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卷四

译楚军因为陈国叛乱的缘故，仍驻扎在繁阳。韩献子对此忧虑，向朝廷说：“周文王率领殷朝的叛国来侍奉纣王，只是因为懂得时势。如今我们要改变这种做法，就困难了。”见《左传·襄公四年》。日格子说：“周文王率领叛国来侍奉纣王，这是臣下之道。楚国并不是晋君，韩厥却说争夺陈国是改变这种做法，这是什么道理？韩厥在这里说错话了。即使如此，为了争夺土地而交战，就是自己充当纣王，又怎么能率领叛国呢？却还援引周文王来为自己辩解！” 龙廷权任安南留后，派弟弟明𪰋和掌书记黄成雅前来进贡。正逢含光殿举行大宴，皇上认为成雅坐在远处，想稍微提升他的座次，便向宰相王旦询问。王旦说：“从前子产朝见周王，周王按照上卿的礼仪设宴招待他，子产坚决推辞，只接受下卿的礼仪，然后回国。国家施恩安抚远方，优待来宾使者，本来没有什么可疑虑的。”于是把成雅提升到尚书省五品官的座次。见《宋史·交趾传》。日格子说：“周王以接待上卿的礼数宴请子产，说的是礼物和礼数的等级，并不是说他的官位。王旦引用这件事，把成雅提升到尚书省五品官的座次，这可以吗？宋朝对待龙廷权，本来就不能与周王对待郑国相比。把成雅比作子产，这是什么道理？” 虢公、晋侯朝见周王。周王用甜酒宴请他们，命令他们享用。又各赐玉五瑴、马三匹。这不合礼制。《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说：男子的贽见礼物，大的用玉帛，小的用禽鸟，以此彰明身份等级；女子的贽见礼物，不过是榛、栗、枣、脯，以此表示虔敬。如今男女使用相同的贽见礼物，就是没有区别。见《左传·庄公十八年、二十四年》。日格子说：礼数不同却给予相同待遇，其过失很明显；贽见礼物不同却使用相同待遇，其过失较为隐微。君子能够揭示细微之处，所以大夫和宗妇相见时，使用币帛，并且记载在文书中。梁孝王派人杀死前吴国丞相袁盎，景帝召来田叔审查梁王的案件。田叔查明全部情况，回来向景帝报告。景帝问：“梁王有这件事吗？”田叔回答：“臣罪该万死，确实有。”皇上问：“事情证据在哪里？”田叔说：“皇上不要把梁王的事情当作一般案件处理。”皇上问：“为什么？”田叔说：“如今如果梁王不依法伏诛，就是汉朝的法律不能施行；如果他依法伏法，而太后吃饭没有滋味、睡觉不能安席，那么这种忧患就在陛下身上。”景帝非常赞赏他。见《史记·田叔传》。日格子说：“这就是所谓通晓经术的官吏所采取的处理方式。” 田叔任鲁国丞相，刚到任时，百姓自行来控告鲁王，说鲁王夺取了一百多人的财物。田叔抓住其中的首领二十人，每人鞭打五十下以上，又各杖责二十下，愤怒地斥责他们说：“鲁王不是你们的君主吗？你们怎么敢自行来告发！”鲁王听说此事后，十分惭愧，拿出宫中府库的钱，让丞相代为赔偿。丞相说：“是鲁王亲自夺取财物，却让丞相赔偿，这就成了鲁王做坏事、丞相做好事。”丞相的母亲替鲁王赔偿，于是鲁王才把全部财物赔还。见《史记·田叔传》。日格子说：“田叔感化鲁王，做得很好。在当时的情况下，假如鲁王听到这番话仍旧我行我素，田叔又能怎么办呢？答案是：进谏；进谏而不被听从，就离去。田叔大概能够做到这一点。” 桓公确实是因为恼怒少姬，才向南袭击蔡国；管仲便借此攻打楚国，责问楚国不向周王室进贡包茅。桓公确实是向北征伐山戎；管仲便借此命令燕国修明召公的政事。在柯地会盟时，桓公想背弃与曹沬的约定，管仲便借机使他守信，诸侯因此归附齐国。所以说：懂得给予其实是为了取得，这是治理政事的法宝。见《史记·管夷吾传》。日格子说：“桓公、管仲之所以成就霸业，这几句话已经完全概括了。” 当时晏子伏在庄公的尸体上，哭泣直到礼数完毕，然后才离去。难道这就是所谓看见合乎义的事却不去做，便是没有勇气吗？见《史记·管晏列传》。日格子说：“晏婴曾说：‘一个人有君主，而别人把君主杀了，我怎么能跟着君主去死？我怎么能逃亡呢？’即使如此，死与逃亡，都是道义所不允许的。难道也不能讨伐弑君者吗？礼书说：‘臣下弑杀君主，凡是在官府任职的人都应杀无赦；儿子弑杀父亲，凡是在宫中任职的人都应杀无赦。’晏婴只是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并不只是没有勇气。” 费无忌在平王面前诬陷太子，平王大怒，囚禁伍奢，并派城父司马奋扬前往杀太子。奋扬出发后还没有到达，便派人先把消息告诉太子，太子逃亡到宋国。费无忌对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很贤能，如果不杀掉他们，将成为楚国的忧患；可以把他们的父亲作为人质，召他们前来。”平王派使者对伍奢说：“如果能把你的两个儿子召来，你就能活；不能，就处死你。”伍奢说：“伍尚一定会来，伍员一定不会来。”平王派人召见两个儿子，说：“来，我就让你们的父亲活命；不来，我今天就杀伍奢。”伍尚想前往，伍员说：“楚国并不是想让我们的父亲活命，而是担心有漏网之人日后造成祸患。不如逃到别的国家，借助别国力量洗雪父亲的耻辱；如果一起被杀，就什么也做不成。”伍尚说：“我知道即使前往，最终也未必能保全父亲的性命；但我遗憾的是，父亲召我来求生，我却不前往，日后又不能为他雪耻，终将被天下人嘲笑。你可以离去了；你能够报杀父之仇，我将回去受死。”伍尚被捕以后，伍胥便逃走了。他听说太子建在宋国，便前往投奔太子。见《史记·伍子胥传》。日格子说：“伍尚前往受死，是正道；伍胥逃生，是权宜之计。即使如此，伍胥难道真懂得权变吗？如果伍胥懂得权变，就应当借助强国的力量，向楚国问罪，驱逐不应当即位的人，抓住进谗的费无忌，把他在市上处死，然后退隐耕作，这才可以。他没有采取这个办法，却引吴国军队攻入郢都，他所遭受的耻辱，有些实在不忍说。为了向一个人复仇，却残害一个国家，这就是申包胥所说的‘做得太过分’。伍胥难道真懂得权变吗？不过，为伍尚做到这一点容易，为伍胥做到这一点却很难。” 宋襄夫人是宋襄王的姐姐。昭公没有以礼相待她。夫人于是依靠戴氏一族，杀死襄公的孙子孔叔、公孙锺离以及大司马公子卬，他们都是昭公的党羽。司马握着符节而死，所以史书按他的官职记载。司城荡意诸逃奔而来，在府人那里交出符节后才出城。昭公按照他的官职出城迎接他，两人都恢复了原来的官职；史书也按官职记载，这是因为都尊重他们。见《左传·文公八年》。日格子说：“前代的记载说：大夫应当以死守住君命。又说：有官职守责的人，如果不能履行职守就应离去。所以司马握着符节而死，司城交出符节后离去。《春秋》都按官职记载他们的死。离去与死亡，在守道这一点上相同，在具体方式上却有两种。有在事情刚出现征兆时便离去的，有在事情已经紧迫时才离去的。在事情刚有征兆时离去，与守道而死相同；在事情已经紧迫时离去，则与守道而死不同。”

译莒纪公生了太子仆，又生了季佗。他宠爱季佗而废黜太子仆，并且在国内多次做出无礼的事情。太子仆便借助国人杀死莒纪公，带着他的宝玉逃奔鲁国，交给鲁宣公。宣公命令分给他城邑，说：“今天一定要授给他。”季文子却派司寇把他驱逐出国境，说：“今天一定要让他到达国境之外。”见《左传·文公十八年》。日格子说：季文子说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但他驱逐莒仆时却说“今天一定能到达”，为什么不再思考两三次呢？一旦私心念头产生，实际上就已经参与其中了，事情结束后便与自己无关，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莒仆就是这种情况。假如齐国接受了贿赂，事情就与莒仆不同，所以三思之后又产生了私心。否则，难道是文子的决断抵不过他的疑虑，疑虑的时候总是很多，而决断的时候总是很少吗？不能因为这一点就怀疑仲尼的论断。” 叔仲因为君主的命令召见惠伯，惠伯的宰臣公冉务人阻止他说：“进去一定会死。”叔仲说：“死于君主的命令，是可以的。”公冉务人说：“如果说君主的命令可以让人去死，那么不是君主的命令，为什么还要听从呢？”叔仲不听，便进去，结果被杀死并埋在马粪中。见《左传·文公十八年》。日格子说：“伍尚被楚国召回，叔仲惠伯被鲁宣公召回，都是君主的命令，也都因此死去。伍尚前往，是因为父亲被当作人质；惠伯又是为什么呢？宣公参与了谋杀恶人的计划，他召惠伯来，大概是想促成自己的谋划。惠伯却因为是君主的命令，最终踏入了祸难。喜好仁德却不好好学习，其弊病就是愚昧，说的就是惠伯。因此，伍尚之死是为了成全孝道，惠伯之死却是愚昧啊！” 子文的孙子箴尹克黄出使齐国，返回时走到宋国，听说国内发生了动乱，他的随从说：“不能回去了。”箴尹说：“抛弃君主的命令，难道只有我承担得起吗？君主就是上天，上天可以逃避吗？”于是他回国复命，然后把自己拘禁在司败那里。见《左传·宣公四年》。日格子说：箴尹懂得无处可逃的道理，是申生一类的人。即使如此，申生必定要死，箴尹却不一定要死。他们同样都没有逃避，但不逃避的原因不同。舜知道任用一人而不专一，功业就不能成功；事业不能世代相传，见识就不能周全。鲧治理洪水没有功劳，但禹是他的儿子，在九年之间已经足以了解治水的利害，所以不让别人改换这项事业。因此舜首先任命禹为司空，治理水土。诛杀父亲而任用儿子，舜心中没有疑虑；禹竭尽力量勤勉地为君王效劳，脸上也没有仇恨的神色。见《通志·帝舜纪》。日格子说：鲧治理洪水九年，禹是跟从他吗？没有。禹赞成他吗？也没有。如今这些事都无法知道了。《尚书》说鲧违抗命令、败坏族类，《楚辞》说鲧刚愎正直，这些说法与禹的言论有什么关系呢？不然的话，禹接受治水命令时，正要娶涂山氏，在此以前大概还年轻力弱，或许还没有能力跟从鲧，也没有能力赞成他。即使如此，禹是圣人，舜任用他，难道只是为了让事业世代相传吗？舜任用世上的人才来承担大事，或者不能说完全没有这层用意。况且舜是以天下来任用禹，有什么可疑的？禹是以天下来被舜任用，有什么可仇恨的？后来的儒者却这样说。太过分了，他们竟用普通人的心思来揣度圣人。” 周公代替成王治理国家时，面向南方、背靠屏风接受诸侯朝见。到了第七年，他把政权归还成王，面向北方处在臣子的位次，恭敬谨慎，像有所畏惧一样。起初，成王年少时生病，周公于是亲自剪取自己的指甲，沉入河中，向神明祈祷说：“王年少，还没有见识，触犯神命的人是我旦。”又把祷告的册文收藏在府库中。成王的病渐渐好转。等成王亲自处理政事时，有人诬陷周公，周公逃奔楚国。成王打开府库看见周公祷告的文书，便哭泣起来，把周公召回。见《史记·鲁周公世家》。日格子说：周公为了避开流言，大概确实曾住在东方。《鸱鸮》诗可以看出他的情感，《九罭》诗可以看出他的气度。鲁公受封时，不去鲁国而去楚国，难道会有这种事吗？后来周公病重将死时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这明明表明他不敢离开成王。可是却说他为了躲避诬陷而逃到楚国，这是什么道理？楚国是夷狄之国，周公尚且会接受它吗？难道能忍心在楚国居住一天吗？况且周公前面侍奉武王，后来侍奉成王；生病、祈祷、收藏祷告册文并加以保密，以及遭到谗毁后住在东方、逃奔楚国，都是同一件事。上天发出威严，成王打开文书后哭泣并召回周公，这也与前面的事情相同。史官的附会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却又一定要辩论它呢？大概是不愿让诬蔑周公的言辞加到他身上。” 君子说：“宋宣公可以说是知人善任了。他立穆公为继承人，穆公的儿子享受了这一安排，宣公还以合乎义理的名义作出命令。”见《左传·隐公三年》。日格子说：宋穆公可以说是懂得礼了。他遵从礼而不遵从君命，但不遵从君命正是为了更深地遵从君道。不是贤能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吗？所以说“宋宣公可以说是知人善任”，说的就是这件事。即使如此，穆公对于冯、夷两个儿子，选择贤能者来立为继承人，以安定国家；立冯是权宜之计，立夷是正道，这些都是贤者的行为。宣公知人善任的事实，本来不取决于他的儿子是否享受了这种安排。如今却因为他的儿子享受了这种安排，便遮蔽了宣公知人善任的事实；所谓以合乎义理的名义作出命令，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公羊传》说：“君子应当以正道居于正位。”这才是君子的论说。君子认为，拥立二公子黔牟，是不加考虑的。能够巩固地位的人，必定要先考察事物的根本和末节，然后确立自己的主张。不知道根本，也不谋求了解根本而只顾枝节，就不能勉强去做。《诗经》说：“根本和枝叶，百世相传。”【《左传·庄公六年》】日格子说：“宣公与夷姜淫乱，生了汲子；后来又娶了汲子的妻子，生了寿和朔。这三个人，都不是应当立为君的人。何况朔构陷汲子，并牵连到寿，使他们无故死去，那么朔怎么能够做君主呢？说黔牟的即位是不加考虑，是只看到了成败而忘记了义理。君子的评论，难道会这样吗？” 鬻拳强行劝谏楚子，楚子不听，他便用武力威逼楚子；楚子害怕，只好听从。鬻拳说：“我用武力使君主害怕，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于是自己砍断了脚。君子认为，鬻拳可以说是爱护君主了：用自残来接受刑罚，受刑之后仍不忘记把君主引向善道。【《左传·庄公十九年》】日格子说：“用武力威胁君主，幸好君主听从了，于是砍脚来表明自己的罪过，鬻拳的心愿也就实现了。在那个时候，假使君主不听从，他难道就不会动用武力吗？把这叫作爱护君主，是爱护他所爱护的东西，并不是人臣所说的爱护君主。” 郑灵公宴请大夫吃鼋，召见子公却不给他吃。子公大怒，把手指伸进鼎中蘸取汤汁，尝了尝便出来了。灵公大怒，想杀死子公。子公和子家谋划，先对自己说：“畜养的老牲畜尚且怕杀它，何况君主呢？”于是反过来诬陷子家。子家害怕，便依从了他。君子说：“有仁德却没有武力，就不能把仁德贯彻到底。”【《左传·宣公四年》】日格子说：“《易经》称道神明而勇武，却不杀人；《左传》说：‘我出战就能取胜。’所以，一个人如果不仁，仁者一定会采取强力行动。归生参与了弑君之事，他以老牲畜为理由阻止弑君者；既怕杀牲畜又害怕祸患，却还是参与了弑君。”

译君子说他有仁德却没有武力，难道真懂得仁德吗？我评价归生，说他是不仁，而不说他是不武。君子说子然在这件事上不忠，如果有可以用来施加于国家的办法，即使抛弃他的邪行也可以。所以应当采用他的道，而不必抛弃他这个人。《诗经》说：“茂盛的甘棠树啊，不要剪伐它，这是召伯曾经休息过的地方。”思念那个人，连他的树都还爱护，何况采用他的道而不顾惜他这个人吗？子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劝勉贤能之士的了。【《左传·定公九年》】日格子说：“《春秋》时代刑罚繁多，子产把刑书铸在鼎上，是为了挽救弊病。叔向尚且说这样做到了子产一生的末年必定失败，何况析又把刑法刻在竹简上，还改变了刑鼎的旧制呢？刑狱混乱而日益增多，像叔向所说的那样，并不值得奇怪。析所著的书中，列在刑名家一类的有这样的话：‘君主和父亲对于臣下、子女没有厚待，本来就是不仁。驷歂杀死他，是他自取其祸，难道还要说他不忠吗？’” 荀彧生病留在寿春，曹操送给他食物，他打开一看，原来是空器皿。于是荀彧服毒药而死，时年五十岁。【《汉书·荀彧传》】苏氏说：“荀文若是圣人一类的人，他的才能像张子房，道术像伯夷。”【《苏文》】日格子说：荀彧大概是有志于天下的人，然而起初不能选择应当辅佐的人，等到已经不能辅佐时，也就没有办法了。朱子写下让他自杀的诏书，大概也是哀怜他吧？荀彧是在明智方面有病的人，哪里敢奢望仁德呢？苏子说：文若的才能像子房，子房能够驾驭汉高祖，而荀彧不能驾驭曹操；子房本来会是这样吗？又说：他的道术像伯夷，伯夷逃避纣王，住在北海之滨；荀彧在曹操当权的时候，也可以避开他，却反而侍奉他；伯夷本来会是这样吗？我曾经替他解释说：文若的志向像管仲，但才能赶不上；内心像召忽，但他的道术没有显露出来；然而不能把他同扬雄相比。屈到喜欢吃菱角，生病时召集宗族中的老者，嘱咐他们说：“祭祀我时一定要用菱角。”到了祥祭的时候，宗老将要进献菱角，屈建命令撤去。君子说：“违背遗命却合乎道。”【《国语·楚·屈到》】日格子说：“临终前的命令，为什么有的应当治理而有的应当造成混乱呢？不是根据时间来判断，而是根据道理来判断。顺应道理就是治，违背道理就是乱。因此，依从缩短丧期的要求是错误的，而依从嫁妾的要求是正确的；违背进献菱角的遗命是正确的，而违背易箦之礼是错误的。” 君子说：“尽心尽力侍奉君主，舍弃药物也是可以的。”【《左传·昭公十九年》】日格子说：“做人臣、做人子的，对于君主和父亲，应当没有不竭尽心力的地方。如果因为药物有毒，便舍弃不用，以求侥幸免除弑君的罪名，难道是所谓竭尽心力吗？所以说：侍奉亲人不能不知道医术，知道医术却不专擅行医，这样才是恰当的。” 晋平公派范昭来考察齐国的政务，齐景公赐给他宴席。晏子在面前，范昭快步上前说：“希望君主把自己的酒樽斟满酒，为我祝寿。”景公回头对左右说：“把寡人的酒樽斟满，献给客人。”晏子撤去了酒樽。范昭不高兴，起身跳舞。他回头对太师说：“请您为我演奏《成周》之乐，我愿意随乐起舞。”太师回答说：“我是盲臣，不熟悉这种乐曲。”范昭起身走出门去。景公对晏子说：“晋国使者范昭来考察我国政务，如今您使使者发怒，这可怎么办？”晏子说：“范昭并非不懂礼仪，他是想试探我们的君主和我，所以我没有依从他。召来太师询问，太师的回答也像我一样。”于是范昭回去报告晋平公说：“齐国还不能兼并。我们试探它的君主，晏子知道；我们冒犯它的礼乐，太师知道。”孔子听说后说：“晏子做得好啊！他不走出俎豆之间，就能在千里之外挫败敌人的谋略。”【《韩诗外传·范昭》】日格子说：“春秋时期，懂得礼乐的人，称得上有季札、二子、晏婴。太师也可以列入其中吗？季札考察礼乐文献，晏婴和太师守护礼乐器物。考察文献在于学习，守护器物在于守节。” 《学史》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学史》卷五 （明）邵宝撰写 ○午【共三十章】单独的阴不能产生万物，单独的阳不能产生万物，单独的天也不能产生万物，三者结合之后才能产生万物。所以说：“称作母亲的儿子可以，称作上天的儿子也可以。”尊贵的人就取尊贵的称号，卑下的人就取卑下的称号。【《谷梁传·庄公三年》】日格子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谁不是上天的儿子？但真正聪明而成为帝王的人，具有宗子的道义，所以称作天子，是为了尊崇他。尊崇他，就是使他与众不同。按照谷梁子的说法，那只是夫人的儿子，却让人只取尊贵的称号，这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所以我认为，谷梁子善于讨论出生的道理，却不懂得天子的意义。按照礼制，庶子做了君主，要为他的母亲修筑宫室，并让公子主持对她的祭祀。祭祀到儿子这一代，到了孙子一代就停止。【《谷梁传·隐公五年》】日格子说：“这里说的是庶子做君主的情形。庶子如果没有做君主，那么他对自己的母亲应当怎么办？就在她的宫室中祭祀她。已经由儿子主持祭祀，到了孙子一代就停止吗？孙子已经继承了对父亲的祭祀。即使想不停止，又怎么能够不停止呢？” 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救援燕国，于是攻打山戎，到了孤竹才返回。燕庄公于是送齐桓公进入齐国边境。桓公说：“不是天子或诸侯相互送行，不应送出国境；我不能对燕国失礼。”于是把齐桓公所到之处划给燕君，交给燕国。燕君又恢复召公的政务，向周朝进贡，如同成王、康王时期一样。诸侯听说后，都归附了齐国。【《史记·齐太公世家》】日格子说：“燕君所到的土地，是齐国原来的疆土吗？还是侵占小国而得到的土地呢？如果是原有疆土，那是天子分封的，不能再给别人；如果是侵占小国得到的，那么把这块土地给燕国，依据又在哪里？即使让燕国向周朝进贡，也是凭借强力命令，而不是凭借义理命令。”孟子说：“不合礼的礼，大概说的就是齐桓公吧。” 周王派宰孔赐给齐侯祭肉。齐侯将要下堂拜谢。宰孔说：“天子的使者宰孔说：因为您是伯舅而且年老，又有功劳，所以赐给您加一级的礼遇，不必下堂拜谢。”齐侯回答说：“天子的威严近在咫尺，小白我哪里敢贪图天子的命令而不下堂拜谢？我恐怕在下位失礼，给天子留下羞辱。”于是下堂拜谢，然后登堂接受赏赐。【《左传·僖公九年》】日格子说：“下堂拜谢，是合乎礼的。齐侯大概懂得这一点吧？把这种心意推而广之，就可以进于伯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