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译绍兴年间，有渔人从淮水中得到一块石头，形状像瓜，瓜瓣凸起处有文字，多次拿去出售却没有卖掉。淳熙十一年，王仲行尚书镇守庐州，得到这块石头，拿出来给我看。我说：“这是新莽时期的律权石。”字写得很细，篆体类似《诅楚文》，于是替它作了解释，说：“律权石，重量为四钧。黄帝是最初的祖先，德行□于虞。虞帝是开始的祖先，德行币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日值定日，天命有民。工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当前□，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开始颁行于天下，使各方国永远遵守。子子孙孙，享有并传承亿年。”考察《汉书·律历志》说：“王莽征召天下通晓钟律的人一百多人，让义和刘歆等人主持统领，分条上奏。”其中《权衡篇》说：“衡，就是平；权，就是重量。衡用来承受权、均衡物体、平定轻重。它本来以黄钟的重量为标准，一龠能容纳一千二百粒黍，重量为十二铢；两个十二铢合为一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王莽传》说：“梓潼人哀章制作铜匮，叙述符命。王莽下诏说：‘我以德行不足，寄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的后裔，怎敢不恭敬承受天命，于戊辰日值定日之时行事。’”师古注说：“按照建除的次序，那一天值定。”《资治通鉴》又说：“莽始初元年，岁在戊辰；第二年改元，称始建国，岁在己巳。”所以石上的文字有“皇初祖黄帝，始祖虞帝，戊辰直定”等语。赵石勒十八年七月修建德殿时，得到一块圆石，形状像水碓，铭文说：“律衡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续。”众人都认为这是王莽时期的遗物，与这块石头相同；其中有一两个字可疑，便缺而不释，等待博学之士来考证。辛应仲说：他的岳父陆少卿在襄阳修筑城墙时，得到一块碑，字写得相当好，但父子二人同名，都叫靖。他拓出墨本给我看，碑额写着：“大唐罗君墓志。”碑文前面又题道：“隋处士罗君夫人志铭。君讳靖，字礼，襄阳广昌人，春秋三十一岁，于隋仁寿四年五月去世。”这样看来，罗君是隋代人。后面又说：“夫人张氏，年八十四岁，于龙朔二年六月去世。”这样看来，夫人是唐代人。现在题写罗君为唐人、夫人为隋人，已经大错。碑是靖的儿子绍嗣善■〈礻左〉所立，却称他的父亲为“君”；碑中所记三代人物，又把靖列为父亲，看起来也像是他为自己所立的碑。因此，辛氏所说父子同名的疑问，由此可知文章写得工巧还是拙劣，原本与古今无关。淳熙四年间，皇帝临幸太学，修建石经阁，于是整修两学。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旧塑像没有福厚的气象，应当改塑。工程完成后，才想到旧塑像没有安置的地方，打算迁到富阳县学，把武成王像迁到殿前司廊下。富阳县的学生都不愿更换，殿帅也以不便为理由推辞。当时汤村新建了东岳行祠，两廊还没有塑像，便打算迁到那里；送往祠中的仪式已经确定，又下令临安府准备鼓吹，学中的士人穿着襕鞹，送到门外。我当时任临安幕属，认为这样做惊扰习俗，旧像经历两朝祭奠，应当安奉在首善阁。诸位公卿认为有理，议论于是确定下来。从此画像的形制发生了一次变化，与古代不同了。汉朝大体上是凭军吏建立国家的。萧何、曹参从郡吏起家而成为丞相；从绛侯周勃、灌婴直到申屠嘉，都是过去那些掘坟盗墓、偷鸡摸狗之徒。到了赵广汉、尹翁归、张敞、卫尊这些人，不是郡中的狱吏，就是卒吏、胥佐之类。他们的治理成效都显著地记载在史册上。等到公孙弘以儒（下阙）胥史吗？汉高祖下诏，命令郡守、郡尉和长吏善待高爵者；惠帝允许百姓购买爵位；高后、文帝赐给天下百姓爵位。文帝七年，赐百姓每户爵位一级，作为父亲继承人的人爵位一级。景帝三年赐百姓爵位一级，四年、五年又各赐爵位一级。赐天下百姓中作为父亲继承人的人爵位，也就罢了；至于赐百姓每户爵位一级，景帝三年间又连续三次提升爵位，假如有人犯法，不知道当时的郡守、郡尉和长吏将用什么办法施行治理？景帝在七国叛乱之后，连年赐爵，与高后赐每户一级相同，都是想收揽人心，却完全不是先王牢固凝聚人心的实际做法。金国每年派使者来祝贺正旦和皇帝生辰。使者经过的州县，每天都要设置顿舍；盱眙、镇江、严江、赤岸设宴款待。严江排办司所列的数目是：牵船、当直、防护、枪旗、槔手、火台、火把、岸槔、灯笼，共需五千三百一十四人。

译防护禁军一百三十二人，由邻州替补。牵船人二千零六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六人〕 使者、副使的当直人员一百六十人。准备遇到风阻时增添的牵船人员一百五十人。旗枪队一百二十人。运使所用的牵船人员二百九十六人。盱眙、镇江、平江三处押宴所需的防护、当直、牵船人员一百五十人，使船牵手六十人。押送马匹到邻州十三人。沿河五巡尉所需的火台、火把、岸槔人员三千一百七十六人。火台一千八百六十二座。灯笼四百七十一碗。火把船九十八只。接伴使、副使的当直人员五十人。牵船人员二百四十人。递送马匹的船十只。每一程使用带毛角羊二千斤，四程合计八千斤。北果钱五百贯。御筵果卓十行，每行十二楪。食品十三盏，并且成双供应。顿舍供给使者、副使每份：羊五斤。猪五斤。面四斤。粳米五升。鸡一只。鸭一只。鲤鱼四斤。油半斤。柴三十斤。炭二秤。四两重的蜡烛一对。酒一斗。果品三十楪。蜜煎十楪。油、盐、酱、菜等料物各有定数。点心。栗一升。羊一斤半。猪腰子一对，面一斤半。上节、中节、下节各有降晒；如果折算钱，使者、副使折银三两三钱。都管九钱一分。上节、中节七钱六分。下节四钱五分半。御筵不入席，折金七钱。姑苏馆批支一千五十六贯八百十五文。公使库一千六百一十九贯四百五十八文。军资库八千七百六十七贯一百五十九文。凡是来往庆贺正旦、生辰的行程，御筵、顿食等每次用二万贯，共四万贯；其他州也不少于这个数目。唐代的科目极其繁多，《唐书·志》大多没有记载，有的只在《列传》中略有提及，现今把它们搜集汇编在这里。通过制科考试及第（永徽三年）；志节如秋霜般凛然（显庆三年）；洞彻通晓典章制度（显庆四年）。才能足以担当栋梁，志向显露出忠贞耿直。治理政事可与卓茂、鲁恭相比；字句风俗教化通达而崇高。安于田野生活，勤力耕作的事业早已显著。以道德修养立身，乡里人都共同仰慕他。在乡野中修养志节，嘉美的退隐风尚流传久远。才能足以应聘入幕府。学问贯通古今。才华优异、品行出众（麟德元年）；在幽僻的草野中销声匿迹。幽居而不显露（乾封六年）；文辞丰赡而文采华美。能够直言极力进谏；抱有儒者的学养（光宅元年）。通晓军事韬略；文辞操守庄重。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性情耿直（天授二年）；面临危难也不顾惜自身，遵循节义使国家安宁（长寿三年）。才干优长而器度宽广，却长期埋没在低级属员之中（证圣元年）。文学技艺特别优长（万岁通天二年）；超越同类。能够治理国家（圣历三年）；嫉恶如仇（大定二年）。有如龚遂、黄霸；从众才之中选拔出来。贤能的人才（神龙元年）；才干足以比拟管仲、乐毅。才华很高而职位卑下；贤能良善，品行方正。才能足以治理国家；孝顺友爱、廉洁谨慎。民间遗漏的人才；文学才能优长。才华优异、品行出众；藏起才能，隐匿行迹。怀有才器、具备才能（景龙二年）；宰臣。文章可以治理国家（景云元年）；以文章治理国家。隐藏声名而不随俗；怀有才华，具备器识。通晓三部经书，明白其中的大义；掌握一部史书，知道它的始末。通晓三教的宗旨，探究其中的精微。能够治理国家、管理民众（先天元年）；文思华美清雅。道德可与伊尹、吕尚相比；才干足以担任刺史。如果把宣扬教化的任务交给他，他就能兴起教化、改变风俗。文章才华俊秀挺拔，远远超过同辈。贤能良善、品行方正，能够直言极力进谏（开元二年）。贤哲之人和奇异之士，隐居而沦落于屠宰、垂钓之中。才干优良而超出常等；文士儒者才华超群。文章与史学兼优；博学多闻，通晓政事议论（开元六年）。文辞雅正华美；武略足以安定边疆（开元十五年）。才华很高而身在民间，长期沉沦，却自行求取出仕。才华很高却尚未显达，长期埋没在低级属员之中（开元十七年）。多才多艺（开元二十一年）；宏阔的文辞超越同辈（开元二十二年）。具有王道、霸道之才（开元三十二年）；通晓谋略的将帅之才。判词、判牍考核合格而列入等第（开元三十四年）；国子监明经科。向中书省上书，经过考试，以同进士及第。文辞秀美飘逸（天宝元年）；风雅而有古调（天宝四年）。辞藻宏大绮丽（天宝十三年）；以追求道义为乐，安于贫困。文辞清新秀丽（建中元年）；经学造诣优异而深厚。高尚地隐居于山林田园；通晓军事谋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勤于耕作，在乡间闻名。超群绝伦（贞元元年）；洞悉韬略，足以担任将帅。清廉守节，治理政事的才能值得称道，足以担任县令（贞元四年）。书判才能出众（元和元年）；五经。《开元礼》；学究科。律令；明白熟习律令。才干和见识都很出众，通晓事物的本体与实际功用。通达官吏治理事务的道理，可以让他从事政务。三礼（元和二年）；广泛通晓古代典籍，能够通达教化之道。军事谋略宏大深远，才能足以担任将帅。详尽明白治理政事的方法，可以治理民众。神童科（元和六年）；宝黄科（元和十二年）。处士科（元和十五年）；山人科（长庆二年）。每日试写一百篇；道举（三年）。每日试写一万字；长念九经（宝历二年）。学究：周易；处士（大和二年）。草泽应制：三传（七年）。三史；童子明经（大中元年）。明算；童子学究。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嘉礼不能在野外举行；古代也没有在墓地祭祀的礼制。《春秋》说：“辛有到了伊川，看见有人披散着头发在野外祭祀，说：‘不到一百年，这里恐怕就要成为戎人的地方了吧？’”自从汉世祖命令诸将出征时拜祭祖墓，以此荣耀乡里，直到唐代开元年间下诏允许在寒食节上墓，并一同举行拜扫之礼，这种做法沿袭至今，于是便有了墓祭。然而，这实际上是允许子弟和皂隶上墓，却又邀请亲友前来，唐代贤者对此曾有很不恭敬的感叹。殊不知“嘉礼不野合”说的是两国君主在边境相遇，事情办成后便离去，不举行宴饮欢好，并不是指祭祀礼仪。《周官·冢人》中有“祭墓为尸”之语，那么墓祭也是三代的礼制，先贤也曾这样说过。

译《唐野史》说：贞观年间，唐太宗曾与魏征谈论书法。魏征奏道：“王右军当年在永和九年暮春时节，于兰亭修禊，酒兴正浓时书写《兰亭序》，白云先生降临他的居室，对此赞叹不已。这件帖本流传到智永手中；智永是右军的仍孙，在越州云门寺出家为僧。智永死后，传给了他的弟子辩才。”皇上听到后，立即想下诏索取。魏征说：“辩才把这件宝物看得比性命还重，不容易马上索取。”后来皇上召辩才到长安，拿出摹本给他看，以试探他。辩才说：“右军写这三百七十五字时，起初梦见天台子真传授笔诀，以‘永’字作为法则。这个本子只是后人摹仿的罢了！可惜臣所收藏的真迹，当年因为隋末战乱，用石函藏在本院中，经过兵火之后，已经找不到了。”皇上暗中派使者搜寻访查，只得到智永的《千字文》回来。不久辩才托病回山，皇上于是夜间向上天祷告。这天夜里，他梦见守殿神告诉他此帖仍然存在，于是命西台御史萧翼带着梁元帝所画的《山水图》和大令所书的《般若心经》作为诱饵，骗取此帖进献。萧翼到了越地，住在静林坊的客舍里，戴着纱帽，穿着宽袖布衫，前去拜访辩才，又假称自己原本是跟随老师出家，于是被留下共同居住。萧翼便取出《山水图》和《般若心经》送给辩才。辩才说：“这两件东西，宫中也没有；去年皇上拿出《兰亭》摹本，只有老僧知道它是假的。试着把真迹给秀才看看，怎么样？”萧翼看后，故意表现得很轻率，还说：“这也只是摹本罢了。”辩才说：“叶公喜欢龙，真龙出现时却反而害怕；拿你来比拟叶公，难道不是很相像吗？”一天，辩才拿着钵到城中去，带着萧翼同行。萧翼偷偷返回寺中，骗守房的童子说和尚命他来取净巾，于是偷走《兰亭》以及《山水图》《般若心经》，又回到客舍，换好衣服后向观察使报告。到了后亭，召见辩才，拿出诏书给他看。辩才惊骇万分，整个人跌倒在地，过了很久才苏醒。第二天萧翼就到朝廷进献，皇上焚香接受，百官都来称贺。授萧翼为献书侯，赐给住宅一所，钱币若干。又赐辩才米一千斛、二十万钱。皇上在内殿学习书法，昼夜不舍，写成后把书法作品赐给欧阳询等人。张彦远《法书要录》中也有记载。刘肃《嘉话》说：“《兰亭序》在梁朝战乱时流落民间，陈天嘉年间被僧人智永得到，到大建年间献给陈宣帝。” 隋朝平定陈国后，智永便把它献给晋王；晋王没有把它当作珍宝。僧人智果向皇帝借去拓本，等到皇帝即位后，最终也没有向他索取。智果死后，他的弟子辩才得到此帖。太宗当秦王时，因见到拓本而惊喜，于是用高价购买大王书写的《兰亭》，但始终没有得到。后来知道真迹在辩才那里，便派萧翼取得它。武德四年，它进入秦王府；贞观十年，才拓出十本赐给近臣，后来褚遂良请求将它秘密收藏在昭陵。”又《南部新书》说：“《兰亭》在武德四年由欧阳询到越地以欺诈手段求得，才进入秦王府。麻道士到嵩山教人拓了两本，一本送给辩才，一本由秦王自己收藏，麻道士又私下拓了一本。当时天下刚刚建立，秦王虽然亲自处理万机，《兰亭》却片刻不离身边；等到即位后，学习它仍然不知疲倦。到贞观二十年，褚遂良请求将它放入昭陵，后来得到的只是它的摹本罢了。”《尚书故实》说：“唐太宗极其喜爱法书，收藏王大令的真迹三千六百纸，大多每一丈二尺装成一轴。他最珍爱的是《兰亭》，把它放在座位旁，早晚观看。有一天，他附耳对高宗说：‘等我千秋万岁之后，我要把我的《兰亭》带走。’到为他奉讳之日，便用玉匣装起来，藏入昭陵。” 欧阳修《集古录》说：“世人都说《兰亭》真本葬在昭陵，唐末发生战乱时，被温韬挖掘出来。他把墓中收藏的书法全部剔取装轴上的金玉，书法本身则弃置，于是晋、魏以来诸贤的墨迹又重新流落人间。”李端叔《跋》说：“贞观年间得到《兰亭》后，皇上命供奉官拓写，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人各拓数本，分别赐给皇太子、诸王和近臣。当时像欧阳询、虞世南、薛稷一类的善书者，都争相临摹拓写，所以《兰亭》刻石流传很多，应当有数百本；如今所得到的，只有定州本最好。”滕章敏公元发曾对人说：“庆历年间，宋景文任定州帅，有个游士带着这块石刻走遍四方，最后死在定武营妓家中。伶人孟水清取来献给京城，喜爱它却不敢私自占有，便留在公帑中。从此《兰亭》传遍天下，这就是定本得到此石的开始。到元丰年间，薛师正任帅，才把它带走。他的长子另外留下一个摹本，在上面刻损‘湍流带右天’五字作为标记；然而他的亲友仍然从薛氏那里得到旧本。大观年间，他的次子薛嗣昌才把它收入御府。” 经过胡羯之乱后，不知道它流落到了哪里。世人大多误把镌损本当作定武本。有人说：“第五行有一个‘僧’字，大概是因为当时拓本很多，只有僧人智永收藏的这一件才是真的。”又有人说：“当时行间原本是僧权押缝，后来‘权’字磨灭，‘曾不知老之将至’一句误用了‘僧’字。”何子楚《跋语》说：“石晋之乱时，契丹从中原运走宝货图书，到了真定；耶律德光死后，汉祖在太原起兵，于是把这块石头丢弃在中山。庆历年间，李学究得到它，秘密收藏而不让人看。韩忠献镇守定武，极力索求，李学究于是把石头埋在土中，另刻一本献上。李学究死后，他的儿子才摹刻出售；后来因拖欠官府钱款，宋景文任帅时从公帑代为偿还，把石头取来装匣藏在库中，不是旧日相识的人不能见到。熙宁年间，薛师正任守，其子薛绍彭另刻一本，换取后带回长安。大观年间，诏令取走石刻，放置在宣和殿。丙午年间，它与岐阳石鼓一起被运往北方。”又说：“定武本最初在杀胡林刻成，后来放在郡府。薛师正到定武后，前来求墨本的士大夫接踵而至，薛师正厌恶反复捶拓会有所损坏，便自行刊刻另一本，留在谯楼下。许多人拿着这个本子出售或求取，大概前后已经刻了两本。”

译薛绍彭的儿子又私下摹刻了一本，用它换回原来杀胡林的本子。为了与别本区别，他便把杀胡林本中“湍流带右天”五字各削去一两笔，私下把这作为标记。又有人说：“定武本的‘仰’字像针眼，‘殊’字像蟹爪，‘到’字像丁字形。”又有人说：“有一本笔画端正而肥厚，是唐代古本。”凡是谈论《兰亭》的人，都不超出这些说法；如今人们大多被野史的说法迷惑，却不知道其中最为荒谬。考察《唐书》：开元二十二年，才开始设置十道采访处置使；至德三年才把采访使改为观察处置使。太宗时代，怎么会有观察使呢？这是第一处谬误。又，龙朔二年才把门下省改为东台、中书省改为西台；太宗时代，怎么会有西台御史呢？这是第二处谬误。《三藏记》说：“玄奘法师周游西域十七年，唐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奉诏在宏福寺翻译佛经，共六百五十部，《心经》也在其中。”王右军时代怎么会有《心经》呢？这是第三处谬误。唐太宗一朝，文献记载最为完备，所谓授萧翼献书侯、赐给住宅以及百官称贺等事，不应当在史册中毫无记载，这是第四处谬误。《兰亭》大概只是王右军乘兴而写的作品，他日另写一篇，终究比不上前一篇，哪里会有白云先生、天台子真、守殿神托梦告知等事情呢？这是第五处谬误。萧翼是御史，怎么可能偷偷出关而朝廷内外都不知道，甚至还同僧人作诗呢？这是第六处谬误。唐太宗是开国的文德之君，不应当用欺骗手段脱弄一个僧人来取得玩赏之物，这是第七处谬误。看其中“赚取”“睨秀才”等词，都是浙地人的说法，必定是会稽人编造此事来使它显得神奇，这一点不可不知。契丹出兵时，步兵、骑兵和车辆、帐篷不按田间道路行进，而是横贯东西一概前行。大帐前方以及东西两侧，分别派三名大首领，各率一万骑兵，分散游动巡逻，在百十里以外互相巡察，称为“栏子马”。戎主吹角发号，众军便停下扎营，环绕穹庐，从近到远只折下树梢弯成三叉形作为标志，并不设置枪营、壕沟、栅栏等防备。有人说他们听到人声便砍寨，这些都不是真的。每逢行军，听到鼓声三击便出发，不论白天黑夜，一响就走。没有遇到大敌时不骑战马，等敌人接近才争相上马，所以战马的蹄力强健。他们用兵的方式是列成阵势作战，敌军休息时便乘机袭击，多设伏兵，截断粮道，彼此举火传递消息；军粮军饷由各自携带，退败也不以为耻，队伍散开后还能重新聚集。《请盟录》记载女直用兵的方法：以戈手作为先头部队，号称“硬军”。人和马都披全甲，刀和棓作为辅助兵器，弓箭在后；不到五十步以内不放箭。弓力不过七斗，箭镞长达六七寸，形状像凿子，射入后不能拔出；每人携带不过一百支箭。他们的编制是什、伍、百各有长官：伍长击柝，什长执旗，百长挟鼓；千人将则旗帜、金鼓一应齐备。伍长战死，四名伍卒都斩首；什长战死，伍长全部斩首；百长战死，什长全部斩首。能够共同背负战死者的尸体回来的人，就能得到死者的家产。凡是将军都亲自执旗，众人看着旗帜所指的方向便向那里奔去，从军帅到步卒都亲自驾驭，没有跟随他人的。军队出发时集合众人，让人献计，主帅听取建议；其中有可取之处的，就特别奖赏提出者。军队回来后又集合，询问有功者，按照功劳高低赏赐金钱；如果有人认为赏得少，就再增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枚〕 李白有《赠参寥子诗》说：“著论穷天人，千春秘麟阁。长揖不受官，拂衣归林壑。”苏东坡所交往的参寥，是一名僧人。战国有四公子，指春申君、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梁朝也有四公子。大通年间，梁帝谦恭地对待士人，忽然有四个人来到这里，容貌看起来约有七十岁，穿着破旧衣服、趿着鞋，进入丹阳郡建康里的街巷行乞，一年多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梁帝住在同泰寺讲佛经，僧瑳、永安、僧慥都通晓佛法深奥义理，便同他们交谈。四人一同拜见，两个僧人张口结舌。梁帝惊讶，召他们进入仪贤殿，供给汤水让他们沐浴。梁帝询问三教九流以及汉朝旧事，他们都回答得如同亲眼所见。询问他们的姓名，一人说姓蜀（音携），名闯（琛的去声）；一人说姓■〈需勉〉（音万），名杰（音傑）；一人姓■〈麦戈〉（音赎），名■〈黄耑〉（音湍）；一人说姓仉（音掌），名■〈〈石又〉上月下〉（音睹）。满朝没有人认识他们，只有昭明太子认出了他们。四人很高兴，像旧交一样向昭明太子作揖，称他们为“四公子”。南朝有贡计馆，在建康县以东二里的洲子岸上；各州府参加秀才选举的人，都在这里休息。六朝时期，从石头城向东直到运署，共有二十四处都用浮桥往来。建康城外有朱雀航，就是今天所说的浮桥。如今浙西临水的州县，凡是装载行旅的船，都称为航船，这个名称或许就是取自这里。“所”这一名称在六朝时就已见于记载。永昌二年设置了牺所，又有钱所。天监年间，设有刻漏所。《尔雅》说：“山的南面称为阳，水的南面称为阴。”所以华阴、山阴都在山的北面，淮阴、济阴、江阴都在水的南面。汉明帝梦见金人，摩腾、竺法兰才开始带着《白马陀经》进入中国，汉明帝把他们安置在鸿胪寺。后来修建白马寺让他们居住，寺名取自鸿胪寺的含义。隋代称为道场，唐代称为寺；本朝则大的称寺，次一级的称院。法寺中设寺主，郡中设僧首，总称主首。宣和三年又禁止使用“主”字，改称管勾院门、同管勾院门事，供养主改称知事，庵主改称住持。到建炎初年，为避御名，又一并改称住持。班固的才识远远比不上司马迁，从《高祖纪》中就可以看出来。《史记》只说：“高祖姓刘氏，母亲是媪。”这是因为司马迁是汉朝臣子，不敢直呼皇帝的名字。班固撰写《汉书》，完全采用司马迁的旧文，却说：“高祖讳邦，字季。”他以为这是补充司马迁遗漏的内容，却不知道这样反而损害了文义。至于世系本来应当详细考究，他却反而不加记载，只在《赞略》中说：“传到周代，在秦国成为刘氏，经过魏地向东，终于成为丰公。”丰公大概就是太上皇的父亲。太公的名讳也合在一起略去不写，由此可见班固的才识低于司马迁。

译苏东坡《黄州词》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大概是怀疑那里并不是赤壁。如今江汉之间称为赤壁的地方有五处：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只有江夏符合史书记载。汉阳之说出自《荆州记》。汉川之说，大概是因为有赤壁草市；如今它附近也有乌林。唐代《汉阳图经》说：“赤壁又名乌林，在■〈氵乂〉川县以西八十里，横跨■〈氵乂〉川南北（■〈氵乂〉川就是汉川）。”根据这两种说法，两地相距不远。然而曹操最初在赤壁失败，后来又在乌林失败，赤壁和乌林本是两个地方；如今把一地指作两个名称，已经错了。何况曹操的水军从江陵顺流而下，周瑜从柴桑（今江州）逆流而上，两军在赤壁相遇，那么赤壁应当临近大江。如今的临嶂、汉川都不是临江之处。《通典》《元和郡国志》都曾辨明■〈氵乂〉川说法的错误，那么临嶂说法的错误也可以知道了。黄州之说出自《齐安拾遗》，把赤鼻山当作赤壁（见《水经》），把三江下口当作夏口，把武昌华容镇当作曹操败走的华容，这种说法尤其错误。大概周瑜从柴桑到樊口，会合刘备，和刘备进军迎击曹操，后来才在赤壁相遇，那么赤壁应当在樊口上游；如今赤鼻山只在樊口的对岸，为什么要等到进军以后才相遇呢？又，赤壁第一次交战时曹操军队失利，退到江北驻扎，后来才有乌林之败，那么赤壁应当在江南岸；如今所说的赤壁却在江北岸，也不对。再说曹操败后，从华容道逃走，退保南郡。汉代的南郡包括今天的江陵、华容、监利、石首、武昌，华容怎么会是逃往南郡的道路呢？嘉鱼之说，唐代章怀太子为《东汉·刘表传》作注说：“赤壁是山名，如今在鄂州蒲圻。”《通典》引用《括地志》的说法也相同。《元和郡县志》则说：“赤壁山在蒲圻县一二十里，北岸的乌林与赤壁相对，就是周瑜采用黄盖计策、焚烧曹公船只并使其败走的地方。”唐代蒲圻临近长江，如今析分为嘉鱼，所以主张此说的人据此把今天的石头口指为赤壁所在。但石头口起初从未以赤壁为名，《嘉鱼县图经》也说：“这个地方没有赤壁。”考察《水经》，则不是这样。《水经》说：“江水左边的源流流到今天巴陵的下游。” 书中说：“江水向左岸流经乌林。”（江水向东流，《水经》凡说“左”的，都是北岸；说“右”的，都是南岸。）郦道元注释说：“这里是村落。吴国的黄盖在乌林击败魏武帝曹操，就是这个地方。”又说：“江水流到今天汉阳的界限。”书中又说：“江水向左岸流经百人山南面。”郦道元注释说：“江水向右岸流经赤壁山，这就是从前周瑜和黄盖用诈降计诱骗魏武帝曹操大军的地方。”据此看来，赤壁与乌林相距二百多里。《元和志》所说的乌林，已经与这里相合，但它所说的赤壁却不同。现在汉阳百人山对岸的大江中，有一处叫赤矶。《江夏县境江图》称它为赤圻。主张这是江夏赤壁的人说：“这就是郦道元所指的地方。所谓‘矶’、所谓‘圻’，都是‘壁’字的讹误。”我曾经认为，乌林、赤壁两场战事前后相接，乌林的胜利又是从赤壁开始的，不应相隔如此遥远。后来看到《江表志》，书中说赤壁战败以后，黄盖给曹操写诈降信，诱骗曹操说自己的兵力少、敌不过曹操。交战那天，黄盖担任前锋，应当是随着战事变化，到开战之日，黄盖才开始采用火攻之策，曹操战败逃走。这样看来，这两场战事起初并不是同一天。当时，曹操的军队有八十万，前后相接二百里，也就不值得惊讶了。《水经》的说法是正确的；《后汉纪》把乌林、赤壁合在一起记载，所以后人便把它们指为同一个地方。●卷七 唐代有三院御史：侍御史称为台院，殿中侍御史称为殿院，监察御史称为察院。太常寺有四院，即天府院、御衣院、乐悬院、神厨院，都只是下属机构。五代有枢密院、盐铁院、粮斛院等，品秩也不算很高。本朝枢密院掌管军事，礼院与它同为二府。又有学士院、舍人院，称为两制；等级较低的则有粮料、审计、进奏、官告、登闻、检鼓，这些合称六院。皇子的住所称为某王宫；王子则分居各院，世俗称为官院。僧寺也有赐名为院的，因此“院”字的含义就不再只有一种了。唐人多称“使”，这本来是郡守一职；因为兼领军队，便称节度使；治理财赋，则兼任观察使；此外还有河堤使、处置使、功德使等名目。因此杨国忠兼领四十多个使职，下至州郡也无不如此，名目十分繁杂。本朝则多称为“官”，如提领官、参谋官、检讨参议官、考校官、覆考官、详定官、参详官、判官、推官；下至吏胥，则有通引官、专知官、孔目官、直省官；差役卒则有散从官；流外官有剋择官、阴阳官；军校则有辇官、天武官等称号。追溯其源头，也还是出自唐代。上古时代用结绳来治理事务，到了二帝以后，才开始有简策，用竹子制成，并用漆书写；有时也使用木版，用铅粉在上面书写，所以有“刀笔铅椠”的说法。秦汉末年，逐渐使用缣帛，例如胜、广把书信写在帛上藏进鱼腹，高祖把写在帛上的书射到城上。到中古时期才逐渐使用纸。《赵后传》所说的赫蹄，注释说：“是薄而小的纸。”然而它实际上也是缣帛。《蔡伦传》说：“用缣帛制作的称为纸；缣帛昂贵，竹简沉重，对人不方便，蔡伦于是采用树皮、麻皮等来造纸。”这样看来，古代所谓的纸就是缣帛，“纸”字大概是从“系”得义的。因此现在人称书为册子，是取简册的意思；又说第几卷，是说使用缣素来书写。江南还使用竹简，处州制作椠版，仍然大致仿照古代制度。卢仝诗说：“开头说谏议送来书信，白绢斜着封好并盖了三道印。”难道唐人又曾经用绢来封书吗？靖康元年，赵子漴任宁陵县知县时，宋徽宗已经退位，经过亳州去烧香，途中经过他的辖县，便赐给他金带；赵子漴当时穿着绿袍，徽宗特许他把金带系在绿袍上。盘庚将要治理亳地时，《尚书·商书》中的三篇文章反复训诫臣民，既说明迁徙是不得已，又讲到各位大臣的祖先，以此来诱导他们。三代的大臣都是世代相传的名门大族，枝叶繁茂，根基牢固，就像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一样。本朝崇尚科举，显贵人物和科举魁首都出自寒微的士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世家大族的气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