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卷三

译起初，共王没有嫡子，有五个受宠的儿子，却没有嫡子可以立为国君。于是对群神大规模举行祭祀并祈祷说：“请神灵在这五个人中选择一个，让他主持国家。”于是把璧玉逐一拿给群神看，说：“正好面对璧玉而下拜的，就是神灵所要立的人，谁敢违抗？”后来他和巴姬秘密把璧埋在太室的庭院中，让五个人斋戒后按长幼次序进入下拜。康王跨过了璧，灵王用肘碰到了璧，子干、子晳都远远避开，平王年幼，便抱着他进去；他下拜两次，都压住了璧上的绶带纽结。【《左传·昭公十三年》】日格子说：“古人立嗣子的办法，是很高明的。借助神灵来使人服从，当然不如考察古人的德行。即使侥幸猜中，君子也不采取这种办法。”楚国属于夷族，这样做本来就合乎它的风俗。鲁君去世的那个月，子产辅佐郑伯前往晋国。晋侯因为鲁国正在服丧，所以没有接见他们。【《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日格子说：“晋侯看重接见宾客，是因为鲁国有丧事。把这种心意推及郑国，怎么会让郑伯这样奔走在道路上呢？体恤丧事是礼，亲近和睦亲属难道就不是礼吗？” 陈侯扶着太子偃师奔向墓地，途中遇到司马桓子，说：“载我一程。”司马桓子说：“我要巡视城池。”又遇到贾获，贾获让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下车，把车让给陈侯。陈侯说：“留下你的母亲。”贾获推辞说：“这不吉祥。”于是他和妻子扶着母亲奔向墓地，也得以免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日格子说：“舍弃你的母亲，难道就不能两全吗？保全自身却损害礼，君子不称之为保全。臣下却轻慢国君，女子却亵渎男子，都不合礼。即使颠沛流离，难道敢违背礼吗？贾获的回答不说‘不合礼’，却说‘不吉祥’，这是为什么？礼，就是人所践行的道路。舍弃礼而谈吉祥，是在危急仓促中想让人轻易相信自己，难道竟是这样吗？” 赵王迁七年，秦国派王翦进攻赵国。赵国派李牧、司马尚抵御秦军。秦国给赵王宠臣郭开许多金钱，让他施行反间计，说李牧、司马尚想要反叛。赵王于是派赵葱和齐国将领颜聚代替李牧。李牧不接受命令，赵王派人拘捕他，抓到李牧后将他斩杀；又废黜了司马尚。【《史记·李牧传》】日格子说：岳武穆接到班师的诏令，有人说可以不接受。将领在军中，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这是古代的道理。只是上面有贤明的君主时才可以这样做；平庸的君主则不行。岳武穆返回，难道是能够由自己决定的吗？我看到李牧的事情，对此更加悲痛。治理吴国旧地，因为军功赐给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举入侵，江都王上书请求攻打匈奴，皇上没有准许。【《史记·江都王世家》】日格子说：“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天子的旌旗，怎么适宜到了江都呢？”如果要非难江都王的骄奢，那么汉朝也有开启这种风气的地方。当时，江都王请求攻打匈奴，皇上有时也曾准许过。有功劳凭什么增加赏赐？有罪过凭什么增加惩罚？即便如此，这次不准许，确实是对的。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谨慎对待呢？” 太后对于皇帝来说是从嫂，朝廷议论她应穿什么丧服而有所疑惑。太学博士徐藻议论说：“以侍奉父亲的原则侍奉国君，敬意是相同的。礼书又说：‘她的丈夫若属于父亲之道，妻子也都属于母亲之道。’那么，丈夫属于国君之道，妻子也属于皇后之道。给皇后穿齐衰，是依照把她视为母亲的道理。鲁国讥刺逆祀，是为了彰明尊卑。如今皇上亲自奉祀康帝、穆帝、哀帝、皇帝以及靖后，对他们的敬意都同于对上天，怎么可以按照君臣之道尊敬皇后，却在本亲的丧服上废弃礼制呢？”于是议定应穿齐衰期服，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晋书·康献褚皇后传》】日格子说：“有国君之道，就有父亲之道；有父亲之道，就有母亲之道。活着时侍奉她，死后为她服丧，这是礼。因此，懂得逆祀的问题，就能确定君道；懂得敬意相同，就知道父道仍然存在。至于母道，按照亲属关系本来就是如此，有什么不必再议论的。即便如此，朝廷仍对此有疑惑。若不是有君子，又凭什么确定丧服呢？”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开元末年进入东宫，赐给广平王，生下德宗。天宝年间发生动乱，叛军将她囚禁在东都；后来掖庭人王入洛，又把她留在宫中。当时正向北征讨，没有来得及把她送回长安，而河南又被史思明占领，于是失去了皇后的下落。代宗即位后，立德宗为皇太子，下诏寻访，却没有找到。德宗即位后，才备办册文，先为上皇太后上尊号。中书舍人高参上议说，应当采用汉代旧例，分别派人到各州县，查访核实太后的行踪，然后迎接回来。皇帝于是派使者分赴天下。过去中官高力士的女儿很能说出宫禁中的事情，而且年龄和相貌都与皇后有些相似。又因为皇后曾削肉干喂皇帝，伤了左手指；高力士的女儿也曾剖瓜时伤了手指。当时宫中没有认识皇后的人，于是把她迎回上阳宫，立即快马报告皇帝。皇帝很高兴，群臣都来祝贺。高力士的儿子知道她不是皇后，详细说出了实情，皇帝下诏赦免了她。宪宗即位后，有司说皇太后沈氏已经去世二十七年，查访的道理已经断绝，请求因此打开墓穴。皇帝下诏让群臣为皇太后发丧致哀，在肃章内殿举行仪式；宫人捧来殓服，放置帷帐和座位在宫中，早晚进献食物，并告知天地和宗庙。又为太皇太后上谥号、颁发谥册，制作神主牌位附祀于代宗庙，备好法驾，奉着袆衣，将神主安置到元陵。诏令说：“可以。”【《唐书·代宗睿真皇后传》】日格子说：“这是人子最深的痛苦。寻访的途径已经用尽却仍未找到，除了采纳有司的说法，又能怎么办呢？相似的人已经到了，这是希望求取富贵；那么真正的皇后为什么竟没有到这里来？我所说的寻访途径已经用尽，难道其实还没有用尽吗？” 王方庆任凤阁侍郎时，神功初年，武攸宜击败契丹，凯旋而归，并将献上俘虏。内史王及善因为孝明帝的忌月，请求准备鼓吹乐而不演奏。王方庆说：“晋穆帝纳皇后的时候，正值康帝忌月，当时人们对此有所疑惑。荀讷说，礼制有忌日，没有忌月。如果从忌月推论，就会有忌时、忌年，更加没有道理。世人采用了他的说法，我认为军队正取得大胜，奏乐没有什么妨碍。”诏令准许。【《唐书·王方庆传》】日格子说：“礼制有忌日，没有忌月。忌月的说法，是从哪里产生的呢？禁忌越多，避讳越多，是乱世的做法。”

译楚国有个士人叫申鸣，奉养父亲十分孝顺。楚王想授予他相位，他推辞不接受。后来他遵从父亲的命令担任楚国宰相，任职三年。白公发动叛乱，申鸣告别父亲前去抵抗，带兵包围了白公。白公前去抓住他的父亲，用兵器挟持着他，对申鸣说：“你如果不和我一起对付你的父亲，你的父亲就会死。”申鸣流着泪回答说：“我不能做父亲的孝子，只能做国君的忠臣。”于是拿起鼓槌击鼓进攻，最终杀死了白公。他的父亲也死了。楚王赏给他黄金百斤，申鸣自杀了。【《说苑》】日格子说：“申鸣对于父亲，就像赵苞对于母亲一样。不过赵苞面对鲜卑时，似乎还有可以作为的余地，或者说也已经很艰难了。白公是什么人？如果不做忠臣，又做什么呢？我因此更加悲叹这两个人的不幸。” 圉公阳从宫中挖洞，把楚王背到昭夫人的宫中。叶公也赶到了，到了北门，有人遇见他说：“您为什么不戴头盔？国人盼望您，如同盼望慈爱的父母；盗贼的箭如果伤了您，就是断绝百姓的希望。”于是他戴上头盔前进。又遇到一个人说：“您为什么还戴头盔？国人盼望您，如同盼望一年；日月已经过去很久，如果能看见您的面容，就像得到艾草一样。百姓知道您不会死，也就会产生奋勇之心，还将把您作为榜样在国内宣扬；可是您又遮住面容，断绝百姓的希望，不也太过分了吗？”于是他摘下头盔前进。【《左传·哀公十六年》】日格子说：“有人说应戴头盔，有人说不应戴头盔，这两种意见应当听从哪一种？它们同样都关系到百姓的希望。不戴头盔所维系的百姓希望，近于空虚；戴头盔所维系的百姓希望，近于实际。如果不得不选择，难道应听从戴头盔的意见吗？不然的话，进入城门时，难道还能高声向众人解释吗？众人不相信，之后才摘下头盔，难道可以吗？” 严光年轻时和光武帝一同游学，等到光武帝即位，严光便隐居不出。皇帝思念他的贤能，访求他，征召他，三次往返之后他才到来。当天皇帝亲临他的住处，严光躺着不起身。皇帝叹息着离去。后来又召严光入宫，和他谈论道义及往日旧事，因而一起躺卧，严光把脚放在皇帝腹部。第二天，太史上奏说有客星侵犯御座，情况非常紧急。皇帝笑着说：“只是朕的故人严子陵和朕一起躺卧罢了。”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他不肯屈服接受，于是在富春山耕作。【《汉书·严光传》】日格子说：“有人问严陵是怎样的人，我说：‘严陵告诉侯霸：“心怀仁德、辅佐正义，天下人就会喜悦。”从这句话，也可以知道严陵是什么样的人了。’况且严陵也经历了王莽的时代，却没有声名流传。到了光武帝时，才开始凭借气节成就名声。孔子说：‘国家有道时，要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无道时，行为正直而言语谦逊。’说的就是严陵吗？” 陶潜是陶侃的曾孙，年轻时有高尚的志趣，博学而不与众同。因为亲人年老、家境贫困，他担任州祭酒，没过多久便自行辞职回家；朝廷征召他任主簿，他不肯赴任。于是亲自耕种来养活自己，后来患了身体虚弱的疾病。之后他又任彭泽令，却没有带家人随任，只派一个仆役去，并写信给他的儿子说：“这也是别人的儿子，你应当好好对待他。”任官八十多天，郡里派督邮到县，属吏请求说：“应当束好衣带去拜见他。”陶潜叹息说：“我怎么能为了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当天解下印绶离任，写作《归去来辞》，又写《五柳先生传》来表现自己。朝廷征召他任著作郎，他没有接受。【《晋书·陶潜传》】日格子说：陶渊明在晋朝时，曾任州祭酒，又任彭泽令。后来朝廷征召他任著作郎，他没有赴任。朱熹记述他的去世时，不用官职来称呼他。为什么前面因为贫困而接受征辟，那不是朝廷的命令；征召担任著作郎，则是朝廷的命令。他辞去这个任命，难道没有特别的意义吗？而且事情要到后来才能确定，所以在这里这样记述。君子认为齐人杀死哀姜已经太过分了，因为女子是跟随丈夫的。【《左传·僖公元年》】日格子说：“女子跟随丈夫，是通常的礼法。为什么不说她参与杀害两位国君，而说她积累了罪恶呢？何况齐桓公是以霸主身份讨伐她，怎么能说已经太过分了？”如果这种说法流行，那么上天对武曌的讨伐就不会施加，女子造成的祸患也会更加滋长。宋国发生大火灾，宋国伯姬去世，因为她等待保傅。君子称道宋共姬：她身为女子却不失妇道，女子等待别人来完成妇道，是合乎义的行为。【《左传·襄公三十年》】日格子说：女子之道和妇人之道是不同的吗？《易》说：“恒守她的德行而保持正贞，妇人吉祥。”所谓正贞，女子和妇人是一样的。说妇人不同于女子，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公羊传》说：“伯姬的妇道已经尽到了。”真是君子啊！真是君子啊！莒国的展舆即位后，夺去了群公子的俸禄和爵秩。公子召去疾来到齐国。秋季，齐国公子鉏把去疾送回莒国。展舆逃奔吴国。君子说：“莒国的展舆不能立为国君，是因为抛弃了众人。人怎么可以抛弃呢？”《诗》说：“没有比人更有竞争力。”说得好啊！【《左传·昭公元年》】日格子说：“展舆是参与弑父的人，他不能立为国君，原因就在这里。如今却忽略这一点，把罪过归于他抛弃了众人；如果这样说，难道是说不抛弃众人就可以吗？即使弑父也没有关系，这难道是君子的议论吗？” 舍人朱异议论说：“按照礼，年龄虽然还没有达到成年，但已经有爵位和任命的，就不作为殇来对待。阳侯年纪虽属中殇，但已经接受拜封，不应穿殇服。”皇帝认可了他的意见。于是诸王为阳侯服丧，按照成年人的丧服制度办理。【《隋书·礼仪志》】日格子说：“童子汪踦因作战而死，鲁国人向孔子询问。为他举行丧礼而不按殇处理，因此，有功劳而不按殇处理，有德行而不按殇处理，有封爵任命而不按殇处理，也都是可以的。” 闰月安葬齐景公。闰月本来不记载，这次为什么记载？因为丧事要把闰月计算在内。丧事为什么要计算闰月？因为丧事所计算的月份从略计。【《公羊传·哀公五年》】日格子说：《春秋》在闰月不记载尝祭，因为已经通过朝庙记载了它，用来向祖庙报告月份。这次记载安葬齐景公，就说明丧事的计算包括闰月。丧事按月份计算；按年份计算的事项，即使有闰月，也与计算无关。既然如此，襄公二十八年楚子昭去世，为什么不记载？因为他刚死的那个月，还没有计入丧事所计算的月份。吴国攻入楚国时，派人召陈怀公。怀公召集国人询问，说：“愿意跟随楚国的站在右边，愿意跟随吴国的站在左边。”陈国人中有田地的跟从田地一边，没有田地的跟从党派一边，逢滑挡在怀公面前走上前去。【《左传·哀公元年》】日格子说：“周勃让人袒露左右臂来决定跟随哪一边的计策，难道就是从这里得到启发的吗？当时如果让那些人选择左边或右边，也会像这样。这样做对于国家大事能有什么作用呢？君子对待众人，应当用道理观察人情，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译适逢庆节祝寿，在郊祀礼仪的散斋期间，朝廷讨论权宜地奏乐。李焘说：“汉、唐祭祀天地，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建隆初年的郊祀也是如此。自崇宁、大观年间依照《周礼》祭祀天地，所以提前十日接受誓戒。如今既然举行合祭，就应恢复汉、唐以及建隆的旧制，这样或许可以两全其美。【《宋史·李焘传》】日格子说：“祝寿的礼仪不是古礼。它妨碍郊祀斋戒，难道不可以停止吗？宋朝的郊祀沿袭汉、唐制度，到崇宁、大观年间才开始遵行《周礼》。提前十日誓戒，是古礼侥幸保存下来的一项制度。既然不能停止祝寿，却又想改变郊祀礼仪来迁就它，这叫作扰乱礼制，哪里谈得上两全其美呢？” 宋国人害怕了，派华元夜里进入楚军，登上子反的床把他叫醒，说：“寡君派我华元来报告危急说：‘敝国已经到了交换孩子吃、劈开尸骨烧火的地步。即便如此，城下订立的盟约，关系到国家存亡，我们不能接受。请楚军退到三十里外，我们只听从您的命令。’”子反害怕了，和华元订立盟约，并把情况报告给楚王，楚军退后三十里。宋国和楚国于是讲和。【《左传·宣公十五年》】日格子说：“华元夜里进入楚军，登上床把子反叫醒。子反听到他说明危急。议论此事的人讥笑华元轻易暴露真实情况，踏入不可测的危险。难道不知道华元在这里其实另有办法吗？他本来就是要用床上的盟约来替代城下的盟约吧？他说明实情而形势又紧迫，言辞谦逊而意在胁迫。不然，子反为什么这样害怕？为什么这样害怕？大概战国时期的权谋策略，已经在这里显露端倪了。”}], 弥远被授任右丞相，陈晦起草制书，引用“昆命元龟”的话。思叹息说：“董贤任大司马时，册文中有‘允执厥中’一句，萧咸认为这是尧禅让给舜的文辞。如今制书所引用的，是舜禹相互揖让的典故。若有像萧咸这样的人，读到它难道不会大为惊骇吗？”于是上呈省牍，请求把麻制改写后再下发。制诏下。分析见《宋史·倪思传》。日格子说：“嫌疑与礼的区别很大，所以即使是小事，也必须谨慎。难道可以说制书中的文辞随意援引、毫无伦次吗？器物和礼数不能不加以辨明，这一点人人都知道。至于言语和书策，人们往往认为只是空洞的文饰，却不知道天下的典章礼制其实都在其中。若没有君子，谁来辨明这些呢？” 太史说：“十一月初一这天应当发生日食，食心八分。”李焘列举上古至今日发生日食的情况，其中十一月共有三十四次，于是上奏说：“心宿，是天王所在的位置；它所对应的区域是宋国的十一月，在卦象中属于复卦，正是阳气开始潜藏的时候，阴气却乘机侵凌，所以这次日食比其他日食更为严重。”分析见《宋史·李焘传》。日格子说：“关于日食的说法，《诗经》《尚书》《春秋》都记载得很详细；但认为十一月初一的日食特别严重，却是我没有听说过的。阳气在子月复生时还很微弱，君子想要扶养它，大概没有什么做不到的；阴气却乘机侵凌，还有什么灾祸比这更严重呢？”“心宿，就是《春秋》所说的‘大辰’。日食发生在心宿，又遇到星孛，灾异尤其严重。宋已经拥有天下，所以即使不再讨论这个星宿所对应的分野，也可以。” 汉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去世，派人召陈豨，陈豨称病很重。见《史记·陈豨传》。日格子说：“汉太上皇究竟是哪一天去世的？《史记》的《高祖本纪》没有记载，只是在《陈豨传》中偶然提到此事。而且只记月份，不记日子，其中所体现的恩礼也就可见了。身为天子的父亲，却不以天下之礼安葬，能说合乎礼吗？” 汉文帝下诏说：“已经下令穿大功服十五日、小功服十四日、缌麻服七日，然后除去丧服。”见《史记·孝文本纪》。日格子说：“汉文帝时，在下葬以后还服丧三十六日，大概是因为已经下葬，却不忍心立即除去丧服。东汉以后改为按月份计算二十七日，这样根据听闻而来的先后变化，礼制就一天比一天浅薄了。前代分为三等丧服，后代改为两年之丧；按日数来说，虽然各自都有取义之处，但如何符合天下共同的礼义呢？唉，实在太过分了！世道日益衰落，礼制也无法恢复了。” 贾生认为，汉朝建立到孝文帝时已经二十多年，天下和谐融洽，正应当改定历法，改变服色，建立制度，确定官名，兴修礼乐，于是把这些事情全部起草拟定出来。关于仪制法度，他提出崇尚黄色，数目采用五，官名全部改换秦朝的旧制。孝文帝刚即位，谦逊退让，还来不及实行。见《史记·贾谊传》。日格子说：“这是恢复古制的时机。文帝安于简陋，不知道自我振作，终于使先王的礼乐在后世失去了传承。即使如此，难道只是文帝一个人的过错吗？绛侯、灌婴等大臣也有责任。评论者说汉代制度不能恢复古制，把罪责归于叔孙通。叔孙通所处的时代，并不是贾谊所处的时代。叔孙通顺从而贬低贾谊，引用并抬高贾谊，不能迫使文帝实行古制，难道他就能迫使高祖实行吗？所以汉代制度不能恢复古制，应当承担责任的，是文帝和绛侯、灌婴等大臣，他们难道能够推卸吗？” 《学史》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学史》卷四 （明）邵宝撰写 ○已【共二十九章】齐国晏桓子去世，晏婴穿着缞服，腰系麻带，手扶丧杖，穿着菅草鞋，吃稀粥，住在倚庐中，睡在草席上、以草为枕。他的家老说：“这不是大夫的礼制。”晏婴说：“只有卿才属于大夫。”见《左传·襄公十七年》。日格子说：“父母去世时的丧礼，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穿齐衰丧服、吃稀粥的规定，从天子一直实行到平民。如今却说礼制因卿、大夫、士而不同，这是什么礼呢？周朝大概已经衰败了。卫国用幕布，鲁国用幕绡，这只是鲁、卫所谓的礼，并不是夏、商、周三代共同的礼制。晏子的家老所说的‘大夫之礼’，也是这样。所以晏子不住倚庐，说‘只有卿才属于大夫’，这就是所谓用谦逊的话把事情说出来。”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叔齐为继承人，等父亲去世后，叔齐却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命令。”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跟着逃走。国人便立他们的中兄为君。见《史记·伯夷列传》。日格子说：“这是万古不变的高尚义行。假如没有中兄，那么国家就会灭亡。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办呢？”有人说：“两人离开，是因为有中兄可以继立。” 燕昭王怨恨齐国，没有一天忘记报复齐国。燕国弱小而偏远，力量不能制服齐国。于是他委屈自己、降低身份礼敬士人，先礼遇郭隗来招揽贤才。见《史记·乐毅列传》。日格子说：“郭隗贤能吗？礼遇他确实是对的。假如他并不贤能，难道会因此连累贤明的君主吗？况且后来到来的贤士，礼遇能像礼遇郭隗那样吗？如果不能像礼遇郭隗那样，就是拓宽了招贤的道路，却又自行把道路堵塞了。声音能够感动万物，这是很早就有的道理；用虚假的鼓声来召唤，从来没有能得到真实回应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吗？” （缺二十行） 为了宗庙祭祀而明知国家必然灭亡，所以用自我牺牲来保存宗祀。宗庙祭祀是重大的事情，自身性命反而轻微。否则，难道是他不能去死才这样做吗？孔子称赞殷朝有三位仁人，把微子列在最前面，从这件事就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