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氏家説卷三
公实诱以来。’”杜预谓允姓即姜戎之别，瓜州三危之地。按此则姜戎者，三苖之后也。襄公十四年，晋人责姜戎，亦言为惠公自瓜徙洛。戎子对曰：“我姜戎，四岳之裔也。”按姜姓实出太岳，则三苖氏又四岳之后。文公十八年，史克列叙四凶，谓三苖为缙云氏不才子。按缙云氏实黄帝时官名，则四岳又缙云氏之后也。隐公十一年，郑庄公谓许为太岳之▯。杜注言太岳神农之后，尧四岳也。按神农氏姜姓，则缙云氏又神农之后也。盖神农氏没，子孙仕于黄帝为缙云氏，仕于尧为四岳，而四岳之子孙受封于南方者为三苖，三苖之子孙长于西方者为姜戎云。齐灭纪，晋灭姜戎，楚灭申及许，陈氏灭齐，则四岳之子孙固皆亡于春秋之时矣。然西魏时宕昌羌梁企定，犹是三苖之后，其所凭藉实远大云。
译公实诱以来。’”杜预说允姓就是姜戎的分支，是瓜州三危之地。据此则姜戎是三苗的后代。襄公十四年，晋国人责备姜戎，也说姜戎是惠公从瓜州迁徙到洛水的。戎子回答说：“我们姜戎，是四岳的后裔。”据此姜姓确实出自太岳，则三苗氏又是四岳的后代。文公十八年，史克列举四凶，说三苗是缙云氏的败类。据此缙云氏确实是黄帝时的官名，则四岳又是缙云氏的后代。隐公十一年，郑庄公说许国是太岳的后代。杜注说太岳是神农的后代，即尧时的四岳。据此神农氏姓姜，则缙云氏又是神农的后代。大概神农氏去世后，子孙在黄帝时做缙云氏，在尧时做四岳，而四岳的子孙受封在南方的是三苗，三苗的子孙在西方繁衍的是姜戎。齐国灭纪国，晋国灭姜戎，楚国灭申国和许国，陈氏灭齐国，则四岳的子孙确实在春秋时期都灭亡了。然而西魏时宕昌羌梁企定，还是三苗的后代，其所依凭的渊源确实深远啊。
九功九徳
舜之九功，即禹之八政也。府以积贮言之，于五行之外增谷为六者，当时水土之政主为谷也。政以施行言之，金、木、土各以其类增而为八者，天下已平，为万世法则。宾、祀、教、刑，森然竝举，皆不可略也。九功则用五行以治谷，用谷以治三事，自粗而至精也。八政则五行各致其用，精粗竝举，而三事在其中矣。宾、祀、教、兵、刑，皆以正徳；司空以利用，食货以厚生也。臯陶之九徳，即禹之三徳也。寛、柔、愿，皆柔克也；简、刚、彊，皆刚克也；乱、扰、直，皆正直也。乱训治，扰训驯，治且驯则无事矣。禹衍而为五，以明己之治；臯陶析而为九，以察人之徳。故其目为愈详也。要之，五行之理，圣贤皆体而用之，至禹而后极。上极下而备，衍之以成一家之言耳。
帝德罔愆
安世尝谓惟臯陶最善称舜者，夫舜之徳至难名也，臯陶特立罔愆二字以为总目，谓其凡事竝无过失，则舜之终身本末皆备于此矣。然尝疑之，今之言举事无失者，必以为精明之极，而臯陶言舜之无失，乃以简寛得之，则已与常说大异矣。至指陈其简寛之实迹，则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则又近于聩聩者。夫治天下者，必使赏当功，罚当罪，不杀无辜，不失有罪，则可谓无失矣。而舜之于功罪，不能使赏罚之必当，而但能使疑者之蒙私，不能使罪人之必得，而但能使无辜之不见杀。臯陶以此为舜之无所过失之验，是则其所为无失者，特不失其仁厚之本心而已。故其末继之曰：「好生之徳，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此则其罔愆之主意也。世之治乱，皆系于人主之聪与否，古今之言聪明者，未有过于舜者，而舜之为治，乃不能自保其无疑与失也，其可保者，独吾之好生之心不疑不失而已。后之人自视聪明，孰与舜多，而必欲其赏罚之必行，功罪之必得，是欲以己之所为求胜于舜也。舜必不可胜，则其所刑杀过差多矣，此申商之所以得罪于万世也。不然则信赏必罚，天下至明之政也，而何亡人之国若是之亟哉？孔子以「用中于民」为舜之大知，其意深矣。
九江孔殷
谢灵运入彭蠡湖口诗云：「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然则当是时，九江已不可攷矣。
沱潜
荆梁二州，江汉所经，皆有沱、潜二水。《尔雅》谓水自江出为沱，自汉出为潜，盖经师所传如此。其辞简古，故至今莫知二水之处。按四渎，济最微，无可言者；河最大，而出于西域，至中国而成河，故别流之来合者皆不可见。独江汉二水，近出梁州，夹蜀山而行：江在山之南，汉在山之北。自梁至荆，山行凡数千里。凡山南溪谷之水，皆至江而出；山北溪谷之水，皆至汉而出。其水众多，不足尽录，故南总为沱，北总为潜。盖当时之方言，犹今溪谷云尔。后之读《尔雅》者，误以江汉为沱、潜所出之源，不知其为沱、潜所出之路也。《禹贡》言“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别”犹言“他也”。盖江之发源在岷山极西处，自江源而东，凡别水之来会者，皆为此江之沱，不得自为一水也。今蜀江沿岸溪水合处，犹有鉴沱、句流沱、月明沱、归乡沱之名，尚可推见当时命名之意云。
用人惟已
班叔皮《王命论》曰：「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此可作用人惟己。」解注
盘庚
商盘周诰，古今以为聱牙，而当时用之以告民庶，何哉？曰：此其所以为聱牙也。告民庶之辞与作文章不同，告民庶者必俯而就之，或用时语，或用方言，或用官府吏文，或辨释当时事，因所以在当时众庶为易晓，在异代异俗为难通也。如今郡县晓谕文牓，自有土俗常用之语，与其所常有之事，他乡之人多不尽晓，况后世乎？
説命序
傅说起于徒役之中，而居父兄百官之上，此虽高宗之盛举，亦古者置相之常道也。故圣人序书，不言作相之事，盖以古天子诸侯之立国，皆有父兄大臣以为社稷之重鎭，常与其君共求贤哲而付之以政。所谓当国行政者，非必父
译九功九德
舜的九功，就是禹的八政。从积蓄储备的角度来说，在五行之外增加谷物成为六项，是因为当时水土的政事主要为了谷物。从施行政令的角度来说，金、木、土各自按照其类别增加成为八项，是因为天下已经平定，作为万世的法则。宾客、祭祀、教化、刑罚，森然并列并举，都不可省略。九功是用五行来治理谷物，用谷物来治理三事，是从粗浅到精微的过程。八政则是五行各自发挥其作用，精微与粗浅并举，而三事包含在其中了。宾客、祭祀、教化、军事、刑罚，都是用来端正德行；司空用来便利利用，食货用来丰厚民生。臯陶的九德，就是禹的三德。宽厚、柔和、谨慎，都属于柔克；简略、刚毅、强固，都属于刚克；治理、驯服、正直，都属于正直。乱解释为治理，扰解释为驯服，治理且驯服就没有事了。禹扩展为五项，以阐明自己的治道；臯陶分析为九项，以考察人的德行。所以其条目更加详细。总之，五行的道理，圣贤都体悟并运用它，到了禹才达到极致。上极下备，引申而成一家之言罢了。
帝德无过失
安世曾经说只有臯陶最善于称赞舜，舜的德行极难命名，臯陶特意设立“无过失”两个字作为总纲，说他在凡事上都没有过失，那么舜终身的根本和末节都具备在这里了。然而我曾对此有疑问，现在说做事没有失误的人，一定认为是精明到了极点，而臯陶说舜没有失误，却是以简约宽厚得到的，这就与通常的说法大不相同了。至于指出他简约宽厚的实际事迹，就说：“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时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宁愿违背常法。”这又接近于昏聩的人了。治理天下的人，一定要使奖赏符合功劳，惩罚符合罪行，不杀无辜，不放过有罪的人，这才可以说没有失误。而舜对于功劳和罪行，不能使赏罚一定恰当，而只能使有疑问的人蒙受私恩；不能使有罪的人一定得到惩处，而只能使无辜的人不被杀害。臯陶把这作为舜没有过失的证明，这就是他所做的无过失，只是不失掉他仁厚的本心而已。所以最后接着说：“好生的德行，融洽于民心，因此百姓不触犯官府。”这就是他无过失的主旨。世间的治乱，都取决于君主是否聪明，古今谈论聪明的人，没有超过舜的，而舜治理天下，却不能保证自己无疑惑和失误，能保证的，只有我好生的心不疑惑不失罢了。后来的人自视聪明，谁比舜多，却一定要使赏罚一定执行，功劳罪行一定得到，这是想用自己的做法来胜过舜。舜一定不可胜过，那么他们刑罚杀戮过度就多了，这就是申不害、商鞅之所以得罪于万世的原因。不然的话，信赏必罚，是天下最光明的政令，为什么亡国的速度如此之急呢？孔子以“用中于民”作为舜的大智慧，其意深远啊。
九江非常深险
谢灵运进入彭蠡湖口的诗说：“三江的事迹多已过去，九派的道理空存。”那么当时，九江已经不可考证了。
沱潜
荆州和梁州，是长江和汉水经过的地方，都有沱、潜两条水。《尔雅》说水从长江分出叫沱，从汉水分出叫潜，大概是经师所传说的这样。其言辞简古，所以至今不知道两条水的位置。考察四条大河，济水最微弱，无可言说；黄河最大，但发源于西域，到了中国才成为黄河，所以别流汇入的都不可见。只有长江和汉水，近出于梁州，夹着蜀山而行：长江在山南，汉水在山北。从梁州到荆州，山行共有数千里。凡是山南溪谷的水，都流到长江而出；山北溪谷的水，都流到汉水而出。其水众多，不足以全部记录，所以南方总称为沱，北方总称为潜。大概是当时的方言，就像现在的溪谷一样。后来读《尔雅》的人，误以为长江汉水是沱、潜的源头，不知道它们是沱、潜流出的路径。《禹贡》说“岷山导引长江，向东分出为沱”，“别”也就是“另外”的意思。大概长江的发源在岷山极西处，从江源向东，凡是别水来汇合的，都是此江的沱，不能自成为一条水。现在蜀江沿岸溪水汇合处，还有鉴沱、句流沱、月明沱归乡沱等名字，还可以推见当时命名的意思。
用人只靠自己
班固《王命论》说：“见到善行好像赶不上，用人好像出于自己，这可以作为用人只靠自己的解释。”
盘庚
商朝的盘庚诰命和周朝的诰命，古今认为艰涩难懂，而当时用来告诉百姓，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正是它艰涩难懂的原因。告诉百姓的话与写文章不同，告诉百姓一定要俯就他们，有时用当时的语言，有时用方言，有时用官府公文，有时辨析当时的事，因此在当时百姓容易理解，在异代异俗难以通达。就像现在郡县晓谕的文告，自有土俗常用的语言，和他们常有的事，他乡的人多不完全理解，何况后世呢？
说命序
傅说起于徒役之中，而居于父兄百官之上，这虽然是高宗的盛举，也是古代设置宰相的常道。所以圣人序书，不说作相的事，大概因为古代天子诸侯建立国家，都有父兄大臣作为社稷的重镇，常与君主共同寻求贤哲而把政事托付给他们。所谓当国行政的人，不一定是父
兄大臣也。故曰：「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愼欤？」此言为当国行政者设也。尧舜之时，四岳为大臣，而舜禹行政；汤之时，仲虺为大臣，而伊尹往来行政于其间。成王之时，太公为太师，召公为太保，而周公行政。其后，周公、毕公皆以太师出守东都，而召公以太保行政，其序位皆在周、毕之上，而官秩仍在其下，不以为疑也。齐以高子、国子为上卿，而管仲为政；郑以子皮为上卿，而子产为政；鲁以季氏为上卿，而孔子为政。非若后世茍用一人，必须移动大臣、排绌故老而后可为也。夫是以君之用之也易，而臣之居之也安，大臣亦相与出力而推奬之，无有相倾相轧之事。虽其人皆有推逊之诚，亦其理势之可以相安也。六国之时，所以迭用他国之臣为相，亦其去古之近于国之旧臣，利害无所相及也。至国朝承唐官制，罢相者皆归本班，犹有古意。自官制一新，凡执国政者，一去其位，则不复得侍于阙廷，必俟彼出而后此入，此争端之所以不息也。
译兄长是大臣。所以说：“如果让地位低下的超越尊贵的，关系疏远的超越亲近的，能不谨慎吗？”这话是为当权执政的人说的。尧舜时代，四岳是大臣，而舜、禹负责行政；商汤时代，仲虺是大臣，而伊尹在其中往来主持政务。周成王时代，姜太公担任太师，召公担任太保，而周公主持政务。后来，周公、毕公都以太师的身份出镇东都，而召公以太保的身份主持政务，他们的位次都在周公、毕公之上，但官阶仍然在他们之下，大家对此并不感到疑惑。齐国以高子、国子为上卿，而管仲执政；郑国以子皮为上卿，而子产执政；鲁国以季氏为上卿，而孔子执政。不像后世那样，如果任用一个人，必须调动大臣、排挤老臣之后才能实行。因此君主任用他们容易，臣子居位安心，大臣们也互相出力推举奖掖，没有互相倾轧的事。虽然这些人都有谦逊推让的诚意，也是情理势态上可以互相安定的缘故。战国六国时期，之所以轮流任用他国的臣子做相，也是因为距离古代较近，国内旧臣与新相的利益没有相互冲突。到了本朝继承唐代官制，被罢免的宰相都回到原班，还保留着古意。自从官制革新以来，凡是主持国家政务的人，一旦离开职位，就不再能侍奉于朝廷，必须等那个人出去之后这个人才能进来，这就是争端之所以不断的原因。
西伯戡黎序
先儒谓「西伯戡黎」，故殷始咎周，此非《书》意也。按《书》中但言「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尔至孔子作序，乃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以文势攷之，咎周乃在乘黎之先。盖文王之世，殷未尝咎周也。至武王之末年，殷始咎周。疑间生而责让至，度其事势，必有侵伐之谋。武王于是戡黎国，以据壶关之险，东向临之。牧野之事，盖决于此时矣。故孔子改「戡」为「乘」，高以临纣，以见兵势之成。又推其衅隙起于殷人之咎周，以见兵端之发。圣人于殷周之际，多言《书》外之事，皆明着本末，以示后来。盖《书》有不必存者，而事则不可不存也。《史记》胶鬲问武王之师曰：「西伯曷为而来？」此武王称西伯之验也。
西土有众
武王渡河，虽曰羣后毕会，及聆其誓语，专以西土邦君为言，则孟津之会，皆西土之诸侯也。盖纣都河北，正天下之劲兵所处，用南方之人未必胜之，故武王之所用，皆关陇蜀汉之士。先以河东之兵塞壶关之险，以为疑兵，而武王自以西土之众，自关向洛，整阵徐行，以为正兵，自孟津北河攻之。故曰同力度徳，武王之虑精矣。
惟九年大统未集
説者以此为文王受命之九年，非也。《史记·周本纪》《太公世家》《周公世家》皆言武王即位九年乃观兵于盟津，明此即武王之九年也。时已十一年矣，何以谓之九年？古者天子诸侯皆除丧之后始即政事之位，通初丧数之为十一年，但数即政之年则九年耳。自鲁成公以来始有逾年即位之事，《春秋》书之，讥不终丧也。惟亲政九年，大统未集，故武王未得尽承文王由旧之志。今既集矣，其承厥志，乃反商政，政由旧，所以承之也。
武成脱简
王介甫以此篇为脱简，当以“厥四月哉生明”至“予小子其承厥志”移在“天下大定”之下，此説良是，必如此然后文理可读，月日亦顺。又见武王所承之志，上谓文王欲由商之旧政而未得，今予小子不可不承，故次以“乃反商政，政由旧”，此即承志之事也。若如本文，则是文王志在厎商之罪而武王承之也，岂不上诬先志哉？
周王发
先儒谓周王乃史官追书之辞，方告名山大川时，武王未称王也。且以文王尚称文考为证，此説非也。若商命未絶，则武王不当起兵；既已起兵，则周之称王必矣。决无以商之臣子号令羣后，上伐天王之理也。文王之称文考，乃是归周祀庙告成之后，始行追王之礼；方起兵时，尚未暇也。
癸亥陈于商郊
纣之为人与桀不同。桀不过昏庸暴虐，如秦二世、汉桓、灵而已。纣好勇而善疑，有伸钩索鐡之力，而专养亡命逋逃之人以为亲兵，百战百克，天下畏之。其失在于恃兵，狂酗杀人为嬉，不恤国事。此正如前赵之刘曜、北齐之高欢，未可以脆敌待也。故武王伐纣，其规模与汤不同。武王先取壶关，以塞纣西向之路，然后自洛阳渡河攻之。初以戊子日离宗周，整众徐行，日三十里，自周至洛九百里，凡一月而后至，人力不劳，兵势不急。纣固恃兵之强与大河之固，安坐而未出也。既戊午涉河，一日而誓师，明日复誓，遂行。自孟津至朝歌四百余里，凡五日而至。癸亥之夕，径陈于国门之外。甲子之朝，纣狼狈出师，人心震骇，皆望尘而奔。周人自后攻之，尽▯其多罪逋逃之众，血流漂杵，旧恶无余。于是善良奠枕，而天下定矣。唐太宗讨薛仁杲，六十日不战，一战而散其精卒，遂平陇右。本朝狄武襄公自离京师，行止竝有定法，晷刻不差。及至昆仑关，卷甲夜度，遂一战而定广南。其制胜之方，大略相类。圣贤举事以理，固无后世之利心；而处事以义，亦无腐儒之痴法也。
五纪
岁以纪一岁之事，月以纪一月之事，日以纪一日之事，星辰谓二十八星，十二辰以纪九州之分土，万民之好恶，厯数如太初、三统以纪帝王之运世，天度之从违，王省惟岁章，当在此下。
皇极
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
译西伯戡黎序
先前的儒者说“西伯戡黎”，所以殷商开始怪罪周人，这不是《尚书》的本意。查考《尚书》中只说“西伯戡黎”，祖伊恐惧，奔去告诉纣王。等到孔子作序，才说“殷商开始怪罪周人，周人乘势攻克黎国”，祖伊恐惧，奔去告诉纣王，于是作了《西伯戡黎》。从文势来考察，怪罪周人是在乘势攻克黎国之前。大概文王在世时，殷商未曾怪罪周人。到了武王末年，殷商才开始怪罪周人。猜疑产生而责备到来，推测当时的形势，必定有侵犯讨伐的谋略。武王于是攻克黎国，以占据壶关的险要，向东面对殷商。牧野之战，大概就在此时决定了。所以孔子将“戡”改为“乘”，居高临下地面对纣王，以显示兵势已成。又推究其争端起于殷商怪罪周人，以显示兵端发起的原因。圣人在殷周之际，多言《尚书》之外的事，都是阐明本末，以昭示后人。大概《尚书》有不必保留的内容，但史实则不可不保留。《史记》记载胶鬲问武王的军队说：“西伯为何而来？”这是武王称西伯的验证。
西土有众
武王渡过黄河，虽然说众位诸侯全部会合，等到听他的誓师之语，专门以西土邦君来说，那么孟津之会，都是西土的诸侯。大概纣王都城在河北，正是天下精锐部队所在，使用南方的人未必能战胜他们，所以武王所使用的，都是关陇蜀汉的士兵。先用河东的军队堵塞壶关的险要，作为疑兵，而武王亲自率领西土的军队，从关内向洛阳，整顿阵势缓缓行进，作为正兵，从孟津北河进攻他们。所以说同力衡量德行，武王的思虑精妙啊。
惟九年大统未集
解说者认为这是文王受命的九年，不对。《史记·周本纪》《太公世家》 《周公世家》都说武王即位九年才在盟津观兵，明确这就是武王的九年。当时已经十一年了，为什么称为九年？古代天子诸侯都在除去丧服之后才开始即位处理政事，通算初丧的年份是十一年，只计算即位的年份则是九年。从鲁成公以来才有逾年即位的事情，《春秋》记载它，是讥讽不守完丧期。只有亲政九年，大统未集，所以武王未能完全继承文王遵循旧制的志向。现在既然集齐了，他继承文王的志向，于是反用商朝的政令，政令遵循旧制，这就是继承志向的表现。
武成脱简
王安石认为这篇是脱简，应当把“厥四月哉生明”到“予小子其承厥志”移到“天下大定”之下，这个说法很对，必须这样然后文理可读，月日也顺。又可见武王所继承的志向，上文说文王想要遵循商朝的旧政而未能实现，现在我不可以不继承，所以接着说“乃反商政，政由旧”，这就是继承志向的事情。如果像原文那样，则是文王志向在于惩治商朝的罪过而武王继承它，岂不是诬蔑先王的志向吗？
周王发
先前的儒者说周王是史官追记的措辞，当时告祭名山大川时，武王尚未称王。并且以文王尚称文考为证据，这个说法不对。如果商朝天命未绝，那么武王不应当起兵；既然已经起兵，那么周称王必定了。决没有以商朝臣子的身份号令众位诸侯，向上讨伐天王的道理。文王称文考，乃是归周祀庙告成之后，才开始实行追王的礼仪；刚起兵时，还来不及做。
癸亥陈于商郊
纣王为人和夏桀不同。夏桀不过是昏庸暴虐，像秦二世、汉桓帝、灵帝而已。纣王好勇而多疑，有拉钩索铁的力量，而专门豢养亡命逋逃之人作为亲兵，百战百胜，天下畏惧他。他的过失在于倚仗兵力，狂饮酗酒杀人为戏，不关心国事。这正像前赵的刘曜、北齐的高欢，不可以当作脆弱的敌人对待。所以武王伐纣，其规模与商汤不同。武王先夺取壶关，以堵塞纣王西向的道路，然后从洛阳渡河进攻他。起初在戊子日离开宗周，整顿军队缓缓行进，每天三十里，从周到洛阳九百里，共一个月才到，人力不劳累，兵势不紧迫。纣王本来倚仗兵力的强大和黄河的坚固，安坐而不出战。等到戊午日渡河，一天就誓师，第二天又誓师，于是进军。从孟津到朝歌四百多里，共五天到达。癸亥的夜晚，径直在国门之外布阵。甲子的早晨，纣王狼狈出兵，人心震骇，都望见尘土就逃跑。周人从后面攻击他们，全部消灭那些多罪逋逃的军队，血流漂杵，旧恶无余。于是百姓安枕，而天下平定了。唐太宗讨伐薛仁杲，六十天不战，一战就瓦解了他的精锐部队，于是平定陇右。本朝狄武襄公自从离开京师，行止都有定法，时刻不差。等到到达昆仑关，卷甲夜渡，于是战而定广南。他们制胜的方法，大致相似。圣贤行事以理，固然没有后世的功利之心；而处事以义，也没有腐儒的呆板之法。
五纪
年用来纪一年的事，月用来纪一月的事，日用来纪一日的事，星辰指二十八星，十二辰用来纪九州的分土，万民的好恶，历数如太初、三统用来纪帝王运世，天度的从违，王省惟岁章，应当在此之下。
皇极
皇建立其应有的准则，收敛这五种福，用来广施
厥庶民。此言君之导其民也。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此言民之从其君也。此六句，皇极一章之总目也。自此以下，分为两大段，以演説此两节之事。自「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以下，至「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皆演説君之导民也。自「无偏无陂，遵王之义」以下，至「会其有极，归其有极」，皆演説民之从君也。又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言人君配天立极，以结上一节之意也。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言庶民从君如天，以结下之一节也。又曰：「天子作民父母。」言上之教养之心如此其切也。「以为天下王」，言下之归往之心如此其一也。此三节，皆反覆推明君民之义，言愈近而意愈切也。惟辟作福，恐当在此章下。
译那些百姓。这是说君主引导百姓。当时那些百姓，对于你达到极致，赐给你保持极致。这是说百姓顺从君主。这六句，是“皇极”一章的总纲。从这以下，分为两大段，来阐述这两节的内容。从“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以下，到“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都是阐述君主引导百姓。从“无偏无陂，遵王之义”以下，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都是阐述百姓顺从君主。又说：“皇极的广布之言，是常道是训诫，对于天帝那是训诫。”是说人君配天建立极则，用来总结上一节的意思。凡是那些百姓，极则的广布之言，是训诫是实行，来接近天子的光辉。是说百姓顺从君主如同顺从天，用来总结下一节的意思。又说：“天子做百姓的父母。”是说上位者教养百姓的心意如此深切。“以此成为天下的君王”，是说下位者归附向往的心意如此专一。这三节，都反复推究阐明君民的大义，话语越近而情意越深切。只有君主作福，恐怕应当放在这一章的后面。
五纪皇极
此二章皆有脱简，曰：“王省惟岁至，则以风雨”，当在五纪章之内，与庶征章全无干涉也。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当在皇极章之末，其文与“为天下王”相接，其意与“惟皇作极”相类，且所言福威，皆皇极章内之事，与三徳殊不相关也。
三徳
刚克，柔克，自是二徳之名。刚多于柔者为刚克，柔多于刚者为柔克。非谓以刚柔胜人也。以政言之，强者御之以刚，弱者抚之以柔，此于五行属太刚、太柔也。以教言之，高者抑之使柔，卑者振之使刚，此于五行属少刚、少柔也。正直则中徳也。虽曰三徳，而五在其中。礼家以一为三，以三为五，以五为九，其理皆出于此。盖一本不动，而二自为四，四自为八，故谓之九。《易》之八卦，书之九畴，其义一也。
曰贞曰悔
人但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不知其何説也。王介甫谓静为贞，动为悔，亦臆之而已。此占家之事，惟京氏易谓发为贞，静为悔，则合于筮法。盖占家以内卦为用事，谓问者之来意也；外卦为直事，谓祸福之决也。来意方发，专一之至，故谓之贞；外卦既成，祸福始定，故有悔焉。盖卦有元亨利贞，故取贞字为主；爻有吉凶悔吝，故取悔字为决也。姚小彭氏作《易内外传》，以吉凶悔吝为元亨利贞之反，其言亦有理。初闻者必讶其异，然不可不思也。
窃意夏商筮法止用贞悔，至文王之易，以变爻为占，六爻皆不变者乃占贞悔，则不止用二矣。
五福六极
福极，皆人君之事。攸好徳者，黎民敏徳也；恶者，贼民兴也。康宁者，内外无患也；忧者，国家多难也。疾者，疠疫流行也；弱者，寖以衰微也。凶者，考终命之反；短折者，寿之反。在福为二，在极为一也。贫与弱者，富之反；疾与忧者，康宁之反。在福为一，在极为二也。恶与好徳，一福一极也。
金縢
金縢之事，本无可疑，而説者多疑之。盖谓死无可代之理，殊不知此特后世之人自不能行而行之者，又不出于诚，是以不能动天尔。桑林之祷，六事自责，是汤以身代百姓也。云汉之诗，宁俾我遯，是宣王以身代百姓也，而上天皆为之变动。孔融以弟代兄之死，吉翂以子代父之死，而时君皆为之矜恻。其他如王尊之塞决，戴封之积薪，自古匹夫以必至之诚上动天意者，何可胜数？况武王之兴，天所眷佑；周公之圣，天所赋与。因天感天，其有不动者乎？二公本欲用常礼穆卜，周公乃欲以身自卜，故不敢以告。二公又古者宗庙皆在宫中，武王有疾，周公以上相摄事，独命祝史与庙中之人为坛墠祝册，而公卿大夫皆不知之。如后世人主宫中黙祷，而外庭不知者多矣。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孔氏谓辟者，行法也；居东则东征也。信然，则周公诛谤以灭口，岂所以自明于天下哉？郑氏谓辟读为避，居东则避之也。予尝反复本文，则郑説为是。盖周室初基，中外未定，流言乘间而作，成王疑于上，国人疑于下。周公茍不避之，祸乱忽发，家国倾危，将无以见先王于地下矣。周公之与二公，盖一体也，故密与二公谋之，使二公居中鎭抚国事，而身自东出避之，因以宁辑东夏。但不居中，则不利之谤自息，而乱无从生矣。故周公居东二年，外变不起，而内论亦明。向者倡为流言，谋作祸乱之人，遂得主名，内外之人始知其为管叔之罪也。众论既明于下，则渐可以开晓成王之惑。周公于是作鸱鸮之诗，极道国家之艰难，心迹之劳悴，自愬于王，以冀王之察己也。王虽未能洞然遂信周公之忠，然亦未敢决然遂以周公为非者，盖由左右诸大夫、国人之论皆已明白，无有一言以助成王之疑者，故成王之心虽欲非之，亦无所据而发也。盖是时也，举国之人疑周公者，独成王一人尔。人力既尽，则天道从而开之。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偃木抜，邦人大恐。成王与羣臣弁服以适祖庙，啓▯筮之
译五纪与皇极
这两章都有脱落的简册。“王省惟岁至，则以风雨”这句话，应当属于五纪章的内容，与庶征章毫无关联。“惟辟作福”到“民用僭忒”这段话，应当位于皇极章的末尾，其文辞与“为天下王”相承接，其意旨与“惟皇作极”相类似，而且所谈论的福威，都是皇极章中的内容，与三德完全不相关。
三德
刚克、柔克，自然是两种德的名称。刚多于柔的称为刚克，柔多于刚的称为柔克。并不是说用刚或柔去战胜别人。从政治方面来说，对强者用刚强手段驾驭，对弱者用柔和手段安抚，这在五行中属于太刚、太柔。从教化方面来说，对高傲者压制使其柔和，对卑下者振作使其刚强，这在五行中属于少刚、少柔。正直则是中德。虽然说是三德，但五德都包含在其中。礼学家以一为三，以三为五，以五为九其道理都源于此。因为根本不动，而二自然衍生出四，四自然衍生出八，所以称为九。《易经》的八卦，《尚书》的九畴，其意义是一致的。
曰贞曰悔
人们只知道内卦为贞，外卦为悔，却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王安石认为静为贞，动为悔，也只是主观臆测罢了。这是占卜者的事，只有京房易学认为发动为贞，静止为悔，这才符合筮法。因为占卜者以内卦为用事，指问卦者的来意；外卦为直事，指祸福的决断。来意刚刚发动，专一到了极点，所以称为贞；外卦已经形成，祸福才开始确定，所以有悔。因为卦有元亨利贞，所以取贞字作为主辞；爻有吉凶悔吝，所以取悔字作为决断。姚小彭氏作《易内外传》，认为吉凶悔吝是元亨利贞的反面，他的话也有道理。初次听到的人一定会惊讶其奇异，但不可不深思。
我私下认为，夏商时期的筮法只使用贞悔，到了文王的《易经》，以变爻作为占断依据，六爻都不变的才占断贞悔，那么就不止使用两个卦了。
五福六极
福与极，都是人君的事情。攸好德，是指黎民敏于德行；恶，是指贼民兴起。康宁，是指内外没有祸患；忧，是指国家多难。疾，是指疫病流行；弱，是指逐渐衰微。凶，是指考终命的反面；短折，是指长寿的反面。在福中分为两项，在极中合为一项。贫与弱，是富的反面；疾与忧，是康宁的反面。在福中合为一项，在极中分为两项。恶与好德，是一福一极的关系。
金縢
金縢之事，本来没有什么可疑的，但解说者大多怀疑它。大概是认为人死之后没有可以替代的道理，却不知这只是后世之人自己不能实行而强行实行的，又不出于诚心，所以不能感动上天罢了。桑林的祷告，汤王就六件事自责，是汤王以自身代替百姓受罪。《云汉》这首诗，宁愿让我逃亡，是宣王以自身代替百姓受罪，而上天都为之发生变动。孔融以弟弟代替哥哥而死，吉翂以儿子代替父亲而死，当时的君主都为之怜悯侧隐。其他如王尊堵塞决口，戴封堆积柴薪，自古以来匹夫以必至的诚心向上感动天意的，哪里能数得完？何况周武王的兴起，是天所眷顾保佑的；周公的圣明，是天所赋予的。顺应天意而感动上天，难道会有不感动的吗？两位公爵本来打算用常规礼仪进行穆卜，周公却想以自身亲自占卜，所以不敢告知。两位公爵又因为古时宗庙都在宫中，武王有病，周公以上卿的身份摄行事务，独自命令祝史与庙中人在坛墠上祝祷写册，而公卿大夫都不知道。就像后世君主在宫中默祷，而外朝不知道的情况很多一样。
管叔和他的众兄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周公于是告诉两位公爵说：“我不避开，我就无法向先王交代。”周公在东都居住了两年，罪人就抓住了。孔氏认为辟是施行法度；居东就是东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周公诛杀诽谤者以灭口，难道是为了向天下自明吗？郑氏认为辟读作避，居东就是避开。我曾经反复推敲原文，认为郑氏的说法是对的。因为周室刚刚建立，内外尚未安定，流言趁机兴起，成王在上面怀疑，国人在下面怀疑。周公如果不避开，祸乱突然爆发，家国倾覆危险，将无法在地下见先王了。周公与两位公爵，本来是一体的，所以秘密与两位公爵谋划，让两位公爵在中央镇抚国事，而自己向东出避，借此来安抚东方的诸侯。只要不居于中央，那么不利的诽谤自然平息，而祸乱无从产生。所以周公在东都居住两年，外部的变故没有发生，内部的议论也明白了。先前煽动流言、图谋祸乱的人，于是被抓住了主犯，内外的人这才知道那是管叔的罪过。众人的议论在下面已经明白，那么逐渐可以开导晓谕成王的疑惑。周公于是作了《鸱鸮》这首诗，极力陈述国家的艰难，心迹的劳苦憔悴，向成王自我申诉，希望成王能明察自己。成王虽然没能完全相信周公的忠诚，但也不敢决然认定周公为非，大概是因为左右的大夫、国人的议论都已经明白，没有一句话来助长成王的怀疑，所以成王的心虽然想指责周公，也没有依据可以发作。大概在这个时候，全国怀疑周公的，只有成王一个人罢了。人力已经用尽，那么天道就随之开启。秋天庄稼大熟尚未收割，上天降下大雷电并刮风，禾苗倒伏树木拔起，国人非常恐惧。成王与群臣穿着礼服前往祖庙，打开金縢之匮，进行筮占
柜以占家国之灾，此盖古者遇灾之常礼也。既得金縢之书，二公知天道之在是矣。于是导王以问诸史与百执事之人，羣臣久郁承问而兴，皆翕然曰：「信。」以证其事，怅然曰：「噫。」以明其寃。见公本不言而天自发之，天理人情，愤悱相会于声嗟气叹之间，而成王之心已豁然而大悟矣。于是周家复兴，天下大定，卜年八百，卜世三十，岂非天人之助也欤？夫以当时事体危疑如此，成王之意艰重而难囘，二公之辞裵囘而未发，百执事之心堙郁而不吐，使周公憪然不避，授兵以出，讨谤己者，执而戮之。此霍光之所不敢为也，而谓周公为之乎？盖周公既归，始相成王，《大诰》、《多方》出兵以诛三监云。
译用柜匣占卜家国的灾祸，这大概是古人遇到灾祸时的常规礼仪。既然得到了金縢之书，太公和召公便知道天道就蕴含在其中了。于是他们引导成王去询问史官和百官，群臣长久压抑的心情因得到询问而振奋，都一致地说：“确实如此。”以此证实那件事，又惆怅地说：“唉。”以此表明周公的冤屈。看到周公本来没有辩解而天意自然显发，天理与人情，在愤懑不平的声叹息气之间相互交融，成王的心便豁然开朗、彻底醒悟了。于是周朝复兴，天下安定，占卜国运八百年，传位三十代，这难道不是天与人共同帮助的结果吗？当时局势危急可疑到了这种地步，成王的意志艰难沉重而难以回转，太公和召公的言辞徘徊犹豫而没有说出，百官的心情压抑郁闷而无法倾诉，假如周公坦然不顾忌，调兵出征，讨伐诽谤自己的人，抓起来杀掉他们。这是霍光都不敢做的事，难道能说周公会做吗？周公回朝后，才开始辅佐成王，《大诰》、《多方》中记载出兵诛杀三监的事，是在那之后的事了。
周公之事，再明周家之业，再安，皆二公之力也。故公之出也，则告二公而后出，明二公之同议也。其问诸史与百执事也，则书二公及王，明非王之及二公也。其筑大木也，则又出于二公之命，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茍可以明天理之验而信周公之功者，无所不用其至。二公之心，可谓贯日月而通神明矣。兹其所以为二公也欤？
康诰酒诰
周公命康叔治商，曰：“往敷求殷先哲王，曰：‘丕远惟商耉成人，曰师师。’兹殷罚有伦，曰：‘罚蔽殷彝。’曰：‘劼毖殷献臣。’”盖治者必顺其俗，因其宜，用其仁贤，而复其善政，然后其俗安，其民服。大凡治新造之国，抚新附之民，未有不由此而得其欢心者也。周公之虑，深矣。
惟民其勑懋和
勑，古来字也。勑，懋谓劳来，勉懋二字，盖同一意。《尚书》“勑”字，今皆读为“敕”，盖因俗音之误。若据本文，止当以来字读之，不然则皆改为“勅”乃可。“勑天之命”与“勑我五典”，若作勤力説，于义亦通，不烦改説也。
无或刑人杀人
无或二字，即戒康叔。先儒谓“无使权出或人”，非也。此章大意，谓刑杀劓，则皆出于公法，非汝封之所得私。无或辄用其私，以刑杀劓刵人也。
酒诰
或云康叔以衞侯为王司冦，故首篇专谕刑罚，是也。然不知《酒诰》一篇，亦是为司冦言之。《周官》萍氏掌几酒，谨酒；司虣氏掌禁以属游饮于市者，皆司冦之属官也。
惟天降命
麴蘖之可为酒，酒之可奉宾祭养老劳劝，皆天也。酒之流可以败徳生祸，亦天也。故周公于此二者皆以天言之。祀兹酒，则谓之天降命；败乱丧徳，则谓之天降威。人惟从其命，勿犯其威，则可谓善事天矣。知此，然后可以知天。
周公曰拜手稽首
荀子大略篇曰：「平衡曰拜【磬折头与腰平如衡】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颡。大夫之臣拜不稽首。以是推之，则今之折腰揖，即古之拜也；今之低头揖，即古之稽首也；今之拜伏其头至地，乃类古之稽颡耳。然今之拜，自是古之跪俛伏，三事殊与古拜不类。今之揖，其形用古之拜，其声用古之喏【日者切】亦是两事，皆与古揖不类也【古揖举手而无声】
君奭
予尝读《君奭》《顾命》之书，而深悲之。然后知出而任人之事者，诚天下之危机，而圣贤之甚不得已也。召公亲见金縢之事，其艰难忧畏如此。幸而洛邑既成，成王即政，二公优游退居田里，以息平生之劳，此其宜矣。而周公方自《洛诰》之后，再为成王之所挽，使之留镇成周，以抚东方之诸侯。周公复挽召公，使之留镇宗周，以抚西方之诸侯。一师一保，左右相扶。召公之意，盖惨然而不乐也。周公作《君奭》一书，道商周之近例，陈文武之大忧，以系召公而留之。召公既留，而周公死，成王崩，于是召公复当周公之危机矣。是故导成王以作《顾命》，以正先君之终；翊康王以见诸侯，以正新君之始。盖传位于凭几之时，而受位于成服之日。设兵戈以衞丧主，陈玉币以宾天王。彼四海九州，知有康王，虽百管叔，不可得而间也。呜呼悲哉！亦可谓艰大之举矣。此与孙权止泣而令三军，顺宗麻鞋以见诸将，虽时之隆污不同，而镇遏危疑之意，亦不相逺。其所异者，暂假冕服于一时之顷，以正大位而系人心；终反丧服于三年之久，以就亮阴而终子道。此则后世之所不能行为可恨耳。按汉之嗣君，皆以太子受位于柩前，而即皇帝位于葬后，盖犹以葬讫释服，凖古之祥除。自汉而后，则倂葬后即位之礼而尽去之矣。
割申劝宁王之德
郑氏《礼记》注曰：「周申观文王之徳，古文为割申劝宁王之徳，今博士为厥乱劝宁王之徳，古文似近之。割之言，盖也。」安世按：「今博士即汉之今文《尚书》，伏生所传也；古文即孔安国所传今《尚书》是也。」郑氏训割为盖，于古读为通，古字多假借，如此类甚多。如「曷为害」「胡为瑕」「安为焉」「何亦为曷为瑕」，今人曲为「割之」「申之
译周公的功业，再次彰显了周王朝的家业，再次使其安定，这都是太公望和召公奭两位公爵的力量。所以周公出征时，必定先告知两位公爵然后才出发，以表明这是两位公爵共同商议的结果。他向史官和百官询问时，则书写两位公爵及成王的名字，以表明并非成王及两位公爵的意思。他修建大木时，又是出于两位公爵的命令，凡是因大木而倾倒的房屋，都全部起立并加以修缮。凡是能够彰显天理验证并确认周公功劳的事情，没有不竭尽全力去做的。两位公爵的心志，可以说贯通日月、通达神明了。这大概就是他们被称为两位公爵的原因吧？
康诰 酒诰
周公命令康叔治理商地，说：“前往广泛寻求殷商先代贤明君王的教诲，说：‘不要远离那些殷商的老成之人，说他们善于为师。’又说：‘殷商的刑罚有条理，说：‘刑罚要依据殷商的常法。’又说：‘要谨慎勤勉地对待殷商的贤臣。’”大概治理者必须顺应那里的风俗，因地制宜，任用那里的仁德贤能之士，恢复那里的善政，然后风俗才能安定，百姓才能信服。大凡治理新建立的国家，安抚新归附的百姓，没有不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他们欢心的。周公的思虑，真是深远啊。
惟民其勑懋和
“勑”是古来的字。“勑”、“懋”意为慰劳、勉励，“懋”字，大概与“勑”字意思相同。《尚书》中的“勑”字，现在都读作“敕”，大概是因为俗音的误读。如果依据本文，只应当读作“来”字，否则就都改为“勅”字才可以。“勑天之命”与“勑我五典”这两句，如果解释为勤勉努力，在义理上也讲得通，不必强行改动了。
无或刑人杀人
“无或”这两个字，就是告诫康叔。以前的儒者认为“不要让权力出自他人”，这是不对的。这一章的大意是说，刑罚、杀戮、割鼻等，都应当出于公法，不是康叔封个人可以私自决定的。不要随意使用私权，来对人行刑、杀戮或割鼻。
酒诰
有人说康叔作为卫国国君担任王室的司寇，所以首篇专门告诫刑罚，这是对的。然而不知道《酒诰》这一篇，也是为司寇而说的。《周礼》中萍氏掌管稽查酒类，谨慎对待酒事；司虣氏掌管禁止在市中聚众饮酒的人，这些都是司寇的属官。
惟天降命
酒曲能够酿酒，酒可以用来招待宾客、祭祀、养老、慰劳劝勉，这都是天意。酒的流弊可以败坏德行、招致祸患，这也是天意。所以周公对于这两方面都以天意来说明。祭祀时用的酒，就称为天降下的命令；败坏混乱、丧失德行，就称为天降下的威严。人只要顺从天的命令，不触犯天的威严，就可以说是善于侍奉天了。懂得这一点，然后才可以懂得天。
周公曰拜手稽首
《荀子·大略篇》说：“平衡曰拜【头与腰弯曲如秤杆般平衡】，下衡曰稽首，头触地曰稽颡。大夫的臣子拜礼不稽首。由此推论，现在的折腰作揖，就是古代的拜礼；现在的低头作揖，就是古代的稽首；现在的拜伏头部触地，类似于古代的稽颡。然而现在的拜礼，本来就是古代的跪拜俯伏，这三件事都与古代的拜礼不同。现在的作揖，其形式沿用了古代的拜礼，其声音沿用了古代的喏【日者切】，这也是两回事，都与古代的作揖不同【古代的作揖举手而没有声音】。
君奭
我曾经阅读《君奭》《顾命》这两篇书，深深地为之悲伤。然后才知道出仕而承担他人事务的人，确实是天下的大危机，也是圣贤非常不得已的事情。召公亲眼目睹了金縢之事，其艰难忧惧到了这种地步。幸好洛邑已经建成，成王开始执政，两位公爵悠闲地退居乡野，以平息平生的辛劳，这本是适宜的。而周公自从《洛诰》之后，再次被成王挽留，让他留在成周镇守，以安抚东方的诸侯。周公又挽留召公，让他留在宗周镇守，以安抚西方的诸侯。一位太师，一位太保，左右相互扶持。召公的心意，大概是凄惨而不快乐的。周公作《君奭》一文，陈述商周近代的例子，陈述文王武王的大忧，以牵系召公而留住他。召公既然留了下来，而周公去世，成王驾崩，于是召公又承担了周公那样的危机。因此，他引导成王作《顾命》，以端正先君临终的礼仪；辅佐康王接见诸侯，以端正新君开始的礼仪。大概是在凭几传位之时，而在成服之日接受即位。设置兵器以保卫丧主，陈列玉帛以接待天王。那四海九州，都知道有康王，即使有上百个管叔，也不能离间他们。唉，真是可悲啊！也可以说是艰难重大的举措了。这与孙权止住哭泣而命令三军，顺宗穿着麻鞋以接见将领，虽然时世的兴盛与污浊不同，但镇遏危疑的意图，也不相差太远。所不同的是，暂时假借冕服于一时之间，以正大位而系结人心；最终在三年之久恢复丧服，以完成守丧而尽到子道。这是后世所不能做到的，令人遗憾。查考汉朝的嗣君，都以太子身份在灵柩前接受即位，而在安葬后正式即皇帝位，大概还是以安葬完毕解除丧服，符合古代的祥除之礼。自汉朝以后，就连安葬后即位的礼仪也全部去除了。
割申劝宁王之德
郑玄在《礼记》注中说：“周申观文王之德，古文为割申劝宁王之德，现在博士所传的今文为厥乱劝宁王之德，古文似乎更接近。割字的意思，大概是盖。”安世按：“现在博士所传的即汉朝的今文《尚书》，是伏生所传的；古文即孔安国所传的今《尚书》。”郑玄将割解释为盖，在古读中是相通的，古字多假借，此类情况很多。如“曷为害”、“胡为瑕”、“安为焉”、“何亦为曷为瑕”，今人曲解为“割之”、“申之
六月庚午朏
书之纪日者，必以歴数先之，如朔朏生明死魄之类，因以寓歴法焉。然四代之书，惟周为然，亦足以见周文之备也。又每书必异辞，如朏者，月之微明，即月三日也，曰朏足矣，又谓之哉生明，生明足矣，又谓之旁死魄与死魄之日相邻，即生明也。盖一事而三变其文，周之俗尚文如此，亦史家以文胜质之验也。
格其非心
书言格其非心，孟子训之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观此，则格者非拒而止也。若拒而止之，则是适其人、间其政，日与之格鬬，非大人之事也。六经中格字，皆取至到之义。「有耻且格」，「七旬有苖格格」，「其非心谓化服之至也」，「祖考来格」，「格于皇天，格于上帝」，感通之至也。「格于艺祖」，亦谓归至其处。物格而后知至，先儒以为穷至其理，义亦同此。
项氏家说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项氏家説卷四
宋 项安世 撰
説经篇四
泳思方思
汉，言泳；江，言方。者，汉水浅狭，可泳而逾；江水深濶，必方舟而后能济。各因其实，以起兴也。
诗中思字
思，语辞也。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不可泳思」「不可度思」「天惟显思」，用之句首，如「思齐大任」「思媚周姜」「思文后稷」「思乐泮水」，皆语辞也。説者必欲以为「思虑」之「思」，则过矣。且亲从鲁侯戾止，在泮而咏之矣，何为「思」耶？「于绎思」「敷时绎思」，皆当以为语辞。「绎」者，不絶之义。「绎思」犹「绎如」也。
素丝五緎
説文》▯羔裘之缝也。」诗曰：「羔羊之黬，以黑为缝。」也许氏自言其所引皆毛氏诗，则今作緎字者，非毛义也。
何彼襛矣
説文》衣部「襛」字注云：「衣厚貎。」引《诗》曰：「何彼襛矣？」则「襛」字当从衣也【案：石经及陆徳明《释文》并从衣，此盖因宋时刋版从禾，故辨之】
有洸有溃
注以洸为武，但取武夫洸洸之意，而于字义未有攷也。按《説文》洸字，水涌洸也，引诗此句为证。徐锴注曰：「言其勇如水之涌也。」得此，然后武之义始明。
毛氏曰：「溃怒也。」是用不溃于成，草不溃茂。毛氏曰：「溃遂也。」溃溃囘遹，无不溃止。毛氏曰：「溃乱也。」三説虽不同，其实皆暴盛之貎。水之溃者，其势横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为溃怒，遂之盛者为溃遂，乱之盛者为溃乱，皆一理也。
两髦
先儒但云象幼时鬌，皆莫能名其物。据《説文》髦作鬉，注云髪至眉也。则是以髦作伪髻，垂两眉之上，如今小儿用一带连双髻，横系额上是也。汉所谓鬌，当即如此。唐《六典》通天冠云：“若未加元服，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即此制也。
是绁袢也
説文》衣部「防」字云：「私服也。」《诗》曰：「是防袢也。」「袢」字，徐锴注曰：「袢，烦溽也。」近身之衣。按此，则二字皆主里衣言之。又「展」字注云：「冬则衣展衣，夏则里以绉絺。」其意正解此诗，亦明当以防溽为义也。
言采其蝱
説文》：「莔，贝母。治目▯项，直不得反顾。故许穆夫人思归不得，作诗曰：『言采其莔』。」
戌申
按：幽王废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与犬戎攻周，弑幽王。晋文、郑武迎宜咎于申，而立之。自天理观之，则申侯为平王不共戴天之仇。自平王观之，则申侯乃其贾充、成济也，其戌之宜矣。
无我魗兮
毛注「魗」弃也，疏求其説而不得，遂曰：「魗与丑同，丑恶可弃之物，故传以为弃。」安世按：《説文》「▯」弃也，引《诗》「无我▯兮」，则不假「丑」义矣。
诗中故好二字
故谓故旧也好，谓契好也。诗人喜用此二字。《郑风》：“遵大路兮，不寁故也，不寁好也。”《唐风》：“羔裘，维子之故，维子之好。”
溱与洧
山海经·北山篇》曰：绣山，其草多勺药，洧水出焉。
歌以讯之
龙龛手鉴》作歌，以谇止，正与上文「有鸮
译六月庚午日，月亮初生微明。
《尚书》记载日期，必定先用历法术语，如朔、朏、生明、死魄之类，借此寓含历法。然而四代《尚书》中，只有周代如此，这也足以看出周代礼制的完备。而且每次记载必定用不同的辞语，如“朏”，指月亮微明，即初三的月亮，说“朏”就够了，又说“哉生明”，说“生明”就够了，又说“旁死魄”，与“死魄”相邻的日子，就是“生明”。大概同一件事而变换三种文辞，周代的风俗崇尚文饰到了这种地步，这也是史家以文采胜过质朴的验证。
端正他的邪念。
《尚书》说“格其非心”，孟子解释为：“人不足以去迎合，政不足以去离间，只有大德之人能够端正君主心中的邪念。”看此，那么“格”不是拒绝而阻止。如果拒绝而阻止，那就是迎合其人、离间其政，天天与他争斗，这不是大德之人做的事。六经中的“格”字，都取到达、至到的意义。“有耻且格”，“七旬有苗格格”，“其非心谓化服之至也”，“祖考来格”，“格于皇天，格于上帝”，都是感通到了极致。“格于艺祖”，也是说归至其处。物格而后知至，前代儒者认为是穷尽至其理，意义也与此相同。
项氏家说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项氏家说卷四
宋 项安世 撰
说经篇四
泳思方思
汉水，说“泳”；江水，说“方”。这是因为汉水浅狭，可以游水渡过；江水深阔，必须并船才能渡河。各自根据实际，来起兴。
诗中思字
“思”，是语助词。用在句末，如“不可求思”、“不可泳思”、“不可度思”、“天惟显思”，用在句首，如“思齐大任”、“思媚周姜”、“思文后稷”、“思乐泮水”，都是语助词。解说者一定要认为是“思虑”的“思”，那就错了。况且亲近跟随鲁侯来到，在泮宫咏唱了，为什么还要“思”呢？“于绎思”、“敷时绎思”，都应当认为是语助词。“绎”，是不间断的意思。“绎思”就像“绎如”一样。
素丝五緎
《说文》：“〇，羔裘的缝。”《诗》说：“羔羊之黬，以黑为缝。”也许氏自己说他所引的都是毛氏《诗》，那么现在写作“緎”字的，就不是毛义了。
何彼襛矣
《说文》衣部“襛”字注说：“衣服厚实的样子。”引用《诗》说：“何彼襛矣？”那么“襛”字应当从衣【案：石经及陆德明《释文》都从衣，这大概是因为宋代刊版从禾，所以辨析它】。
有洸有溃
注以洸为武，只取武夫洸洸的意思，而对于字义没有考证。查《说文》洸字，水涌洸，引用《诗》此句为证。徐锴注说：“说其勇猛像水之涌。”得到这个，然后武的意义才明了。
毛氏说：“溃，怒。”是用不溃于成，草不溃茂。毛氏说：“溃，遂。”溃溃回遹，无不溃止。毛氏说：“溃，乱。”三种说法虽然不同，其实都是暴盛的样子。水的溃，其势横暴而四出，所以怒之盛者为溃怒，遂之盛者为溃遂乱之盛者为溃乱，都是一个道理。
两髦
前代儒者只说像幼时的鬌，都不能说出它的名称。据《说文》髦作鬉，注说头发到眉毛。那么是以髦作假髻，垂在两眉之上，像如今小儿用一带连双髻，横系在额上一样。汉代所说的鬌，大概就是如此。唐《六典》通天冠说：“如果未加元服，则双童髻，空顶黑色介帻。”就是这种制度。
是绁袢也
《说文》衣部“防”字说：“私服。”《诗》说：“是防袢也。”“袢”字，徐锴注说：“袢，烦溽。”近身的衣服。查此，那么二字都主要说里衣。又“展”字注说：“冬天则穿展衣，夏天则里以绉絺。”其意正解释此诗，也明确以防溽为义。
言采其蝱
《说文》：“莔，贝母。治目〇，项，直不得反顾。所以许穆夫人思归不得，作诗说：‘言采其莔’。”
戌申
查：幽王废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与犬戎攻周，杀幽王。晋文公、郑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他。从天理看，那么申侯是平王不共戴天的仇敌。从平王看，那么申侯是他的贾充、成济，他戌申是适宜的。
无我魗兮
毛注“魗”为弃，疏求其说而不得，于是说：“魗与丑同，丑恶可弃之物，所以传以为弃。”安世查：《说文》“〇”弃也，引用《诗》“无我〇兮”，那么不假借“丑”义了。
诗中故好二字
故，谓故旧；好，谓契好。诗人喜欢用此二字。《郑风》：“遵大路兮，寁故也，寁好也。”《唐风》：“羔裘维子之故，维子之好。”
溱与洧
《山海经·北山篇》说：绣山，其草多芍药，洧水出焉。
歌以讯之
《龙龛手鉴》作歌，以谇，止，正与上文“有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