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张钦甫所作《登南岳》等诗，说山顶极其寒冷；范至能所作《登青城山》诗，说六月时山顶还积着雪，寒冷难忍，即使把出使燕地时穿的貂裘全都拿来穿上，也抵挡不住。那只是天地间积聚的气，并不像有形之物那样受到拘束和阻碍；大概越高就越清，越清就越寒，是神灵居住、日月星辰悬挂的地方。所以他的诗说：“上面覆盖着白玉做的盂，下面承托着白玉做的盘。”上下都是云气罢了。因此青城山、天台山、大洪山等山，常常出现奇异的光彩和怪异的景象。子由《古史商纪》中说：“自夏、殷以来，天子混杂使用‘帝’的称号；到了夏代，去掉帝号而称王，这样就和殷、周合称三王。”考察《礼记》说：“安置在宗庙中，立为神主，就称帝。”那么在商代以前，活着时称王，立入宗庙作为神主时才称帝，并不是活着就称帝。就像李唐王朝的人，活着时称帝，安置进宗庙后称宗，后人追述往事也称某宗，并不是活着时就称宗。《虞书》称尧为：“只有帝才觉得这件事困难。”也属于这一类。魏晋以前没有过生日的习俗。南北朝时江南的风俗是，孩子出生满一周年，按男女把纸、笔、针、线等物品放在孩子面前，看他拿取什么，称为“试儿”。每到这一天，便饮酒设宴作乐，后人于是形成了过生日的习俗。梁孝元帝在诞辰时，常常设斋讲经。唐太宗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世俗都以此为乐；在我看来却反而令人感伤，怎么能把劳苦忧患的日子再用来设宴作乐呢？”唐明皇开始设置“千秋节”，从此历代皇帝有的设置，有的不设置，到五代时才开始定为制度。臣下受其影响，大多作歌词来颂扬。后来又有人进献礼物，所以不得不置酒酬答。因有人进言，便下诏禁止，并著为法令。梁、唐三位皇帝尚且如此，今天的人难道不应想到我出生之初，父亲忧愁、母亲痛苦，父母俱在而偏承一方侍奉，尚且说这是娱悦双亲；在永远感念父母的时候，怎么能不触动内心呢？颜鲁子侍郎曾把这些话刻在木板上，劝人们在这一天斋戒讲经；如果因为习俗沿袭已久，亲戚馈赠的礼物有不能推辞的，也可以改在别日聚会。宣政年间有蔡太师，绍兴年间有秦太师，礼制盛大之极；秦太师死后便停止了。【本条以下有脱文和错误，今据《四库全书》补入】因有人进言，便下诏禁止，并著为法令。梁、唐两位皇帝尚且如此，今天的人难道不应想到我出生之初，父亲忧愁、母亲痛苦，父母俱在而偏承一方侍奉，尚且说这是娱悦双亲；在永远感念父母的时候，怎么能不触动内心呢？颜鲁子侍郎曾把这些话刻在木板上，劝人们在这一天斋戒讲经；如果因为习俗沿袭已久，亲戚馈赠的礼物有不能推辞的，也可以改在别日聚会。关于九宫推移的方法，《乾坤凿度》说：“太乙取用这些数来运行九宫，四正四维合计都归于十五。”注说：“太乙，是北辰的名称；居于本位时称为大帝，运行在八卦和日辰之间时称为太一。也有人说，天一出入所经过、消长运行的地方，是紫微宫之外的区域，因此以那里的星辰命名。”所以《星经》说：“天一、太一主持承接神灵，如同侍卫。”四正四维就是八卦，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所以也称为宫。太一出行，就像天子出巡狩、巡视四方山岳，每巡行一周便返回；太一从下方进入八卦之宫，周游四方后又回到中央。中央是地神居住的地方，因此称为九宫。天数中的太一，分为阳出、阴入；阳气起于子，阴气起于午。因此太一下行九宫，从坎宫开始，所以称为“一”。坎卦代表中男，从中间开始，也有贯通之意。此后迁移到坤宫，坤代表母亲；再迁移到震宫，震代表长男；又迁移到巽宫，巽代表长女，行程已过一半。于是返回中央宫休息，随后又迁移到乾宫，乾代表父亲；再迁移到兑宫，兑代表少女。又从这里迁移到艮宫，艮代表少男；再从这里迁移到离宫，离代表中女，到此运行便周遍了。太一向上巡游，在太一、天一两颗星的位置休息，然后返回紫微宫。运行从坎宫开始，到离宫结束，只是根据太一运行的次序来命名。出行时依从中男，进入时依从中女，也是依据阴阳、男女相配来作为迁移的终始。从坎宫出发后必先到坤宫，是因为母亲养育子女；接着先行动的是震宫，再其次是巽宫。巽从异姓而来，这就是把它作为尊敬对象的原因。从巽宫中返回时到乾宫，乾是父亲，只是子孙教导父亲罢了，在事务上较为安逸。再其次到兑宫，然后到艮宫；父亲年老时，有时顺从自己所喜爱的人，长幼的行动又各有法度。这些都符合“十五”的说法，说明其中是有法则的。唐天宝年间，术士苏嘉庆开始在城东修建九宫坛。坛基一层，高三尺；四面设阶，阶上依照方位设置九座小坛：东南为招摇，正东为轩辕，东北为太阴，正南为太一，中央为天符，正北为天一，西南为摄提，正西为咸池，西北为青龙。到本朝太平兴国年间，司天监说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真符、君綦、臣綦、民綦，共十神，都是上天尊贵的神灵；而五福所居之处没有战争和疲敝。凡是运行五宫，每四十五年更换一次，这又与汉、唐不同。根据《凿度》，太一只有一个神，就是北辰的名称，游行于九宫；如今却推衍成十个神，虽然都出自方士的书，但屈原《离骚》中已经有“东皇太一”，推测这种说法出于周末。《韩延寿传》的“明府”注说：“郡中的骑吏称太守为明府，齐、梁时人也是这样称呼的。”唐人则用“明府”称县令。杜子美《从韦二明府续处觅锦竹诗》说：“华轩蔼蔼它年到，锦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题终明府水楼》说“看君宜著王乔履”，也是这个意思。既然称县令为明府，县尉便称为少府。

译《诗寄太原学士》说：“风灯泡沫两相悲，未肯遗荣自保持。颔下藏珠当猛取，身中有道更求谁？才高雅称神仙骨，智照灵如大宝龟。一半青山无买处，与君携手话希夷。”元祐七年九月九日，钟离权书写。颍川庄绰题跋说：“从前维扬有个何仙姑，世人认为她是谪仙，能够与神灵相通。有一天钟离权经过那里，让她准备黄素，于是写下这首诗。”吕公也在后面题跋，让她等王学士到来后交给他。几天以后，王古敏仲从贰卿任上出任会稽太守，到了维扬，拜访何仙姑，她便把诗交给他。王古秘藏此诗，不拿给别人看。宣和丙午年，他的儿子王诚任西京留司御史，庄绰与王家有中外交谊，才得到这份临摹本。后来王氏家族毁于兵乱。《史记·高纪》说：“高祖曾经从咸阳出发，放纵游览，观看秦始皇。”班固删去了一个“观”字，失去了多少意味啊！本朝初年沿用唐代制度，进士登第后，主文官用黄花笺写一张长约五寸、宽约一半的纸，写上进士姓名，并在姓名下署花押，再用大帖子加以护封；又把姓名写在帖子封面上，称为榜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后来在殿前举行唱名仪式，这项制度便废除了。吴郡在太平兴国年间钱氏纳土归附后，士人才开始到京师应试。端拱元年，郡人龚识首次登科。他的榜帖至今收藏在龚元孙明之子龚昱那里，乡人又把它刻入石中。《诗经》说“牙齿像瓠瓜的籽”，又说“八月把壶瓜剖开”；《鲁语》说：“我难道是匏瓜吗？”如今人们不知道它们的区别，有的称为壶卢，有的称为瓢，有的称为匾蒲。考察《古今注》说：“匏就是瓠；形状像石榴的甘实，称为壶甘。没有柄的瓢称为壶卢，有柄的瓢称为悬瓠，可以用来制作笙，曲沃产的最好。到了秋天才可以使用，要把里面涂漆。”上古时代用土制的尊、瓦制的瓿。《诗经》说“斟酒要用匏”，《礼记》说“用陶制的瓠祭祀上天”，《周礼》说“朝践时使用两件壶尊”，由此可知古代把壶作为酒器。周代使用铜器，称为壶尊，地位低于尊、彝，并有方形和圆形的区别。周代又有瓠壶，形状长一尺二寸六分，宽五寸，口径一寸，两侧有鼻，可以穿提梁，取用方便。挈壶氏掌管携带壶器；既然要提携，没有环和提梁便不行。由此更可知，形状长的叫瓠，夏季中期可以食用，到了秋天果实坚硬，才用来制成器物。《诗名物解》说：“瓢和瓠是同一种东西，甘的叫瓢，苦的叫瓠；说瓠，是从器物的名称而言。瓢也叫壶，齐、鲁之间，长的叫瓢，圆的叫胡卢。”如今人们又有“匾蒲”这个名称，匾蒲就是“壶”的反切。形状长、尚且嫩时可以食用的叫瓠；经过霜打变硬后叫瓢；圆的或扁的叫胡卢。其中大概也有苦的，起初并不是以此来区别的。匏又是八音之一。永嘉人把柑中个头大、可以保存到第二年的称为海红。考察《古今注》说：“果实形状像石榴的甘柑，称为壶甘。” 周代把夏历四月作为正月，因为当时卦属乾，正阳之气开始发生作用。《诗经》中的“正月繁霜”，其中“正”读作“政”音。秦始皇在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出生于邯郸，因此取名为正；从此以后，“正”读作“征”音。秦代以十月为岁首，那么夏历建寅之月就相当于四月；从此便把建寅月作为正月，此后再没有改变。到了本朝，因为它与仁宗的御名同音，当时有人想把正月改称端月，也有人称为一月；有人根据读“政”音提出意见，于是“正”便读作“政”音，像蒸饼也改称炊饼一样，凡是读平声的字都改了。如今人们把“正”读作“征”音是不对的，尤其在奏对时更不能这样读。军队编制中有“御龙骨朵子直”。《宋景文公笔记》说：“关中把大腹称为孤都，后来讹传成骨朵。”这不对，大概“挝”字古代写作【草头加朵的字】；因为曾经用骨装饰，所以称为骨【草头加朵的字】。后世官府文书省去了草字头，只写作“朵”；后来又因与某个“朵”字读音相近而讹误，并一直流传下来。如今人们还称为挝剑，由此就可以知道了。新莽时期“大黄布刀”的钱文，钱谱家都说是“布刀”。仔细观察篆文，其中的一点是重文，表示“千”字。这种货币有布的形状，没有刀的形状，却称为刀，是错误的；何况刀和布是两种东西，不可能同时兼有。称为“千”，是因为它应当按一千来使用。古代印文中有“汉叟邑长”。《说文》把“叟”写作【灾上又下的字】。《尚书·牧誓》注说：“西蜀的叟人。”孔颖达说：“叟，是蜀夷的别名。”东汉兴平元年，马腾等谋划诛杀李傕，益州牧刘焉派遣五千叟兵帮助他们。叟邑，是汉代蜀夷地区的地名。古代印文中常写“臣某”。解释的人说，秦、汉以前，人们彼此往来时都自称“臣”，不一定只是在君主面前才这样称呼。东汉以后，史传中才没有泛泛自称“臣”的情况；其中又有“臣某言事”“臣某言疏”等说法，这里原文疑有缺误，但无疑是指在君主面前陈述。汉代印章都方一寸，如今看起来大小却很不一致，难道是各人自行制定尺寸，不必按照官尺来校量吗？历法家使用推算方法，繁简各不相同，但都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为根本；运行一度为一日，运行到三百六十五日时，还多出四分之一日。以一日为百刻计算，一年之中应当多出二十五刻，所以一定要用计算来编排历法。可是他们不知道天道有循环往复，只按这些算数推到无法穷尽的程度，因此计算繁琐而错误很多。假如现在推算一年多出的二十五刻，四年便正好合成一日，就可以截断旧数重新开始。并且一年积累的刻数为二万六千五百二十五，四年就是十四万六千一百；历法计算没有比这更多的，使用计算也到此为止，所以简明而没有差错。太阳运行于天度之中，第一年从子中开始，第二年从午中开始，第四年从酉中开始，到第五年又从子中开始。这就是所谓天道有循环往复：起于子中，到中点后又返回。这样的历法根本如此简易，但世上的历法家不知道，所以自太初以来，没有一种历法完全没有差错。后魏孝庄帝时，钱币铸得稍微薄了些，高道穆说：“以今情考察古制，应当改铸大钱，在钱文上载明年号，以记录它的开始。”古钱中有钱文写作“太平五铢”“太平百钱”的；孙亮时期也有“太平”年号，但钱文所载的“太平”则是后魏的年号。《瘗鹤铭》在今镇江府大江中的焦山后岩下。冬季水位下降时，铺席仰卧在水中，才可以摹拓。绍兴年间，有人访求旧本，恰有使者经过，命工匠凿取石刻；但石头坚硬沉重，无法取出，只得到十多个字。后来又因为太重不能携带，只带走一两个字，剩下的都丢弃了。如今通判东厅中的那块石刻就是这样得到的。

译范文正在陕西任职时说，边境范围广阔，屯驻的营垒虽然很多，但兵力很少；一旦被敌虏冲击，从边境到长安之间便没有可以凭借的坚固防线。他想把军队集中到靠近内地的州郡，依托险要之地设置三四处大型屯驻点。当时虽然没有实行，绍兴年间设置松江各营垒，实际上取得了他的本意。僧人楚祥有道行，是明州人。仁宗曾召见他对答，后来把他留在京师相国寺；楚祥后来请求南归，江阴人便修建寺院让他居住。临行时，仁宗赐给他御书十多轴，每轴写两个字。黄罗上用飞白体写着大如一尺的字，旁边题写：“赐江阴军华藏寺楚祥长老。”又赐佛牙一枚、贝叶一片，如今都还保存着。御书中有被前任住持偷取的，可惜啊！寺院后来被赐名为寿圣，乾道初年改名广福，在乾明寺旁边；乾明寺已经废弃。我曾把这件事告诉郡守向侯（子丰），向侯听后报告朝廷，并把乾明、广福合并为一院，如今全都迁到乾明寺旧址了。寺中有一尊泛海观音像。舒州皖公山的洞中，题刻留名的人很多。沈枢密（复）从前曾游览此处，看见洞上莓苔剥落的地方露出一个字；他在白天举火照看，知道不是今人的姓名，便试着命人挖剔，原来是唐代李翱的题字，笔画非常劲健。我曾亲自到过那里，名公的题刻已经遍布，山水景色十分优美。岳州华容县玉真观有“谢仙”二字的大字；常州宜兴县善拳寺佛殿柱上有“侯米谢”三字；湖州项王庙觉海寺也有“侯米”等字，都是倒着书写的。《六一集·跋龙书》说：“恐怕是簿册、木筏中的记号。” 建宁府松溪县瑞应场距离府城二百四十多里，处在深山之中。绍兴年间，乡民发现那里有银矿脉，开采后获得利益。隆兴初年，巡辖马递铺中姓朱的人向府衙报告，府衙让他负责筹办，获得了很多银矿。事情无法隐瞒，传到朝廷，朝廷赐名为瑞应场，并设置监官。朱某死在矿场中；他的一个儿子与人争斗，也死在矿场中，后来把他父子作为神灵祭祀，称为七宝大王。矿场开始时，四周都是高大林木；不到二十年，距离矿场四十里以内都成了没有树木的荒山。矿场四周被大山环绕，即使盛夏也要穿夹衣，只有太阳正当中时才能见到阳光。乾道年间，有人进入矿穴凿山，山体忽然合拢，夹死五十多人，鲜血从石缝中流出。开采银矿的方法是：每面石壁上如果有黑色纹路，就是银矿脉，便顺着矿脉凿穴进入，洞穴刚好只能容下人的身体，深达十几丈，靠烛火照明。采出的银矿都是碎石，先用臼捣碎，再上磨研细，然后用绢罗筛细，最后用水淘洗；黄色的是石头，丢弃；黑色的才是银。把银粉与面糊团入铅中，用火煅烧成大片，便送入官库；过两三天再煎炼成碎银。每五十三两包成一包，与坑户按三七分成：官府收三成，坑户得七成；铅还要由官府出售，矿户又要缴纳税钱，官府取得的实际上不止一半。过些日子还要再炼，每五十两铸成一锭，其中三两作为火耗。坑户被油烟和烛烟熏得面目全非，不像人的形状。大体上要经过六次转手，坑户称为“过池”，也就是过水池、铅池、灰池之类。《南史》中，凡是朝廷派遣大臣到外地督领各军，称为“行台”。从行台出兵，称为“台兵”。有的人从行台出身后受到弹劾，仍沿用原来的称号，于是把朝廷自称为“台”，如说“向台”以及“台遣使”等。这个称呼与汉人把县官称为“县官”没有区别，甚至把京师的城称为“台城”；梁代把建康称为台城，直到今天仍这样说。宣和年间书画学的制度是：学习篆书的，学习虫鱼篆、古篆、今篆和大小二篆；学习隶书的，学习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的真书和行书；学习草书的，学习章草和张芝的草书；兼学各家书法的，听其自便。各种书法作品，方圆、肥瘦适中，笔锋藏而笔力遒劲，气息清雅、韵味古朴，虽老练却不流于俗气的，列为上等；有的方中有圆，有的圆中有方，有的瘦而不显得怯弱，有的肥而不显得浑浊，如果能形成一体的，列为中等；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瘦，临摹古人只得到笔画而没有得到整齐可观之处的，列为下等。各种绘画，笔意简练而形神完备，不模仿古人却能充分表现万物的情态和形色，都像自然生成一样，意境高远、韵味古朴的列为上等；模仿前人而能创造出古意，形态色彩符合所画事物的特点，设色精细、构思巧妙的列为中等；临摹图画，能够不失其真实形貌的列为下等。学习科目有六类：一是佛道，二是人物，三是山川，四是鸟兽，五是竹花，六是屋木；各类都要根据题材分别说明其名称。盐池在中条山北面，处于四面高而中间低的地方，东西长五十里，南北长七十里。《公羊传》说：“黄河流经千里就弯曲一次。”唐代梁肃说：“黄河从昆仑山流来汇合，水势漫涨九里，在盐泉谷。”唐代崔教又说：“盐池有九处：一处在幽朔，二处在河东。”所谓河东，就是大梁以东。一处在盐州，一处在解梁。大概是因为河流走势曲折回环，其中有盐泉，水性极其曲折，转折处便聚集盐分。《洪范》说：“水润下流，就生成咸味。”千里之内的水气积聚，离海又很远，所以盐脉潜伏在地下，聚集而生成咸味，这就是盐水自然形成的原因。解州盐池从解县东面一直到安邑南面，共五十里，南北宽七十里，中间按两县的边界分开，称为解池、安邑。受官府雇用而制盐的人叫作揽户，他们在盐池旁修治盐畦，盛夏时引水灌入盐畦进行晒盐；遇到东南风，一息之间盐就能形成。把盐取出曝晒，随后收入庵中；盐池外面修筑多重堤堰，派一百名巡逻士卒守卫，称为护宝都，用来防备盗贼。《图经》引用《穆天子传》有“安邑观盐”的话。《春秋传》记载，鲁成公六年，晋国人谋划迁离旧绛城，大夫们说：“一定要居住在郇瑕这个地方，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靠近盐。”说的就是这里。淮浙一带煮盐时，把灰铺在地上，引海水灌入，遇到东南风，一夜之间盐便聚在灰上；把灰曝晒干后，掘地取水来浇淋灰，所得的水叫盐卤。投入干莲子来检验，随投随浮，说明卤水劲力足，盐质好。遇到雨水多时，卤水就稀薄，不能使用。把卤水取入牢盆中煎煮成盐。牢盆的制作不止一种：有用铁制的，把几片铁合在一起，中间叠砌砖块作为柱子来承托；也有用竹子制成盆的。盐户称为亭户，煎盐工穿着木屐站在盆下，在上面用大木铲翻搅。盐气十分酷烈，受烟熏蒸腾，大多会因此得病。

译从明州定海县的招宝山乘船出海，向东南航行两个潮程到达昌国县；从昌国县乘船出海，到沈家门，经过鹿狮山，也是两个潮程到达山下。正南面有一座山，叫玩月岩；沿山向东叫善财洞，再向东叫菩萨泉，再向东叫潮音洞，就是观音显现的地方。再向东叫仙人迹，再向东叫甘露潭，向东就是大海。向南越过海叫善财醮，南面也是大海。从玩月峰上越过一座山，中间有一块平地，四面被山包围，就是补陁寺。寺后正北面叫狮子岩，左边叫真歇庵，右边叫佛迹石；狮子岩上叫妙应峰，是最高处。向东叫盘陁，再向东叫白衣峰，再向东叫圜通岭，再向东叫古寺基，再向东叫里党、外党，再向东叫桑木湾，山下叫木柆，向东就是大海。白衣峰下叫无畏石，再下面叫象岩。从妙应峰向西是石观音，下面就是佛迹；再向西是善财峰，再向西是西方岩，再向西是弥陁峰，向西就是大海。从西面登船，有一条路叫高丽道头，沿山向东经过普门岭，岭上有塔子峰，旁边叫梅岑。从这里再向东而后向南进入寺中；从普门岭向南有一条路，沿玩月岩北面到善财洞，以及观音岩寺前的道路；沿山向东到古寺基，经过圜通岭，就是山的北面，那里也是大海。这座山在海中。当初高丽使者王舜封乘船到山下，看见一只海龟浮在海面上，大得像一座山；风势突然大作，船不能前行，他忽然梦见观音，海龟沉没，风浪平静。王舜封向朝廷上奏，得到诏旨后才开始建寺，当时是元丰三年。《华严经》说：“补怛洛迦山，也叫小白花山，如今这座山上全是白丁香花。东南方海天相接，没有边际；从东面进入的就是辽东、渤海、日本、毛人、高丽、扶桑等国。从南面进入的就是漳泉福建路。”观音常常在洞中显现，有时在岩石上和山峰间显现，变化不一，灵验之事非常显著。文潞公建造家庙，寻得唐代杜岐公的旧址，只剩下一座正堂、四间房和两翼。文潞公增建了前面的两庑和门：东庑用来收藏祭器，西庑用来收藏家谱；祊在中门右边，省察牲畜、洗涤祭器的地方在中门左边；厨房在东南外门，再向西转两重后向南。大观四年，朝廷议定礼制，规定执政官以上祭祀四亲庙；皇帝亲自下诏说：“古代没有祭祀四世的文字记载，执政官比照古代诸侯，祭祀五世也不算过分。”高祖以上另加一祖，称为五世祖；一座正堂有五室，中室安置五世祖，东边两室为昭，西边两室为穆，夫人也附祭。屋架九架，厦两间，用黟垩涂饰，共七间。每一位神位前设笾十二、豆十二、簋四、簋四、铏鼎一、俎二、壶尊二、壶罍二、爵坫三、祝坫一、烛台三、登二；共用罍一副、爵洗一副。神版的制度，文潞公采用晋代荀安昌公祠的神版制作法，又采纳唐代周元阳的议论，在元日、寒食、秋分、冬至、夏至祭祀，斋戒一天。四方奉诏实行这一制度时，斟酌古代诸侯载迁神主的礼义，制作车子载奉神版出行。按照大观年间议定的礼制，神版长一尺一寸，宽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上面大书“某祖考某封之神座”，每室各有神幄。神版贮藏在帛囊中，用漆函封缄，祭祀时才从神位取出。行礼采用每年四个孟月的柔日；如今濮邸、秀邸在仲月举行，称为仲享。现在有人采用伊川的神主制度，把一块木牌从中间判开一半，在中间书写文字，再把判开的一半合入其中；如果误把文字写入里面，或者在迎送、迁徙时脱落，就属于不敬。不如采用神版较为适宜；这就是大观年间所记载的神版制度，应当适合在当世传用。艺祖登上内南门，指着牌匾上的“之”字问近臣：“使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有人回答说，这是助语词。艺祖说：“之乎者也，能帮上什么忙！”于是命令去掉它。考察《史记》，汉武帝太初元年更改印章，规定用五个字；张晏注说：“汉朝以土德为依据，土数为五，所以用五字作为印文。例如丞相的印章称‘丞相之印章’；诸卿和郡守、国相的印文不足五字，就用‘之’字补足。此后人们习惯相沿，便成了常例。”门名如果称作“正阳之门”，就像一枚印章，立刻显得文弱；例如尚书省、枢密院以及各路军额，不用“之”字，就可知道它是多余的。《史记·武帝纪》说：“皇上巡行南郡到达江陵，向东登上礼▯的天柱山，称为南岳；从寻阳乘船顺江而下出发到枞阳，经过彭蠡。”寻阳就是今天的江州，在长江以南，与彭蠡相接；枞阳则在它的东北方，属于江北，距离彭蠡很远。不应当先从西向东，又从东向西，向南进入彭蠡，这样迂回曲折。一定是“从枞阳出发到寻阳，经过彭蠡”，只是把其中一个字颠倒书写了；否则，就是后人传抄造成的错误。我曾亲自到过枞阳，登上鲁直的达观亭仔细考察过。五祀见于《周礼》《礼记》《仪礼》，杂见于史传的记载也很多。《特牲祭法》加上司命、泰厉，成为七祀；《左传》《家语》说五祀，《月令》所说的是门、行、户、灶、中霤；《白虎通》以及刘昕、范晔、高堂隆所说的五祀，则是门、井、户、灶、中霤。郑氏解释《太宗伯》的五祀时采用《左氏》《家语》的说法，解释《小祀》的五祀时采用《月令》的说法，解释《王制》的五祀时采用《祭法》的说法。七祀不见于其他经书，郑氏认为七祀是周代制度，五祀是商代制度。《仪礼》说，即使士也要向五祀祈祷：门户，是人们依靠它出入的；中霤，是人们依靠它居住的；灶，是人们依靠它饮食的。两汉、晋、魏的五祀，都包括井神。隋朝采用《月令》的祭法；李林甫依据《月令》，祭祀行神而不祭井神。五祀与人们关系密切，如今人们反而不祭祀它们，却广泛祭祀本不应祭祀的天神、地祇和人鬼，大家都不觉得奇怪。唐代开设文学馆，召集玄龄、如晦、思廉、志宁、世长、褚亮、薛收、颖达、文达、德明、元敬等十八位名儒；开元年间又以无量、行冲、韦坚、张说等人为学士，见于《艺文志》。大概唐代有两批各十八名学士，画家未能分辨清楚。

译《周礼》说，用金錞来和鼓，用金镯来节制鼓声，用金铙来停止鼓声，用金铎来传达鼓令，这是大司马的职掌。天子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将军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鼙是用来指挥击鼓的，铎是用来召集众人的，镯是用来命令众人前进的，铙是用来命令众人停止的，錞是用来与鼓声相和的。如今的锣，就是古代的铙；而所谓铎、镯、錞，已经不再见到，金属乐声也因此混乱了。按照意思推求，官府夜间提着的铃，就是用铎来召集众人；船车鸣锣，就是用镯来命令前进；佛教徒敲击的小铜铮，就是錞和鼓的遗意。古代碑首制作成下垂带状并向下弯曲，往往使碑额偏在一边，后人也仿照这样制作。我喜欢收藏古碑，曾经对此很疑惑；后来出任汉东太守，郡斋中有一块五大夫碑，碑首制作成六条下垂带，其中四条在碑面上，两条在碑的左侧；到了碑后，又连接右侧，从上面转过来制作。正面看时，碑额显得非常偏；摹拓时，把碑面连同左侧、碑背连同右侧一起摹拓，才看出它端正而且宽阔。大概是因为文字很多而碑石较小，所以四边都刻有文字。如今人们不知道这一点，只是喜爱它的偏斜，距离古人的本意已经很远了。《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当天返回自己的封国，留下沛公饮酒；项王、项伯面向东坐，亚父面向南坐，沛公面向北坐，张良面向西站立侍奉。《汉书》记载，王陵率军归属汉王，项籍俘获王陵的母亲并把她安置在军中；王陵的使者到来时，项籍让王陵的母亲面向东坐，想借此招降王陵。又据《南越传》，南越王太后设酒宴，汉朝使者都面向东，太后面向南，南越王面向北，丞相和大臣都面向西侍立。《史记》又说，代王面向西推辞了三次，面向南推辞了两次。注释中如淳说：“有人认为，宾主之位按东西相向，君臣之位按南北相向；所以代王面向西坐，三次推辞不肯接受，群臣仍然称说应当由他做王，于是他改为面向南坐，表示逐渐接受君位。”假如像注释所说，面向西推辞是表示不愿面向东就尊位；既然已经面向南坐，又为什么还要推辞呢？由此可知，《史记》是把面向东看作尊位。●卷三 唐代制度是：各州设有军队，所以刺史的衔名中带有“使持节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这就是今天的厢军。到了本朝，把京师三衙的军队分派到各州驻扎，秋季更换戍守地点，例如江阴的军队戍守太平州，福州的军队戍守广州之类。建炎初年，才开始废除轮换戍守的制度，这就是今天的禁军。百姓则编入五军，分为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军校有前军、后军、中军、兵马使、左右厢虞候，又有都知兵马使、左右押衙教练使，名目相当繁多，选取百姓中豪强富裕的人担任。唐建中年间的赦令允许他们带宪衔，遇到大赦便加恩升迁，后来沿袭成惯例，有人逐级升到司徒、司空、仆射、太保，成为乡里的极大荣耀。《青琐高议》说：“曹钧梦见龙来求援，曹钧按约定帮助了它。后来又梦见龙来道谢，说：‘想要报答你，你要什么宝物？’曹钧说：‘只希望子孙世世代代不离开乡里而又有荣耀。’老人再次问他想要什么官职，他说：‘都押衙。’”后来废除了民兵，这些人的权力就轻微了。本朝初年，有士大夫获罪后被贬为衙校；例如海外几个州，每当州守空缺，帅司有时派衙校代理州郡事务，宴饮、设置和修造等费用还命令他们赔补并出资犒赏，于是造成了倾家荡产的祸患。荆公执政后，才开始废除差役法，向百姓征收钱财，雇人承担差役，这就是今天所说的衙前。湖州有一篇胡夫人的墓志，记载她丈夫的履历，仔细考察后，才知道他担任的是衙前。如今台州凡是官吏的妻子都必称自己为夫人，大概也是沿袭下来的。起初遇到赦免时，便带有银、酒、监、武等称号：银指银青光禄大夫，酒指检校国子祭酒，监指监察御史，武指武骑尉。绍兴三十六年六月，衡州人控告同乡胡厚冒充官户，索取并查出他的告命，原来他的高祖在乾德四年再次迁升为衡州押衙，带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监察御史、武骑尉等称号，合乎旧制。省部核验文书说：元丰五年以前，官制尚未实行时，衙校各自带有宪衔，但终究只是吏职，不能据此认定为官户；于是才制定了这项法律。幞头的制度本来叫巾，古代也叫折，用三尺黑色绢帛向后包裹头发。晋、宋时称为幕后，周武帝于是剪裁出四只脚，命名为幞头，每天戴在头上包裹头发，又称折上巾。唐代马周请求用罗代替绢，把两只脚系在前上方，以武为法；另外两只脚垂在后面，以文为法。两边各做成三折，以三才为法；又加上巾子，制度不一。隋大业十年，吏部尚书牛宏上疏说：“包头时，里面应当戴巾子，以桐木做内衬，外面涂黑漆。”唐武德年间，流行平头小样；证圣二年，武则天临朝，用丝葛制作巾子，赐给百官，称为武家样。又有高头巾子，也称为武家诸王样巾子。景龙四年，宫中宴会赐给百官内样巾子，巾子高而后部隆起，称为英王样巾子。唐明皇开元十四年，赐给臣下宫中样式的巾子，就是把巾子的头部做圆。裴冕还曾亲自制作巾子，称为仆射巾。唐朝中期以后，各代皇帝改制幞头下垂的两只脚，有的做圆，有的做宽，用丝弦作为骨架，略微向上翘起。臣民大多仿效，但也不妨碍枕着它睡觉。陈宏画过唐明皇裹着幞头、袒腹仰卧吹玉笛的图，郑谷也有诗说“玉阶春冷未催班，暂拂尘衣就笏眠”，可见它确实这样方便。唐朝末年发生丧乱，自乾符年间以后，宫女和宦官都用木头制作围头，以纸和绢作衬里，用铜铁作骨架，在上面制成后戴在头上，取其松紧调节方便，因为来不及像平时那样对镜系裹。唐僖宗喜爱这种样式，于是制作完成后供自己使用。五代帝王大多裹朝天幞头，两只脚向上翘起。四方擅自称帝的君主各自创制新样式，有的向上翘起后再向下反折，有的做成团扇、蕉叶的形状，合抱在前面。伪蜀首先用漆纱制作幞头；湖南马希范的两角左右各长一尺多，称为龙角，有人不小心碰到它，就会头痛一整天。直到刘汉高祖起初在晋朝任并州衙校时，才把幞头两边做得长一尺多，横向伸直，不再向上翘起，一直沿用到现在没有改变。本朝初年，幞头两脚还不太长，巾子的形势较为向前；如今两脚加长，巾子的形势反而向后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