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卷九

译汉孝昭皇帝时，北军监御史作奸谋利，挖穿北门的墙作为商贩的货区。胡建任北军尉，想杀掉监御史，于是约定他的士卒说：“我想和你们一起诛杀一个人，我说抓他，你们就抓他；我说斩他，你们就斩他。”这时正逢选拔士马的日子，护军和各校尉都列坐在堂上，监御史也坐在那里。胡建带着士卒快步来到堂下，先拜见，然后登堂。士卒们也都上堂，胡建跪下指着监御史说：“抓住他。”士卒上前把监御史拖下堂。胡建说：“斩了他。”于是便斩了监御史。胡建早已把奏章写好，放在怀中，于是上奏报告此事。皇帝下制说：“《司马法》说：‘国家的礼法不能带入军中，军中的法令也不能带入国家。’胡建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说苑》】日格子说：“监御史自己作奸谋利，罪过确实很大。胡建带领众人把他斩杀，可以吗？按照军法，只有将军可以杀人。御史是奉天子命令来监军的，不是将军能够擅自斩杀的，何况胡建只是北军尉呢？所以，请示命令后再斩杀，胡建的做法就是可以的；如果擅自斩杀，那就是煽动混乱。这样一来，胡建在三王的时代也不能容身。” 唐文宗和宰相议论政事，恰好看见郑朗在螭头之下执笔，便对他说：“刚才所议论的事情，也记下来了吗？朕将要看看。”郑朗说：“臣执笔所记录的是史书。按照旧例，天子不能观看史书。”从前唐太宗想观看起居注，朱子奢说：“史书不隐瞒善行，也不避讳恶行；从中主以下的君主，有时会粉饰错误、掩护过失，若让他们看见，史官便无法保全自己，而且也不敢直笔记录。”褚遂良也称说：“史书记录天子的言语行动，即使不合礼法，也一定要记下，希望天子因此自我约束。”皇帝听了很高兴，对宰相说：“郑朗援引旧例，不把起居注给朕看，可以说是善于守职的人。然而君主所做的善事和恶事必然会被记录，朕担心平日所说的话有不合宜之处，成为治国体制留给后世的羞耻，希望看一看，能够因此自我改正。”郑朗于是把起居注呈上。【《唐书·郑朗传》】日格子说：“君主观看起居注，以此自我鉴察得失，这是开启隐瞒恶行之端的做法。史官不再像董狐那样直笔，已经很久了；后世之所以仍然保存直笔传统，是因为君主没有观看史书的道理。一旦开了观看史书的先例，顾虑就会产生，直笔记录难道不会受到损害吗？如果想知道得失，那么前代史书所记载的事情，哪一件不是足以作为殷鉴的呢？何必一定要看起居注呢！” 卫国女子嫁给齐国太子，途中太子去世，有人问她的傅母，她说：“暂且前往为太子服丧；丧事结束后，女子不肯回来，最终以死相终。”【《扬雄记·雉朝飞操》】日格子说：“按照礼，娶妻定有吉日；如果女子在出嫁前去世，女婿穿齐衰服前往吊丧，下葬以后便除去丧服。丈夫去世时也一样。卫国女子所采取的做法，应当出于这个礼制。如今却不是这样，她对于礼来说就过分了。既然如此，在吊丧而尚未下葬时，女子应当住在哪里？女子还没有在夫家宗庙正式拜见祖先就死了，应当葬在女子娘家一族之中，以表示她还没有成为夫人。死人不能立即前往坟墓，活人难道可以立即住进夫家吗？可以前往吊丧，然后穿着丧服返回，等下葬后再除去丧服。” 当时皇帝刻定日期要纳皇后，尚书左仆射王彬去世，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应当推迟婚期。孔坦说：“婚礼的重要性，重于救护日食；救护日食时如果遇到皇后的丧事，也应当停止，太子掉进井里则可以停止，纳皇后这样的盛大礼仪，难道能因为臣下的丧事而废止吗？”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晋书·孔坦传》】日格子说：“大臣去世，国君也要因此有所变通；如果不把服丧期从三年降为一年，等到丧期结束后再纳后，这就是把丧事与婚事混在一起，怎么可以呢？遇到日食而错过日期，就不能再追补挽救了。不过，如果是因为皇后和太子的变故，废止婚期，婚期还是可以推迟的。既然有大臣之丧而不推迟婚期，那怎么能行呢？坦的辩说到这里也就可以结束了。” 西门豹任邺令，召见当地长老，询问百姓的疾苦。长老说：“苦于每年替河伯娶妇。”到了举行这件事的时候，西门豹到河边参加仪式。他说：“把河伯的妇人叫来。”看了看后，对三老、巫祝和父老说：“这个女子长得不好，麻烦大巫婆进去禀报河伯，请他另找一个漂亮女子，过几天再送来。”随即让吏卒一同抱起大巫婆，把她投入河中。过了一会儿，他说：“巫婆怎么去了这么久？”又把一个弟子投入河中。过了一会儿，他说：“弟子怎么也去了这么久？”又把一个弟子投入河中，一共投入了三个弟子。西门豹说：“巫婆和弟子都是女子，也不能把事情说清楚，麻烦三老进去替我向河伯说明。”又把三老投入河中。西门豹站着等了很久，想再让廷掾和一位豪绅长者进去催促河伯，他们都磕头磕破了额头，鲜血流了一地。西门豹说：“河伯留客留得太久了，你们都回去吧。”邺地的官吏和百姓大为惊恐，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提替河伯娶妇的事。日格子说：在这以前若干年，秦国曾把国君的外甥嫁给河伯。这说明秦国风俗的鄙陋太严重了！这正是父老们所苦恼的事情；如果不杀掉巫婆，妖妄之事就不会停止。但是，为什么不先用教化来引导他们呢？孟子谈论诛杀时，有所谓使人得到生路的办法，西门豹大概接近这种做法。我只是奇怪他的手段竟然如此有效罢了；否则，他和陈子亢制止活人殉葬相比，又有什么惭愧的呢？子亢采用的是仁术，西门豹采用了手段，却还没有达到仁的境界。【秦国当初把国君的外甥嫁给河伯，解题说：把人投入河中来求福，是极其无礼的事。魏文侯派西门豹任邺令，邺地百姓苦于每年替河伯娶妇。西门豹开始禁止这件事时，魏国与秦国相邻，想来是受了秦国风俗的影响吧？】○大事记 晋定公去世，他的儿子出公错即位。赵鞅把三年之丧降为服丧一年。日格子说：“三年之丧不能实行，服丧制度本身难道不是人心所安的吗？所以把它降为一年，又降为三十六天，再降为二十七天。” 襄子的姐姐原先是代王的夫人。简子下葬后，丧服尚未除去，襄子向北登上夏屋山，请代王前来，让厨师拿着铜斗给代王和随从进食。行酒斟食时，他暗中命令宰人分别用铜斗击杀代王和随从官员，于是发兵平定代地。襄子的姐姐听说后，哭着呼天，抚摸着发笄，自杀而死。代人怜悯她。○程子说：赵襄子的姐姐是代国夫人。代王被杀后，赵襄子将要夺取代国，夫人拒绝与他交战才是对的。她身为代国夫人，国家没有君主，独自承担守护国家的责任；按义理不能抛弃国家而把它交给弟弟，因此她应当交战并击败弟弟。这不是姐姐杀弟弟，而是代国夫人杀死贼人。日格子说：代国夫人为了国家抗拒贼人，心中不知道还有弟弟。弟弟如果攻伐姐姐的国家，弟弟应守的道义就不存在了。遗憾的是，夫人不能像孙翊的妻子那样行事。所以她抚摸发笄而死，代人怜悯她。程子却只论定她拒绝交战是对的，认为她已经显明了为节义而死。交战一事有时会让人怀疑兄弟之间的关系，所以特意加以说明罢了。

译羊祜与陆抗相互对峙，双方使者往来不断。陆抗曾经生病，羊祜送给他药，陆抗毫不怀疑地服用了。晋人中有很多人劝谏陆抗，陆抗说：“羊祜难道是会毒害人的人吗？” 日格子说：“陆抗服用羊祜送来的药，他的见识和气度明达而且宽宏。即使如此，这难道合乎人情和常理吗？”孔子接受别人送来的药，先拜谢后收下，说：‘我还没有通晓药性，不敢尝用。’大凡别人送来药物，都应当这样，何况是敌国的将领呢？” 冯道根因病死在任上。这一天，皇帝的车驾正要举行春祭，前往两座宗庙并出宫，有关官员把此事报告给皇帝。皇帝问中书舍人朱异：“吉事和凶事在同一天，现在还可以出行吗？”朱异回答说：“从前柳庄卧病，卫献公正要举行祭祀，向神尸请求说：‘有个臣子叫柳庄，他不是我个人的臣子，而是国家的臣子。’听到柳庄去世后，卫献公请求前往吊丧，不脱祭服就去了，于是用祭服为他举行殡殓之礼。冯道根虽然还不能算是国家的重臣，但对王室也有功劳，按礼也应当亲临吊唁。”车驾立即前往他的住宅，皇帝哭得非常悲痛。日格子说：“孔子说，在这一天哭泣，就不唱歌。国君听到臣子去世，悲哀之心已经产生了，怎么还可以亲临祭祀呢？朱异谈论礼制，何必援引卫献公的事呢？卫献公穿着祭服为臣子举行殡殓，本来就不合礼。” 遗诏说，不要为他兴建寝庙，把神主牌位收藏在光烈皇后的更衣别室中，只扫地祭祀，供奉水、干肉和干粮而已。过了一百天，只在春夏秋冬四时设置祭品，安排几名吏卒负责供应和洒扫，不要开辟或修建道路。敢有擅自兴建的人，按擅自议论宗庙的法律办理。日格子说：“服三年之丧，是礼；建七世祖先的宗庙，也是礼。汉朝的汉文帝，在三代以下号称贤君，为什么却要成为废弃万世礼制的倡导者呢？”大概这就是文帝老明白了，却又佛然如此吧。当时宣祖任马军副都指挥使，带兵在夜间到达，传令叫门。太祖说：“父子虽然是最亲近的关系，但城门之事属于王事，也不敢奉命开门。”到第二天早晨，宣祖才得以进城。日格子说：“在这个时候，滁州已经攻克了。父亲在夜间到来，必须等到天亮才进城，这是合乎礼的。假如外面有强大的敌人，那又该怎么办呢？如果审慎判断后让他进来，也未尝不可。” 真宗身体不适，病情危重的那天晚上，公与宰执在内殿住宿，祈求禳解灾病。当时仁宗年幼，八大王赵元俨很有威望，因为前来问候病情而在宫禁中停留了好几天，不肯出去。执政大臣对此忧虑，却没有办法。正好翰林司用金盂盛来熟水，说：“这是王所需要的。”公拿起案上的墨笔在水中搅拌，把水全搅黑了，让人端去。赵元俨看见后大惊，以为水中有毒，立即上马离开。日格子说：墨水送出去，难道是赵元俨偶然促成的吗？我读赵元俨的传记，他本来就是贤王。他因为问候病情而长期留在宫中不肯出去，难道不是在防备其他奸人吗？否则，水被搅成墨色，他为什么会害怕有毒而离开呢？古人说，有人长于预料事情，却不长于了解人心，难道说的就是李迪吗？至于压制邪恶、扶助正道，剪除羽翼，捣毁腹心，从而平定仓促发生的变故，那么锁继恩的功劳就很大了。真宗东巡封禅泰山，车驾从京师出发，皇帝和随从官员都吃素食。封禅礼仪结束后，皇帝慰劳王旦等人说：“你们长期吃素，辛苦了。”王旦等人都拜了两拜。只有马知节上前进言：“吃素的只有陛下一人罢了。”王旦等人在路上与臣下同住一个馆舍，没有不私下吃肉的。王旦等人拜了两拜，说：“确实如知节所说。” 日格子说：“国君吃素，臣下吃肉，国君询问时却这样回答，合乎礼吗？”回答说：“侍奉国君不能欺骗，这是礼。即便如此，难道不也是因为封禅本来就不合礼，所以才这样做的吗？封禅不合礼，已经很久了。国君有所作为，臣下应当劝谏，这是礼。既然已经随从了国君，国君吃素而臣下吃肉，虽然没有欺骗国君，实际上还是欺骗。国家有常刑。如果是郊祀、宗庙祭祀时斋戒，那又怎样呢？”回答说：“国君戒绝荤食，臣下也戒绝荤食，这是礼。为什么一定要吃蔬食呢？” 公曾经上奏事情，因为腰带宽松，文书不小心掉在地上，他没有回头看便继续走了。仁宗叫内侍捡起来交给他。议论此事的人说，仁宗具有国君的气度，宋公具有大臣的气度。日格子说：“腰带宽松而文书掉落，宋庠大概根本没有察觉。如果察觉了，就会忙于请罪，怎么还能安然自若地走路，反而凭此获得大臣的气度呢？按礼，去公卿住所之前，先要练习仪容举止，佩玉发出的声响才会出现。这一点明白了，哪里还会有腰带宽松的问题呢？” 公镇守蜀地，经历兵火之后，人心怀有二心。一天，他集合全军大规模阅兵，刚一出场，众人就高呼万岁三次。公也下马，向东望去，高呼三次。随后重新握住缰绳前行，众人便不敢喧哗。有人把这件事告诉魏公，魏公说：“在那种时候，韩琦也不敢擅自处置。” 日格子说：“仓促之间应对变故，圣人的做法，我无法知道。自大贤以下，大概都不会超出这种做法。”魏公说：“韩琦不敢擅自处置，我也是这样说。” 文彦博、富弼入朝任宰相，诏令百官到郊外迎接。范镇说：“用虚浮的礼节来抬高他们，不如用至诚之心来推重他们。”按照近来的制度，两制官员不得到宰相私宅拜访，百官不得私下拜见，这是没有用诚意推重他们。希望停止郊外迎接，取消拜谒禁令。日格子说：“宰相的职责，没有比汇集众人的意见更困难的。拜谒禁令不取消，即使想汇集意见，怎么能做到呢？至于郊外迎接，那是引导人阿谀奉承。范公可以说是懂得宰相之道了。” 正逢将要举行南郊祭祀，彗星出现了。宰相赵普召见杜镐询问此事。杜镐说：“临祭而遇日食，尚且要停止祭礼，何况出现这样的灾异呢？”赵普把这番话告诉皇帝，皇帝立即停止了南郊祭礼。日格子说：“临祭而停止礼仪的情况是有的，但那都是日食之类的事情。彗星不是日食之类的事情，而属于月份和时日方面的事情，南郊祭祀怎么能因此停止呢？如果认为这是灾异而感到恐惧，就应当修养德行来消除灾异，这才是礼。只是白白停止礼仪，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公获准退休，苏轼前去祝贺他说：“您虽然退下了，但声名更加显著了。”公神色忧伤地说：“君子如果能使意见被听取、计策被采纳，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就消除它，使天下暗中受到他的恩惠，而自己没有智谋之名和勇功之名，我偏偏不能获得这样的命运啊！假如天下因为我而受到祸害，我却享有声名，我于心何忍呢！”苏轼惭愧地退了出去。日格子说：“难以进仕而容易退处，是君子最盛大的节操。然而，难道是想借此求得名声吗？”所以，明智的人遇到这种事只会吊唁，不会祝贺。

译神宗询问宰府地震灾变的原因，曾公说：“这是阴气盛。”皇帝说：“谁属于阴？”曾公说：“臣下是君主的阴，妻子是丈夫的阴，夷狄是中国的阴，都应当警戒。”皇帝又问公，公说：“只不过是小人结党势力盛大罢了。”皇帝听后不高兴。日格子说：“那么，这两个人的说法怎么样？”回答说：“都还不对。乾，是天的德；坤，是地的德。天不能表现乾德，所以发生裂变；地不能表现坤德，所以发生震动。宰府掌管典章制度，那么这次地震，难道是臣下中有人将要改变祖宗之法吗？即使如此，地不能表现坤德，为什么不从乾德方面寻找原因呢？” 公多次推荐欧阳公，但仁宗没有任用他。后来有一天，他再次推荐说：“韩愈是唐代的名士，天下人都希望任用他为宰相，但最终没有任用。即使让韩愈担任宰相，也未必对唐朝有所补益，可是议论此事的人直到今天还认为这是诽谤。欧阳修就是当今的韩愈，陛下却不任用他，臣恐怕后世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把诽谤涉及国家，不只是涉及臣。陛下何不姑且试用他一次，以使天下和后世明白呢？”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日格子说：“宰相是为天下设置的，所以如果这个人合适，内心就真诚地选用他；如果这个人不合适，内心就真诚地舍弃他。姑且任用他，只是为了求得免除后世对国家的诽谤，难道不与古代迪知忱恂告诫后世的做法不同吗？否则，就是把仁宗看得太浅薄了。” 彗星出现在寅、艮之间，耿南仲等人都说，这种灾异应验在外族，不值得忧虑。李光上奏说：“孔子编撰《春秋》，不记载祥瑞，大概是想使国君恐惧戒惧、修养反省，从没有听说把灾异归咎于外族。” 日格子说：“把灾异归属于某个分野，是列国时代的占验方法。统一的时代就不是这样了。大君是天下的主人，可以有分野，却没有各自分属的气运。” 皇帝想任命王钦若为宰相，王旦说：“臣见祖宗朝从来没有南方人主持国政的。”真宗于是停止了这一打算。王旦去世后，王钦若才受到重用，他对人说：“王公使我晚了十年才做宰相。” 日格子说：评论人不如看他的品行，不应看他的地域。孟子说：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君主不以地域取人，臣下却偏偏以地域取人吗？人的忠诚或奸邪，本来南北各地都有。有人说：“那就参照任用吗？”回答说：“不。只看这个人是否合适。” 当初，文帝去世，羊祜对传玄说：“三年之丧，即使尊贵的人也应当完成服丧；从天子以下，汉文帝却把它废除了。如今主上天性极其孝顺，虽然被迫脱去丧服，实际上仍实行丧礼。如果借此改变汉、魏以来浅薄的风俗，兴起先王的制度，不也是好事吗？”传玄说：“汉文帝因为处在末世，风俗浅薄，不能实行国君的丧礼，所以顺势把它废除了。废除数百年后，突然恢复古制，很难实行。”羊祜说：“如果不能让天下人都合乎礼制，至少让君主实行丧礼，难道不还是好事吗？”传玄说：“这样做就会只有父子关系而没有君臣关系，三纲之道就会亏损了。”羊祜于是停止了争论。日格子说：“《舜典》说：‘帝于是去世，百姓如同死了父母，四海之内停止娱乐，八音也停止。’这是尧的百姓所达到的境界。若要为此制定中等的制度，《周礼》就在那里，谁说这样会只有父子关系而没有君臣关系呢？把这种做法同以日数代替月数相比，已经差得太远了。” 苟晞依靠姨母生活，奉养她十分优厚。姨母的儿子请求担任将领，苟晞拒绝他说：“我不能因为私情而宽免触犯王法的人，你将来不会后悔吗？”他坚持请求，苟晞才任命他为督护。后来他犯法，苟晞手持节杖将他斩杀。姨母叩头请求救他，苟晞不答应。事后，他穿着素服为他哭泣，流着泪说：“杀死您的，是兖州刺史；哭泣弟弟的，是苟道将，因为他的执法就是这样。” 日格子说：这是苏、章、张、镇、周等人所持的用心。他们对于故人、君子尚且有所议论，何况是姨母的兄弟呢？法律不能宽免，本来是对的。如果当初不让他担任官职，又怎么会到了依法处置、受到议论的地步呢？公义和私情，就在这里体现出来。如果不能这样做，而法律又必定要加以惩处，那么为什么不也自行弹劾自己的私情，听候上级命令呢？那总比现在更好一些。” 有人想恢复肉刑，提议抓取死囚来试行劓刑和刖刑。吕公著说：“如果试刑而没有把人杀死，肉刑就会因此实行。”于是停止了这件事。日格子说：“肉刑不能恢复，是因为没有先王的教化作为先导。如果先有教化，即使施刑而杀人，也就是所谓使人有生路而不受怨恨的办法。否则，即使不杀人，我也没有看出它有什么可取之处。为什么还要试行呢？孔子憎恶制作俑来陪葬的人，可以说：‘试行肉刑这件事的意义，比制作俑更严重。’吕公著大概懂得这个道理吧？” 高帝把秦朝繁苛的礼仪法令全部废除，改为简易制度。群臣饮酒争功，醉后有人胡乱呼喊，拔剑击打柱子。高帝对此很忧虑。叔孙通知道这件事后，皇帝更加厌恶这种情况。他劝皇帝说：“儒生难以和他们一起进取天下，却可以和他们一起守成。我愿意征召鲁地的儒生，和我的弟子共同制定朝廷礼仪。”皇帝说：“可以试着做一做，使礼仪简明易懂，成为我能够实行的制度。”于是叔孙通派人征召鲁地儒生三十多人。鲁地有两位先生不肯前往，说：“天下刚刚安定，死者还没有安葬，受伤的人还没有康复，却又想兴起礼乐。礼乐之所以能够兴起，要积累德政百年以后才可以实行。我们不忍心替您做这样的事。”叔孙通笑着说：“你们真是鄙陋的儒生，不懂得时势的变化。”于是他与征召来的三十多人向西而去，加上皇帝身边通晓礼学的人和他的弟子一百多人，在野外用绵、苇编成的简易设施练习礼仪。日格子说：那两位先生的见识高尚。叔孙通把随时变通当作通达。那么，礼与其兴起，难道宁可废弃吗？礼因为繁琐艰难而废弃，却可以因为简明易行而兴起。周朝的文治礼制，汉高帝已经不能实行了；但殷人的质朴、夏人的忠厚，又有什么地方不能采用呢？如果礼仪简约而容易实行，汉高帝未必不会听从。叔孙通不以简易来衡量君主，却用尊贵隆重的礼仪迎合君主，所以才采用秦朝的礼仪，这是叔孙通的罪过。否则，原庙和进献果品的礼仪又是谁制定的呢？他明明想要这些礼仪，却用粉饰过错来迎合君主，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叔孙通的用心了。即便如此，德与礼本来是一回事。假如礼废弃了，那么百年之内，君臣关系将会怎样？父子关系将会怎样？难道能说‘我积累德政来等待礼仪复兴’吗？所以说，那两位先生的见识高尚。《易经·蛊卦》的上九爻辞说：‘崇尚高尚的事业。’

译州郡发生灾荒旱灾，王望巡视所属地区时，看见五百多名饥民赤身露体、以野草充食，悲悯不已，于是便宜行事，拿出当地的布匹和粮食供给他们，并为他们制作粗布衣服。事情办完后，他上书报告。皇帝认为王望没有先行上表请示，便把奏章交给百官，详细讨论他的罪过。当时公卿都认为王望擅自发号施令，法律自有固定条文。只有锺离意说：“从前华元、子反，是楚国、宋国的贤臣，没有禀告君命，擅自使两国讲和。《春秋》的义理把这件事当作美谈。如今王望心怀仁义而忘记罪责，如果用法律绳之以法，就会违背圣朝爱护养育百姓的宗旨。”皇帝赞许锺离意，于是议定赦免王望，不加罪于他。日格子说：“对汲黯称作‘矫’，对韩韶称作‘擅’，对王望称作‘专’，其中难道还有分别吗？汲黯所做的事不是他所受命办理的，所以称为‘矫’；韩韶所做的事不是他所负责的范围，所以称为‘擅’；王望所做的事却是在他所管辖的地区。百姓饥饿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看见得这样晚，请求上报又为什么不预先进行呢？如果舍弃‘专擅’这一点而只追究怠慢，王望还有什么话可说？假如因为急于救济百姓的疾苦而赦免他，一句话就足够了，又何必拿华元、子反来作比呢？华元、子反擅自调解的是两个国家的争端，与王望的事情不同，把它们相比并论，并不是《春秋》的旨意。” 韩宪建立功勋后，回朝任大将军，威势震动天下。后来又出任武威驻军，适逢皇帝到西边祭祀园陵，下诏让韩宪与车驾在长安会合。韩宪到达后，尚书以下的官员商议要向他行拜礼，并伏地高呼万岁。韩棱严肃地说：“对上交往不能谄媚，对下交往不能轻慢。礼制中没有臣子向人称万岁的规定。”议论此事的人都惭愧了，于是停止了这件事。日格子说：“古代祝愿君主长寿万年的话，《诗经》《尚书》中都有记载。自从汉代在嵩山呼喊万岁之声传开以后，‘万岁’便成了祝贺君主的辞语。除了一人之外，还有谁敢接受这种称呼呢？韩棱待人，和张咏约束自己相比，是多么严厉啊！然而，在事情尚未发生时折止谄媚，难处在于不畏惧；在仓促之间平息喧争，难处在于不怀疑。所以，事前防止谄媚是可能的，仓促间平息争端却不可能。” 秦国出兵索求九鼎，齐国派陈臣思率军前来救援，于是秦军撤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万人〕 ○大事记 日格子说：“九鼎为什么铸造于禹时呢？《墨子》记载说是为了纪念禹治水的功劳，把它告示给万世。因此，统治天下的君主，应当世代守护它，不必迁移。迁移九鼎始于商代，周灭商以后又迁移了一次。义士对此非难，大概是有道理的，只是如今已经无法听到了。然而，不把九鼎归于周，而把它归于土地中央，其中仍然有禹的用意。可是论说者把它看作传国的贵重器物，楚国询问它、秦国索求它，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王孙满说：‘关键在于德，而不在于鼎。’这句话足以打破千古以来的疑惑了。” 《学史》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学史》卷十 （明）邵寳撰写 ○亥【共三十章】曲周有个百姓的父亲病了，他杀牛祈祷，县令判他弃市处死。陈矫说：“这是孝子。”于是上表请求赦免他。日格子说：“法律规定，听说杀人的要处死，却没有听说杀牛的要处死。难道是因为他用牛来祈祷吗？那就太僭越了。难道这样也可以称为孝吗？免除死刑而把他安置起来，这样合乎法律。魏国的法律怎么样呢？魏国的法律不是先王的法律。舍弃魏国的法律而遵从先王之法，君子的议论本来就应当如此。” 大规模毁坏佛寺，使僧尼重新成为平民。日格子说：“铲除异端的方法，韩愈所说的让僧人还俗、焚烧他们的书籍、没收他们的住所，用先王之道明确教导他们，已经达到极点了。认为除恶必须从根本做起，因而把他们全都杀掉，这是不对的【北魏太武帝诏令说：从王公以下直到平民，私自在家供养沙门、道士、巫师的人，都遣送到官府；限定在当年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过期不交出的，巫师和沙门处死，主人灭门】；认为这是矫枉过正，姑且放置不管，也是不对的【《金史·张暐传》记载：皇帝问张暐说：‘僧道三年考核一次，八十人中取一人，难道不是太少了吗？’张暐回答说：‘这些人白白消耗粮食，没有好处反而有害，不应当使他们增多。’皇帝说：‘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都是贤君，但寿命都不长；虽然可以说是偶然，似乎也有一定原因。’张暐回答说：‘这三位君主矫枉过正。如今既不毁除，也不崇奉，才是适中的做法】。不过，金国和北魏的君臣本来没有什么值得深入议论的，武宗或许还差可相比吧？” 韩宣曾在邺宫出入，某次在东掖门内与临菑侯曹植相遇。宣阂潦不得去，于是拿扇子遮住自己，停在道路旁边。曹植嫌韩宣没有行礼，便停下车，让他的侍从问韩宣担任什么官职。韩宣说：‘是丞相的军谋掾。’曹植说：‘你应该冒犯列侯吗？’韩宣说：‘按照《春秋》的义理，王室使者即使地位卑微，也排在诸侯之上；我没有听说宰士要向低于自己的士人和诸侯行礼。’曹植于是放他离去。日格子说：“王室使者的地位在诸侯之上，是因为上面有王命；如果没有王命而在道路上相遇，也一定应当讲礼，何况对方还是与王室有亲密关系的诸侯呢？”拿扇子遮住自己，停在道路旁边，这算是做什么？韩宣不停地辩说，临菑侯却不追问，这究竟是因为情势，还是因为身份差别？” 君蒨善于应对辞令。湘东王曾经出兵，有人带着妻子随军，湘东王说：“才能比不上李陵，不能先杀掉女子；又不是孙武，竟然想驱使妇人参战。”君蒨立即应声说：“项籍是壮士，尚且有爱护虞姬的情意；纪信能够成就功业，也借助了姬妾的力量。” 日格子说：“兵法重视严肃整齐，所以军中有禁止将领带妻子同行的戒条。项籍即使因此遭到失败，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陈平有计谋而出奇制胜，孙武没有杀意而借此显示军威，这些都是一时的事情，也不能当作固定不变的法律。如果按照法律来论，李陵出征时尚且应该晚一步再杀女子，何况没有举发她们的人呢？湘东王的话说得漂亮，君蒨的辩解很强，我都不取。即便如此，得到这番说法而反复推究它，就更可以对出兵用军的节制没有疑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