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录门第十二

译明万历十七年己丑，云间侯继高辑录。自序说：前朝时期，盛熙明氏作为西域后裔，深通佛教秘密经典，于是撰写《补陀洛迦山传》，分为四品。由此，菩萨的功德、山川的奇异胜景，以及历代祈求福佑的虔诚和感应祥瑞的奇异情状，都清楚显著地流传下来。然而书卷简陋短小，流传并不广泛。这样一来，天下四通八达的大城市，即使道路遥远，向往此山却不能到达的人，最终也不能打开一卷书来作卧游。况且如今的丛林寺院，自从往年倭寇之乱以后，废毁后重新兴起，已经不是昔日的旧貌；它的沿革，也不能没有志书记载。我不才，承乏来到浙江，渡过海洋，首先到补陀拜谒观音大士。游览四周之后，我问寺僧：山中有志书吗？寺僧这才拿出熙明所著的传记。那书纸张破旧、墨迹洇漫，几乎成了虫蛀的残简。因为从熙明到现在，已经二百三十多年了；他书中所载四品，大体也只有这些内容。进入我朝明代以来，香火更加兴盛，著述也更加丰富，直到今天却没有人继承熙明，为它重新作传。我叹息说：名山大刹，既然不能没有记载著述来传示后世，何况圣母慈圣皇太后刊印藏经，而我皇上以纯厚孝心继承母志，派遣内使携经降香，来到普陀赐福。我既已把它刻在贞珉之上，使它与此山并峙，又怎么能在这里没有志书呢？我与海防官潜山刘公商议，刘公把这件事交给郡守武陵龙公。龙公说：一定要请仪部屠长卿先生，于是我便登门向他请教。不久，汇集编次便成了一部书。我不才，又在书稿未定之前补说几句。世上的儒者，忌讳谈论佛教；至于武臣和武士，又总说威势能够克制爱护，认为这与慈悲的宗旨不同。在我看来，佛教的大旨，以慈悲为本体，以教化引导为作用；要点在于使人人趋向善、背离恶。孟子说：以不忍看见他人受苦的心，施行使人不忍受伤害的政治，这不就是慈悲吗？孔子说：自己想立身，也使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使别人通达，这不就是教化引导吗？我是武人，粗鄙而没有学问，只是平日听取先生长者的言论，知道驱除恶行、使人归向善道，铲除叛逆、使人归顺，这确实深得慈悲教化之旨。何况亲眼看见熙明的盛大著作，怎么会不乐意看到这部志书完成呢？这一年仲春，我督率哨船在海上巡哨，船经过补陀，便向大士祈祷说：我佛威灵显赫，希望还能暗中帮助我，使我的军队获得吉利，让我稍微建立一点功劳，用来报答天子。不久，倭奴暗中发动侵扰，窥伺我国边界。皇威大为震动，因此我取得了花脑、浪冈的胜利，说这不是大士在暗中相助的功劳，可以吗？志书完成时，恰逢有这场战事，所以一并记载下来。当时是万历己丑年夏，五月十六日。（旧志） 鄞县屠隆序说：震旦国中有三大道场：西方峨眉山以普贤菩萨为道场，北方五台山以文殊菩萨为道场，而我东海的补陀山以观世音菩萨为道场。西北距佛国不远，道法逐渐传播熏陶，既近又容易到达；东海则偏处深远险阻之地，声迹荒远。众生沉沦苦海，受到五浊污染，如来深深怜悯他们。因此观世音在补陀开化众生，作为通往娑竭罗龙宫的桥梁，确实是有原因的。峨眉、五台深峻雄拔，秀丽冠绝神州；而补陀独自耸立在大海中央，处于孤绝之地，更加奇特。善男信女渡海朝拜大士，肩挨着肩，脚碰着脚。不要说中华人，就连天竺梵僧，也常常只带一瓢一鞋，历尽艰难来到这里，几乎没有一天空缺。然而我们乡里的士大夫反而害怕风波，很少登临跋涉。海上文人常常标举这些胜景灵区，惊叹五岳奇观，把它们寄托在书籍文字中，唯独补陀山一直没有志书。这就使佛教大法受到阻塞，而外道的喧嚣反倒盛行；那么掌管文章、缀辑文字的人还有什么可贵之处呢？开府侯大将军于是与兵使刘公、郡守龙公谋划，纂修《补陀志》。他们尊崇当今皇上，奉圣母命令，刊赐藏经的制敕和御制序文，把它们置于篇首；又绘制山海、岩洞、殿宇和形胜图，依次搜集古今名贤著作，汇编成一部书，再交给道民删削订定。于是略微删削旧诗中俚俗谬误的作品，增入当时贤者合宜的作品若干篇；又把道民自己撰写的记文和颁韵诗附在后面。三位君子阐明弘扬佛教经典、启发教导蒙昧者，功劳实在不小。哪里只是山神海神欣喜，也得到如来的认可。万历己丑年春，弢光居士屠隆撰。（旧志） 皖城刘尚志序说：流沙以西有昆仑山和县圃，之罘以东有蓬莱三山。赤县神州之中，称为名洞天福地的地方，虽然屈指可数，大多是仙灵寄托形迹之处。唯独东海补陀山，被称为佛教道场。从前襄城鼎湖，遗迹始于轩辕黄帝；包山洞庭，秘事由龙威真人揭示；柱下老史官曾称老子为犹龙，孔子也赞叹他像龙一样。清虚冲举的学说，实际上由此开始昌明。当时固然还没有听说能仁氏的教法；即使有，也只是迦毗罗卫、身毒一带的国家自行奉行罢了。东汉初年，佛教逐渐传入震旦。佛教以超脱为贵，以空寂为宗旨，同时显露灵明，称为见性。我们儒者本来曾公开斥责它，但高明通达之士往往撩起衣裳，涉足其中。士人正苦于世间法度局促，一听到摆脱世俗束缚的言论，便豁然开朗，如同被捆绑的人获得释放；士人正苦于世途炎热喧嚣，一领会清净的宗旨，便感到洒脱，如同口渴受热的人饮下冰水。佛教只讲摆脱，接近摆脱的士人就容易接受；佛教只以清净为宗旨，接近清净的士人也容易接受。这不但无妨于儒学，反而足以补助儒教所不能达到之处。这正是我皇上执掌天命治理天下、阐明教化和道理的用意。伟大的王道教令，对于刑罚和赏赐所能达到的地方，以权衡加以制裁；对于刑罚和赏赐达不到的地方，则用善法加以诱导。生成万物的教化表面之外，另有陶铸培育的作用。补陀洛迦山孤悬在大海中央，空旷辽远，秀丽冠绝神州。登上山顶一望，常常产生凭虚御风、超越尘世的想法。我不才，忝任职守，仰承并宣扬皇上清净奉道、开化民众的德意，并用来诱导民俗、使风气淳厚，这是守臣的责任。至于儒佛两家的精深道理，我哪里能够懂得，只能恭敬等待当世能够融会贯通的君子来说明。（旧志）

译武陵龙德孚序说：补陀，是震旦的一大道场；感应显著，灵迹和奇异声名，历代都有记载。明州古称文献之地，在文艺苑囿中享有声名，修习佛教的人也不少。为什么直到今天才修志，而且又由统帅大臣主持呢？君子说：由此可以预见世运了。海上岛屿像星星一样分布，像牙齿一样排列；远望三韩、日本，近在眉睫。明朝初年，汤信国曾请求把这里迁徙并编入内地。补陀只留下一个僧人和一个差役，以奉守香火。世宗时期，东夷侵扰我国海边，所到之处残破不堪，补陀也于是被战火焚毁。不久汪直被俘，海上重新安宁，议论者把这归功于神灵的赐佑。当时是万历丙戌年七月七日，慈宁宫生出瑞莲，花梗抽出花蕊，花朵异常挺秀，完全不同于普通品种。九日，宫中再次生出瑞莲，重台上结出莲子，又不同于先前的品种。皇上大加赏赐并认为奇异，命中使拿出来给辅臣观看，绘图并作诗咏叹。于是圣母命中使带着两船莲花部主法像，以及续刻的藏经四十一函和旧刻藏经六百三十七函，直达庄严妙海，以镇护普门，报答神灵赐佑，并结下殊胜果报。皇上以孝心推及众人，诏令宏大宣扬。善男信女归依佛法，奔走而来，大概如云聚集、尘土涌动一般。大德广泛施润，盛世政治达到极盛，神灵赐佑显赫，确实没有比今天更盛大的时候了。于是统帅大臣得以从容优游，专心从事著述，评述古今，颇有披散书帙、宽衣缓带的文士风度。他还知道尊崇佛法僧三宝，振兴禅悦，坚定皇家福佑，培植人间天上的善因。和美啊侯君！他难道是羊叔子、曹武惠一类的人吗？洛阳的兴废，可以占验世运的盛衰；我龙德孚也从今天补陀志书的修成，来推测世运，这也是臣子祝祷福寿的一点心意。万历己丑年五月十五日。（旧志） 镇海邵辅忠《重锓补陀志序》说：补陀山，是祈祷延长国运的名山，也是显灵著验的大士道场。白华之名载于佛教经典，黑龙之事见于梵音咒语。所以原本没有志书，后来由侯大将军辑成；他泛海选取胜景，搜罗耳闻目见，汇集编成书册，如今我又承接此志为之重刻。按我听父老所说，补陀山高耸悬立在海上，离县城远达三百里，是海外各夷进贡船只必经的重要航道。然而历代有兴有衰，是时代与地理偶然遭逢劫运，并不是大士慈悲神灵代代觉悟迷惑众生的缘故。如今皇上以道德治理天下，宽仁施政，建立中正的皇极；又扩大孝治，奉两宫慈旨，派遣中使颁赐经书、披绣祈福，祝愿皇上万年长寿。而天下屡获丰收，兵革不起，至今已有三十六年。福佑国家、庇护百姓，感应如蓍草和灵龟一样准确，这难道不是冥冥之中默默保佑吗？此前己亥年，前殿发生火灾，屋脊和基石全都烧毁，唯独大士金身安然如故，护法关神也没有毁坏，这其中的缘故已经很明白了。如今皇上屡次下诏谕，中使严加督饬，重新修建殿宇，如今告竣，实在应该如此。何况当时海上船只往来，各岛防守援助之船在沧海上首尾相望，鲸鱼和大鱼都不敢妄动。这确实是我皇上的神威显赫、孝慈之德昭著，而大士仿佛也在助其流布教化。修撰补陀志的人，难道也可以遵循并宣扬皇上的美好意旨吗？所以说：事情如果不合乎法度和常理，君主就不会举用；言论如果不能切中要害，臣下就不会进献。假如所持有依据，所说合乎道理，君子一向乐于称道它。谨行拜手礼作序。完成志书的是寺僧性能，也一并写在这里。（旧志） 按：序文说“志书由侯大将军辑成，如今我又承接它来重刻”，可见邵序是为重刻侯志而作，所以标题称为《重锓补陀志序》。但《蛟川诗话》说：邵辅忠的《山志》有八卷，镇海县志依据它编纂；这大概是一时没有加以查考，竟把重刻志书说成了辑录志书。《重修普陀山志》六卷（清代《四库全书》存目） 明万历三十五年，鄞县周应宾辑录。自序说：普陀旧已有志书，现在为什么还要辑录？因为要重新修整、更新。志书的作用，是彰明过去、示范将来；况且这座山川灵异，又有王命加以重建。它重新建造之后，必然会有兴废的遗迹，因此即使再次辑录也是可以的。普陀偏处一隅，不像中原那样道路曲折而秀丽，但它毕竟是四大名山之一。天向西北倾斜，圣主在那里统御；大地尽头在东南，古佛在那里出现。以神道设置教化，圣人并不废弃，这正是皇帝御笔所护持的，怎么可以使它湮没呢？普陀本来就是古刹，兴盛后废毁、废毁后兴盛，已经多次了。这次重建，资金由内帑拨发，工程由内遣官员督办；坛场殿宇依旧，名号与规制焕然一新，这是兴废交替中的一次大际会，所以说即使再修辑一部志书，也是可以的。本志共五卷，分为十七类，由各位文学之士负责纂辑，而由我裁定。前志重在山，主要为了彰显佛法灵异；今志重在寺，主要为了尊崇君王的恩赐。这就是本编的大旨，谨表明它并作序。时为万历丁未年四月十六日。（旧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普陀山志》六卷，明代周应宾因旧志重新辑录，共六卷、十五门。但周应宾自序称五卷、十七门。核验卷册，实际上没有缺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按：周应宾重修山志，距离侯继高志书完成只有一纪半左右。当时御用监张随奉命修建殿宇，又广泛寻访儒林人士，辑成志书。这部志书的编作，大概承接了张随的意图。现在依照《四库全书》的核验，标作六卷，以保存其真实情况。《南海普陀山志》十五卷（刊行本） 清康熙戊寅年，前后二寺住持通旭、性统共同聘请慈溪裘琏编辑。慈溪姜宸英、钱塘高士奇、鄞县万言审定。通旭、性统校订；共同参与校录的是鄮溪李文斗。传述遗文、办理志书事务的是珂月、拙庵两位上人。

译凡是立论著书，固然贵在广博通达，也要戒除牵强填凑。罗列鬼名、拼凑疥驼之类的做法，并不是本书所崇尚的。这片土地远处沉浸在大海之中，近处连接旸嵎；不仅可以尽情探寻希连、乌秅的幽秘，也足以夸说三神山、阆风等传说。与黄帝以前相比，就更加荒诞了。本编凡是不切合普陀、没有真实依据的内容，一概不收录。自从我们的宣父孔子发出“老子像龙一样”的感叹，以及“西方有圣人”的说法以来，佛、道、儒三教便一同兴盛起来。拘泥的儒生和世俗之人妄想以微小力量撼动大树，只是自不量力罢了。历观古代贤哲，没有不穷究《楞伽经》、广泛结交僧人的。白社、金山一类的人物，其中最为著名。刘禹锡作《曹溪佛衣铭》，卢仝作《如意轮尽赞》，都凭借优美文辞阐扬佛法义理。其他翻译藏经、解释经文、注释品目的，更是数不胜数。我心中仰慕白居易、苏轼的规范，寄托于鲍照、谢灵运的文章；虽然自愧浅陋，却私下立志追随他们。观音、文殊、普贤，都称为大士；但观自在菩萨独为圆通教主，悲悯众生，显现各种神异变化，随顺众生根机加以摄受教化，比文殊、普贤二位圣者更加广博。因此，受其教化而皈依趋奉的人震动整个法界。然而佛典兴起流传，儒家言论却如群星坠落。我稍微根据所见所闻，辑录并宣扬其中微妙之处，所以特意在“灵异”之外，增设“赞诵”一门。五台山、峨眉山，山川本来优胜，又都在疆域之内。自古至今，名公巨卿以及文人才士，游览的足迹多得像树林；装在锦囊中的诗篇纷纷落下，实在记载不完。这座山虽然连接吴越地区，终究被波涛隔绝。远方的人不必说了，即使王谢家族流寓山阴，白居易、苏轼历任杭州官职，都是选择胜景、喜爱游览的人，却距离名胜区很近，连一叶扁舟也没有乘坐过，难道不是憾事吗？所以这里风流文采寂寥，文献也没有凭据。不只是作者少、见闻寡，也给大雅之士留下了讥议。自古以来，优胜的土地和著名的地区，都必须依靠高人雅士才得以显扬。王羲之之于山阴，柳宗元之于柳州，苏轼之于儋耳，杨慎之于六诏，只看这几个人，就可以概括古今的情形。我来到这里，除了观海礼山之外，一丘一壑都一定亲自走过；抒发山川灵秀，探究幽深奇异，不敢抄袭陈说、沿用谬误，以免被山灵嘲笑。只是可惜世事沧桑变换，兵火使一切陷于沦亡；不但听到的说法各不相同，甚至连可以相异的传闻也没有。各种事物彼此混杂，连敖、淄、渑都无法辨识；能让我合上书卷叹息的，也就是这一点。舆地志首先重视名山大川；有一条河川大到像海，可以说是很大了，旧志却不收入，实在太鄙陋了。今志先写海、后写山，因为山在海中。至于洋、港等水域，则按类别附在相关门类之后。至于泉、潭、池、井，又另立一门记载。洛迦山以外，只有梅岑最为古老，因为汉代寿春人梅子真而得名。梅子真是否到过这里，无法确定。但史书既称他在吴市假装疯狂，又说相传他成仙而去，那么他隐遁到荒僻岛屿，也有这种可能。其余山峰、岩石、洞穴、山谷，多从佛经中取义命名；又有的地方本来没有这个名称，一经题写在石头或茅屋上，便彼此这样称呼。虽然名称和实际面貌未必相符，但意义类别可以沿用的，都仍旧保留；偶尔有俚俗鄙陋、实在不堪、冒犯山林泉石的名称，才偶尔改换一两个字，同时附存旧名，以便考核。以神道设置教化，《易经》的言辞说得明明白白。有关灵异的一编，流传久远；普通妇女和小儿都能讲述，声名光彩所到之处，不可能掩盖。其余增补的各项，也都逐一寻求确实依据，并非捕风捉影。根器迟钝的傅奕、狂妄一类的阮瞻，千万不要因为见闻少就把平常事物当成怪异，反而把骆驼说成马的肿背。佛教有法统系统，就像儒家有道统一样。朱子说：宁可让道统像屋架漏雨一样断缺千年，也不能让汉代、唐代的人越过三代，冒充继承道统，这话确实有见识。普陀自从梁代慧锷开山以来，历代都有闻名人物；到了宋代真歇，首先倡导宗门风气。此后自得、祖芳相继传灯，一灯接一灯。不久到了末世，禅宗改成讲经，法鼓寂然无声。一直到潮公、别公，才续接灯火、承继法宝；从此两寺英才杰出，确实是山中的盛事。法统、释系分别附在梵宫、法产两门末尾。梵宫和法产虽然说是相关事项，实际上关系到寺院规模能否长久保存。修志者往往认为这些事情琐碎鄙俗，便略去不详载，这是错误的。本志特意完备记载，是为了彰明佛法制度，防止侵占渔利，并向后世说明其长久依据。修志本来就难，修禅林志更难。过分尊重就会失去体例，必将孔子降为桑门弟子；删削笔削过于严苛，也不必在佛寺中充当董狐；这两种做法都不可以。何况其中的事迹和文章义理类别，很多不同于儒家言论；若要把班固、司马迁的文章同佛教龙象并论，他们一定会变色而离去。我裘琏才识浅陋，却错误地学习辞章。今年总兵蓝公命我修撰洛迦志，我按照自己的身份测量边际，实在害怕才力不胜、失误越礼。然而最优美的境地，不忍交给别人；知己的恩情，难道能因身处辖地而推辞吗？因此辑成这部书，使著作流传于名山，仰面对大匠，惭愧自己的浅薄；希望日后能够共同讨论，欣然看见宏大的文章。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中秋，慈溪鱼山裘琏识。

译漳浦蓝理序说：洛迦山是海外名山，是普门大士亲自选择的道场。从梁代直到今天将近千年，其间兴废多次；南宋、有元以及明代万历年间最为兴盛。依我看来，它衰废时没有不是有原因的，兴盛时也没有不是有根由的。君主圣明、臣子贤能，功业兴盛、政务得到施行；于是四海清平安宁，百姓和万物康健富足，便能利用闲暇重修梵宫，研究佛教经典。这也是上下和平、安闲无事的一种征兆。反之，盗寇充斥，家室忧愁叹息；邪乱之风、乖戾之气鼓动尘世，那么即使有佛教，也无从施展。这就是古今兴废的大致规律。补陀两寺在故明末年遭逢变故，海盗气焰初起，岛屿被迷雾笼罩。先皇帝威严震怒，将其廓清。不久又迁徙到内地，于是朱红宫殿、青色楼阁荡然无存，化作冷烟寒风，近二十年之久。我皇上文德广泛施及，圣武显明布扬；疆土版籍完全纳入国内，并截断海外之患。从前荆棘丛生的荒虚之地，没有不在其中含哺而食、击壤歌颂太平的。康熙二十八年，皇帝南巡。适逢前任元戎黄公乘暇上奏地方事务，于是派官员拨赐内帑，重新建造梵宇。这样，普陀、镇海、玉毫三处都重新显现光彩了。第二年，黄公因病死于任所，我有幸奉特别选拔之命，从宣府调任来镇守这里。凡是黄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便不能推辞。于是宣扬一人的盛德，重建三宝的巍峨宫殿；无论大小事务，都加以整治、扩张。龙象僧侣遍满山中，钟鼓声震动山谷。大家无不庆贺海上风平浪静，祝愿天子万寿无疆。盛大美好啊！我既乐于看到工程完成，又在每年汛期挑选士卒扬帆，登临山上，总要为百姓处在升平时代而加额庆幸。戊寅年中秋，山僧拿修志之事来请求，我便代为聘请人员修辑。铺陈宣扬盛世，歌颂太平。己卯年春，皇帝再次南巡。两寺主僧迎接銮驾、谢恩，承蒙皇上面容喜悦，温和下达旨意；随即颁赐御题匾额，再次赐给内帑金钱，并且派遣中使登山，供给运输黄瓦，敕令住持迅速完成尚未完工的工程。恩赐诏命一再降临，确实是非同寻常的待遇。当时志书已经完成但尚未刊刻，请我写几句话置于卷首。我还能说什么呢？扭转乾坤、使天下安定的是圣天子的德行；彰明宏大谋略、辅佐盛世教化的是贤宰相和百官的力量；阐扬佛法声教和慈悲意味，使上觉慈尊在冥冥之中潜移默化、默默保佑的是诸位上人的职责。我只是身逢其时而窃居俸禄，错误地镇守海疆，又有什么可说的呢！翻阅志书文字，只见文采斐然、内容丰盛，合乎大雅而卓然不群，世上并不缺少能够识别它的人。我也有幸受到知人之明的赏识，所以这件事是我不能推辞的，这便是序言。康熙辛巳年仲春。性统修成山志后，在法堂上说：晋代的《乘》《梼杌》，记事虽相同，却独独推重《春秋》，因为尊重先圣删削裁定的笔法；白居易续写传灯史，明代编纂《会要》，编年统纪虽相同，却独独尊重《会元》，因为采用大河般宏博的删订。唯有这座洛迦山，白华之名早已显著。正法明如来在前世劫中于此证道，观音又在后梁不肯离去而选择胜地；历代兴废相承，创建和继承都不容易。侯公以前创修志书，周君后来继续辑录，记事编统都还简略而不完备。不久山海之间发生战乱，几乎使文献无从考证。幸亏我皇上以佛心应世，四海清平。朱提从国库发出，金色佛经由内府颁赐；梵刹借此重新兴盛，佛法之轮从此大为转动。镇台蓝公竭力承担此事，厚礼聘请硕学之士，重新修订山志。我得到殷玉裘公，他胸中饱含珠玑，文笔如霞雾奔涌；从草创到润色，一气呵成。顿时使山川、梵刹、规制和人文，顽钝的变秀美，朴拙的变华美，笨拙的变精巧，湮没的得以保存；片言只字，也别开生面。上承千年失坠的文绪，下启百代宏大的事业。仅凭寸长朱笔，便使十方普遍受益；一点墨水，竟使两处都成龙。再说，在天地尚未形成、鸿蒙尚未分判以前，这一点究竟写在什么地方呢？按：本志目录为：卷一山图、志例；卷二星野、形胜；卷三梵刹；卷四建置；卷五灵异、赞颂；卷六法统、释系；卷七颁赐、古迹、流寓；卷八精蓝；卷九法产、方物；卷十事略；卷十一至卷十四历朝及本朝艺文、诗咏；卷十五僧诗偈。稿本完成后，由法雨寺刻板流行于世。适逢康熙南巡，皇帝阅览此书并称许，命侍卫记下编纂者的姓名和籍贯带回。（《句章征文》）裘琏年谱称此书为《南海志》，省略了“普陀”二字。道光年间，秦耀曾修山志说：裘志在紫竹林还存有一册，但残缺不全，难以用作考核依据。可知到那时，流传的抄本已经很少。如今法雨寺退院的开如和尚还保存着这部志书。卷面题记为光绪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即日本明治二十一年八月一日。日本人岸吟香在上海乐善堂寓楼，偶然遇到普陀山化闻大和尚，与他谈论佛经，十分投契。由此得知《普陀山志》早已失传，便把这部书赠给他，并记下几句话。日本岸吟香合十礼拜，下钤“岸樱”印一颗。开如是化闻的嫡传弟子，因此能够把此书收藏在长生禅林，也是一件幸运的事。其中“事略”门说：过去见过一两位修志者，抱负不高，见识更小，既不公正也不谨慎；鄙俗的方言充斥纸面，杂乱不堪。他们不知道在下笔写作时，文字已经粗劣到不堪覆在瓦缸上，却还妄想流传后世、传之久远，把自己的诗文胡乱塞入其中，读来令人更加厌烦。然而翻阅全书，题咏作品也有许多被窜入其中。把星野列为一门，把浙江海域归入普陀；古迹、流寓只有寥寥一两件，不能成卷，终究觉得不恰当。许琰说：前志的写作，宏大奔放到了极点，然而免不了言辞繁多；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普陀山志》十五卷（刊行本） 清康熙四十四年，普济寺聘请昆山朱谨、长洲陈璇增修。

译福建施世骠序说：所谓《普陀山志》，是观音大士的书，不是儒者所应参与的；山在定邑境内，是地方长官的事务，不是军府所应过问的。如今志书完成，住持请我作序，我便拿来作序，大概是有原因的。这座山多次兴盛、多次废毁，其他著作已经说得很详细了。简要说来，有人尊崇它就兴盛，有人残害它就废毁。一次毁于黄毛贼突然袭击，再一次受困于海疆没有安定，这就是大致情形。当此之时，为普陀筹划的人，不必担心佛法不能广布、僧侣不能繁盛、舟车不能通行、米粮不能运到；他们所担心的，只是远洋航行和多种语言传译中可能出现意外。我在辛巳年秋天奉命驻守翁洲，过了一年，稍有盗贼警报；侦察得知，是抢劫的白徒，出兵讨伐后很快便消灭了。从前汉代龚遂治理渤海盗乱，请求皇上宽缓处理，上奏说：这些都是陛下的赤子，只是在池塘边玩弄兵器罢了；卖剑买牛，卖刀买小牛，这就是他们应做的事。功成而不居功，遭到诽谤也不躲避，这就是做人臣的道义，只需尽到职责罢了。我两次经过普陀，登上梅岑白华峰顶，面对茫茫远海，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达，因此两次提醒名山高僧提高戒心。等到看见禅学人才济济，寺院规制严整庄肃，哪里只是羡慕法席的雍容气象，也由此知道住持确实有办事才干。我已经洒脱地把这些写入诗歌，不再忧虑了。于是我把这些话告诉蓉浦缪明府，他也说：我们两个人今天既然从头到尾主持了这座名山，就不可以不说几句话，因此为它作序。（许志） 襄平甘国璧序说：名山大川，各处都有；有的因人而流传，有的因地而著名。仙客骚人以及高蹈远引、隐居避世的人，屈指可数。于是名声响彻天下，特别载入国史的，往往就是这样。至于普陀，则是天竺佛教徒栖托的名山。自佛教传入中土，圆通大士以耳根法门教化这一方，便指此山为观音应身说法之地。它高耸在巨浪中，隔绝红尘；有潮音洞、梵音洞两个洞窟，相传是大士显现身形的地方。当今圣明君主不断加以颁赐，与天下臣民共同培植福田。虽然潮汐险恶，每年仍有成百上千艘船扬帆平稳渡过。这里确实是凭慈悲方便引导人向善的灵秀胜地。从前我出任四明太守，竟然不能从繁忙文书中抽出闲暇，乘一叶扁舟来问道。后来即使纵横宦海，奉命到国事所需的东西各方任职，对名山的向往仍然在心中炽热，一天也未曾忘却。不久我奉诏调任云南巡抚，去宣扬圣人的至高教化，使中外和谐太平。戊戌年，我恭敬地给大士像镀金，派使者送供品到梵音洞，并覆盖修建三间阁屋，略微显示庄严。希望使四方前来叩拜的人欢喜、勇往直前，如云奔涌、如水赴流，响应而乐意随从；这也未尝不是对共同向善者的一点帮助。我个人这点私心，哪里敢说是为了求取福报呢？只是想到自己尸位素餐，上承皇上深厚而特殊的恩典，恩惠不断增加。因此借助大士广大的慈悲，使天下亿万百姓一同登上仁义之门，永远祝愿天子长寿无疆，垂衣而治；我想报答却力不能及的心情，能够稍稍尽到万分之一，就是这样了。这一年正是我母亲五十岁生日，住持绎堂派专使传达心意，我因此得以翻阅山志。恭敬看见皇帝御书文辞的瑰丽，名公硕士题咏的清新；山峰层列，花木珍奇。内容洋洋洒洒，仿佛亲自到了名山、亲自登上佛地。虽然相隔万里、道路不同，但灵山就在方寸之间，何尝有丝毫远隔？因此在诸公之后附写几句话，将来或许我会一瓢一笠，走遍佛寺禅林，实现平生愿望，也未可知。山灵如果有知，请不要责怪我。（许志） 云间王鸿绪序说：普陀山寺多次迁徙倾圮，自从潮音禅师驻锡以后，因而大为振兴，我曾经为此作过叙述。如今潮音已经成为古人，而他的弟子珂月增修山志，写信给我，希望我再说几句话。我既没有登临名山、亲自承受妙相，所谓圆通之殿、说法之场、山川洞壑显现变化的地方，一处也没有涉足，又从哪里作序呢？如果只凭心中的揣想来虚构立说，那么对精蓝寺院有什么帮助，又怎能希望合乎大士的本意呢？珂月说：此前寺院工程没有完工，修志之事仓促结束；如今宫殿崇高，屋宇峻峭，彩绘栋梁、雕刻楹柱，上摩青天，下临沧海。早晚六时钟板不断，供养饮食的人数以万计；檀越施主甚至来自经过多重翻译的远方。先和尚的勤劳，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况且巨大费用出自大盈库，寺额又由皇帝御笔题写，这难道还不可以说吗？我惶恐无地，只好提笔写作。不过我所说的，正是珂月法师没有完备记载的部分。我曾偶然谈到，自古以来崇尚道术、参与普陀事务的君主，都是对大士有所求的。圣天子在上，没有什么不承载、没有什么不覆盖；德行巍巍广大，百姓无法用言语称颂。如今又特别关注名山，殷勤礼敬大士。召见僧众，赐下温和的诏旨，赐给御笔，这也是事情偶然的机缘；是皇帝仁爱养育众生而不遗漏，并非有所图谋却自然施行仁德。这次工程，应当据实记事；浮夸虚伪的内容，一个字也不保存。发言要公正，阿谀偏袒的话，一句也不立。能够流传后世、传播久远，成为接触万物、利益众生的事业，成为这座山千古文献的凭证，这些才都值得记载。因此恭敬地写在篇首，以答复珂月。（许志）

译鄞县邵基作序说：四明山的东南边濒临大海，在烟涛浩渺之中灵秀奇异、挺拔耸立的，就是普陀洛迦山。它就是《华严经》所称的补怛洛迦山，是普门大士示现的地方，位于南海的幽僻区域，灵异遗迹十分显著。自梁贞明年间创建佛寺以来，历代不断增修装饰，这些都记载在以前的志书中，完全可以考见。我朝德泽润及偏远海滨，恩泽遍布天下。海面风平浪静，雾气清澄开阔。荒远的海岛富庶安定，与内地没有不同。普陀作为名山净土，善男信女归依向往，裹带粮食寻访渡口，扬帆直渡而来，前后相接。圣祖仁皇帝南巡时，特许守臣请求，再次赐给国库银两，兴修寺院。赐前寺匾额为“普济群灵”，后寺匾额为“天花法雨”。皇帝的文章和御笔，光明地垂示于亿万年之后。我皇上登极治理天下，使四海安宁。在日夜勤政之余，留心佛教经典，获得最高深的佛法。深深想到佛法广大，功德不可思议；又因为圣祖曾为此胜地祈福，于是虔诚崇礼，拨发国库银两，派遣官员，再加修缮。两寺的大工程同时完工，各自获得御制碑文记事。青珉巨大的榜书照耀着海上波涛。普济寺住持僧绎堂、监院僧本善亲逢盛世，敬仰皇恩，恭敬记述这份特殊恩典，增辑志书，用来使灵山更加光辉壮丽，传示后代，用意实在深远。志书完成后，他们驰书京城，托请我为它作序。我仰想圣明天子陶冶养育百姓，使他们生活便利、衣食丰足，端正道德，使天下达到仁厚长寿的境地。海内海外，没有一个人不能安居乐业。使人民和物产都得到繁盛，简直与天地化育万物一样，具有相同的功用；而对百姓施惠、安抚、保护的心意，在圣上的内心一天比一天急切。天下的名山大川，凡是明神所居、能够替百姓抵御灾害祸患、赐予福气延长吉祥的地方，无不虔诚修治并按等级祭祀。如今这座山作为大士的道场，受到恭敬礼奉，又蒙皇帝亲笔褒饰。这足以仰见圣主勤恤百姓的至诚心意，与菩萨救济世人的慈悲因缘，同样广大而周遍。凡是风调雨顺、年成丰收、时令和谐，沐浴恩泽而享受盛世教化的人，都是大士慈悲在暗中帮助，实在也是圣天子至德感通的结果。我生长在海滨，得以侍奉京城近臣。遥望灵山，有敬重桑梓、共同尊崇的情义。因此不顾才疏浅陋，写下这些话置于篇首。（秦志） 按：许琰《志》的凡例说：康熙三十七年戊寅，普济、法雨两寺请裘殷玉修辑。稿本完成后，法雨寺随即刊刻。普济寺又请朱、陈二位先生重新增删，到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才刊印。因此与法雨寺刊本，小处相同，大处差异很大。《四库存目》说：这部志书对事情的始末记述相当完备，但叙事繁冗杂沓，没有章法。秦耀曾《志例言》说：这部志书每卷开头都列出编辑者姓名，有时列朱、陈、裘三人，有时列陈、裘二人，有时只列朱一人。成书既非同一时期，订正也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体例没有区分，难免有疏漏。综合这些说法来看，它的得失也就可以知道了。《增修普陀山旧志例》（秦志） 清代定海知县、江阴人缪燧撰写 凡例说：自从郡县有志书以来，佛、道二教的著作以及记述泉石烟霞的文章，常常可以见到。然而十洲三山，大多指涉神仙之事，而且其中有无真假无法知道。只有普陀这一片岩石孤悬海中，是普门大士的胜地，觉悟迷惘、拯救沉溺，历来都有明确的征验。为它作记述的人，也应当谨慎啊！所以我记佛事不敢旁涉，记山川不敢虚构，记事迹不敢像《齐谐》那样荒诞，记文辞不敢作类似月旦人物的品评。全部依据旧日传闻，以近来的事实加以充实，这大概就是本书的大要。至于寺院的兴废，香火的盛衰，学佛之人的聚散，以及世事的沧桑变化，自然不免有俯仰升沉。实在不必抑此扬彼，借此作为我夸夸其谈的资本。苏轼说：“大悲，是观世音的变化身。”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就还有不变的本体存在。这层义理非常深奥，不可思议。如今记述普陀，只说普陀大士；至于《法华经》中佛所说一切普遍应现的种种功德，以及其他书籍中杂见的内容，全都不予记载，以此表明这里所作的是关于白华山的真实记录。四明的文人前后为名山作志，撰有《普陀新志》。其中岩壑、川原、土地、疆界，没有什么可以增删的。只有普济、法雨两寺，与先前略有不同，但这也是时势际会的奇特，加上人事筹备周全所致。山间幽僻村里、亭台桥梁之外，安静的寺宇、田地和庵舍，共有一百六十六所，可以说非常兴盛了。任凭质实的人提出议论而疏略记载，专事夸饰的人却少有恰当的。说圆通教主总摄群伦、统领一切衙官，恐怕不是确切的说法。也应知道，梅岑的晓月并不隔绝峨眉；沧海横流之时，九子山依然存在。三大士、四名山究竟相同还是不同，有还是没有，即使白居易、苏轼在世，也会作这样的看法。观自在菩萨本来是大丈夫身。《普门品》说：应当以妇女身得到度脱的，就现妇女身为她说法。因此，开元年间的画院用宝冠、珠络来绘画，采用女性形象；历代慈宫也由此产生崇信。即使以天下的奉养来供奉仍嫌不足，于是又祈求大慈悲神力赐福，祝愿福寿绵延无尽，这是孝道的极致了。即使作为百世的法则，也是可以的。天下的精舍寺院，数以千亿，屡次兴建又屡次废弃。只有这个佛教道场，皇帝常常念及过去的因缘，广泛施恩而不遗漏任何地方。看到名山长满荒草，怜悯僧众无处归宿，便增加赐给国库银两，并装运经书、分布藏经。皇帝亲笔所书，到处都在指示和昭示。至于希望与臣民共同享受福善，圣人的心胸，真是与天地同样广大了。山中的志书，姑且歌颂其万分之一吧。义山蓝公最初经营洛迦山，勤劳也到了极点。只是可惜从朱梁直到现在，差不多已有一千年，记载的只是内廷的赏赐，没有听说朝廷士大夫捐献财物。难道是年代久远，姓氏没有流传下来吗？志书不应当略去这类事情。而且乘筏渡南海，并不像走平坦道路那样容易寻访佛迹；鲸涛、飓风，身家性命都系于其上。因此，即使普通男子、独身妇女只捐出一斗米、几尺布，也不能说不是大布施。按编年写入志书，难道会没有意义吗？富贵客人捐资，何妨附在志中？如今像定海总兵施公，奉诏到山，宣读诏令并颁赐国库银两。这是圣朝特殊的恩典，所以使大小使臣的姓氏都刻录下来，不让它们遗漏。普陀旧志，是今日的文献。虽然古朴简略，未免像羲皇以上的人所作；后来的志书辞藻华丽、文笔精美，点染山林，自然成了文坛的一部作品。但旧志只记载康熙三十八年以前的事情。康熙癸未年春，圣驾南巡，驻跸武林，召见寺中僧人，殷勤询问大士之事，命使者携香函前往，并颁下诏令、赐给国库银两。这是关系盛大典礼的事情，不敢不记述。因此增修这部志书，附在篇末，希望流传久远。（秦志）

译按：缪公这部书没有传本。他所说的“后志辞藻华丽、文笔精美”等话，大概是指裘琏志中的说法；他所说的癸未年春圣驾南巡，直到附在篇末等话，大概说明他增补的只是癸未年以后的事情。至于他说记佛不敢旁涉、记普陀只说普陀大士、渡南海乘筏不像走坦途寻佛等话，措辞都谨慎翔实，足以作为修撰山志者的指南。这次编书，私下取法了他的宗旨。《重修南海普陀山志》二十卷（刊行本） 清乾隆四年，法雨寺住持法泽聘请同安许琰编辑。归善人黄应熊参与审定，法雨寺住持释明智法泽校订。自序说：普陀山，是观世音大士显灵化现的道场。大士以空、假、中三观进入三摩地，以圆通慈悲之力想要度脱众生，随着观察而应感，使众生都能获得善果，所以独以“观”命名。一般的山可以没有志书，普陀山有大士，就不能没有志书。记普陀就是记大士，也就是记大士之志。大士随类应化的灵迹，人们欢喜、悲悯、仰慕、向善的心念，因观察而感动，因感动而兴起，这就是大士之志。记述大士的人，也应当作这样的观照。这与柱下史记掌故的志书、郡邑记风土的志书，名称虽相同，宗旨却不同。己未年，我乘船漫游观览，向南到定海，恰逢普陀住持僧法泽奉海门黄公之命，请我修撰山志。于是驾着小船，出沈家门抵达南海，离定海又一百多里。海面浩瀚无边，觉得坐在小船上如飞鸟一般，站立在水中，实为人生最大的壮观。进入山中，险峻的岩石和奇异的洞穴都充满灵气，确实是天下奇观。登上前后两寺，只见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两位皇帝的御碑，高大巍峨直摩云天。金殿珠宫辉煌耀眼，自古以来梵宇壮丽的景象，也没有超过这里的。正因为神灵留存并护佑其中，所以海面风平浪静，山色光彩、河川秀美。历代圣王同情百姓的胸怀，以及借神道设教，也因此把崇奉推到了这样的程度。假如不是大士所处的孤岛绝崖之地，又凭什么能够看到这些呢？后来法泽拿出前志，托我重新订正。我说：前面已经有志书了，重新订正它有什么必要？法泽说：前代的志书只是草创，尚不完备，像太羹玄酒一样，还保有古朴质实的味道。此后接续增饰，夸耀博洽华丽，内容浮泛而杂乱，间或在所难免，只是懂得写些赞扬僧人的话罢了。对于记述大士之志，我担心它不足以令人有所观感。而且雍正九年拨发国库银两重修寺院，圣恩隆重，寺院的规制都已经焕然一新，前志本来没有涉及，怎么可以缓办呢？我说：记大士之志，是用善行诱导人，使人通过观照而入道。善于观照大士，不在于山志，而在于人的内心自行观照、身体自行行善，这样即使不看志书也可以；看了志书而更加有所观感，也可以。若是进入胜境、阅读胜志，而贪婪愚痴毫无改变，残忍之心依然存在，那么既没有见到圣者，也不能践行圣者之道。大士之志反而更加悲戚，又怎能仰体我列圣借神道设教的德意呢？我校阅了一个多月，删去繁杂混乱之处，补上缺漏简略之处。间或有一两篇官员所作、被佛教徒借来作为檀越护法依据的文章，不能全部删去。只是担心后人看今天，正如今天看过去一样，这些内容果真值得观览吗？法泽是我的族弟。年轻时曾寄居在我的业师梁村蔡先生乡里中的清泉岩，与老师交往最为亲密。后来成为普陀法雨寺住持，办理钦工，极其勤劳。他戒行精严，僧俗都心悦诚服。我的老师在京城时，曾作诗寄信问候。法泽大概才是真能记述大士之志的人。因此对于这部志书，我尤其情意深切。书成后，作序如下。乾隆四年己未，暑月初一日。黄应熊作序说：定海县在东南海中，普陀山离定海又一百多里。普陀山志，是记述普陀山，而不是只为了写“普陀之志”本身。前朝以来，东夷侵扰，洛迦山的顽民逃亡，定海也暂且置之度外。普陀荒废衰败了五六十年。到了圣祖仁皇帝在位时，凭盛大的德行和神威，使海上各地全部臣服。于是恢复定海县的建置，兴修普陀山，赐普济、法雨两寺御笔匾额，两座梵刹并峙。到雍正九年辛亥，世宗宪皇帝又大规模拨发国库银两，派官员督办修建。当时我暂任定海县职务。钦工工程重大，法雨寺原住持年老不能承受劳苦。两寺僧众共同推举今天的方丈法泽，他戒行严谨卓异，道行精深，于是请他担任住持，主持山中事务。我也乐于定海百姓淳朴、风俗敦厚，政务简明、刑罚清平，能够尽心奔走办理工程。三年后工程完竣，两寺规模高大辉煌，又焕然一新。法泽常常想到所受皇恩深重，想再次辑录山志以传之后世；又担心如果仍沿袭前志的疏漏草率，就无法为名山增光，也无法把皇恩永久记载下来。因此迟迟不敢轻易开始，过了好几年。正好去年夏天，许太史瑶洲先生来到定海，我对法泽说，过去谋划修志的事，时机已经到了！不能再错过了。于是聘请许先生前往山中，取出前志，删去芜杂，订正谬误，补足不完备之处。校订编纂完成后，共二十卷，目录与卷数相应。一座山的灵秀胜景都具备了，两寺的规制也记述详细。不枝蔓，不支离；不荒诞，也不浅陋。过去柳宗元说从司马迁那里取其简洁。像这部志书，可以说是简洁了。正值我长期任职定海，上级官员错误地把我的政绩报为最优，承蒙皇恩升任补授山西职务。法泽因为我将要离开定海，急切希望我写几句话作序。我说：当海面风浪大作时，定海将成为蜃楼蛟龙居住的区域，哪里还顾得上普陀，更无暇考虑普陀志。自从我朝德威远播，统御四海，安抚百神，此后定海才有县治；此后普陀又屡次得到赏赐和修建，佛有寺刹，僧有寮舍，辉煌耀眼，成为天下香火寺院之冠。于是我得以与百姓休养生息，含着食物在街道上歌唱。在处理文书政务之余，又能访寻灵迹，搜求胜景；数以百千计的剃发僧人，也得以在岩洞烟霞之间习静焚修、讲律安禅，悠闲度日，搜集编纂佛教典籍，留传久远。这些全是我列圣像天覆地载一样恩施无边，以及我皇上承继盛世、累积和洽、德教广布，使天下百姓共同享受升平之福的恩赐。修撰山志，是把佛光表彰于历劫之中，也就是把皇恩记载到万年之后。宣扬盛大美德，使天下都知道皇帝的德意，是守土臣子的职责。何况辛亥年钦工修建时，我确实亲身遇到这番盛事，并亲自主持其事，难道会不乐意这部志书完成，好让歌颂和赞扬永无止境吗？于是作序。乾隆五年庚申，传柑后第二日。

译邵基作序说：普陀山两寺，位于灵鹫峰下的是前寺，名叫普济；位于光熙峰下的是后寺，名叫法雨。承蒙圣祖仁皇帝亲笔题写匾额，开始赐予美名，用来为慈圣祈求延年增福，表彰大士的灵迹。世宗宪皇帝大力继承前代美德，弘扬佛法愿力，又赐国库银两，重新加以崇饰。两朝皇帝的文章和御笔，都刻在高大的碑上，光耀海天，辉煌宝地。翻阅图志，真是巍峨壮盛。普济寺僧绎堂既请我为旧志作序，法雨寺僧法泽又因为雍正九年重建，圣恩隆重，赏赐更多、规制更加崇高，而前志没有记载，准备再次编修新志，也来请我作序。大概普陀名山和两寺古刹，旧日记载大多相同，而泽公又要在此基础上修订增益。我详细考察了海山的形胜、洞壑的幽深奇异、殿宇的庄严、灵异的显著，也仰见两朝皇帝的崇敬和佛力的宏大深厚。善男信女归依礼拜，慈悲之舟接引众生。这里作为延续千百年的香火道场，虽然期间不免有兴废，但到了今天，高大辉煌，实在是天下梵刹之首。若不是适逢我朝升平安康、海波平静，哪里能够看到这样的盛况。佛法运势的昌盛，更加可以证明世道的隆盛。佛光依旧，江山未改；但一经沐浴太平时代的景象，受到皇家的宠爱赏赐，山就不像枯槁童山，仿佛更加高大；海也不再狂啸，仿佛更加深广。来往的车船络绎不绝，携带香函礼拜，佛也仿佛更加灵验。旧志所记载的内容，也将一天比一天更新、一个月比一个月兴盛。何况又欣逢我皇上亲自承继大统，盛世相承，光明重现。四方安宁，百神诚信护佑；在洪涛浩渺的海域、灵山孤峙的境地，无不受到恩光庇护，沐浴德化。这本来就是两寺中持钵披衲的僧人日夜顶香虔诚祷告、愿圣上福祚延续万年的心愿。那么泽公谋划更新图志，难道不正是这种祝福祈福的诚心无法自已吗？我知道这部志书一旦完成，两寺的景象可以看见，两寺僧众的情怀也可以看见。我又怎么能不援笔为它作序呢？按：这部志书的目录是：卷首为天章；卷一形胜，卷二建置，卷三梵刹，卷四颁赐，卷五灵异，卷六法统，卷七禅德，卷八精蓝，卷九流寓，卷十法产，卷十一方物，卷十二事略，卷十三旧章，卷十四至十六为历朝及本朝诸艺文，卷十七至十九为历朝及本朝诸诗咏，卷二十为赞偈。看它的凡例，似乎明代侯志、周志，清代裘志、朱志，当时都曾见到。择取其中好的加以遵从，应该高出各志之上。然而建置、梵刹、精蓝本可合并却没有合并；法统、禅德本可合并却没有合并；艺文、诗咏占全书一半，本可删节却没有删节。形胜门沿袭裘志体例，先写海，以说明普陀山位于南海，但这种安排更加曲折。只有它说山志本来不应记星野，说此山因菩萨而得名，山中处处是灵迹，灵迹处处都是古迹；又说菩萨的灵验不凭证据，即使没有证据也能知道这是菩萨之山。这些说法很有见地。它依照旧志，删去了裘志中的星野、古迹；又依照裘志，删去了朱志、陈志中缘起、经证等门类，也很有见识。至于颁赐门，有乾隆三十七年的事情；法产门有乾隆三十八年李国梁序、宋如林序。这些都是后人续加窜改的内容，不是原书旧有的文字。《重修南海普陀山志》二十卷（刊行本） 清道光十二年，普济寺住持能仑聘请金陵秦耀曾编辑。金陵王鼎勋参与审定，能仑校订。

译自序说：普陀山距离定海县治二百多里，就是《华严经》所称的补怛洛迦山，是观世音菩萨示现的道场。距离山还有五里，山间的青翠岚气已扑面而来；尚有千步之远，飞溅的波涛已经打湿脚踝。凌空高阁忽然耸立在彩虹般的天际，奇异的山峰有的高标于海岛之外。我曾经浏览图志，向往山川，心驰神往已有多年，却一直没有实现游访。恰逢表兄王青甫来治理这个县。庚寅年，我在这里主持讲学，接近佛寺丛林，追怀高僧卓锡之地，于是再次访问佛教世界，哪里会害怕驾船呢？本想一探迦兰施园，暂时踏上须达多布施的土地。只是俗务牵累，仍然阻碍了幽静的探访。直到第二年暮春，才在莲洋竞渡，终于攀登藤萝小径。法云荫覆六合，身心进入三摩地；智慧之日照耀九天，佛门开启八正道。这确实是海滨的奇观、寺院的胜景。于是面对古龛礼佛，在精舍中翻阅经书；结交季潭上人，与曹溪弟子心意相契。有位名叫鸿昆的开士，身在祇园，志向殷切，想重新编纂此志。他在尘封虫蛀、残缺断裂的旧籍中守护往事，从繁多言论中搜集零散而精美的材料，于是把山志遗文托付给我校订。我抚摸这部编书，私下十分敬慕。青绿色的园林和殿宇，沈佺期常常作诗歌咏少林寺。鹿苑、龙宫，骆宾王也曾夸赞广果寺。寻访方外高僧的遗迹，并不超出中原。至于维摩诘的居室，远隔大海；弥勒的佛龛，孤立支撑在海角。这是值得歌颂的一点。自从佛教从西方传来，妙法向东方流布，普贤已经传下广大誓愿，如来也有化城方便。然而娑婆世界与众生因缘深厚，观音最为殊胜。他乘如意轮，以大方便力，在五浊恶世中救济苦难，在三恶道中拯救烦恼众生；在眉间白毫光中现出璎珞庄严的全身，在金色莲花旁显现栴檀瑞相。庄严具足，彩绣周遍。这又是值得歌颂的一点。众多僧人居住的地方，并非没有毁坏的院落；诸佛驻锡的寺院，也不缺少由民田供给的产业。至于层层楹柱、雕刻椽桷，有皇帝文章照耀如日月星辰；免除赋税、蠲免租役，有皇帝恩命如雨露般丰厚。层层排列的碧瓦，高台上有三百道朱红栏杆；成群健壮的黑牛，肥沃土地有一万顷青色田亩。这又是值得歌颂的一点。生融的学问，僧人们屡次到狮子座前参学；慧思、僧肇等人的声名，大家共同仰望。虽然起初只是结茅而居，真歇的法乳却没有传下来；后来开创宗业相沿承继，大智禅师的法裔也无法考知。然而既然五蕴皆空，都已悟得无生之理；各种烦恼漏尽，常常保持不染的心。这又是值得歌颂的一点。烟波无边无际，时时泛舟如乘仙槎。云雾缭绕的山谷彼此映衬，多次停下游人的脚步。山谷底部雷声奔腾，龙气仿佛还带着腥味；在崖顶盼望朝阳，羊押才刚刚成熟。飞泉点滴流淌，适合储存调水的符记；石头珍宝玲珑剔透，忽然动了买山隐居的念头。于是相互参拜玉笋禅师，礼敬米汁佛。这又是值得歌颂的一点。游览的兴致已经满足，便独自挥写清逸文辞；以吟诗作赌，钵声频频催促；记录实事，笔下文采竞相飞舞。文章仿佛早已构思，同样阐明般若宗旨；诗篇自具独特裁制，都寄托着毗尼戒律的教义。这不只是令公权羡慕书写匾额、元章欣赏隶书碑刻罢了。这又是值得歌颂的一点。任昉记述异事，本来学识深广；王家拾遗，也不取繁琐文饰。确实因为灵花、忍草都能证明道心，蠕动飞行的众生也共同含有佛性。把须弥山容纳进葶苈子，鹦鹉也能呼唤国王；从优昙花悟见世界，象和猴子也能成为朋友。闻到薝卜花的香气，就是妙香；听到频伽鸟的声音，无非祥瑞之鸟。这又是值得歌颂的一点。盛熙明在前代详尽考证，侯继高在后代编纂志书，取长补短，汇集材料，其中不乏博学的儒者；车载箱装，采录所得很多，也有许多出自文章高手。然而条理脉络只是粗略建立，典章要旨尚未清楚。想要把精美的香草煮酒焚薰，必先簸去糠秕；想使署名流传不朽，订定文字还必须依靠知己。何况这些珍贵的文献，谁能比我们更适合收藏？鸟剥虫蛀，每每担心散失。确实，贯串整理并不容易，讥评订正也很艰难。于是承蒙“驯虎名宗、食鸠上品”的鸿昆上人，请我增订，并索要序言。幸好旧本尚存，于是竞相编成新书。把是非集中裁定，细心审察得失；没有收入的，难道就是遗漏了珍珠？收入的，重要的是都应成为完整的璧玉。督促删削、校改文字，共同辨析毫厘；逐条剖析、分清条理，于是经纬脉络全都显明。使人畅快阅览佛经文字，手眼仿佛化为千千万万；秘藏经典一齐宣扬，使千万万生灵得到度脱。武溪龙涧，仿佛展开了庐山的图景；金阙瑶台，几乎让人疑心是在考察瀛洲的记载。道光十二年壬辰，三月三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译王鼎勋作序说：普陀在东越大海之中。“补怛洛迦”是梵语，汉语说是“小白华”，佛教解释为海岸上孤立绝远的地方。大概这是震旦国中的一大道场。山周围四十里，也有人说一百里。自梁贞明年间开始建立佛寺，就是不肯去古院；宋、元以来，历代都有创建。到了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在位时，赐匾额、刻御碑，拨发国库银两修建，皇帝的文章和睿智文采使佛寺大放光彩，确实是海外名山、第一香刹。山中的僧寮不少于七十多所，僧侣以及从外地来挂单的僧人，约有一千多人。田产没有多少，斋粮供应不足。我治理这个县，内心私下怜悯他们，只是力量达不到。恰逢佃户余姓等人与山僧争执新近淤涨的沙地。我向上级大臣详细申报，朱家尖、竹头浦、顺母涂等处的涂场共有五千三百多亩，其中可以筑塘造田的有二千多亩。应当请求推广皇上的仁恩，把土地归给僧人开垦报效。并会同镇海县郭明府，亲自到涂场勘察丈量。这样才得以遍历宝山，在佛前顶礼。有前寺承恩堂的鸿昆上人，戒律精严，修行功德卓异，一直把编修山志作为自己的责任。恰逢表弟秦远亭在舟山景行书院主持讲席，便托他转请我代为增修。我查考这部志书，前后两寺共有两种本子。康熙三十七年，前后两寺共同请裘琏修辑。稿本完成后，后寺随即刊刻；前寺又请朱谨、陈璇二位先生增删，到康熙四十四年才刊印。因此与后寺刊本，小处相同，大处差异很大。乾隆四年，后寺又请许琰重修，刻板流行于世；而前寺刊刻的这部志书，到现在又超过一百年了。这期间沿革、兴废等情况，确实不能不赶快考订。回到县衙后，山僧把准备收入志书的各条内容装信寄到署中，嘱托表弟远亭取出旧志，详细加以考订，删去多余，补足缺漏；文辞不流于支离，体例一定归于典要。阅历一年，编纂刚刚完成，分为二十个门目。就简删繁，清楚得如同看手掌指纹。书成后，向我索取序文。我说：九华、峨眉、五台与普陀同为诸佛说法的道场，但前三者都在内地，只有普陀远隔重洋，与尘世迥然不同。而四方翻山渡海、携香叩拜的人，比其他地方更加兴盛。这都是历代圣主崇信禅宗、神圣光明普遍照耀的结果。而僧侣们都能悠游于寺院，守护残缺旧籍，搜集编纂山志，以传之后世。翻阅这部志书，海山的形势、洞壑的幽奇、殿宇的辉煌、示现的灵异，全都在其中。人们共同仰望佛力的慈悲，也更加证明圣恩的广大深厚。讲求耕作开垦以安定僧人的慧命，汇集书册以阐明清净因缘，这两件事不能偏废。我既高兴这部志书完成，也希望全山僧众持戒安禅，共同体察历代圣主嘉惠佛寺、借神道设教的深切用意；这是我的殷切希望。道光十二年壬辰，三月十五日。陈桂生作序说：南海普陀山，是观音大士说法的道场。始于梁贞明年间，宋、元以后历代都有修建。我朝尊崇倍加，建筑更加高大辉煌。铺设琉璃地道，如同五色莲花；装饰玛瑙天宫，如有七重行树。名山耸立海外，胜院建成于天下之中。这些都是历代圣主神光普照、崇信禅宗的结果。题写匾额、刻立碑石，皇帝文章光明显赫；蠲免租税、拨发国库银两，恩宠赏赐辉煌盛大。僧侣得以潜心修行，百姓也因此觉悟。瞻望这些佛寺，共同仰赖慈悲之舟，使清净寂寥的海滨生发恭敬慈祥的念头。借神道设教，其中自有微妙权宜。圣朝以把天下视为一体为胸怀，佛力以救度众生为限量。大千世界由此证明普遍救济的慈悲，亿兆生灵承受仁恩的广大。造福专在赐福，延长世人寿命也就是延长众生寿命。幸逢安宁和乐的时代，能够安康富足，确实是有来由的。如今鸿昆上人重修《宝陀山志》，又重新焕发大藏经函的光彩；恭敬而详细地加以考订，使阐扬佛法的偈颂能够令人快意阅读。他的事业追随象法、贝叶经的传统，功绩继承马鸣菩萨；用金绳开辟觉悟之路，用宝筏渡过迷惘的津口。将会看到慈悲之云遍布覆盖，众人共同享受世界的清凉；也将看到甘露普遍降下，普遍承受佛法的福泽。谨慎记述这些，以求传之不朽，姑且附在序言之后。至于结下香火因缘、乐于以巾瓶供养，以及山势的优胜、僧徒的繁多，都略去不作陈述，怕文字烦赘。这就是序。按：这部志书的门类和卷数，全部沿用许志。只有把许志中的赞偈并入释氏艺文，另外增设经证一门，这是不同之处。但经证本来取自朱志，许琰已经驳斥过；如今仍旧沿用，未免取舍失当。自裘琏编修以后，山志由两寺各自聘人续修，往往详记自己一寺而略写另一寺。这部志尤其严重。虽然出自住寺僧人的偏见，但执笔编写的人终究难辞其咎。至于山图前后所载前寺修建处所、助田碑记、鸿昆匾额等内容，核对年代，应当是后来寺僧续加窜入的，并非耀曾原书所有。定海县知事陶镛致普陀印光法师的信说：

译收到您的来信。过去一直怀抱修撰山志的愿望，如今将有实现的一天。凡事必须种下好的因，才能收获好的果。因果之间，有些事情应当及时商议。回想去年腊月客居山中时曾谈到此事，只觉得山志已有九十多年没有修订，积累日久，更难以考查。续修体例应当沿用旧例还是改用新例，以及是否应请本县儒者修订，我本来毫无成见，只是担心经费困难。当时听从法师意见，曾与居士陈性良商议，费用由他承担，书由法师修撰。还说山志应以大士为主体，大士的一切本末、事理，以及随类现身、寻声救苦的感应事迹，拟广泛搜罗，汇集成书。这属于佛教经典方面的功夫，当然不是外行人所能承担的。又谈到九华山志有人故意篡改字句、存心灭佛；又如旧志漏载清初御碑一道，实在太不经心。详细推究法师的话，无非是谨慎周全。九华山志我没有看过；旧志中的错误和遗漏，确实是无法讳言的。普陀山志应以大士为主体，我当然极力赞成；但如果只编感应事迹，终究像是在写《观音世家》，而不是山志。我设想一个折中的办法，把山志分为内外两篇：内篇记感应，外篇仍按旧志门类，作增删续编。例如经证可以删去，归入内篇；天章可以删去，因为国体已经改变。而民国约法所规定的信教自由、颁布的管理寺庙条例，以及其他维持寺山秩序而设的公私文令规章，都必须增入。艺文一门，我主张删除，因为其中有关掌故的内容应分析后编入各门各条；至于登临山水、流连景物的作品，多得无法尽载，应另编一部《普陀艺文志》，十年编一集也可以。初夏收到您的来信，说感应一篇由许止净居士承担，催促我推进各门编纂。我拟定的折中办法已经得到采纳，准备回信说明采访、编辑应交给本县儒者，并说明经费问题。如今又收到许居士来函，规定颂体，已经更进一步，且有了具体办法；那么各门的编修也应同时进行。我考察本县儒者王雅三、王樵暾、汤尔规、孙厘卿四位先生，都品行纯正、学问淳厚，足以征集文献。上年县志修订完成时，已经兼顾注意山志。如今再加以聘请，最为合宜。只是法师是长西序中的人，我是治理地方的官员。对于这件事，我只能居于倡导者的地位，仍然以两寺为主体。山志的规模小于县志，自然应当采用最节省、最快捷的办法来编修。只是四位先生分散在各乡，会面交谈不容易。现在把法师先后寄来的信、许先生的原信以及我的这封信，抄录后专门送去传阅，征求意见，请回信告知。一方面希望转告两寺的方丈和地方名宿，预先筹划；到适当时候，推举一位代表来县里，先与我接洽，再详细规划。官职如同旅舍，我的去留没有定数，私下盼望及早谋划，能在任内看到此志完成，实现这一重心愿。民国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陶知事镛致雅三、樵暾、尔规、厘卿的信说：关于修撰普陀志一事，匆匆已经半年，我时时刻刻都放在心上。最近我给印光法师回了一封信，商议经过大略写在信中，现抄录呈上。私下认为，以观音为主来记普陀，自然是言之成理的。它与各门的编纂并不冲突。诸位在修县志时，关于普陀近九十年来的人物和事迹，想来已经采访涉及；还是需要另起炉灶、重新采访，或者另有可供选择参考的书籍，以及各门应当增补还是删减、体例应当创新还是沿袭，都请指教。我的学术浅陋，毫无成见，务请发表高明意见，详细告知，使我能与印师折中商定。一面也在联系方丈，拟议办法。王亨彦复陶知事镛的信说：

译前些日子我进城，在寓所收到您的手书，以及印光法师、许居士止净的几封信。旅途中事务纷扰，没有时间仔细阅读。回到旅舍后，又重新展读，得知印师身入空门，弘扬佛教宗风；修撰山志以观音为主体，本来就是他的职责。但既然名为志书，就应当用来彰显山川名胜，表述创建功勋，以及建置沿革的缘由、中兴复兴的事业，自然应当详细罗列，使它没有遗憾。您提出折中办法，分为内外两篇，这样才有志书体例可说。承蒙来信询问，我不敢自以为昧昧无知，姑且设想门类，恭敬地提出浅见如下：山图（请精通测绘学的人绘制，分为山境全图、名胜分图两种。） 形胜（分为山、峰、岭、岩、石、门、洞、沙、隩、湾、地、涧、泉、井、池、境，以及附录等子目。） 梵刹（合并旧志中的建置、梵刹、精蓝，设为此门。把普济、法雨、慧济列为梵刹，其余各庵堂列入精蓝附录；各处茅蓬、废庵也依次附入。） 营建（除梵刹之外，凡亭、祠、碑、坊、道路、桥梁等属于工程建设的，都归入此门。） 禅德（凡是精修禅法戒律、创建寺院有功的人，不论方丈、住持还是普通僧人，都为其立传，归入此门。仅仅担任方丈而没有其他建树的，另设住持表，附在后面。） 檀施（国体既已改变，佛法面前又一律平等，仿照《云林志》的体例，设立此门。凡从帝王到平民，捐助巨款的人，都归入此门。） 流寓（依照旧志，但订正其体例。） 规制（首先记载丛林通行的规约，以及普陀两寺的特别规约。能够依此实行，才可以成为僧人，才能得到公私双方护持的益处。因此其次记载民国约法规定的信教自由、管理寺庙条例，以及为维持本山秩序而设的公私文令和规章，全部归入此门。） 艺文（凡僧人著述成书的，归入此门。旧志中的艺文、诗咏，都分散附入各门各条，不再单列。） 志余（仿照《云林志》的体例。凡是事情必不可不载，但类别上又无处归属的，归入此门。） 叙录（仿照俞樾《镇海志》，接近《上海续志》的体例。记载历次修志者的姓名及序例，并把这次重修中我公与印师等往来的书信附在后面。） 综观以上各门，与旧志相比，已经属于创例。何况我公把全书定为内、外两篇，更是前所未有。此外，凡是经证、感应等类，都属于内篇的内容。我公所说的“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也就不必再多说了。去年修辑本县县志时，普陀虽然有访稿，但对于编纂专志的材料来说，终究嫌少而不完备。这次必须慎重选择采访人员，专门负责此事。我听说清同治年间，慧济寺住持信真颇有道行。因为寺门外经常生长竹笋，妨碍行走；后来经信真忏悔祈祷，竹笋便绝迹了。他性情喜好布施，在定海南郊体仁局捐助田地三十余亩，在长涂揆文义塾捐助田地二十余亩。这也是僧人中的杰出者。像这样的僧人，不知有多少。因此，担任采访员的人，应当详细搜求，以免遗漏。我的见识如同从管孔中窥望，不知是否恰当，恭请裁[(怨-心)/言]。陶知事镛离任时，写信请会稽道尹黄庆澜主持三件事：第一是山志。他说：普陀修志已经设立了采访处。最近主任了藏大师前来说明，所采访到的材料并不多。自古以来修书最难，不必远求，仅就定海县志一事来说，已经足以作为借鉴。山中人把这件事看得太容易了。印光法师佛学深厚，但对于修订体例一事，与我的意见还没有达到周密契合。除了一再写信商议并当面向宪台陈述之外，还有几项应当说明的事。例如，原志中的山图，与坊间刻本一样粗陋低劣。知事曾经禀报卢督办，请求借用陆军局的地图，但因涉及军事机密而未获批准。因此，不能不采用新法测绘经纬图。名胜风景，不能不用照片。总之，不能不多费人工和经费。原志是道光初年修成的。在此以前，还有两座寺院各自修纂的版本。最近阅览中华书局预约续藏经目录，其中列有《补陀小传》一种，此书似乎是元代人所著，但早已散佚在东洋。此外，凡是这座山的古代志书，都应广泛搜求以供参考。应与道光志相比较，择取优良的采纳。这样修成的书，或许可以稍稍增加声誉。县中儒生王雅三拟定了一份修纂体例，已经送给印法师。他所拟的体例固然涉及的工作繁多困难，但说到修书，似乎也不宜过于简易。即使按照简易办法，只在原志各门的基础上续加增补，这件事也并不容易。例如“梵刹”“精蓝”“法产”等门，关系到财产所有权；财产转移等情况，极其复杂。采访开始时如果不加审核，一旦发生裁判，便会成为证据。日后若招致诉讼牵累，怎么能不预先防范？其次，“禅德”一门，据了藏说，竟然绝无仅有，这怎么可以呢？道光志至今将满一百年。这一百年中，难道没有名僧高僧吗？有的或许起初在普陀，后来终于其他寺刹；有的或许从远方来到这里，最后老死于名山；又有的或许始终住在别处，中间曾经到过普陀。这些都不能不用各种方法广泛征求资料。如今既然说要修志，倘若有所遗漏而湮没无闻，难道不是罪过吗？这只是我愚见所能想到的，还恐怕除此之外另有许多困难。除写信与印法师商议之外，所希望道尹主持的事项，也在其中之一。民国十一年冬。王亨彦写信给前任知事陶镛说：

译您离开棠荫而调任杭州，转眼已经三个月了。想来贤能的道尹您，治理政事如鸣琴般从容，著述的清雅兴致，应当不减在定海任职时。补陀志的事情，月初开如、了余两位上人写信邀请我到山中。他们告诉我，采访工作大略已经就绪，立即委任我为编纂主任。我认为，山志比县志更难修。自道光初年纂修以来，至今已经过去一百年。时间相隔已久，采访本来就不容易；何况山中虽然有许多著名僧人，终究以持戒、焚修为自己的职责，对于修志的各种事务，过去的记录本来就少有传述，近来的事情也显得渺茫难考。这是征集文献、考察史料时深感无从下手的第一重困难。我们一向读儒家书籍，对佛教经典尚未窥得门径。往往一打开书卷，即使是名词也不能完全理解，更不用说其中的深奥旨意了。贸然执笔，容易滋生谬误，这是第二重困难。因此我请求他们设立局所，聘请通晓此道的人，以收集众人意见、广泛受益。但后来因为筹款困难，所以没有设局，也没有聘请同事。除了大士的事迹以及经证等类由印老负责之外，其余各门已经约定将采访稿陆续邮寄给我，嘱咐我汇总编纂。书成之后，再呈请我公审定。可是开如上人随即拿出了一册康熙年间裘琏所修的志书。这部书是前法雨寺住持化闻从日本岸吟香那里得到的。我翻阅了一周，知道它长于辞藻，却不懂志书体例。现在拟定革除旧规、改创新制；各门的事实，旧志既然说得不详细，采访稿又缺少而不完备，加上我们的学识都很短浅，内心十分惶恐，时常害怕辜负佛菩萨、辜负我公的期望。因此又请开如上人一方面搜求各名山的志书和各种参考书，另一方面督促采访主任按照已经确定的门类，详细、准确地进行采访。材料宁可多一些，不要过于简略，以便斟酌取舍，分别甄别录用。今后能否照此办理，还没有把握。那份门类表去年曾经呈请您审阅核定，现在应当增补还是删减，还请我公详细说明并批复，使我能够壮胆，也增强精神。民国十二年癸亥三月八日。前任知事陶镛复信给王亨彦说：普陀修志一事，已经和开如和尚商定，我很欣慰。所定门类，可以让采访人员依照它搜求材料，这自然是正确的办法。修志以采访所得的材料为基本要素。尤其希望您多加指点，并采用各种方法广泛搜罗，否则恐怕难以完美。山中的财力近来也只是表面强盛，实际上内部空虚；而且各方意见不一，成事确实十分不易。只有开如一人热心倡导，但确实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苦处。这一点希望您能体谅，也请您为此多费心。印光佛学极深，但著述似乎不是他的长处；不过他为人坦率，肯接受商议。志书体例因顺应以观音为主旨的原则，略分内、外两篇，正是我的拟议。将来就照这个意思做下去，但仍应随时同他商议。书成后请人审定，最好请三位同年出面。弟没有这样的才望，又没有时间处理，因为公务繁忙。癸亥三月二十三日。孙尔瓒把雅三先生辑录的山志稿拿给我看，我高兴之余作诗说：我七次游览普陀，却没有留下一首诗。我与南海相邻，为什么偏偏落在别人后面？骚人墨客纷纷到来，题诗吟咏到处都有。美好的景物多得看不完，续貂之作反而徒增丑陋。梵音山与洛迦山，名胜之名广为众人传颂。去年修纂山志，陶公的用意实在深厚。殷勤地写信邀请我，催促我开始编纂。我谦逊地谢绝说不能胜任，还是推举贤能的朋友。贤友居住在景陶，对地方掌故长久以来都很留心。他冒着风雪抄录，带着露水编纂，藏书多得如同深渊巨薮。他平居时意兴飘然，偶尔到城市中走动。把稿本藏在袖中拿来给我看，内篇、外篇分列清楚。印光被称为高僧，佛学造诣无人能超过他。儒学与佛学原本可以相通，文章宏大，才高八斗。内容蔚然汇成宏大的景观，成为此山的纲要纽纽。赶快付梓刊刻，使书与名山一同长存。跋 民国九年庚申，我接受本县县令冯公秉干的聘请，参与修纂定海县志。当时曾与采访主任俞兆熊先生一起，请冯公兼修普陀志。最终因为两件事同时办理，资金和僧众方面的费用不足，未能成功。辛酉年秋，陶公镛来任县事，积极倡导此事。他与印光法师、开如、了余两位长老一再写信商议。先设立采访处，征求山中的掌故。到癸亥年春，两位长老来信嘱托我编纂山志。我想，我从小跟随先父佩韦府君读书，涉猎儒家书籍，对佛法完全没有归向；又加上年过六十，年老衰弱而自我放弃，哪里敢继承前贤的文笔，为名山留下佳话呢？但我又想起清宣统己酉年间，曾带着儿子祖安游览此山。登临之余，翻阅秦志，知道其中体例有许多可以议论之处。当时彼此以未能遇到适当时机和因缘来修订它为遗憾。如今既然有幸遇到这个时机，既已造因便应得果，出于对桑梓的敬意，按道义没有过多推辞的理由，于是用书信答应了此事。随即到山中，与开如等人商定修志的方法。假定采访门类，并搜求元、明以来的各种旧志。可惜许多书没有流传下来，只得到康熙年间裘氏辑录的一册。拿回来读完后，又知道许、秦两部志书是在这部志书之后编写的，大多抄袭陈旧错误来敷衍塞责。补正缺漏、订正讹误，确实还有待完成。因此，除了就采访稿斟酌增续之外，还查阅附近各县的县志、各名山的志书，以及传记和佛典中有关此山的材料，互相参照考证。获得依据后，用来校正旧志的错误，补充旧志的缺漏，考辨旧志尚未辨明的问题，各有若干条。分别按部类编排，使同类相从。竭尽一年零四个月的力量，才完成初稿。从“形胜”到“叙录”，共列十一项目录，卷数也相同。“灵异”一卷，大多采自孙君贻谋的稿本。拿司马迁整齐编次史实的宗旨来衡量，这样做是否合适呢？然而从后梁到现在，年代已经一千多年，世事变迁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其中遗闻轶事，哪里能够全部看遍并完全知晓？即使是已经知道的，又哪里能够使每一条都恰好符合人们的心意？写完后反复查考，怎么知道后人看待今天，不会像今人看待过去一样，仍然觉得有许多可以议论的地方呢？甲子年夏，观音诞日，翁山寄翁王亨彦跋。附录　近来所闻观音灵感事迹撮要

译观世音菩萨早已证得菩提，久已圆满觉悟之道，安住于寂光净土。原本只是因为悲心太深切，所以又示现菩萨之身，辅助佛陀弘扬教化。并以四种不可思议的无作妙德、十四种无畏和三十二种应化身，运用种种方便法门，救度众生。关于他以慈悲利益万物、闻声救苦的事迹，古今记载多得真实纸张都写不完。即使是最近亲耳听闻的灵验事迹，也多得难以一一列举。现在略述一两件，供读者由此启发真实的信心。民国二十一年，上海发生中日战争，凡是真心奉佛的男女信众，即使处在危险之地，相比左右邻居中不信佛的人，所受损失较少，得到的安稳较多。其中最危险、最奇特、最著名的，就是闸北世界佛教居士林。当时正处于枪林弹雨之中，日军飞机多次在该处投弹，居士林外四周都被炸成焦土。唯独居士林房屋顶部承受了二十多枚炸弹，却没有一枚爆炸。还有一枚一人多高的巨大炸弹，落在其中水门汀铺成的天井上，也没有爆炸。原因只是因为有邓奠坤居士一人安住其中，不害怕，也不逃走，竭力称念观音菩萨名号。就在四周火堆之中，他保全了这座庄严美好的大道场，使它安然无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人〕 其他如费范九遇到铁丝网，铁丝网现出孔洞，使他得以脱险；钱居士落入强盗手中，强盗示以他有病，便将他释放送回；郭振声在同船众人遭劫时，唯独使贼首看不见自己而幸免；曹运鹏在仇人聚集包围之下，使仇人当面认不出自己，因而逃得性命。这些都是由于虔诚称念观音，使危险转化为平安的灵验事迹。我亲自见过这些人，也亲自听他们在印老面前讲述这些真实的事情。可惜现在受纸张篇幅限制，不能多加记录和详述。现在为第二版补充空缺，特此略述这些事。经书说：“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确实没有欺骗我们。愿同道之人真诚相信，常常称念观音名号，共同承受他的庇护，以满足大士的慈悲心愿；这也是我不慧之人深切的希望。民国甲戌二月某日，德森略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