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卷五

译高后去世后，吕禄、吕产想要作乱。朱虚侯刘章知道他们的阴谋，于是告诉他的哥哥齐王，发兵向西讨伐诸吕。齐王调集全国的军队，派祝午、柬假称琅邪王有事到临菑商议。琅邪王刘泽劝齐王说：“悼惠王是高皇帝的长子，大王是嫡长孙，应当即位。现在许多大臣狐疑不决，还没有确定人选；而刘泽在刘氏中年纪最长，大臣本来就等待我来决定计策。”齐王于是送琅邪王前去。吕禄、吕产发动叛乱，朱虚侯与周勃等人诛杀了他们。大臣商议想立齐王，但琅邪王和大臣认为齐王的母族驷钧凶恶暴戾，这是想再次成为吕氏那样的外戚。代王的母族薄氏是仁厚长者，代王又是高帝的亲生儿子，如今还在世，年纪最长，于是迎立代王，并告诉齐王下令停止发兵。【《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日格子说：“刘泽向西去，只是为了摆脱齐王的扣留罢了，却因此说出了天下最重要的谋略。他的志向远大，义理端正；但他所说的还不是天下最充分的论断。代王是高帝的亲生儿子，如今还在世，年纪最长。天下最充分的论断，本来就在这里；至于拿驷钧和薄氏相比，谁更凶恶暴戾？谁更是长者？即便如此，刘泽亲眼见过吕氏的变乱，假如有所忧虑，能够不涉及这些吗？君子评论代王得以入朝即位的功劳，应当把刘泽列为首功。” 季札到达后说：“如果先君的祭祀没有废止，百姓没有废弃君主，国家社稷有人奉祀，那就是我的君主。我敢怨恨谁呢？哀悼死者，侍奉生者，等待上天的命运。不是我造成祸乱，既然已经立了君主，就跟随他，这是先人的道义。”他回去复命，在僚的墓前哭泣，回到自己的职位上等待。【《史记·吴太伯世家》】日格子说：“议论者认为，季札推辞国君之位而造成了祸乱。在当时，如果他接受而不推辞，那么将凭什么进入太伯的宗庙呢？即便如此，季札可以接受，却难以由他来授予。有人说：季札的父亲季历已经把王位传给文王了；有文王时可以这样传，没有文王却这样传，和僚有什么区别呢？” 交阯进贡一种奇异的兽，称作麟。司马光说：“真假无法知道；即使是真的，也不是它自己来到这里，不能算作祥瑞。希望退还这件贡物。”又上奏赋文来讽谏。【《宋史·司马光传》】日格子说：“果真是麟吗？从交阯进贡来，也足以算作奇异了。然而这并不是英明君王所应珍视的，何况是假的呢？即便如此，麟有形体，也有性情，记载得很详细。拿来验证它，怎么会无法知道真假呢？或者不是司马光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吧。” 田况请求回阳翟安葬父母，安葬完毕后，借边境事务请求入见，哭泣着请求服满丧制。仁宗感到悲悯，答应了他。将帅能够服满丧期，从田况开始。【《宋史·田况传》】日格子说：“父母之丧，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难道说文臣和武将有不同的道理吗？不得已而从事战争，古人本来就有这样做的。至于没有战事的时候，不妨碍任职而又能保存礼制，为什么不可以呢？” 他出使契丹，拜见契丹主，在混同江设宴垂钓。每次钓到鱼，契丹主一定斟拱辰酒；又亲自弹奏琵琶助兴，说对他的宰相：“这是南朝的少年状元。”王拱辰入翰林十五年，所以契丹主厚待他。使者回来后，御史赵抃批评他随意接受非正当的礼仪；如果将来北方使者援引此事来请求，又将用什么言辞拒绝他们呢？【《宋史·王拱辰传》】日格子说：“卫▯武子出使鲁国，鲁文公设宴招待他，赋《湛露》和《彤弓》。武子不拜谢，也不以诗作答，只让行人私下婉转辞谢。既然已经托辞婉拒，最终还是不敢触犯礼制而获罪。应对王拱辰所处的情形，也应当如此。然而契丹主不是鲁文公可比的，拒绝他的做法，难道不也是取武子的意思而改换措辞吗？” 宋襄公在泓水战败后，君子中有人认为他使中原多受伤害，缺乏礼义，这是在褒扬他。说宋襄公有礼让之德。【《史记·宋微子世家》】日格子说：“《公羊传》认为君子应当赞美宋襄公不击打尚未列成阵势的敌人，大概是因为圣人之学不明白，失去了权衡尺度，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司马迁说这是使中原多受伤害、缺乏礼义，却是在褒扬他。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 诏令封太祖的诸孙中辈分尊长者为主，以奉祀太祖的后代。刘攽说：“按照礼制，诸侯不能把天子作为自己的始祖，应当自行奉祀本国的始祖。应当尊崇德、昭德，让芳名世世代代不降低爵位。在宗庙举行祭祀，使他居于相应职位，这样褒扬艺祖的意义就显著了。”后来两位王都按照刘攽的建议承袭封爵。【《宋史·刘攽传》】日格子说：“太宗是太祖的弟弟。按照礼制，传到第二代以后，谁不是太祖的孙子？却想封他的诸孙中辈分尊长者为主来奉祀太祖，究竟是什么道理？作为诸王的始祖，怎么可以让诸侯来主持祭祀呢？”刘攽的议论是正确的，但没有公开明确地说到这一点，我因此仍稍稍贬低他。邵必任同知太常礼院时，天子将要亲自举行祭祀，执事人员在祭坛下演习礼仪，必定引用《周官》大宗伯的话：“凡是君王的祷告和祭祀，都要演习仪式并安排位置。”古礼虽然如此，但如今直接在祭祀场所演习，就是不恭敬，于是改到尚书省去演习。【《宋史·邵必传》】日格子说：“仪式可以演习，祭坛却不可亵渎。讨论礼制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可以说是很精微了。既然说它精微，却没有人加以辨明。君子恐怕能够做到吗？” 当时，太常将博士、议郎、郎官以及诸生、诸儒，聚集在白虎观，讲论《五经》的异同。皇帝亲自称制裁决，仿照孝宣帝甘露年间石渠阁的旧例，编成《白虎议奏》。【《后汉书·章帝纪》】日格子说：“这是尊崇文教的举措。三代以来，文治礼乐如此灿烂兴盛！众说纷纭，就用圣人的道理来裁决；我听说过这种做法，却没听说过用天子来裁决。既然如此，讨论礼制、考察文献，为什么一定要由天子来做？天子发布命令，天子又制定道统，必须有圣人的德行；否则就是所谓‘虽然有那个地位，却不敢制作礼乐’。石渠阁、白虎观的事情，应当怎样评价呢？”

译当时，世祖皇帝广泛寻求人才。南官王积翁说：“南方人没有谁比得上文天祥。”于是派王积翁传达诏旨。文天祥说：“国家灭亡，臣子本来就应当一死。如果承蒙宽赦，能够做道士回到故乡，将来作为方外之人供皇帝顾问，也还可以。若立即授予我官职，那不只是亡国的大夫不能与人谋求复兴，等于把我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抛弃了，又要我有什么用呢？”王积翁想联合宋朝官员谢昌元等十人，请求释放文天祥，让他做道士。留梦炎不同意，说：“文天祥一旦出仕复起，号召江南，把我们十个人置于什么地位？”事情于是作罢。【《宋史·文天祥传》】日格子说：“让文天祥做道士来供皇帝顾问，这对文天祥合适吗？”回答说：“国家灭亡，臣子为之而死，是正当的。不做臣子而释放他，也可以免于一死。为什么还要让他供顾问呢？从前箕子向周武王陈述《洪范》，是为了传授道统；否则，武王即使有所询问，箕子难道会回答他吗？文天祥供顾问的说法，大概只是权宜之辞吧！”所以，南方十名臣属最终没有请求释放文天祥，也是为自身打算。他们不能使文天祥活着，却或许能成全他的死节。晋献公从贾国娶妻，没有儿子，后来与齐姜淫乱，生下秦穆夫人和太子申生。【《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日格子说：“申生可以做世子吗？申生是晋献公与齐姜淫乱所生的孩子，不能按照年龄排在庶子之前，何况能算嫡子吗？既然如此，《春秋》为什么仍称他为世子？因为有周王的命令。《春秋》尊崇周王而作，周王既然把他立为世子，《春秋》怎么能不称他为世子？晋国世子的确立应当依据什么？儿子中有嫡子，就立嫡子；没有嫡子，就立庶子；按照年长而不按照尊贵。不依据这些，却只听从诸侯的意愿，那么哪个儿子不可以做世子呢？楚太子建也是这样。” 惠公的元妃是孟子。孟子去世后，继室声子生了隐公。宋武公生了仲子，仲子出生时手上就有纹路，写着“将成为鲁国夫人”，所以仲子嫁到鲁国，生下桓公。惠公去世，因此隐公即位并奉养桓公。【《左传·隐公元年》】日格子说：“礼制规定，国君即使到了七十岁，也不能没有主妇，因为要由她承接祭祀。让摄政的夫人承接祭祀，大概是不敢占据夫人的正位。不敢占据夫人的正位，那么她的儿子可以称为嫡子吗？”因此，声子称作继室，仲子称作仲子，都是妾的称谓。由此看来，隐公和桓公的名分就确定了。声子是娣，所以容易被误认为妾，却不知道礼制中有摄夫人的做法；仲子是嫁来的妻子，所以容易被误认为嫡妻，却不知道礼制中没有再娶一位正妻的规定。这就是各种说法纷纷不一的原因。太尉从泾州被征召任司农时，告诫他的族人经过岐地时说：朱泚如果侥幸送来财物，千万不要接受。等经过那里，朱泚果然坚持送来大绫三百匹。太尉的女婿韦晤坚决推辞，仍无法拒绝，便把绫送到了京城。太尉发怒说：“终究不能把它放在我家中，应当像司农治事堂那样，把它放在屋梁上。”朱泚反叛后，太尉最终让属吏把这件事告诉朱泚。朱泚取来看，原来的封记都还完整保存着。日格子说：“这难道不是不得已而远离污秽的办法吗？即使像太尉这样贤明的人，也不能完全没有这样的做法。” 自从开元年间制定礼制，大臣为了避讳，删去了国恤章，于是山陵之礼便没有可以依据的规范了。世上那些不学礼的人，竟妄自采用预先筹办凶事的说法，致使大典残缺。由此以后，历代圣主的山陵礼仪，都只是搜集残缺的材料，附会比照同类之事。事后又把这些斥弃不用，后来便没有人能够考证了。日格子说：“季文子出使晋国时，曾请求了解遭逢丧事的礼仪，以便照此行事。他说：‘请求而得不到，实在难以承受；请求又有什么害处呢？’由此看来，国恤章怎么应当删去呢？” 一天，正值朝会，寇准先退下，皇帝目送他离去。王钦若趁机进言说：“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有安定社稷的功劳吗？”皇帝说：“是的。”王钦若说：“城下之盟，是《春秋》所引以为耻的。澶渊的举动，就是城下之盟，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的呢？”皇帝神色忧惧，很不高兴。王钦若又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赌徒输得将尽时，便把所有财物都押出去，称为孤注。陛下，寇准就是您的孤注，这也太危险了。”从此，皇帝对寇准的顾念逐渐衰减。日格子说：“在当时，难道没有可以用来替代寇准的谋划吗？如果有，而寇准不肯接受，那是寇准的罪过。若不是这样，那么将要跟随寇准吗？又凭什么责罪寇准呢？虽然如此，三个人共同谋划而主张跟从寇准，一个人不同意，那么另外两个人都成了他的仇敌。招致谗言、引起诽谤，和这又有什么不同呢？” 西伯回去后，献上洛水以西的土地和赤壤的田地，方圆千里，请求废除炮烙之刑，纣王答应了。他又赐给西伯弓、箭、斧、钺，使他得以专门掌管征伐，治理南方江、汉、汝、颍一带的诸侯，使他们都遵循西伯的命令。于是西伯假装在王宫门前修筑灵台，排列侍女，敲钟击鼓作乐。纣王听说后说：“西伯改过自新了，我没有忧虑了。” 日格子说：孔子称赞文王具有最高的德行，如今这种说法不是很奇怪吗？灵台、灵沼，是告诫百姓不要急于兴建；方圆七十里的苑囿，割草砍柴的和捕猎雉兔的，都与百姓共享，这些都是文王的事。在这里所做的事，就体现了在这里的德行。文王究竟怀着什么心意呢？把这些说成暗中行事，谁会认为是光明正大的呢？把这些说成光明正大，谁又会认为是暗中行事呢？战国的谋士用自己的私意窥测圣人，竟到了这种地步，而史家还相信这种说法，实在浅陋啊！兖国公主将要出嫁，准备举行册礼，胡宿进谏说：“陛下从前封两位长公主，都没有举行册命之礼；如今却把这种礼施用于宠爱的女儿，恐怕不合汉明帝所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同’的道理。” 日格子说：“汉明帝所说的是盛德之言，但并不是先王以仁亲亲、以义尊祖的道理。至于公主出嫁，究竟应不应举行册礼，国家自有旧章，只要遵循旧章就是了。从前有所失误，如果确实无法挽回，那么胡宿的话，大概也是合乎义理的吧。” 丘崈奉命接待金国祝贺生辰的使者。金国的历法以九月晦日为准，与统天历不相合，丘崈以善意接待使者，于是慢慢告诉他南北历法的异同，应该按照会庆节的正日随班上寿。金使起初对此表示为难，最终还是屈服了。孝宗高兴地对丘崈说：“使者听从命令，完成礼仪后返回，这都是你的功劳。” 日格子说：“在正日上寿，是礼仪中的重大节节。若因为历法不同，就听任金使自行行礼，那么对国家体面造成的损害就太大了。丘崈啊，丘崈啊，真可以说是善于接待使者了！”

译宁武子来鲁国聘问，鲁文公设宴招待他，并为他赋《湛露》和《彤弓》，宁武子不辞谢，也不回赋。鲁公派行人私下询问他，他回答说：“臣以为，按照所学的礼业，事情已经涉及到这里了。从前诸侯在正月朝见天子，天子设宴以享礼他们，于是赋《湛露》，表示天子当朝临政，诸侯服从命令。诸侯抗击天子所憎恨的敌人，献上战功，天子于是赐给他一张赤色弓、一百支赤色箭，以及一张黑弓和一千支黑箭，以此表彰并报答他的功劳。如今臣作为陪臣来继续旧日的友好关系，君王屈尊赐宴，臣哪里敢冒犯大礼而自取罪责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日格子说：“宁武子不拜谢《湛露》《彤弓》，是合乎礼的。那么这两首诗是什么诗，竟然可以在鲁侯的殿堂上歌唱呢？他的话可说是：‘按照所学的礼业，事情已经涉及到这里；这是忠诚的劝告，而且措辞委婉。’” 晋襄公身穿黑色丧服，梁弘驾驭战车，莱驹担任车右，在殽地击败秦军，随后便穿着黑色丧服安葬文公。晋国从这时开始穿黑色丧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三年〕 日格子说：“穿着黑色丧服去参加战争，是礼制的变通。礼制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变通。敌寇如果不是在门庭之间兴起，而是用军队突然袭击人，这并非不得已吗？不得已而穿黑色丧服，是可以的；并非不得已却穿黑色丧服，这该怎么说呢？于是穿黑色丧服下葬，可以吗？可以穿黑色丧服，也可以恢复原来的礼制。” 茂州的夷人侵扰边境，害怕受到讨伐，便请求投降，于是捆绑一个奴隶，准备杀死他，取他的血来接受盟誓。赵抃让他们改用牲畜，众人都欢呼着听从命令。日格子说：“古代六畜不能互相充当祭祀之用，所以才在社神祭祀中使用人牲。《春秋》对此很重视。那茂州夷人对我们这样做，可以吗？不过，如果废弃盟誓，又靠什么来维系他们的心呢？把人换成牲畜，赵抃的处理就对了。” 太史公说：鼌错替国家作长远考虑，灾祸却反而临到自身；袁盎用权变之策进言，起初受宠，后来受辱。所以古代的诸侯，封地不超过百里，山海之地不拿来封赐，不要同夷狄亲近，以此疏远自己的宗族。这大概是在说吴王吧？吴王的母亲成为权力的首倡者，反而遭受灾祸，难道说的不是袁盎、鼌错吗？日格子说：“《王制》说：‘名山大泽不拿来封赐，是因为不能把它们划作井田来使百姓从事生产。’太史公鉴于吴国富强而叛乱，便说先王不把山泽封赐给诸侯，是因为这个缘故，难道真是这样吗？从前齐国的封地，实际上背靠东海；鲁国的封地，实际上环绕泰山。山泽之大，还有什么能超过这里的呢？可是齐、鲁最终都成为受人瞩目的大国，这又有什么不同呢？娄敬议论周都洛阳时说，诸侯从四方来进贡，路程远近均等，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他又说‘不愿意依靠险要地势，使后世骄奢而虐待百姓’，这岂不是太过分了吗？” 右将军李广建、前将军李信率领军队，共有三千多名骑兵，独自遇到单于的军队并与之交战一天多。李广建的军队全部覆没，他只身逃脱，回到大将军卫青那里。大将军询问他的罪责，议郎周霸说：“李广建弃置军队，应该斩首，以此显示将军的威严。”正闳、长史安说：“兵法说，兵力少而坚守，遇到强大的敌人就会被擒。如今李广建凭几千人抵挡单于的数万人，奋力作战直到士卒尽失，而且没有人敢有二心；他能够自行回来，不应当斩首。”大将军说：“李广建虽然应当斩首，但因为我是臣下而受到尊宠，不敢擅自在境外专断诛杀，而应当把他完整地送回皇帝那里，由皇帝亲自裁决。”这样做是为了表明臣下不敢擅自专权，难道不是可以的吗？于是把李广建囚禁起来，押送到皇帝的行在。日格子说：周亚夫不听天子的诏令，汉文帝却认为他是真正的将军；卫青把苏建送回去，由天子亲自裁决，这两件事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命令一经发出就不能有两种解释，罪责即使有疑问也不敢擅自裁决，原本各有各的恰当之处。宋国以帝乙为祖先，郑国以厉王为祖先，这仍然是尊奉远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日格子说：“宋国是王者的后代，以帝乙为祖先，是合乎礼的。郑国只是诸侯，却把天子作为祖先，难道是因为他有功劳吗？即使有功劳而废弃礼制，可以吗？鲁国举行郊祭、禘祭，也是不合礼的。郑国以天子为祖先，也是同样的道理。” 建炎南渡初年，皇帝的车驾已经到达钱塘，却把张忠献公留在平江，作为后方镇守。当时原兵部侍郎汤公实任守将。一天，他听说赦令将要到达，心里独自感到怀疑，急忙奔去告诉张公。张公说：“暂且派一个熟悉文书、懂得事务的属吏快马前往，打开查看；如果有异常，就让驿骑放慢速度，先把它取回来。”汤公派官员前往查看，原来确实是明发的伪诏，于是又来报告说：“既然这样，难道可以宣布吗？”张公说：“不能这样。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怎么可以隐瞒？况且士卒已经在等待赦令，如果先赐给我们这些人灾祸，我们又还能尽什么忠呢？”汤公说：“那么应当怎么办？”张公说：“现在立即发放库钱，表示将要行赏的意思；然后把伪赦令藏起来，暗中取出旧府库所收藏的登极赦书，放在车舆中，迎到谯门，宣读并张挂起来。只要降低台阶，禁止任何人擅自登上去，再像平时郊祀赏赐的旧例那样散发金帛，就可以了。”汤公照办，于是人心大致安定下来，便作出了重大的决策。日格子说：“这就是史书所说的秘而不宣。其间的权变和曲折，竟然是这样啊！否则，主持正义、联合谋划、讨伐贼人、恢复帝位，也本来应当像史书所称说的那样。不过一旦人心哗然，力量就难以施展了。汤东野的先见之明对魏公立下的功劳，实在太大了！汤东野的先见之明对魏公立下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起初，王拱辰提议重新专卖河北的盐，张方平进见说：“河北已经再次实行盐专卖，为什么呢？”皇帝说：“只是开始设立洪州罢了。”张方平说：“从前周世宗把盐税均摊到两税之中，如今的两税盐铁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再次实行盐专卖吗？”皇帝惊讶醒悟，张方平请求直接降下手诏予以罢除。日格子说：“制度在不同朝代可以不同，但百姓并没有不同。如果不加以参照考察，就贸然推行某项措施，怎么能避免出现河北再次实行盐专卖这样的事呢？又岂只是不同朝代的执政者不去考察旧制，即使在同一朝代也有这种情况。” 《学史》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学史》卷六 （明）邵宝撰写 ○未【共三十章】石奢担任楚国的相国时，他的父亲杀了人，石奢放走父亲后又回来拘捕自己，请求治罪，最终不接受赦免，下令自己割颈而死。日格子说：“君子评论石奢，曾说他应当像舜那样‘背负父亲逃走’；舜做了天子，尚且可以这样做，难道石奢偏偏不可以吗？不过，比舜低一等，那么石奢也差不多了。他的话说：‘不偏袒自己的父亲，就不是孝子；不奉行君主的法令，就不是忠臣。’楚王赦免他的罪，是君主的恩惠；伏法而死，是臣子的职责。这几句话，难道是随便说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