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译《能改斋漫录》记载和考问的内容也很广博。第一卷谈论佛法，引用《列子》中商太宰答问的话说：‘西方有圣人，不治理却不会混乱，不说话却自然使人信服，不教化却自然实行，广大无边啊，百姓无法给他命名。’ 它认为佛法是天地的本源。列御寇的书与《庄子》都以老氏为宗旨，多用寓言；《列子》中有很多并非旧文，这些前代贤人本来就说过。老氏门徒所说的‘西方’，指的是西王母之类，所以周穆王西游，并不是佛教所谓的西方。佛法传入中国，在有明文记载的史书中都有记录，哪里有以儒者自居却相信非圣人的书，反过来诬蔑先贤的道理？如今佛教的书还在，看看其中所说的入山修道、芦苇茅草刺穿手肘、降魔驱鬼、专意于空寂，哪里有所谓‘不治理却不会混乱，不说话却自然使人信服，不教化却自然实行，广大无边而与尧舜相同，百姓无法称述’的情形？即使假设佛法果真与天地同源，人类也早已灭亡了。仅凭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他的学问。书中又说：‘秦益公生日，蜀人李善作诗说：‘无穷基有无穷问，第一人为第一官。’后来言官认为这话过分，有诏旨禁止，并且载入法令。然而前辈大多也有这种说法，如荆公、东坡，都曾作过曾鲁公、张文定的《生日诗》。’又记载：‘曾郎中《献秦十绝》中有‘裴度只今称圣相’一句。解释说：李义山《韩碑诗》有‘帝得圣相相曰度’，大概取自《晏子春秋》‘仲尼，鲁之圣相也’的意思。’ 他认为禁止《生日诗》是不对的，却认为称圣相是可以的；此外诋毁前贤的地方也不少。又如诗人偶然得到一句诗，恰好与前人相犯，便说是抄袭。等到依仗记闻广博，妄自穿凿附会，就不一一评论了。考察这个人的情况，他姓吴，名曾，字虎臣，是抚州临川人。秦益公执掌朝政时，他因献上所作文章而得到官职。绍兴癸酉年，他从敕局改任右承奉郎，主管奉常簿，又任玉牒检讨官。秦益公死后，他不敢出仕。他在第十九卷中自称不喜欢京城官署，也不能委曲迁就当时的好恶，恐怕会因罪被逐，以此迷惑后人。大概绍兴癸酉年正是秦益公兴起大狱、追究贤士大夫的时候，因此他必定有所迎合取媚，才得以进入清要之职。难怪他认为称圣相是对的，却认为禁止生日诗是不对的，还说释氏的教法与天地同源。如今三衙有殿帅、马帅、步帅。马帅俗称马军。杜甫诗说：‘洗盏开尝对马军。’唐代已经有这种说法。陶谷出使越地，钱王于是举酒令说：‘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谷应对说：‘口耳王，圣明天子要钱塘。’宣和、政和年间，林摅出使契丹，契丹国内新建了一座碧室，说它像中国的明堂。陪同使者举酒令说：‘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摅应对说：‘口耳王，圣人坐明堂。’陪同使者说：‘出使的人不识字，只有口耳壬，没有口耳王。’林摅言辞窘迫，便辱骂他，几乎使使命受辱。契丹大臣说：‘所争的不是国事，哪里可以因为小事造成嫌隙？’于是准备文书上奏，朝廷一时因此将林摅降职罢黜；后来因为他辱骂敌虏，反而升用到中书侍郎。杜甫《故武卫将军挽词》中有句说：“赤羽供千夫之膳，黄河十月已经结冰。”修可注释说：“《孔子家语》说：赤羽如同太阳，白羽如同月亮。‘千夫膳’，是说所供给的膳食足够千名士兵食用。”师某说：“古诗说：‘桃花纷纷落下，如同红色的雨。’所谓赤雨，是指落叶。这一章说将军善于舞剑和弯弓，所以说：‘舞剑超过常人，技艺绝伦；鸣弓射兽，十分擅长。锋刃锐利，行动顺畅；猛然扑击，失误也能腾跃而进。赤羽供千夫之膳，黄河十月已经结冰。纵横驰骋于沙漠之外，神速之名至今仍被称道。’这样看来，赤羽是指箭，意思是弓弦发箭从不落空，射出必能射中野兽，足以供千军食用。如果像注释所说的那样解释，就不能与下一句相对，而且意思也相差太远了。汉代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和郎官，每月供应隃麋墨，大枚、小枚各两枚。萧子良《答王僧虔书》说：“仲将的墨，点上一点就像漆一样。”陆云《与兄书》又说：“一天之内升任三台官，曹公收藏了数十万斤石墨，现在送来两螺。”不知道隃麋石墨究竟是用什么制成的。近世以松烟墨为贵，取烟取得越远越好，所以江南李氏时期设有墨务官，李廷珪等人的墨现在还保存着。苏轼在世时，欧阳季默把两块油烟墨送给苏轼，苏轼作诗致谢，其中说：“在书窗下拾取轻细的煤烟，在佛帐旁扫取残余的香气。辛苦熬过千个夜晚，收集成这一寸美玉。”大概是扫取灯烟制成的。近来制墨工匠用水槽盛水，中间放一只粗碗，燃烧桐油，碗上再倒扣一只碗，专门派人扫取煤烟，和牛胶混合，揉制成墨。这种方法非常快捷方便，称为油烟墨。有人嫌这种墨太坚硬，便加入少量松节或漆油一同取烟，制成的墨非常好。唐代房千里《竹室记》中说：“四周的墙壁和居住的屋舍，大都用竹子来构成四角；竖立的竹子用作柱和楣，支撑的竹子用作椽和桷。”王元之的《竹楼记》，大概就是承袭了他的意思。我曾经到江边，看见竹屋：把大竹截成长一丈多，剖开并削平，去掉竹节，再编结起来；又用剖开的竹子覆盖屋脊接缝。屋檐处用横竹夹住固定，下面设置窗户，与瓦屋没有区别。西边的人又有板屋，《诗经》说：“住在那板筑的屋子里。”都是各自遵从当地的风俗。近来伶人演出一种杂班，像杂剧但较为简略。金国的官制有文班、武班；至于医师、卜者、倡优等，则称为杂班。每逢宴会聚集，伶人进场时便说：“杂班上场。”所以这个名称流传到了今天。陆羽分别辨识天下各地水的味道，并各自定立品名，还有石刻流传于世。《列子》说：“孔子说，淄水和渑水混合在一起，易牙能够辨别出来。”易牙是齐威公的大夫。淄水、渑水混合后，易牙知道其中的味道，齐威公不相信，多次试验，结果都得到验证。陆羽难道是领会了这件事遗留下来的意思吗？古代祭祀坟墓的方式，与后世不同。随州有随侯冢山，山形像飞凤，坟冢在凤背上；在与它相对的山下筑台，称为祭墓台，直到今天人们还称它为随侯祭墓台。

译汝阴人王明清，字仲言，著有《挥麈录》。他说《麈史》也是他的从祖王彦辅所撰，因此这两部书都出自一家。王彦辅记载了许多国史中的事情。《挥麈录》记载：“张耆显贵以后，曾经想设酒宴邀请禁军中的侍从官，上允许了他。到了白天宴会聚集时，罗帐翠幕层层叠叠地环绕四周，接着又点上蜡烛，房屋里排列着许多美女，奢侈豪华得无法形容。每喝几杯酒，大家就稍稍休息一会儿，像这样反复了三四次。等到撤去席面、走出门时，才知道已经过了两个昼夜。”恐怕未必如此，因为侍从官在朝廷殿上任职，每天都要入局处理事务。何况人一夜不睡就必然困倦，哪里有连续两昼夜而不感到疲倦的道理，难道朝廷还会因此停止政务吗？这几乎和烂柯的传说一样了。这就是孟子感叹“完全相信书本”的原因。如今民间缴纳的夏税、秋税，大概始于唐代大中年间：把一年中各种科敛里最重的一项确定为二税，那么各种科敛其实已经包含在二税之中了。后唐天成三年七月十三日下诏说：规定三京、邺都以及各道州府乡村的人户，从今年七月以后，在夏、秋田苗税上，每亩缴纳麴钱伍文足陌，并允许自行酿造麴酒出售；这样就又增加了酒麴钱。后来又设置坊户，以三年为一个界限，期限满后必定增加钱额；封存投状，满一百日后拆封，把酿酒权给出价高的人，各上户又抬高价钱争夺。时间久了，课额太高，难以办理，于是又创立“万户酒”的说法，把一坊的酒额全部均摊到田苗上。原来的坊户既然有酿酒器具，那些上户也有力量造酒出售；五等户中的下户却白白被命令出钱，数额又零碎细小，逐家逐户催取，给善良农民带来祸害。如今浙东、湖北都有这种弊端，全都是因为达官贵人贪图爱护百姓的虚名，忘记长远的利弊，结果造成无穷的祸害。我从前在汉东时，恰好有人要实行这种做法，我极力争辩，才得以免除，所以写下来告诫后来的人。古人常常使用“阿”字，例如秦始皇的阿房宫、汉武帝的阿娇金屋。晋代尤其多，像阿戎、阿连之类的说法非常多。唐人称武后为阿武婆。妇女没有名字，便在姓氏前加“阿”字。如今官府中妇女的供状，都写作阿王、阿张，大概是沿袭下来的旧例。王迥字子高，他的族弟王子立是苏黄门的女婿，所以兄弟二人都跟随苏轼、苏辙交游。子高后来向荆公王安石求学，旧时有周琼姬的故事，胡徽之为此作传，有人又采用这篇传记创作《六么》，苏轼还作《芙蓉城诗》来坐实这件事。王迥后来改名为蘧，字子开，住宅在江阴。我从前居住在江阴时，常常见到他的行状，其中详细记载了他向荆公求学的事情。绍兴年间，他家把苏轼兄弟往来的书信全都搜集起来给人看，不过散失的也很多了。他的孙子王寮因为母亲是宗室女子，凭借恩荫取得右职，常任镇江都统司机宜，把自己得到的书信收藏在都统司。还有一首《谢赐御书诗》，其中有“绣裳画衮云垂地”一句，连同表文都用绢书写，并用朱色画界格，可见他珍视到这种程度。机宜公的外祖父齐安郡王士褭，把这些书信取走为宋高宗祝寿，如今已经入藏宫中。洞庭有山有水之分。吴中太湖之内有洞庭山，盛产柑橘，香味极其优美；韦苏州、吴融、王维和苏子美的《诗序》，都指这座山而言。楚地的洞庭则是湖，绵延连接数州，湖边也出产柑橘。《襄阳记》说：“李叔平告诫儿子说：‘龙阳洲有千株木奴。’”龙阳洲在洞庭湖旁边。张华说：“橘树生长在湘水旁边。”刘瑾说：“寄生在南楚。”谢惠连《甘赋》说：“倾注我的节操啊，在湖边的区域。”这些话都说的是湖边，并不是指湖本身。如今湖南多称鼎甘，也是这个意思。洞庭这个名称相同，但所指不同就是这样。秦太师的十种门客是：施全为刺客，郭知运为逐客，吴益为娇客，朱希真为上客，曹泳为食客，曹冠为门客，康伯可为狎客，此外还有庄客、词客，以及汤鹏举这样的恶客。施全是殿前司的军校，不满和议，曾把斩马刀卖在街边，等待秦太师的车舆经过，想要加害于他，幸亏被执掌直伞的士兵擒住，最终伏法。郭知运是临安人，考中科举，因为年轻英俊被选为秦太师的孙女婿，秦太师每晚一定留他喝三杯酒。郭知运常常外出很久，到半夜有时还住在别处，秦太师便留下门等他。秦太师曾把佩刀分别赠给子婿们，有一天宴会聚集，大家都佩带着刀，唯独郭知运已经把刀送给别人了。秦太师大怒，恰好那天夜里郭知运外出，便命令守门人不许他进来，于是断绝了翁婿关系。吴常之是宜兴人，凭门荫入仕，为人纯朴谨慎，于是秦太师让他接替郭知运，并改任临安倅，很快取得次对资格。秦太师死后，因为没有实际任职经历，不能任用为亲民官，门荫补官也不能实行；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做官后，晚年才归还了秦太师致仕时留下的表章所带来的恩典。朱希真是洛阳人，以遗逸身份被征召，退休后又出仕，常常记述中原的事情，秦太师喜欢他；秦太师死后，他又回到嘉禾。曹泳是外戚亲属，和秦太师的儿子曹熹结为姻亲，很有才干，掌权后任户部侍郎，后来被安置到新州。曹婺之是东阳人，考中甲科，成为秦太师的门客，不到一年便越级升为奉常簿、中书检正。秦太师失败后，他的科举资格被追夺，重新退回上舍；后来再次考中进士，却难以获得差遣，幸亏有人替他谋得职位，才取得佥幕荆门军。康伯可擅长歌诗和应用文，任教坊应制，秦太师每次宴会聚集，必定让他创作乐语、词曲。汤鹏举是金坛人，本来也出自秦太师门下；秦太师死后，他竭尽全力攻击秦党。另外两个人我就忘记了。翟公巽《祭仪》说，有时在黄昏祭祀，有时在早晨祭祀，这种说法不对；应当以鬼宿渡过银河作为时候。他的意思出自《洞微志》中返魂香的故事。这是舍弃三代圣人的说法，采用没有根据的言论，怎么可以呢？

译《尚书序》说：“伏生又把《舜典》与《尧典》合在一起。”现在看《史记》所记载的，尧把两个女儿下嫁给虞舜，成为虞帝的妃嫔，说道：“敬慎啊。”紧接着就是“慎徽五典”的内容。这就是伏生所传的原文。大概因为两典所记载的尧、舜事迹相互连接，虞朝才把它们编成书，所以称为《虞书》。由此可知，现在的《舜典》确实是孔安国分出来的。《舜典》说：“考察古代的帝舜，他的光明德性与帝尧相合，深沉明智而文明，温和恭敬而诚信充实，盛大的德行声名远播，于是才授予他帝位。”这些文字都是仿照《尧典》的文辞写成的。仔细体会它的文字，却与《尧典》不相类似。孔安国虽然把它分为两典，最终却没有流行于世。隋代才在航头得到它，于是与《尧典》一同流传。《史记》大量记载《尚书》的话，并不是没有帮助。《尚书》说：“父亲瞽叟顽固，母亲嚚恶，弟弟象傲慢；舜却能够用孝行使他们和谐，勤勉地治理家庭，不走上奸邪之路。”古文简略而深奥，学者应当从圣人的德性方面设身处地去体会，才看得出舜的品德：舜有顽固的父亲、嚚恶的母亲和傲慢的弟弟，却能够竭尽孝道，委曲自己的心意顺从他们；在家中使他们得到欢心，对外又使他们不至于在乡里犯法，盛大的德行日益显著。尧听说后，便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这就是后世皇帝把女儿嫁给臣下的意思。尧不是不能召舜入宫，让他留在帝室，只是因为舜还有父母，所以又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使他的家庭得到整治、自身品行端正，然后提拔他登上最高的职位。《孟子》说：“舜完全尽到了侍奉父母的道理，瞽叟因此感到快乐；瞽叟感到快乐，天下人也就受到感化。”这句话说得很对，哪里还会有下井取土、丢弃粮仓、顺应时节耕作、挨受杖打等事情呢？这些都是把小民和卑贱奴仆的遭遇套到圣人身上，《孟子》又把它们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假如舜的嫂子果真治理某处居所，所谓百官，就是尧派去跟随公主的人；公主若被强暴者侵夺掠取，百官怎么会不上报朝廷？尧又哪里能够只作罢休呢？这实在令人发笑。《史记》多处改动《尚书》的原文，人们对此感到疑惑，大概是当时还没有训诂，能够理解古文的人很少，所以容易接受汉代的说法。自从孔安国把古文改写成隶书以后，后人再也看不到古文，偶尔只能在《史记》中见到它。李太白诗中说：“吴地女子压酒，招呼客人来品尝。”解释的人认为这句诗的妙处在于“压”字，却完全不知道这其实是吴地的方言。直到今天，酒店里还有“现压酒等候客人”的说法。青瓷器都说出自李王，号称“秘色”；又有人说它出自钱王。如今处州龙溪烧制的青瓷呈粉青色，越地烧制的则呈艾草色。唐代陆龟蒙有《进越器诗》说：“九秋风露之中越窑开炉，夺来千峰的青翠色彩。正好在深夜盛装沆瀣露水，和嵇中散比试传杯饮酒。”由此可知，青瓷开始于江南以及出自钱王的说法都不对。近来临安也自行烧制青瓷，品质远胜这两个地方。医书论述人的脉象有寸、关、尺三部：手掌后方的高骨之下为寸，寸部以下为关，关部以下为尺。从高骨以下到诊切寸脉时手指所能达到的尽头，所得的寸部就是寸。那么诊切尺脉时手指所能达到的尽头，向上直到中指尖，难道不就是尺部吗？古人以身体作为尺度，所以把这种尺度寄托在脉象上来说明。如今医家只弯曲中指，把两条指纹尽头的位置作为寸部，有时还把手侧过来诊察。长短虽然相差不远，但如果问为什么把这些脉叫作寸、尺，他们就无法回答。楚国历来是强国。齐威公称霸时，楚国与它为敌，所以称为齐楚；晋文公称霸时，也与楚国为敌，所以称为晋楚；秦国强盛时称秦楚；吴国强盛时称吴楚。自三代以来，楚国立国延续多年，可以说历史很久了。楚国以方城作为城墙，以汉水作为护城河。方城在唐州、汝州之间，这样看来，邓、唐、汝都是楚国的北部边境；钟离、居巢是东部边界。等到灭掉越国以后，甚至把徐、沂一带作为东部疆界，土地也可以说很广阔了。起初熊绎定都丹阳，就是今天的枝江；康为勾亶王，封地在今天的江陵；红为鄂王，封地在今天的武昌；执疵为越章王，这些地方都在江边。楚文王熊訾开始定都郢，就是今天的郢州，古时称为鄢郢。楚昭王害怕吴国，离开郢都，向北迁都到东西一带。这样看来，楚国大概多次迁都了。《孟子》说：“厌恶紫色夺取了朱色的地位。”大概朱色和紫色相互混淆已经很久了。仁宗晚年，京城染制紫色，改变原有颜色而加深色泽，先染成青色，再慢慢用紫草加染，称为油紫。后来人们把它指作英宗绍统的谶兆，这件事王氏的书中已经记载了。从那以后，只把深重的颜色称为紫色，颜色越深，人们越珍视它，与朱色已经很不相同。淳熙年间，北方染制的紫色极其鲜明，中原也仿效，称为北紫。它不是先染青色，而是以绯色打底，只使用很少的紫草；实际上这又恢复了古代的紫色，确实可以夺去朱色的地位。考察《周礼义疏》说：“用朱色浸染丹秫，到了三月末才把它煮熟，随即用煮丹秫下面的汤水浇淋煮熟的丹秫，取它的汁液。”《尔雅》又说：“染一次叫縓，染两次叫窥，染三次叫纁。”《士冠礼》中有朱纮的文字，郑玄说：“朱色就是染四次。”也就是说，再把纁色放入赤色染汁中浸染，就成为朱色。《论语》说：“君子不用绀色和緅色作衣服边饰。”纁色放入赤色染汁中就成为朱色；不放入赤色而放入黑色染汁中，就成为绀色；再把这种绀色放入黑色染汁中，就成为緅色，因此五次染成緅色。若再把这种緅色放入黑色染汁中，就成为元色，因此六次染成元色；再把这种元色放入黑色染汁中，便七次染成缁色。由此可知，古代用赤色染汁染成的紫色，与真正的朱色相差不多；如今较浅的紫色，就是接近古代紫色的那一种。

译文士轻浮刻薄，不顾义理，有些事情甚至严重损害道义。孔平仲《杂说》记载：陈侗、陈汝义同在礼院担任博士，主管宗室的軷祭，每次可以得到绢五十匹。有一天看见一位老宗室走在朝廷道路上，便指着他对人说：“这就是軷祭的材料，我应当得到这些绢。”两个人竟然争夺起来。另一天，他们看见有人骑着马并列入朝，又说：“这些人都是軷祭的材料，我应当得到他们带来的财物。”哪里有活着的人就急着想得到财物，并希望对方死亡的道理？仁人难道会这样吗？宗室名籍中凡是亲属关系达到袒免以上的，都会赐名并授官。有亲兄弟名叫士揭、士芑、士昆、士绥的，竟把这种不合典制的话寓含在名字中；又有叫矢之、绥之的，也有同样的意思。其他如令诛、令鲧之类，不能一一列举。后来又选取怪僻的字，只想用来戏笑。至于编撰名字的字辈，更应当用心思考，使它们与国姓连接起来时不至于不妥；如果用“不”字连接国姓，当然不好，所以都用不好的字来缀接，如不衰之类。然而“不”字又有“非常、很”的训释，《诗经》说：“不显文王。”意思是文王非常显赫，那么“不衰”就是非常衰弱，这样说得通吗？高宗的行实中使用“不”字作字辈，而孝宗则从另一支派进入。近来又取“与”字、“若”字、“必”字作为字辈，这些字也不宜与国姓相连，却没有人提出异议。还不只是这些。徽宗的书阁名叫“敷文”，取自“帝于是广布文德，在两阶之间舞八佾，七十天后，有苗来归”的话，以此暗含讥讽，刻薄而无礼到了这种程度。林高是闽地人，考中进士，最终任屯田郎中。他的儿子林概也考中进士，任集贤校理，入儒学传，最终死在京师。他的妻子黄氏带着遗孤扶护灵柩，准备回闽安葬，途中经过姑苏。当时蒋公侍郎堂任姑苏知州。两个儿子，长子名希，次子名旦，当时才十二三岁，带着文章前往拜见。蒋公对他们非常惊异，把他们留在姑苏，给他们戴城桥的官屋居住，后来那里称为孺学坊；又把两具灵柩安葬在宝华山。蒋公派自己的儿子与林希、林旦一起读书。林希字子言，后来任枢密；林旦也成为从官。蒋公的儿子就是蒋之奇，字颖叔，也任枢密。子言兄弟六人，林希、林旦、林绍、林颜都考中科举，于是成为姑苏人。本朝自从收归诸镇的权力以后，如今由朝臣主持一州事务，由提刑、转运使加以纠察，但军队实际上没有总管的人。绍圣二年，设置帅府兼兵马钤辖。大观二年，又加带马步军都总管之职。宣和元年，把钤辖改为安抚使，虽然仍兼带这一职务，但沿袭旧制，实际上已经不再过问军政事务。靖康年间征召军队，最终没有人响应；绍兴以后，这一权力才开始加重，四川仍兼带钤辖。乾道年间，曾经派任总管，甚至发展到与帅臣争座次，大概是因为法制不统一。又如都督府，太宗朝下诏废止了它，如今有人又不明白，见唐代有这个称号，便妄自书写某州大都督府，更显得不懂旧例。本朝设有粮料院。《韵略》说：“‘料’字读平声，解释为衡量。”按粮料院是量度每月应当支取粮食的地方，把“料”读作侧声是不对的。大概民间把马吃的食物叫作“马料”，于是误读了。年号始于汉武帝时期，往往都寄托着美好的寓意，有的还用来记载一时的盛事。唐德宗时，希望继承前代的功业，年号称为“贞元”，大概是想效法贞观、开元。至于本朝改年号为“隆兴”，取的是建隆、绍兴的意义。有人说，赵稔曾使用这个年号，后来改为乾道，又改为纯熙。《诗经》说：“正当纯熙之时。”有人说“纯”字旁边作“屯”，不可以使用，于是又改为“淳熙”，取淳化、雍熙之意。“绍熙”则效法绍兴、淳熙；“庆元”效法庆历、元祐；“开禧”则取开宝、天禧之意。溧阳县有东汉《潘长史校官碑》，有人怀疑碑上的“校官”其实是“校宫”二字。按范晔《汉书》记载：“永平十年闰月甲午，皇帝南巡，驾临南阳祭祀章陵；当天是冬至，又祭祀旧宅。礼仪完毕，召集校官弟子演奏《雅》乐，演奏《鹿鸣》，皇帝亲自吹奏埙篪与之相和，以乐嘉宾。”这样看来，东汉时乡县确实设有校官。本朝进士多次参加科举仍未考中的人，达到规定年限后，允许参加特奏，名号叫作恩科。[原文“汉初子三年”疑有缺误。]当时试录儒生四十多人，考列上等的赐予郎中之位，次等的授太子舍人，下等的罢免不用。诏书说：“如今年过六十的老儒，离开本乡本土，谋求粮食和资财，不能专心治业，结伴带着儿童入学，到白头仍空手而归，长久被弃置在田野，永远断绝荣显的希望；那些依照科目被罢免的人，听任其充任太子舍人。”这就是今天的恩科。详细考察这件事，又可知唐代制度：大凡补授官职为大理评事、著作佐郎、郎中之类，当时认为这些只是官名，并不处理政事，另有兼守、判、知事务的官员；由此可知，汉代补授郎中、太子舍人，也是不掌管具体事务，只把这些作为官名罢了。否则，郎中、舍人怎么会如此冗滥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月〕 《晋书》中有“载记”，这个名称大概始于班孟坚所撰《东汉史》。显宗时，有人上书告发班固私自撰写国史，朝廷召他到秘书郎任所，授为兰台令史；他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同编成《世祖本纪》，后来升任郎，主管校订秘书省的典籍。班固又撰写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事，作成列传、载记二十八篇上奏，皇帝于是又让他完成先前所撰的史书。“白云”是同一个词，却有多种含义。郯子把秋官称为白云。《类要》说：“白云司掌职务，人的性命系于其手。”这些都是说官名。陶弘景的诗说：“山中有什么？陇上有许多白云。只可让我独自欣赏，却不能拿来寄给你。”这是描写景色。狄仁杰看见白云独自飘飞，说：“我的父母亲舍就在那片云的下面。”人们把它看作思念父母的典故。梁瑄没有回来，王璟每次看见东南方向的白云，就站在那里眺望，悲伤很久，后来又把它作为思念兄长的典故。白乐天的诗说：“清光不要独自占有，也照着白云司。”大概指的是秋云而言。

译赵充国屯田的事情，本来是兵家的计策，不只是宣帝和汉廷诸公被先零、罕幵所迷惑，连班固也没有看出其中的奥妙。汉代用兵，都是从郡国征调军队，军队行进千里，遇到敌人便往往败退。如今罕幵等羌人也不过是乌合之众，赵充国知道他们不能长久，所以想用计策挫败他们，只说：“用兵之事难以在远方推测，请允许我到金城，把作战方略画图上奏。”又说：“对于贤明的君主，可以进献忠言；用兵应当以保全军队来取得胜利。”等到了那里，他只是想制定留兵屯驻的计划，凡是与汉廷来回辩论的内容，不过是粮草多少罢了，几乎从未泄露最初的意图。羌人看见他的布置，完全出乎意料，实在不能久留，所以归附请降而退走，赵充国也奏凯而回。他在边地不过从冬天到夏天，原本一粒谷子也没有收获，想来也不曾下种；否则，五月谷物将要抽穗，哪里肯留下来送给羌人呢？学者不按时令月份考察，每当谈到屯田就把这件事列为首要例证，实在可笑。东晋时，有检校御史专门掌管行马以外的事务，任命吴混担任此职。这个制度沿袭到唐代，设有检校官，从三公、三师、左右仆射，一直到水部郎，共有十三个等级；本朝也沿用了它，随着官制施行并入省中。中兴以后用兵，节度使一经转任便进入开府仪同三司，再转任少保，升迁太快，因此又采用尚未改定官制时的检校官，设置三公、三少检校官。这就是“检点”的意思：还没有成为正式官员，只是命令他检点某项事务，所以杜子美有“园官检校”的说法。唐代以前常这样说；后来成为官名，人们便不再这样称说了。询问人的年龄，如果是二十岁就说“弱冠”，大概是因为不熟悉句读，把两句话读成了一句。《礼记》说：“人生十年曰幼学。”这也应当分作两句来读：论年龄，是说十岁称“幼”；按《礼记》的意思，则到了应当学习的时候。二十岁称“弱冠”，年龄虽然还年轻，按《礼记》则到了应当行冠礼的时候。三十岁才称“壮”，按《礼记》则到了应当成家的时候。四十岁称“强”，就可以出仕了。五十岁称“艾”，按《礼记》则应当任职理政了。六十岁称“耆”，按《礼记》则可以指使别人了。七十岁称“老而传”，八九十岁称“耄”，按《礼记》则不再施加刑罚。这些都应当分作两句标点；如今人们把它们合成一句来读，是错误的。律文所说的“黄幼丁”，实际上就是取自这里。我见过孙仲益《尚书说》所载东都秘阁《建隆遗事》，其中记载艺祖嘱托赵韩王的事情，说是在此前三二年，艺祖卧病时，第二天施灸便醒悟，于是赐给他器物和钱帛，并不是临近升天之时的事。有人把这件事移到了后面，那不是原本。书中又说，《实录》后来重修时多有窜改，失去原意的地方很多；祥符年间，朝廷禁止沈义伦本，此后沈本很难得到，如今有时还可以见到，能够拿来相互参照。周人得到夏后氏的鼎，把它收藏在太庙，已经八百多年了。周朝衰微时，宋国的社坛灭亡，鼎沉入泗水。秦始皇灭掉周朝后，斋戒七天，派一万人潜入水中寻找，却没有找到。宋，就是今天的南京；洙水、泗水，就是今天的兖州，距离很远。大概周人编造这套说辞来拒绝别人的追问，正如楚王询问九鼎，却回答说需要九百九十九八十一万人才能搬动；那要经过什么道路才能运到呢？斋戒寻找的事情也是同样的道理，秦始皇却没有醒悟，反而竭力想得到它。实在荒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九八十一万人〕 唐代八位司马都是天下少有的奇才，难道他们全都见识卑下而依附王叔文吗？大概王叔文虽然是小人，但他想诛除宦官、加强王室，只是计策出得太差，反而被宦官势力压倒并因此遭祸罢了。善良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幸免，是因为当时有所顾忌，不得不严厉责罚并极力诋毁他们。后人修撰史书，仍然沿袭这种说法，仿佛始终不肯把他们视为善人，这并不是《春秋》的本意。只有范文正公曾经略微涉及此事，八位司马也差不多因此稍稍伸张了气节。唐代制度规定，县令出缺时，由佐官代理县令，称为“知县事”；李翱《任工部志文》中所说“摄富平尉知县事”，就是这个意思。如今派京官称为知县，派选人称为县令，与唐代不同。又，各道判官资历尚未达到要求时，只称“签书某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如今却反过来了。绍兴初年，陕西五路中，只有熙河路的曲端统领二十万军队。当时鄜延路安抚使王公庶忽然接到曲端的命令，前来商议事务；王公庶把政务交给路分兵官卜热，亲自带着几十人到鄜延，停留一个多月也没能见到曲端。有一名年轻而气盛的将官谭某（就是谭元猷的父亲）对众人说：“安抚使经过熙河却不回来，我要去迎接他。”卜热坚持不同意，谭某便独自带着二千骑兵出发，暗中打听到王帅居住的地方，直接赶到他面前。王公庶非常惊讶，谭某说明缘故，并且担心其中另有意图。王公庶明白过来，于是上马直接返回。曲端听说后也没有追逼。王公庶回来后对此十分遗憾，不久被召任枢密，于是查办曲端谋反的罪状，把他投入狱中，用火逼迫而杀死了他。（谭元猷的弟弟说。） 绍兴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天刚亮时，太阳出来，仿佛在水面上，颜色淡而发白，其中有两个人影，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向南的颜色白，向北的颜色黑，彼此上下移动，速度很快。到了中午，光彩照射得人睁不开眼，用水映照太阳，只看见南边的一个白色人影，其余都看不见了。这年十二月，逆亮在淮南送死，这才明白黑色人影就是完颜亮。《史记·西门豹传》说到河伯，《楚辞》中也有歌咏河伯的辞章，由此可知古代祭祀水神称为河伯。自从释氏的书籍传入以后，中原有了龙王的说法，河伯便不再被听说了。我曾经把周公、孔子训诫儿子的事情编成图，题目叫《周孔家训》。周公辅佐成王，而让他的儿子伯禽代替自己接受鲁国的封爵。周公告诫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我在天下人的地位也不算卑贱了。然而我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散发，吃一顿饭要多次吐出食物，起身迎接贤士，仍然担心失去天下的贤人。你到鲁国去，千万不要凭借国君的身份对人骄傲。”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疏远自己的亲属，不使大臣因得不到任用而怨恨；旧交如果没有重大过错，就不要抛弃。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孔子独自站着，孔鲤快步经过庭院，孔子说：“学习《诗》了吗？”孔鲤回答：“还没有。”“不学习《诗》，就无法讲话。”孔鲤退下后便学习《诗》。又有一天，孔子独自站着，孔鲤快步经过庭院，孔子说：“学习《礼》了吗？”孔鲤回答：“还没有。”“不学习《礼》，就无法立身处世。”孔鲤退下后便学习《礼》。如今人们大多说“故实”，《史记·鲁世家》却写作“固家”，徐广注说：“一作‘故’。”

译艺祖亲笔写道：“任用南方人为宰相，杀害进谏的官员，不是我的子孙。”这段文字的石刻在东京内中。虽然人才出自何处并没有固定规律，但山东出宰相、山西出将领，古代也有这种说法。后来王荆公首先变法，吕惠卿实际上是谋划此事的主谋，章子厚、蔡京、蔡卞接续推行，最终导致大乱，圣人的话可以说如同太阳一样明白了。渡江以后，士大夫不再谈论这件事，只在《邵氏闻见录》和《长编》中见到。汉高祖对王濞说：“汉朝之后五十年，东南会有动乱，难道是你吗？”圣人的高明见识和深远预见，本来就不是小聪明所能揣测的。●卷十一 ○辨析《易》九六之论 《乾卦》的爻都用九，《坤卦》用六，为什么呢？世上的儒者说：“我听颖达说过：‘阳尊贵，所以可以兼有阴；阴卑下，不能兼有阳。’”后来有一天，我和董生谈到《易》，董生说：“我听毕中和说过：‘这是举出老数来称说。’请从揲蓍法加以验证。第一次分策时遇到少数，再加上归奇数为五；第二次分策时又遇到少数，再加上归奇数为四；第三次也是这样，这就是老阳之数，分置在指间的是十三策。剩下三十六策，按四策四策推运，得到九，这就是老阳；所以《易·系辞注》说：‘《乾》卦一爻是三十六策。’第一次分策遇到多数，再加上归奇数为九；第二次又遇到多数，再加上归奇数为八；第三次也是这样，这就是老阴之数，分置在指间的是二十五策。剩下二十四策，按四策四策推运，得到六，这就是老阴；所以《易·系辞注》说：‘《坤》卦一爻是二十四策。’假如第一次分策遇到少数，第二、第三次分策都遇到多数，这就是少阳之数，分置在指间的是二十一策。剩下二十八策，按四策四策推运，得到七；第一次分策遇到多数，第二、第三次分策都遇到少数，这就是少阴之数，分置在指间的是十七策。剩下三十二策，按四策四策推运得到八。所以九和六属于老数，老数所成的是变爻；七和八属于少数，少数所成的是定位之爻。因此说“举出老数来称说”，也说“崇尚变爻来称说”。况且筮得坤卦时，通常遇到八，这就是坤；通常遇到六，这就是乾。《左传》《国语》中都有这种说法。晋公子亲自占筮，说：“还能够拥有晋国，得到本卦为屯，变卦为豫。”所得都是八八，并不是变爻，所以不说有所变往。按坎卦二世而成为屯卦，屯卦的六二是世爻；震卦一世而成为豫卦，豫卦的初六是世爻。大概屯卦六二在坎卦中是阳爻，从震变为豫后，初六也仍是阳爻；屯卦的六二、豫卦的初六，都是少阴而不变，这不就是八吗？卦是由老数推举而称作六，筮是依据蓍草之数，所以特意称作八。《左氏春秋传》中也有此事，说：“穆姜死在东宫，开始前往时为她占筮，遇到艮卦之八。”史官说：“这叫作艮变为随。”艮卦■■（艮下艮上）变为随卦（震下兑上），只有二爻不动，这就是遇到八。其余五个位置都是九、六，所以反而变动。筮法以少数作为卦的主数，五爻变而一爻定位，所以用八来占断。艮卦六二爻辞说：“艮住小腿，不能救助所随从的人，心中不畅快。”史官认为东宫实际上是幽禁之所，穆姜遇到这一爻是不利的，所以依据变爻来占断，只是为了用好话安慰穆姜。为什么呢？卦以少数为主；如果五爻定位而一爻变动，就应当称作某卦，观卦变否卦、师卦变临卦之类就是这样。变爻和定爻数量相等时，就根据内外卦来决定；如今变爻有五个，定爻只有一个，按理应当依少数占断，但因为害怕结果不吉而改说，所以说“这叫作艮变为随”。所谓“这叫作”，就是姑且用来取悦穆姜；因此穆姜最终死在东宫，恰好与艮卦相应。杜元凯在这里作注，认为这是杂用三种《易》，所以才有“遇到八”的说法，并不是最完备的道理。《刘子》说：“我和董生谈论六、九的意义，确实与道理相合，并非虚妄。”我又把《左传》和《国语》中的两件事参照起来，它们就像形影相随一样；但世人往往在中间挽起袖子争辩，说：“董生的名望哪里比得上颖达显著？他的才能哪里比得上元凯贤明？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未听说有人阐明过这种说法。”即使我愤怒地用言辞争论，真正表面上接受我的也不过十分之一二。唉！由数理建立文义，所遇之事都能相合，明亮得如同看见日月星辰，其不昏暗竟然如此。然而人们仍然重视听闻而轻视观察，争辩不休，谁也不能改变这种看法，何况是无形的道理、不可见的规律呢？我独自感到悲哀，因此把它记载下来，等待后来觉悟的人。起初董生说这种说法本于毕中和，毕中和又以他的老师为本，而他老师的学说又本于一行。第一指（余数一加二，余数二加二，余数三加一，余数四加四。） 第二指（余数一加二，余数二加一，余数三加四，余数四加三。） 第三指（与第二指相同。） 以上是揲蓍的数法。（挂策从下方起指，也从下方开始。第一指取法于地，所以加成偶数；第二指取法于天，所以加成奇数；第三指为人之极，取法于天，所以与第二指相同。） 第一指（遇到一加三，再把挂去的一策合入，共为五；遇到三、遇到二也相同，称为少，并且与一相同。） 第二指（遇到一加二，再把挂去的一策合入，共为四。） 第三指（遇到一加二，再把挂去的一策合入，共为四。） 以上三指都遇到少数，合计十三策；剩下三十六策，按四策四策推运得到九，就是老阳。所以《易·系辞》说：“《乾》卦的策数是二百一十六。”注释说：“阳爻为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共二百一十六策。” 第一指（遇到四加四，再加上挂去的一策，共为九。） 第二指（遇到四加三，再加上挂去的一策，共为八；遇到三时与此相同。） 第三指（与第二指相同。） 以上三指都遇到多数，合计二十五策；剩下二十四策，按四策四策推运得到六，就是老阴。所以《易·系辞》说：“《坤》卦的策数是一百四十四。”意思是阴爻为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共一百四十四策。第一指（遇到一加三，再把挂去的一策合入，共为五。） 第二指（遇到四加三，再把挂去的一策合入，共为八。） 第三指（与第二指相同。） 以上第一指为少，第二、第三指为多；以少数为主，合计二十一策；剩下二十八策，按四策四策推运得到七，就是少阳。第一指（遇到四加四，再把挂去的一策合入，共为九。） 第二指（遇到一加二，再把挂去的一策合入，共为四。） 第三指（与第二指相同。） 上面说第一指取少数，第二、第三指取多数，以多数为主。总计十七策，余下三十二策，每四策运算一次，得到八，为少阴。第一指（遇到少数，指一、二，合计不超过五。） 第二指（遇到多数，指三、四，合计不超过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