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録集注卷十二
，固不善；学问骄人，害亦不细【叶氏曰：君子之学为己而己，学问骄人，非特其学为务外，而傲惰败徳，学亦不进矣○遗书下同】○人以料事为明，便骎骎入逆诈亿不信去也【永按：喜料事则逆亿之心熟，虽中犹为私意小智，况未必皆中乎】○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个身与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时，却不知道自家身与心却已先不好了也【叶氏曰：所谓小害大，贱害贵者也】○人于天理昬者，是只为嗜欲乱着他，庄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此言却最是【永按：天机，天理发动之机也】○伊川先生曰：阅机事之久，机心必生，盖方其闲时，心必喜，旣喜则如种下种子【叶氏曰：庄子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疑病者未有事至时，先有疑端在心，周罗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叶氏曰：周罗事犹言兠揽事】○较事大小，其弊为枉尺直寻之病【叶氏曰：事无大小，惟理是视，或者有苟成急就之意，则道虽小屈，义虽防害，亦有冒而为之者，原其初心止于权大小，遂至枉尺直寻，其末流之弊有不可胜言矣】○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叶氏曰：性无不善，而局于气质，汩于利欲者自小之耳】○虽公天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做官夺人志【问：仕宦夺人志，或言为富贵所移，愚意以为不特言此，但才仕宦则为事窒碍处有随宜区处之意，浸浸遂入于随时徇俗之域，与初间立心各别，此所谓夺志也，不知程子意出于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朱子曰：所论夺志之説是也，若欲救此，但当随事省察而审其轻重耳然几微之间，大须着精彩也】○骄是气盈，吝是气歉。人若吝时，于财上亦不足，于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朱子曰：吝之所有，乃骄之所恃也。故骄而不吝，无以保其骄；吝而不骄，无所用其吝。此盈于虚者，所以必歉于实；而歉于实者，所以必盈于虚也。○一学者来问：骄是气盈，吝是气歉。歉则不盈，盈则不歉，如何却云使骄且吝？试商量看。吴伯丰对云：盈是加于人处，歉是存于己者。粗喻之，如勇于为非，则怯于迁善；明于责人，则暗于恕己。同是一个病根。先生曰：如人晓些文义，吝惜不肯与人説，便是要去骄。人非骄，无所用其吝；非吝，则无以为骄。○骄吝虽有盈歉之殊，然其势常相因。盖骄者，吝之枝叶；吝者，骄之本根。故尝论之，天下之人，未有骄而不吝，吝而不骄者也。○问：气之盈歉如何？曰：骄吝是一般病。骄是放出底吝，吝是不放出底骄。如人病寒热，攻注上则头目痛，攻注下则腰腹痛。热发在外，似骄；寒包缩在内，似吝】○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时，无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耻。人之未知学者，自是以为无缺；及旣知学，反思前日所为，则骇且惧矣。○邢七云：一日三检防。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余时理会甚事？盖仿三省之説，错了可见，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説一般话。明道责之邢曰：无可説。明道曰：无可説，便不得不説。○横渠先生曰：学者舍礼义，则饱食终日，无所猷为，与下民一致。所事不逾衣食之间，燕游之乐尔【正防】○郑卫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连，又生怠惰之意，从而致骄淫之心。虽珍玩竒货，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从而生无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圣人经歴过，但圣人能不为物所移耳【横渠礼乐记】○孟子言反经者，特于乡原之后者，以乡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无怍，惟是左右看顺人情，不欲违，一生如此【叶氏曰：乡原浮沉，俯仰无所可否，盖其义理不立，中无所主，惟务悦人，以是终身乃乱常之尤者。君子反经复其常道，则是非昭然，而乡原僞言僞行，不得以惑之矣○横渠孟子説】
译固然是不好的；用学问来傲视他人，其危害也不小。人们把料事如神当作明智，便很快地陷入预先猜疑、凭空揣测、不信任人的境地。人在外在事物和奉养自身方面，事事都要好，只有自家这一个身心却不要好，如果得到外面的事物好时，却不知道自家身心却已经先不好了。人对于天理昏昧，只是因为嗜欲扰乱了他，庄子说嗜欲深的人他的天机就浅，这话最是对的。伊川先生说：阅览机巧之事久了，机心必定产生，大概当他在空闲时，心必定欢喜，既然欢喜就像种下了种子。怀疑病症的人，在事情还没有到来时，心中先有了怀疑的端倪；包揽事务的人，心中先有了包揽事务的端倪，这都是毛病。比较事情的大小，其弊端在于为了小利而损害大义的毛病。小人和小丈夫不该被看小了，他们本性并不是恶。即使是处理天下公事，如果用私意去做，就是私心。做官会夺去人的志向。骄是气势充盈，吝是气势欠缺。人如果吝啬，在钱财上也不足，在做事上也不足，凡是百事都不足，必定有欠缺的神色。不知道道的人，就像醉酒的人，当他醉的时候，无所不至；等他醒了，没有不感到羞愧的。人不知道学习时，自认为没有缺点；等到知道学习后，反思以前的所作所为，就会感到惊骇和恐惧了。邢七说：一天检查防备三次。明道先生说：真可悲啊！他其余时间都在忙些什么呢？大概是模仿“三省”的说法，错了可见，并没有真正用功。又常常顺着别人的脸色说同样的话。明道责备邢七说：没什么可说的。明道说：没什么可说的，便不得不说了。横渠先生说：学者如果舍弃礼义，就会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与下层的百姓一样。所从事的不超出衣食之间，不过是宴饮游乐的快乐罢了。郑卫的音乐悲哀，使人情意流连，又产生怠惰之意，进而导致骄奢淫逸之心。即使是珍奇玩好，它们起初感动人，也不像这样深切，进而产生无限的嗜好。所以孔子说：一定要摒弃它们。这也是圣人经历过的，只是圣人能不被外物所改变罢了。孟子说“反经”，特别在乡原之后，因为乡原心中没有先确立大义，起初没有惭愧，只是左右看顺人情，不想违背，一生如此。
近思録集注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近思録集注卷十三
婺源江永撰
【朱子曰此卷异端之学】
明道先生曰：「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只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其惑尤甚。杨墨之害，亦经孟子辟，之所以廓如也【朱子曰：「杨朱学为义者也，而偏于为我；墨翟学为仁者也，而流于兼爱。本其设心，岂可邪哉？皆以善而为之耳，特于本原之际防有毫厘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祸，以为无父无君而防于禽兽，辞而辟之不少假借。孟子亦岂不原其情，而过为是刻核之论哉？诚以其贼天理，害人心于几防之间，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诈之术，其祸浅近而易见，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问：「墨氏兼爱疑于仁，此易见；杨氏为我，何以疑于义？」曰：「杨朱看来不似义，他全是老子之学，只是个逍遥物外，仅足其身，不屑世务之人。只是他自爱其身，界限齐整，不相侵越，防似义耳，然终不似也。」○杨朱即老耼弟子，孟子辟杨墨，则老庄在其中矣。○叶氏曰：「申不害，郑人，以刑名干韩昭侯；韩非，韩之诸公子，喜刑名法术之学。佛本西域之胡，为寂灭之学，自汉以来，其説始入中国。老耼，周柱下史，其书论清净无为之道。」○遗书下冋】○伊川先生曰：「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防，其终则不可救。如师也过，商也不及，于圣人中道，师只是过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胡氏曰：「杨朱即庄周所谓杨子居者，与老耼同时；墨翟又在杨朱之前，宗师大禹，而晏婴学之者也。以为出于二子，则其考之不详甚矣。」○或问：「杨墨学出于师商，信乎？」朱子曰：「胡氏论之当矣。」○程子论杨墨之源流，考之有未精者。若曰佛氏之害甚于杨墨，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则皆至论也】至如杨墨，亦未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推之，便至于此，盖其差必至于是也【朱子曰：杨朱但知爱身，而不复知有致身之义，故无君；墨子爱无差等，而视其至亲无异众人，故无父】○明道先生曰：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然则毁人伦、去四大者，其分于道也逺矣【按：释氏以地水火风为四大，谓四大幻假而成人，自寂灭幻根，断除一切】故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若有适有莫，则于道为有间，非天地之全也。彼释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故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恣肆，此佛之教所以为隘也。吾道则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圣人于《易》备言之【本注又云：佛有一个觉之理，可以敬以直内矣，然无义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问：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内？朱子曰：他有个觉察，可以敬以直内，然与吾儒亦不同，他本是个不耐烦底人，故尽欲扫去吾儒，便有是有无是无，于应事接物只要处得是○问：遗书云：释氏于敬以直内则有之，义以方外则未也，恐未安？曰：前日童蜚卿正论此，以为释氏本与吾儒同，只是其末异，某与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检《近思録》有云：佛有一个觉之理云云，这是当时记得全处，前者记得不完也，只无义以方外则连敬以直内也不是了。程子谓释氏唯务上逹，而无下学，则其上逹处岂有是邪？亦是此意○叶氏曰：君子之于天下，无可无不可，惟义之从。释氏寂灭无为，不可以察理应事，必欲断除外相，始见真性，非天地本然全体之性矣。释氏习定，欲得此心收敛虚静，亦若敬以直内然。有体而无用，何有于义？离器以为道，故或拘或肆，皆为之病。名为大自在，而实则隘陋。吾儒率
译近思录集注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近思录集注卷十三
婺源江永撰写
【朱熹说：这一卷主要讨论异端学说】
明道先生说：“杨朱、墨翟的危害比申不害、韩非更严重，佛教、道教的危害又比杨朱、墨翟更严重。杨朱主张为我，看似符合义；墨翟主张兼爱，看似符合仁。申不害、韩非的学说浅陋，容易被人看清，所以孟子只驳斥杨朱和墨翟，因为他们的迷惑性极大。佛教和道教的言论接近事理，又不是杨朱、墨翟所能比拟的，因此它们的迷惑性尤其严重。杨朱、墨翟的危害，也因为孟子驳斥过，所以（他们的学说）显得空廓无根了。【朱熹说：‘杨朱学习的是义，却偏向了为我；墨翟学习的是仁，却流向了兼爱。推究他们的本意，难道邪恶吗？都是出于善意而做的罢了，只是在根本源头上稍有毫厘之差，所以孟子推论其祸患，认为会导致无父无君而接近禽兽，言辞驳斥毫不宽容。孟子难道不了解他们的实情，而过分苛刻吗？实在是因为他们祸害天理，在细微之处损害人心，使人陷溺而不自知，不像刑名权诈之术，祸患浅近而易见，所以要从根本上堵塞源头，不得不如此用力。’○问：‘墨翟的兼爱看似符合仁，这容易明白；杨朱的为我，为什么看似符合义？’回答说：‘杨朱看起来不像义，他完全是老子的学问，只是一个超脱世俗、仅求保全自身、不屑于世间事务的人。只是他爱护自己的身体，界限分明，不相侵犯，看似像义罢了，但最终并不像。’○杨朱就是老聃的弟子，孟子驳斥杨朱和墨翟，那么老子和庄子也在其中了。○叶氏说：‘申不害，郑国人，用刑名之学侍奉韩昭侯；韩非，韩国的公子，喜好刑名法术之学。佛教本是西域胡人的宗教，主张寂灭之学，自汉朝以来，其学说才传入中国。老聃，周朝的柱下史，他的书论述清净无为之道。’○《遗书》下篇】○伊川先生说：‘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丝毫偏差，起初偏差很小，最终则不可救药。比如子张过分，子夏不及，相对于圣人的中道，子张只是过于厚重些，子夏只是不足些。然而厚重就会逐渐走向兼爱，不足就会走向为我，这过分和不足都出自儒者，其末流竟至于杨朱、墨翟。【胡氏说：‘杨朱就是庄子所说的杨子居，与老聃同时代；墨翟又在杨朱之前，尊奉大禹为师，而晏婴也学习他。认为杨朱、墨翟出自子张、子夏，那么他们的考证很不详细了。’○有人问：‘杨朱、墨翟的学说出自子张、子夏，可信吗？’朱熹说：‘胡氏的论述恰当。’○程子论述杨朱、墨翟的源流，考证有不够精到的地方。如果说佛教的危害比杨朱、墨翟更严重，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那么这些都是极佳的论断。】至于杨朱、墨翟，也未达到无父无君的地步，孟子推论，便到了这个地步，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偏差必然会导致这个结果。【朱熹说：杨朱只知道爱身，而不再知道有献身之义，所以无君；墨子爱没有等级差别，看待至亲与看待众人无异，所以无父。】○明道先生说：道之外没有事物，事物之外没有道，这是说天地之间没有哪里不是道。就父子而言，父子在于亲近；就君臣而言，君臣在于严肃，以至于夫妇、长幼、朋友，没有哪一关系不是道。这就是道所以片刻也不能离开的道理。那么，毁弃人伦、去除四大（地水火风）的（佛教），他们与道的分别就太远了。【按：释氏以地、水、火、风为四大，认为四大虚幻假合而成人体，主张从寂灭幻根入手，断除一切。】所以君子对于天下事，没有必须怎样，也没有不必须怎样，只与义相符合。如果有必须怎样和不必须怎样，那么对于道就有间隔，不是天地的完整了。那些释氏的学说，在‘敬以直内’方面是有道理的，但在‘义以方外’方面则没有。所以拘泥固执的人陷入枯槁，通达洒脱的人归于放纵，这就是佛教教义之所以狭隘的原因。我们的道则不然，只是顺应本性罢了，这个理，圣人在《易经》中已经完备地论述了。【本注又说：佛有一个觉悟之理，可以敬以直内了，然而没有义以方外，其直内的根本其实也不是对的。○问：佛家为什么有敬以直内？朱熹说：他们有一个觉察，可以敬以直内，然而与我们儒者也不同，他们本来是不耐烦的人，所以都想扫除我们儒者，便是有是无、无是无，在应事接物上只要处理得当。○问：《遗书》说：释氏在敬以直内方面是有道理的，在义以方外方面则没有，恐怕不妥当？回答说：前几天童蜚卿正讨论这个，认为释氏本来与我们儒者相同，只是末流不同，我对他说正是根本不同，于是检查《近思录》有云：佛有一个觉之理等等，这是当时记得完整的地方，前者记得不完整，只说没有义以方外，那么连敬以直内也不是了。程子说释氏只务求上达，而没有下学，那么其上达之处难道有对的地方吗？也是这个意思。○叶氏说：君子对于天下，无可无不可，只遵循义。释氏寂灭无为，不能察理应事，一定要断除外相，才见真性，不是天地本然全体之性了。释氏习定，想要使此心收敛虚静，也好像敬以直内一样。有体而无用，哪里还有义？离开器物以为道，所以要么拘泥要么放纵，都是弊病。名为大自在，而实则狭隘浅陋。我们儒者顺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