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卷二

译诸侯在戚地会盟，是为了讨伐曹成公；他们把曹成公拘捕后送到京师。诸侯准备让子臧朝见周王并拥立他，子臧推辞，于是逃亡到宋国。【《左传·成公十五年》】曹国人向晋国请求说：“自从我们的先君宣公去世，国人就说：‘怎么办呢？’忧患还没有消除，晋国又来讨伐我们的国君，使曹国社稷失去了依靠。公子这样做，是要大大毁灭曹国啊，我们冒昧私下把这些话告诉您。”曹国人再次请求，晋侯对​​子臧说：“回去，我送你回国，让你做国君。”子臧回去后，曹伯也被送回国。子臧把自己的封邑和卿的职位全部交出，却不出任国君。【《左传·成公十六年》】日格子说：“曹国人重视失去依靠，公子的心意由此可以看出。晋侯想让子臧回国，难道只是让子臧回去吗？他应当向周王请示，宣布曹伯有罪，再以国家的名义任命子臧。这样才是霸主的意志能够在周王那里施行，周王的意志又能够在诸侯中施行。子臧即使想不回去，哪里能够不回去？即使想不即位，哪里能够不即位？否则，只是让子臧回去，难道是曹国人的意愿吗？因此，说这是成全了子臧的节操，可以；说这是平定了曹国的动乱，不可以。” 张良曾经有一次闲暇时从容地到下邳桥上漫步，有一位老人穿着粗布衣服来到张良那里，故意把鞋掉到桥下，回头对张良说：“小子，下去把鞋取来！”张良惊愕，想要打他；但因为他年老，便强忍怒气下桥取鞋。老人说：“给我穿上。”张良既然已经替他取了鞋，于是跪着为他穿上。老人伸脚让张良穿好，笑着离开。张良非常惊讶，目送着他。老人走了一里左右，又回来对他说：“小子可以教导了。五天后天刚亮时，和我在这里相会。”张良于是奇怪地跪下说：“好。”五天后天刚亮，张良前往，老人已经先到了，生气地说：“和老人约定见面，为什么迟到？”说完便离去，说：“五天后早些来相会。”五天后鸡鸣时，张良前往，老人又已经先到了，再次生气地说：“又为什么迟到？”说完便离去，说：“五天后再早些来。”到了第五天，张良在夜里还不到一半时就前往；过了一会儿，老人也来了，高兴地说：“就应当这样。”他拿出一册书，说：“读这部书，就能成为君王的老师。”又说：“十年后将要兴起；十三年后，你将在济北谷城山下见到我，黄色的石头就是我。”说完便离去，没有再说别的话，从此不再出现。第二天早晨，张良查看那部书，原来是《太公兵法》。张良因此觉得奇异，常常学习并诵读它。【《史记·留侯世家》】日格子说：“秦国销毁兵器，秦以前的兵书难道还能独自保存下来吗？即使万中只有一件，也不应当有机会被桥上的老人得到并传给张良；这老人实在不是人世间的人。老人赞赏张良的义气，又惊异于他狙击的勇敢，于是教导他。教导在于心意，不在于言语，何况只是书呢？所以，他能够成为帝王的老师却不亲自做帝王，运用智谋而不用武力，守柔持谦，预先等待事情发生。凡是十天之内多次显露出这些意旨，就已经达到极致了。张良一生中难道有一次行动不是出于这些吗？既然这样，所谓谷城黄石又是什么呢？老人以此隐遁，张良以此显得神异，这本来也是传授者与接受者在传授之外留下的意旨。” 狄仁杰巡抚江南，毁掉吴楚地区的淫祠一千七百所，只保留大禹、太伯、季札、伍员四座祠庙。【《唐书·狄仁杰传》】日格子说：“祠庙因为功德而保存大禹、太伯，这是理所当然的。季札次之。伍员是什么人，竟也能同他们并列？或许是因为对复仇之义有所感触吧。梁公痛恨武曌，就像伍员痛恨楚平王一样。相隔久远而彼此感应，假如九泉之下的人能够复生，难道伍员会不与梁公一同归来吗？经过他的祠庙，怎么忍心毁掉它呢？既然如此，伍员的祠庙最终就不能毁掉吗？在吴地的应当保留，在楚地的则不应保留。” 昭宪太后病重，召赵普入宫接受遗命，对太祖说：“你知道你能够得到天下的原因吗？”太祖说：“这是祖先和太后的福德积累。”太后说：“不是这样，正是因为周世宗让年幼的儿子主持天下，所以你才能走到今天。你百年之后，应当把帝位传给光义、光美，再传给德昭。国家有年长的君主，是社稷的福气。”太祖哭着说：“我哪里敢不遵从您的教诲呢？”【《宋史·太祖本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岁〕 日格子说：“太后为什么会有传位给年长君主的遗命呢？了解儿子没有比母亲更深的，太后看出太宗不能成为周公，确实明察。如果真是这样，太祖就应当依据兄终弟及的礼制，把帝位传给太宗，发布诏书告知天下；这样名分从来不会不正，言辞也从来不会不顺。何必辗转相传，最终传到太宗的儿子呢？宋穆公拥立宣公，而宣公的儿子后来享有君位，君子说：如果道义使太宗具有宣公那样的心，即使不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指定侄子为继承人，侄子也仍然能够即位。否则，死后的事情，又怎么能管得住别人不服从呢？况且周太王曾想把君位传给季历，使其成为文王；吴国公子诸樊曾想把君位传给余祭、夷末，再传给季子；如今这些都没有实行，却也采取兄弟相传的做法，只是自找祸乱罢了。” 成王即位，周公等人辅佐他。于是营建成周洛邑，把那里作为天下的中心，诸侯从四方前来纳贡，道路远近均等。有德，便容易在那里称王；无德，便容易在那里灭亡。凡是居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希望周王朝务必要用德行招致人民，而不是凭借险要地势，使后世骄奢并虐待百姓。【《史记·刘敬传》】日格子说：“周公选择洛邑，是因为它居天下中央，而不是因为地势险要，也不是因为地势不险要。孟子说：‘巩固国家不能依靠山川的险阻。’只依靠险要地势是不对的。《易》说：‘王公设置险阻，用来守卫自己的国家。’认为完全不需要险阻也不对。” 东方朔刚到长安时，到公车署上书，全部用了三千篇奏牍。公车令派两个人共同抬举他的奏书，仅仅能够承受得住。汉武帝从上方开始读，每读完一处就用‘乙’字标记停顿的地方。读了两个月才读完。【《史记·东方朔传》】日格子说：“东方朔究竟说了些什么，汉武帝竟然这样勤勉地阅读？董仲舒的对策，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魏文侯端正衣冠戴着冕旒听古乐，只怕自己睡着；听郑、卫之音，却不知道疲倦。汉武帝的心情，大概也是如此。虽然这样，东方朔的话也常常含有讽谏的意思，可惜汉武帝不能选择其中有益的内容加以采用。” 陈胜称王时，魏咎前往归附他。陈胜派魏人周市巡视魏地，周市准备拥立自己为王，周市不接受，迎请魏咎。魏咎在陈地往返五次，陈王才派人拥立魏咎为魏王。章邯已经击败陈王，又进军攻打魏国，包围临济。魏咎替他的百姓约定投降，约定之后，魏咎自焚而死。【《史记·魏豹传》】日格子说：“魏咎对于自身和百姓，可以说是两方面都保全了：保全百姓，使他们活下来；保全自身，则以死来完成。虽然如此，这并不是正道，也不可以拿来作为规范。”

译子孔执掌国政，制定文书来按位次安排听政的秩序。他征召大夫和各司的官员到门下，子产不顺从，子孔将要杀他。子产制止了这件事，请求为此焚烧文书。子孔不同意，说：“制定文书是为了安定国家，如今因众人愤怒而把它烧掉，这就是让众人执政，国家不也就难以治理了吗？”子产说：“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个人的专断欲望也难以实现。把这两种难处合在一起以求安定国家，是危险的办法。不如烧掉文书来安抚众人，您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众人也得到安定，不也是可以的吗？如果一味专断而不能成功，触犯众人而引发祸乱，您一定会听从我的。”于是就在仓门外焚烧文书，众人这才安定下来。《左传·襄公十年》日格子说：“我听说君子，礼制在不得已时可以变通。季武子把鲁君的冠礼办在卫国的宗庙里，有什么不得已的呢？晋侯在黄河边宴请鲁公，问了他的年龄便命令他行冠礼，这也太骄横了。季武子的回答，为什么不也说：‘回国后将要举行冠礼了。’小国侍奉大国，其恭敬本来就是这样，于是曲意顺从晋侯的心意，在卫国借来钟磬，这该怎么说呢？礼制如果可以随意改变，那么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呢？” 鲁襄公送晋侯。晋侯在黄河边设宴款待鲁襄公，问鲁襄公的年龄。季武子回答说：“在沙随会盟的那一年，我国国君出生。”晋侯说：“已经十二年了，这叫一终一星终，也就是一轮岁星运行结束。国君十五岁生子，行冠礼后生子，这是礼制。国君可以行冠礼了。大夫为什么不准备冠礼的用具？”武子回答说：“国君行冠礼，一定要按照裸享的礼仪举行，用金石奏乐来配合，并在先君的宗庙中举行。如今我国国君正在出行，还不能准备。请等到了兄弟之国，再借来所需的礼器。”晋侯说：“好。”鲁公回国，到了卫国，在成公的宗庙中行冠礼，借用了钟磬。这是合乎礼制的。《左传·襄公九年》日格子说：“我听说君子，礼制在不得已时可以变通。季武子把鲁君的冠礼办在卫国的宗庙里，有什么不得已的呢？晋侯在黄河边宴请鲁公，问了他的年龄便命令他行冠礼，这也太骄横了。季武子的回答，为什么不也说：‘回国后将要举行冠礼了。’小国侍奉大国，其恭敬本来就是这样，于是曲意顺从晋侯的心意，在卫国借来钟磬，这该怎么说呢？礼制如果可以随意改变，那么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呢？” 吴王余祭七年，楚国公子围杀了楚王郏敖，取代他即位。吴王余昧二年，楚国公子弃疾杀了楚灵王，取代他即位。《史记·吴世家》齐厘公十九年，鲁桓公杀了他的哥哥隐公，自己立为国君。《齐世家》灵侯九年，陈国司徒招杀了他的国君哀公。曹成公五年，晋国的栾书、中行偃让程滑杀了晋厉公。《管蔡世家》陈哀公三十八年，楚国公子围杀了他的国君郏敖，自己立为灵王。《陈世家》卫成公二十六年，齐国邴歜杀了他的国君懿公。《卫世家》日格子说：“太史公撰写各国世家时，对于邻国弑君夺位的事情，都把它记载下来，好像是本国的事情一样，为什么这样不怕烦琐呢？齐国的陈恒杀了他的国君，孔子沐浴后上朝，向鲁哀公报告，请求出兵讨伐他。谁说邻国的弑逆之事不是本国的事情呢？” 屠岸贾起初受到晋灵公的宠信。到了晋景公时，屠岸贾担任司寇，将要发动变乱，于是追究杀害灵公的凶手，把赵盾牵连进来。他遍告各位将领说：“赵盾虽然不知道这件事，仍然是弑君凶手的首领。以臣下弑杀君主，而他的子孙还在朝中，拿什么来惩罚罪人呢？请把他们杀掉。”韩厥说：“灵公遇害时，赵盾在国外，我们的先君认为他无罪，所以没有杀他。现在各位要杀他的后代，这是违背先君的意旨；如今无端杀人，这就叫乱臣。发生大事而君主不知道，这是目无君主。”屠岸贾不听。《史记·赵世家》日格子说：“给弑君者加上贼人的名号，人们就可以讨伐他。晋国的动乱，虽然有人想借此兴事，但其说辞就是这样，也确实可怕。《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之所以恐惧，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君子曾经判断过这类案件：儿子杀父亲，凡是在宫中的人，一律处死，不能赦免；臣下杀君主，凡是在官府任职的人，一律处死，不能赦免。却没有听说要追究并诛杀他们的子孙。董狐的记载，就是一个国家的刑罚。当时没有抓到贼人而不加诛杀，到了第二代才把他的家族牵连进来，这该怎么说呢！” 张良说：“从前商汤讨伐夏桀，却把桀的后代封在杞国，是估量自己能够掌握夏桀的生死。如今陛下能够掌握项籍的生死吗？”高帝说：“还不能。”这是不可这样做的第一个原因。周武王讨伐商纣，却把纣的后代封在宋国，是估量自己能够得到纣的头。如今陛下能够得到项籍的头吗？”高帝说：“还不能。”这是不可这样做的第二个原因。《史记·留侯世家》日格子说：“商汤讨伐夏桀后封杞国，是合乎礼的；周武王讨伐商纣后封宋国，也是合乎礼的。张良替皇帝筹划，却不希望皇帝成为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人，为什么呢？” 叔孙不食死后，竖牛拥立昭子并辅佐他。昭子即位后，召集叔孙氏的家臣们到朝廷，说：“竖牛给叔孙氏带来祸患，使国家大乱，杀死嫡子而拥立庶子，又侵夺叔孙氏的封邑，想借此来赦免自己的罪行。没有比这更大的罪了，必须赶快杀掉他。”竖牛害怕，逃往齐国。孟仲的儿子在塞关外杀了他，把他的头扔到宁风的荆棘上。孔子说：“叔孙昭子不受劳苦，这是不可能的。《左传·昭公五年》甫瑕虽然曾经劫持并杀死郑国的子，却把厉公迎回国内；厉公最终反过来背叛并杀了他。这同晋国的里克有什么不同呢？《史记·郑世家》日格子说：“叔孙昭子不受劳苦，孔子称赞了他。郑厉公对待傅瑕，晋惠公对待里克，难道也可以同叔孙昭子相比吗？没有罪过的人可以杀人，突和圉的心思，已经不是昭子的心思了。把别人置于罪地，却想要杀掉别人，即使那人死了，我也知道他并没有心服。” 庄公病重，将要死去，因病召见季子。季子到了，庄公交给他国政，说：“如果我不能从这场病中起身，我将把鲁国交给谁呢？”季子说：“般还在，您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庄公说：“难道能这样吗？牙对我说：‘鲁国，一生一代相传，您已经知道了。’庆父也还在。”季子说：“哪里敢这样做？难道他将要作乱吗？哪里敢这样做？”《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子干回国，韩宣子向叔向问道：“子干能够成功吗？”叔向回答说：“困难。”宣子说：“有什么困难？”叔向回答说：“芈姓之中一旦发生变乱，必定由季氏继立，这是楚国一贯的情况。《左传·昭公十三年》日格子说：“这是偶然发生的变化，却有人用邪恶的心思促成它，不能把它作为常规。继承人缺位，然后才可以讨论继承正统，也才可以讨论权宜继承。长幼关系也是这样：年长者继承正统，年幼者只是权宜之计。”

译杞国衰微得很厉害，不值得一提。楚惠王灭掉杞国，后来越王句践兴起。《史记·杞世家》自从太伯建立吴国，过了五代，周武王灭亡殷商，把太伯的后代封为两支：一支是位于中原的虞国，另一支是位于夷蛮之地的吴国。过了十二代，晋国灭掉了中原的虞国；中原的虞国灭亡后，过了两代，夷蛮之地的吴国兴起。《史记·吴世家》楚国灭掉陈国，而田常在齐国掌握政权，最终建立国家，百代不绝。《陈世家》日格子说：“天道竟然如此公正而没有差错吗！圣人对天下所立的功劳，没有谁能超过舜、禹、稷。天下的报答尚且会延及后代，留下恩泽。” 季武子讨伐莒国，夺取了郓地。莒国人向会盟者控告，楚国向晋国控告说：“盟约刚订立还没有退出会场，鲁国就攻打莒国，这是亵渎齐国主持的盟约，请杀掉鲁国的使者。”乐桓子辅佐赵文子，想向叔孙氏索取财货，便替他请求出使，并请求叔孙氏送给他衣带，叔孙氏没有给。梁其踁说：“用财货来保护自己，您为什么吝惜呢？”叔孙说：“诸侯会盟，是为了保卫国家。我如果靠财货免罪，鲁国一定会遭受军队攻打，这就是给鲁国带来祸患，哪里谈得上保卫国家呢！”《左传·昭公元年》日格子说：“这是使者的言辞发生了变化。叔孙不靠财货免罪，他真贤明啊！忘掉自身，却没有忘掉国家。” 张审素任嶲州都督时，有个叫陈纂仁的人诬告他冒领战功等级、私自役使士兵。唐玄宗怀疑此事，下诏命监察御史杨汪立即审查陈纂仁。陈纂仁又告发张审素与总管董堂礼谋反。董堂礼无法忍受愤怒，杀了陈纂仁，率领七百士兵包围杨汪，胁迫他揭发上奏，以洗清张审素的罪名。不久，官吏共同斩杀董堂礼，杨汪于是认定张审素确实谋反，杀了他，并没收了他的家产。张琇和哥哥张瑝当时还年幼，被迁徙到岭南。过了很久，他们逃回去，杨汪改名为万顷。张瑝、张琇夜里在魏王池伏击万顷，张瑝砍伤他的马，万顷受惊，来不及交战，被张琇杀死。官吏逮捕了兄弟二人并上报，中书令张九龄等人都称赞他们孝顺而刚烈，认为应当免除死罪。侍中裴耀卿等人陈述不可免死，皇帝最终采用了裴耀卿的意见，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是冤屈。皇帝下诏申明解释此事，于是杀了他们。《唐书·张琇传》日格子说：“张琇知道父亲蒙受冤屈，却不知道皇帝下诏命令调查此事，便不可以擅自杀人；只有亲情而没有君臣之义，不能称为孝，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可以宽赦的呢？不过，杨汪奉诏立即审查此案，却又听信陈纂仁再次告发的言辞，不请示便擅自拘捕张审素；董堂礼无法忍受愤怒而杀了陈纂仁，杨汪又被包围并受到胁迫。张审素是否参与谋反，罪责总应有所归属；杨汪却不请示皇帝查究，便擅自把他斩杀，这本来也是招致杀身之祸的做法。那么，张琇和张瑝为什么不可以只原谅其中一人呢？两人都杀掉，也就过分了。” 齐国太仓令淳于公犯罪，应当处刑。他的小女儿缇萦上书说：“我的父亲做官时，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如今却因犯法应当受刑。我悲伤地想到，死者不能复生，受过肉刑的人也不能恢复原状，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我愿意没入官府做婢女，来赎父亲的刑罪。”天子怜悯她的心意，下诏废除肉刑。《史记·文帝纪》吉翂请求代父去死，皇帝赦免了他。丹阳尹王志想在年初举荐他为“纯孝”，吉翂说：“奇怪啊，王府尹！您为什么这样低估我的品格呢？父亲受辱，儿子去死，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接受这次举荐，就是借父亲的事情来取得名声，还有什么耻辱能超过这个呢！”他坚决拒绝，事情就此作罢。《梁书·吉翂传》日格子说：“真正了解汉文帝的人，难道不正是看他废除肉刑吗？真正评论汉文帝的人，难道不正是评论他废除肉刑吗？《纲目》没有记载这件事，并不是因为缇萦的事情与缇萦本人无关。缇萦，是为吉翂申诉的人；吉翂，佩服她。” 孟孙打猎得到一只小鹿，让秦西巴带回去煮了它。小鹿的母鹿一路跟随并悲鸣，秦西巴不忍心，便放开小鹿还给了母鹿。孟孙回来后，询问小鹿在哪里。秦西巴回答说：“它的母亲跟随着它悲鸣，我实在不忍心，私自把小鹿放了还给母鹿。”孟孙大怒，赶走了秦西巴。过了一年，孟孙又把秦西巴召回，让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左右的人说：“秦西巴得罪了您，现在却让他做公子的老师，这是为什么？”孟孙说：“连一只小鹿都不忍伤害的人，对人又怎么会忍心呢？”《淮南子·人间训》日格子说：“不忍之心人人都有，只是不能把这种心推行到政事中，是因为被利害得失迷惑了。因此，秦西巴放走小鹿，可以同他谈论不忍之政。他难道不知道孟孙一定会发怒吗？然而他不因此恐惧。不忍心伤害别人，并不困难；不因害怕而改变，也很困难。不忍，是仁；不畏惧，是义。所以君子若没有义，就不能成就仁。” 微子开，是殷帝乙的长子，也是纣王同父异母的哥哥。《史记·宋世家》○按：《尚书》也认为他是殷王的长子。《吕氏春秋》说：微子出生时，他的母亲还是妾；后来成为王妃后生下纣，所以微子是纣王同母的庶兄。《宋世家》注 日格子说：“两个女子一同出嫁，有的成为妻，有的成为妾，娥皇、女英就是这样。尊卑按照年龄决定，同一个母亲所生的子女，有的成为嫡子，有的成为庶子，启和纣就是这样。贵贱按照名分确定，年龄通常决定次序，名分则用来应对变化。君子辨别容易混淆之处，阐明隐微之理，在这些方面做到极致。” 此前，弓高的守备十分严密。有位中使夜间到来，守将没有开门接纳，直到天亮才让他进去。中使大骂并发怒，贼人的间谍知道了这件事。后来，贼人假装派人作为中使在夜间到来，守将立即开门接纳，贼兵便跟随进入。《通鉴·唐穆宗二年》日格子说：“由此就可以知道汉文帝为什么不放松驰禁，以及周亚夫驻军营垒而不肯随意开门并不是迂腐。” 皇帝下诏讨论是否把穆宗以下的皇帝迁出太庙。吏部尚书李景让上奏说：“穆宗是陛下的兄长，敬宗、文宗、武宗是兄长的儿子。陛下拜见兄长尚且可以，难道可以拜见侄子吗？应当把这四位君主迁出太庙，让代宗以下的君主重新入庙。”皇帝下诏让百官讨论，事情没有决定便停止了。当时的人因此轻视李景让。《通鉴·唐宣宗十年》日格子说：“君臣名分更为重要，兄弟、叔侄之间的名分相对次要。所以孔子认为把鲁僖公升到鲁闵公之上，是违反昭穆次序的逆祀。” 有人问：“冯唐当面向汉文帝进言，说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却不能任用他们，这话可信吗？”扬雄说：“那是因为他有意激发皇帝。皇帝亲自降低尊贵身份来取信于周亚夫的军队，至于廉颇、李牧，又怎么会不能任用呢？”《扬子法言·重黎篇》日格子说：“汉文帝能够任用廉颇、李牧吗？冯唐是因为尚且知道文帝不能任用他们，扬雄则是因为周亚夫知道文帝能够任用他们。尚且依靠恩惠，周亚夫则依靠法令。汉文帝是恭敬节俭的君主，正因为节俭，所以不能容纳冯唐；正因为恭敬，所以能够容纳周亚夫。廉颇、李牧与冯唐属于同一类人，并不与周亚夫同类。”

译长安的厩吏驾着四匹马的车来迎接，朱买臣于是乘坐驿车进入吴地，见到了前妻；前妻的丈夫正在修整道路。朱买臣停下车，叫人让后面的车辆载上这对夫妻，到了太守的住所，便把他们安置在园中，供给他们食物。住了一个月，前妻上吊而死。朱买臣向她的丈夫要钱，让他负责安葬。《汉书·朱买臣传》日格子说：“假如朱买臣的妻子离开他后没有再嫁，那么夫妻关系可以断绝，也可以恢复。朱买臣显贵后她回来，仍像从前那样对待她，也是可以的。如今她已经改嫁，有了丈夫，朱买臣在路上遇见她而她来求怜悯，周济她并把她送走，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把她和丈夫一起载回来，安置在园中呢？莫非朱买臣对她从前的行为感到愤怒，含有羞辱她的意思吗？不然，她为什么会上吊而死？她死后为她安葬，难道她的丈夫不能做吗？还要向她的丈夫要钱来安葬，妇女被休出后死了，由现任丈夫安葬，这是礼；由前夫安葬，就不合礼。” 苏武年老时，他的儿子苏元因犯法被杀。皇帝怜悯苏武，问身边的人：“苏武长期在匈奴，难道有儿子吗？”苏武于是通过平思侯自我说明：“我当初离开匈奴时，胡人的妻子正好生下一个儿子。”常惠听到这个消息，愿意请使者送去金帛把他赎回来，皇帝答应了。后来，常惠跟随使者来到汉朝，皇帝任命他为郎。《汉书·苏建传》日格子说：“像苏子卿这样守节重义的人，不能让他没有后代。”君子认为，汉宣帝明白大体，具有王者的风范。宋朝把后周柴氏的后代作为二恪，又录用孔子的后代，这也是先王尊崇有德者、仿效贤能者的意思，所以都按照宾礼对待。《宋史·宾礼志》日格子说：“微子的诏命中已有这种道理。考察古代，尊崇有德者、仿效贤能者；尊崇和仿效却不考察古代先例，就不合礼。改朝换代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征伐，一种是禅让。通过征伐取得天下后仍封其后代，是厚道；通过禅让取得天下后再封其后代，就显得薄了。封其子孙来奉祀祖先，是可以的。那么像周恭帝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安置呢？他的名号本来就应当保留。让他终身享有天下的供养，不要让猜疑和嫌隙从中离间，这也是考察古代先例的意义。至于孔子是万世的宗师，历代对他加以褒扬尊崇，这就合乎礼了。把他作为三恪之一，难道不是太远了吗？” 汉光武帝思念中兴功臣，于是在南宫云台上绘制他们的画像。马援因为是椒房亲属，唯独没有列入其中。《汉书·马武论》日格子说：“云台所表彰的功劳，是平定王莽之乱。王莽也是外戚，汉光武帝对此有深刻的惩戒。因此马援没有列入其中，马援与王莽不可相提并论，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君子如果懂得拔除根本、堵塞源头的道理，就不能不对马援格外谨慎，更何况功劳不如马援的人呢？这就是皇帝告诫后代的意思。” 《学史》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学史》卷三 （明）邵宝撰写 ○辰【共三十章】郑国人拥立子良，子良推辞说：“如果论贤能，去疾不够资格；如果论顺序，公子坚年长，所以应当拥立他。”于是拥立襄公。襄公将要铲除穆氏而留下子良，子良不同意，说：“如果穆氏应当保存下来，那本来就是我的愿望；如果将要让穆氏灭亡，那么我也应当和他们一起灭亡。去疾留下来做什么？”于是襄公留下了子良，他们都成为大夫。《左传·宣公四年》日格子说：“自己留下来而宗族灭亡，子良心里怎么想呢？所以他想同宗族一起灭亡，最终却保存了宗族，难道子良原本有意于保存宗族吗？让出国君之位，是礼；与宗族同归于亡，是礼；与宗族一同保存下来，也是礼。不过，子良对于穆氏宗族，有一种不受天命拘束的义理。懂得权变的人，应当对此有所处置；至于拘泥于是否同宗族一起存亡，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前，弥子瑕受到卫君宠爱。卫国的法律规定，偷驾国君车子的，罪至刖刑。不久，弥子瑕的母亲生病，有人连夜告诉他。弥子瑕假称奉君命驾着国君的车出去。卫君听说后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竟甘愿犯刖刑。”《史记·韩非传》日格子说：“这件事在于弥子瑕，没有什么值得议论的。至于那个人，如果是人，那么母亲病了，即使听见国君的车驾，也不能假装驾车去迎接。听说母亲病了却失去视察之心，不是孝子。假装驾驭国君的车驾而获罪，就会毁伤自己的肢体，这还能算孝子吗？或者说，这样侍奉国君就是不忠；如果这也可以做，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 楚子和西子期进攻吴国，到了桐汭。陈侯派公孙贞子前去吊问。到了良地，公孙贞子去世了，准备带着尸体进入吴国。吴王派太宰嚭前去慰劳，并且辞谢陈国的上介。芋尹盖回答说：“我听说，对待死者如同对待活人，是礼。因而有朝聘途中死亡而仍以尸体完成使命的礼，也有在朝聘途中遭遇丧事的礼。如果不带尸体完成使命，就是遭遇丧事而返回，这恐怕不可以吧？那还凭什么做诸侯的主人呢？”吴人于是让他们入境。【《左传·哀公十五年》】日格子说：“这种礼，吴人不知道，陈人也不知道。按照礼，宾客有的已经进入国境，有的还没有传达使命。对于已经进入国境的，主人应替他办理殡殓，由副使代行他的使命；对于还没有传达使命的，就应当带着尸体完成使命。” 诸侯在宋、鲁两国观礼。鲁国有禘祭的乐舞，接待宾客时使用了它；宋国用《桑林》乐舞享宴国君，不也可以吗？【《左传·襄公十年》】日格子说：“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周公的礼制大概已经衰败了。禘祭的乐舞被使用，接待宾客本已是失礼，在失礼中又增加一层失礼。衰败得不也太厉害了吗？真是孝啊。” 秦孝公已经见到卫鞅，两人谈论政事很久。孝公不时打瞌睡，听不进去，便结束会见。景监因此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帝王之道劝说孝公，但他的志向没有开悟。”五天后又去会见，所说的仍不合孝公的心意，于是结束会见。景监又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王道劝说孝公，但还没有进入他的心意。”卫鞅再次会见孝公，孝公认为他说得好，却还没有任用他，对景监说：“你的客人很有才能，可以同他谈谈了。”卫鞅说：“我用霸道劝说孝公，他已经想任用了。”卫鞅再次会见孝公，两人谈得投机，卫鞅不知不觉把脚伸到了孝公的席前，谈了好几天也不厌倦。【《史记·商君传》】日格子说：商君难道真懂得帝王之道吗？懂帝道的人不屑于王道，懂王道的人不屑于霸道，何况是富国强兵呢？古人留下来的事物，必定有其优先之处。商君所说的帝道、王道，大概只是想把它们作为先行试探的说辞罢了。不然，他就是要固守孝公的心意，用这些话试探他；试探两次以后，便知道孝公的心意必定在富国强兵上。所以一开口就立即合乎孝公的心意。大概商君对于富国强兵的办法研究得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