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卷十三

译有人请求先禀告相王，唐玄宗说：“如果请示后相王同意，就是让相王参与危险的事情；如果不同意，我的计划就失败了。”于是他当夜率领刘幽求等人进入宫苑，正遇上两仪殿的梓宫，宿卫士兵都起来响应他们，于是诛杀了韦氏。天刚亮，他便快马赶去拜见相王，为没有先禀告相王而道歉，哭着说：“幸亏有你，我才得以免难；不然我也将遭逢祸难。”【《唐书·玄宗本纪》】日格子说：“唐玄宗讨伐韦后，几乎已经极其秘密了。他不告诉相王，不只是考虑相王同意还是不同意；身边的人泄露消息，更是不得不防。因此，父亲的事情必须禀告父亲，这是礼。事情关系到宗庙社稷，有比禀告父亲更重大的情况，即使不告诉父亲也可以。古人有这样的事吗？回答说：有。舜没有禀告父亲就娶了妻。” 徐州的张建封征召李藩到节度府任职，从来没有苛察细小事务。张建封死后，濠州刺史杜兼快马赶来，暗中有所觊觎。李藩哭着对他说：“您如今正值主帅丧亡，应当谨慎守卫领土，为什么要弃职而来？应当赶快回去，否则我将依法弹劾您。”杜兼含恨离去，因而诬奏说张建封死后李藩，煽动他的军队怀有非分之想。德宗大怒，秘密下诏命徐泗节度使杜佑杀掉李藩。杜佑一向器重李藩，接到诏书十天也没有发出，召见李藩说：“世人说生死报应会应验，是真的吗？”李藩说：“大概是真的。”杜佑说：“如果确实如此，您遇到事情就应当不要害怕。”于是拿出诏书给李藩看。李藩脸色不变，说：“这确实是杜兼诬告我的报应啊。”杜佑说：“千万不要害怕，我将以全家担保您。”皇帝没有相信，急忙又追召李藩。李藩入朝后，皇帝看他的相貌，说：“这难道是会作乱的人吗？”于是释放了他，授任秘书郎。【《唐书·李藩传》】日格子说：“诏书下令杀他而最终没有杀，说明已经知道他不该杀。那么为什么还要把诏书给他看呢？诏书大概是想观察他处在生死关头时的表现，借此加深对他的了解；或者是想使他更加坚定自己所坚持的操守吗？杜佑对于李藩，考虑得很周详了。” 当时的制度规定，官吏遭逢父母大丧，百日以后都要服役。有司徒属吏解弘遭逢父丧后，正好有军事事务，接受诏令应当出行，却以疾病为理由推辞。皇帝大怒，说：“你又不是曾参、闵子骞，为什么说自己悲伤得形销骨立呢？”于是催促把他收捕拷问到底。高柔见解弘确实十分羸弱，便上奏说明此事，请求加以宽免。皇帝于是下诏说：“解弘真是孝顺啊，赦免他的罪过吧。”【《魏书·高柔传》】日格子说：“父母丧亡，无论贵贱，服丧之理都是一样的。官吏遭逢大丧，百日就要服役，这是什么道理？人人都可以成为曾参、闵子骞，为什么反而怀疑他们不会因哀痛而形毁呢？魏国的制度，不合于古代的道理。解弘即使不是羸弱不堪，也不会被赦免。有人说，平民服丧满三年以后才服役，用这种办法教天下人尽孝，难道不可以吗？孔子说：‘广泛施惠、救济众人，即使是尧、舜也还会感到难以做到。’何况后世之人呢！” 先生在朝廷侍班时，朝廷官员到郊外迎接天竺来的观音像，先生也一同前往。有人问：“为什么要迎接观音呢？”先生说：“众人都去迎接，我怎么敢违背众人呢？”又问：“那么要下拜吗？”他说：“当然要拜。”问他的人说：“这是不得已才拜，还是诚心拜呢？”先生说：“观音也是贤者，见到贤者就应当真诚恭敬地拜他。”【《朱子记和靖事》】日格子说：“鲁国人以田猎相较胜负，孔子也参加这种田猎，这是合乎义的。迎接观音，却不能和田猎相较相比。难道仅仅因为不违背众人就可以说是合乎义吗？说是诚心拜也不可以，说是不得已才拜也不可以。” 鲍永奉命巡视县境，到了霸陵，路上经过更始帝的墓，他牵引车进入田间小路，属官劝阻他。鲍永说：“我曾经面向北侍奉他，难道能够经过他的墓而不下拜吗？即使因此获罪于司隶校尉，我也没有什么可回避的。”于是下车拜祭痛哭，尽情表达哀痛后离去。向西到了扶风，他杀牛献祭给茍谏的坟墓。皇帝听说后，心中不平，问公卿：“奉命出使却这样做，怎么样？”太中大夫张湛回答说：“仁是行为的根本，忠是义的主宰。讲仁义的人不会遗忘旧交，忠臣不会忘记君主。”后来……【《后汉书·鲍永传》】日格子说：奉命出使却去拜谒别人的墓，可以吗？出使有重要和次要、紧急和从容、吉事和凶事、专使和泛使的区别。任务重大时不敢拜谒，事情紧急时没有空闲拜谒，办理吉事时不应当拜谒，作为专使时不可以拜谒。巡视县境到了霸陵，也不属于上述几种情况。君子的行为，发自真情，但要止于礼义。即使礼义允许做某事，却不能自行满足心愿，尚且可以称为善于出使吗？张耳逃走时说：“汉王和我有旧交，而项王强行立我为王，我想投奔楚国。”甘公说：“汉王进入关中时，五星聚集在东井。东井属于秦国的分野。先进入关中的人必定称王，楚国虽然强大，最终也必将归属于汉。”【《汉书·张耳传》】日格子说：“五星聚集在东井，难道是有资格称王的人进入关中的征兆吗？汉高祖度量宽厚而法令简约，本来就是所谓的王者。上天向人显示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可是占卜者却说：‘先进入关中的人将得到它。’假使项羽先进入关中，也将由他得到天下吗？”有人说：“天下分裂、兵戈相争已经很久了。这大概是天下将归于统一、停止战争而兴起文治的征兆，不能依据分野而把它专门归给一个人。宋代五星聚于奎宿，也是这样。” 起初，曹操赞赏关侯的为人，但观察他的心意神情，知道他没有长久留下的意思，便派张辽探问他的心意。关侯叹息说：“我非常清楚曹公待我优厚，但我受过刘将军的厚恩，发誓要和他同生共死，不能背叛他。我终究不会留下，只应当立功来报答曹公，然后离去。”张辽把关侯的话报告曹操，曹操认为他很重义。等到关侯斩杀颜良后，曹操知道他一定会离去，便再次厚加赏赐。关侯把所受赏赐全部封存，写信告辞，投奔在袁军中的昭烈帝。左右之人想追赶他，曹操说：“他们各自侍奉自己的君主，不要追赶。”【《蜀汉本末·关侯》】日格子说：“关侯凭借信义来施行勇敢，所以人们只看见他的信义而没有看见他的勇敢；他的勇敢用来施行信义，所以只论去留，而不论生死。”

译大司农张晋任刑部官员时，有个百姓和父亲分居而且很富有。父亲夜里凿穿墙垣，准备进屋拿取财物，儿子以为是盗贼，窥见他进来后将他扑倒打死。等到点灯查看尸体，才发现是自己的父亲。官吏议论想杀掉这个儿子，但如果说他不知道死者是父亲；想释放而不杀，又有儿子杀父亲这一罪名，案件长久不能决定。张晋奋笔写道：“杀死盗贼可以宽恕，不孝却应当处死。儿子拥有多余的财产，却让父亲贫穷；即使把父亲当盗贼杀死，也是不孝，已经很明显了。”最终把他杀掉，在燕国都市中示众。【《逊志斋集》】日格子说：拥有丰厚财产却不顾赡养父亲，不孝的罪过太大了。假使不是在误杀盗贼时杀了父亲，而是明知是父亲而杀死他，难道不应当处死吗？这里是因为杀人这一事实而进行议论。若按照通常刑律处理，自有国家法典可依。即使如此，夜里既然不能辨认形貌，却能辨认声音；如果听见是父亲的声音，却故意当作没听见而杀死他，又拿‘没有认出’作为借口逃避罪责，那么这种罪过就是处死也不能容纳。关键在于听见声音的人。当时官吏议论很久不能决定，几乎和痴呆无知的人一样。即使张晋奋笔写成判决，也未免辞费。父亲被自己的儿子杀害，难道还要有闲暇追问他因为贫困拖累父亲而犯不孝之罪吗？《春秋》记载许国世子止时只写‘弑’，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一定要说他没有亲自尝药，仿佛对于许国世子还有可以解释的地方，这正是给后世留下了借口。雁门有人杀害母亲，八座官员上奏请求将他车裂，并把他的住宅蓄水淹没，只宽免他的两个儿子。邢虬驳奏说：“对于君主和父母，绝不能有将要加害的念头；一有这种念头就必定诛杀。诛杀谋逆之人，刑罚还要牵连到他的同姓近亲；杀害亲人的人，却下令不牵连他的儿子。这个人既然悖逆到像枭獍一样，连禽兽都不如，却还让他的祭祀不断、子孙遗育相承，这不是用来劝勉忠孝、保存三纲之义的办法。即使圣人教化主张宽容、不加以诛戮，也应当把他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奏章呈入后，宣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并下令各地不得给他的儿子婚配。【《后魏书·邢虬传》】日格子说：“弑杀父亲和弑杀君主，罪恶是一样的。弑君者诛杀本人，甚至要毁灭他的宫室、杀尽他的同族；弑父者却不是这样。古人说过：‘除掉恶人必须从根本做起。’所以国家立法才这样规定。至于逆子的儿子，本来就是父亲的孙子；逆子的孙子，本来就是父亲的曾孙。因为一个逆子就使他的后代全部断绝，如果父亲有知，会希望这样吗？况且天下不能有两个尊上的君主，国君不是家长所能相比的。这就是两种法律不同的原因。” 契丹侵犯边境时，皇帝随驾到了澶州。雍王元份留守东京，突然得了重病，命王旦早晨骑马赶回京城，暂代留守事务。王旦说：“希望召寇准来，我有话要陈奏。”寇准到后，王旦上奏说：“十天之内还没有捷报，到时候应当怎么办？”皇帝沉默了很久，才说：“册立皇太子。”【《宋史·王旦传》】日格子说：“寇准在澶渊提出的策略，可以说是懂得权变吗？”回答说：“有王旦留守，就可以这样说。王旦留守做得好在哪里呢？”回答说：“他请求召寇准来。” 丹阳有个莫氏的妻子生下男孩，孩子的眼睛长在头顶上，有两岁孩子的眼睛那么大。孩子一落地就说：“我是旱疫鬼，不能住在这里。”母亲说：“你应当让我能够平安度过这一关。”旱疫鬼说：“上面还有官吏，我怎么能够自由行动呢？”母亲应该赶快做一顶深红色的帽子，这样本来就可以无忧。母亲来不及做帽子，只用深红色的带子束住头发。从此旱灾和疫病持续了两年，扬州、徐州、兖州、豫州尤其严重。莫氏乡里的邻人多数因使用深红色而免除灾祸，其他地方仿效他们，却没有效果。【《隋书·五行志》】日格子说：魃是旱神。莫氏家中出生的那个东西，是魃的变化吗？神怪本来有可以驱除的方法；如果它不是神怪，把它杀掉后投入水中，也是可以的。莫氏已经失去孩子，而如今把孕妇推入水中的做法，又泛泛地把她们当作那种东西，想借此驱除灾祸，岂不是很难吗？而且这种习俗尤其有害：聚集众人鼓噪作乱，接近妇女并公然宣淫。召平，东陵侯。【《萧何传》】召平，齐国相国。【《齐悼惠王传》】张禹，字子文，轵县人，安昌侯。【《张禹传》】张禹，字伯达，襄国人，太尉。【《张禹传》】陈咸，字子康，相县人，御史中丞。【《陈万年传》】陈咸，洨县人，成帝、哀帝年间任尚书。【《曾孙陈宠传》】王莽，右将军。【《燕刺王旦传》】王莽篡夺汉朝，国号为新。【《王莽传》】日格子说：汉朝有两个召平、两个张禹、两个陈咸、两个王莽，姓名相同而实际人物不同。召平、张禹、陈咸之间的不同，还可以说清楚；王莽之间的不同却无法用言语说明。姓名有什么值得贵重到追求相同的呢？从前有人仰慕蔺相如，竟改换自己的姓名，实在是糊涂得厉害。从前，刘向看到《尚书·洪范》，其中记载箕子向周武王陈述五行、阴阳与吉凶祸福相应的道理。刘向于是汇集上古以来，经过春秋、六国直到秦、汉时期关于符瑞和灾异的记载，推究事情的发展，把祸福相连贯传述，写出占验之事，按类别编排，各自列有条目，共十一篇，题名为《洪范五行传论》，上奏给天子。刘向心里知道王凤兄弟忠诚精勤，所以替王凤兄弟创作了这篇论说。然而最终还是不能夺取王氏的权力。【《汉书·刘向传》】日格子说：“天人之间的感应，不能轻易地谈论。”刘向撰写《五行传》，为什么竟然如此轻率呢？到了最后，刘歆为了应合谶言而改名，这大概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即便如此，天下后世谈论灾祥的人，动不动就说“《五行传》说”，难道全都是刘歆的后代吗？天人之间的感应，实在不能轻易谈论。卫襄公的夫人姜氏没有儿子，宠妾婤姶生了孟絷。孔成子梦见康叔对自己说已经立元余为继承人，于是让羁的孙子圉和史茍占卜此事。史朝入朝见孔成子，把梦告诉了他。梦中的内容与占卜相合。晋国韩宣子执政、聘问诸侯的那一年，婤姶生了儿子，给他取名为元。孟絷的脚有残疾，走路很弱。孔成子用《周易》为此占筮，说：“元还能够享有卫国，主持卫国的社稷，遇到的是屯卦。”又说：“我还想立孟絷，也许还能使他获得美善，遇到的是屯卦变为比卦。”孔成子把这些告诉史朝。史朝说：“元卦辞说通达，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孔成子说：“难道不是说长子吗？”史朝回答：“康叔给他取名为元，可以说是长子了。孟絷不是健全的人，将不能列入宗庙继承系统，不能说是长子。况且卦辞说：‘有利于建立诸侯和继承人，吉利。’要建立什么？所建立的不是继承人。”【《左传·昭公七年》】日格子说：“依据梦来确定长子，是欺诬；依据卦辞解释建立继承人，是穿凿。只有说‘孟絷不是健全的人，不能称为长子’，这才是说对了。既然凭这一点就能确定继承人，又何必寻找其他征验呢？”

译《周官》说：“凡是杀人而合乎义的，命令其亲属不要报仇；如果报仇，就处死。”《公羊传》说：“父亲不应当受诛罚，儿子替父亲报仇是可以的。”《周官》又说：“凡是替亲人报仇的人，应当向士官登记；即使杀人，也没有罪。”【《韩公复仇状》】日格子说：“儿子替父亲报仇，请求依法处置，这是正当的。不请求而自行报仇，法令不能允许，但也不能不加以议论。不是司寇，不能擅自杀人。百姓之间没有可以互相杀害而称为合义的道理；杀人而合乎义的，应当是官吏吗？官吏有公事和私情之分，所以官吏杀人也有不合义的情况。因为不合义，所以不应免除诛罚。体察孝子的内心，所以说替父报仇是可以的。所谓‘可以’，只是在措辞上承认其合义，并不是允许他实际报仇；否则岂不是扰乱法制的道路吗！” 契丹派遣使者来祝贺干元节，还没有到达，仁宗就去世了。议论的人认为应当拒绝使者入境，有人想等他们到达国门后告知情况，让使者返回。邵亢请求下令让使者把贺表送到灵柩前，使者拜见继承皇位的君主，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宋史·邵亢传》】日格子说：“礼制说：吉事和凶事道路不同，不能互相干犯。把国书送到灵柩前祝贺，即使同时吊唁，也还可以；但让使者一面吊唁一面向继承君主祝贺，难道合乎礼吗？”那么应当怎么办？先发送讣告，随后拒绝贺使入境，就可以了。当时皇帝禁止流通劣钱，有两个人在市场上用劣钱兑换好钱，武候将他们抓住并上报。皇帝下令把他们全部斩首，赵绰进谏说：“按照法律，这些人应当判处杖刑后杀死，不能这样处置。”皇帝说：“这不关你的事。”赵绰说：“陛下不认为臣愚昧，把臣安排在司法部门；如今您想违法杀人，怎么能不关臣的事？”皇帝说：“撼动大树而不能使它动，就应当退下。”赵绰回答：“臣希望感动的是天子的心，哪里是在谈摇动树木呢？”赵绰拜谢后更加上前，皇帝呵斥他，他仍不肯退下。治书侍御史柳彧上表竭力进谏，皇帝才停止了这件事。【《隋书·赵绰传》】日格子说：“赵绰劝谏隋帝，难道不是比张释之更贤明吗？张释之是把法律置于君主之外来约束君主，赵绰则是把君主置于法律之内。把君主置于法律之内，是一句话说得正确；把法律置于君主之外，是一句话说错了。” 赵抃任武安军节度推官时，有人早在赦免令颁布以前伪造印章，赦免令颁布以后又使用它。执法官按法律应当判他死刑，赵抃说：“赦免以前没有使用，赦免以后也没有再伪造，不应当判死刑。”于是审理此案，使他免于死罪。【《宋史·赵抃传》】日格子说：“这个人伪造的是什么印呢？伪造而没有实际制作出来，唐律称为‘写’。写成以后立即使用，使用后又再次伪造，而清献公却依据赦令，把前后分别伪造、使用的事实看清了。对他真是宽厚，但在法律上难道不近于玩弄法律吗？即便如此，决定刑罚轻重在于法律；法律就是用来裁断的。伪造罪重而使用罪轻，如果在分毫之间判断失当，就不能说真正依法裁断了。用这样的心态审理案件，怎么会遗漏人情和实情呢？” 裴嘉举行婚宴，薛方士也参加了。酒喝到兴浓、音乐奏起时，薛方士认为这样不合礼，便离席出去。文中子听说后说：“薛方士懂得礼了，但难道仍然排在君子之后吗？”【《文中子·魏相篇》】日格子说：“不只是成为君子，这样才算是君子。既然知道将要奏乐，为什么不事先制止？一定要等音乐奏起后，才责备它不合礼而离开吗？” 晋文公驱逐卫侯，拥立叔武。叔武推辞即位，另立别人，于是担心卫侯不能返回。所以先完成拥立，然后举行践土之会，谋划让卫侯返回。卫侯得以回国后，说：“叔武篡夺了我的君位。”元咺为叔武争辩，说：“叔武没有罪。”最终还是杀了叔武。元咺逃走出境。【《公羊传·僖公二十八年》】日格子说：“叔武奉卫侯的命令代理主持盟会，晋文公听从了他。人们于是认为叔武已经即位，所以他因卫侯的控诉而被杀。那么晋文公对叔武不予听从，也可以吗？如果听从，又应当怎样对待他？应当把他当作卫侯的弟弟，而不应当把他当作卫国国君。弟弟的位次在莒子之上，却不应当以国君的身份位于莒子之上。那么，卫侯跟随楚国又该怎么办呢？他跟随楚国却不敢逃离盟约，跟随楚国可以算作罪过，不敢逃离盟约则可以赦免。这只需依据天王的法令裁断，与叔武无关。这样一来，哪里至于使卫侯再次获罪呢？” 皇帝说：“我听说黄帝没有死，如今却有他的坟墓，这是为什么？”有人回答说：“黄帝已经成仙升天，群臣埋葬的是他的衣服和冠帽。”【《史记·汉武帝本纪》】日格子说：“古代安葬死者，只是用柴薪厚厚覆盖尸体，不起坟、不植树。然而后来不能不安葬，是因为还有形体和魂魄罢了。黄帝既已成仙，就没有形体和魂魄了，为什么还要埋葬衣冠呢？《易经》说：‘从窗户纳入约束。’汉武帝有这样的窗户，群臣却不能从那里纳入正道，反而制造迎合之说，使方士的妄言得以成立。皇帝一时明白而很快又昏惑，群臣也同样有罪。”}], 周太祖进入京师时，后汉的将相大臣还没有推举拥立他，于是共同上奏太后，派太师冯道召徐州节度使赟。赟是汉高祖弟弟刘崇的儿子，曾被立为汉高祖的儿子。当初，赟从徐州出发入京时，让都押牙巩庭美、教练使杨温守卫徐州。巩庭美等听说赟不能即位，便关闭城门抗拒命令。周太祖任命王彦超为徐州节度使，下诏晓谕巩庭美等，答应授予他们刺史之职，并下诏让赟赦免巩庭美等人。广顺元年三月，王彦超攻克徐州，巩庭美等都被杀。欧阳先生说：赟在后汉并不是嫡长子，只是因为周氏夺取了国位，害怕天下人起兵责难，所以借用赟来等待可乘之机罢了。在当时，天下人都知道赟必定不能即位；然而巩庭美、杨温这些人却为赟守着一座孤城，至死不改，他们始终如一的行为，难道比为节义而死的人有愧吗？不过，我考察实录，二人的死状并不明确。二人的事情，当然知道他们不会有所成就；他们所看重的本来就是一死罢了。然而史官没有记载，也就不知道他们究竟因何而死。王彦超进攻徐州时，周曾派人招降巩庭美等。我得到周所下的四道诏书，其中都说巩庭美等曾经已经向周表示归顺，后来害怕获罪，又重新反叛。但是，巩庭美等表示归顺的文书也没有见到，这些事情全都无法知道了【《五代史·汉家人传》】日格子说：巩庭美等为赟坚守城池，假如他们真的送上归顺文书，为什么还要等待周的诏书呢？如果他们没有归顺，周却说他们已经归顺，其用意有三点：一是安定巩庭美等人的部众；二是离间他们的下属；三是借此制造加罪于他们的口实。周人施行这种欺诈，就是如此。五代时期，梁主被友珪弑杀，却把罪名转嫁给友文，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何况把归顺之罪加在巩庭美等人身上呢！

译西域平定后，贺鲁对嗣业说：“我是逃亡的俘虏，先帝厚待我，我却背叛了他，这是上天降下的惩罚，还能说什么呢？况且我听说汉人的法律，杀人一定要在都市执行。我愿意到昭陵去受死，向先帝谢罪。”皇帝说：“先帝赐给贺鲁二千帐，让他统领他们；如今罪人已经擒获，献到昭陵去，可以吗？”许敬宗说：“古代军队凯旋时就举行宴饮，并到宗庙；如果诸侯献上敌人的左耳，天子却没有听说要把它献到陵墓。不过，陛下奉事园寝，把它同宗庙等同看待，这样做可以不必疑虑。”于是将贺鲁押解到昭陵献上，赦免了他，没有杀死【《唐书·贺鲁传》】日格子说：“把俘虏献到宗庙，是合乎礼的；献到陵墓，则不合乎礼。贺鲁请求这样做，含有祈求赦免的心情，所以就顺着他的请求答应了他。虽然如此，这本来就是对待远方人的方法；否则，难道还能这样做吗？” 他的继母去世后，他服丧三年【《史记·公孙弘传》】日格子说：“在那个时候，服丧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史书特意称许公孙弘。” 以上《学史》共十三卷。这是我文庄先公苦心思考、独立裁断的著作，海内学者尊奉推重他的学说，已经很久了。原刻本被先公的门人、虞山陈都宪带到浙藩去，不久便毁于火灾。勋曾想重新刊刻，但力量不足，未能办成。先公的馆甥秦齐南汶于是取出旧藏的初刻本，再次校订其中的错误，刊刻后收藏在容春精舍，使它的传承得以长久。君子们都称赞他尊重并信守这种情谊。嘉靖甲辰年秋七月朔日，儿子勋顿首百拜，谨慎地写下此文。《学史》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