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张忠文公张叔夜，字嵇仲，靖康年间以南道总管身份任邓州知州，首先带兵勤王。因为不肯拥立异姓，被押送到金军营前。议和以后，传来的讣告说：“靖康丙午年闰十一月间，他带兵驻扎在安上门，被授为签书枢密院，住在国子监街东的陶潜园子内。十二月二十五日京城失陷，因为不肯拥立异姓，被押送到金军营前。丁未年三月二十七日离开京城向北而去，途中不进食，到了白沟，有人说已经过了界河，他仰天大喊，便不再说话。第二天死在易州孤山寨，时为五月十六日。抬行三程后，便火化了。他的第六子仲熊，字慈甫，随行祭祀。丁巳年十一月十八日到达东京相国寺慧林禅院，后来在天寿院前幕士冯真的家中，戊午年十月十七日丙时葬于阳翟县旌忠功德坟寺。后来收录到挽诗四首，追赠朝奉大夫、汴京副留守，赐紫金鱼袋。”李俦作两首诗：“声名凛然震动四方，忠义存于心中，年老也不改变。奋勇不顾生命，只求尽到臣节；谋虑没有遗漏，都是美善的谋略。独自率领南方三千军队，首先冲冒重重包围和万死之险。” “时局已经改变，人也已经去世，只有把阴德留给子孙。”“肩负时代声望的文章宗师，掌握枢机的栋梁之臣。为保卫国家而牺牲生命，继承他的德业难道会没有人吗？丹旐飘向西原的道路，丧车行经万里，正值春天。一家都蒙受朝廷恩遇，却只能徒然泪湿衣巾。”清河人张孝纯作两首诗：“从前的朝廷之士，簪缨士绅都仰慕您的美名。恩德和威望彰显于辅郡，忠孝之心守卫都城。以身许国，志向多么壮烈；功业如筑山，却没有完成。西风吹过故林的道路，秋声萧瑟，令人感伤。”“末世遭遇奇祸，烦闷冤屈，痛苦怎能说尽？交情因死别而悲伤，亲属为遗言而哀恸。徒然想象归家的梦境，却难以招回离开故国的魂魄。一旦逝去便成为万古之人，斜阳落在平原上。”李俦、张孝纯都是本朝旧臣，按理面对忠文公本来应当惭愧而死，哪里还有脸再作这样的诗？所以把这些诗记录下来，用来警戒那些做臣子却不忠的人。绍兴年间，张叔夜被赠太傅，谥号忠文，并录用他的子孙。省劄说：“尚书省查考得知：张叔夜在靖康年间勤王，并且因为不肯拥立异姓而被押送到金军营前。至于叔夜起初被授签书枢密以及后来罢政，原有的恩数难以援引；另因事故而革除的待遇，特别命令一并恢复发还。”事迹详见《列传》。他的堂弟张克戬守卫忻州，也因战事而死，赠延康殿学士，谥号忠确。一门之中有两人因国事而死，真是盛大啊！自汉代以来，中国的财用都耗费在对付外族上，其中东汉最为严重。《段颎传》说：“永初年间诸羌反叛，历时十四年，耗费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年，又经历七年，耗费八十多亿。本来计划用三年的费用，是五十四亿。后来平定东羌，耗费四十四亿。”《袁安封事》说：“按照汉代旧例，供给南单于的费用每年价值一亿九千多万，供给西域每年七千四百八十万。”一向议论此事的人，只责怪送给契丹的数额太多，却不知道汉代的费用更加严重。汉代天子去世后，都是安葬并附祭于太庙完毕，新君在太庙中即位，然后才实行以日代月的丧制，所以安葬得很快。汉文帝从去世到下葬共七天，汉景帝十三天，只有汉哀帝最久，达到一百五十天。当时王莽专权，安葬早晚也就无从比较了。汉代担任长吏，子孙便以官职为姓氏，从夏侯婴身上就可以看出来。夏侯婴自汉高祖在沛地起兵时任太仆，历经惠帝、吕后、文帝三朝，官职始终没有改变。地理之学不知道起于何时。自从黄帝命大挠制定甲子，用天干地支相配并划分五行以后，如今地理家又有“大五行”的说法，例如壬本属水，地理家却说它属火之类。他们又参照人的姓氏，归入五音，分为三十八将山，以此判定吉凶。近年来又多采用郭璞《锦囊》的方法，先看山脉从哪里来，判定是金山，还是木山、水山、火山、土山，再分别按照五音的生旺来推算；吉方要求山高水来，凶方则相反；又以七星相配，称为“天星法”。还有人采用古代《青囊》的方法，只使用三垣：以壬亥为紫微垣，丑艮为天市垣，乙卯为天乙，巽巳为六尚书，丙巳为少微垣，丙丁为老人星，辛酉为午太乙，庚酉为天纲柄；水的出入都没有妨碍，只有坤申是地母，不可以使用。这些都不是圣人选择墓地和宅兆的本意，但世人贪图名利，大多被这些说法迷惑。古人戴冠，上身穿衣，下身穿裳；衣服是直领、宽袖，裳就是裙。秦、汉时期开始使用现在道士穿的服装，大概张天师是汉代人，道家以他为祖，所以沿用了这种服装。周武帝开始改穿袍服，样式是上有衣领、下有横襕、袖子穿入，戴幞头、穿靴子，以求便于军事活动。五代以来，幞头的两脚变长，袍子的袖子变宽，这就是现在的公服。有人说，古代的中衣，就是如今僧寺中行者所穿的直掇，也就是古代逢掖那样的衣服。司马温公编撰《资治通鉴》，记述两汉采用荀悦、袁宏的《汉纪》，记述唐代采用《旧唐书》，所以其中的文字与《汉书》和《新唐书》不同。他不是不想从三皇五帝写起，而是因为周平王以来的史事已经包括在《春秋》中，经书不能增删；又不愿接续“获麟”之处，以免招致续写经书的讥讽，所以把起点断在韩、赵、魏被命为诸侯的时候。然而《春秋》以后，史事散见于各家著作，没有统一的纪年。刘恕，字道原，当时在编修局中，探知司马公的意图，于是从三皇五帝写起，接续到《通鉴》，作为《通鉴》前面的纪年。他说：“鲁隐公以后，只根据左氏、《国语》、《史记》和诸子百家的记载加以增删，不涉及《春秋》，这样就不会妨害圣人的经书。”他的书记载三代的事情很详细，如果得到大手笔稍加删削，附在《通鉴》之前，与《通鉴》并行，那么上下数千年的事情，就会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司马公为它作序，也是这个意思。刘恕后来把《前纪》改称为《外纪》，但它并不是《通鉴》以外的事情，大概是不愿意把自己置于司马公之前。

译选人的制度始于唐代。唐代中期以来，藩镇自行征召官员，称为“版授”，当时称作“假版官”，意思是还没有接受皇帝的任命，只是暂时代理罢了。本朝收回各镇的权力以后，自一命以上的官员都由吏部注授选补。选人分为七阶：留守判官至观察判官为一等，今称承直郎；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为一等，今称儒林郎；防御团练、军事判官，以及京府至观察推官为一等，今称文林郎；防御团练、军事推官为一等，今称从事郎；县令、录事参军为一等，今称从政郎；试衔知县、知录事为一等，今称修职郎；军巡判官、司户等参军、主簿、县尉为一等，今称迪功郎。宣和年间才改为现在的制度：有举官五人，并且任职六考以上没有过失，才允许改入京官的考核。本朝初年实行任子制度，进士很少；朝廷内的侍从官、常参官，朝廷外的监司、守、倅，都可以荐举。历任达到四考，有四名举官推荐，就允许改官；后来增加考数为六考，举官增加为五人。皇祐年间，停止常参官荐举；康定年间，停止知杂御史以上官员荐举；治平年间，停止通判荐举。在熙宁年间，禁止补发；在乾道年间，削减荐举名额，严格限定每年的数额；在淳熙年间，增加教官，增设县丞和诸司属官，但官员反而更加冗滥，举荐和铨选逐日减少，人们都有仕进久滞的叹息。临安知府升迁，官阶最高可至殿撰，且多兼任工部、兵部侍郎或尚书，大概是因为这两个部门的事务减少了。虽然这是近代的制度，但也可以说是沿袭旧例。开封尹自真宗以来，因为在这里建储，就不再设置尹，改设少尹，称为权知府，由任职时间较久的翰林学士兼任，称为省府学士。如果由侍从官充任知府，那么声望很高，有事便应当面奏报；如果由普通官员升任侍从官，则不免要委婉应酬，而权力也较轻了。绍兴年间议和以后，朝廷致力于让百姓休养生息，禁令和法网较为宽疏。富豪大户竞相建造房屋廊舍，租金一天天增加。庚午、辛未年间，知江阴军赵隽之稍稍减削房租，百姓都很高兴。民间传说：“有诏旨减免。”镇江有个卖药的人叫高嵩，十九岁，带着小刀，借穿皂色衫、戴幞头，装成京都亲事官的样子，袖中藏着一张黄纸，对府门子说：“秦太师命我带知府迁转的文书来。”府中人高兴地为他通报。当时知府张楠，字才仲，正在便坐接见他，展开名刺，按礼拜见，说：“秦太师有指挥，请让左右退下。”张楠挥手让人退去，高嵩从袖中取出黄纸，慢慢走到旁边的桌上展开，拢着手走近，随即拔刀刺去。张楠都躲开了，只被刀略微划伤面部；高嵩又刺他的脖颈，张楠仰起头，刀从他的嘴边划过，张楠咬住高嵩的一根手指。高嵩疼痛难忍，刀掉在地上，头巾被风吹到外面。虞候等人进来查看，见两人正在相持，便把他们逮捕送入狱中，审讯定案，详细上奏，最终将高嵩处死。黄纸上写着：“镇江府张楠违背圣旨，不肯放免房钱。”从此以后，房租收入顿时减少了。徽宗皇帝退居内禅以后，不久巡幸淮浙一带，曾作一首小词，题为《月上海棠》，末句说：“孟婆暂且给我一些方便。”而隆祐太后的保佑之功，大概在这里已经有谶语暗示了。谚语把风称为孟婆，并不是这样。段公路《北户录》说：“南方祭祀船神，称为孟姥、孟公。”梁简文帝《船神记》说：“又称为孟公、孟姥。”刘思贞说：“元冥是水官，死后成为水神。”冥、孟读音相近，孟婆就是元冥。王荆公出生时，有獾出现在集市上；一个头上常戴花的道人，当时人们称他为戴花道人，前来拜访王荆公的父亲，说：“这是文章方面的祥兆，这个孩子将来会应验它，日后会以文章名闻天下。”于是又把事情的来历详细讲述了一遍，说等到他做到执政，自然就能看见这件事。荆公的父亲把这些话写在册子上，此后预言的应验没有多少差错，荆公认为这件事十分神奇。等到荆公任职两府，他告诫守门人：“如果有戴花道人来，无论早晚都立即通报。”一天，道人果然来了，荆公接见他，讲述父亲所记之事以及自己渴望见到他的心意。道人说：“从今以后你会更加得到君主的信任，千万不要再报仇。”荆公追问其中缘故，道人说：“您的前身是李王，我这是在告诫您。”说完便辞去。此事出自《戴花道人传》。高宗即位初年，隆祐太后送给他一顶小冠，说：“这是祖宗平日闲居时所戴的服饰。”因为在本朝，平时戴帽而不戴巾；闲居时即使穿着袄，也戴帽，否则就戴小冠。宣和年间，君主才开始戴巾；在元祐年间，只有司马温公、伊川先生因为身体羸弱、怕风，才开始裁制皂色绸缎包头，当时只称为温公帽、伊川帽，还没有“巾”的名称。到渡江以后，才穿紫衫，称为穿衫；人人都戴巾，从公卿、皂隶直到乡里的平民百姓，全都一样。巾的式样有圆顶、方顶、砖顶、琴顶。秦伯阳又把砖顶帽的顶内重纱去掉，称为四边净；外面还有面袋等装饰，就近于怪异了。参政魏道弼想恢复衫帽制度，最终也未能实行。宣和以前，士大夫辈分相当的，都互称表字；即使是与上级官员交往，也不过直接称呼其字。若是大夫以上的官员，只说运判大夫之类。秦忠献给人写书信，多称对方为“丈”，世俗便仿效他；即使给后辈写信，也称“丈”。知州以上称为朝议，以下都称学士。秦忠献去世后，群臣上奏评论此事，没过多久，从前称朝议的升为大中，从前称学士的升为朝议。近几年尤其严重，知州及以上官员，都有称大中、通奉的了。古代书信的格式，开头写“某顿首”“某再拜”或“某启”。唐人开始改称为“状”，末尾写：“谨奉状谢，不宣，谨状。”有的写：“谨上状，不宣，谨状。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姓名，状上某官。”《北梦琐言》说：“唐代卢光启受到租庸使张濬的知遇，张濬出征并、汾二州时，卢光启替他写书疏，每一件事另写一幅，后来不再听说有人这样做。唐末以来，礼书、庆贺之类写成启，一幅开头不写衔名，另一幅写问候时令温凉，又一幅写不知近来情况、祝愿保重饮食；这两幅每幅六行，共三幅。到宣政年间，启的开头写衔名，成为一封；又把上面所说的两幅六行的启合在一起作为公启，另叠七幅作为一封。秦忠献执掌国政时，有人投递劄子，格式是：前面去掉‘顿首再拜’，然后加上‘又谨具申呈’，末尾写年月、具官姓名。劄子多至十几幅；平辈交往则去掉‘申’字。庆元三年，严格禁止叠用纸张，只准使用三幅。”后来又只准使用一幅，实在简便了许多。

译本朝初年的公状格式，开头另起一行写具官，叙事以后写：“牒件状如前，谨状。”到宣和以后，才采用现在的格式：开头另起一行写具官，稍微低一些；叙事完毕后，再另起一行，位置稍高，写：“右谨具申闻，谨状。” 本朝印章的制度沿袭唐代旧制：诸王及中书门下的印，方二寸一分；枢密院、宣徽院、三司、尚书省诸司的印，方二寸，只有尚书省的印不涂金；节度使的印方一寸九分，涂金；其余印方一寸八分。观察使的印也涂金。另有朱记，用来颁给京城内外的职司和军校等，规格为长一寸七分、宽一寸六分。现在的印记大多不合制度，军校的印还有保存下来的，大概可以据此考察。绍兴初年，曾经捕获一个北方的侦探，得知金人用兵多采用锐阵：一阵退下去，另一阵接着来；每一阵都比前一阵更加厚重。重兵很多以后，就结成圆阵来回旋攻击敌人；如果敌人也结成向外的圆阵，就下马步战；等敌人败退逃走，再上马追击。自从用兵以来，一直如此。绍兴年间，军队兴起，用度急迫，发放度牒没有节制；上户用和籴所得的钱购买度牒，价格降到二三十千。当时有“无路不逢僧”的说法。觉果了等人，全都是青出于蓝；每个人会集时，人数都不止一二千人。他们往来于江浙之间，士大夫、富室和大户人家都为之倾倒，小民也信奉归向，佛法的兴盛，没有超过这个时期的。苏东坡说：“这大概并不是佛教徒的福气。”正是这个意思；觉果南迁，也正是因此获罪。后来禁止发放度牒，二十多年间，僧徒几乎消耗殆尽，福建各寺多用保甲看守。如今度牒卖到八百贯，人们争相购买。坚持实行这一制度，确实是良法。古时候，马是用来驾车的；骑马并不是朝臣遵行的正礼。汉宣帝时，韦元成以列侯身份侍奉孝惠帝庙的祭祀，清晨进入庙中，恰逢下雨，道路泥泞，他没有驾驷马车，而是骑马到庙门下，有司弹劾上奏，他和同类几人都因此被削夺爵位。唐睿宗时，太子将举行释奠礼，有司起草仪注，规定随从官员都骑马、穿戴衣冠。左庶子刘子元说：“古代大夫乘车，马匹在车前两旁服役；魏晋时朝士驾牛车；李广北征时，解下马鞍休息；马援南征时，凭鞍回头顾盼。这说明鞍马用于军旅，是戎服所便利的。江左时期，尚书郎骑马，御史便加以治理；颜延年被罢官后，骑马出入，人们称他放诞。”从唐代直到本朝，却把穿朝服骑马作为礼制，例如入朝和谒庙时，先乘车到宫门外，再换马进入宫门。如果随从皇帝出行，宰执和侍从官都骑马跟随；南郊祭祀上帝时，宰相骑马在前引导。由此说来，古人把乘车当作礼，把骑马视为不恭敬；今人却把骑马当作礼，把乘车视为不恭敬，古今风俗制度就是这样不同。汉代以丞相和御史大夫为两府，《杜延年传》说“与两府及两廷尉分章”，《赵充国传》说“两府上报后，派遣义渠安国巡视各羌族”，就是这个意思。考察本朝自从改革官制以来，以少师、少傅、少保革除太尉、司徒、司空；宣政年间改革武官制度，又以太尉作为武阶之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两府，大概相当于参知政事和枢密院。自五代以来，尚书省称为东府，枢密院称为西府，从此参知政事、枢密使也称为两府，而太尉便称为两府太尉。陆羽《茶经》说：“江南一带到近代，才有蜡面茶的名称；李氏另取茶乳制成茶片，有的称为京挺、的乳和骨子。”又说：“浙西以湖州为上，常州次之。湖州茶出在长城县（今长兴）顾渚山中，常州茶出在义兴县（今宜兴）君山悬脚岭北岸下。”唐代《重修茶舍记》说：“贡茶御史大夫李栖筠主管郡务时，陆羽认为湖州茶冠绝其他地方，李栖筠才开始进贡。”按照旧例，湖州紫笋茶在清明日运到，先供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紫笋茶产于顾渚，在湖州、常州之间。采茶时，两郡太守都到那里，形成盛大的集会，见蔡宽夫《诗话》。玉川子谢孟谏议寄送新茶，有“亲手检阅月团三百片”的话，又说“天子须尝阳羡茶”，可知孟谏议所寄的就是阳羡茶。湖州太守袁高的诗又说：“捣茶的声音从昏夜到清晨，众人的劳作多么辛苦。”由此可知，阳羡茶又确实是饼茶，并不只是李氏时才开始制作。袁高诗还说：“百姓停止耕作，采摘实在辛苦。一个男子尚且要承担差役，全家人也都一同前往。摸着葛藤攀上倾斜的山壁，披头散发钻入荒草荆棘。忙碌一整天还采不满一捧，手脚全都皲裂粗糙。” “悲叹之声遍布空山，草木也因此不能迎来春天。阴暗的山岭上茶叶还没有吐芽，催促采茶的文书已经接连不断。”如今人们不再制作饼茶，难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吗？现在所说的蜡梅，考察黄庭坚诗后的说明说：“京城洛阳之间有一种花，香气像梅花，也有五片花瓣，却不能晶莹明亮，像女子用手捻蜡制成的花，京城洛阳人因此称它为蜡梅。它的树干和叶子像蒴藋，窦高州家有一丛，香气能够传满整个园子。”王立之《诗话》说：“蜡梅是黄庭坚初次见到的，他戏作两首绝句，因此在京城盛行。”诗说：“金色花蕾锁住春寒，恼人的香气尚未舒展。虽然没有桃李的容貌，风韵却非常不浅。”“花体熏染着山麝脐的香气，花色像染上蔷薇露。轻轻拂动还不能盈满衣襟，却不时有暗香飘来。”

译黄庭坚《山矾花》二首的序说：“江南野外有一种小白花，树高几尺，春天开放，香气极浓，乡野人称为郑花。王荆公曾想求取这种花栽种，作诗贬低它原来的名称，我请求给它取名为山矾。乡野人采郑花的叶子染黄，不借助矾也能成色，所以称为山矾。在海岸孤绝之处，有补陁落伽山，翻译者说那是小白花山；我怀疑那就是山矾花，否则观音老人为什么长久坐在那里不离开呢？”杜渊解释说：“这首诗和序，都已经用黄庭坚的手迹校对过。”近来曾慥端伯作《高斋诗话》说：“唐人有一首题为唐昌《观玉蕊花》的诗，写道：‘一树花朵玲珑，仿佛玉刻而成；飘落廊下，点地时颜色淡淡。’现在的玚花就是玉蕊花，介甫用玚来比拟它，认为应当使用这个‘玚’字；玚是玉的名称，取其洁白之意。黄庭坚又改称它为山矾，说它可以用来染色。庐陵段谦叔家有杨汝士写给白二十二的一封信，说：‘唐昌玉蕊因为稀少，所以被视为珍品。自古以来江南各山都有，乡人采来供染色使用，并不十分珍惜。’由此可知，玚花就是玉蕊花，确实毫无疑问。” 诗说：“北岭的山矾任意开放，轻风正好在这时吹来。平生的习气很难料理，我爱上这幽香，未曾想要回去。高节亭边的竹子已经空疏，只有山矾独自倚着春风。两三个名士展开笑颜，把满眼花光隔断，连水也仿佛不能流通。”由此可知，这两种花因为黄庭坚而开始声名显著。水仙花有单瓣的，也有重瓣的。杨诚斋说：“世人把水仙称为金盏银台，大概是因为单瓣水仙的花心中确实有一个酒盏，颜色深黄如金。至于重瓣水仙，花瓣在一朵花中卷曲、皱缩、密集，下面浅黄，上面白色，好像染过一截，与酒杯的形状很不相似，怎么能用旧日的俗名来辱没它呢？总而言之，单瓣水仙应当沿用旧名，而重瓣的才是真正的水仙。”又说：“叶子像韭薤，根像葱，两者都没有差别；花朵层层重叠，风味格外清雅。轻薄的花瓣如脂玉围着金色花心，淡淡染上鹅黄，剩下的都是素白的纱。台盏本来就不是重瓣的品种，丰美的姿态实在像小莲花。过去黄庭坚观赏它的时候，已经知道它才是这种花中的正宗。” 晏元献公《鹿葱花诗》说：“宫女身后的扇子展开，像青色雉鸟的尾羽；仙人的衣服裁成红色霜纹。神农的药物记录实在没有道理，竟不向萱草丛中辨别其中的纷争。”注释说：“《本草经》说：‘萱草又名忘忧，又名鹿葱。’”现在考察这种花，花心中有鹿斑纹，与萱草相似却有很大不同；它开花的时间也不相同。因此可知，应当把有鹿斑纹的称为鹿葱，没有斑纹的称为萱草。李卫公《草木记》中有“永嘉之簇蝶”，如今这种花从浙东传来，四面分布，像蝴蝶，中间聚集着花蕊。晏元献说：“怀疑就是簇蝶。”晏公有《玉蝴蝶诗》，并在诗下注明此事。苏子由又有《万蝴蝶花诗》说：“是谁唱着残春的《蝶恋花》？一团粉色的翅膀压得枝条斜垂。美人懒得把它插在发钗上，还担心惊飞起来躲开鬓边的乌鸦。”由此可知，簇蝶、万蝴蝶就是今天的玉蝴蝶。现在人们使用折叠扇，以蒸过的竹子作骨架，外面夹绫罗；富贵人家有的用象牙作骨架，再用金银装饰，大概是从高丽传来的。《鸡林志》说：“高丽把纸折叠起来作为扇面，用铜兽形的环扣，加上银饰，也有画人物的；传入中国后，又进一步增添华丽奢侈的装饰。” “字”有两种含义：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后取字，《礼》说这是成人的礼制，仪父、子突就是这种情况。五十岁以后取伯、仲一类的字，《檀弓》说这是周代的制度，仲遂、叔肸就是这种情况。现在的人不到行冠礼的年龄，便直接取伯、仲之字，这是不合礼制的。金石刻辞大概是想长久流传，所以一定要选择优良的石材。《峄山碑》说：“把这些字刻在可供奏乐的石头上。”解释者认为，这是说石头可以用来制作乐器，如泗水之滨的浮磬一类。近处只有吴县的太湖铅山石最好；浙东的石头大多带砂，刻起来费刀，印刻次数一多，字的边缘就会倒塌，字体也立即损坏。我曾见会稽禹庙有一块无字碑，石头的纹理凸起，十分奇古；碑背有宣和年间的人刻字说：“我第一次经过时，看见碑上有字；如今再次来时，字都剥落了，恐怕后人会误以为是古碑，其实不是。碑额才是南朝人的字体。”后来台州军资库前有一块碑，下部一分已经剥落无字，正与禹庙碑相似；上部二分还有字。这是因为石头是分层形成的，受到多次敲击后便震裂剥落。所以我刻《台州登瀛图》时，选用太湖石，既坚硬又莹润，敲击时还能发出声响，郡中人都认为奇异。汉代的郡守权力很重，掌管数千里土地，属官都由自己征辟任置，生杀大权也出自自己之手。因此唐高祖把郡改为州，设置刺史，过去郡守的那套制度都不能再使用。到唐朝中期设置节度使统辖各地后，节度使的权力反而比汉代郡守更大，五代时这种权力尤其重大。到了艺祖，把节度使全部收归京师，只授予他们空名而给予厚禄，命朝臣出任知州掌管州事；这样一来，过去节度使的制度也不能再使用。于是又设置转运使、提点刑狱，作为监司加以督察。这种做法暗合唐代制度，而控制驾驭地方的办法更加完备了。《建康图经》中有孔子巷。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建立宣尼庙；后来把庙迁到秦淮水以北，原来的地方便称为孔子寺巷，叫作孔子巷。如今平江府也有孔夫子巷，大概是在崇宁、观元年间兴办三舍时，在那里建立长洲县学；后来废除三舍法，学校也随之废弃。如今遗址仍然如故，土地却归临安裴氏所有，仍称为孔夫子巷。嘉泰改元时，郡中设置坊名，没有考察这个来历，便题名为孔圣坊。大体上，南方所说的孔夫子巷，都是这个意思；正如道家谈论黄帝，凡是山水高耸秀美的地方，都说黄帝曾在这里上升，却不知道黄帝从来没有到南方游历过。棺材上设置旐旗，《礼》说：“死者已经无法辨认了，所以用他的旗帜来作标识。”古人把旐旗设置在棺材旁边，近世习俗多用竹竿悬挂，伸出屋外。阴阳家于是附会说，这是死者的魂魄在高空中飘荡，认准这个标志就能回来。比如浙东的温州、台州直到江东各郡，还兼采佛教的说法，改作幡，竖起巨大的木杆，高入云端；如果子孙多，就把幡杆一根根相接，尤其令人感到奇怪。

译周天是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所谓四分之一度，就是把一日分成四份，日行的一份）。月亮每月运行二十九度多半度，那么十二个月共运行三百四十八度，再加上十二个半度多一点，总共六度，合计三百五十四度。所剩下的小月余度，是六日又五度四分之一；六日共十二日，用来设置闰月一月。这样周天又剩二十九度半，便与太阳相会。况且月亮运行二十九日多半日，而日数不能分割，所以两个月合起来按二十九日半计算：一月作小月，一月作大月。太元有八十一首，每首应当合四日半；七百二十九赞，每日应当有二赞。七百二十九赞合计只相当于三百六十四度的一半，还少半度又四分之一度，计算起来少三分；把踦嬴二赞补足这个数，才成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度。按照每赞相当于一日、每日二赞的算法，四分中却剩下一分。老苏自己制定增加分数的方法，去掉踦嬴二赞，却把踦嬴所增加的四分分成一百零八分，又分作四份，每份二十七分；去掉一分后，剩下三分，共八十一分。每首增加一分，就与周天的数目相合。古人在宗庙祭祀时，大概献酒九次才开始奏乐；音乐变换九次而降下。神尸在室内，王使用圭瓒，舀取郁鬯酒灌在地上以求神降临；随后又用璋瓒舀郁鬯酒，举行第二次灌祭。王于是到宗庙门外迎接牲畜，大夫赞助奉币并跟随牲畜；祝则到堂的门窗之间迎接神尸。王后先后在神尸前陈设笾八、豆八，王把牲畜系在碑旁，射杀它，以牲毛告知毛色纯正，以牲血告知已经杀牲；然后把牲体分解为七体，生肉献上。王用玉爵舀甜酒和齐酒献给尸，王后也用玉爵舀甜酒和齐酒献给尸。使用酌献尊，这叫作朝践，也就是朝事时所用的笾。馈食是在朝践以后，把犬、豕、牛、羊分解，煮熟后进献。将要献熟肉时，王后又先陈设笾八、豆八，作为与王所献相配的祭品。在熟食即将送入室内以前，王和王后再次舀甜酒、齐酒进献，这叫作馈食。馈食完毕，王后又进献加笾八、加豆八，王又舀酒酳尸，王后也跟随王酳尸；这就是加笾中的祭品，从此开始进献羞笾。酳尸以后，又进献羞笾八、羞豆八，众臣进酒酳尸。因此，王和王后各有一次灌祭、三次献祭，再加上众臣的酳祭，共为九祭。太祝又在酳祭时搜求祭品，乐舞人员进入，以音乐娱乐神尸，同时演奏六代之乐，于是举行加爵，开始旅酬。所谓加爵，是太子、三公之长一人、九卿之长一人，各自举行一次加爵；另外还有三献。若是祭天，则有七献。汉代举行五供，但只有一献，天子就坐在东厢；后世虽然完备了三献，却只责成有关官员办理，王后并不参与。古人多自称“下官”，在传记中有多种记载。大概汉、晋时期诸侯的封国，在对自己的君主说话时都称臣；宋孝武帝孝建年间，才开始制定制度，不许称臣，只宜说“下官”。《文选》中《江文通诣建平王书》就是这样。如今人们仍有这样说的。“使臣”这一称呼，起源于藩镇掌握国政的时候。起初武官任职于三班，称为祗应官，有左班、右班和供奉班。到太宗时，因为这些人的资品较低，又创设三班借职、三班奉职；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东西头供奉官，有关部门称为小使臣；内殿崇班、内殿承制称为大使臣。宣和、政和年间改制，改称为郎，但“使臣”之名没有改变。这个称呼有许多违背名义之处：它等同于汉、晋诸侯王可以在自己境内拥有臣属的情形，何况这些人本来是王的官员，却用这个称呼来对待与自己并列、侍奉君主的人，尤其不合道理。《西京杂记》说：李广和兄弟们在冥山以北一起打猎，看见一只卧虎，射箭把它射死，砍下它的头骨，做成枕头，用来表示制服猛兽；又铸造铜虎像作为便器，用来表示厌恶和羞辱它。因此汉人把便器称为“虎子”，郑司农注《周礼》时也有这种说法。唐代避“虎”字讳，改称为“马”，今天人们所说的“厕马子”就是这个意思。汉代天子的笔管，用错杂宝石制作笔座，笔毛都用秋天的兔毫。如今多称为“宝跗”，大概出自《西京杂记》。●卷五 本朝对于前代的僧寺、道观，多因郊祀大赦而改赐名额，有的使用皇帝圣节的名称，如承天、寿圣、天宁、乾宁之类。隋、唐的旧名额，很少有不改的；后来新建的寺观，又多移用古代名称，州郡也迫于人情，往往曲意依从。然而哪有把敕赐的名称赐给那里，臣下却可以把它移到这里的道理？只是没有认真思考罢了。甚至富民修建的功德寺，也都有名额；还下令两府以上的官员可以建造功德寺并赐名，但他们往往没有力量去做，反而不如富民。郦道元《水经注》说：吴兴郡、吴郡、会稽郡，称为三吴。汉顺帝永建年间，阳羡人周嘉上书说，县邑距离太远，前往会稽赴任非常困难，请求分置郡县，于是以浙江以西为吴，以浙江以东为会稽。钱塘，《地理志》说：会稽西部都尉的治所。又据《钱塘记》说：“防海大塘在县城东一里处，是符郡议曹华信家提议修建这座塘，用来防御海水。刚开始开挖时，招募能运来一斛土的人，立即给钱一千；不到一月，来的人便云集。塘还没有修成，却不再收取土，于是运土石的人都把土石丢下离去，大塘因此建成，所以改名为钱塘。”张君房《辨钱塘》引用《十三州记》说：“杭州武林山高九十二丈，周围三十里，在钱塘县南十二里，灵隐寺正坐落在山上。寺东、西各有一条瀵水：东边的叫龙源，横过寺前，就是龙溪，冷泉亭在龙溪上。西边的叫钱源，水流洪大，下山二里八十步，经过横坑桥，流入钱湖，大概是钱源汇聚形成的。钱湖又名金牛湖，又名明圣湖。湖中有金牛，遇到圣明之世就会出现，所以有这两个名称；钱湖才是它本来的名称。如今万松岭下西城的第一座门叫钱湖门，可以验证这一点；向北走的第二座门叫涌金门，就是金牛出现的地方；第三座门叫钱塘门，县衙就在这里。大概从古代以来，居民就修筑堤塘来防备钱湖的水，所以称为钱塘，这与《图经》的说法不同。北方人的俗语说，把猕猴叫作“马流”。《交广志》说，马援在林邑岸北立了两根铜柱，留下十多户军人家属，没有返回，住在寿冷岸南，与铜柱相对；他们全都姓马，彼此通婚。交州因为他们是流寓之人，称他们为“马流”。年代久了，人物也随之发生变化，说话啁啾难懂，所以用来作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