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卷六

译范文正公正当显贵时，置办了靠近城郭、每年都有收成的田地一千亩，称为义田，用来供养、救济族人。每天供给食物，每年供给衣服，嫁娶、凶丧和葬礼都有资助。选择族中年长而贤能的人主管账目，并按时办理收入和支出。每天每人供粮一升，每年每人供绢一匹。嫁女给五十千，再嫁给三十千。娶妻给三十千，再娶给十五千。安葬死者按再嫁的数额供给，安葬幼儿给十千。族中聚居的有九十人，每年收入供给稻米八百斛；用收入供养聚居的人，充足有余而没有穷尽。出仕后暂居家中等待替代的人也可以享受供给，已经出仕而居官的人则停止供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口〕 日格子说：程子评论寡妇时说：“饿死是极小的事，失节是极大的事。”那么，范氏的义田为什么还要给再嫁者资助呢？程子是为了扶持世间教化而立言，范公是面对世道变化而立下制度，他们大概各自都有所见解吧？既然如此，为什么再嫁的资助数额反而是再娶的一倍呢？因为不能再娶的人贫穷，不能不再嫁的人尤其贫穷，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情况。梁主一向精通音律，想要厘正雅乐，于是亲自制作四件乐器，称为“通”。每件通设置三根弦：黄钟弦用二百七十根丝，长九尺；应钟弦用一百四十二根丝，长四尺七寸四分；中间十律都以此作为差等。又根据通声推求月令之气，完全没有差错，并且彼此相合。又制作十二支笛，黄钟笛长三尺八寸，应钟笛长二尺三寸，中间十律以此作为差等，用来配合通声。饮古钟和玉律，全都没有差错，于是配以八音，施以七声，无不和谐。五代后周显德年间，诏令王朴考订雅乐。王朴认为十二律管相互吹奏，难以得到准确的音律，于是依照京房的方法制作律准，用十三根九尺长的弦，按照律管长短的分寸设置柱，以七声作为均。乐器制成后，声音和谐。日格子说：“律合于和谐，声音合于和谐，这是由于天；萧梁的通、王朴的准，达到和谐则是由于人。律的制作起源于竹子，而通和准都由丝弦制成。古语说：‘丝不如竹，它们都能通达于天和人吗？’后来虽然又有人用箫笛来调和声音，但箫笛也是竹制的。然而，从开始的削刻，到最后的按压调节，如果不是人，又是谁做的呢？箫笛不同于律器，本来就是这样啊！本来就是这样啊！” 刘子玄在唐中宗时升任太子左庶子，兼任崇文馆学士。皇太子将要到国学举行释奠礼，有关部门准备好了仪式。从臣穿戴衣冠，骑马随行。刘子玄议论说：“古代大夫以上都乘车。如今巡谒陵庙、王公接受册命以及士庶亲自迎接时，才穿盛服、戴冠着履、乘辂车。其他事情没有车，所以贵贱都骑马。穿着袜子骑马而踩镫，光着脚坐鞍，不仅不合古制，也会自取世俗的讥笑。”太子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把它写成固定法令。日格子说：“《曲礼》的条目很多，没有一条不便于人行事。穿朝服骑马，还要手持笏板，这与《曲礼》有什么相合之处呢？”由此可知，刘子玄的议论是恰当的。考察钱氏政权的始末，它并没有施加德泽来惠及一方；在近百年间，残酷地役使百姓，实在太过分了。它的气数发生变化，难道不是它自己造成的罪孽吗？日格子说：“这是欧阳子的论断，也是苏子撰写《记表忠观》时的说法。不过，其中的论述又有与此不同之处，大概是说，庇护百姓的恩惠和虐待百姓的政令，本来不能相互掩盖。钱氏归附宋朝，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这一点也不能歪曲。君子为什么不把这些说法参照起来考察呢？” 追赠他的父亲为故沧州刺史、兵部尚书，母亲郑氏为梁国太夫人，获准建立庙宇祭祀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祀时居初室；祖父安东司马、追赠襄州刺史府君，居二室；兵部府君，居东室。日格子说：初室是在西面为尊吗？二室其次，东室又次之。如今的祠堂大致接近这种情况。这是左昭右穆，是不同庙宇的制度；西面为尊、东面为卑，是同一座堂中的位置。古代举行祫祭时，太祖面向东方，因为门在东面。如今的门已经不是古代的门了。因此，虽然保留了西面为尊的地位，但穆位没有地方排列，而且向西面对神位行礼也困难，所以依次向东排列。这大概是礼制的变通。自唐代以来就是如此。况且韩昌黎精通礼制，他叙述这件事时为何安然接受而没有提出异议？那么在唐代以前，大概已经这样实行了。议论的人不考察殿堂的异同以及门在南面还是东面，却贸然想把左昭右穆施用于堂内，难道是没有考察过吗？” 宋国杀了它的大夫，为什么不称他的名字？因为宋国连续三代没有大夫，连续三代都在国内娶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五年〕 日格子说：“诸侯不能在国内娶妻，解释者认为，这是因为不能把妻子的父亲当作臣下。如果按照这种礼制，难道可以施行于诸侯，却不能施行于天子吗？天下没有不是天子的臣民，天子又娶谁才可以呢？天子从诸侯中娶妻，古人都是这样。不因为亲属关系而废弃尊卑，也不因为尊卑关系而废弃亲情。亲情有时可以伸张，尊卑有时也可以屈就。况且从父辈来说，周公是成王的臣子；从兄长来说，微子是纣王的臣子。唯独妻子的父亲为什么不能作为臣下呢？这种礼制，难道可以施行于天子，却不能施行于诸侯吗？”

译从璟跟随庄宗作战，屡次立功，担任金枪指挥使。明宗在魏地发生军队变乱，庄宗对从璟说：“你的父亲对国家有大功，如今被乱军逼迫，你应当亲自前去宣示我的意思。”从璟骑马赶到卫州，被元行钦抓住，将要杀死他。从璟呼喊道：“我愿意归附卫护天子！”元行钦于是释放了他。庄宗怜悯他这句话，赐名为从璟。从璟跟随庄宗到汴州，将士们大多在路上逃亡，只有从璟没有离开。身边有人劝他逃避灾祸，从璟不听。庄宗听说明宗已经渡过黎阳，又想派从璟去互通消息，元行钦认为不可以，于是杀了他。欧阳子说：“君主和父亲，是人伦中最根本的关系；忠和孝，是臣子和儿子最重要的节操。难道它们不能彼此兼顾，反而还要互相伤害吗？或者只是因为私情和义理的取舍不同罢了。若从私情考虑，两边都会受害；若按义理行事，两边都能保全。他的父亲率兵攻打他的君主，作为儿子，是跟随父亲，还是跟随君主？回答说：身体可以随处境而行，志向应当随义理而定，这样才可以。身处君主那里，就跟随君主；身处父亲那里，就跟随父亲。他跟随君主时，一定要辞谢君主说：‘儿子不可以射杀父亲，希望不要让我参与作战。’然后又应当号哭呼喊他的父亲说：‘为什么不停止用兵，归附我的君主呢？’ 君主失败了，就为君主而死；父亲失败了，就服满丧期后继续侍奉君主。他跟随父亲时，一定要告诉父亲说：‘君主是不可以射杀的，为什么不停止用兵，归附我的君主呢？’君主失败了，就为君主而死；父亲失败了，就向君主待罪，君主赦免自己后，便服满丧期继续侍奉君主。从璟对于庄宗，知道应当跟随谁，所以也得以为此而死。【《五代史·唐明宗家人传》】日格子说：“从前郑子兰跟随晋侯攻打郑国，却请求不要参与围攻郑国。君子认为他懂得义理，何况君主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呢？身体随处境而行，志向随义理而定。谁能说从璟身处乱世、事势仓促，却不能像这样妥善处理自己的处境呢？”欧阳公的这段议论，确实合乎礼义。太史公说：“淮南王、衡山王是亲骨肉，拥有方圆千里的土地，列为诸侯。他们不致力于遵守藩臣的职责，来承奉和辅佐天子，反而专门怀抱邪僻的计谋，图谋叛逆。父子两代接连使国家灭亡，也确实是由于当地风俗浅薄，臣下逐渐受到浸染而造成的。荆楚之地的人轻捷勇猛而轻率强悍，喜欢制造动乱，这是自古以来就有记载的。【《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日格子说：“孔子说：‘夷狄如果有君主，还不如中原诸夏没有君主。’太史公叙述《淮南衡山列传》，把它排在东越、朝鲜、西南夷之后，难道也是孔子的意思吗？淮南、衡山，原来是荆地。《春秋》记载楚国时，有时以州来概括，有时以人来称举，并不只是因为其地域，而是看它所行的道。采用夷狄的礼制，就把它看作夷狄。《春秋》尚且如此，我对淮南、衡山的看法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 太子燕请来几十位宾客聚会。太子提出问题说：“君主和父亲各自患有重病，有一丸药可以救活其中一人，应当救君主，还是救父亲？”众人议论纷纷，有人说救父亲，有人说救君主。当时原也在座，却没有参与争论。太子询问他，原勃然回答说：“救父亲。”太子也不再责难他。【《魏邴原传》】日格子说：“天下的事情，难以处理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忠臣和孝子，也不过是各自竭尽自己的本分罢了，别人本不应干预其中。可是为什么还要拿这件事去询问别人呢？难道不是想借用别人的话来成就自己的私心吗？家国之事，本来就不是一丸药所能比拟的。一方如此，另一方就如此，两者同时实行便会彼此冲突，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难道不能寻求两全其美的办法吗？否则，像弃疾【楚令尹子南子】那样处理，就只有君臣关系而没有父子关系；像伍子胥那样处理，就只有父子关系而没有君臣关系。这些都不是君子用来处理忠孝关系的办法。有人说，原是替曹丕谋划，所以才说救父亲。难道曹丕唯独没有君主吗？曹丕没有君主，已经很久了。原的话，是在帮助曹丕。假如让管宁面对这个问题，他会怎样处理呢？《易》说：君子的道路，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发言。管宁既然已经隐居了，难道他会选择沉默吗？” 颜含的哥哥颜畿，在咸宁年间患病，前往医家自行治疗，最终死在医家。家人迎接灵柩的丧幡，每次绕到树上都无法解开，牵引灵柩的人也被绊倒。家人声称这是颜畿的话：“我的寿命还没有终结，只是服药太多，伤害了我的五脏罢了。现在我应当复活，千万不要把我下葬。”他的父亲祝祷说：“如果你有命能够复生，难道不是骨肉亲属所盼望的吗？我们不把你下葬。”丧幡于是解开了。回到家后，他的妻子梦见了他，他的母亲和家人也都梦见了他。颜含于是说：“非同寻常的事情，古代也有过。”便打开棺材，果然有活着的迹象，但气息十分微弱。经过饮食喂养和护理，几个月仍然不能说话。他所需要的饮食，都托梦来告知。颜含于是完全抛开世务，亲自侍奉供养他，足足十三年没有走出家门。【《晋书·颜含传》】日格子说：“人死后又苏醒，是有这种事的。颜畿苏醒了，能够做梦却不能说话，过了很久又死去，这是为什么呢？魂魄合在一起便成为人，离散便会死亡。像颜畿这样，难道是阴魂复归而阳气没有复归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始终不肯离去、来回活动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董晋担任宰相时，五月初一举行朝会。天子在位，公卿和百官都在朝廷。侍中赞礼，引导百官向天子祝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代理中书令，本应传达诏书，却突然发病，不能办理职事。凡是举行大朝会时负责事务的人，接受任命后，都要在前一天演习仪式。当时诏书尚未宣读，公卿们面面相觑。董晋迟疑片刻上前，面向北方说道：“代理中书令臣某患病，不能办理职事，臣请求代替某办理此事。”于是他面向南方宣读并传达诏书，事情办完后又回到原位，进退礼仪都十分周详。【韩文《董晋行状】日格子说：“董晋代替窦参，在演习仪式的地方宣读并传达诏书，事先说了‘如此如此’之类的话。当时公卿们面面相觑，而董晋进退从容周详，可以作为仓促应变、处理事务的办法。厘侯去世，太子共伯余即位。共伯的弟弟和受到厘侯宠爱，厘侯多给他财物，和便用这些财物去收买士人，进而袭击墓上的共伯。” 共伯进入厘侯的墓穴，自杀了。卫国人于是拥立和为卫侯，这就是卫武公。【《史记·卫康叔世家》】日格子说：“我看《淇澳》的诗风和《抑》诗，都曾赞叹武公的德行纯粹。季札观乐时，又极力称颂他的德行。他去世后，人们称他为睿圣武公。然而《史记》竟有他杀兄长而取代其即位的说法，这与前面的记载多么不相称啊！从前我的朋友李天瑞曾问我，武公在孟子所说的人物中属于什么品格，我以圣人一类的人回答他。做不义之事、杀害无辜，武公难道会这样做吗？武公难道会这样做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司马迁听到的说法有误了。”

译况且我本来就没有德行，无法帮助百姓。如今我死了，又使人们穿重丧服，长久地临丧服丧，使他们经历寒暑的变换，以此更加显出我的无德，这让我如何面对天下人呢？【《史记·汉文帝本纪》】日格子说：“缩短丧期的命令，出自汉文帝，而由汉景帝实行。天下和后世谈论这件不合礼法的事，不归罪于景帝，却归罪于文帝，为什么呢？因为文帝是贤者。以贤者为父亲，又以贤者为君主，景帝怎么能够违背他呢？所以责备文帝而放过景帝，也是《春秋》的用意。” 居丧时采用丧礼，除去丧服时采用吉礼，根据事情而举行仪式，这才是通常的道理。如今如果为了开设音乐、张设宴席而举行庆祝，那就是特意办理一件喜庆之事，失去了礼的本意，也伤害了人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即使说这是旧例，祖宗也并不是全部奉行。【《伊川文集·论开乐御宴》】日格子说：“除去丧服时采用吉礼，随着其他事情而举行，这确实合乎礼吗？” 邹志完考中进士，调任扬州、颍昌府教授。吕公著、范纯仁担任长官时，都以礼相待。范纯仁请他撰写宴乐时所用的祝词，邹浩推辞了。范纯仁说：“翰林学士也做这种事。”邹浩说：“翰林学士可以做，祭酒、司业却不可以做。”范纯仁恭敬地表示谢意。【《宋史·邹浩传》】日格子说：“成化初年，章编修懋、黄编修仲昭、庄检讨■〈日上永下〉以自己是史官为理由，推辞撰写烟火致词。大概是听到志完的事迹而受到激发吧？当时却没有像范纯仁那样表示敬意的人，最终使这三人上疏分条论述此事，获罪离去。这样能不感到愧对范纯仁吗？” 从前三代的君主都在黄河、洛水之间，所以嵩高山是中岳，四岳分别位于各自的方位，四条大河都在崤山以东。到了秦国称帝、定都咸阳，五岳和四渎便都处在东方。从五帝直到秦朝，国势有兴有衰，名山大川有时属于诸侯，有时属于天子。【《史记·封禅书》】日格子说：“名山大川为什么要加以表彰和标志呢？是为了替天下作表率。三代规定祭祀，祭祀的位次一经确定便安定下来。所以君主可以更换都城，祭祀山川的望秩却不能更改。偏安一方的君主，所望祭的山川能够与天下相通吗？自己还不能治理百姓，却想对神灵有所作为，这是欺骗神灵。神灵会享用这种祭祀吗？既然如此，那么属于诸侯的名山大川应当怎样看待呢？诸侯的土地，本来就是天子的土地。” 有个门客在梁惠王那里引见淳于髡，惠王屏退左右，只独自坐着两次接见他，但始终没有说话。惠王感到奇怪，便责问门客。门客把这件事告诉淳于髡，淳于髡说：“本来就是这样。我前一次见大王时，大王的心思在驱逐人；后来再次见大王时，大王的心思在声音上。因此我只好默不作声。”门客把这些话全部报告给惠王。惠王大为惊讶，说：“唉！淳于先生真是圣人啊。”前一次淳于先生来时，有人进献良马，我还没有来得及观看，恰好先生到了；后来先生来时，有人进献歌伎，我还没有来得及试用，也恰好先生来了。我虽然屏退了旁人，但内心确实还想着那两件事。后来淳于髡再来见面，连续说了三天三夜，毫不疲倦。惠王想以卿相的职位来礼待他，淳于髡于是辞谢离去。于是惠王用安车、四匹马驾车相送，又赠送束帛加璧、黄金百镒，淳于髡终身不出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日格子说：“孟子三次见齐王而不说话，这件事与淳于髡不说话的情形相似。假如他后来所说的话能够使齐王实行王道，那么淳于髡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即便如此，淳于髡接受赏赐却辞去职位，终身不出仕，在游士之中，大概也没有人能超过他。” 赵孝成王感念公子魏无忌假传魏王命令、夺取晋鄙的军队而保全赵国，于是和赵胜商议，准备把五座城封给公子。公子听说后，心中骄傲自矜，流露出自以为有功的神色。有个门客劝公子说：“有些事情不可以忘记，有些事情不可以不忘记。别人对公子有恩德，公子不可以忘记；公子对别人有恩德，希望公子忘掉它。况且假传魏王命令、夺取晋鄙的军队来救赵国，对于赵国说是有功，对于魏国却还不能算忠臣。”公子于是自己骄傲起来，把功劳归于自己，我私下认为公子这样做不可取。于是公子立即责备自己，仿佛无地自容。【《史记·信陵君列传》】日格子说：“不可忘记的，是以恩德报答恩德；不可不忘记的，是希望大概不要把施恩当作自己的功劳。在战国时代，这句话算是比较近于道理的吗？” 虞卿想以信陵君保全邯郸的功劳为赵胜请求封赏。公孙龙听说后，连夜驾车去见赵胜，说：“大王推举您并让您担任赵国相国，割让东武城封给您，并不是因为您有功，而是因为您是亲戚。如今信陵君保全邯郸，您却请求封赏，这就成了亲戚接受城邑，而国人计算功劳，这是非常不可以的。”赵胜于是没有听从虞卿的意见。【《史记·平原君列传》】日格子说：“亲戚难道不可以计算功劳吗？没有功劳，却因为是亲戚而受封，受封后又犯罪，这当然可以议论；有功劳难道就不可以计算吗？即使是亲戚，也应当因为功劳而受封。功劳有大小，就像罪过也有大小一样。罪过有大到不可赦免的，功劳也有大到不能不计算的。用这个标准权衡，就得当了。” 平原君家中的楼房临近百姓住宅，百姓家有一个跛脚的人，拖着脚散步取水。平原君的美人住在楼上，俯视看见他，大笑起来。第二天，那个跛脚的人来到平原君门前，请求得到发笑者的脑袋。平原君笑着答应说：“好。”但最终没有杀她。过了一年多，门客和门下舍人陆续离去的超过了一半。平原君感到奇怪，门下有一人上前回答说：“因为您没有杀掉嘲笑跛脚人的美人，大家认为您爱惜女色而轻视士人，所以士人就离去了。”于是平原君便斩下那个发笑美人的头，亲自到门前拜访跛脚的人，趁机向他道歉。此后，门下宾客才又陆续回来。【《史记·平原君列传》】日格子说：“一定要杀掉嘲笑跛脚人的美人，是为了成就喜爱士人的名声，这是战国时代的风气。假设有贤明的君主遇到这种事，他的后宫难道会让美人看见跛脚人并加以嘲笑吗？然而心中意向的轻重，差别非常细微，士人却会因此决定离去还是留下。怎么能不谨慎呢！怎么能不谨慎呢！”

译辽西太守赵苞到任后，派使者迎接母亲。使者经过柳城时，正遇到一万多名鲜卑人入塞抢掠，并劫持人质。赵苞的母亲被他们带着攻打郡城。赵苞出兵迎战，与贼军对阵时，贼军把他的母亲推出给他看。赵苞悲痛号哭，对母亲说：“我这个做儿子的没有出息，本想凭微薄的俸禄供养您朝夕生活，没想到反而给母亲带来灾祸。从前我们是母子，如今我是王的臣子，只能以死相报，无法弥补自己的罪过。”母亲在远处对他说：“人各有命，你怎么能只顾我而损害忠义呢？”赵苞立即进军作战，贼军全部被击溃。他的母亲被贼军杀害，赵苞回来安葬母亲，办完丧事后，吐血而死。程子说：“拿君主的城池投降贼人来求得母亲活命，本来就是不可以的。然而也应当寻求能够保全母亲的办法，怎么能不顾母亲就仓促出战呢？如果实在不得已，亲自前去投降也可以。徐庶在这件事上大概就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后汉书·赵苞传》】日格子说：“自身可以投降，城池却不可以投降。但必须有所托付，并设法谋求使城池不可攻破，然后才可以谈不投降。如果自身投降而城池也随之失守，这两者又有什么差别呢？替赵苞谋划，应当坚守而不要仓促出战，这样他的母亲或许能够保全吧？有人问：‘徐庶怎么样呢？’回答说：‘徐庶没有专门掌管一座城池，他的离去与赵苞的情形不同。’” 夫人姜氏嫁回齐国，是因为憎恶宣公。安排侄女和妹妹陪嫁，是不让嫡夫人孤独的意思。一人有了儿子，三个人便放松衣带侍奉她，这是希望有一天能接近贤者。【《谷梁传·文公十八年》】日格子说：“这是从人情方面说的，其中也包含礼。然而礼制不允许有两个嫡夫人，所以儿子可以不是嫡夫人所生，但母亲不可能不是儿子的母亲，何必一定要有妹妹和侄女陪嫁呢？” 宋国请求卫国交出猛获，卫国人想不交。石祁子说：“不可以。天下的恶人都是一样的。在宋国作恶，却在我国受到保护，保护他又有什么补益？得到一个人却失去一个国家，站在恶的一边而抛弃友好，这不是谋略。”卫国人于是把猛获交还给宋国。【《左传·庄公十二年》】日格子说：“天下的恶人都是一样的，这是天下公认的名言。石祁子大概是石碏的族人，他在服丧期间不肯戴冠、佩玉来听取占卜意见，他成为贤者已经很久了；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闽地人想要报仇，有人先吃下野葛，然后赶到仇家那里请求争斗，随即死在那里，以此诬陷仇人。王臻查清并辨析争斗的情状，被诬陷的人往往得以释放离去，这种风俗因此稍有改变。【《宋史·王臻传》】日格子说：“我在两浙任按察使时，听说三衢人也有这样做的。大概三衢与建宁相邻，本来就容易有这种事情。又听说有一种药可以立即救治，做官理政的人不可不知道。” 徐鹿卿任建昌知府时，督府蛮横地征取五千斛米，徐鹿卿争辩说：“知府可以罢免，米却不能得到。”百姓担心失去徐鹿卿，请求交纳这些米来共同承担此事。徐鹿卿说：“百姓替知府考虑，这是好意；难道知府唯独不替百姓考虑吗？”最终争辩成功，免除了这项征取。【《宋史·徐鹿卿传》】日格子说：“建昌百姓的民心，就是左内史任职之地的民心。然而儿宽所欠的赋税，是本来应当交纳的；徐鹿卿所遭到的征取，却与儿宽的情况不同。为此争辩，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公孙敖出使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逃奔莒国。【《左传·文公八年》】归父出使晋国，从晋国回来到了笙地，便逃奔齐国。【《左传·宣公十八年》】楚国箴尹克黄出使齐国，回来走到宋国时，听说若敖氏已经灭亡，他的随从说：“不能回去了。”箴尹说：“抛弃君主的命令，独有谁会容纳我呢？君主就是上天，难道能够逃避上天吗？”于是回国复命，随后把自己拘押到司败那里。【《左传·宣公四年》】日格子说：“箴尹恪守常经，归父通达权变，公孙敖却违背礼制、破坏法度。同样是出使，却走了不同的道路，就是这样啊！” 石骀仲去世，没有嫡子，只有六个庶子。占卜谁可以继承后嗣，卜辞说：‘沐浴并佩戴玉器，就会得到吉兆。’五个人都沐浴并佩戴玉器。石祁子说：‘哪有为亲人服丧，却沐浴并佩戴玉器的呢？’于是他没有沐浴，也没有佩戴玉器。石祁子得到吉兆。卫国人因此认为龟甲是有知觉的。【《礼记·檀弓篇》】日格子说：“凡是占卜，要求占卜者心怀敬意，所以卜人那样说，并不是针对正在服丧的人说的。既然如此，正在服丧而进行占卜，应当怎么办呢？也不过是穿着丧服罢了。礼制本来就有身穿丧服而戴冠的情况，唯独占卜不可以吗？石祁子在这件事上才真正懂得了礼。” 君王一年之内两次遭逢三年之丧，却在服丧期间以丧事宾客设宴，又索求礼器，欢乐和忧伤混杂得太过分了，而且也不合礼制。【《左传·昭公十五年》】格子说：“妻子去世，儿子尚未服丧期满，不可以再次娶妻，这是古代的道理。所以周景王的穆后去世，太子寿也死了，叔向说：‘有三年之丧，两…… 季孙氏病重，命正常说：“不要死！如果南孺子的儿子是男孩，就把这件事告诉你，让他继立；如果是女孩，那么肥也可以继立。”季孙氏死后，康子继位。下葬以后，康子在朝廷。南氏生了男孩，正常用车载着孩子到朝廷，报告说：“先君有遗言，命令他的圉臣说：‘南氏生男孩，就把这件事告诉国君和大夫，立他为君。’现在已经生了，是男孩，谨此报告。”于是逃奔卫国。康子请求退位，鲁哀公派共刘去察看，孩子却已经被人杀死了。于是追查凶手，召正常回来，正常没有返回。【《左传·哀公三年》】格子说：“正常报告说南孺子的儿子是男孩，可以说没有辜负季桓子了。”可是康子已经继位了，这时才报告，不也太晚了吗？孕妇生产自有预定的日期，刚生下孩子就报告，请求暂缓处理，本来就比下葬以后才徒然报告好。即使如此，康子继位，必定已有国君的命令，国君将怎么办呢？既然康子请求退位，就可以顺从他的请求；也可以让他暂时代理，并约定日后再让位给嗣君。《学史》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学史》卷七 （明）邵宝撰 申【共二十九章】当时，中尉、条侯周亚夫和梁相、山都侯王恬开，看到张释之持论公平，于是同他结为亲友。张廷尉也因此受到天下人的称誉。【《史记·张释之传》】格子说：“《尚书》说：‘推举贤人，礼让能人，各级官员才会和谐。’张释之在汉廷，本来就是所谓贤能之人。周亚夫、王恬开了解他，便推举他、礼让他，这是合乎礼的。可是竟同他结为亲友，这又该怎么说呢？难道是在结党邪曲、相互勾结吗？司马迁说张释之因此受到天下称誉，他对张释之的认识，也未免太浅了。” 楚子期攻打陈国，吴国的延州来季子前去救陈，对子期说：“你们两国国君不致力于施行德政，却竭力争夺诸侯，百姓有什么罪呢？请允许我退兵，以成全你的名声。”楚国致力于施德安民，于是退兵。【《左传·哀公十年》】格子说：“华元、子反以实情相要挟而订立盟约，《春秋》讥刺他们。季子救陈，却自行向楚国退让，难道不也与他们相类似吗？季子用三代的道义使百姓得到安宁，华元却用战国的权术来救国。季子的道义高远而用心深远，华元的权术高明而道义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