离散」,如此则宣王者有始无卒,终为昏乱之主矣,异乎圣人录诗之意也。
诗本义巻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诗本义卷七 宋 欧阳修 撰斯干
论曰:毛于斯干诂训而已,然与他诗多不同。郑笺不详诗之首卒,随文为解,至有一章之内,每句别为一説,是以文意散离,前后错乱,而失诗之防归矣。又复差其章句,章句之学,儒家小之,然若乖其本防,害于大义,则不可以不正也。郑谓「秩秩斯干」者,喻宣王之德流出无极已也。「幽幽南山」者,喻国富饶民取足,如取于山。「如竹苞矣」者,喻时人民之殷众。「如松茂矣」者,喻民佼好。又以「兄及弟矣」已下三句,谓时人骨肉相爱好,无相诟病,断此为一章。且诗之比兴,必须
译《诗本义》说:周厉王时期,百姓流离失所,无法安居;而周宣王兴起时,派遣臣子四处前往郊野,慰劳招抚,使流民回归安定,妥善安置他们。至于鳏夫寡妇,也都使他们得到妥善安置。那些被派遣的使臣,在外奔走,如同鸿雁飞翔,其羽翼肃然作响,身体也感到劳苦。第二章说使臣暂时停歇,为百姓营建房屋,他们暂时停歇在郊野,就像鸿雁聚集在沼泽一样。最后一章说“哀鸣嗸嗸”,是用来比喻使臣自我陈述。他们自我陈述说:“明智的人了解我,认为我奉君命安集流民而不怕劳苦;愚昧的人不了解我,认为我喜好兴役动众,是为了骄奢淫逸。”有人根据《序》言赞美宣王,而此诗的解说只叙述使臣,怀疑这不是《本义》。况且使流离失所的百姓回归安定,是因为宣王能派遣人以恩意慰劳招抚他们。天子尊贵,必定不会亲自前往,作《序》的人不说派遣使臣,是因为不待言说便可知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沔水
论曰:《序》说《沔水》是规劝宣王的。这就是规正宣王的过失罢了。如今考察诗文及《笺》《传》,却是讽刺诸侯骄横恣肆、不朝见天子以及互相侵伐等事,并未涉及宣王。大概是《笺》《传》没有领会诗人的本意。《本义》说:宣王在厉王之后实现中兴,诸侯尚未融洽地接受王室的恩德,所以诗人规劝告诫宣王要以恩德亲近诸侯。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意思是诸侯朝见天子如同河水朝归大海,以此规劝天子应当像大海容纳众水一样容纳诸侯。说“鴥彼飞隼,载飞载止”,意思是诸侯前来朝见如同隼鸟有时飞有时停,他们或来或不来并不恒定,又规劝天子应当经常以恩德招抚他们。说“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亂,谁无父母”,意思是这些同姓异姓的诸侯虽然不念及王室之乱,但谁不是父母所生,谓人人都知道亲爱亲属的恩情,又规劝天子若以恩德招抚他们,则都会亲近依附。念乱,指的是厉王时的动乱。说“念彼不迹,载起载行,心之忧矣”,意思是诸侯不遵守法度,天子念及此事,起身行走而不能安居,不可消除遗忘,又规劝天子不要遗忘招抚他们。说“鴥彼飞隼,率彼中陵”,意思是诸侯中有能遵守法度的,不要让谗人害他们,所以说我若像亲友一样尊敬礼待他们,那么谗言怎么能兴起呢。
黄鸟
论曰:《序》说《黄鸟》是讽刺宣王,却不说所讽刺的具体事情,毛亨、郑玄认为是关于家庭离散的诗,考察文辞探求义理,接近正确。但说“宣王末年,天下家庭离散”,则是不对的。宣王承接厉王的动乱,对内修明政事,对外抵御夷狄,征伐所向都有战功,所以能恢复疆土,安集百姓,对内任用贤臣,对外安抚诸侯,他的功德宏大,大概是中兴时期的盛世君王。然而他的诗中有箴言、规劝、教诲、讽刺,大概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没有过错。《尚书》称“成汤改过不吝”,大概不是说没有过错,而是说过错能改正罢了。宣王的诗共有二十篇,其中关于兴衰拨乱、南征北伐的,是《六月》、《采芑》、《江汉》、《常武》;关于恢复文王武王的基业,万民安集,国富人众,废弃的职事都修治的,是《车攻》、《鸿雁》、《斯干》、《无羊》;关于谨慎细微、接待下属,任用贤能之人的,是《吉日》、《烝民》;关于亲近礼待诸侯,奖赏功劳、褒扬德行的,是《崧高》、《韩奕》;关于早起勤政的,是《庭燎》;关于遇到灾祸而恐惧,端正自身修行的,是《云汉》。他的功德盛大,所被称颂赞美的事物众多。然而《庭燎》说是箴言,《沔水》说是规劝,《鹤鸣》说是教诲,《祈父》、《白驹》、《黄鸟》、《我行其野》四篇都说是讽刺,这就是所说的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没有过错。他所任用的贤臣如方叔、召虎、尹吉甫、召伯虎之类很多,用人失误的只有《祈父》一篇,有遗贤乘坐白驹离开的也只有一人。荒年淫乱昏乱,也不是年年如此,大概有大功的人不能没有小过失。如《黄鸟》所讽刺的“此邦之人不可与处”,那么其他邦国就可以相处了,这是所讽刺的个别事情,并非举天下都是如此。孔子删定《诗经》并记录其功过,是为了劝诫,使后世知道有大功盛德的君主,即使小过也难免受到讽刺讥刺。而毛亨、郑玄在《白驹》注中说“宣王末年不能任用贤人”,在《黄鸟》中又说“宣王末年天下家庭离散”,这样则宣王是有始无终,最终成为昏乱之主了,这与圣人记录《诗经》的意图不同。
《诗本义》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诗本义》卷七 宋 欧阳修 撰
斯干
论曰:毛亨对《斯干》只是进行训诂,然而与其他诗大多不同。郑玄的笺注不详细考察诗的开头和结尾,随文解释,甚至在一章之内,每句各作一种解说,因此文意散乱,前后错杂,而失去了诗的宗旨。又弄错了章句,章句之学,儒家视为小技,但如果违背了本旨,危害大义,则不能不纠正。郑玄认为“秩秩斯干”是比喻宣王的德行流出无穷无尽。“幽幽南山”是比喻国家富饶,百姓取之不尽,如同从山中取物。“如竹苞矣”是比喻当时人民众多。“如松茂矣”是比喻百姓美好。又将“兄及弟矣”以下三句,说成是当时人骨肉相爱好,没有互相辱骂,断此为一章。况且诗中的比兴,必须
上下成文,以相发明,乃可推据。今若独用一句,而不以上下文理推之,何以见诗人之意?且如郑説,则一章都无考室之义。且宣王方戒其臣民兄弟无相诟病,下章承之,遽言「我似续姜嫄」,先祖初无义理。且诗止云「似续妣祖」,郑便谓是成庙,不知何以知之。其次句则已别言「筑寝矣」,又隔二章后谓「如跂斯翼」一章为成庙,其下一章又复言「寝」,都无伦次。此所谓文意散离,前后错乱者也。且「约之阁阁」一章与「如跂」一章皆是述造屋之事,而郑辄别「如跂」一章为庙者,止用「君子攸跻」一句,谓升而祭祀尔。至如「七月」云「跻彼公堂」,又可为祭祀乎?以此知其谬也。自「下莞上簟」而下四章,直述占梦生子等事,毛郑训释皆是矣,然不言其防归,则何闗考室之义也?毛训「秩秩」于此为流行,于「假乐」则为有常。郑于他诗又别训为清。莫知孰是。今以斯干义考之,有常近是矣。毛训犹为道,郑于他诗皆训为图,为谋,又或为尚,惟为图谋,近是。谋者,事疑未决,心有所虑而言也。盖言兄弟相亲好,无相疑虑而谋尔。郑又改「犹」为「瘉」,改「芋」为「幠」,改字,先儒已知其非矣。毛训「芋」为大,于义是也。毛郑于他诗皆训「▯」为急,而毛于此诗为「棱亷」,意颇近而简难晓。郑训为「防」,谓如挟弓矢,防其肘,迂矣。义当为急,矢行缓则枉。急则直谓亷隅绳直如矢行也。郑又谓如鸟斯革云。夏暑希革,张其翼者,迂之甚也。革,变也。谓如鸟惊变而竦顾也。且毛郑所以不得诗之本义者,由不以诗为考室之辞也。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称颂祷祝之言,如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谓之善颂善祷者是矣。若知斯干为考室之辞,则一篇之义简易而通明矣。且序但言考室,而诗本无庙事。郑云宫庙,亦衍説也。本义曰:宣王既成宫寝,诗人作为考室之辞。其首章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云者,涧也,山也,有常处而不迁坏者也。竹也,松也,生于其间,四时常茂盛不雕落,草木之寿者也。诗人以成室不迁坏如山涧,而人居此室常安荣而寿考如松竹之在山涧也,此所谓颂祷之辞也。其二章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云者,谓宣王与宗族兄弟相亲好无疑间,以共承祖先之世,不陨坠,得保有此宫寝,以与族亲居处笑语于其中,亦聚国族于斯之▯也。笑语非一人之所独为,必有共之者,谓上所言兄及弟也。其三章乃言工人约之椓之,施功力以成此室,以蔽风雨而去鸟鼠然,由君子増大而新之也。其四章又言宫寝之制度,其严正如人跂而翼翼敬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竦起如鸟惊而革也,其轩翔如翚之飞也,谓此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居之也。其五章又言其庭平直,其楹植立,昼夜寛明,宜君子居之而安宁也。其六章已下至于卒章,盛陈占梦生子之事者,谓安此寝而生男女,男则世为王,女则宜人之家室而不贻父母之忧,亦祷颂之词也。
译上下文的文辞相互印证、阐发,才可以作为推论的依据。现在如果只单独使用一句,而不根据上下文的义理来推究,怎么能看出诗人的本意呢?况且按照郑玄的说法,第一章完全没有“考室”(落成宫室)的意义。况且周宣王正在告诫臣民兄弟不要互相讥讽责备,下一章承接上文,突然说“我似续姜嫄”,这与先祖毫无义理关联。况且诗中只说“似续妣祖”,郑玄就认为是建成宗庙,不知他是如何得知的。其次,第二句已经另外说了“筑寝矣”,又隔了两章后,把“如跂斯翼”这一章解释为建成宗庙,而下一章又再次提到“寝”,这完全没有条理。这就是所说的文意散乱分离、前后错乱的情况。况且“约之阁阁”一章与“如跂”一章都是叙述建造房屋的事情,而郑玄却单独把“如跂”一章解释为宗庙,仅仅因为用了“君子攸跻”一句,认为这是升堂祭祀的意思。至于《七月》中说“跻彼公堂”,难道也可以解释为祭祀吗?由此可知他的错误。从“下莞上簟”以下四章,直接叙述占梦生子等事,毛亨和郑玄的解释都是对的,然而如果不说明其归属,那与“考室”的意义有什么关系呢?毛亨将“秩秩”解释为水流流行,在《假乐》中则解释为有常。郑玄在其他诗中又另外解释为清澈。不知道哪种解释是正确的。现在根据《斯干》的义理来考察,解释为“有常”比较接近正确。毛亨将“犹”解释为道,郑玄在其他诗中都将“犹”解释为图谋、谋划,有时又解释为崇尚,只有解释为图谋比较接近正确。谋,是指事情疑惑未决,心中有所顾虑而说的话。大概意思是说兄弟相亲相爱,没有互相疑虑而谋划。郑玄又将“犹”改为“瘉”,将“芋”改为“幠”,改动文字,先儒已经知道这是错误的。毛亨将“芋”解释为大,在义理上是正确的。毛亨和郑玄在其他诗中都将“〇”(棱)解释为急,而毛亨在这首诗中解释为“棱亷”,意思相近但简略难懂。郑玄解释为“防”,说像挟持弓矢,防备肘部,这是迂腐的。义理应当是急,箭射得慢就会弯曲,急则直,所谓棱亷,就是像箭射得那样笔直。郑玄又说像鸟斯革那样。夏天暑热,鸟翼舒展,这是极其迂腐的。革,是变化的意思。是说像鸟受惊变化而耸立顾盼。况且毛亨和郑玄之所以不能得到诗的本义,是因为不把这首诗当作考室的辞令。古人建成宫室而举行落成仪式,一定有称颂祷祝的话,像“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所说的善颂善祷就是如此。如果知道《斯干》是考室的辞令,那么全篇的义理就简单明了了。况且《诗序》只说考室,而诗中本来没有宗庙的事。郑玄说宫庙,也是多余的解说。本义说:周宣王已经建成宫寝,诗人创作了考室的辞令。第一章说: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云,是涧的意思,山,是有固定处所而不迁移毁坏的东西。竹和松,生长在其中,四季常茂盛不凋落,是草木中长寿的。诗人用建成宫室不迁移毁坏如山涧,而人居住在这宫室中常安荣长寿如松竹在山涧中,这就是所说的颂祷之辞。第二章说: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尤矣,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语矣。云,是说宣王与宗族兄弟相亲相爱没有猜疑,共同承继祖先的世系,不坠毁,得以保有这宫寝,与族亲在其中居处笑语,这也是聚国族于斯的〇(棱)。笑语不是一个人独自做的,一定有共同的人,说的是上面所说的兄及弟。第三章是说工人捆扎、敲击,施加功力建成这宫室,以遮蔽风雨而驱除鸟鼠,然而由君子增大并更新它。第四章又说宫寝的制度,其严正如人踮起脚跟恭敬的样子,其四隅如箭射得那样直,其耸立如鸟受惊而变革,其轩昂如野鸡飞翔,说这宫室之美如此,适宜君子升堂居住。第五章又说其庭院平直,其柱子直立,昼夜宽敞明亮,适宜君子居住而安宁。第六章以下直到末章,盛陈占梦生子之事,是说安于这宫寝而生男女,男则世代为王,女则适宜人家的家庭而不给父母带来忧虑,这也是祷颂之词。
无羊
论曰:无羊之义,简而易明。然毛不解以雌以雄,使学者何所从?郑以尔为斥宣王,又谓「众维鱼矣,实维丰年」,为人众相与捕鱼,是岁熟,庶人相供养之祥。室家溱溱,为人之子孙众多,既不闗考牧事,因谓占梦之官献梦于王,皆失之矣。且一篇之中,所「尔」者皆是牧人,岂特于无羊、无牛为「尔」?宣王、郑亦何从而知此「尔」宣王,而彼「尔」牧人邪?以雌以雄,郑谓牧人搏禽兽,迂矣。据诗「众维鱼矣」,但言鱼多尔,何有捕鱼之文?及人之子孙众多,皆不闗牧事。诗人本为考牧,不应泛言献梦,而为郑学者遂附益之,以为庶人无故不杀鸡豚,惟捕鱼以为养,此为缪説,不待论而可知。「鸱鸮」曰:「予未有室家」,则鸟兽以所居为室家矣。牛羊牢阑,亦其室家也。
本义曰:「宣王既修厉王之废,百职皆举,而牧人所掌牛羊蕃息。诗人因美其事,呼牧人而告之曰:『谁谓尔无牛羊乎?其数若此之多也。』其曰『以薪以蒸,以雌以雄』者,谓牛羊在野,牧人有余力于薪蒸,而牛羊以时合其牝牡。所以云此者,见人畜各遂其乐也。鱼之为物,生子最多,故梦鱼者占为丰年。岁无水旱,则野草茂而畜牧肥,此牧人之乐也。『室家溱溱』,谓牛羊蕃息众多也。」
节南山
论曰:作诗序者,见其卒章有「家父作诵」之言,遂以为此诗「家父」所作,此其失也。考诗之言,极陈幽王任太师,致王政败乱,号天仰诉,斥责其君臣,无所隐避,卒乃自言作此诗,以穷极王之致乱之本,欲使王心化其言以迁善。然则「家父」者,果何人哉?至于君臣之际,无所忌惮,直指其恶,而自尊其言,虽施于贤王,犹恐不可,况于幽王昬乱之主?使「家父」有知,其言不如是也。诗言「民畏其上,不敢戏谈」,岂有作诗之人,极斥其君臣过恶,极陈其乱亡之状,而自道其名字,又显言「我究穷王之致乱之由」,与「不敢戏谈」之义顿乖?此不近人情之甚者。又自称其字曰「家父」。案《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距幽王卒之年至桓王卒之年七十五岁矣。然则幽王之时所谓「家父」者,不知为何人也?説者遂谓幽王之时有两家父,又曰父子皆字「家父」,此尤为曲説也。或云乃求车之「家父」尔,至平王时始作诗也,此亦不通。要在失于以「家父」作此诗,遂至众説之乖缪也。且追思前王之美以刺今,诗多矣;若追刺前王之恶,则未之有也。盖刺者欲其改过,非欲暴君恶于后世也。若追刺前王,则改过无及,而追暴其恶,此古人之不为也。故言平王时作诗刺幽王者,亦不通也。案《诗》三百五篇,惟「寺人孟子」自着其名,而《崧高》《烝民》所谓「吉甫作诵」者,皆非吉甫自作之诗。夫所谓「诵」者,岂得以为诗乎?训诂未尝以「诵」为诗也。《诗》云「诵言如醉」,盖诵前言而已。然则作《节南山》诗者,不知何人也?「家父」为作诗者所述尔。今序既失之,非毛、郑之过也。毛、郑于此诗大义得之,而不免小失。所谓「憯莫惩嗟」,如郑注以「憯莫惩」为一句,「嗟」字独为一句,于义岂安?「不吊昊天」,毛训「吊」为「至」,郑又转解「至」为「善」,皆失之。不自为政,郑意谓民怪天不自出政教,既而自觉其非,又言天不出图书有所授命不。惟怪妄,且诗意本无至于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夲是一章,而郑注分为两义,盖不得诗人之本意也。
本义曰:太师尹氏为下民所瞻,而为治不平,致王政乱,民被其害。大义毛郑皆得之。其十章之所失者五:一曰「憯莫惩嗟」者,谓民无善言而莫有惩艾,嗟闵者尔。二曰「不吊昊天」者,言昊天不吊哀此下民,而使王政害民如此也。三曰「不自为政」者,责幽王不自为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于忧劳也。四曰「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云者,作诗者言:「我驾此大领之四牡,四顾天下,王室昬乱,诸侯交争,而四方皆无可
译无羊
论曰:《无羊》这首诗的含义,简明而容易明白。然而毛亨不解释“以雌以雄”,让学者从何依从?郑玄认为“尔”是斥责宣王,又说“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是指众人一起捕鱼,这是年成丰收,庶民互相供养的吉兆。“室家溱溱”是指人的子孙众多,既然都与考察牧养之事无关,于是说占梦的官员向王献梦,这都是错误的。况且全篇之中,被称为“尔”的都是牧人,难道唯独在“无羊”、“无牛”处是“尔”吗?宣王、郑玄又从哪里知道这个“尔”是宣王,而那个“尔”是牧人呢?“以雌以雄”,郑玄说牧人搏杀禽兽,这太迂腐了。根据诗中“众维鱼矣”,只是说鱼多罢了,哪里有捕鱼的文字?以及人的子孙众多,都与牧养之事无关。诗人本意是考察牧养,不应泛泛地谈论献梦,却被郑玄的学者附会添加,认为庶民无故不杀鸡猪,只捕鱼来供养,这是错误的说法,不用讨论就可知。“鸱鸮”说:“予未有室家”,那么鸟兽把所居住的地方当作室家了。牛羊的牢圈,也是它们的室家。
本义曰:“宣王已经修治厉王的废弛,百官的职责都得以举荐,而牧人所掌管的牛羊繁殖兴旺。诗人因此赞美这件事,呼唤牧人并告诉他说:‘谁说你没有牛羊呢?它们的数量如此之多。’其中说‘以薪以蒸,以雌以雄’,是说牛羊在野外,牧人有剩余精力去砍伐柴草,而牛羊按时交配牝牡。之所以这样说,是让人和牲畜各自得到快乐。鱼这种动物,生子最多,所以梦见鱼占卜为丰年。当年没有水旱灾害,野草茂盛而畜牧肥壮,这是牧人的快乐。‘室家溱溱’,是说牛羊繁殖众多。”
节南山
论曰:作《诗序》的人,看到结尾章节有“家父作诵”的话,于是认为这首诗是“家父”所作,这是他的失误。考察诗中的言语,极力陈述幽王任用太师,导致王政败乱,呼天向天申诉,斥责君臣,毫无隐避,最后才自称作此诗,以穷尽王导致混乱的根本原因,想要使王心被他的话感化而迁善。那么“家父”究竟是谁呢?至于君臣之间,无所忌惮,直指其恶,而自尊大自己的言语,即使施加于贤明的王,恐怕都不可以,何况是幽王这样昏乱的主君?假使“家父”有见识,他的话不会是这样。诗中说“民畏其上,不敢戏谈”,哪有作诗的人,极力斥责君臣的过错罪恶,极力陈述混乱灭亡的状况,却自报其名,又显言“我穷究王导致混乱的原因”,这与“不敢戏谈”的意思完全违背?这是极不近人情的。又自称其字为“家父”。查考《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派“家父”来求车,距离幽王去世的年份到桓王去世的年份已经七十五年了。那么幽王时候所谓的“家父”,不知是谁?解说的人于是说幽王时候有两个家父,又说父子都字“家父”,这更是牵强的说法。有人说就是求车的“家父”,到平王时候才作诗,这也不通。关键在于错误地认为“家父”作了此诗,于是导致各种说法的乖谬。况且追思前王的美德来讽刺当今,诗很多;如果追刺前王的恶行,则未曾有过。因为讽刺是希望其改过,不是想要将君王的恶行暴露给后世。如果追刺前王,则改过已来不及,而追暴其恶,这是古人不会做的。所以说平王时候作诗讽刺幽王的,也不通。查考《诗》三百五篇,只有“寺人孟子”自署其名,而《崧高》《烝民》所说的“吉甫作诵”,都不是吉甫自己作的诗。所谓“诵”,怎么能认为是诗呢?训诂未曾把“诵”当作诗。《诗》说“诵言如醉”,大概是诵读前言罢了。那么作《节南山》诗的人,不知是谁?“家父”是被作诗者所提及罢了。如今《诗序》既然错了,不是毛亨、郑玄的过错。毛亨、郑玄在这首诗的大义上得到了,但不免有小失。所谓“憯莫惩嗟”,如郑注把“憯莫惩”作为一句,“嗟”字单独作为一句,在义理上难道妥当吗?“不吊昊天”,毛亨训“吊”为“至”,郑玄又转解“至”为“善”,都错了。“不自为政”,郑玄的意思是指民众怪罪天不出政教,后来自觉其非,又说天不出图书有所授命不。只是怪妄,况且诗意本无至于“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原本是一章,而郑注分为两义,大概不得诗人的本意。
本义曰:太师尹氏为下民所仰望,而治理不平,导致王政混乱,民众遭受其害。大义毛亨、郑玄都得到了。其十章中的失误有五点:一是“憯莫惩嗟”,是说民众没有善言而没有人惩戒,只是嗟叹怜悯罢了。二是“不吊昊天”,是说昊天不怜悯哀怜这下民,而使王政害民如此。三是“不自为政”,是责备幽王不自为政,而使这尹氏在位,导致百姓处于忧劳之中。四是“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周,蹙蹙靡所骋”等语,作诗者说:“我驾着这颈项粗大的四匹公马,四顾天下,王室昏乱,诸侯交争,而四方都无可
徃之所。」五曰「家父作诵」云者,作《节南山》诗者,既已具陈幽王任用太师之失,致民被其害矣。其卒章则曰:「有家父者,常有诵言,以究王之失,庶几王心化善,而能畜万▯也。」诗之本意如此尔。
译“往之所。”第五,所谓“家父作诵”,即创作《节南山》这首诗的人,既然已经详细陈述了周幽王任用太师的过失,导致百姓遭受其害。诗的末章说:“有家父这个人,常常有讽诵之言,用来探究君王的过失,希望君王的心意能够向善,从而能够养育万民。”诗歌的本意就是这样罢了。
正月
论曰:正月之诗,十三章,九十四句,其辞固已多矣。然皆有次序,而毛、郑之説繁衍迂濶,而俾文义散断,前后错杂。今推着诗之本义,则二家之失,不论可知。惟其为大害者,如毛、郑解瞻乌之意,则正月者,乃大夫教其民叛上之诗也。毛谓父母为文武,郑谓彼有防酒为尹氏太师,皆诗无明文,二家妄意而言尔。郑又谓车载二章,以商事喻治国者,亦非也。盖以覆车喻覆国尔,不必商人之车也。诗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谓适丁其时尔。郑谓苟欲免身而后学者,因益之曰:「宁贻患于父祖子孙,以苟自免者」,岂诗人之意哉?乌,巢鸟也,当止于林木屋,非乌所止也。止屋则近祸,以譬君子仕乱▯非所宜处,而将及祸也。毛、郑之意不然,谓乌择富人之屋而集,譬民当择明君而归之,是为大夫者无忠国之心,不救王恶而教民叛也。幽、厉之诗,极陈怨刺之言,以▯君之恶。孔子录之者,非取其暴▯主过也,以其君心难格,非规诲可入,而其臣下犹有爱上之忠,极尽下情之所苦,而指切其恶,尚冀其警惧而改悔也。至其不改悔而败亡,则録以为后王之戒。如毛、郑瞻乌之説,异乎孔子录诗之意矣。
本义曰:其一章云:「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云者,降霜非时,天灾可忧,而民之讹言以害于国,又甚于繁霜之害物也。又曰:「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云者,大夫言已独为王忧尔,以见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忧惧也。其二章云:「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云者,言父母生育我,犹不欲使我有疾病,而乃遭罹忧患如此,盖适丁其时尔。其曰「不自我先后」者,直叹已适遭之尔。又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忧心愈愈,是以有侮。」云者,刺王但见人言从口出而不分善恶,而我为之忧,是以见侮慢也。其三章曰:「忧心惸惸,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云者,大夫惧祸思去其位也。念我无禄者,念思也,思母食其禄也。所以然者,见时人民无辜,并其臣仆滥及于刑罚,所以惧而思去也。既自为谋,而又哀他人之居禄位者,如乌止于人屋处非所安,而将及祸也。其四章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云者,道民怨诉于天之辞也。云人之乏薪蒸者,瞻彼中林则徃得所欲,今民方危殆而仰瞻天则梦梦然而无所告。若天能有定意,则何人不可祸罚之?然此讹言乱国之民不见祸罚,而使危殆之民反被其害。彼皇皇上帝果憎谁乎?此怨诉之言也。其五章曰:「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云者,言人勿谓山为卑不能阻险以致倾覆,此山至卑止为冈陵,亦能使人倾覆,言不可忽也。然则讹言之人其可忽为无害而莫之惩乎?又曰:「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者,意谓乌之雌雄尚不能知其能知我梦之吉凶乎?此骄昬之主侮慢老成之辞也。凡禽鸟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别之乌。之首尾毛色雌雄不异,人所难别,故引以为言。其六章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云者,大夫既戒王无忽讹言而不惩,因又戒其小人曰:「汝无恃王不惩汝,譬犹谓天高去人虽逺,谓地厚托足虽安然,不可不局蹐而畏惧者。天有时而降祸殃,地有时而致沦陷。言天地犹如此,宜常畏惧。王之恩私难恃也。我之斯言甚有伦理,而哀尔讹言之人,闻我正言则走避如虺蜴,见人辄走。然大夫所哀之人,盖指讹言之小人也。」其七章曰:「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云者,大夫自伤独立于昬朝之辞也。五章既陈戒王之意,六章又戒小人而不见听,因自伤独立而无助。云:「瞻彼阪田之苗,有特立者,乃菀
译正月
论曰:《正月》这首诗,共有十三章,九十四句,其辞藻本来就已经很多了。然而诗句都有次序,而毛亨、郑玄的解说繁杂迂阔,致使文义散乱断裂,前后错杂。如今推究《诗经》的本义,那么这两家的失误,不用讨论也就知道了。只有那些造成大害的,比如毛亨、郑玄解释“瞻乌”的意思,说《正月》是大夫教唆百姓背叛君上的诗。毛亨说“父母”指周文王、周武王,郑玄说“彼有防酒”指尹氏太师,这些都是诗中并没有明文记载的,是两家凭空臆测而言罢了。郑玄又说“载”这一章,是用商人来比喻治国的人,这也是不对的。大概是用翻车来比喻亡国罢了,不一定非要是商人的车。诗中说道:“不自我先,不自我后”,是说正好赶上那个时候罢了。郑玄说如果是想要保全自身而后学的人,因此又补充说:“宁愿给父祖子孙留下祸患,以求苟且保全自己”,这难道是诗人的意思吗?乌鸦,是筑巢的鸟,应当栖息在林木房屋上,而不是乌鸦所栖息的地方。栖息在房屋上就接近灾祸,用来比喻君子在乱世做官,不是适宜所处的地方,而将招致灾祸。毛亨、郑玄的意思不是这样,他们说乌鸦选择富人的房屋而聚集,比喻百姓应当选择明君而归附,这是说大夫没有忠于国家的心,不挽救君王的恶行反而教唆百姓背叛。《幽》《厉》时代的诗,极力陈述怨恨讽刺的话,以揭露君王的罪恶。孔子收录它们,不是取它们暴露君主过错,而是因为君王的心难以感化,不是规劝教诲所能进入的,而他的臣下还有爱戴君上的忠心,极力表达下情所受的痛苦,而直指切中其罪恶,还希望君王能警觉恐惧而改悔。至于君王不改悔而败亡,就收录下来作为后世君王的警戒。像毛亨、郑玄关于“瞻乌”的说法,与孔子收录《诗经》的意思不同了。
本义曰:第一章说:“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之将。”意思是,降霜不合时令,天灾令人担忧,而百姓的谣言危害国家,又比繁霜危害万物更严重。又说:“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忧以痒。”意思是,大夫说自己独自为君王担忧,以此显示幽王朝廷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担忧恐惧。第二章说:“父母生我,胡俾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意思是,说父母生育我,尚且不想让我有疾病,而却遭受忧患如此,大概是正好赶上那个时候罢了。说“不自我先后”,只是感叹自己正好遭遇罢了。又说:“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忧心�愈,是以有侮。”意思是,讽刺君王只看见人言从口出而不分善恶,而我为此担忧,因此受到侮慢。第三章说:“忧心��,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哀我人斯,于何从禄?�乌�止,于谁之屋?”意思是,大夫害怕灾祸而想离开职位。念我无禄,是思念的意思,思念不再食君之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看见当时百姓无辜,连同臣�都滥及刑罚,所以恐惧而想离开。既为自己谋划,又哀怜他人居于禄位者,像乌鸦停在人屋,处非所安,而将招致灾祸。第四章说:“�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有皇上帝,伊谁云�?”意思是,叙述百姓怨恨诉之于天的言辞。说百姓缺乏薪�,�那林中则往得所欲,如今百姓正处危�而仰�天则梦梦然而无所�。如果天能有定意,那么什么人不可祸�之?然而这谣言乱国的百姓不见祸�,而使危�之民反被其害。那皇皇上帝果��谁呢?这是怨恨诉�之言。第五章说:“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言,宁莫之�?”意思是,说人不要说山低不能阻�以致倾覆,这山至低只作冈陵,也能使人倾覆,说不可忽�。那么谣言之人岂可忽�为无害而莫之�乎?又说:“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圣,谁知乌之雌雄?”意思是,乌鸦的雌雄尚且不能知,能知我梦之吉凶吗?这是骄�之主侮慢老成的言辞。凡禽鸟之雌雄多以其首�毛色不同而别之,乌鸦之首�毛色雌雄不异,人所难别,所以引以为言。第六章说:“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不敢不�。维号斯言,有伦有�。哀今之人,胡为虺�?”意思是,大夫既�君王无忽�言而不�,因又�小人曰:“汝无恃王不�汝,譬犹谓天高去人虽�,谓地�托足虽安然,不可不局�而畏惧者。天有时而降祸�,地有时而致沦�。言天地犹如此,宜常畏惧。王之恩�难恃也。我之斯言甚有伦理,�尔�言之人,闻我正言则走�如虺�,见人辄走。然大夫所�之人,盖指�言之小人。”第七章说:“�彼�田,有�其特。天之�我,如不我�;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亦不我力。”意思是,大夫自伤独立于�朝之辞也。五章既陈�王之意,六章又�小人而不见听,因自伤独立而无助。说:“�那�田之苗,有特立者,乃�
然而茂盛。今我独立于昬朝而势倾危,天之扤我惟恐不倾折也。」又云:「彼有欲求我相则效者,又不与我相遭;其与我同列而耦居者,又不出力助我也。」云:「天之扤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于天也。古言谓耦为仇,其复言仇仇者,犹昔言两两,今言双双也。」大夫既伤独力而知其无如之何,故于下章遂及亡国之忧,然犹欲救之也。其八章曰:「心之忧矣,如或结之。今兹之正,胡然厉矣?燎之方▯,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襃姒烕之。」云者,言我心之忧如结,而国之政何其恶也。正政古用字多通,而毛训为长,非也。又言火燎于原,其势盛若不可向,而犹或有扑灭之者。周虽赫然而必为襃姒所灭也。作诗时周实未灭,而云灭之者,郑笺是矣。诗上七章皆述王信讹言乱政,至此始言灭周,主于襃姒者,谓王溺女色而致昬惑,推其祸乱之本,以归罪也。其九章曰:「终其永怀,又窘隂雨。」云者,谓欲以车弃其辅而覆其载,喻王将倾覆其国,故先言隂雨者,谓车遭雨水泥泞。而又弃其辅,则必覆尔。既覆而求助,则不及矣。其十章,又戒其无弃尔辅,而益其辐,又顾其仆,使不覆所载者,谓驾车者当如此,犹恐覆败,而今乃履絶险而不以为意,则宜其覆矣。此又喻王不知戒愼以覆国也,所谓犹欲救之之辞也。其十一章曰: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云者,大夫既忧国之将亡,又自伤将及于祸之辞也。水鱼所乐也,而池沼近人,常易得祸,故曰匪乐。虽潜藏隐伏,而以近人终被▯也,以比身仕乱▯无所逃祸也。其曰念国为虐者,意谓国君为虐政,而我仕于乱▯也。其十二章曰:彼有防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邻,昬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慇慇云者,大夫既自伤将及祸,而又哀彼众人不知危亡可忧,而犹有以酒殽与其邻里亲戚为乐者,而我独忧也。其十三章曰: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独云者,言彼佌佌之小人,蔌蔌之贫陋者,初犹有屋谷以生,而今民无禄食,天又夭害之,国君既不能防矣。彼富人之有余者,尚可哀此惸独而防之也。大夫忧国者,陈祸乱述危亡,戒其君及其民,备矣。知其无可奈何矣,反告富人以哀惸独,此窘穷苟且之急辞也,故以为卒章。
译然而(草木)茂盛。如今我独自处于昏暗的朝廷,权势倾覆危险,上天动摇我,只怕我不倾折罢了。」又说:「那些想要效法我作为宰相的人,又不与我相遇;那些与我同列而相邻居住的人,又不出力帮助我。」解释说:「上天动摇我,是君子身处危境时将命运推托给上天。古语称配偶为仇,这里重复说仇仇,就像过去说两两,现在说双双一样。」大夫既哀伤自己孤立无援,又知道对此无可奈何,所以在下一章就涉及亡国的忧虑,但依然想要挽救它。第八章说:「心中的忧愁啊,好像有什么东西打结一样。现在的政令,为何如此酷烈?野火刚刚燃烧,难道有人能扑灭它吗?显赫的宗周,褒姒毁灭了它。」解释说,这是说我心里的忧愁如同打结,而国家的政令为何如此恶劣。正和政在古代用字多相通,而毛亨解释为正为长,是不对的。又说野火在原野上燃烧,其势头盛大似乎不可阻挡,然而或许还有能扑灭它的人。周虽然显赫,但必然被褒姒所毁灭。作诗时周朝实际上尚未灭亡,却说被毁灭,郑玄的笺注是正确的。诗的前七章都叙述君王听信谣言扰乱政事,到这里才开始说周朝灭亡,主要归咎于褒姒,是说君王沉溺女色而导致昏惑,推究祸乱的根源,以此归罪。第九章说:「终其长远的思念,又遭遇阴雨泥泞。」解释说,这是说想要用车抛弃它的辅木而翻倒所载之物,比喻君王将要倾覆他的国家,所以先说阴雨,是说车子遭遇雨水泥泞。而又抛弃辅木,那么必然翻倒。既然翻倒了再去求助,就来不及了。第十章,又告诫不要抛弃你的辅木,而要增加辐条,又顾念你的仆从,使不翻倒所载之物,是说驾车的人应当这样,还恐怕翻倒失败,而现在却践踏绝险之地而不以为意,那么适宜其翻倒了。这又是比喻君王不知警戒谨慎而导致亡国,所谓依然想要挽救他的言辞。第十一章说:「鱼在池沼中,也不能快乐。虽然潜藏隐伏,也极其明显。忧心惨惨,念及国家施行的暴虐。」解释说,大夫既忧虑国家将要灭亡,又哀伤自己将遭受祸患。水本是鱼所快乐的,但池沼靠近人,常容易得祸,所以说不能快乐。虽然潜藏隐伏,但因为靠近人终究被看见,以此比喻自身在乱世做官无处逃避祸患。说念及国家施暴,意思是国君施行暴政,而我却在乱世做官。第十二章说:「他们有美酒,又有佳肴,与邻里和睦相处,婚姻亲戚众多。念及我独自一人啊,忧心忡忡。」解释说,大夫既哀伤自己将遭受祸患,又哀怜那些众人不知危亡可忧,却还有用酒食与邻里亲戚享乐的人,而我独自忧虑。第十三章说:「那些矮小的房子,那些贫陋的谷物。百姓如今没有福分,上天又夭折伤害他们。富人尚可,哀怜这些孤苦无依的人。」解释说,那些矮小的房子,贫陋的谷物,起初还有房屋谷物赖以生存,而现在百姓没有福禄,上天又夭折伤害他们,国君既不能防范。那些富人有剩余的人,还可以哀怜这些孤苦无依的人并加以防范。大夫忧虑国家,陈述祸乱叙述危亡,告诫他的国君和他的百姓,已经完备了。知道对此无可奈何了,反而告诉富人哀怜孤苦无依的人,这是窘迫穷困苟且的急迫言辞,所以作为最后一章。
十月 雨无正 小旻 小宛
论曰:君子之所以贵于众人者,众人之惑,君子辨之而世取信焉,是不可以不愼也。故至于有所疑,则虽圣人犹或阙焉者,愼之至也。吾于《十月》之交、《小旻》、《小宛》正其失而从其是者,于浩浩昊天置之而不敢辨者,阙其所疑也。此四诗者,毛氏皆以为刺幽王,郑氏皆以为刺厉王,而后世惑焉。郑谓《十月》为刺厉王者,以「番维司徒」「艳妻煽方处」及「七子以后宠乱政」知之也。其言幽王时郑桓公友为周司徒而非番也。案幽王在位十一年,至其八年始以友为司徒,其前七年安知无番为司徒也?就使番不为幽王司徒,安知其为厉王司徒也?毛以艳妻为襃姒,而郑谓襃姒非王后不得称妻,遂以艳妻自是厉王之后。就使襃姒不称妻,亦安知艳妻为厉王后也?案史记载厉王之事,惟云好专利,任用荣夷公,又使衞巫监谤,得谤者而杀之,拒芮良夫、召公等谏,又云暴虐侈傲而已。若使艳妻用事以致流亡,则不得略而不载也。厉王出奔于彘十四年,本纪惟言太子静留匿召公家,而不言王后所在及其姓氏始末,前世诸书皆无之。使厉王由艳妻以致乱亡,不应前世都没而不见。既无所见,郑氏何从而知之?据《诗》「列皇父卿士至于艳妻」,此八人者皆是用事乱政之人尔。而郑氏乃以「七子者」皆是后之亲党,且《诗》无后党之文,而艳妻姓氏本末尚皆不可知,而「七子者」安知皆为后党?是三者皆臆説之缪妄者也。厉、幽皆昬乱之主也,其及于祸也亦然。《小宛》之诗,据文求义,施于厉、幽皆可,虽郑氏亦不能为説以见非刺幽也。而为郑学者彊附益之,乃云四诗之序皆言大夫刺,既以《十月》为刺厉王,则《小旻》、《小宛》从可知。然则《正月》不云大夫刺乎?安得独为刺幽王也?又云《小旻》、《小宛》其卒章皆有怖畏恐惧之言,似是一人之作。夫以似是而为必然之论,此不待攻而可破也。或问:“十月之交,从毛为刺幽可矣。旻宛施于厉幽,皆可,而子亦从毛为刺幽而不疑者,何也?”曰:“邑中失火,邑人走而相告曰:‘火起某坊。’郊野道路之人望而相语曰:‘火在某坊。’则谁从乎?若以邑人之言为非,而郊野道路之言为是者,非人情也。毛氏当汉初兴,去诗犹近,后二百年而郑氏出,使其説有可据,而推理为得,从之可矣。若其説无据,而推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为必然之论,则吾不得不舍郑而从毛也。”或者又曰:“然则《雨无正》亦可以从毛矣?何疑而阙焉?”曰:“使毛于诗序但云‘浩浩昊天,刺幽王’,则吾从之矣。其曰《雨无正》,则吾不得不疑而阙。古之人于诗多不命题,而篇名徃徃无义例。其或有命名者,则必述诗之意,如《巷伯》《常武》之▯是也。今《雨无正》之名,据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众多如雨而非正也。’此述篇中所刺厉王下教令繁多如雨而非正尔。今考诗七章,都无此义,与序絶异。其第一章言天降饥馑于四国及无罪之人沦陷非辜尔。自二章而下,皆言王流于彘已后之事。且王既出奔,宣王未立,周召二公摄政十四年,而王卒崩于外,是厉王不复为政久矣,安有教令所下如雨之多者乎?况诗六章,如毛郑笺传,悉是刺周之大夫诸侯不肯从王出居,而无人夙夜朝夕事王于外,及在位之人不能听言而不畏天命等事尔,殊无一言及于教令自上而下之意。然则《雨无正》不为《昊天》之序,决可知也。独不知何为而列于此,是以阙其所疑焉。”十月《小旻》,郑氏差其时世及“七子艳妻”之失,吾既已详之矣。其余笺传之説,皆得诗人之意。惟《小宛》笺传之失,不可以不论。正其本义,论曰:幽王亡国之君,其罪恶非一,而作诗以刺王者亦非一人,故各陈其事而刺之,不必篇篇徧举其恶也。《小宛》所刺,据文求义,是大夫刺王不能勉彊以继先。王之业而骄,昬醉酒,使下民多陷罪罟,而君子忧惧不安,其大防劝王勉彊之诗也。而毛解「鸣鸠戾天」,谓行小人
译十月、雨无正、小旻、小宛
论曰:君子之所以比众人尊贵的原因,在于众人感到困惑时,君子能明辨是非,从而让世人信服,这是不可以不谨慎的。所以,当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即使是圣人有时也会存疑而不妄断,这是谨慎到了极点。我对于《十月之交》、《小旻》、《小宛》这几首诗,纠正其错误而采纳其正确的部分;对于《雨无正》中那浩瀚无边的昊天,我将其搁置而不敢妄加辩驳,这是对有疑问之处保持存疑的态度。这四首诗,毛亨都认为是讽刺周幽王的,郑玄都认为是讽刺周厉王的,而后世的人对此感到困惑。郑玄认为《十月之交》是讽刺周厉王的,是根据诗中“番维司徒”、“艳妻煽方处”以及“七子以后宠乱政”这些内容得知的。他说周幽王在位时,郑桓公友担任周朝的司徒,而不是番。查考史实,周幽王在位十一年,直到第八年才任命友为司徒,那之前的七年,怎么知道没有番担任司徒呢?即使番不是周幽王时的司徒,又怎么知道他是周厉王时的司徒呢?毛亨认为艳妻是褒姒,而郑玄认为褒姒不是王后,不能称为“妻”,于是认为艳妻就是周厉王的王后。即使褒姒不被称为“妻”,又怎么知道艳妻就是周厉王的王后呢?查考史书记载周厉王的事迹,只说喜欢独占财利,任用荣夷公,又让卫巫监视诽谤者,抓到诽谤者就杀掉,拒绝芮良夫、召公等人的劝谏,又说暴虐奢侈傲慢罢了。如果是因为艳妻掌权导致流亡,史书不可能省略不记载。周厉王出逃到彘地十四年,《史记·本纪》只说太子静藏匿在召公家中,而没有提到王后在哪里以及她的姓氏始末,前代的各类书籍都没有记载。如果周厉王是因为艳妻而导致动乱灭亡,前代史书不应该完全没有记载。既然没有记载,郑玄是从哪里得知的呢?根据《诗经》中“列皇父卿士至于艳妻”,这八个人都是掌权祸乱朝政的人罢了。而郑玄却认为“七子”都是王后的亲党,况且《诗经》中没有提到王后亲党的文字,而艳妻的姓氏始末尚且不可知,“七子”怎么知道都是王后的亲党呢?这三点都是主观臆测的错误言论。周厉王和周幽王都是昏乱君主,他们招致祸患的情况也是相似的。《小宛》这首诗,根据文辞探求义理,用于讽刺周厉王或周幽王都可以,即使郑玄也不能提出理由来证明它不是讽刺周幽王的。而为郑玄作注的学者强行附会补充,竟然说这四首诗的序言都说是大夫讽刺,既然把《十月之交》定为讽刺周厉王,那么《小旻》、《小宛》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正月》不也说大夫讽刺吗?怎么唯独《十月之交》是讽刺周幽王呢?又说《小旻》、《小宛》的末章都有恐惧害怕的言辞,似乎是一人所作。用似乎像这样来作为必然的论断,这不用攻击就可以驳倒。有人问:“《十月之交》,跟随毛亨认为是讽刺周幽王是可以的。《小旻》、《小宛》用于周厉王、周幽王都可以,而你跟随毛亨认为是讽刺周幽王而不怀疑,为什么呢?”回答说:“城里失火,城里人跑着互相告诉说:‘火起在某坊。’郊野道路上的人望着互相说:‘火在某坊。’那么听从谁呢?如果认为城里人的话是错的,而郊野道路上人的话是对的,这不符合人情。毛亨在汉朝初年兴起,距离《诗经》产生的时代还近,后来过了两百年郑玄才出现,如果他的说法有依据,推理得当,跟随他是可以的。如果他的说法没有依据,推理也不对,又用似乎像这样的疑问作为必然的论断,那么我就不得不舍弃郑玄而跟随毛亨。”有人又说:“那么《雨无正》也可以跟随毛亨了吗?为什么怀疑而存疑呢?”回答说:“如果毛亨在诗序中只说‘浩浩昊天,讽刺周幽王’,那么我就跟随他了。但他说是《雨无正》,那么我就不得不怀疑而存疑。古人对于诗大多不命题,而篇名往往没有固定的义例。如果有命名的,一定是叙述诗的意思,像《巷伯》、《常武》就是这样。现在《雨无正》这个名字,根据序言说:‘雨是从上往下落的,意思是众多如雨而不是正当的。’这是叙述篇中所讽刺的周厉王下达的教令繁多如雨而不是正当的。现在考察诗的七章,都没有这个意思,与序言完全不同。第一章说天降饥荒到四方,以及无罪的人沦陷受罪。从第二章以下,都说的是周厉王流亡到彘地之后的事情。况且周厉王已经出逃,周宣王尚未即位,周公、召公摄政十四年,而周厉王最终死在外面,这是周厉王不再执政很久了,怎么会有教令下达如雨之多呢?况且诗的六章,按照毛亨、郑玄的笺传解释,都是讽刺周朝的大夫诸侯不肯跟随周厉王出居,而没有人在早晚侍奉周厉王,以及在位的人不能听从劝谏而不畏惧天命等事情,完全没有一句话涉及到教令从上而下的意思。那么《雨无正》不是《昊天》的序言,这是可以确定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列在这里,所以我对有疑问的地方保持存疑。”《十月之交》、《小旻》,郑玄搞错了时代以及“七子艳妻”的错误,我已经详细论述过了。其余笺传的说法,都符合诗人的本意。只有《小宛》笺传的错误,不可以不论述。纠正其本义,论曰:周幽王是亡国之君,他的罪恶不止一种,而作诗讽刺周幽王的也不止一人,所以各自陈述其事来讽刺他,不必每篇都遍举其恶。《小宛》所讽刺的,根据文辞探求义理,是大夫讽刺周幽王不能勉力继承先王的基业而骄傲,昏醉于酒,使下民多陷入罪网,而君子忧虑恐惧不安,其大意是劝勉周幽王勉力的诗。而毛亨解释“鸣鸠戾天”,认为是行小人
之道,不可责髙明之功,正与诗人之意相反。又谓先人为文武,亦疎矣。而后之学者,既以先人为文武,而有怀二人,又为文武,不应重复其言,而无他义也。郑以螟蛉之子比万民,亦疎矣。至以「日迈月征」为「视朝视朔」,及谓「岸狱中人持粟出卜」,皆谬论也。卜者决疑之谓也,有疑而问,谓之卜。毛以「交交」为小貌,亦初无义理。「交交」者,参杂相乱之谓也。郑于《甫田》之什《桑扈》诗,以「交交」为飞徃来貌,是也。
译这种道理,不能要求它具备高深明达的功效,这正好与诗人的本意相反。又说先人指文王和武王,这也是粗疏的。后来的学者,既然认为先人指文王和武王,又提到怀王和文王二人,又说是文王和武王,不应该重复这种说法,而且也没有其他含义。郑玄用螟蛉之子来比喻万民,也是粗疏的。至于把“日迈月征”解释为“视朝视朔”,以及说“岸狱中人拿着粟米出来占卜”,都是错误的言论。占卜是决断疑惑的意思,有疑惑而询问,才叫做占卜。毛亨把“交交”解释为小的样子,这起初就没有道理。“交交”是参杂混乱的意思。郑玄在《甫田》这一组的《桑扈》诗中,把“交交”解释为飞翔往来的样子,这是正确的。
本义曰:大夫刺幽王败政,不能继先王之业。其曰「宛彼鸣鸠,翰飞戾天」云者,谓此鸠虽小鸟,亦有高飞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彊奋起,曽飞鸠之不如,以坠其先王之业。故曰「念昔先人」,谓思宣王也。其曰「有怀二人者」,以下章所陈二人刺王云:「人谁不饮酒?一人则斋肃通明,虽饮而温克;一人则昬然无知,但以沈醉,苟一日之乐」,谓王也。因戒之使无耽此乐,宜敬天命之无常也。既以此语警之,则又劝勉之云:「中原有菽,庶民皆可采。徃者无不得也,世有善道,凡人皆可为,为则得之矣。王何独不为也?」又言人性虽恶,可变而为善,譬如螟蛉之子,教诲之则可使变其形而为蜾蠃子也。既劝勉之,则又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飞且鸣,自勤其身,不少休息。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时。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励,庶无忝辱于先王。」云所生者,亦谓宣王也。其下二章,则言小人君子所苦,以见举国之人今皆失所也。谓彼桑扈食肉之鸟,今无肉以食,则相与羣飞杂乱,循▯而争粟,有如国人失其常业,而至于穷寡,乃相与为争讼而入于岸狱云。「宜者」,谓其势不得不然也。王又愚暗,不晓民事,至乃握粟问人云:「此粟自何而能得成谷?」谓其不知稼穑之艰难,犹今世诮愚人云「菽麦不分」是也。王既骄昬如此,则其君子立于朝者,如集于木,危惧而不安;又如临谷履冰,常忧殒陷也。
诗本义卷七
<经部,诗类,诗本义>
钦定四库全书
诗本义卷八 宋 欧阳修 撰巧言
论曰:据《巧言》序,是大夫刺幽王信谗之诗,而郑于首章解为刺王傲慢无法度,二章以下所斥君子,又皆以为在位之臣,则与序文异矣。毛训“怃”为大,郑训为傲。据诗言“乱如此大”,则义可通;若云“乱如此傲”,岂成文理?曰:“父母且且”,当为语助。郑音“苟且”之“且”,言王即位且为民父母,其后乃刑杀无罪,非惟学者附益以増郑过,就令只依郑説,“曰父母且【苟且之且】亦岂成文理?郑又以“寝庙大猷,他人有心”与“毚兔”共为一章,言四事,各有所能,乃以田犬之能拟圣人之能,不惟四事不▯,又殊无防归。盖由误分章句,失诗本义,故其説不通也。“委委蛇蛇”,古人常语,乃舒迟安闲之貌。毛训为浅意,不知其何所据也。本义曰:“幽王信惑谗言以败政,大夫伤已遭此乱世而被谗毁,乃呼天而诉曰:‘悠悠昊天,为我父母,我无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乱之世,我畏天之威已太甚矣,实谨愼不敢有罪辜也。’”此首章之义,大夫先自诉也。其二章、三章遂述幽王信谗致乱之事。其四章曰:“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云者,寝也,庙也,众工之所成也。然规为制度,本于君子,是君子者皆知众工之事也。先王之大道,圣人之所谟也。意谓聪明之人,下通小人之贱事,上达圣人之大道,无所不知,而至于忖度常人之心,则不待聪明者,虽予亦能之。盖叹幽王独不能,而为谗邪所惑也。“予”作诗之人自谓也。其五章“跃跃毚兔,遇犬▯之”云者,以狡兔比狡恶之人,王所当诛也。“荏染柔木,君子树之”云者,以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爱防使得树立,勿纵谗邪伤害之也。“徃来行言,心焉数之”云者,谓徃来行路之言焉足听纳于心也。其六章曰:“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云者,谓谗人能言,然徐缓敢为大言,出口而无忌惮,又善悦人听,其美如笙簧而顔不慙愧,使人易惑而难辨也。其二章、三章及卒章,笺传粗得其义,学者可推而通,不烦论著。惟君子当为斥幽王尔。
何人斯
论曰:古诗之体,意深则言缓,理胜则文简。然求其义者,务推其意理;及其得也,必因其言,据其文以为説。舍此则为臆説矣。郑于「何人斯」为苏公之刺暴公也?不欲直刺之,但刺其同行之侣;又不欲斥其同侣之姓名,故曰「何人斯」。然则
译《诗本义》说:大夫讽刺周幽王败坏政治,不能继承先王的功业。其中说“那小小的鸣鸠,展翅高飞直达天际”等语,是说这鸠鸟虽然是小鸟,也有高飞至天的志向,而君王不自勉自强奋起,竟连飞翔的鸠鸟都不如,从而坠毁了先王的功业。所以说“怀念往昔的先人”,是说思念周宣王。其中说“有两位令我怀念的人”,依据下一章所陈述的两位来讽刺君王说:“人谁不饮酒?一人则斋戒严肃通达明理,虽然饮酒也能温和克制;一人则昏沉无知,只是沉溺醉酒,苟且追求一时的快乐”,这是指君王。因此告诫他不要沉溺这种快乐,应当敬畏天命是无常的。既然用这些话警示他,就又劝勉他说:“中原有豆,百姓都可以采摘。过往的人没有得不到的,世间有善道,凡人都可以做,做了就能得到。君王为何偏偏不做呢?”又说人性虽然恶,但可以变为善,譬如螟蛉之子,教诲它就可以使它改变形体成为蜾蠃之子。既然劝勉了他,就又告诉他赶快自我悔改说:“譬如脊令鸟,边飞边鸣,自我勤勉,毫不休息。如今日月运行很快,不可错失时机。君王也应当早晚急切地勉励自己,希望不要辱没先王。”所说的“所生”,也是指周宣王。下面的两章,是说小人和君子所受的困苦,以显示举国之人如今都失去了应有的位置。说那桑扈是吃肉的鸟,如今没有肉给它吃,就相互成群杂乱地飞,沿着圆圈争抢粟米,如同国人失去了正常的职业,以至于穷困寡弱,于是相互争讼而陷入牢狱之中。“宜者”,是说情势不得不如此。君王又愚昧昏暗,不懂民事,以至于握着粟米问人说:“这粟米是从哪里才能变成谷子的?”这是说他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就像当今世人嘲笑愚人“菽麦不分”一样。君王既然骄横昏乱到如此地步,那么那些立于朝廷的君子,就像聚集在树上,危险恐惧而不安;又像面临深谷、脚踏薄冰,常常担忧坠落陷没。
《诗本义》卷七
<经部,诗类,诗本义>
钦定四库全书
《诗本义》卷八 宋 欧阳修 撰 巧言
论说:根据《巧言》的序言,这是大夫讽刺周幽王听信谗言的诗,而郑玄在首章解释为讽刺君王傲慢没有法度,第二章以下所斥责的君子,又都认为是当权的臣子,这就与序言不同了。毛亨将“怃”训释为大,郑玄训释为傲。根据诗中“乱如此大”来说,意思可以讲通;如果说“乱如此傲”,哪里符合文理?说:“父母且且”,应当是语助词。郑玄将“且”读作“苟且”的“且”,说君王即位暂且作为百姓的父母,其后却刑杀无罪之人,这不仅是学者附会增益来增加郑玄的过错,即使只依照郑玄的说法,“曰父母且【苟且之且】”又哪里符合文理?郑玄又将“寝庙大猷,他人有心”与“狡兔”合为一章,说四件事,各有所能,于是用田犬的能力比拟圣人的能力,不仅四件事不相协调,又完全没有归宿。大概是因为错误地划分了章句,失去了诗的本义,所以他的说法不通。“委委蛇蛇”,是古人的常用语,是舒缓安闲的样子。毛亨训释为浅薄的意思,不知道他依据的是什么。《诗本义》说:“周幽王听信迷惑于谗言而败坏政治,大夫哀伤自己遭遇这乱世而被谗言毁谤,于是呼天诉说:‘悠悠苍天,作为我的父母,我无罪过,却让我遭遇这大乱之世,我畏惧天的威严已经太甚了,实在谨慎不敢有罪过。’”这是首章的意思,大夫先自我诉说。第二章、第三章于是叙述周幽王听信谗言导致动乱的事情。第四章说:“奕奕寝庙,君子建造它;秩秩大道,圣人谋划它。他人有心,我能揣度。”是说寝宫和宗庙,是众多工匠所完成的。然而规划制度,本源于君子,这是君子都知道工匠的事情。先王的大道,是圣人所谋划的。意思是聪明的人,下能通晓小人的卑贱之事,上能通达圣人的大道,无所不知,而至于揣度常人的心思,则不待聪明的人,即使我也能做到。这是感叹周幽王唯独不能,而被谗邪所迷惑。“予”是作诗的人自称。第五章“跃跃狡兔,遇到猎犬捕捉它”是说,用狡兔比拟狡诈邪恶之人,是君王应当诛杀的。“荏染柔木,君子种植它”是说,用柔木比拟柔顺善良之人,君王应当爱护保护使得他们树立,不要放纵谗邪伤害他们。“往来行言,心焉数之”是说,往来路上的言语哪里值得听纳于心。第六章说:“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笙簧,脸皮真厚。”是说谗人能言,然而徐缓敢发大言,出口而无忌惮,又善于取悦人的听觉,其美好如笙簧而脸不惭愧,使人容易迷惑而难以辨别。第二章、第三章及末章,郑玄的笺注和毛亨的传注大致得到了其义,学者可以推究而通晓,不必烦劳论述。只是君子应当斥责周幽王罢了。
何人斯
论说:古诗的体裁,意旨深奥则言语舒缓,道理胜过则文辞简练。然而探求其义的人,务必推究其意理;等到得到了,必定依据其言语,根据文辞来解说。舍弃这些就是主观臆断了。郑玄将《何人斯》解释为苏公讽刺暴公?不想直接讽刺他,只讽刺他的同行伴侣;又不想斥责同侣的姓名,所以说“何人斯”。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