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卷十

译当时天下刚刚建立秩序，逃亡者很多，所以对逃亡士人实行严厉的法律，罪责还牵连妻子儿女。逃亡士人的妻子白等，刚嫁到夫家几天，还没有与丈夫相见。大理寺上奏请求弃市处死，卢毓驳斥说：“女子的感情，是通过相见而产生恩爱；成为妻子后，礼义关系才加重。尚未到宗庙参拜、尚未正式成为妻子的妇人死后，应归葬于娘家一方，因为她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妻子。如今白等活着有未曾相见的悲哀，死后有并非妻子的痛苦，而司法官却想把她们处以大辟之刑，那么如果是在同牢合卺之后，罪责又该增加到什么程度呢？” 日格子说：“妇人尚未正式成为妻子，不因丈夫获罪连坐，这是正确的啊！至于被出弃的妇人应当怎样处理，为什么有利于她的人反而要参与听闻此事呢？如果是在被出弃以后才犯罪，那么夫妻情义已经断绝，还可以再让她连坐吗？大概孔光议论淳于长的小妻乃始等人的事情，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即便如此，士人逃亡而他的妻子被弃市处死，本来就是违法的，有什么值得议论的呢？有什么值得议论的呢？【定陵侯淳于长因犯大逆罪被诛杀。长的小妻乃始等六人，在淳于长的事情尚未被发觉时都已被他弃去，其中有人已经改嫁。等到淳于长的事情被揭发，丞相方进、大司空武议论认为：应当按照犯罪发生时的法律分别论处。淳于长犯大逆罪时，乃始等人当时仍被视为他的妻子，已经有应当连坐的罪责，与亲身犯罪没有区别；后来才被弃去，按判决也无法因此解脱，应当论罪。孔光议论说：夫妻相处之道，有情义就结合，没有情义就离异。淳于长并不知道犯大逆罪会被连坐的法律而将她们弃去，乃始等人有的已经改嫁，夫妻情义已经断绝；如果还把她们当作淳于长的妻子论罪处死，名分不正，不应连坐。皇帝下诏认可了孔光的意见。○《汉书·孔光传》起初，太子瑛被废，武惠妃正受宠，李林甫等人都拥立寿王。皇帝因为肃宗年长，心意还没有决定，闷闷不乐，甚至不进饮食。高力士说：“大家不吃饭，难道是膳食没有准备好吗？”皇帝说：“你这个我家的老奴才，猜猜我为什么这样？”高力士说：“是因为继承君位的人还没有确定吗？推立年长的太子，谁敢争夺？”皇帝说：“你的话对。”于是储君之位便确定了。日格子说：“高力士决定储君之位，可以说既委婉又缜密。唐朝一代，废立皇帝和太子都出自这类人的手中，难道不是从这件事开始形成的吗？晋文公在披地得到原地的守臣，君子认为这是大错。废立之事与守卫原地相比，大小轻重相差很远；不选择贤能的宰相来谋划，却只由身边的人决定，后来造成的祸患无穷，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我唯独想到高力士这句话而更加叹息。” 太祖商议恢复肉刑，下令说：“哪里能够得到通晓事理、了解古今的君子，让他来平定这件事呢？从前陈鸿胪认为死刑有时可以施加在仁恩之上，正是说的这个道理。”御史中丞陈群能够申述他父亲的意见吗？陈群回答说：“我的父亲陈纪认为，汉朝废除肉刑而增加笞刑，本来是出于仁慈怜悯，但死的人反而更多，这就是所谓名义上减轻而实际上加重。《尚书》说：‘要敬慎地使用五刑，以成就三种德行。’《易经》明载割鼻、断足、灭趾等刑法，是用来辅助政治、帮助教化、惩罚邪恶、减少杀戮的。如果采用古代刑法，使淫乱者进入蚕室，使盗窃者砍断双足，那么淫乱放纵、穿墙行窃的奸恶之事就会永远消失。如今用笞打致死的刑法，替代本来不杀人的刑罚，这是看重人的肢体而轻视人的性命。”当时锺繇的意见与陈群相同，王朗以及多数参与议论的人都认为不可实行。日格子说：“肉刑是古代的法律。恢复它有什么不可以呢？古代法律中有更重大、也更应当优先恢复的，却不去恢复，偏偏只恢复这一项。俗语说：‘不进行教化就杀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既然如此，那么笞刑、杖刑会打死人、伤人，难道反而胜过肉刑吗？只要规定笞刑只能承受相应的笞打、杖刑只能承受相应的杖打，制定好制度，又怎么会有打死打伤人的事情呢？” 陈矫本来是刘氏的儿子，出继给舅父为后，却又同本族通婚。徐宣经常指责这件事，朝廷议论认为这是他的过失。太祖爱惜陈矫的才干和器量，想保全他，于是下令说：“自从衰败动乱以来，风俗教化日益衰薄，单凭诽谤议论的话，难以据此褒贬人物。” 日格子说：“过继给舅父为后，又与本族通婚，都是礼法所禁止的。这两件事哪一件更严重？父子亲情极其重大，夫妻名分的区别也极其严格。” 适逢伯升被更始帝杀害，光武从父城骑马赶到宛城谢罪。司徒的属官前来迎接并吊唁，光武没有与他们私下交谈，只是深深引咎而已，从未自夸昆阳之战的功劳。他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都像平常一样。更始帝因此感到惭愧。日格子说：“光武不为兄长服丧，评论者认为他能够忍耐，以成就大业。假使圣贤处在这种情势下，那么会怎样做呢？《易经·明夷》的传说：‘内心文明而外表柔顺，以此承受大难。文王采用了这种做法，处在艰难中而守正有利，是把自己的光明隐藏起来。内有艰难而能够端正自己的志向，箕子采用了这种做法。’圣贤所处的情势，也不过如此。即便如此，仔细考察起来，光武与圣贤相比，还是相距很远。” 太医侯济、张子英为皇孙治疗疾病，使用了使人昏眩的药物，皇孙不能承受，于是没有继续治疗，按罪应当处死。皇帝说：“侯济等所犯的罪确实应当处死，但如果涉及我的叔父们以及兄弟的儿子，就应当按照法律执行。因为是我的孙子，我不忍心杀人。”于是下令杖打七十下，除去官籍。日格子说：“医生误治而获罪，即使是尊贵的人也要依法加罪，这是法律。因为溺爱而故意从重处理，不可以；为了避嫌而从轻处理，可以吗？《左传》说：‘亲亲之恩有等差，是礼所产生的。’皇孙与皇帝的亲属关系，本来就不是一般同宗亲属可以相比的，却偏要因为避嫌而这样处理，这是什么道理？药物针对病情而使人昏眩，并不是用错药；不胜任这个职责却使用这种药，这才是所谓的误治。” 皇帝问良弼：“每天早晨和傍晚，太阳的颜色都发红，为什么？”良弼说：“早晨发红，颜色所应验的方位在东方，是高丽对应；傍晚发红，颜色所应验的方位在西方，是夏国对应。希望陛下修养德行来回应上天，那么灾异自然会消除。”不久，夏国发生任德敬之乱，高丽发生赵位宠之难，他的话都应验了。日格子说：“太阳是众阳之宗。只听说光明普照而没有私心，从未听说发生变异后却有邪恶之事偏偏对应某个方位。《诗经》说：‘就是这两个国家，它们的政事没有获得成功；就是那四个国家，于是考察并谋划。’这两个国家获得了灾变，那四个国家却不知道考察谋划，祸患到来，不也是应该的吗？”评论者于是说这是方位的符应，真是太过分了。他们对天人关系如此昏昧，反而启发君主产生懈怠之心。”

译贞元初年，任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去世，宫内宫外的丧服期满。皇太子和诸王将要服丧三年，皇帝下诏让太常议论。太子服丧应当与皇帝相同吗？博士张荐、桞冕以及李吉甫说：“儿子为母亲服齐衰三年，大概是通行的丧礼。太子为皇后服丧，古代没有明文。晋元皇后去世时，也曾对太子服丧之事产生疑问。杜预议论说：古代天子服丧三年，安葬以后除去丧服。魏朝也把安葬作为除服的期限。皇太子与国家是一体的，如果不改变服丧期限，那么东宫的臣仆也要穿着丧服进出殿省。”于是太子在卒哭之后除去丧服。日格子说：“皇太子为皇后服丧，古代没有明文，真的吗？”回答说：“三年之丧，上达天子。父母的丧事，无论贵贱都一样。古代的文献大概就是这样。天子政务繁多，安葬以后除去丧服，还可以说得通。太子却不是这样，为什么不能实行呢？父亲的尊位高于母亲，母亲不能与父亲并列。太子见父亲时穿什么丧服？服丧之中没有暂时脱下丧服的礼。太子在内廷见父亲，难道敢不按礼行事吗？如果是外廷事务，本来就不敢参与，又何必去见面呢？” 韩愈认为，吴元济之乱能够平定，是因为裴度能坚定天子的意志，使吴元济没有得到赦免，所以其他将领不敢观望犹豫，最终将他擒获。人们多把功劳归于裴度，而李愬却因为攻入蔡州的功劳位居第一。李愬的妻子是唐安公主的女儿，能够出入宫禁，便诉说韩愈的文章不实。皇帝也不愿意严重触怒武将之心，于是下诏删削他的文章，另命翰林学士段文昌撰写。日格子说：“碑文被删削，史书说是因为皇帝不愿意严重触怒武将之心，所以才这样。那么先前决定出兵时，除了裴度，还有谁赞助成事呢？裴度的功劳本来就不是李愬敢于排在前面的。韩愈的文章并没有埋没李愬在将领中、内外相互配合的作用。他所确立的说法，是有其当然道理的。裴度最初进入蔡州时，李愬对他行礼非常恭敬，君子认为李愬懂得体统。为什么文章偏偏不能这样写呢？世上的评论者却舍弃这一点，纷纷议论韩愈、段文昌文章的优劣，不也是抓住末节了吗？” 陕西行台御史孔思迪说：人伦关系中，夫妻关系最为重要。近来我看见内外大臣获罪受刑，他们的妻妾随即被断付给别人，这似乎与本朝表彰贞节的宗旨不相合，也与丈夫死亡后守制的法令相反。何况把失节的妇女配给有功之人，又与前代贤人所说的“娶失节之妇来配自己，自己也就失节”的意思不同。今后凡是负罪于国、籍没其奴婢财产的大臣，不必把他的妻子儿女治罪并断付给别人，这样或许能使妇人都得以守节。请把它著为法令。” 日格子说：“罪人的家属不受牵连，是文王施政的原则。谁说文宗竟然能够实行这一原则呢？”孔子感叹华夏各国，所受到的感化是很深的。夫妻是人伦的根本，即使想不受感动，我难道能够停止感叹吗？” 己丑日，命梅国宾承袭父亲应春的泸州安抚使职务。泸州曾经叛乱，应春被前重庆制置使张珏杀死。梅国宾到朝廷申诉冤屈，皇帝下诏把张珏交给梅国宾，让他报父仇。张珏当时在京兆，听说此事后自缢而死。梅国宾请求赎回泸州军民中被俘的人，皇帝同意了。日格子说：“父亲的仇一定要报，是儿子的道义；报仇一定要向君主报告，是臣子的道义。这件事也要看时机和处所吗？来不及报告，就应当讨论法律。如今既然已经报告了，却让他自己去报仇，可以吗？当时假如张珏没有自缢而死，梅国宾该怎么办？请求命令有关司法官署处理他，这才可以。” 古代异姓可以世代承袭爵位，公侯与天子通婚，其他姓氏不能参与其中。女子成为皇后，即使已经嫁给王侯，也只是尊贵她本来的尊贵，不能因此增加财富和厚待，也不能因此获得额外宠荣。假使汉、唐实行这种办法，就不会有吕氏、王氏、武氏造成的祸乱。公主下嫁，各自安守自己的身份，各自得到适当的位置。金朝的图克坦、纳喇、唐古、富察、费摩、赫舍哩、布萨，都是贵族。天子娶皇后一定从这些家族中选择，公主下嫁也一定嫁给这些家族，与周代的齐国、纪国没有不同。这种婚姻礼制最为合宜，比汉、唐盛行得多。日格子说：古代以世袭建立国家，天子对于诸侯，甥舅关系本来就世代存在。后世用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所以娶皇后、尚公主，出于简慢礼法。这些事情对国家造成祸福，取决于其人，而不取决于他的家族。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家族无论新旧，造成的弊病都是一样的。吕王、武氏的事情，本来不属于这种情况。评论的人偶然看见金俗，便把这种情况概括到汉、唐，真是多么不了解时代啊！即使如此，按照今天的情况，也一定有处理它的办法：使他们富足，给予优厚待遇，宠信他们，给他们荣誉，但不要超过限度，这样就可以了。卫绍王大安元年，徐州、沛州交界处的黄河有五百多里变清，几乎持续了两年。朝廷把这件事诏告中外。临洮人杨珪上书说：“黄河的水性本来浑浊，如今反而变清，这是水失去了本性。正如天本应运动而地本应静止，如果应当运动的反而静止，应当静止的反而运动，那会怎么样呢？这显然是灾异。而且古书说：‘黄河水清，圣人出生。’假使圣人出生，恐怕也不在今天。”【《金史·五行志》】日格子说：“黄河的水之所以黄，是因为它从昆仑山流来，经过数千里才到达中国；源头遥远，沿途又汇入许多带土的水，所以水流翻涌而浑浊，颜色不是其他河水所能相比的。水变清，是恢复了它的本性；但这种情况很少见，所以被认为是祥瑞。圣人出生，天下太平，这是自古以来就有记载的。”杨珪在金朝衰败之时提出这种议论，是有所规劝和警戒的，大概得到了《春秋》中“有年”“大有年”这类记载的遗意。他说水本来浑浊而反倒变清，是水失去了本性，甚至拿天地的动静来作比，不也相距太远了吗？【《元史·河源附录》按语：黄河源头在吐蕃朵甘思西部边境，有一百多处泉水，水流低洼散漫，无法逼近观看；约有七八十里，登上高山俯视，泉水灿烂如排列的星星，因此命名为鄂端诺尔。‘鄂端’译成汉语就是星宿。各条水流奔流汇聚，接近五七里时汇成两个大湖，名叫鄂楞诺尔。水流自西向东相连吞汇，流行一天后曲折地向东奔流，形成当地所称的齐必勒河。又流二三日，西南方来的水汇入，名叫伊拉齐，与呼兰河相合。又流三四日，南方来的水汇入，名叫呼兰。又有东南方来的水，名叫伊尔齐，汇流进入呼兰，水势逐渐增大，这才称为黄河。但水势仍然较小，人还可以涉水而过。” 朱熹《楚辞·九歌》注说：“河水从昆仑山流出，颜色是白的；沿途汇合了一千七百多条支流，颜色才变黄。每行百里有一个小曲折，每行千里有一个大曲折和一段直流。”

译宣和五年秋天，参加乡试；同场考试的有八百人，承亮是真定人，考取第一。第二年登第，调任易州户曹，还没有赴任，恰逢金兵南下。天会六年，斡里雅布攻破真定后，把境内的进士登记拘集起来，在安国寺考试，承亮的名字也在名单中。他藏起来没有出来。军中知道他的才学，严令押送他前往，与其他生员一起回答策问。策问说：“上皇无道，少帝失信。”举人们迎合上面的意旨，极力诋毁他们。承亮到主文刘侍中那里说：“君主和父亲的罪过，难道是臣子和儿子可以说的吗？”作了一揖便离开了。刘侍中为此动容。【《金史·褚承亮传》】日格子说：“君主有罪，臣子不敢说，这是礼；父亲有罪，儿子不敢说，这也是礼。”承亮在这件事上，可以说达到了“威武不能屈”的境界。那些为了谋求富贵，忍心忘掉故国，轻易侍奉他人的人，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呢？当时沛郡相县人唐赐到北村彭家饮酒，回来后因而得病，吐出二十多条蛊虫。他把自己死后剖腹取出病因的事告诉妻子张氏。张氏按照他的话去做，亲自剖开他的腹部查看五脏，五脏全都糜烂破碎。郡县认为张氏残忍地进行剖剖，唐赐的儿子唐副又没有加以禁止；事情发生在大赦之前，法律无法裁决。律文规定，伤害死人处四年刑，妻子伤害丈夫处五年刑；儿子不孝父母，应弃市。这些都不是现成的条文。三公郎刘勰议论说：“唐赐的妻子因为悲痛而遵照遗言，儿子也知道谢罪并明白事理；考察事情、推究本心，他们并不是存心残害，应该予以哀怜宽恕。”顾觊之议论说：“按照法律，即使移动路旁的尸体也认为不合适，何况妻子和儿子竟实行这种残酷行为？不应当曲意迁就小小的私情，应当按照大义裁断。”他认为唐副是不孝，张氏与他同属不道。诏令依照顾觊之的意见办理。【《南宋书·顾觊之传》】日格子说：“亲人临终时有遗命，应当遵从正道而不能遵从悖乱，这才是礼。唐赐给妻子和儿子的遗命，是正道还是悖乱？从当时的情形看，并不是悖乱的时候；但从他说的话看，悖乱已经很严重了。他的妻子和儿子为什么要听从呢？这种事都可以忍心做，还有什么不能忍心做的？唉！世道衰败已经很久了，而且严重到了这种地步。” 此前，保州屯驻的士兵关闭城门反叛，朝廷命田况、李昭亮等人讨伐，没有取胜，最终招降了他们。城门打开后，田况等人追究反叛者，杀了二千多人，投入八口井中；又有二千多名没有被杀的人，被分别隶属于河北各州军。富相出任宣抚使，害怕他们再次成为祸患，打算把他们全部杀掉。正好他在内黄与公相会，半夜屏退旁人，把这件事告诉公。公非常认为不可，说：“祸患没有比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于是又说：“如今没有朝廷诏旨，您却以便宜之权处置此事；如果各郡有人不了解事机，以您擅自杀人为由而不肯听命，事情一旦参差错乱，必然会引发事端。这是想在祸患尚未发生时除掉它，反而会促使他们作乱。而且我到了镇州，也一定不会听从您的命令。”富公不得已，于是停止了这个计划。【《朱子欧阳公事迹》】日格子说：“富公没有成为白起，是欧阳公一句话的力量。这句话，对于国家是忠，对于士卒是仁，对于同僚朋友是义，对于职守事务是正。” 桓温将要回去时，赏赐王猛勇猛的车马，授予他高官；督护请求让王猛随军南下。王猛回山向老师请教，老师说：‘您和桓温难道生在同一个时代吗？留在这里本来就可以享受富贵，为什么还要远行呢？’王猛于是留下。苻坚将要建立宏大志业，听说王猛的名声，便派吕婆楼去招请他。两人一见面就像平生旧交一样，谈到国家兴亡的大事，见解奇异而相合，就像刘玄德遇到诸葛孔明一样。【《晋书·王猛传》】日格子说：王猛有管仲那样的才干，但时代和处境都不同。东晋的德泽，不能和周朝东迁相比。氐人苻坚将要占据中原，那么怎样匡正天下、会合诸侯呢？既然如此，王猛跟随桓温向东，和跟随苻坚向北，哪一种更好？要伸张中国的正义，没有比向东更好的；要拯救中原的百姓，没有比向北更好的。向东不能夺取桓温的权力，向北不能改变苻坚的志向。靖康之难时，钦宗到敌军营中，敌人想得到一篇诏文，钦宗不得已下诏命令撰写，侍从孙觌替他起草。钦宗暗中希望孙觌不奉诏，这样自己就可以找到推脱的理由；但孙觌不再推辞，挥笔立即写成，而且过分贬低己方来讨好敌人，文辞却非常精美华丽，仿佛早已写成一样，敌人大为高兴。【《朱子记孙觌事》】日格子说：“孙觌可以写这样的文章吗？”回答说：“我的身体可以被杀，但笔不能拿来写这种文章。如果担心妨碍国家的谋议，像谢安那样迟疑，像李绅那样畏惧，勉强去做也还算比孙觌强。那么，诏令可以不奉行吗？”回答说：“君主和父亲的命令，有合乎正道的，也有悖乱的；合乎正道的可以遵从，悖乱的不能遵从。诏令本身只是命令。” 楚子病重时告诉大夫说：“我没有德行，年少时就主持国家；出生十年便失去了先君，还没有来得及接受师傅和保傅的教诲，就承受了许多福命。因此由于没有德行，在鄢地丧失军队，使国家蒙受耻辱，给大夫们带来的忧患实在太多了。如果凭借大夫们的神灵，使我能够保全性命，直到死在国土上，那么至于春秋时节埋葬，以及随先君进入祢庙的事情，请把我的谥号定为‘灵’或‘厉’，由大夫们选择。”没有人回答。等到楚子五次下令，才答应下来。秋天，楚王去世，子囊谋议谥号。大夫说：“君王已经有遗命了。”子囊说：“君王的命令是为了谥号恭敬，怎么能毁弃它呢？赫赫楚国，由君王统治；安抚占有蛮夷之地，全面征服南海，使它归属于诸夏；同时又能知道自己的过错，这难道不能称为‘共’吗？”于是请求把谥号定为“共”。大夫们听从了他。【《左传·襄公十三年》】日格子说：“子囊给他的君主定谥号，把君主当作君子来称许，可以说是忠臣。诸侯的谥号由天子裁定，这是礼。假如子囊有蔡季那样的心，当然应当为君主请求谥号。既然没有请求，却私下议定，这是什么道理？共就是共，灵就是灵，厉就是厉。公正的舆论一旦形成，孝子慈孙即使经过百代也不能改变它。子囊却擅自揣测君主的意思，把自己的意见说成君主的遗命，难道不是欺骗吗？” 蔡州有个妖僧尼于惠普，假托佛意向人预言祸福，朝中的士大夫大多去向她询问，只有公认为她是妖。曾有一位名公在众人面前称赞尼姑灵异，说曾经有两头牛从尼姑面前经过，她指着牛对人说：‘这两头牛前世都是人，前面的一头前世是一个官员，后面的一头前世是一个医生。官员曾误判别人死罪，医生因用药错误杀了人，所以都被罚作牛。’她还分别喊出两头牛前世的姓名，两头牛都作出了回应。在座的人听了，都赞叹她的奇异。公独自驳斥说：‘万物之中人最有灵性，其中尤其聪明、圣明、智慧的人，都不能知道自己的前世；而一头因犯罪受罚的牛却能知道自己的前世吗？’于是满座的人都屈服了。【《朱子欧阳公事迹》】日格子说：“欧阳公的辩驳，对于揭破妖尼来说已经十分精妙了。假如辩驳不到这一层，难道就会相信她吗？牛能够回应人的话，这是妖异；尼姑的话能使牛回应人，也是妖异。妖异会损害正道，直接除去它就是了。辩论也可以，不辩论也可以。”

译公代理成都的帅职，程子将要告老还乡，见面后说：“先生有什么话告诫我吗？”程子说：“您曾经说过，担任将帅，应当使士卒把自己看作父母，然后才能使用他们。旧帅刚刚去世，您却在府门设乐，大宴将校，这是教他们把帅当作父母吗？”公说：“我也怀疑这样不妥，所以让属官代理主持。”程子说：“这更加不妥。您和旧帅是同僚，失去了同僚之间的道义；这种过失还小，属官对于主帅，却关系到更重的道义。”公说：“取消宴享，改为发给他们酒食，怎么样？”程子说：“也不要发给他们。武夫把酒食看作重要的事情；不发给他们，他们一定会思考其中的原因，从而懂得侍奉主帅的道理，这正是借事情来进行教导。”【《宋言行录·范纯仁》】日格子说：“程子告诫范公的话是对的。当时如果旧帅的政令有不便于士卒的地方，那又该怎么办呢？小事逐渐变成大事，就应当立即革除。这样说来，这和宴享有什么不同？宴享是私人的恩惠，政令是公共的道义。私恩一实行，就没有同僚朋友；公义一废弃，就没有朝廷。” 当时叛将范琼拥兵强大，占据上游，召他不来，来了又不肯交出兵权，朝廷内外人心汹汹。知枢密院事张忠献公与公秘密谋划诛杀他。有一天，先派张俊带一千人渡江去捕捉其他盗贼，命令他们都披甲而来；于是召范琼、张俊和刘光世到都堂商议事务。设下饮食，吃完后，诸公互相对视，却没有立即动手。公坐在廊下，害怕范琼察觉事变，便突然取出黄纸拿在手中，快步上前举起黄纸向范琼示意，说：“下面有诏令，将军可以到大理寺接受审讯。”范琼惊愕得不知所措，公回头示意左右把他拥入车舆中，由张俊的军队护送到监狱，又让刘光世出去安抚他的部众。列举范琼在围城时依附金人、胁迫二圣出行的罪状，并且说：“要诛杀的只有范琼，你们本来就是天子亲自统领的军队。”众人都丢下兵器说：“是。”于是把他们全部指挥改隶其他军队，片刻之间事情就平定了。范琼最终被处死。【《宋史·刘子羽传》】日格子说：“刘子羽在境外当机立断平定叛乱，这是做人臣的道义，本来是有这种做法的；但难道不是欺诈吗？”有人说：“他手里拿着黄纸，而纸上并没有写字，这不算欺诈。”日格子说：“既然口头已经宣读了，即使没有拿纸也仍然是欺诈，何况还拿着有所凭借的东西呢！”即便如此，这种欺诈的罪过可以请求宽免；但事情平定后又自己上表说明，这样做符合人臣的道义吗？补任朗陵侯相，他处理政事明察事理，被称为神君。不久辞去官职回乡，六十七岁时去世。李膺当时任尚书，自己上表请求为老师服丧，两个县都为他建立了祠堂。后来……【《后汉书·荀淑传》】日格子说：“为老师服丧的上表，从李膺为荀淑开始；为举主服丧的制度，从荀爽为袁逄开始，这都是推崇厚道的做法。礼只要与身份相称，礼制的隆盛或衰薄取决于人；从人的过错中也能看出他的仁心，难道这不正是君子吗？” 党禁解除后，五府同时征召司空袁逄，他被举荐为有道之士，却没有应召。袁逄去世后，荀爽为他服丧三年，当时的人往往受此感化，把它形成习俗。当时人们多半私下给自己的君主、父亲以及各位名士加谥号，荀爽总是引用大义，以经典为依据加以纠正；虽然没有全部改变，也有相当一部分得到了改正。【《后汉书·荀爽传》】日格子说：“谥号有等级区分，已经很久了。没有谥号却把它当作有谥号，礼制的丧失实在太严重了。如果没有君子，谁来纠正它呢？荀爽为举主服丧，君子说这是厚道。即使如此，这仍然是私下加谥。老师去世时按内心服丧，却要为举主服丧三年吗？” 吴地有个龙丘苌，隐居在太末，志向不肯降低，也不肯受辱。王莽时期，四辅、三公接连征召他，他都没有前往。属吏禀告并请求召请他，任延说：“龙丘先生，亲自修养德行、履行义理，有原宪、伯夷那样的节操；即使都尉亲自为他洒扫门庭，他还怕受到侮辱。不能强行召请他，应当派功曹带着名帖，修书致意，送去医药，使役吏络绎不绝地往来于道路。”过了一年，龙丘苌才乘车来到府门，希望在死前为官府效力、备受录用。任延再三谦让，最终任命他为议曹祭酒。龙丘苌不久病逝，任延亲自到灵前吊祭，三天不上朝。因此郡中的贤士大夫争相前来任官。【《后汉书·任延传》】日格子说：“进退，是君子的大节。道义所在，就应当用生命去追随它。难道可以看重平生的名节，却轻视临死前的选择吗？龙丘苌大概已经衰老了！否则，他既然感动于任延的殷勤，原本就会跟随他。恐怕死后自己的志向不能被人了解，所以才这样说。” 秦缪公在位三十九年，天子使他成就霸业，葬在雍地。秦缪公学习了某位有才智之人的话。【《史记·秦本纪》】日格子说：《尚书》记载《秦誓》，是秦缪公悔恨过错的表现，大概是后悔听用了杞子的意见。史书称为“学着人”，但“着人”太模糊了。究竟是蹇叔，还是杞子？听从杞子的意见就危险，听从蹇叔的意见就安全。只说“学习了有才智的人”却不指出这个人是谁，那么是非应当依据什么来判断呢？即使如此，老成持重、足为典范的人，哪个国家没有？为什么舍弃他们，却去学习那些言语急切、善于诡辩的人？这大概也是有原因的。司马迁写这段话，究竟是在褒扬，还是在贬斥呢？” 《学史》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学史》卷十一 （明）邵宝撰 ○子【共二十九章】敌国使者前来祝贺，在庆节举行祝寿仪式；当时正处于郊祀礼结束后的散斋期间，不应当使用音乐。公请求命令馆伴按照礼法向使者说明，但议论此事的人担心由此生事，多数请求暂且使用音乐。公又请求说，如果实在不得已，就在祝寿当天设置音乐，宣读诏旨后停止；等到宴请使客时，再恢复使用。皇上同意了。公又上奏说：“宴殿即使进献御酒，也不要使用音乐，只有对使者才使用。”诸公却认为在紫宸殿祝寿本来就是接待使客的礼仪，坚持原来的意见。公上奏说：“他们起初并没有一定要使用音乐，我们却察言观色、自作主张地想要使用；他们一定会笑话我们，说我们身为敌国的臣属，却损害了侍奉上天的礼法。”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朱子撰陈俊卿状》】日格子说：“在郊祀斋戒期间接受祝寿，不合礼法。即使不饮酒，难道就可以算合礼吗？已经饮酒了，音乐只对使者奏起，而在进献御酒时停止，这两者相差多少呢？即使如此，祝寿宴饮难道不能改期吗？君主因为尊重上天而改动祝寿宴饮，敌国使者难道唯独不知道上天吗？既然要饮酒奏乐，又有什么可争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