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卷十一

译任城王元澄遭逢太妃去世，臣僚为她立碑作颂，碑题想写作“康王元妃”。元澄向张普惠询问，张普惠说：“朝廷典制有‘王妃’这一称呼，却没有‘元’字。鲁夫人孟子被称为‘元妃’，是因为要同下位的继室声子相对。如今烈懿太妃配享先王，并没有声子、仲子那样的嫌疑，不必用‘元’字来区别名位。古代妇人沿用丈夫的谥号，如今烈懿太妃的德行冠绝一世，所以特意蒙受褒奖赐谥，怎么能在确定名号这样重要的事情上不称‘烈懿’呢？”元澄听从了他。【《后魏书·张普惠传》】日格子说：“没有继室时，妃不称‘元’，当然如此。有继室而称‘元’，也只是叙述时的说法而已。至于碑题，没有继室不称‘元’，有继室也不应称‘元’。丈夫有丈夫的称谓，妻子有妻子的称谓，这是礼。” 哀帝即位后，想登临轩殿，授予母亲周贵人皇太妃的称号。江虨议论说：“这样就是儿子被封为爵位、母亲反而成为其臣下；即使想提高她的尊崇，实际上却降低了她，恐怕不合顺理吧？应当告祭显宗的宗庙，称周贵人为仁淑，应该加以特殊礼遇；事情不在于她本人，这样做可以。况且妃、后虽然是与君主相配的称号，但皇后以下有夫人、九嫔，并没有称妃的。现在应当称为皇太夫人，这在名称和礼制上都顺当。”皇帝没有听从，特地下诏授予她皇太妃的称号。【《晋书·江虨传》】日格子说：“称‘天’，是用来配合天子之礼的谥诔称号；低于这个等级的，又应当怎么办呢？称‘先命’来诛责庶人而免除罪责，这种说法适用于爵位之子的母亲吗？妃、夫人的称号，在当时自有制度规定。既然如此，引用古例来议论，又有什么用呢？” 忽然有一天，太祖召见曹彬、潘美，说：“命令你们收取江南。”又回头对曹彬说：“这次可不能再像从前在西川那样乱杀人了。”曹彬慢慢奏道：“如果臣不奏明，恐怕陛下不知道从前西川杀害投降者的事。臣曾经斟酌此事，坚持不肯退让。臣后来看到当日收存的文案，原来上面根本没有写这个字。”太祖命人取来阅览，对他说：“既然如此，当时你为什么还要坚决坚持？”曹彬认罪说：“臣当初与全斌等人一同受命，如果全斌等人获罪，唯独臣洗清罪责，恐怕不稳妥，所以一直认罪。”太祖说：“你既然想独自承担罪责，又何必留下这份文书？”曹彬说：“臣当初以为陛下一定会诛杀他们，所以留下这份文书，想让老母亲呈上，以求保全老母亲的性命。”太祖因此更加器重和礼遇他。【《宋言行录·曹彬》】日格子说：“小的杖责就接受，大的杖责就逃走，这是古人侍奉父母的道理。”曹彬留下文书而不为自己辩解，大概也是这个意思。罪刑重就辩解，罪刑不重就服罪。服罪是为了保全同僚朋友之间的情谊，辩解是为了成全君臣之间的道义。臣下承受不应有的罪责，君主杀死无罪之人，都是不合道义的。齐侯派管夷吾向周王平定戎人之事，周王按照上卿的礼节设宴款待管仲。管仲辞谢说：“臣的地位低微，只是有关部门的官员；况且天子还有两位守臣，即国、高二人。如果是节和春秋来接受王命，尚且可以说按什么礼节相待；我只是陪臣，不敢接受这种礼遇。”周王说：“舅父啊，我赞美你的功勋，认可你的美德，认为你能够督察而不忘职守；去履行你的职责，不要违背我的命令。”管仲接受了下卿的礼节，然后回去了。【《左传·僖公十二年》】日格子说：“管仲辞谢上卿的宴飨礼节，然而管仲并不是懂礼的人。他借助齐国使周王设宴款待自己，又以礼节为由辞谢，这种虚礼有什么用呢？大概假借仁义者的心态就是这样。后来齐侯借天子的威势近在咫尺地下拜接受祭肉，也是管仲教他的。大概……” 季札从卫国到晋国，将要在戚地住宿，听到了钟声，说：“奇怪啊！我听说过这样的话：能言善辩却没有德行，必定会受到杀戮。孙文子因为获罪于国君而住在这里，忧惧尚且来不及，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孙文子处在这里，就像燕子把巢筑在帐幕上一样危险。国君还在停灵，怎么可以奏乐呢？”于是离开了那里。孙文子听说后，终身不再听琴瑟之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日格子说：季札正逢余祭的丧期，还没有过一年，却请求到鲁国观看周乐，难道又因为国君正在停灵，便责备孙文子吗？季札在这件事上有考察古礼的用心，并不是把它当作娱乐。季札认为自己的国家不合义，于是假托出使而离开吴国；在礼法上，他的处境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春秋》责备季札，至于观看音乐这件事本身，不必拿来责备他，这样说也是可以的。曾经给两川军士发放缗钱，诏书到了西川，东川却独独没有得到。军士们谋划作乱，黄震把情况报告给主管官员，说：“朝廷难道会忘记东川吗？恐怕只是诏书被耽搁扣留了！”随即打开州府府库，按照西川的标准发钱，众人这才安定下来。【《宋史·黄震传》】日格子说：“诏书发出时，难道能预料到会造成这种结果吗？两川同属一个镇，却由不同使者统辖，这是为什么？经办事情失当而使他们发生变乱，一定有人要承担这个罪责。” 李继迁侵扰西部边境，保安军上奏说已经俘获了他的母亲。太宗想杀掉她，因为寇准任枢密副使，便只召他来商议。寇准退下后，经过吕端的幕府，吕端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这就不是正确的谋略，希望暂且缓一缓。”吕端入内奏道：“从前项羽俘获太公，想把他烹煮，高祖说：‘希望分给我一杯肉羹。’凡是举大事的人，尚且不顾自己的亲人，何况继迁是悖逆之人呢？陛下今天杀了他的母亲，明天就能擒获继迁吗？如果不能，只是白白结下仇怨，使他的反叛之心更加坚定罢了。”太宗说：“那么应该怎么办？”吕端说：“应当把她安置在延州，派善于照料的人好好奉养她，以此招徕继迁。即使不能使他立即投降，最终也可以牵制住他的心，而他母亲生死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太宗拍着大腿称赞说好。【《宋史·吕端传》】日格子说：“继迁的母亲被俘，怎样做才是好的？没有比奉养她更好的，也没有比杀掉她更坏的。把她送回去怎么样？这才是王者的做法。若从边境附近的现实情况来议论，与其把她送回去，不如把她奉养起来。” 曹公向南征讨，刘表上表请降，刘表去世，他的儿子刘琮代替他即位，派使者请求投降。先主驻军樊城，不知道曹公突然到来，到了宛城才听说，于是带领部众离开，经过襄阳。诸葛亮劝先主攻取刘琮，荆州就可以得到。先主说：“我不忍心这样做。【《蜀书·先主纪》】” 日格子说：“刘琮可以攻取吗？”回答说：“可以。” 又问：“刘表曾经把刘琮托付给先主，为什么说可以攻取他呢？” 回答说：“应当攻取他。刘琮本身没有什么不可，但刘琮一投降，国家就归了曹操。攻取的是曹操，并不是攻取刘琮本人；这是夺取他的土地而保存刘氏宗族，有什么不可以呢？”先主不忍这样做，是仁慈的。日格子说：“小事不能忍耐，就不算仁慈。”先主对刘琮不能忍，却能对刘璋忍心，这就是仁者的做法吗？

译诸葛亮向后主上言说：“皇帝弘扬仁德，恩泽覆盖无疆。上天不加保佑，皇帝卧病日久，终于突然升遐。现在应当顾念遗诏，凡事都遵循太宗的制度，举止仪容以及礼制的增减都依此办理。百官发丧举哀，满三日便除去丧服，到下葬之日再按礼制穿戴。各郡国的太守、相、都尉、县令、县长，三日后便除去丧服。臣亲自接受遗命告诫，震惧于神灵，不敢有所违背。臣请求下达诏令，奉行此事。【《蜀志·先主传》】” 日格子说：“君主没有实行完整服丧礼制，已经很久了。即使孔明这样贤能，也不能辅佐刘禅实行，何况在他以下的人呢？”有人说，孔明在这件事上就要惭愧于伊尹了。总摄国政的礼制，是三代一贯实行的常规，伊尹并不需要费力。孔明亲自听说过后世取代君位之类的事情，难道能不因为总摄国政而有所嫌疑吗？即使如此，太甲平日习于不义，被放置在桐宫，确实是伊尹所做的。孔明有伊尹那样的志向，即使总摄国政而听从遗命，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先主的穆皇后，是陈留人。她的兄长吴壹年幼时便成了孤儿。吴壹的父亲过去与刘焉有旧交，因此全家跟随刘焉进入蜀地。刘焉有异心，又听说善于相面的人说穆皇后将来会大贵，刘焉当时带着儿子刘瑁同行，于是便替刘瑁迎娶穆皇后。刘瑁死后，穆皇后守寡。先主平定益州后，孙夫人回到吴国，群臣劝先主聘娶穆皇后。先主疑虑她与刘瑁同族，法正进言说：“论亲疏关系，这与晋文公和子圉的关系有什么不同呢？”于是先主纳穆皇后为夫人。【《蜀志·先主穆皇后传》】日格子说：匡衡论述妃嫔配偶时说，皇后、夫人的品行如果不能与天地相配，就没有办法奉承神灵、继承祭祀的传统，何况还要娶寡妇呢？吴皇后被立为后时，应当授予她玺绶，孔明也参与听闻此事，为什么没有阻止呢？大概是那个相面者说她大贵的话先入了刘备的心，孔明即使劝谏，也不能使他改变。不然，君子认为孔明差不多懂得礼乐、能够辅佐君主，难道会做出这样的事吗？法孝直、晋文公以及子圉的劝说，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他升任大理正时，有人把盗窃的官绢放在都厕上，史官怀疑是女工所为，便拘捕她交付狱官。司马芝说：“刑罚定罪的过失，往往出在苛刻暴虐。如今先发现赃物，随后审讯供词，如果受不住拷打，可能会被迫作出虚假供述。虚假供述的情况，不能用来定案。况且简易而容易遵从，是大人的教化；不放过有罪之人，只是平庸时代的治理方法。如今宽宥这个有疑点的案件，以彰明容易遵从的道义，不也可以吗？”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魏书·司马芝传》】日格子说：“先发现赃物而后审讯，为什么容易造成被迫认罪呢？因为只有供认而没有追究查证，所以如此。案件的实情竟然可以隐微到这种程度！在这种地方尚且能运用实情判断，哪里还有不能运用实情判断的呢？” 把夫人以下的宫人降为至少使，遣送出宫。【《汉书·文帝纪》】日格子说：“君主临终时下令让宫人出宫，是盛大的德政。然而夫人以下，都是有尊贵身份和名号的妾，按照古代制度，应当属于九嫔之列，却让她们和普通宫人一同出宫，那么她们将归于何处呢？以此来敦促天下女子的教化，本来就不应这样。即便如此，这是汉文帝缩短丧期诏书的末尾言辞，我对此也不必再议论了。” 江陵平定后，军队回师，诸将大多趁机抢掠，获得了大量财物，唐瑾却一件也没有取，只得到两车书籍，装载后带回。有人向文帝报告说：“唐瑾有大量辎重，全都是梁朝的珍玩。”文帝起初不相信，但又想查明虚实，便秘密派使者检查，结果只看见书籍而已。文帝于是叹息说：“我知道这个人不会因为利益而损害道义。先前如果不让人检查，恐怕平常人会产生投杼之疑；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使这一点更加明白罢了。【《后周书·唐瑾传》】” 日格子说：“唐瑾的书籍，就像伏波将军马援所得的薏苡一样。光武帝心中存疑，以致马援的声誉没有保全；周文帝派人检查，难道不是把事情弄得明明白白吗？即便如此，君主用来对待将相大臣的体统，也因此衰落了。” 成公将要赴会，厉公在约定日期前会见他，打算拘捕成公。季孙行父说：“臣有罪，拘捕他的国君就是有罪，拘捕他的父亲。如今这是臣的罪过，舍弃臣本人而拘捕臣的国君，我恐怕这种审断的错误会成为宗庙的羞耻。”于是拘捕了季孙行父。【《公羊传·成公十六年》】日格子说：“诸侯被霸主拘捕，有罪而被拘捕是合乎礼的，无罪而被拘捕是由于势力压迫。后者是不合礼的。作为臣下之道，有罪要代君受过，无罪也要代君受过。君主受辱，臣下即使死去也甘愿，何况只是被拘捕呢？这就是季孙行父所能做到的。否则，有罪就归罪于天王，无罪就拒绝接受拘捕，这是夹谷之会的使者所能做到的，却不是季孙行父所能做到的。” 西门豹治理邺地，正逢许多人多次说他的过错。魏文侯亲自巡视他的县，发现果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文侯说：“翟璜任用你治理邺地，却使那里大乱。你如果能说明情况就算了，不能说明，我将加罪杀你。”西门豹说：“大王想要成为霸王，臣因此在百姓中积蓄力量。您认为不是这样，臣请求登上城楼击鼓，只要击一通鼓，铠甲、兵器和粮食就可以立即准备齐全。”于是西门豹登上城楼击鼓。第一通鼓响，百姓披上铠甲，整理箭矢，拿着兵器和弩出来；第二通鼓响，百姓背着车载粮食赶来。文侯说：“停止吧。”西门豹说：“我已经同百姓约定并取得信任，如果一次行动就欺骗他们，以后就不能再使用他们了。燕国常常侵占魏国八座城池，臣请求向北攻打燕国。”于是发兵攻打燕国，收复土地后才返回。【《淮南子·人间训》】日格子说：“在当时，如果没有攻打燕国这一行动，西门豹将凭什么保全自己在百姓中的信用呢？古代取信于民，靠的是内心；内心所存的信义，百姓是不可以欺骗的。第一、第二通鼓响而百姓到来，就应当明确告诉他们这是君主的命令。所以，让军队在君主面前出现后再遣散他们，百姓难道会认为这是欺骗吗？至于骊山召集军队的事情，就与此不同了。周幽王滥用信号而败坏信用，所以不能最终凭信用立足。西门豹这样尽力保全信用，难道不是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了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西门豹想借助君主的威势来建立功劳罢了。” 永宁令李公孝的母亲去世，他的父亲后来续娶的妻子也去世了。河间人刘炫认为继母没有抚育之恩，议论说不应解除李公孝的职任。刘子翊驳斥说：“《传》说继母与生母相同，服齐衰杖期的制度，都如同对待亲生母亲。被立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期丧；按照子女的感情，对于继母的丧事也应当更加尊重本亲的重情。因此法令说：被立为人后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丧，都应解除官职，以伸展他的内心情感。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作为父亲后嗣的人虽然不穿丧服，也要表达内心的服丧之情。继母改嫁却不解除官职，这只是专门根据改嫁者制定的条文。由此可知，继母仍在父亲家中时，服丧制度就与亲生母亲相同。如果说她没有恩情，岂不是把她看成路人吗？既然服丧制度已有规定，内心的丧情难道可以独自不同吗？如今说法令允许不解除官职，实在荒谬。【《隋书·刘子翊传》】日格子说：“继母因为父亲而受到尊重，改嫁的母亲因为父亲而减轻礼制，出母因为父亲断绝关系。依照义理来制约恩情，丧服制度的隆重或减杀也随之而定，这就是礼。”

译从前长沙人王毖，汉末担任上计吏，前往京师。后来吴、魏隔绝，王毖留在魏国，又娶妻，生下儿子王昌。王毖死后，王昌担任东平相，才知道自己在吴国的母亲去世，便按重丧居丧，不处理职务。当时议论此事的人并不认为他有错。【《隋书·刘子翊传》】日格子说：王毖在吴国已有妻子，那么他在魏国娶的妻子就是妾。吴国的母亲去世，魏国母亲所生的儿子却按重丧居丧，这是庶子为嫡母服丧。刘子翊用这件事来证明为别人承继后嗣者为继母服丧，难道不是把不同性质的事情混为一谈了吗？晋朝镇南将军羊祜没有儿子，收取弟弟的儿子羊伊作为自己的儿子。羊祜去世，羊伊不服重丧。羊祜的妻子上表说明此事，羊伊辞说道：“伯父在世时抚养我，我不敢违背他；但没有父亲的命令，所以我仍归还本生父亲。”尚书彭权议论说：“儿子出继给别人，必须由父亲作出命令；没有父命就出继，就是叛逆之子。”于是下诏依从彭权的意见。【《隋书·刘子翊传》】日格子说：“一个人的儿子成为别人的儿子，最终作为他的儿子，这是尊重父亲的命令。父亲去世，就由母亲作出命令；父母都去世了，伯父、叔父即使没有后嗣，难道就不能收他为子吗？应当请示君主，由君主下令，这就如同父亲下令。平民地位低微，怎么能请示君主呢？请示地方长官，就等同于请示君主。” 韩信进入匈奴时，和太子一起去；到了颓当城，生下儿子，便以地名为儿子取名颓当。韩太子也生下儿子，名叫婴。到了孝文帝时，颓当和婴率领部众投降汉朝，孝文帝封颓当为弓高侯，封婴为襄城侯。【《汉书·韩王信传》】日格子说：“这两位侯爵有什么功劳而得到封赏？封颓当、婴为侯，是孝文帝为长远之计，考虑得极为深远。这两人本来就是中原的世代贵族。父亲背叛汉朝而子孙归附，祖父背叛汉朝而孙子归附，难道我忍心抛弃他们吗？作为祖父、父亲，虽然背叛汉朝，也不忍心容许诛杀；作为他们的儿子、孙子，却始终不忘汉朝，率领部众前来投降。这才知道他们懂得君臣之间的道义。” 黄巾贼的首领张角等人执持旁门左道，自称大贤，以此欺骗炫惑百姓，天下百姓背着襁褓中的孩子归附他们。杨赐当时在司徒府任召掾，刘陶报告说：“张角等人受到赦免却不悔改，势力逐渐滋长蔓延。如今如果下令州郡捕捉讨伐，恐怕反而会造成更大骚扰，加速祸患形成。不如严令刺史、二千石，甄别流民，让各人护送他们回到本郡，先削弱张角的党羽，然后再诛杀他们的首领，这样可以不费力便平定，怎么样？”刘陶回答说：“这就是孙子所说的不用交战便使敌军屈服，是在朝廷谋划中取胜的办法。”杨赐于是上书说明此事。恰逢他离职，事情被留在宫中，没有下达。后来皇帝迁居南宫，查阅旧事档案，发现杨赐关于张角的奏章，于是有所醒悟，下诏封杨赐为临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后汉书·杨赐传》】日格子说：“杨赐消灭妖贼，依靠的是智谋而不是武力。按照《周易》涣卦变为讼卦的道理，群党既然已经离散，首领还能逃到哪里去呢？况且治理乱贼，先治理他们的党羽，这是《春秋》的法则。大概杨氏传承经学已经很久了；他所说的不用交战而使敌军屈服，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他懂得这个道理吗？” 唉！我写“封子重贵为郑王”，又写“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难道没有用意吗？按照礼制，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所以子重贵写作“子”就可以了。敬儒是出帝的父亲，为什么只写作“皇伯”呢？因为出帝即位不合正统，而且断绝了与生父的关系。大概出帝对于高祖来说可以作为儿子，却不能作为后嗣，因为高祖自己已有儿子。当高祖病重时，怀抱他的儿子重睿，把他放在冯道怀里，然后托付给出帝，出帝怎么能够即位呢？【《五代史·晋本纪论》】日格子说：为别人承继后嗣，就是作为他的儿子，因为他没有儿子。如果本来有儿子却又把别人立为儿子，本来就不能算作后嗣。出帝对于高祖来说虽然被当作儿子，难道也可以算作后嗣吗？不可以。至于称为皇伯的封号，礼制本来就有依据。乱世中窃取争夺帝位，哪里值得同他讨论这些呢！” 晋景公十七年，景公患病，占卜说大业不能成就的原因是有鬼神作祟。韩厥称说赵成季的功劳，说现在赵氏后代没有祭祀，会使景公感到不安。景公问：“赵氏还有后代吗？”韩厥于是提到赵武，景公又把原来赵氏的田地和封邑交还给他，使赵氏的祭祀得以延续。【《史记·韩世家》】日格子说：“韩厥早就知道赵武，为什么不直接在景公面前提起，偏偏要等到景公患病并且占卜之后才说呢？时机真是深奥啊！不是有智慧的人，不能达到这种境界。我曾经说：赵婴齐像杵一样，隐藏在九地之下；韩厥像雷一样，震动于九天之上。蛰伏者不被雷声震动就不会起来，雷声没有蛰伏者也无法显出作用。时机真是深奥啊！不是有智慧的人，不能达到这种境界。” 灵公到郊外游玩，让他的儿子郢驾车。郢是灵公的小儿子，字子南。灵公怨恨太子出奔，对郢说：“我将立你为后嗣。”郢回答说：“郢不足以担当使社稷蒙受羞辱的责任，请君主另作打算。”夏天，灵公去世，夫人命令子郢立为太子，说：“这是灵公的命令。”郢说：“逃亡的太子蒯瞶的儿子辄还在，我不敢承当太子之位。”于是卫国便立辄为国君，这就是出公。【《史记·卫世家》】日格子说：“郢曾受命于灵公，为什么不拥立他呢？国君死在内寝，继承人随即确定，这是礼制。游不是合适的时机，郊也不是合适的地点。即使有命令，也仍等于没有命令。郢难道敢于听从吗？如果时机、地点都合适，郢也就听从了。因此，郢的辞谢，是合乎礼的。既然如此，郢就不必惭愧于季札了；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得到君子的称许呢？季札的贤能，不是郢所敢于企望的。即使如此，仲尼评论卫国政事时首先强调正名，君子因此认为一定会拥立郢，那还有什么称许能超过这个呢！” 吴、楚七国反叛，吴国使者到了淮南，淮南王想发兵响应吴国。他的丞相说：“大王如果一定要发兵响应吴国，臣愿意担任将领。”淮南王于是把军队交给丞相。淮南相已经统率军队，却趁机据城防守，不听从淮南王而归顺汉朝。汉朝也派曲城侯统兵救援淮南，因此淮南得以保全。【《史记·淮南王传》】日格子说：丞相，就是辅相之人。所谓辅相，就是用言语劝导君主；如果不能用言语劝导，就扶助、支持他。所以说：“处于危险却不扶持，跌倒了却不搀扶，这都是辅相的失职。”但是，用言语劝导，听从还是违背在于君主；扶持和支持他，进退则在于我。丞相请求担任将领，正是善于扶持、支持君主的表现。因此淮南得以保全。

译共王在泾水边游玩，密康公随从。有三个女子奔向他。她们的母亲说：“一定要把她们献给君王。兽三只就成为一群，人三人就成为众，女子三人就成为粲。君王田猎不取尽一群，公出行不屈从于众人，驾驭臣下也不使同族三人同时进用。粲，是美好的事物。众人把美好的事物送给女子，你凭什么德行承受得起呢？君王尚且承受不起，何况你这个小丑呢？小丑却备有这些美物，最终一定会灭亡。”康公没有献出女子。一年后，共王灭亡了密国。【《史记·周本纪》】日格子说：“密康公的母亲这话对吗？对，但还有不对的地方。她知道君王驾驭臣下不使同族三人同时进用，却想把三个奔来的女子送给君王，这是疼爱儿子，却给君王带来祸患。既然如此，应当怎么办？应把这件事告诉君王，退还这三个女子，惩治她们私奔的过错，再分别安置她们。这样做，使君王和自己都没有利益可图，这才是侍奉君主的道理。贤明的母亲教导儿子，除了这样，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厉王很早就失去了母亲，常常依附吕后，因此得到宠幸，没有遭受祸害，但心中一直怨恨辟阳侯，只是不敢发作。到文帝刚即位的第三年，厉王入朝，于是前去请求见辟阳侯。辟阳侯出来接见他，厉王立即从衣袖中取出铁锤击打辟阳侯，然后奔到宫阙之下，袒露上身谢罪说：“臣谨为天下诛杀贼人，臣是在报母亲的仇，谨伏在宫阙之下，请求治罪。”孝文帝怜悯他的心愿，因亲属关系没有治罪，赦免了厉王。【《史记·淮南王传》】日格子说：“君主在上，却擅自杀死一位侯爵，这种事都可以做，还有什么不能做的？这是要挟君主、目无君上的行为。文帝没有同群臣商议，没有禀告高庙，也没有请示太后，就急忙赦免了他；这种事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厉王不得善终，究竟是谁的过错呢？况且对厉王宽容，却唯独严惩薄昭，大概是文帝从吕后那里受到的教训太深了。” 调任太常丞，因为服弟丧而离职。【《后汉书·谯玄传》】被举荐为孝廉，任光禄主事，遭遇伯父丧事而离官。【《后汉书·戴封传》】日格子说：服一年之丧，有官职守责的人不实行完整的丧服制度，已经很久了。可是谯玄、戴封却因为弟弟和伯父的丧事离职，难道是当时的制度本来就很宽疏吗？还是贤者自身的过错呢？或许他们是想借此避开世俗、避开他人，所以托言丧事而不顾一切吧。史书却没有详加说明，大概是因为这两人的用意很隐微。庆出继给四叔为后，又遭遇父亲的丧事，议论此事的人不允许他为父亲服丧。重庆哭着说：“礼是根据人的情感制定的。如果对于出继之家另有苴斩之服，难道可以夺去这份服丧而改从那边吗？”四叔去世已经很久，感情和事情都无法追补，难道还能夺去礼制而违背人的天性吗？当时的舆论不能压制他，于是他穿着苫凷服终结丧期。【《后周书·抑庆传》】日格子说：“这还只是从情感上说。若论礼制，就不是这样了。礼制规定，作为别人后嗣的人就是那家的儿子。因为不能追服生父，便在所生父亲那里加重服制，不也是把身份分成两边吗？降低服等而内心服丧，这样就可以了。” 《学史》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学史》卷十二 （明）邵寳撰 ○丑【共三十章】淮南太守杨綝曾和十多人一同拜见皇帝。皇帝问干威：“站在最前面的人是谁？”干威走下殿去察看后回答：“是淮南太守杨綝。”皇帝对干威说：“你任谒者大夫，却不认识来朝见的人，这是为什么？”干威回答：“臣不是不认识，只是担心没有看清楚，所以不敢轻率回答。”石建曾屡次数马蹄，正是谨慎到了极点，皇帝非常赞许他。【《隋书·张干威传》】日格子说：“干威所说的，正是数马蹄的做法。他的用意在于庆贺，他的称许在于石建，大体就是这样。不认识来朝见的人，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来朝见的人本来就是谒者所掌管的对象。君主问谁站在最前面，而你不能早早记住并回答，手中的笏板是用来做什么的？马没有预料到会被询问，却反而询问庆贺，数清后才回答，怎么能轻易借用藉茅的意义呢？人怎么能把这些人与石建等量齐观呢？君子认为干威谄媚而不诚实。” 孝文帝任命李彪为散骑常侍，郭祚入宫拜见，皇帝对他说：“朕昨天错误地授予一个人官职。”郭祚回答：“怎么能容许圣诏一下达就出现差错呢？”皇帝沉吟说：“这本来应当有人辞让，朕想另授给他一个官职。”过了一会儿，李彪上奏说：“伯石辞去卿位，是子产所厌恶的。我想要这个官职已经很久了，不敢辞让。”皇帝叹息着对郭祚说：“你的忠诚进谏，李彪的正直辞说，使朕迟疑不决，最终没有改换李彪的官职。”【《后魏书·郭祚传》】日格子说：文帝认为错误地授予李彪官职，便把这件事告诉郭祚，难道这样做对吗？皇帝明知有错却不作决定，郭祚听说后却不进谏，李彪听说后却不辞让，这些都不对。作出决定却不正直，就不是决定；进谏却不忠诚，就不是进谏；辞让却不真诚，就不是辞让。上下相互带头弄虚作假，世道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赵云到了以后，跟随平定江南，被任命为偏将军，兼任桂阳太守，取代赵范。赵范的寡嫂樊氏有倾国之色，赵范想把她嫁给赵云。赵云辞谢说：“我们同姓，您的兄长就如同我的兄长。”他坚决推辞，始终没有答应。【《蜀志·赵云传》】日格子说：“娶同姓女子为妻，是礼制所禁止的。推究这个意思，同姓之妇，难道可以纳取吗？赵云是武人，却如此深明礼义，先主在这件事上真应当惭愧了。” 内昭德寺失火，火势蔓延到宫禁之中。野狐落，野狐落是宫人居住的地方。死者有数百人。这一天，宰相、两省官、京兆尹、中尉、枢密都聚集在日华门，督促神策军救火。火势所及之处，唯独御史府没有赶到。温造于是上奏自劾说：“御史台关押着罪犯，恐怕有人借机制造奸谋，因此我申明警戒、加强防备，才得以进入。”臣请求罚服三十直，崔蠡、姚合各二十直，以此赎罪。宰相弹劾温造没有在朝廷等候治罪，却自行请求以较轻的刑罚赎罪，不能听从。诏令众人都被夺去一个月的俸禄。【《唐书·温造传》】日格子说：“温造有理由没有去救火，即使不自行弹劾也可以。既然已经自劾，那么罪责应由上级裁定，不应自己等待；他却擅自提出赎罪，怎么可以呢？不救火的罪小，不等候治罪的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