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上）

译设立庠序，是为了培养人才；书院则是用来辅助完成庠序的教育，其功效更切近而且见效更快。兰地的厅制，一开始完全仿照澎湖，最初还附属于淡水应试；这是因为等到人文兴盛后必然要建立专门学校，并不是故意拖延，而是有所等待。明朝距今已经两千多年，此后邱文庄、海忠介才在琼州崛起；何况兰地广阔临海，祥瑞之气蜿蜒流布，将来必定有人涵养圣贤之道，使山川文采蔚然、开启地方风气，发展闽学并与孔门相配，这一天已经近在眼前；讲院不过是它的开端罢了。本志记载学校，并附记选举。书院 学规 主讲 应试 选举 书院 仰山书院位于厅治西边、文昌宫左侧，因景仰杨龟山而得名。嘉庆十七年，受委办理此事的知府杨廷理创建三楹房屋，不久便坍塌。道光五年，通判吕志恒借用文昌祠东厢房，作为山长安置砚席、讲学的地方，并在东端临街修建一座门楼，匾额题为“仰山书院”。道光十年夏，署理副职萨廉就在旧址重建一厅、二房、一厨灶，连接一块约有数弓大的空地，种花栽果，以枳树篱笆围起；西边接敬字亭，南边连行香官厅，外面又用板栅门防护，延伸砌筑矮墙，铺设石块和砖，窗户稀疏而明亮清爽。虽然没有空地兼作肄业学生的宿舍，但也不能说不是一个小规模的建筑。膏火田在阿里史等社。由查丈所得的闲置款项拨入书院租项，每年折合收取番银一千六百圆有余（由粮书负责征收催缴田租，由礼书经手其收支）。膏火费方面，每次考试生员前三名各赏银二圆，童生取前十名各赏银五角，未冠童生四名合计赏银一圆。考试期间，每八人准备一桌席面，发钱五百文；每份试卷发钱十文。院长的束修和盘缠，随时酌定，没有固定数额；只有聘金六圆，膳金每月十圆，年节三次礼仪费用各四圆，附加敬礼费用各一圆。另有两节以及开馆、撤馆时，各折给席银三圆，都有固定数额。每月官课一次、师课一次，大致以初二、十六等日为考试日期（院长家中的器具以及生员、童生使用的桌椅，随时酌情补充）。每年给礼书纸笔费用银二十四圆，院夫工食银十二圆；又给拾取字纸人员的工食银十二圆。又规定岁试、科试各次考试发给盘缠，童生每人四金（仝任时增加到十二金，徐任时因人数多增加八金）。考取入学者再贺送十金。生员每人六金，乡试每人八金。考中者再行贺礼，两榜者再行贺礼（按：岁试、科试以及乡试各项盘费，详见后面第四页案语）。附考 杨廷理《兰城仰山书院新成志喜诗》：“龟山在海上巍然可望，追溯其高尚风范，仰慕宋代贤人；德行可比杨伯起，敦厚而有规范；道统延续一线，合于真实传授。文章气运关系古今，理学渊源又当以谁为先后？留下这些话勉励诸位学生勤奋努力，堂前一定可以预兆三鳣之祥。”（按：杨文靖，名时，字中立，将乐人，曾与游定夫在程门立雪，是二程的高弟。他的学问以亲身践履、内心体验为根本，第一传给罗豫章，第二传给李延平，延平又传给朱子，实际是闽学的宗主和倡导者，学者称他为龟山先生。杨守取“仰山”作为书院名称，大概正是含蓄地以此自比。从诗中提到“四知”“三鳣”并涉及杨伯起的事迹，可以看出这一点。可是兰地士人中有人说书院取名于“高山仰止”，有人说是仰慕兰地的龟山，有人说孔子作《龟山操》，取其遥望鲁国之义，又有人说仰山本是山岩的名称。不知道仰山香岩（见《传灯录》）是高僧的名号，难道会是山岩名称吗？这些说法都没有仔细体会这首诗，所以附录于此，使后人勉力承继道南一脉的传统。道光五年三月，吕志恒留记：据查，兰厅虽然设有仰山书院的名目，但因为缺乏经费，并没有实际创建。本厅于道光三年七月到任后，查知各位生员、童生每逢考试日期，都在文昌宫应试；可是宫中只有一间三楹的厂厅，后厅五楹，且供奉着关圣帝君神像，不能遮蔽风雨，我心中十分惭愧！连年以来差务频繁，又没有力量建造书院，于是请林山长住在官署内主持讲学，但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恭敬地请出关圣帝君神像供奉在前厅，把文昌帝君神像移到后厅，重新修缮。厅上安装门窗，两旁加筑土墙、木栅，并在东端临街修建一座门楼，上面悬挂“仰山书院”匾额。又在与居民相通的地方设置隔断，使内外不致混杂；书院规模初步形成。道光乙酉年，应各位学生请求，聘请山长，把书案设在文昌宫内，主持仰山书院的讲学，师生都称便。只是兰地每到秋季，风雨交加，墙垣瓦屋大多损坏，必须按时修理，才能希望长久保存。而院门里面的空地，可以建造三间厅屋（按：就是旧址，道光十年夏重建）。旁边原有小厢房三间（就是行香厅，也曾在十年秋拆改为一大厅、一小房），还可以再添建两间（就是现在入门以内、官厅旁边的空地），估计需要番银六百元。如果能够建成，可以作为义学。宫外右边的空地（现在作菜园），靠近常平仓，可以建书院。前面作讲堂，供奉文昌帝君神像；后面作山长书室（按文昌庙应当按照在后殿祭祀的制度设置，这个建议似乎不妥）；左右作书生学习的厢房。把现在供奉文昌的官厅改作关圣帝君的先代后殿，以便春秋祭祀（雍正五年，奉命用太牢祭祀，追封其三代，祠庙在后殿）。共计估需番银三千多元。本厅一向清廉，两袖清风，是合兰士民都知道的；虽有心愿却力量不足，不得不等待后来的贤能之人。这些情况合并告知。为此，传谕礼房保存记录。以后师生讲课的地方，如果有风雨侵蚀剥落的情况，就拿本谕令一同呈报，请在此地任职的官员随时粘补。若遇年成丰收、官府有余暇、士民安居乐业，或者独力经营，或者倡议捐资、积少成多，创建义学、书院，逐步办成，成为众多士人的榜样，使文风大为振兴，为国家选拔文明事业的栋梁，本厅对此寄予厚望！该房务必谨慎遵守，切记，不得忽视！特此传谕。

译考察兰地，自杨太守创建之初，就设有仰山书院。到高前厅延请教师、开课时，曾议定把尚未获准设置屯田的阿里史等社剩余埔地的租谷，改作生员、童生的膏火费用；但仍未详细说明并立案。道光元年，代理厅务的姚莹整顿章程，才有生员入学，并附入淡水厅学。道光四年甲申，姚公恰在府幕中，议定噶玛兰的制度和奏报、咨文等事，并代为请求在道试中录取一名，作为定例。其中如缓征新垦地税、拨给隘粮、盐不增加销额、契约免征重税、经理番租、不派商船等惠政，兰地人民尤其感激。道光十二年秋，仝升任厅时，每名应参加道试者发给十二金，仍在文昌庙右边，依照吕前厅留下的记录，另建书院一所。经过置备捐款簿、择吉日上梁，可惜直到现在仍未完工。查仝任前任职时，每名童生参加岁试、科试和郡试，均发给盘费银十二元；生员参加省试、郡试，每名发给银十元；这些费用都从书院租谷项下拨付支销。后来由于噶玛兰开考，生员、童生日益增加，势必难以足额供给。自朱某任职以来，乡试盘费仍按十元发给。郡试规定，每次总共发银八百五十元。除拿出五十元贴补礼房的资送册费外，其余八百元交给诚实的廪生、保正分头带到郡中；除每名生员发十元外，其余按照各童生名次多少，平均发给领取，以表示公平。至于前面所说的租谷，如果遇到前任没有剩余，或者还没有征收，历来都由官府筹款垫付，慢慢等征收后归还补足，并统计列入书院支销。凡是修金、膏火、礼书纸张笔墨费、院夫饭食、拾字工资以及小修、岁修等一切杂费之外，还要计算三年内连续供给各项考试的费用。征收补还能够及时，或许不至于匮乏。倘若有垫付款却无法征收、无从弥补，希望负责督促交纳盘费、核定度支的人，千万不要把前任已经征收却尚未发放的款项当作闲款，拿去抵充浮工。因为生员、童生等待使用这笔钱十分迫切，这是急款，不是闲款。学规 觉罗四明制定海东书院学规（摘录四条） 一、重视实际践行。读书是为了学以致用。圣贤把教诲传给后世、建立教化，《诗》《书》《礼》《乐》《易象》《春秋》的文章，都是用来阐发义理的，不是为了进行一番空谈，而是要使人亲身实行、在身心上体验，并推广到家庭、国家和天下。现在求学的人一开口就说读书，到底读书是为了什么事？对此应当自己深刻反省。如果只是羡慕读书的名声，却在伦理纲常和立身行事方面多半不值得询问，那么读书的根本已经丧失了；即使能读完万卷书，写出极其精妙的文章，又凭什么面对圣贤，并对幽独之心作出盟誓呢？所以，人既然决心从流俗中拔身而出，就应当把圣贤所说的事业看作一定可以做到的事。凡是一切言语、行动、视听，以及五常、十义等伦理关系，都必须逐项认真对待，不得仍像从前那样忽略。这样，士人修身于家，进而把所学献于天子朝廷，就会成为言语可作规范、行为可作表率的儒者。一、懂得读书的义理。朱子说：‘读六经所费的工夫多而得到的功效少，读《论语》《孟子》所费的工夫少而得到的功效多。’程子说：‘《论语》《孟子》既已研治，那么六经即使不专门研治，也会自然明白。’从程子的话思考，一部《四子书》，句句都切合求学者的需要。操守心志、涵养德性的要领，扩充见识、亲身体验的功夫，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际内容，都不像其他书那样浩瀚无边、难以完全通晓。私下觉得奇怪，现在那些从事讲说的人，不顾文章本义，反而完全背离原意；想要理解文字，又拘泥停滞而讲不通。还有一种讲章的陋习，每章每节硬要立下一两句所谓书旨，确定一个框架，强行拿圣贤的话来拼凑。大多只是为了给时文搭设结构、穿插文句，却不知道这与圣贤的本意已经相距千里。程子说：‘读书必须洗去旧有的见解，以迎来新的意旨。’又说：‘求学贵在自己有所领会，不能因为表面相似就拘泥于它的意义。’朱子说：‘我讲解书籍，不敢预先树立一个见解，横生一种解释；只是平心静气、虚心求取圣贤本意所在。’合起来看，求学者读书不应泛泛地把书当作博闻的工具，而应当用自己的心力去读书。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确实从经文、传注中反复体会而来，同时又一一落实到自身、在内心验证，彼此完全吻合。这样日积月累，心地就会光明，自然能够豁然有所贯通。由此看来，六经以及诸子、史书，也就容易用功了。至于当时便于科举的讲章，除汪氏、陆氏的两部《大全》之外，金坛王氏的《汇参》一书，也算掌握了要领（《四书大全》一书，是明永乐年间胡广等人编纂的，共三十六卷。本朝汪份、武曹、陆陇其、稼书都曾为它订正考证。《汇参》是王步青、罕皆所著）。

译一、重视文章体制。道显现出来，就叫作文；自从天地形成以来，文大概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各个时代崇尚不同，文体也多次变化，见于《六经》《性理》《文心雕龙》《文粹》《文鉴》以及唐宋八大家各自的序说，其中的论述已经很详细。到了明代，乡试、会试两场考试用八股文取士，本来依据荆公的经义，又参用了帖括的遗意；求学者代替圣贤立言，用来阐发天地、人民和万物的道理。它有固定的尺度，比诗、赋、论、策更应当精细熨帖，所以直到今天仍遵守而不改变。考察明代文章，成化以前，只依照传注直截书写，恰如造化描摹万物，一字也不能增减。这是太羹、元酒的滋味，朱弦、疏越的声音，不是可以凭空拟议得到的。到了正德、嘉靖年间，文章堂皇肃穆、正大昌明，深沉如渊水、峻拔如高山。文章发展到这里，可以说达到极盛。隆庆、万历年间只讲究写作技巧和方法，气度逐渐趋于轻佻，这是太阳已经偏西了吗？但尺度仍然谨严，还没有失掉前人的法度。天启、崇祯诸君厌恶文章的卑弱，想起而加以矫正，苦心孤诣，探究幽深、穷尽险奥，以唐宋大家的才情和气魄为规模，确实足以横绝一代。然而其中也有支离破碎、庞杂繁冗而不合经义的作品。本朝气运昌盛，人才辈出。国初除熊锺陵伯龙、刘黄冈子壮等诸公之外，张京江（素存玉书）、韩慕庐（元少炎）、李文贞（安溪光地）等人，都能精通内在义理，并把浩然之气发露于文章之外，确实足以如日月横贯天空、江河流行大地。即使近代以来文风稍有不同，但清醇、纯正、雅正，明白的教训仍然显著传布。像桐城方氏（苞，字灵皋；舟，字百川；又有方林附于《百川稿》）、金坛王氏（汝骧、耘渠、步青、罕皆）、宜兴储氏（欣，字同人；又有大文、在文、雄文、掌文诸子，而经畬堂最盛）、张百川（晓楼江）、任翼圣（钓台启运，考据尤其擅长）这几家，确实能够用濂、洛、关、闽的义理，运用王鏊、唐顺之、归有光、胡友信的文章方法。求学者尤其不可不把他们奉为准则。至于合编各家优良作品的选本，除《钦定四书文》（乾隆元年，方苞奉命编纂，起于明成化、弘治，止于本朝雍正，大旨以清真雅正为宗）之外，王罕皆的《分种八编》（从《启蒙式法》到《老境别情》，就是今天所称的八集），层次很有次序可循，没有诡奇庞杂的弊病，适合传习。至于另外那些夸耀奇异、喜好怪诞，强行锻造生硬字句来炫耀见闻的作品，一概不予收录（《文心雕龙》十卷，梁代刘勰撰写。上篇论述文体的区别，下篇论述工拙的原因，对于文章的利弊，探究得极其精微。唐代《文粹》一百卷，宋代姚铉编纂。此书删取《文苑英华》的内容，又稍加增补，大概是想挽救五代文章的弊病，因此不免矫枉过正。但它鉴别裁定精当，取舍谨严，实在是总集中的善本。宋代《文鉴》一百五十卷，吕祖谦奉诏编撰，所收关于学术和治国方法的文章最多。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明代茅坤编纂。八大家的名目原本由朱右确定，但朱右的书没有流传下来。世人所称的八大家，实际上沿用茅坤这部编本。八大家是：唐代昌黎韩愈（退之）、柳宗元（子厚）；宋代庐陵欧阳修（永叔）、眉山苏洵（老泉）、东坡苏轼（子瞻）、颖滨苏辙（子由），以及南丰曾巩（子固）、临川王安石（介甫）。本朝储欣又增加李翱（习之）、孙樵（可之），称为十大家）。一、推崇诗学。诗用来调理人的性情，是求学者应当学习的。但从乐府、杂拟，到五言、七言古诗等各种体裁，流派各不相同，格律也各有差异。如今皇帝广施文教，重新制定取士程序，自丁丑年在礼部会试考贡士时，把第二场的表、判改为加试八韵诗一首。后来把这写入法令。凡各直省乡试，以及学政主持的科试、岁试，有的考八韵，有的考六韵，都要讲究声调和格律，学习写作应制体。近年来，士人纷纷向往教化，想来没有不发扬文风、崇尚雅正，希望达到古人立言境界的。但馆阁诗和省试诗都称为应制体，前人曾取杜少陵题画诗中的‘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两句，作为馆阁诗的格式；又取苏东坡论书中的‘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两句，作为省试诗的格式。然而我看省试诗，比馆阁诗更难写。因为三条蜡烛燃尽的时间内，要排比声病、处理各种格律，这已经足以束缚才思；而风流婉丽、铿锵如钟吕的声音，如果不是浸润在高雅文章和典籍中，也不容易发挥出它的声华。所以古人对于试帖诗，很少有真正满意的。即使现在读《文苑英华》所载的唐代省试诗十卷，除了沈佺期、宋之问、元稹、白居易诸位大作家，差不多完整优美之外，其余作品大多优劣并存，难以掩盖瑕疵，这也是受到考试场合限制的缘故。诸位生员如果想平素练习这种诗，应当选取唐人的试帖诗，如《国秀集》《中兴闲气集》《近光集》，以及近代的试帖诗，如《玉堂集》《和声集》《依永集》等书，早晚讽诵吟咏，使心境和顺、笔力柔熟，自然足以歌咏盛明之世，也不会受到鄙陋粗野的讥评（《文苑英华》一千卷，宋代李昉等奉诏编纂。因为是接续《昭明文选》，所以从梁末开始，直到唐代。《国秀集》三卷，唐代芮挺章编纂，所收诗作大多精美，非后来诗社作品所能相比。《中兴闲气集》二卷，唐代高仲武编纂，所收作品起于至德初年，止于大历末年，每人姓名下面都有品评。《近光集》三卷，元代周伯琦撰写，是他从后至元庚辰到乙酉年，由编修逐步升任崇文监丞时所作，内容多记述朝廷典章制度。《玉堂集》《和声集》《依永集》三集，都是近时的试帖诗）。杨桂森白沙书院学规（摘录两条）

译一、读书以培养品德为重。培养品德没有比严格辨明义与利更重要的了。试想伯夷、叔齐为什么能够流芳千古？不过是因为他们把义与利辨别得清楚，即使饿死也不改变气节，所以能够流传后世。读‘鸡鸣而起’一章，要想到舜与跖的区别：只要有一念争夺钱财、谋求利益的心，就是盗跖；只要有一念自矜名声、看重节操的心，就是圣贤。嘴里读着诗书，心里却想着银钱，就是盗跖；想占便宜，只顾自己，也是盗跖。要严格辨明义利，没有比忍让更好的。处于穷困痛苦中要忍得住，不要去欺骗人、冒犯人；钱财田产，暂且让出一番，不可争夺竞争。总之，我们这些读书人，要把气节骨力撑持住，不要被银钱损害，这就是立身在千仞高处。一、读书以成就万物、帮助他人为急务。读书人不是只管自己的事情。比如我能够孝顺父母、敬爱兄长，那么那些不读书、不懂孝悌的人，都应当由我去劝导；见到他孝顺父母，就要夸奖他；见到他忤逆父母，就要委婉地劝告、戒止他；见到他争夺钱财利益，就要用圣贤的道理为他解释。应当先广泛了解古今兴亡得失、忠■〈亻妄〉之辨，自己才会有经世济民的能力，遇到事情自然有决断、有操守。方正学孝孺论求学说：‘人没有不求学的，但求学一定有要领。《五经》是天地的心，是天地人三才的纲纪，是道德的根本。善于求学的人学习《易》，用来通晓阴阳之道、性命之理；学习《诗》，用来探求事物的情状、伦理的美善；学习《礼》，用来认识中和的极致、礼节文饰的变化；学习《书》，用来通达治乱的由来、政事的次序；学习《春秋》，用来参究天与人的关系、君臣和华夏的分别；这样学习的大纲就获得了。但不能突然一下子深入，因为其中有渐进的次序。先学习《大学》来端正根本，接着学习孟轲的著作来振作志气，再以《论语》观察其中正之道，以《中庸》约束归结、探求本原，然后六经才有安置和运用之处。广泛学习诸子百家，以看清各家的辨析；探究《史记》，以验证它们的成效；归结到濂、洛、关、闽诸学派的学说，以确定是非。这样就不会有谬误了。还要参照天下的道理来使认识明白，考察百姓的利害来使认识凝聚；在自身实践它，希望获得真实效果；施行于家庭，希望恰当合宜；在内心以本性照察它，希望没有不明白之处；在外部经历困辱和劳苦挫折，希望使它显著坚定而不懈怠，积蓄力量而更加坚固。像这样，求学的要领大概就掌握了。把它发为文章辞句，以考察理解的浅深；在实际事务中核验，以考察是否可行；在乡里邦国中验证，以勉励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每天衡量、每年比较，白天反省、夜晚思考。功夫既已加深，德行既已修养，出仕而担任国家的重要职位，就能恩泽遍及四方，声名流传百世。退居时则调和、裁定圣贤之道，考察、继承古今的方法，传授给人，著述成书，用来使后来的人受到善化，难道不是高大而善于求学的君子吗！’（《逊志斋集》） 又如《深虑论》第五篇：‘治理天下有道，说的是仁、义、礼、乐；治理天下有法，说的是庆、赏、刑、诛。古代制定法度的人，把仁、义、礼、乐当作粮食，把庆、赏、刑、诛当作盐和肉酱，所以功业成就而百姓不受困苦。圣人施行仁政，不只是口头说仁而已，一定有仁的政事。希望百姓不挨饿，就分给他们田地；希望百姓不受寒，就教他们种桑养蚕，穿帛；种麻织布；希望老人有所赡养，祭祀、宴享、接待宾客有所供给，就教他们修筑陂池养鱼鳖，建牢栅养鸡豚；希望百姓安定，就不施行苛刻徭役使他们劳苦；希望百姓不早夭，就不施行烦琐刑罚虐待他们。对于父母年老者、子女孤单者，不征发他们从事胎育之事，并且给贫困者以供给；甚至打猎不伤害幼兽和鸟卵，砍柴不砍断草木新芽和嫩枝，这些都是仁。施行义政，也一定有合乎义的政事。上面征取财物有常规，使用财物有节制，分配财物有等级；划定疆界来防止争夺，设置邻保来和睦关系，规定车服来彰明贵贱，统一衡量来使多少可信；遇到饥寒就减免百姓的力役赋税，简略婚嫁的礼仪；在闾里设学，使人知道长幼的秩序；在乡里发布文书，使人知道善恶所产生的结果。推而广之，直到使人民安生、使名分通达，尊敬上级、积极办事，都是义。施行礼政，使百姓自己在作揖、谦让、拜跪、献酒酬答等细节上都尽到敬意，直到五伦得到整饬、三纲得以建立。施行乐政，使百姓自己从咏歌、击鼓拍乐、舞蹈等事情做起，充实并扩大这种教化，直到他们和乐、忠信、不怨、不怒，因而容易役使。圣人运用这四种政教，坚持得坚定凝固，守持得长久深远，就像等待秋天收获、在深处疏浚泉水一样，必定取得成效才停止。仁义礼乐四种教化形成后，天下百姓就会胶结团聚而不可解散。对于尚未整齐归化的人，再用法令加以约束，那么命令就容易服从，治理也不困难。所以三代的百姓并不不同于后世的百姓；后世百姓常常喜欢作乱，而三代时期从未有一个百姓作乱，是因为治理他们的方法不同。仁、义、礼、乐进入他们心中，百姓即使知道可以作乱，也不能作乱；赏、罚、表彰、诛杀触动他们的内心，百姓即使想作乱也不敢。不能作乱，是因为有所羞耻；不敢作乱，是因为有所畏惧。治理天下如果能使人以作恶为羞耻，即使没有刑罚也可以。倚仗法律的威势使百姓害怕，百姓难道能永远害怕吗？等到这种威势衰弱，他们就不再害怕了。’ 三代以后，即使有贤明的君主，却仍不足以达到太平之治，是因为想要役使百姓，却不让他们懂得仁、义、礼、乐的道理。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不对此考察。’ 又在《与郭士渊论文》中说：‘秦、汉以来，大体上多是记载和讲论文辞罢了；像古代那样能够立言的人，并不多见。然而仍有足以闻名于世的文章：有的人道理虽未达到古人的境界，但言辞文章写得好，人们喜爱他的文采，所以流传；有的人言辞虽不华美，但对道理有所阐明，人们因为他阐明了道理，所以也流传。’

译又在《送牟元亮、郭士贤序》中说：‘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的。文章不足以阐明道，就等于没有文采。三代以前，道理明白，所以文章简约；三代以后，道理昏暗而不显明，人们各自凭意旨探求它，所以文章繁多。圣人的言语，如《书》《易》《春秋》所记载的、孔门弟子所述说的，一片言辞就可以修养自身、治理天下，难道是喜欢简略吗？只是没有必要繁复而已。庄周、荀卿著书，言辞浩浩荡荡，仿佛没有穷尽，但在道方面却相距遥远，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他们并不是长于言辞而拙于道，而是寻求道却没有得到，于是想用言辞把道穷尽，即使想简约也做不到。然而他们的文章还没有败坏。自从不遵循道而迎合人、不求与古人相合而求与今人相合之后，司马相如开了源头，崔瑗、蔡邕畅通其支流，魏氏直到唐初又助长其波澜，天下到处都是这种风气。天下写文章的人，不过是谄媚世人罢了，不过是迎合时尚罢了，与道又有什么关系呢？唐代中期，昌黎先生韩愈曾经反过来纠正这种风气，但他的道理不足以赶上文章。宋代盛时，程氏曾想挽救这种弊病，但他的文章又不能胜过道。欧阳氏、苏氏是学习韩氏的人，所以他们的文章昌盛；’ 朱子、张氏是以程氏为师的人，所以他们的道理醇厚。把文章和道理二者兼备，差不多才可以不愧于古人；但当今天下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不是被今人遗弃，就不足以追及古人；不是不顾及世人，就不足以阐明道；不是从道中有所获得，我就没有见过他能够写好文章的（按：对于求学、为政、作文，得到方氏各编，就可以彻底明白源流；舍弃这些而不致力，就只是庸俗儒生了）。’ 沈维鐈《校士录序》说：‘写文章的要领有四：理、法、才、气，根本则在读书。国家以四书文取士，一概以朱子《章句集注》为宗旨，是为了统一主管官员的尺度，端正求学者的趋向，并不是任意而为。我曾读朱子《教人读书法》说：‘《大学》用来确定规模，《论语》用来建立根本，《孟子》用来观察才气的发越，《中庸》用来探求古人幽微精妙的道理。读完这四书，然后再读《诗》《书》《礼》《乐》。’又说：‘先读《语》《孟》，然后读史书，就像明镜在这里，美丑都无法逃脱。’所谓读书，难道是像今天的科举文人那样，只在文义、语气、离合、向背之间斤斤计较，把它作为写八股文的工具？否则，难道是只专心于训诂、名物考订，甚至结党争论枯朽之事，聚集争辩喧闹，而不切合身心修养的实际需要吗？一定要遵循朱子的‘读书法’六条，沉潜反复研读《章句集注》，向上追溯洙泗学派的大义微言；又要广泛阅读《文集》《语类》等书，遵循其中本末先后次序，切实下功夫。’ 即使是修养自身的实际功夫、处理事务的方法、居官时教化风俗的要领，也无不讲明并切实研究，亲身实践，差不多就能使义理与内心相融合，使自身与道相习熟。由此以亲身实践和内心体会为根本，发而为精粹切实的文章，义理明白，文辞通达。所谓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所以这样的文章值得珍视。否则，四书不明白，就无法获得内在于自身的权衡尺度；在日常生活、治理内心、修养自身方面，也全无反省察验。正如薛文清所说：‘一时用来取得仕进的，全是古人的糟粕；终身用来办事的，全是生来的习气，与不学习的人毫无不同。他们只是劳碌不休地修饰衣带佩巾，靠华美取悦世人；把昔日圣贤留下的教训，全都看作出身求禄的阶梯。这样的人即使文章不能写好，即使写好了却背离道、违反经义，对于士人的习气和民间风气来说，忧患难道还少吗？’程子说：‘科举不怕妨碍功业，只怕夺走志向。’如果确实能够不带求利之心读书，那么志向就先已确定了；又知道读书不只是为了作文，那么功业就不会荒废。这样用文章装饰昌盛的时代，为国家准备栋梁人才，难道不是极大的幸运吗！（按：上面两条，是论述古代承载道理的文章；这一条，是论述今天科举的文章。这些论述都是从根本上立论的，求学者应当知道自己应该从事什么了。） 主讲 杨典三，字寅斋；是湖南湘潭的岁贡生，与已故副职高大镛有亲戚和交谊，因此带着笔墨来到兰地。兰地原来有书院，还没来得及延请教师、开设课程，书院就已经倾颓了。高大镛到任后，草拟创建章程，延请杨典三开始担任主讲。从嘉庆己卯年到道光辛巳年，起初并没有仿效白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的规制。杨典三从不走出官署，以宽厚态度对待诸生，以宽容态度评定文章。于是进入奖励名次的人都能满意而去。虽然他的教育没有别的特殊方法，大概也算是启发初步教化的一条途径吧。厅中士子把他尊为开创兰地教育的人。如今只用俸禄来奉养他。附考 《会典》说：书院师长不论本省、邻省，也不论已经做官还是尚未做官，都应选择经学明达、品行修养足以成为众多士人楷模的人，以礼聘请。正在服丁忧、居籍守制的人员，按理应闭门守制，不得延请。书院教官本来就有督课士子的责任，不得兼任书院师长。谨按：乾隆三十年奉上谕，将书院‘山长’的称呼改为‘院长’（谨按，唐代《韩昌黎诗集》中有《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又《湘山近事》说：五代蒋维东隐居衡山、岳山，受业者称他为山长。可见‘院长’这个称呼比‘山长’还古老）。道光二年奉上谕：‘各直省所属书院，务必认真考察，聘请品德和学问都优秀的绅士，住在书院中教导训诲。对于一向不到书院，却领取干修的弊端，永远禁止。’这明确严正的圣训，本来就是院长和有关官员都应共同敬畏遵守的（《吾学录》）。仰山社（附） 兰地没有所谓义学，连仰山社也不能算作学校。只是兰地一百几十名士人相互订立盟约，捐出少量钱财置办产业。每年四个仲月，就在仰山书院内聚会一次，整日饮酒作文。文章完成后，选择品德优良、学问丰富的人，请他评定甲乙等次。名次在七名以内的，分别赠送笔、朱墨等物，名为仰山社。

译代理副职乌竹芳作序说：‘我听说，方圆五步之地也必定有香草；十户人家的小邑，也必定有忠信之士。何况噶玛兰四面环山、面向大海，幅员一百三十里（原作五十里）；虽然土地属于新近开辟之地，但天地间的灵气所聚、秀美灵异所汇，将来一定会有大大彰显祥瑞的人才出现。上天降生人才，原本不局限于偏远地区。我在乙酉年夏天来到这里代理治理此地，访问当地风俗，质朴而醇厚；询问当地人民，正直而诚实；考察当地学校的设置，则有仰山书院。我每逢公务闲暇，按月考核课业，因此得以同诸生接触，而仰山社也附属于其中。于是看见众多士子聚集，文采茂盛、才秀挺拔，有不断进步的风气。如果稍加激励并加以裁抑，或许泮水芹藻的美盛、大小事务都秉公办理的盛况，不难在今天重新出现。不过，文教的兴盛，倡导率领在上位者，辅助扶持在下位者。如果没有主持事务的人来约束、督促和劝勉，那么无论成年人还是年轻人，都会荒废而无所成就，文运也会衰颓而不能振兴。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开始时没有确立主持者，最终便不能成功，是有缘由的。如今有主持事务的诸生，毅然把扶持文教作为自己的责任，捐出金钱置办田产，商议制定条规，加以奖励，并请求我作文来记述这件盛事。’ 我想：棫朴、菁莪，表现的是庙堂中教化人才的功效；山角海边，也能形成招引俊秀、使其相互追随的风气。将来可以看见诱导扶助、奖励劝勉，使人受到鼓舞而奋发振兴；文采郁郁彬彬，都吟风咏月；人才众多而文雅，也都能咀嚼精华、含英咀华。折取桂苑中的枝条，砍修月宫；参加杏林的宴会，人人陶醉在春风之中。从此科举连连登第，人才和文教蓬勃兴起，哪一件不是诸生的义举，并且有赖于他们奖励、造就人才而实现的呢！我庆幸文教日益兴盛，也高兴主持这件事的人已经出现。于是作了这篇序。’ 应试 噶玛兰，道光十九年己亥九月初二日，厅中奉臬道兼学政姚莹批准：援照澎湖厅的成例，把府试、县试两级考试合并归入兰厅，就近录取，直接送交道试。其余一切事务，立即会同台湾府商议详细办理，备案。附考 兰地因为尚未建立专门的学校，不设专门学额，向来把童子试附属于淡水厅。历届岁试、科试，酌情拨给一个名额，附属于淡水厅学校。自嘉庆丁丑年奏定后，到道光元年辛巳，才有林滨洲一人入学。到了己丑、癸巳、丙申三次，又加拨府学名额，酌情录取两人，也有竟然没有录取的。到这时，兼理学政的姚莹详细请求，援照澎湖的成例，由厅开考，获得应试资格的共有二百一十三人。道光二十年春，通判徐廷抡从膏火田盈余项下，每名资助八金。此时赴道试的有一百零五人，与淡水童生人数不相上下。录取黄缵绪等三人，都拨入府学名额，这是开辟兰地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况。他给厅中发的札文说：‘该厅如果没有廪生，就责成增生、附生互相保送参加道考，仍由淡水廪生依次认保。录取的人仍归入淡水厅名额，以符合定制。’大概是仿照《学政全书》中所载《乾隆四十五年澎湖初设事例》。

译庚寅年冬，陈淑均在《仰山斋壁书》中写道：‘背向赤嵌向东转弯，大约走四五百里，便到噶玛兰，实际上与崇爻、傀儡山相逼近，和野番杂处，土地偏僻而险要。道光壬午年夏天，淑均为探望叔父的疾病，带着医生渡过淡水河。淡水已经设置学校，厅学额为六名，噶玛兰附属于那里。我刚到淡水厅的新艋，见当地人吃饱稻米、猪肉，十九如■〈兮瓜〉。那些读书而容貌秀美、文章优长的人，谈吐清雅俊逸，便同当地山水相仿佛。然而这里距离郡城只有八九程，当地人却不太参加考试，即使参加也常常不能如意，往往让他们的才华老死在荒草丛林之中，不再受到珍惜。到了丁亥年冬，厅中再次聘我到淡水。第二年春天戊子年，我在艋舺讲学，于是渐渐同兰地士人有了文章上的交往。又到第二年春天己丑年，兰地士人中背着书箱来求学的有三人，带着文章来请教的有一人。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曾在台湾参加考试。阅览他们的课艺，也都清秀丰润、正直而不纤巧，同淡水士人一样遵循规矩。今春他们前往参加考试，淡水士子既然夺得第一，兰地士子也果然名列前茅，补为弟子员。我私下记住这件事，认为兰地确实有杰出人才。不久，我进入兰地，错误地参加了仰山书院的席会。五月初，甄别考试刚接近一百人，六、七、八月陆续附来的人又有三四十名。’ 这些人并不是来学习启蒙教育的，大多是已经接受经师传授的学业。他们的文章虽然典雅华丽方面有所不足，但清正刚劲、简约可贵，大都各自符合他们的才性。与我从前所认可的人相比，已经不止一个；而且他们在书院学习，晚上考试、早晨考察的情况，也比淡水、艋舺更加踏实。于是我召集诸生来考问他们，说：‘书院，是为学校储备人才的地方，并不是要凭书院本身来决定人才的升降进退。按照国家取士的本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每年还有岁试、科试，只是不想催促他们的学习进程，使他们急躁求进；同时又担心士人或许会因嬉游而荒废学业。因此设置书院，按季考试、按月考课，使他们勤奋用功，学业不至于荒废；使廪膳充足，志向不至于纷乱；使选取精当，人才尤其不至于滥竽充数。这样取得成效较快，是用来补助学校不足的。如今诸生按期参加课考的有一百几十人，而附属于淡水厅参加考试的却只有二三十人。等到参加道试、府试，又不过十人。这岂不是宋人所谓燕石曾经遇到周王、商贾，还是楚人怀抱璞玉，等待时机再献出呢？处在长寿、重视教育造就人才的时代，生而为男子，又列身中华，幸运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件事？诸生如果不是自暴自弃的人，就一定应当有所奋发。’话还没有说完，旁边有一位年长的老生笑着说：‘先生请停一停！先生难道不也是从郡国考选、荐举上来的吗？淡水最初在彰化合并考试，名额有十三个。那个时候，竹南士人连夜赶路也能到达，而艋川却没有人应试。自嘉庆壬申年建立专门学校、加拨府学名额以后，艋川没有一次不结伴进学。如今又发给廪膳，轮流贡举，荐举贤能进入贤书的，也从旁边陆续出现，难道不是因为路近容易前往，路远就难以赴考吗？兰阳距离郡城将近千里，往返要二十六程，只拨给一个名额；又必须先在竹堑考试，多一次往返十二程，跋涉已经使人十分困顿；再加上筹备盘缠、预先安排家计，大约要交出七八十金，然后才能出去随队应试。又有谁会拿难以得到的经费，去求取没有确定把握的功名呢？所以从开辟兰地到道光初年，才有一两个本地人得以勉强附入胶庠，而童生则前后不断；不只是这次参加课考的一百多名同伴，已经可以抵得上淡水人参加考试的数量了。’淑均说：‘果真如此吗？为什么不筹措公共经费？’那人说：‘有书院的膏火田，每人分到四金，但不够。’淑均说：‘为什么不计算个人积蓄？’那人说：‘个人积蓄不足以依靠。每年教蒙童能得三五十金，只有衣食不需要别人供给的人，积累几年才勉强够参加一次考试。’ 而且考试一定要权衡教化成效，润分也会分给朋友。归来若遇不上时机，就会招致门徒缺乏；这样一耽搁，又延误三年，那么等待补给的人就不必说了。均说：“确实如此。像您说的，怎么敢害怕行动，只是担心不能及时赶到；但难道就没有登船的一种办法吗？”对方说：“噶玛兰与台湾，自泖鼻山南北便风向不同，潮汐也逆转，即使澎船来运盐货，返航空船也可以抵达府城；但有时只能到沪尾，或停在鸡笼，夏月以外便不能进港了。”均说：“为什么不装载渡运？”对方说：“澎船返航时装载木匠材料，向南走曲折迟缓，向北来则轻快。但嘉义、彰化一带，时常有劫掠独行客的危险；恐怕乘船的艰苦，反而比走陆路更严重。按旧例，台湾道观察使每年巡视所属一次，能够到达噶玛兰，有时请在那里举行考试；可惜噶玛兰不由本厅登记送考，而顺便附试本来没有这个先例。”均说：“没有先例也可以实行。不过有一个问题：最初设置厅时，各项制度都以澎湖为准。澎湖厅能够自行考试送道，由一名酌情增拨到四名，诸位生员为什么不请求按照澎湖的例子办理噶玛兰呢？或者噶玛兰既然附试于淡水，又为什么不按照淡水、彰化合并考试的旧例，统一考取，不必另设名额限制呢？” 众人都说：“不行，不行。澎湖厅已有明确成例，半帆船一天之内便能抵达府城，太阳还未西斜。噶玛兰自从最初设置厅以来，议定附属于淡水学，此后再没有人肯以澎湖旧例作为依据。即使援引，也未必能解决问题；即使能解决，也不是一叶小舟所能渡过的，这难道是受地理条件限制吗？如果附试而不限定名额，恐怕又不是淡水士子所能容忍的，这难道是受人的因素限制吗？所以也只能像当时淡水、艋舺方面那样，彼此相安罢了。”说完，诸生作揖退下，于是仿照孙可之写《褒城驿》的做法，把这些话分条写在墙上。

译辛卯年冬季，合属的生员、监生杨德昭等呈文说：“为了给噶玛兰童生增加进身阶梯，广泛寻求便利有益的办法，众人恳请署理同知萨廉恩准许按照成例详细请示，核准施行。大意是：我们私下认为，人才文教不受山川阻隔，而士人的志气主要依靠培养。噶玛兰偏僻地处台湾高山以北，自嘉庆十五年归入版图以来，文物制度大为改变。到嘉庆二十年，翟前厅在覆奏案件中附带请求实行考试一事，详细说明：地方虽然刚开始开发，但迁居当地的士民，都是淡水、嘉义、彰化等厅县的人，跟随父兄携家入山，并延请教师授课。内部查得应参加童子试的有五十六名，刚开始学习作文的有四十八名，请援照澎湖成例，归入兰厅开考，附送道试。后来因淡水厅恰好设置专门学额，嘉庆二十二年覆准，让兰童附入淡试，每届照澎湖例酌情录取一名。由此可见，在圣明长寿、造就人才的时代，恩泽已经惠及偏远地区。所有噶玛兰士子都能同样参加考试、观摩学习，正应当感奋于心，努力图取上进，又怎么敢另外产生非分企求？只是想到这些士子自开厅之初，就设有仰山书院，按期举行季考；二十年来，屡次承蒙新旧厅主栽培，渐渐有了起色。” 现在进入书院肄业的有陆续一百四十多人；没有进入书院而在远乡教书的，有三四十人。除此之外，另有刚学习诗文、渐渐可以应试的六七十人不计在内，实际上噶玛兰所属的童生确有一百八十多人；相比淡水历届参加考试的童生刚刚达到一百人，确实是有余而非不足。然而近几科以来，附试的淡水童生每次不过二十人左右；等到参加道试、府试时，其中又有人不能到场。推究其中原因，都是因为开考时，有的仍去嘉义、彰化县试，有的就参加淡水厅试，称说祖籍所在，都是因为那些地方取进的途径比噶玛兰更宽。不只是官府无从禁止，即使是与试场中相识的亲朋，也无法从旁阻拦。甚至一旦被取进学籍，其父兄反而认为这样做得计。每年、每科都相互仿效，纷纷投奔四方，反倒像把噶玛兰籍看作畏途。杨德昭等愧列胶庠，平素知道朝廷典制，制度必应归于一律。像这样纷歧不一，未免名义相同而实际不同。于是查考噶玛兰当初设置厅的事项，件件都仿照澎湖成例。如今澎湖童生有五六十名，归本厅考试后送道，半帆船可以抵达府城；而噶玛兰附属于淡水厅，在竹堑参加考试，往返路程有十三四跕；到府城则将近千里，往返需要二十六日，与澎湖相比，水陆路程已经相差悬殊。又查淡水尚未设学时，童生附属于彰化县考试，不另行限定名额，合计取进十三名，往返只需四程。如今淡水厅学额六名，加拨府学三名，共有九名。噶玛兰既然附试于淡水，就不必仿照澎湖的名额。我们愚昧地认为，同属台湾、同用一套考试制度，噶玛兰若仿照澎湖酌情拨取的例子，似应请求立即照澎湖办法，归入本厅开考；到送道考试时，在取进之日仍附入淡水厅学，照常管理，这样似乎对各方都便利。若仍附属于淡水厅考试，应请求立即仿照淡水附试彰化县的成例，合并考取，似乎可以不另行限定名额。这样也许能够鼓舞兰士，放宽他们进身上进的阶梯，自然不会使一个厅的童生分投四处。从前因祖籍而进入淡水、嘉义、彰化等学的，也请求明令改归本籍。这样既能使恩典施行获得公平，也能使制度更加划一。现共同请求广育人才、恩准援照成例，据实详细请示，核转酌情施行。” 世代承受公侯恩泽，谨此呈报。” 己亥年三月，署理同知阎炘根据拔贡生黄学海等人共同请求，详细请示应遵行的办法；摘录其大意说：“现在在书院肄业的有二百六十多人；在远乡教读、可以应试的，也不少于一百人。实际噶玛兰童生确有二百多人。查设置本厅之初，因为兰童人数较少，所以暂时附属于淡水考试。淡水厅参加道试、府试的童生有一百多人，取进九名；澎湖童生参加考试仅五十人，取进四名。从淡水到府城，路程只有七跕；而澎湖则一叶小舟即可渡过。至于兰童，路程是两厅的两倍，人数实际上又多于两地。若真能仰蒙批准，由本厅开考，以省去前往淡水、等候考试两个月的费用，那么参加道考的童生一定会多起来。又查各厅县学取进的名额，一向根据粮赋多少决定。噶玛兰境内征收粮赋一万多，澎湖当然不能相比；即使与淡水厅相比也可以相抗。粮赋既然相近，路程却远一倍，而童生又确实多于淡水。能否恳请：援照澎湖连同府学酌拨四名的成例，放宽其上进的阶梯，以伸张海边士人的志气？既然开考，就应当建立学校；首先应当建立学宫。兰厅东门旧有一块留存官所的地，黄学海等人共同愿意按亩捐资，修建文庙，同时置办学田。” 倘若承蒙详细批准、奏请设置学校，还可以免去筹措经费的困难。”

译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奉宪准发到部里的咨文，抄录行文通知，其中说：“礼部为遵照圣旨议奏事，本年正月二十三日，内阁抄出前任闽浙总督颜等奏请增加噶玛兰厅学额，并由本厅考试录取及酌情增设廪生、增生的一份奏折；奉朱批：‘交该部议奏。钦此！’钦遵旨意送到礼部。查原奏称：‘台湾府所属的噶玛兰厅，地处台郡最北方，所有应试文童，早在嘉庆十九年，经前任督、抚大臣奏请，附入淡水厅学取进在案。如今据台湾道姚某详细报告：噶玛兰厅自嘉庆十五年归入版图，至今已有三十多年，户口繁衍增加，经该厅清查现有九万三千余，内有应试文童三百一十八名；文教风气日渐兴盛。只是地方在高山之后，道路遥远，跋涉十分艰难。若赴淡水应试，免不了守候等候的辛苦；应请仿照澎湖成例，由本厅考试录取，直接送道考试。又兰厅没有学额，一向在淡水学六名中分录一名，间隔几年分录二名。如今应试文童日益增多，只录取一名，实在不足以振兴士气；若多取二三名，又会妨碍淡水的名额。应请增加淡水厅学额二名，共为八名。其中三名分给兰童，编为“柬”字号；五名分给淡童，编为“炎”字号；以彰明公平。再者，淡水厅学的廪生、增生原来各四名，如今既然请求增加学额二名，廪生、增生也应酌情各增加二名，在淡、兰二厅附生中，分别按“柬”“炎”字号考补。廪粮从兰厅正供中照例分拨。’等语。臣等查定例，淡水厅学额为闽籍六名，廪生四名、增生四名。噶玛兰闽籍应考文童，与淡水文童一体凭文章取进。如今该督等奏称：噶玛兰一厅应试文童有三百多人，确实是文教日益兴盛。而且从噶玛兰到淡水，计算路程要六日有余；从噶玛兰赴府城，计算路程要十三日。确如该督所说，两番跋涉，艰苦异常。臣等共同酌情议定，拟照所请，准许在淡水厅原额六名之外酌加二名。五名作为淡水名额，编为“炎”字号；三名作为噶玛兰名额，编为“柬”字号。各自由所属厅考试取录，直接送道考试。至于噶玛兰厅学额既然增加二名，廪生、增生也应照所请各增加二名，在兰、淡二厅附生中分别按“柬”“炎”字号考补。廪粮从噶玛兰厅正供中照例分拨，以免混淆。至于考试以及帮补等各项事务，全部照旧章程办理。臣等核议的全部缘由是否妥当，恭候圣命下达臣部，再行文该督等遵奉施行。” 谨按：先在道光二十年庚子年奉文，由本厅开考，直接送取三名。到道光二十六年科考，提学道熊一本加拨府学一名。道光二十七年以后，现任提学徐宗干认为道路较远、试卷尚优，每科加拨府学二名，于是增至五名。道光三十年恩诏广额的案件中，府学拨给三名，本厅广额一名，于是共取进七名。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圣天子的德泽周遍天下，没有外内之分，恩泽普及偏远地区，使众多士子接连脱颖而出，形成蒸蒸日上的风气；借此砥砺品行、树立声名，为国家储备栋梁人才，沐浴雅正教化而歌咏造就人才之功，其振兴作用当然还没有尽头。选举（附录） 举人 道光二十年庚子科（池剑波榜）：黄缵绪（字绍芳，由府学附生中举）。咸丰元年辛亥恩科（孟曾谷榜）：李春华（字正芳，由兰属附生中举）。贡生 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拔贡生黄学海（字汇东，由淡水学廪生出身）。道光三十年庚戌科：恩贡生黄锵（字佩卿，由兰属廪生出身）。卷四（下） 武备 兵制、营署、营庄、戎政、武秩、武功 军队班师、整顿军旅之后，武力防卫仍需在蛮荒之地振作；政务建立、任用人才之后，军队才正在海疆之外施行。有文治事务就必然要有武备，难道能因为承平日久就稍有松弛吗？噶玛兰起初设置守戎，后来又增加都阃。其军队戍守轮换期限与台湾制度完全相同，过去只有八十五名。近来增加精锐骑兵，足以抵得上战马鞍兵的数量。承蒙恩典发给冬衣，军需物资也准备充足。虽然没有驻屯戊己之日的兵员，但在庚癸之日则能够应承。既然伏兵藏在草莽之中，为什么还要烦劳统兵大员亲临？关键在于城中众人要把长期玩忽职守的弊病惩治于既往，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加以消弭；这样，士气日日如同消磨的日月，而锐气则像风雷一样蓄积。特记武备。兵制 营署 营庄 戎政（附录） 武职秩序 武功 兵制 噶玛兰营设都司一员（驻在兰城）、守备一员（驻在头围，兼管乌石港炮台、硬枋、三貂、三围等汛，带领戍兵一百名）、千总二员（一员专门防守城汛，一员轮流防守嶐嶐岭汛，兼管大里简、三貂交界处等塘，带领汛兵五十名）、把总二员（一员轮流防守溪洲汛，兼管罗东，带领汛兵四十名；一员驻守苏澳口，兼管南关，带领汛兵五十名）、外委四员（二员协同防守城汛，一员随同防守头围，一员分防北关兼硬枋等塘，带领汛兵四十名）、额外外委三员（二员贴近协防城汛，一员防守加礼远汛，带领汛兵三十名）、步战兵四百五十五名（由内地按班次拨换）、守兵二百四十名（由内地按拨调派）、炮位十三座（四座城门各安置一座，乌石港口炮台以及头围、三围、北关、嶐岭、溪洲、苏澳、加礼远等汛各安置一座）、烟炖、器械（弓箭、鸟枪、大炮、藤牌等器械，都由戍兵随班带来，不规定年限）、火药（每年约需一千斤）、铅弹（每年约需二百五十斤）、锣锅（十五口）、账房（十五架，请领但尚未到达）、旗帜（大旗五杆，旗副齐全）、马匹（尚未配备）。附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