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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儒藏项氏家说十

项氏家说卷七

儒藏 · 语录 · 已译 · 第 52–57 段

违无类】按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沟,读为讲,犹犹豫也;瞀,暗也;嚾嚾,喧嚣之貌】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厚,垂徳厚也】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由是推之,恶言理性,读《中庸》其说亦出荀子。适世之有是说也,作本荀说。

译违背“无类”的原则,修饰言辞并恭敬地对待,说:“这确实是先君子的言论。”子思倡导它,孟轲附和它,世俗中那些犹豫不决、昏昧不明的儒生喧嚣嘈杂,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对,于是接受并传授它,认为仲尼、子游因此对后世恩德深厚。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由此推论,厌恶言论而推崇理性,阅读《中庸》,其说法也出自荀子。恰逢世间有这种说法,便作此篇,本于荀子的学说。

使毕战问井地章

安世妄意上章两节皆当在毕战章内。夫世禄滕固行之矣,此一句在上章,辞义不伦,移置下章,乃与分田制禄、井地谷禄、君子野人之语相入。又自设为庠序学校以下,亦当移在下章百姓亲睦之后,方与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两句相应。且其末云「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子谓毕战也,不当在上章,明甚。下章云「子之君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又云「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其辞义皆与此同,非毕战而何?凡对大国之君称王【对齐梁是也】小国之君称君【对穆公是也】大夫称子【对戴不胜是也】此孟子书法也。熟读当见吾言之不谬。

  圭田

古者圭田五十亩,自卿以下同等。今之职田,因职之贵贱而为之多寡,非古制也【庆元丙辰,在金陵见陈之纯所作时议,恐前辈已有此说】

  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

息者,止令不作也;距者,止令不行也。邪与偏,人所共见,非狷介忮忍者不能为之,故止之足矣。至于淫辞,以放荡无法为大方,其言理若甚高,而实便于俗,以故能陷溺人,人喜由之,与邪说诐行者不同,故必屏而放之,不可与同中国。如放郑声,亦以其声之淫乱人也。若遁辞,则唇吻反覆之士,闾巷之自好者,皆知耻之,故待之以不足问。

  附庸

王莽封诸侯,置附城,削汉王葢,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即墉字,后人加土以别之。不成国者谓之附城,犹今言枝郡,为属城也。此说却通。

  换字

换字之法,虽贤圣之文亦然。葢语势当然,非必有意也。特文士推演之,遂至于艰深尔。以「吾」「我」二字言之,先言「我」字,则以「吾」继之。「我」以「吾」仁,「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也。先言「吾」字,则以「我」继之,使「吾」二婢子夹「我」,「吾」丧「我」,是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有鄙夫问于我,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此以「我」继「吾」与「予」也。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此以「吾」继「我」也。

  用韵语

古人敎童子多用韵语,如今防求《千字文》、太公家敎《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礼记》之《曲礼》、《管子》之《弟子职》、史游之《急就篇》,其文体皆可见。

古人垂训,多用韵语,亦欲其易记也。又文字整齐,聴者易晓。如大禹之训,及《洪范》等书,可见。凡官箴及盘杅、几杖之铭,皆然。

古之卜筮,专用韵语,至今犹然。《易》之爻辞、象辞,《左氏传》所载繇辞,《史记》之《▯防传》,焦氏之《易林》,东方朔、管辂射覆之辞,及今之籖词、课词,皆韵语也。

伊训》、《太甲》、《旅▯命》、《语》多对偶,或用声律,葢欲其分明浏亮,便于人主之聴也。

  帝王称宗

高宗出《商书》,中宗出《周书》,独世宗未知何据。按《列女传》谓宣王得姜后,卒成中兴之名,为周世宗,则世宗宣王之庙号也。古文“世”与“太”通,故太子为世子,太叔为世叔,乐太心为乐世心。世宗即太宗也。汉文帝既为太宗,故武帝为世宗;高帝既为太祖,故光武为世祖。然则周家当以武王为太宗,故宣王为世宗耶?

  春秋书居书在

程迥可久曰:「春秋书王在畿内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郑,诸侯在境内曰公居于郓,出境曰公在干侯。唐鉴用春秋书法,中宗则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

  日月食

日食必于朔,月食必于望,以其相当也。两不相当则不食,相当而不尽正,则随其所当之深浅而食。正相当则食之既,相当而气亏者,食;茍不亏,则亦不食。

  兵法

左传》蒍敖择楚之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辕,左追蓐,挟辕而战,以辕为法。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周。制五伍为两,四两为卒。楚徒多而车少,车之一偏有卒与两,一车之徒二百五十。李以为挟辕之士,一偏为五十人,一两为二十五人,二广凡一百五十人。靖号知兵,殆未之思也。

译毕战问井田制度章

安世推测,上章的两节内容都应当归入毕战章内。世袭俸禄,滕国确实实行了,这一句放在上章,文辞意义不协调,移到下章,才与分田制禄、井田谷禄、君子与野人的话语相契合。又比如从“设立庠序学校”以下,也应当移到下章“百姓亲睦”之后,才与“人伦在上层彰明、小民在下层亲近”这两句话相应。况且其末尾说“您努力实行,也就革新了您的国家”,这里的“子”指的是毕战,不应当放在上章,这很明显。下章说“您的国君选择并派遣您,您务必勉励自己”,又说“至于润色完善,则在于国君和您了”,其文辞意义都与这里相同,如果不是毕战又是谁呢?凡是面对大国君主称王【如对齐、梁】,面对小国君主称君【如对穆公】,面对大夫称子【如对戴不胜】,这是孟子的书写体例。熟读应当能发现我的话没有错误。

圭田

古代圭田五十亩,从卿以下同等。现在的职田,根据职位的贵贱来决定多寡,不是古制【庆元丙辰年,在金陵看到陈之纯所作的时议,恐怕前辈已有此说】

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

息,是制止使其不再产生;距,是阻止使其不再实行。邪与偏,是众人共见的,不是狷介刚直、忌恨忍耐的人不能做,所以制止就足够了。至于淫辞,以放荡无度为大方,其言论看似很高深,但实际上迎合世俗,因此能使人沉溺,人们喜欢遵循它,与邪说诐行不同,所以必须摒弃放逐它,不能让它与中原正统并存。如同放逐郑声,也是因为其声音淫乱人心。如果是遁辞,那么那些口齿反复的人,以及乡间自爱洁身的人,都知道以此为耻,所以对待它认为不值得询问。

附庸

王莽封诸侯,设置附城,削去汉王盖,以城解庸。古文“庸”即“墉”字,后人加土旁以区别。不成国的称为附城,如同现在说的枝郡,作为属城。这个说法却通顺。

换字

换字的方法,即使是圣贤的文章也是如此。大概是因为语势自然如此,并非一定有意为之。只是文士推演它,于是变得艰深。以“吾”“我”二字来说,先说“我”字,就用“吾”接着。如“我”以“吾”仁,“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就是这样。先说“吾”字,就用“我”接着,如让“吾”两个婢女夹着“我”,“吾”丧“我”,就是这样。孔子说:“我有智慧吗?有鄙夫问我,我不能视他如儿子,不是我。”这是用“我”接着“吾”与“予”。太宰了解“我”吗?“吾”年少时贫贱,二三子认为“我”有所隐瞒吗?“吾”对你们没有隐瞒。这是用“吾”接着“我”。

用韵语

古人教导童子多用韵语,如今仿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是想让他们容易记住。《礼记》中的《曲礼》、《管子》中的《弟子职》、史游的《急就篇》,其文体都可以看到。

古人垂训,多用韵语,也是想让他们容易记住。又文字整齐,听的人容易明白。如大禹的训诫,以及《洪范》等书,可以看到。凡是官箴以及盘盂、几杖的铭文,都是如此。

古代的卜筮,专用韵语,至今仍然如此。《易》的爻辞、象辞,《左氏传》所记载的繇辞,《史记》的《〇防传》,焦氏的《易林》,东方朔、管辂射覆的辞,以及现在的签词、课词,都是韵语。

《伊训》、《太甲》、《旅〇》、《命》、《语》多对偶,或使用声律,大概是想使其分明浏亮,便于君主听受。

帝王称宗

高宗出自《商书》,中宗出自《周书》,唯独世宗不知何据。查《列女传》说宣王得到姜后,最终成就中兴的名声,为周世宗,那么世宗是宣王的庙号。古文“世”与“太”通用,所以太子为世子,太叔为世叔,乐太心为爱世心。世宗即太宗。汉文帝既为太宗,所以武帝为世宗;高帝既为太祖,所以光武为世祖。那么周家应当以武王为太宗,所以宣王为世宗吗?

春秋书居书在

程迥可久说:“春秋记载王在畿内说居于狄泉,出王畿说出居于郑,诸侯在境内说公居于郓,出境说公在干侯。唐鉴用春秋书法,中宗就应当说帝居房陵,不应当说在。”

日月食

日食必在朔日,月食必在望日,因为它们相当。两不相当就不食,相当而不尽正,就随其所相当的深浅而食。正相当就食尽,相当而气亏的,食;如果不亏,那么也不食。

兵法

《左传》蒍敖选择楚国的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辕左追蓐,挟辕而战,以辕为法则。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备而完备周全。制五伍为两,四两为卒。楚国徒众多而车少,车的一偏有卒与两,一车的徒众二百五十。李认为挟辕的士卒,一偏为五十人,一两为二十五人,二广大概一百五十人。靖号称懂兵法,大概没有仔细思考吧。

又曰:郑子元繻葛之陈,为左右拒,前偏后伍,伍承弥缝【案:前偏与今《左传》刋本作先偏,有异】前偏轻也,后伍重也,二拒翼也。周制,偏车二十五乘,伍百二十乘。前轻后重,鳞次弥缝。陈曰:鱼丽,其众多而备之,谓乎?

译又说:郑国子元在繻葛布阵,分为左拒和右拒,前面是偏,后面是伍,伍承接并填补空隙。前偏是轻装,后伍是重装,左右两拒像翅膀一样护卫。按照周代的制度,偏车有二十五乘,伍车有一百二十乘。前面轻装后面重装,像鱼鳞一样依次排列,填补空隙。陈国人说:这叫鱼丽阵,因为它兵力众多且防备周全,说的就是这个吧?

又曰:夫差陈于黄池,百人以为彻行,百行,行头皆官帅,十行一嬖大夫,十嬖大夫一将军,三军带甲三万。呉有徒而无车,此所谓方陈也。

又曰:申公巫臣以两之一卒适呉,舍偏两之一敎之战陈呉之军,陈其本诸此。巫臣车徒二乘,以两之强半与呉。杜预以为与之两士与九乘车,何其乘车之众也?

  古今注物名

鲤之大者曰鳣,鳣之大者曰鲔,鲸之雌者曰鲵,蝼蛄一名鼫鼠,萤火一名丹良,棨防殳也,以赤油韬之,亦曰油防,金吾棒也,御史大夫执金吾,以铜为吾,黄金涂两头,守尉以木为吾,用以夹车辐,稻之黏者名秫,禾之黏者名黍,亦谓之穄,以上出崔豹《古今注》,取其切于经史者,表而出之。

  论诚敬

安阳韩彰守夷陵,秩满过荆,谓项子曰:「彰幸甚,得事颐正郭先生于夷陵,闻敎多矣。」项子曰:「先生之言云何?」韩曰:「先生言子思但言诚,而程子乃言敬,敬故其▯多欺,诚则不欺矣。」项子太息曰:「嗟乎!是在子思之书,而先生不知察耳。夫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先生将使学者以天自居乎?将使之修人道而后至于天乎?若犹修之,则必有事矣。」子思之首章曰:「道不可湏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此修道之方也。诚之者,人之事也,人之道也,名之曰敬,可乎?不可乎?他曰,夷陵张昌基来,项子问之曰:「郭先生谓程子言敬不若子思言诚,有诸?」张曰:「有之。」项子曰:「立之以为如何?」曰:「天下之至言也。」项子曰:「立之素豪士,不奈程之所言敬何,吾固知立之之以为至言也。」子以为行子之欲,嗜酒好色,无所矫揉而以为诚乎?将乐循礼义,无所勉强而以为诚乎?使吾胸中乐循礼义,则诚固未尝不敬也,而又何悖焉?吾茍未能乐循礼义,则必将戒谨不见,恐惧不闻,以持之;斋明盛服,非礼不动,以修之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以勉之。此皆子思之说也。敬乎?不敬乎?夫安而行之,生而知之,不勉不思,从容中道者,古固有之矣。然岂后学之所可自居哉?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则非敬不可也。决藩篱,破绳墨,而放一世于猖狂恣睢之地者,必子之言。夫或曰:「子之言敬辩矣。」昔元城刘先生问于司马文正公,公敎以诚曰:「当自不妄语入。」然则文正之言非欤?项子笑曰:「子亦尝闻文正元城之风乎?程子之敬,犹有所谓春风和气者焉,世之人已畏而恶之矣。使其立于文正元城之侧,见其张拱而徐趋,正色而危坐,则其恶言『诚』字,当又甚于敬矣。」大抵茍有自恣之心,则凡视圣贤之名敎国。家之法令,以为与真情相妨也,而独敬之一字哉?项子曰:「世人喜言任真,故多借诚字以自文。此不但不识诚,亦不识真也。」以无礼法为真情,此语出自庄老,而乃极盛于魏晋之时。大抵治世之人好礼法,乱世之人乐恣睢,故自战国以来,学士大夫多以禽犊自处。凡仁义礼乐、忠臣孝子,皆以为失性害情之具。此孟子所以哀其自弃自暴,而发为性善之说也。孟子言人之情、人之才,皆可以为善,人之心皆有辞让羞恶;而魏晋之言真情者,礼法防耻皆不预焉,惟裸饮而襍坐者为近之。嗟乎!孟子以尧舜为性,而晋人乃以禽犊为真,其自待如此,尚可与之论诚乎哉?

  论鬼神

不能尽伦,则佛;然后圣行不慊于心,则鬼;然后神。此说为治已者言:人伦无相保之乐,则民归于佛;赏罚不由于功过,则民聴于神。此为为政者言。

儒者非不知信鬼神,但儒者以为当诚心谨行以事之,小人以为当贿赂酒肉以结之尔。儒者非不信灾异,但儒者以为当恐惧修省以消之,小人以为当巫觋章醮以治之尔。人但能以立朝事君之说还治其家,则言鬼神者必不曰当用贿赂酒肉,言灾异者必不曰当用巫觋章醮矣。凡言怪神者,中国少而荆越多,城市少而村野多,衣冠少而小民多,富室少而贫民多,主人少而

译又说:夫差在黄池布阵,以一百人为一列纵队,共有一百列纵队,每列纵队的排头都是军官统领,每十列纵队设一名宠幸的大夫,每十名宠幸的大夫设一名将军,三军披甲将士共三万人。吴国只有步兵而没有战车,这就是所谓的方阵。

又说:申公巫臣率领一卒(即两)的兵力投奔吴国,留下偏两的兵力教授吴军战阵,吴军布阵的根本大概就源于此。巫臣的车兵和步兵共两乘,将其中强半(大半)给了吴国。杜预认为他给了吴国两士和九乘车,为什么乘车会这么多呢?

古今注物名

鲤鱼中大的叫鳣,鳣中大的叫鲔,鲸的雌性叫鲵,蝼蛄又名鼫鼠,萤火虫又名丹良,棨是殳的一种,用红油包裹,也叫油防,是金吾棒。御史大夫执掌金吾,用铜制作“吾”,两头涂金,守尉用木头制作“吾”,用来夹住车轮的辐条。稻中黏性的叫秫,禾中黏性的叫黍,也叫穄。以上出自崔豹的《古今注》,选取其中与经史密切相关的,列举出来。

论诚敬

安阳人韩彰在夷陵任职,任期届满经过荆州,对项子说:“我很幸运,在夷陵得以侍奉颐正郭先生,听到很多教诲。”项子说:“先生的话是怎么说的?”韩彰说:“先生说子思只讲‘诚’,而程子却讲‘敬’,讲‘敬’所以多有欺诈,讲‘诚’就不会欺诈了。”项子叹息说:“唉!这话就在子思的书里,而先生却没有仔细考察。‘诚’是天道的体现;‘诚之’(追求诚)是人道的体现。先生是想让学者把自己当作天道呢?还是想让他们修养人道而后达到天道呢?如果还需要修养,那就一定有事情要做。”子思第一章说:“道不可以片刻离开,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因此君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也要戒慎,在没人听见的地方也要恐惧。没有比隐蔽处更明显的,没有比细微处更显著的,所以君子在独处时也要谨慎。”这是修养道的方法。追求诚,是人的事务,是人道,把它叫做“敬”,可以吗?不可以吗?后来,夷陵人张昌基来了,项子问他:“郭先生说程子讲‘敬’不如子思讲‘诚’,有这回事吗?”张昌基说:“有。”项子说:“立之(张昌基字立之)认为怎么样?”张昌基说:“是天下最精妙的言论。”项子说:“立之向来是个豪士,受不了程子所说的‘敬’,我本来就知道立之会认为这是至言。”你认为顺着自己的欲望,嗜酒好色,不加矫饰而称之为“诚”呢?还是乐于遵循礼义,不加勉强而称之为“诚”呢?如果我心中乐于遵循礼义,那么“诚”本来就不曾不“敬”,又有什么违背呢?如果我尚不能乐于遵循礼义,那就一定要在没人看见时戒慎,在没人听见时恐惧,以此来持守;斋戒明洁,穿戴整齐,不合礼义的事不做,以此来修养;别人做一百,我做一千,以此来勉励。这些都是子思的说法。这是“敬”呢?还是不“敬”呢?那些安然实行、生来就知道、不勉励不思考、从容合乎正道的人,古代固然有。但这难道是后学可以自居的吗?那些因利益而实行、勉强而实行的人,那就非“敬”不可了。决开藩篱,打破绳墨,把一世之人放任于猖狂恣睢之地的,一定是你的言论。有人说:“你关于‘敬’的辩论很精辟。”从前元城刘先生问司马文正公,文正公教他以“诚”,说:“应当从不妄语入手。”那么文正公的话不对吗?项子笑着说:“你也曾听说过文正公和元城先生的风范吗?程子的‘敬’,还有所谓春风和气的一面,世人已经畏惧并厌恶它了。如果让他们站在文正公和元城先生的旁边,看见他们拱手缓步,神色庄重端坐,那么他们厌恶‘诚’字,应当比厌恶‘敬’字更甚。”大凡如果有放纵自己的心思,那么凡是看到圣贤的名教、国家的法令,都认为是与真情相妨碍的,难道仅仅是“敬”这一个字吗?项子说:“世人喜欢说任性真实,所以多借用‘诚’字来自我文饰。这不但不知道什么是‘诚’,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把没有礼法当作真情,这话出自庄子和老子,而在魏晋时期极为盛行。大凡治世之人喜好礼法,乱世之人乐于放纵,所以自战国以来,学士大夫多把自己当作禽兽。凡是仁义礼乐、忠臣孝子,都认为是损害本性、伤害情性的工具。这就是孟子哀叹他们自暴自弃,而发出性善论的原因。孟子说人的情性、人的才能,都可以为善,人的心中都有辞让和羞恶之心;而魏晋讲真情的人,礼法、廉耻都不包括在内,只有裸体饮酒、男女杂坐的才接近真情。唉!孟子以尧舜为性,而晋人却以禽兽为真,他们这样对待自己,还可以和他们谈论“诚”吗?

论鬼神

不能尽到伦理责任,就信奉佛教;然后圣人的行为不能使内心满足,就信奉鬼;然后信奉神。这种说法是针对修养自身的人说的:人伦之间没有相互保全的快乐,百姓就归向佛教;赏罚不依据功过,百姓就听从神。这是针对执政者说的。

儒者不是不知道相信鬼神,但儒者认为应当诚心谨慎地侍奉他们,小人则认为应当用贿赂酒肉来结交他们。儒者不是不相信灾异,但儒者认为应当恐惧修省来消除它,小人则认为应当用巫师和斋醮来治理它。人们只要能把在朝廷侍奉君主的道理用来治理家庭,那么谈论鬼神的人一定不会说应当用贿赂酒肉,谈论灾异的人一定不会说应当用巫师斋醮。凡是谈论怪异神灵的人,中原地区少而荆楚地区多,城市少而乡村多,士大夫少而平民多,富户少而贫民多,主人少而

童仆多,男子少而妇女多,昼日少而暮夜多,月夜少而晦夜多。葢非愚则暗也。

译仆役众多,男子稀少而妇女众多,白昼时间少而夜晚时间多,月光明亮的夜晚少而昏暗无光的夜晚多。大概这些人不是愚笨就是昏暗不明。

韩子作《原鬼》,谓有降而为祸者,有降而为福者,有降而莫为之祸福者。其说似矣,而未究也。项子为足之曰:「二气氤氲,与人相屯,其状千万,而义止于四。有人先而鬼后者,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人召之也。有鬼先而人后者,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将亡,必有妖孽者,鬼告之也。凡此类者,降而为祸福者也。」有人病而疑于鬼者,随五脏之病气,发为色声形象,接于见闻,通于梦寐。若此者,疾间而止,无所召也。有天病而疑于人者,随五行之戾气,发为妖孽眚疴,降于国野,触于人物。若此者,气定而止,无所告也。凡此类者,降而莫之为祸福者也。是四者,各有所从来,而韩子混然言之,若以为无定理而不足问者,此韩子诗中所谓硬语也,非真知情状者也。或曰:「子之言若是乎?」曰:「未也,此鬼事也,非人事也。鬼事则知之而已,人事则当有以处之。处之奈何?」曰:「处人病者,医而止耳。余三者,惟徳足以处之。方三者之始至也,固莫定其为谁何也。不可曰:『是天之病,而无预于我』,也是诬天也。又不可曰:『是天之所告,而我无如何』,也是弃天也。君子必悚然曰:『我之罪也,作不善之所召也』,恐惧焉,修省焉,祸消变止,而后即安。故尧必忧水,汤必以旱自责,宣王必侧身修行,孔子遇迅雷风烈必变,皆所以畏天命,敬鬼神也。故鬼神之变三,而君子之道一。此说明而后,孝敬之行兴,淫巫之祸息。不然,但如韩子之所云者,则愎而已矣,其谁肯信也?」

  项氏家说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项氏家说卷八

  宋 项安世 撰

  说事篇一

  离骚

楚语伍举曰:「徳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逺者距违。」韦昭注曰:「骚,愁也;离,畔也。」葢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其后词人仿之作《畔牢愁》,葢如此矣。畔,谓散去,非必叛乱也。

  九歌

按《澧阳志》五通神出《屈原九歌》。今澧之巫祝呼其父曰太一,其子曰云霄、五郎、山魈。五郎即东皇太一、云中君、山鬼之号也。刘禹锡论武陵之俗,亦曰:“好事鬼神”,与此正合。且《九歌》多言澧阳、澧浦,则其说葢可信矣。汉谷永言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破地削,身辱国危。则原之《九歌》葢为是作欤?

  节序说

俗言端午为屈原,七夕为女牛,皆附防之说也。大率人情每两月必一聚防,而月必用阳日,必重之。此古人因人情而立敎,示尊阳也。是故正月则用一日,三月则用重三,五月则用重五,七月则用重七,九月则用重九,皆取阳月阳日。独十一月用冬至,盖阳生之日,亦重阳也。书之正月上日,与月正元日,皆正月一日之名也。诗之溱洧秉蕑,论语之暮春浴沂,皆重三祓禊之俗也。然则节序之立,古矣。

  招魂

招魂曰:「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此四句,帝命也。巫阳对曰:『掌夣上帝,其命难从。』此二句,巫阳对也。若必筮予之,恐后之。此二句,又帝命也。谢不能。此三字,又巫阳对也。复用巫阳焉。此一句,又帝命也。」此章旧注不通,故为正之。葢掌夣之官,能占人精神所在,帝欲急还其魂,故并命巫阳曰:「汝必自筮而自予之,茍待掌梦,则恐不及事。」此殆作者之本意云。

  战国防

战国,防辩士之所作也。故其书尚说,而贵客。

战国防目録序旧缺十一篇,南丰访得之,而三十三篇者复完。且谓此书言诈之便,而蔽其愚;言战之善,而讳其败。有利焉而不胜其害,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亦名言也。

  汉初即位之礼

即位之礼有二,君薨,世子定位于初丧此柩前之位也。如召公、毕公,立康王于殡宫,衞弥牟扶适子就位于丧次,皆所以定统绪,一人心,此则家老、大臣之事也。诸侯三年之丧毕,以士礼入见王,赐之命,而后即诸侯之位,此朝廷之位也。如高宗谅隂三年,而

译韩愈作《原鬼》,认为鬼神降下,有的带来灾祸,有的带来福佑,有的降下却既不带来灾祸也不带来福佑。他的说法似乎有理,但并未探究透彻。项安世为此补充说:“阴阳二气氤氲交合,与人类相互纠缠,其形态千变万化,但道理只归结为四种。有人先行动而鬼神随后响应的,行善便降下百种吉祥,作恶便降下百种灾殃,这是人招致的。有鬼神先显现而人随后响应的,国家将要兴盛,必定有吉祥的征兆;将要灭亡,必定有妖异的怪象,这是鬼神告知的。凡是这一类的,是鬼神降下而带来祸福的。”

有人生病而怀疑是鬼作祟,随着五脏的病气,发出颜色、声音、形象,接触人的见闻,通达于梦境。像这样的,病好了就停止,并非人招致的。有天时生病而怀疑是人作祟,随着五行的乖戾之气,发出妖异、灾祸、疾病,降临于国家田野,触碰到人物。像这样的,气运平定就停止,并非鬼神告知的。凡是这一类的,是鬼神降下却不带来祸福的。这四种情况,各自有其来源,而韩愈混为一谈,好像认为没有定论而不值得追问,这就是韩愈诗中所谓的“硬语”,并不是真正了解实情的人。

有人问:“你的话是这样吗?”回答说:“不完全是,这是鬼的事,不是人的事。鬼的事知道就行了,人的事则应当有所处置。怎么处置呢?”回答说:“处置人的病,靠医治就行了。其余三种情况,只有德行足以处置。当这三种情况刚出现时,本来不能确定是谁造成的。不能说:‘这是天的病,与我无关’,这是诬蔑天。也不能说:‘这是天告知的,我无可奈何’,这是抛弃天。君子必定惊恐地说:‘这是我的罪过,是作恶所招致的’,恐惧反省,灾祸消除变故停止,然后才安心。所以尧必定担忧水灾,汤必定因旱灾自责,宣王必定端正身心修行,孔子遇到迅雷烈风必定改变神色,这都是敬畏天命、尊敬鬼神的表现。所以鬼神的变异有三种,而君子的道理只有一种。这个道理阐明之后,孝敬的行为兴起,淫邪巫术的祸害平息。不然,只像韩愈所说的那样,那就固执罢了,谁会相信呢?”

项氏家说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项氏家说卷八

宋 项安世 撰

说事篇一

离骚

《楚语》中伍举说:“德行道义不能施行,那么近处的人就会忧愁离散,远处的人就会抗拒违背。”韦昭注释说:“骚,忧愁;离,背离。”大概楚地的语言,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屈原的《离骚》,必定是因为背离而忧愁才作此赋。后来的词人模仿他作《畔牢愁》,大概也是如此。畔,指散去,不一定是叛乱。

九歌

查考《澧阳志》,五通神出自《屈原九歌》。现在澧地的巫祝称呼他们的父亲为太一,儿子为云霄、五郎、山魈。五郎就是东皇太一、云中君、山鬼的称号。刘禹锡论述武陵的风俗,也说:“喜好鬼神”,这与上述说法正好吻合。况且《九歌》多提到澧阳、澧浦,那么这种说法大概可信。汉代谷永说楚怀王隆重祭祀,侍奉鬼神,想要获得福佑帮助,抵御秦军,结果军队战败土地被削,自身受辱国家危亡。那么屈原的《九歌》大概是为这件事而作的吧?

节序说

俗传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七夕节是为了纪念牛郎织女,这都是附会的说法。大抵人情每两个月必定聚会一次,而且月份必定使用阳日,必定取重数。这是古人顺应人情而设立教化,表示尊崇阳数。所以正月使用初一,三月使用重三,五月使用重五,七月使用重七,九月使用重九,都取阳月的阳日。只有十一月使用冬至,因为那是阳气初生的日子,也是重阳。《尚书》中的“正月上日”和“月正元日”,都是正月初一的名称。《诗经》中的溱洧河畔手持兰草,《论语》中的暮春在沂水沐浴,都是重三祓除不祥的习俗。那么节序的设立,古已有之。

招魂

《招魂》中说:“天帝告诉巫阳说:‘有人在下面,我想辅助他,魂魄离散,你占卜后给予他。’这四句,是天帝的命令。巫阳回答说:‘掌管梦境的上帝,他的命令难以遵从。’这两句,是巫阳的回答。如果一定要占卜后给予他,恐怕会耽误。这两句,又是天帝的命令。推辞不能胜任。这三个字,又是巫阳的回答。再次任用巫阳。这一句,又是天帝的命令。”这一章旧的注释不通顺,所以加以纠正。大概掌管梦境的官员,能占卜人的精神所在,天帝想要迅速归还他的魂魄,所以一并命令巫阳说:“你务必自己占卜并自己给予他,如果等待掌梦官,恐怕来不及。”这大概是作者的本意。

战国防

《战国策》,是纵横辩士所作的书。所以这本书崇尚游说,而看重门客。

《战国策》目录序旧缺十一篇,曾巩访求得之,于是三十三篇又完整了。并且说这本书谈论欺诈的便利,而掩盖其愚蠢;谈论战争的善处,而忌讳其失败。有利益却抵不过其害处,有得到却抵不过其损失,这也是名言啊。

汉初即位之礼

即位的礼仪有两种,君主去世,世子在初丧时确定在灵柩前的位置。如召公、毕公,在殡宫确立康王的位置,卫弥牟扶扶嫡长子到丧次即位,这都是为了确定统绪,统一人心,这是家老、大臣的事情。诸侯三年丧期结束,以士的礼仪入朝觐见天子,天子赐给他命令,然后才即诸侯之位,这是朝廷的职位。如高宗守丧三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