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译近世的行状、墓志和家传，都出自门生、旧吏之手，往往文辞超过事实，很多人却喜欢这样写，大都同正史不相合。比如最近蜀地刊本《东都故事？赵普传》，同正史截然不同，简直像是两个人，正史几乎可以废弃了。前辈曾把《邵氏闻见录》和石林的《避暑录》《燕居录》等书按年代相互参照，却都对不上。《汪彦章集》中有一篇《题陈文惠公逸事后》说：“文惠陈公担任仁祖的宰相时，皇帝每次在宫中批示诏书，夜间下发不过十刻。有一天半夜，送来一封御封诏书，陈公没有拆封。第二天，他把诏书笼在袖中进见，说：‘如今中宫空缺，张贵妃受到宠爱，恐怕奸人会借机附会，请求册立她为皇后，这并不是陛下本来的意思。’仁祖点头说：‘暂且放下此事。’张贵妃就是后来进册为温成皇后的那位。”当时，陈公的墓碑不敢记载这件事，直到他的曾孙衮才记录下来让人们知道。考察李氏《长编》对此事的辨析，说：“文惠公在景祐四年拜相，宝元元年三月罢相；温成在康定元年十月由侍御选升为才人，距离文惠公罢相已有三年多。即使她当时已经受到宠幸，也不应当有谄媚之臣请求把她立为中宫。” 汪彦章所见到的衮的说法，并不是事实。其他事情也往往是这样。汉代刺史在八月巡视所属地区，年末到京师奏报政事，但没有说明他们居住在哪个地方。唐代戴叔伦《抚州刺史厅壁记》说：“汉代设置十三郡刺史，用来监察、举劾天下的非法行为；他们名籍通于殿中，乘驿传车奏报政事，居处没有固定地方，也没有治理百姓的权力。”这话一定是有根据的。又《江西节度观察判官壁记》说：“开元二十年，四方都会所在的州，各设置采访使，总管覆核囚狱和按察的职责；使臣拥有辖地，从此开始。”乾元二年，天下聚集军队，废除采访使而增设防御使，不久又以专征使取代；讨伐逆贼、征伐叛乱，则由节度使主持。其间又设置观察使，并且全部同三使并列。《唐书》记载这些建置及其统属并不详细，所以一并记在这里。唐代的举人，先要借助当时显贵人物，把自己的姓名通报给主考官，然后献上自己的文章；过几天又再投献一次，这叫作“温卷”，《幽怪录》《传奇》等书都属于这一类。这些文章大体上兼备各种文体，可以看出作者的史才、诗笔和议论才能。到了进士，多半用诗作为见面礼；今天流传的数百种唐诗，就是这种情况。王荆公把它们选取删定为《唐百家诗》。有人说，荆公删取时，把纸帖上的诗交给书吏誊录，书吏害怕篇幅太长，便改成四韵诗或二韵诗，荆公没有再看。我曾拿《诸家诗》来读，不仅长篇大多写得不好，其余也都是一时草草写成、用来充作见面礼的作品，并非作者得意之作，所以虽然数量丰富，却粗鄙软弱。如今的人不加考察，反而妄加讥刺前辈，难道不应该谨慎吗！本朝的文章沿袭五代旧习，多用骈俪文辞；杨文公开始创作西昆体，穆伯长、六一先生以古文倡导，学者都尊奉他们。王荆公作《新经说文》，推阐发明义理之学，同时兼取庄子、老子的学说。到了崇宁、观治年间，排斥史学；中兴以后又全面加以禁止，专门以孔子、孟子为师。淳熙年间，崇尚苏氏，文章大多宏阔奔放。绍熙年间，崇尚程氏，这一学派称为洛学。景祐元年四月间，皇帝对宰臣说：“近年以来，阴阳失调，卦气错乱，这一定是上天的感应之理，说明有事情不合天意而违背人心，应当推究并阐明灾异征兆的根源。”臣僚上奏说：“早年陈彭年等制定内外醮仪，把列位圣祖天尊排列在北极之上。由于北极大帝总领万物，主宰中极，而圣祖司命真君因增上尊号，突然位居紫微帝君之上。既然名位安排不合顺序，从此天下郡县多遭灾害。希望重新详细制定。”礼院进行详定，礼院官员同道士一起参详。天下道观供奉圣祖，每逢举行醮仪，在本殿供献，那么圣祖天尊和六位仙官就同众位真仙各自相安而不相妨碍，仍另用青词奏告；如果没有圣祖殿，就另设醮位，以便举行。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后来道士想要获得山场，便把圣祖混列在其中，以此加重道教的声势，于是又把他们合在一起。自渡过长江以后，朝廷举行醮仪，也采用了他们的说法。老氏的教法，本来以清静虚无、淡泊寡欲为根本，《五千文》的道理不可改变。所以窦太后、汉文帝采用它，都能治理好国家。此外还有方士、神仙家、祠官、太祝，以及按摩导引、书符咒水等一类，《史记》都分别以家派称述，起初并没有把它们合为一体。秦始皇、汉武帝开始喜好神仙之术，方士和祠祀之事也开始有了观。秦始皇说：“我仰慕真人。”还自称真人，不称“朕”。于是命令在咸阳附近二百里以内建造宫观二百七十所，用复道相互连通，在那里等候神仙。根据《汉武故事》，汉武帝在上林苑建造飞廉观，高四十丈；又在长安建桂观、益寿馆，用来等候神人，但当时还没有让道士居住其中。汉元帝患病，远道寻求方士，汉中送来道士王仲都，他能忍受严寒，于是便让王仲都住在昆明观。因此后来道士居住的地方称为“观”；六朝时多称为“馆”，也是沿袭汉武帝的旧事。后魏嵩山道士寇谦之修习张道陵的道术，认为这种教法过于冷淡而没有所得，便自称遇到老子降临，传授给他辟谷、使身体轻捷的方法，以及《科戒》二十卷。崔浩拜他为师，这才把两者合为一体，事情已经见于《通鉴》。唐代设置崇元学，专门奉祀老子，并以庄子、列子配祀。道家这一流派认为，天地尚未分判时，有元始天尊作为祖气；其次有道君来阐明其端绪，老子来彰明其道。老子是李氏的祖先，于是取郊祀配天的意义来尊崇他，称为“三清”，但从未建殿奉祀。到了本朝重新制定醮仪，设置上九位神位，因为考察不够周详，竟把昊天上帝列在周柱史之下，所以景祐年间才有这次施行。我认为应该仿照景祐年间的制度略作改变：在殿中奉祀三清，把他们作为道教的祖师；举行醮仪时，则在坛上祭祀昊天上帝，把他作为百神之宗。这样大概既不会失去崇敬的意义，也符合唐代崇元学的旧制。醮仪还应当改为奏章的形式，去掉其中祈求神灵降临迎接的僭越做法，这样或许上天的恩赐就会降临了。

译姓和氏，后世不再加以区别，只说“姓某氏”，即使史官下笔也是如此。考察《史记·帝纪》的注释引用《春秋左氏传》说：“无骇去世，羽父请求给他加谥号并确定族属，鲁隐公向众仲询问族属。众仲回答说：‘天子建立德业，依据出生赐予姓，分封土地并据此命氏；诸侯以字作为谥号，并因而作为族属；官职有世代相传的功劳，就以官职作为族属；封邑也可以这样。’鲁隐公于是命令以他的字为展氏。”注家说：“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族，是氏的别名。姓，是用来统摄百代血统、使其不相混淆的；氏，是用来区别子孙出自哪一支的。”解释《春秋》的人说：所谓“依据出生赐姓”，例如舜姓妫、禹姓姒、伯夷姓姜，就是这样。所谓“分封土地并据此命氏”，例如舜有虞、禹有夏、伯夷有吕，就是这样。以字为氏的，如叔牙、季友、展无骇、臧僖伯。以谥号为氏的，如文、武、成、宣，以及宋戴恶、卫齐恶。以官职为氏的，如司马、司徒之类。以封邑为氏的，如韩、魏、赵。详细考察这些情况，诸侯既然由天子命为某公、某侯，这就是给他们命氏；诸侯地位低，不能赐姓，但有的以王父之字或自己的字为氏，有的以官职或封邑为氏。既然没有土地可以分封，姓和氏也就没有区别了。《史记》注家之所以有“族是姓的别名”这句话，是因为姓可以统摄百代，例如周姓姬；氏则用来区别子孙所出支系，例如鲁、卫、毛、聃、邗、晋、应、韩等分支。又在春秋时期，诸侯的儿子做了大夫，就称为公子；公子的子孙则称为公孙；公孙的儿子以及没有被赐予族属的异姓臣子，等到本人做了大夫，只称其名，如无骇、无侠之类。已经被赐予族属，并且世代担任大夫的，就称其族，如仲孙、叔孙、季孙之类。这就是诸侯不能命氏而能够命族的例子，由此便可以明白了。至于《易》说：“黄帝、尧、舜氏兴起。”尧、舜虽然并非姓氏，但既然是天子，可以按一代而称作尧、舜；把“氏”的意义这样理解也是通的。这又是不拘泥于姓氏通常规则的情况。《后汉书·徐稚孺子传》说：“徐稚家境贫寒，常常亲自耕种，不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就不吃；他恭敬、节俭、守礼、谦让，所居之地的人都佩服他的德行。官府多次征召他，他都没有起身赴任。当时陈蕃任豫章太守，以礼相请，任命他为功曹，徐稚拜见后便退下。陈蕃在郡中不接待宾客，只有徐稚来时特意为他设置一张坐榻，徐稚离开后就把坐榻收起来。”但《陈蕃传》没有记载这件事，却说：“陈蕃任乐安太守时，郡人周璆是位高洁之士，前后几任郡守征召他，他都不肯前往，只有陈蕃能够招致他。陈蕃以字称呼他而不直呼其名，当时特意为他设置一张坐榻，周璆离开后就把坐榻收起来。周璆字孟玉，是临济人，有很好的声名。”司马温公《通鉴》也只记载徐稚的事，没有提到周璆，所以周璆的姓名更加不显。仔细考察，大概是因为陈蕃能够尊重贤士：任豫章太守时，为徐孺设置坐榻；任乐安太守时，为周璆设置坐榻。只是范晔没有把这一点说明白罢了。正月初一，世俗都饮用屠苏酒，从幼年到成年，有的还书写“廜■〈广外〈魚禾〉內〉”。《千金方》说：“廜■〈广外〈魚禾〉內〉，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察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说：“这一天进献椒柏酒，饮桃汤，服用却鬼丸，敷用于散，依次从年幼者开始。”注释说：“因为已经过了腊日，所以崔寔《月令》说，腊日过后的一天称为小岁。”又说：“小岁时开始在汉朝使用这些做法，元正时则在晋代实行。”大概汉代曾把十月作为岁首。又说：“‘敷于散’就是胡洽方中的许山赤散，并且记有各种药物的斤两。”由此可知，“敷于”讹误转成了“屠苏”，“小岁讹”又被误写成了“自小起”。从东京到女真，所谓御寨行程如下：东京向北四十五里到封丘县，再四十五里到胙城县，设腰顿；再四十五里到渡河沙店，再四十五里到滑州馆，再二十五里到濬州，再七十里到汤阴县，设腰顿；再三十五里到相州安阳馆，再六十里到磁州滏阳驿，设腰顿；再七十里到邯郸县馆，再四十里到临溜镇，再七十里到信德府邢台驿，再三十五里到皇甫村驿、柏乡县，再五十里到赵州平棘驿，再一百里到真定驿，再六十里到新乐县，再五十里到中山驿，再五十里到望都县，再七十里到保州金台驿，再四十里到梁台驿，再三十里到固城，再五十里到马村铺，再五十里到涿州本道馆，再六十里到良乡县，再六十里到燕京永平馆。到这里开始向东走，六十里到潞县，再九十里到三河县，再七十里到蓟州，再八十里到永济务，再九十里到七个岭，再九十里到平州，再八十里到新安县，再六十里到润州。从这里开始都沿海行走，四十里到迁州，再八十里到莱州，再八十里到隰州，再八十里到淘河岛，再八十里到胡家务，再八十里到新城，再八十里到梯己寨，再六十里到仓官寨，再三十里到广宁府，再三十里到显州，再五里到东馆，再八十里到兔儿埚，再八十里到梁虞务，再六十里到辽河大口平津馆，再七十三里到广州广平馆。又向北走，七十里到渖州乐郊馆，再八十里到兴州兴平馆，再五十里到银铜馆，再九十里到咸州咸平馆，再三十里到宿州宿宁馆，再八十里到贾道铺怀方馆，再四十里到杨八寨通远馆，再五十里到合叔孛革铺同风馆，再三十里到义和馆，再五十里到如归馆，再四十里到信州彰信馆，再七十里到胜州来德馆，再五十里到山寺铺会方馆，再五十里到威州威德馆，再五十里到龙骧馆，再六十里到详州常平馆，再六十里到滨州混同馆，再六十里到高平馆，再四十里到周流馆，再五十里到没搭合孛堇来同馆，再七十里到乌龙馆，再三十里到虏寨，号称御寨。如今出使辽国的人，只到燕京，还没有到过乌龙馆。

译《长安图》记载：元丰三年正月五日，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府事汲郡吕公大防，命户曹刘景阳前往考察，邠州观察推官吕大临负责核验确定。绘图的方法，是把隋代都城和大明宫一并绘入，并以二寸折合一里；城外则只取其能够容纳的范围，不采用折算比例。大体以旧图和韦述《西京记》为依据，再参照其他书籍及遗迹。考定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宫时，采用折地法，不能容纳全部宫殿，于是另绘一图。汉代都城纵横各十五里，周长六十五里，有十二座城门、八条街、九条陌；城的南北曲折形状像南斗、北斗。未央宫、长乐宫在城中，未央宫在西面正对便门，长乐宫在东面正对社门。隋代都城外郭纵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横十八里一百十五步，周长六十七里，高一丈八尺。东西南北各有三门，纵向十一街，横向十四街；从皇城朱雀门向南九里一百七十五步。纵向十一街，每条宽一百步；皇城南面横街十条，每条宽四十七步；皇城左右各有横街四条，其中三条各宽六十步；一条正对安福门、延喜门，宽一百步。朱雀街东面的市有一坊五十五坊，由万年县治理；街西面的市有一坊五十五坊，由长安县治理。坊的制度是：皇城南面三十六坊，每坊东西各有两门，纵向各三百五十步；中间十八坊，横向各三百五十步；外面十八坊，横向各四百五十步。皇城以内共有七十四坊，每坊四门，横向各六百五十步；皇城左右南面的六坊，纵向各五百五十步；北面的六坊，纵向各四百步；市占据两坊的地面，四方各六百步；四面的街道各宽一百步，每面各有两门。皇城纵三里一百四十步，横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周长十七里一百五十步，纵向五街，横向七街，百官机构都设在这里；北面连接宫城，南面正对朱雀门，都有大街，各宽一百步；东西各有两门，南面有三门。太极宫城横四里，纵二里四十步，周长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五尺；东面一门，西面二门，南面六门，北面三门。宫城西面有大安宫。唐代大明宫城在禁苑之内，横二里一百四十八步，纵四里九十五步；东北各有一门，南面五门，西面二门。禁苑横二十七里，纵三十里，东面一门，南面二门，北面五门。西内苑横四里，纵二里，四面各有一门。东内苑横二百五十步，纵四里九十五步，东面一门。通过渠道引水入城的有三条：第一条叫龙首渠，从城东南引水到长乐坡，分成两条渠道：一条向北流入禁苑，一条经过通化门、兴庆宫，由皇城流入太极宫；第二条叫永安渠，引交水从大安坊西街进入城内，向北流入禁苑，注入渭水；第三条叫清明渠，引坑水从大安坊东街进入城内，由皇城流入太极宫。城内有六座高岗，横向排列，像乾卦的六爻。隋朝最初建都时，按九二的位置设置宫室，九三的位置安置百官机构；九五的位置不想让百姓居住，于是设置元都观和兴善寺。以上是汉、隋、唐三代宫禁、城邑的制度。但《西京记》说：“街道东西各有五十四坊。”《六典注》说：“两市位于其中，四坊的地面合计一百一十坊。”如今除去两市所占的两坊外，共有一百一十坊，每市应有五十五坊，应当以《六典注》的记载为准。又《六典注》说：“土阁的西面是延英。”李庚的赋说：“东面则有巍峨深邃的延英。” 应当以庚赋为准。又《西京记》说：“大兴城南正对着子牛谷。”如今考察，子午谷正对着汉代城址，隋代城南则正对着石鳖谷以西。又《唐志》说：“大明宫南北长一千八百步，东西宽一千八十步。”现在实际测量，南北长一千一百一十八步，东西宽一千五百三十五步，这是旧说的错误。唐高宗开始在丹凤门后营建大明宫，向南开辟翊善、永昌二坊，各自作为两处外郭；东北角的永福一坊则筑入苑中。先天以后，这里成为十六王的内宅。又因高宗把隆庆坊改建为兴庆宫，连接外郭修筑复道，从大明宫经过通化门，沿着磴道暗中相通，以通往这座宫殿，称为夹城。又把永嘉坊以西一百步处纳入宫城外郭的东南角一坊。最初营建都城时，因为地势高而不便利，这一带隔在郭外，便建为芙蓉园，引黄渠水注入其中，称为曲江。明皇又增筑兴庆宫的夹城，一直通到芙蓉园。武宗又在宣政殿东北修筑高台，称为望仙台，如今人们误以为是蓬莱山。武宗又修整未央宫，建为通光亭。宣宗修缮宪宗留下的遗迹，在夹城中开设便门，从芙蓉园北面进入，直到青龙寺，俗称新开门。从此门到青龙寺，拆开敦化坊以北的四坊，各分为两坊；这些都是迁移改建造成的不同。大体上唐代多沿用隋代旧制，所以吕公赞赏隋制的周密，却痛惜唐人因袭旧制，史官又埋没了其中的实际情况，于是刻制成图，因此记载下来。汉代以司徒、司马、司空为宰相，这大概是因为六国时期已有这三种卿职，汉代加以采用，只把司马改称为太尉。却不知道周代的制度是：天子设六卿，大国设三卿。三卿大概是诸侯的制度，汉人只采用了六国的旧制，却不知道周王朝天子的旧制，因此失误了。佛教的《智论》说：“天帝释用大宝镜照耀四大神洲，察看人的善恶；正月、五月、九月照南赡部洲，二月、六月、十月照东方，三月、七月、十一月照西方，四月、八月、十二月照北方。”唐太宗尊崇佛教，所以正月、五月、九月禁止食用荤腥，百官不领取羊钱，这一做法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阴阳家沿袭了这种说法，却不知道它的本意，于是说：“臣下所属为商，而本朝以火德立国，所以臣下要避开它。”这种做法开始于唐代；唐代以土德立国，难道也有什么需要避讳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五九月〕

译郭元迈，字英远，他的祖先籍贯在开封；自从高祖郭知白在吴地做官，便在那里安家。英远幼年丧父，却能自立。政和初年，他由乡贡进入上庠，宣和年间成为上舍生。高宗驻跸维扬时，英远随驾而行，免于参加省试。当时朝廷招募出使金人、沟通两宫的人，闽人魏行可请求前往，英远也慨然上表请行，感动了皇帝，于是补授右武大夫、和州团练使，担任魏行可的副使。行至河朔，子弟们都流下泪来。英远说：“我有一封短信交给你们，到了家才可以拆看。”后来打开信封，开头写道：“出疆以后正当艰难危险之时，尤其难以保全自身；既然已经把身子许给国家，哪里还有时间三心二意呢！”抵达之后，他写信给金军统帅黏罕，反复论说用兵的利弊，请求归还徽宗、钦宗二帝，不久便被拘留。绍兴壬戌年，忠宣洪尚书从金国回来，上奏说王伦和郭公以身殉国，言辞极其恳切。后来朱公弁也因出使之事返回，便说自己在燕地和宜州时曾与英远唱和，带着英远亲笔书写的诗文数篇回来。那些诗文对仗警策挺拔，笔墨精妙，确实值得珍藏。奉使张公邵从金军前线回来，有一份奏札说：“自靖康直到建炎，出使金国而没有返回的有数人，如陈过庭、聂昌、司马朴、滕茂实、崔纵、魏行可、郭元迈。” 臣曾经向金人请求，希望带着崔纵、魏行可的灵柩回来。命令下达后，便准备遣送；但魏行可的灵柩已经有人带往中京，于是没有成功，而崔纵的灵柩则由金人交给臣护送回来。臣谨慎地把它安置在临安府城内的妙行寺，请求下令查核此事，特别给予恤典，访求他的亲属，并由官府资助安葬。”又据张邵的记载，他自建炎二年七月二十日起，在建康奉圣旨差遣充任奉使，前往金国祭奠崔尚书十都辖；八月二十三日进入金国境内，经过十三年才回到朝廷，有一份画一和一项奏状。过去历次情况是：天生下这些百姓，本来可以使他们得到安养，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都被除去；二十日以后依次出使，侍郎司马朴当时在真定府，枢密宇文虚中一行人在会宁府，尚书洪皓在幽州混同江以东王涉左丞的私宅中教导子弟；尚书崔纵在宜州身亡，副使郭元明在宜州；侍郎魏行可在兴中府身亡；副使郭元迈、尚书张邵、副使杨宪，以及属官崔渊等，都在宜州。以上出使的官吏都没有剃头改换官服。郭元迈刚离开朝廷时，曾许诺补给五资的恩泽，如今已经得到其中三项。” 《尚书》说：“到了岱宗，举行燔柴祭。”又说：“燔柴祭祀并望祭山川，大肆宣告武功已经成就。”燔柴虽然是祭祀的名称，但考察礼制，是在泰坛焚烧柴薪。《周礼》说：“升起烟气，焚烧牲畜的头。”可见祭祀前焚烧柴薪、升起烟气，都是用来求神降临的意思，后来因此成为祭祀的名称。后世转而重视文饰，不再焚烧柴薪而改为烧香，应当在迎神之前用炉炭点燃香。近代人多尊崇佛教，大概因为西方产香，佛教动不动就烧香，取其清净之意；所以举行佛事时，就烧香诵咒。道教也烧香以驱除秽气，这与我们的教法很不相同。如今人们祭祀孔子、祭祀社稷，在迎神之后、奠币之前要上三次香，礼家典籍中没有这种做法，但各郡县有时采用。韩紃，字子礼，父亲韩盈胄，祖父韩蹈，曾任知荆南，曾祖父韩公彦。绍兴八年任潭州判官，上书论说和议的错误，知州李昭祖得到他的副本，转报朝廷。朝廷得到圣旨：“韩紃只是小官，却妄自动摇国是，降职，编管循州。”告词说：“守臣因你的罪过而获罪，前来上奏。”等到他到达贬所，又被将官韩京招致，结果全家都死了。●卷九 朱雀、玄武、青龙、白虎，是四方的神。祥符年间为避宋圣祖的讳，才把玄武改为真武，把元冥改为真冥，把元枵改为真枵，把元戈改为真戈。后来兴建醴泉观时得到龟和蛇，道士认为是真武显现，便把它的形象画成北方之神：披散头发，穿黑衣，手持宝剑，脚踏龟蛇，跟随者手执黑旗。从此以后对它的奉祀更加严格，又加封号为镇天佑圣，有人认为这是金人入侵的谶言。如今人们把洗称为砂锣，又称厮锣；凡是本朝赐给契丹、西夏使者的物品，都使用这个名称。考察它的说法，军队行军时来不及携带洗器，便用锣来代替。中原人又把敲锣说作击锣、筛锣，如今南方也有人这样说。筛、沙的读音相近，筛又转为厮，这只是稍微转变了一下。书传中把养马的人称为厮，于是把所执的锣作为洗，称为厮锣。军中用锣代替洗器，正如秦汉时使用刁斗，既可以用来警戒夜间，又可以用来煮饭，只是取其便利罢了。世上传称《遁甲书》；甲既然无法隐藏，为什么取名叫“遁”呢？后来读到《汉郎中郑固碑》，其中说：“逡遁退让。”这里的“遁”就是“循”字，大概是古代文字少，所以借字通用，并不只有这一通碑如此。由此可知，“遁甲”应当说成“循甲”，意思是根据六甲循环来推算数理。秦代的《越绝书》，隋代《经籍志》说是子贡所作。这部书杂记秦汉之事，怀疑是后人传抄时混入了其他内容。书中记载春申君和李园的事情，《史记》《战国策》《列女传》都没有记载嬛的名字，只有这里出现；其中谋划的始末也全都出自嬛，这尤其奇异。书中又说：“烈王死后，李园任相，春申君正封在吴地，又立他的儿子为假君。”这些都与《史记》《战国策》的记载不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