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卷一

译从前汉高祖平定天下，功臣中不是刘姓而以疆土封王的有八国【《史记·惠景间侯者表》】日格子说：以王爵封赐臣子，并不是古代的制度，而是汉代的制度。“不是刘姓不得封王，不是有功不得封侯”，这是汉高祖的约定。即便如此，创业君主酬报功臣的典制，有时会因亲疏而超越常规，因尊卑而超越常规。只要大体安定，就还不足以成为皇帝的忧患。封王者因为亲近而拥有的权力可以被夺走，所以汉高祖的约定在孝惠帝时被破坏；封侯者因为功劳而得到的恩宠可以谋求，所以汉高祖的约定在孝武帝时再次被破坏。唉，皇帝的基业大概衰败了。宋公派邾文公在次睢的社坛用鄫子祭祀，想借此使东夷归附【《左传·僖公十九年》】。秦伯任好死后，把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作为殉葬者，他们都是秦国的贤能之人。国人哀悼他们，为此作了《黄鸟》诗【《左传·文公六年》】日格子说：霸主以采用华夏礼制、尊奉周王为职责。秦穆公、宋襄公都有志于成为霸主，却用不合正道的方式来实行，难怪不能善终。秦穆公用活人为殉，宋襄公则把人当作祭品。高祖想因为宠爱而更换太子，吕泽强行请求张良说：“请替我谋划办法。”留侯说：“这件事很难靠言辞争取。只是皇上有四个人无法招致，天下有四位贤人。这四个人年纪都老了，因为认为皇上轻慢侮辱人，所以逃到山中隐居，不肯做汉臣。但皇上很推重这四个人。如今您如果确实能不吝惜金玉璧帛，让太子写信，用谦卑的言辞、安车去迎接，再派善于辩说的人坚决邀请，他们应该会来。他们来后，让他们作为宾客，时时跟随太子入朝，使皇上看见他们。”皇上知道这四人贤能，这就是一项助力。于是吕后命吕泽派人带着太子的书信迎接这四人。四人来到后，住在建成侯那里作宾客【《史记·留侯世家》】日格子说：四位老人躲避秦朝，就像伯夷、太公躲避纣王一样。至于他们的人品，彼此还是有差别的。他们后来跟随惠帝游处，也和二老跟随文王不同。为什么呢？前者是因为自己的志向，后者是因为谋划。只有事情成功后最终离去，没有留下牵累，才可以称道。当时高帝已经病重并且将死；否则，作为太子的宾客，却不先去拜见天子，在道义上说得通吗？如果高帝没有死，这四位老人还能最终归去吗？起初，伍员和申包胥是朋友。伍员逃亡时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颠覆楚国。”申包胥说：“我一定要保存楚国。”等到吴军攻入郢都，伍子胥寻找楚昭王，既没有找到，于是挖掘楚平王的坟墓，取出他的尸体，鞭打了三百下，然后才停止。申包胥逃到山中，派人对伍子胥说：“你报仇，未免太过分了吧？我听说，人多可以胜天，天意确定后也能胜人。如今你本来是平王的臣子，亲自面向北方侍奉他，现在竟到了侮辱死人的地步，这难道不是把天道推到了极点吗？”伍子胥说：“替我向申包胥致意，说：‘我年老将死而道路还很遥远，所以故意倒行逆施。’”吴王派子胥出使齐国，子胥临行时对儿子说：“我多次劝谏吴王，吴王不采用我的意见，如今我已经看见吴国将要灭亡了。你和吴国一起灭亡，没有好处。”于是把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牧，自己回去向吴国复命【《史记·伍子胥传》】日格子说：世人都称赞伍子胥有忠孝的大节。他的忠诚能忘掉自身，却不能忘掉家族；即使因谗言而死，也还不足以成为对他的严重牵累。他的孝只知道有父亲，却不知道有国家，最终毒害流及宗庙社稷，不也太过分了吗？既然如此，仇恨难道不必报吗？杀死无极也就够了。卫侯来进献他的乘马，说：“启服。”马挖了坑后死去。昭公准备为它制作棺椁。子家子说：“跟随的人已经困乏了，请把马作为食物给他们吃。”于是就用帷幕把马裹起来【《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日格子说：破旧的帷幕不能丢弃，是因为要用它埋葬马匹。这大概是古代的礼制。昭公想给启服制作棺椁，子家子却让随从把马吃掉。这话为什么和古礼不同呢？当时昭公的随从已经困乏了。对他们的困乏不加体恤，却只顾给死马制作棺椁，这是为什么呢？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后问：“伤到人了吗？”而不问马的情况，何况是在昭公那个时代呢？路车所乘的马死了，用帷幕裹着埋葬，是礼制。子家子让随从吃马，是权宜之计。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开始在明堂改建，诸神接受新的纪次【《史记·太史公自序》】日格子说：有天历，也有人历。天历从十一月甲子朔日的夜半冬至开始，循环往复，没有穷尽，终结后又重新开始。太史公所说的天历，就是这个意思。人历只要与它相合就可以了。所以说：“夏代的历法得到了天时；得不到天时，就不能称为历法。”王者轮流采用三种正朔，只是改定正朔，并不改动历法。英宗有一天对神宗说：“国家旧有制度，士大夫的子弟如果娶帝王的女儿，都要提升一个辈分，以避开舅姑的尊长地位，这种做法在道理上十分没有意义。因为富贵的缘故，屈损人伦长幼的次序，可以下诏让有关官员革除它。”正好遇到疾病，事情没有办成。神宗记述了这件事【《宋史·英宗本纪》】日格子说：提升辈分，就是废弃父子之间的伦理。《易经》说：“有了父子关系以后才有君臣关系；有了君臣关系，却不能没有父子关系。”这是什么道理呢？即使如此，如果儿子不像儿子，父亲不像父亲，那么臣子也不像臣子，君主也不像君主。即使拥有国家，我能安享它吗？所以君子谨慎对待细微之处。先主在永安病势沉重，便把诸葛亮从成都召来，把身后之事托付给他，说：“你的才干超过曹丕十倍，一定能安定国家，最终完成大业。嗣子如果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他没有才干，你可以自行取而代之。”诸葛亮流泪说：“臣下怎敢不竭尽臣子的力量，献出忠贞的节操，直到以死来继续完成它。”先主又写诏书告诫后主说：“你要和丞相共事，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蜀书·诸葛亮传》】日格子说：昭烈帝了解臣下，终究不如他深入了解自己的儿子。看他临终时说嗣子没有才干，说明他深知自己的儿子；但又对孔明说“你可以自行取而代之”，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孔明，是和伊尹同类的人。昭烈帝不是成汤，所以他对孔明的了解还没有完全达到，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何况正因为他深知儿子，又殷切期望孔明，所以话说得激烈，竟近于怀疑。否则，以昭烈帝和孔明君臣之间的契合，这样的话怎么会说出来呢？而且昭烈帝起兵，是为了恢复汉朝的帝位。如今他的话如果是这样，那么汉朝的帝位又将如何呢？“竭尽臣子的力量，献出忠贞的节操，直到以死来继续完成它”，大概就是孔明的内心。这样看来，昭烈帝恢复汉朝帝位的决心，确实也不如孔明坚定吗？

译立敬把妹妹敬归嫁给齐国，齐归生下儿子公子裯。穆叔不赞成，说：“太子死了，如果有同母弟弟，就立同母弟弟；没有同母弟弟，就立年长的。年龄相同，就选择贤能的；道义相同，就占卜决定。这是古代的道理。不是嫡长子，何必一定要立妾的儿子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日格子说：妾的儿子，年长就是年长；不是妾的儿子，年长也还是年长。凡是不是嫡子的，都是庶子。凡是嫡子与庶子有区别，立嫡子为继承人的道理，是最重要的。制造邪说来扰乱这一原则的人，也很多。妾的儿子就是其中一种。君子厌恶似是而非的说法，难道不应当辨明并制止它吗？从前召康公命令我们的先君太公说：“五侯九伯，如果确实有罪，就征伐他们，以辅佐周王室。”又赐给我们的先君可以巡视的疆域：东到海，西到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史记·齐世家》】日格子说：齐国和鲁国都是大国，侯伯的命令为什么不交给鲁国而交给齐国呢？当时周公还没有去鲁国，太公已经在齐国，伯禽怎么能担当这件事呢？即使如此，周公的教化本来已经在周南推行了。钩弋夫人得到汉武帝的宠幸，生下一个儿子，就是昭帝。汉武帝七十岁时，昭帝即位，只有五岁。武帝斥责钩弋夫人，夫人脱下簪子和耳饰，叩头谢罪。武帝说：“拉住她带走，送进掖庭狱。”夫人回头看，武帝说：“赶快走，你不能活了。”夫人死在云阳宫【《史记·外戚世家》】日格子说：立她的儿子，却杀死他的母亲，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杀害一个无罪之人。武帝是为了国家而这样做，这正是武帝之所以成为武帝的地方。有人说：周幽王宠爱褒姒，晋献公安置骊姬，都是因为废夺嫡长子而引发祸乱，是因为不能早些辨明的缘故。武帝在这件事上大概也有不得已的地方。褒姒戏弄烽火，骊姬毒害祭祀用的肉，这些都是有罪的。钩弋夫人有这些罪过吗？即便如此，舍弃年长的诸王而立五岁的孩子，这个谋划也不妥。诸王是否服从，本来就不取决于钩弋夫人死不死。史书称武帝明察而有远见，为什么不把这种心思用来洞察巫蛊之奸呢？君主有君主的样子，臣子有臣子的样子，父亲有父亲的样子，儿子有儿子的样子，根本就在这里。汉景帝住在宫禁之中，召见条侯，赐给他食物，唯独放了一大块肉，没有切好的肉，也没有放筷子。条侯心中不平，回头对掌管宴席的人说：“拿筷子来！”景帝看着他笑说：“难道君侯那里还缺少筷子吗？”条侯摘下帽子谢罪【《史记·绛侯世家》】日格子说：即使君侯那里缺少筷子，也不是臣下敢说的话。那么条侯为什么要说出来呢？当时，景帝对他心怀怏怏不满的疑虑，已经积蓄很久了。放一大块肉却不给筷子，大概是想像楚太子享用江芉那样来观察他。条侯一句话，正好遇上了这个机会，难道反而不会加深景帝的疑虑吗？吴王余昧二年，楚国公子弃疾弑杀他的国君灵王，取代他即位。《史记【吴太伯世家】日格子说：《春秋》记载公子比弑杀楚灵王，而《史记》却直接说是弃疾弑杀了楚灵王，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呢？看观从召公子比到晋国去，公子比谋求君位的志向已经很久了。弃疾是从公子比那里取得国家，并不是从公子围那里夺取的。既然说是弃疾弑杀，那么又该怎样说公子比呢？季武子夺取了卞地，派公冶询问并追上送给他玺书，说：“听说守卞的人将要反叛，我率领徒众来讨伐他。”既然已经取得卞地，谨此报告。公冶送达使命后退下。到了住宿处，后来才听说季武子已经夺取了卞地。鲁襄公赐给公冶冕服，公冶坚决推辞，鲁襄公强令他接受，他才接受。鲁襄公从楚国回来，公冶把自己的封邑交给季氏，但始终没有进入季氏的门，说：“欺骗自己的国君，何必还要让我参与呢？”季孙见到他时，他就像往日一样谈论季氏；季孙不见他，他就始终不谈季氏。等到病重时，他召集臣属说：“我死后，一定不要用冕服给我入殓，因为这不是有德者应得的赏赐。并且不要让季氏来安葬我。”【《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日格子说：“使者奉使命行事的道理，到这里就发生变化了。公冶对季孙又能怎么办呢？表面所说相同，内心却有所区别，不过是姑且这样度过余生罢了。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郑国的游眅将要前往晋国，还没有走出国境，遇到抢夺出嫁妻子的人，那人把他劫持到城邑中。丁巳日，那女子的丈夫攻打子明，杀死了子明，带着他的妻子离去。子展废黜良，改立大叔，说：“国卿是国君的副贰，也是百姓的主人，不能苟且行事。”于是请把子明一类人的罪行搁置，寻找那名逃亡的妻子，让她回到原来的住所，并使游氏不要怨恨。他说：“不要公开宣扬恶事。”【《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日格子说：“子展处置抢夺妻子的人，做得很好；但杀人的人只让他回到原来的住所，这可以吗？假使郑国确实有政令，生者施以刑罚，死者加以戮尸，一定会有像晋国叔向那样出来议论的人。” 鲁昭公召见他，他才入内。鲁昭公进行占卜，派王黑用灵姑銔率占卜，结果吉利，请求截取三尺来使用。【《左传·昭公十年》】日格子说：“杜氏认为，这是不敢同国君使用同样礼制的意思。推究这种心情，那么凡是在仓促紧急之际，害怕僭越而刻意避嫌的人，难道不会这样谋划吗？” 杞孝公去世，晋悼夫人为他服丧。晋平公不停止奏乐，这是不合礼的。按照礼制，应当为邻国停止奏乐。【《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日格子说：“诸侯的礼制规定，期服之丧已经断绝，难道不只是因为母亲有忧伤悲戚，就可以奏乐了吗？君子讥责不停止奏乐，是对的。但又说礼制规定应为邻国停止奏乐，这又是为什么呢？母亲有悲戚而不奏乐，是礼；为邻国停止奏乐，也同样是礼。” 淮南小中正王式的继母，前夫去世后，改嫁给王式的父亲。王式的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有人议论应当把她送回前夫家；也有人认为继子奉养她直到去世，于是便与前夫合葬。王式自己说：父亲临终时，母亲请求离去，父亲答应了。因此制定了出母服齐衰一年的制度。【《晋书·卞壸传》】日格子说：“妇人改嫁两次，安葬时应当随从后来的丈夫，而不随从前夫，因为同前夫的义已经断绝；既然如此，还可以随前夫安葬吗？王式的真实心情，我无法知道。母亲被逐出后，仍听任她服丧；母亲没有被逐出，却不奉养她，也不为她安葬，这在礼制上说得通吗？既然这样，前夫的儿子又该怎么办？如果不是无所依靠，就不能奉养；如果不是无所归宿，就不能安葬。奉养不能迎回，安葬不能附葬。” 留侯说：“我愿意抛弃人世间的事情，只想跟随赤松子游历罢了。”于是学习辟谷、道引和使身体轻捷的方术。恰逢高帝去世，吕后感念留侯的功德，便强迫他进食。留侯不得已，只好勉强听从而进食。八年后去世。【《史记·留侯世家》】日格子说：“留侯在高祖时代实行辟谷，却在吕后时期被强迫进食，难道留侯已经衰弱了吗？留侯的志向在于退隐，只是为了避开祸患罢了。辟谷只是方术；没有退隐时，辟谷是重要的，已经退隐后，辟谷就不重要了。不进食可以，进食也可以。虽然如此，如今的进食仍然相当于过去的不进食。大概是方术胜过了道，这就是他之所以成为留侯的原因吧？”

译仁宗遗赐司马光一百多万钱，司马光率领同列官员三次上奏章，说国家正有大忧患，内外都很困窘，不能专门沿用干兴年间的旧例。如果遗赐确实不能推辞，应当允许侍从官进献金钱来帮助修建山陵，但仁宗不允许。司马光于是把所得的珠宝作为谏院的公用经费，把金子送给舅氏，按义理不把它藏在家中。【《宋史·司马光传》】日格子说：“君主赐给臣下，臣下接受，这是礼。赐物如果另有意图，就应当推辞【如唐高宗把金帛赐给长孙无忌】；赐物如果没有名义，也应当推辞【如汉光武帝把金帛赐给郭况，以至于有‘金穴’的称号】，这是臣下的义理。可以推辞，也可以不推辞；推辞而不伤害礼制吗？如果想到国家用度匮乏，想用它帮助修建山陵，却没有得到允许，那么也就只能把它藏起来罢了。说不把它藏在家中，却拿去作其他用途，这有什么义理呢【比如认为干兴旧例不可继续沿用，提出建议并改为实行，写入法令，这样也就可以了】。” 会稽剡县人黄初的妻子赵氏，打死了儿子载。赵氏的丈夫王遇到赦免，王有父母以及儿子称、女儿叶；依法应当把赵氏流放到二千里以外。傅隆议论说：“礼制和法律的兴起，本于人情自然，求之于情理，并不是从别处来的。父母是最亲近的人，形体相同、气息相通；对于称来说，载就是赵氏的儿子。即使说三代同为一体，也仍然只是一个称。虽然创伤巨大、痛苦深重，本来就没有仇恨祖辈的道理。假使石厚的儿子、日磾的孙子，都磨利锋刃，不愿同两位祖先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那么石碏和秺侯怎么能流名百代呢？旧令规定，凡被流放服刑的人，同籍的亲近亲属愿意跟随的，听其自便。赵氏既然被流放，载作为她的儿子，怎么能不跟随？载跟随而称不能同行，难道是名教所允许的吗？孙子与祖父之间的义理，自然不能因永远断绝而违背事理。确实如此，应当让他跟随。”【《南史·傅隆传》】日格子说：“杀人者处死，减免死刑便流放，这是通常的法律。难道不能说姑姑杀了儿媳，不可以按通常法律论处吗？如今舍弃亲情而议论法律，又舍弃法律而按情理议论，这是为什么呢？石碏、日磾因为国家而杀死儿子，并不是出于个人忿怒；把他们拿来相比并视为同类，我也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 三国军队包围临淄时，齐王派路中大夫向天子报告。天子又命令他返回报信，齐王于是坚守城池。当时汉军已经攻破吴、楚。路中大夫到达时，三国军队已经把临淄包围了好几层。三国将领准备订立盟约，说：“如果你回去说汉军已经被打败，齐王赶快投降，三国军队就不会把你杀掉。”路中大夫已经答应了，到了城下，望见齐王说：“汉军已经发兵百万，攻破了吴、楚，正带兵来援救齐国。齐国一定要坚守，不要投降，三国将领将要诛杀我。”路中大夫。【《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日格子说：“路中大夫传达使命，关系到天下的大事，意义重大啊！史书失去了他的姓名，《资治通鉴纲目》没有特意大书此事，连分注也遗漏了。‘三国将诛杀路中大夫’这句话，君子对此不能没有遗憾。虽然姓名已经无法追考，但事迹却可以补写。如果写成：‘齐国中大夫路某，奉天子的命令把诏命传达给齐国’，借此阐明隐微的事实，不也是可以的吗？” 晋国的荀吴率军讨伐鲜虞，包围鼓城。鼓人有人请求献城反叛，穆子不答应。身边的人说：“军队不用劳苦就可以得到一座城，为什么不这样做呢？”穆子说：“有人把我们的城献出来反叛，我非常厌恶这种事。别人把城送来，我为什么偏偏喜欢呢？”于是派鼓人杀死那个叛徒，并修缮防守设施。包围鼓城三个月后，鼓人有人请求投降，穆子让他们的百姓出来看，说：“还看得出有粮食的样子，姑且修缮你们的城池。”鼓人报告说粮食已经耗尽、力量已经用完，晋军这才攻取鼓城。攻克鼓城后返回，没有杀戮一个人，只把鼓子■〈载，鸟代车〉鞮带回去。【《左传·昭公十五年》】日格子说：“投降有两种情况：有献城反叛后投降的，有顺服后投降的。周文王讨伐崇国时，依靠城垒而使其投降，这就是顺服。鼓人请求献城反叛，则与此不同。因此，顺服而投降可以接受，反叛而投降不能接受。” 男秉义，程妻因为逃婚嫁人而没有得到母亲。【《史记·秦始皇本纪》】日格子说：“所谓‘母’，是说把她当作母亲。所谓‘不得母’，就如同说父亲不能把他当作儿子。妻子没有丈夫，儿子难道能独自拥有母亲吗？” 《学史》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学史》卷二 （明）邵宝撰 ○卯【共二十九章】宋元王二年，宋国派使者把神龟送到黄河，到了泉阳，被渔人豫且捕获。夜里，神龟托梦给元王。元王醒来，召见博士卫平询问此事。卫平说：“龟于是派使者奔驰去询问豫且，把它取出来。用笼子装载，进入端门，带到东厢。它的身体像流水一样，润泽而有光。远远看见元王，伸长脖子向前走，走了三步便停下；缩回脖子退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元王见到后感到奇怪，询问卫平。卫平回答说：“龟处在灾难中而死去，从前被囚禁在王的地方，王有德义，使人救活了它。现在伸长脖子向前，是要表示感谢；缩回脖子后退，是想赶快离开。”元王说：“好啊！神奇竟到了这种程度吗？不能长久留在这里，赶快准备车驾送龟走，不要让它错过时限。”卫平说：“龟是天下的宝物，先得到它的人就是天子。而且它说十句话十句都应验，君王如果把它当作珍宝，诸侯就会全部服从。大王不要送走它。”元王三次表示不可以，卫平三次回答劝他不要送走。元王大为高兴，拜了两拜接受神龟，选择日期斋戒，于是杀白雉和骊羊，把血灌在龟身上，再用刀剥开它。【《史记·龟筴传》】日格子说：“宋元王不忍伤害神龟，就像齐宣王不忍伤害牛一样。这都是所谓‘这种心足以使他称王’。神龟作为宝物，难道能胜过这种仁心吗？所以，与其把神龟当作宝物，不如珍视这颗仁心。然而，九江的大龟，本来就有纳贡赐锡的典故。得到它却不取用，似乎与古人不相同。不过，作为纳贡赐锡之物的龟，就像厨师眼中的牛，是见闻所未及的对象；它同先前那只伸颈前进、缩颈后退的龟不同。接受纳贡赐锡，是义；不杀它，是仁。” 曹国的公孙会从鄸地逃亡到宋国。逃亡者过去没有说‘自’，这里为什么说‘自’呢？因为他是叛逃。既然是叛逃，为什么不直接说他叛逃？这是为了替公子喜时避讳。《春秋》替贤者避讳。公子喜时哪里贤明呢？因为他让出国君之位。他怎样让出国君之位呢？曹伯庐在军中去世，公子喜时看见公子负刍应当继承君位，便徘徊退让。既然认为公子喜时贤明，为什么还要替公孙会避讳？君子赞美善行，影响长久；憎恶恶行，止于本人。憎恶恶行只涉及本人，赞美善行则延及子孙。公孙会是贤者的子孙，所以君子替他避讳。【《公羊传·昭公二十年》】日格子说：“古代有三种需要避讳的对象：尊者、亲属和贤者。为尊者、亲属避讳，是礼制。为贤者避讳，我就疑惑了。贤者不避讳过错；贤者如果有恶行，还能称为贤者吗？却仍然为他避讳，难道是因为他不幸陷入这种处境吗？否则，就是因为他是贤者的子孙。公羊子的说法，一定有所承受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