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译魏国设置河东郡，郡中有许多混杂的流徙之民，其中有个叫刘堕的人，擅长酿酒。王公和庶民的朋友牵拂相邀饮酒，常常说“索郎”，这是顾思同乡旅之间的隐语。“索郎”反过来说就是“桑落”；桑落是酒名。如今僧人饮酒也有隐语，把酒叫作“般若汤”，又说“不喏”，意思是不作揖就直接饮酒。孔子门下，亲身通晓六艺、能够授业的弟子有三千人，列入四科的有十人，这是经书中的记载。后世却有七十二弟子的说法。拿传记来考察，既不是孔子的话，人数也不相同。刘歆说：“七十弟子去世以后，大义就违失了。”扬雄说：“七十弟子像仲尼，真是迅速啊！”司马迁《孔子世家》说：“亲身通晓六艺的弟子有七十二人。”文翁《孔子庙图》所记汉东京肃宗、安帝到阙里祭祀的情况也是如此。人数最多的有七十七人，《史记·仲尼弟子传》和《家语·仲尼弟子解》就是这样记载的。开元礼采用这个人数，但取舍又不一致，琴张、申枨、林放、陈亢、蘧瑗没有列入名录。国初确定采用七十弟子的说法，选取琴张等五人，而公夏守等十人又没有列入。大观四年，才开始参照考定弟子姓名：宋公夏字子乘、后处字子里、公肩定字子仲、颜祖字子里、鄡单字子家、罕父里字子章、秦商字子丕、厚元字子籍、乐颜字子声。《唐会要》中关于开元礼的记载可以互相参看，这些人都被赠予侯爵。我曾经考察过这件事：《史记》和《家语》都没有记载的有四人，即蘧瑗、林放、申枨、琴张；《史记》没有而《家语》有的，是陈亢、琴牢；《家语》没有而《史记》有的，是颜何、秦商。苏子由作《古史》，说：“《史记》和《家语》这两部书都不能偏废，而且琴张、陈亢又见于《论语》。”这话是恰当的，所以把他们一并记录下来，共七十九人。光武帝的二十八将，前代史书认为他们在天上对应列宿；考察其中真正符合时机、建立功业的，不过九人罢了。比如邓禹、冯异消灭赤眉，寇恂击破朱鲔，耿［OCR缺字］杀死张步，贾复诛灭五校，岑彭、吴汉平定公孙述，邳彤守住信都，这七件事有一件失误都不行；其他如臧宫一类，不过是小才而已。汉高祖兴起时，前来归附的群臣，名目不止一种：有以中涓身份来的，有以令史身份来的，有以舍人身份来的，有以将属身份来的，有以宾客身份来的，有以厩将身份来的，有以将军身份来的，有以职志谒者身份来的，有以执盾身份来的，有以特将身份来的，有以士卒身份来的，有以左令尹身份来的，有以中卫身份来的，有以门尉身份来的，有以连敖身份来的，有以都骑身份来的，有以执盾队史身份来的，有以中涓骑身份来的，有以郎将身份来的，有以中谒者身份来的，有以骑士身份来的，有以郎中骑将身份来的，有以弩将身份来的，有以客吏身份来的，有以右司马身份来的，有以骑司马身份来的，有以车司马身份来的，有以军匠身份来的；此外还有以赵将身份来的、以越户将身份来的、以越队将身份来的、以河南将军身份来的、以魏太仆身份来的、以曲城户将身份来的、以燕将军身份来的、以梁将身份来的、以赵卫将军身份来的、以赵羽林身份来的、以齐将身份来的、以燕令身份来的、以燕相身份来的、以荆令尹身份来的、以楚将身份来的、以魏郎身份来的、以越连敖身份来的，以及原来的群盗首领率众归附。这些名称古雅，散见于《表》和《传》中。平江有个叫张省幹的人，患伤寒，眼睛发红，舌头收缩并有膏状物，嘴唇和口腔生疮，气喘，失声，大便泄泻已经几天，病势非常危急。这种证候伤寒家没有记载，各位医生都想先止住泄泻。忽然秀州有位医生、僧人宝鉴大师经过，给他服用茵陈五苓散、白虎汤，病就好了。各位医生问他依据的是哪部书，僧人说：“仲景说：‘五脏实者死。’如今正是依靠大肠通畅；如果再把泄泻止住，死亡马上就会到来。五苓散用来疏导小肠，白虎汤用来消散邪气。”众人才开始信服。陈吉老是淮地人，以行医为业，名声震动京师。开封府有个富人，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忽然把所有端正的东西都看成偏斜的，凡是几案、书册之类，摆放得整整齐齐，他一定要重新移动，摆成斜的，自己却认为是端正的；甚至写信，也没有一样不是这样。父母十分忧虑，请遍了医生都无法了解病因。有人说陈吉老医术高明，于是父母带儿子诚恳求治。陈吉老听完病情，等父母告辞后，单独把儿子留下。父亲因儿子久不回来，派人询问，陈吉老说已经安排宴席了。宴会上音乐很盛，频频劝酒，喝得大醉才停止；把他安置在卧轿中，让人抬着，故意一只手高、一只手低，常常使轿子倾斜，辗转很久，才让他上床安睡，一直到天亮。酒醒后，才让他回家。回家以后，前些日子被他摆斜的东西，他都重新整理得端正了。父母再三试验，病已经完全好了。老妇人厚重地向陈吉老道谢，并询问治疗方法。陈吉老说：“令郎没有其他疾病，只是醉酒时曾经闪跌过，肝的一叶搭在肺上，不能下垂。如今再让他饮酒至醉，使肺胀大，辗转活动，就会使肝叶也垂下去，视力自然恢复正常。”后来陈吉老到南方，绍兴年间，名声倾动浙右。唐人的书法都有楷法。如今得到唐代碑刻，即使没有留下书写者的姓名，往往也很值得观赏。有人认为唐代用书法和判词来考试选拔人材，所以人人争相学习书法，这种说法在道理上或许是对的。本朝也重视楷法，欧阳永叔、蔡君谟等人就是如此。自从苏、黄、米一扫旧有的书法门径之后，行书便多了起来。《礼》说：“君子将要营建宫室，先建宗庙。”又说：“寝室不能超过宗庙。”士大夫建造大宅，到祭祀祖先时，却把祖先安置在廊庑之间。如今州郡也相当于古代的侯国，郡斋没有不建得壮丽的，却没有一个州有太守的家庙，大概是习俗改变了人们，大家不觉得奇怪。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朝廷还没有颁布家庙制度；过去仁祖在位时，曾经商议建立群臣家庙，只因袭爵制度没有确定而停止。如果一定要等到能够袭爵以后才建立宗庙，那么祖先能够得到祭祀的，大概就很少了。何况政和《五礼新仪》已经制定了明确制度。唐代以前，士大夫之家没有不建立宗庙的；王珪生活奉养非常俭薄，没有建立家庙，太宗便替他建立宗庙来使他惭愧，这就说明不必等朝廷颁布制度才可以建庙。唐代中期以后，藩镇跋扈，朝廷为了羁縻他们，所以在京师赐给宅第，建立家庙，命词臣撰写碑文，有时还赐给铁券；难道可以把自己置于这种情形中，并把它作为常例吗？春秋时期，县大而郡小，所谓“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就是这个意思。到了战国时期，则郡大而县小。甘茂对秦王说：“宜阳是大县，名义上叫县，实际上就是郡。” 如今的州通判，大概相当于秦代的郡监、隋代的郡通守，所以现在人也有称通判为“监郡”的。如果用司马、别驾的职掌来比拟，就不贴切了。

译石头城有两处，另外还有一座石城。“钟阜龙蟠，石城虎踞”，说的是金陵的石头城。梁代萧勃父子、余孝顷所据守的，是豫章的石头城。汪彦章写《豫章石头驿记》，引用洪乔把书信投入水中的故事，说的却是金陵的石头城。周美成作《西河词》，其中有“莫愁艇子谁系”一句，说的是郢州的石城，这些都是误用。莫愁是郢州人，《古乐府》说：“莫愁在什么地方？莫愁在石城西边。小船划着两桨，催促说莫愁快来。”人们是不知道考证罢了。妇人称丈夫的父亲为舅，称丈夫的母亲为姑。女婿称妻子的父亲为外舅，称妻子的母亲为外姑。儿子称母亲的兄弟为舅，称父亲的姐妹也为姑。这些称呼，都是因为他们的言行与父母相同。如今人们却把妻子的兄弟称为舅，把妻子的父亲称为丈人，甚至有人给女婿写信时自称丈人，难道不是很鄙陋吗？泰山脚下有座丈人山，有时又称作泰山。《周官》中，各官属本来都是六十人；如今有超过六十人的，大概是因为冬官的属官混杂在五官之中，例如染人等就是这样。由此可知，《冬官》并不是全部亡佚。汉代县中有廷掾，监察乡里的五部；春、夏两季称劝农掾，秋、冬两季称制度掾。隋代改尉为县正；唐代设置七司，完全仿照郡的制度。县丞是副职，相当于州的上佐；主簿主管辖内事务，相当于录事参军，其所属机构称为录事司；司功以下由六曹尉分别掌管，相当于州的判司，总称七曹。如今江西还有把县尉称为户尉的，这是沿袭唐代旧称。天宝七年九月，诏令五品以上的正员官、清官、各道节度使以及太守等，都可以蓄养歌舞乐队，以尽情娱乐；在行乐盛行之时，这一规定也推广到内外各处。到天宝八年六月，诏令其南口给使，王公之家不得超过三十人；一品职事官不得超过十人，三品不得超过八人，四品不得超过六人，五品不得超过四人；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超过二人，八品、九品不得超过一人。天宝年间尚且知道有所限制，难道可以不加以禁止吗？《先主纪》说：十二年，先主驻军樊城，不知道曹公突然到来，到了宛城才听说，于是带领部众经过襄阳。诸葛亮劝先主攻打刘琮，这样就可以占有荆州；先主说：“我不忍心这样做。”《关羽传》说：先主建立汉中王政权，任命关羽为前将军，授予假节钺。同年，关羽率军在樊城攻打曹仁，曹公派于禁援助曹仁。秋天，连降大雨，汉水泛滥，于禁统率的七军全部被淹没。《刘表传》说：刘表接替王睿担任荆州刺史。当时山东地区兵乱兴起，刘表也在襄阳集合军队。刘表征求顾问蒯越的意见，蒯越说：“军队已经集结，众人也归附了；向南据守江陵，向北守住襄阳，荆州八郡就可以发檄文立即平定。” 后来刘表担任镇南将军、荆州牧。张济带兵进入荆州境内，攻打穰城。《孙坚传》说：初平三年，袁术派孙坚征讨荆州、攻击刘表，刘表派黄祖在樊、邓之间迎战，孙坚击败了他，追击并渡过汉水，于是包围襄阳；孙坚独自骑马经过岘山，被黄祖的士兵射杀。又据《魏武故事》所载诏令说：“楚国有江、汉和山川的险要，后来又恢复了原来的疆域，能够同秦国争衡，荆州就是它原来的土地。”现在江汉以北有樊城、邓城两座城，张济侵犯穰城就已经称为进入荆州境内，那么南阳也属于荆州管辖。总而言之，江陵、襄阳都是荆州的要地。东汉末年，把天下划分为州，就像唐代的道、本朝的路一样，并不是今天所说的州，而只是指一个郡。当时荆州牧治所在襄阳，就如同今天的帅府设在某州一样。今天的荆南，从东汉以来，有时称为江陵，有时称为南郡。以“■〈敫上牛下〉”搏取食物，法律是禁止的。只有元正、冬至、寒食三个节日，开封府张榜放禁三天；有时赌数十笏银子，有时赌乐艺女子，一掷定胜负。其他各种物品也没有不是这样，并不像今天经常进行“■〈敫上牛下〉扑”。汉代的制度，从中二千石到百石，共分十二等；魏代改为九品，梁代为十八班，陈代又恢复为品级，后周改为九命，隋代又恢复为品级，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代行诏命、撰拟文书的职务，西汉多命文士起草诏稿，司马相如等人就是这样。东汉则由尚书郎主持文书起草。《汉仪》说：“尚书郎起初从三署到尚书台接受考试；初次登台，称为守尚书郎中；任满一年，称为尚书郎；三年后，称为侍郎。”魏晋以来，中书监、令掌管宣达诏命、记录时事以及主管撰写文书。魏文孝对高闾说：“你担任中书监，职掌文辞，如果思路不能达到要求，就应该辞去这个职务。”由于中书省地处枢要近臣之地，多承受皇帝宠信任用，所以称为“凤凰池”。齐代有中书通事舍人，后来去掉“通事”，只称中书舍人，专门掌管诏诰，同时负责呈递奏章；从此诏诰之事就由舍人专掌。又如王献之担任中书令时，请求任命琅琊王为中书监，上表说：“中书职掌诏命，不是才干平常的人能够独自承担的。自晋建国以来，曾经命宰相参与统领；中兴以来，更加重视这一任职。因此，能够使皇帝的诏言更加美善、德音传遍四方，也同样是宰相的职责。”到了唐代设置翰林学士，以文章侍奉左右，本朝沿袭了这一制度。翰林学士掌管麻制、批答等，称为内制；中书舍人六人，分房起草诏词，称为外制。” 杜甫诗说：“脱离了主簿、县尉之类的职位，才开始同鞭打刑罚告别。”韩昌黎诗说：“判司这样的卑微官职，不值得一提，免不了在鞭打和尘埃中度日。”姜皎担任秘书监时，被杖打致死。周子亮担任监察御史，因为进言论事而在朝堂上受杖刑。唐代宗命刘晏考核所属官吏，刺史有罪，五品以上拘系审劾，六品以下先杖打然后奏报。这就不只是判司这样的卑微官员受刑了。本朝对待士大夫有礼，自开国以来，从未无故侮辱一个人；只有犯贪赃罪的，有的处死，有的刺面，这是非常之法。升朝官以上的官员，回朝后则由朝集院安置，还要差派人力供其使用，对人才爱惜到了这种程度。

译秦国起于西戎，所采用的礼制便依从本国风俗。自襄公被列为诸侯后，秦国把少昊之神作为主神，修建西畤，祭祀白帝，祭牲用黑色小马、黄牛和公羊。秦文公修建鄜畤，后来又有吴阳、武、密等畤。每年四季第二个月，在各畤按月祭祀；用小马四匹、木制龙一驾、木制车各一辆。汉高祖增设北畤，汉文帝增设五畤，每畤各有路车一乘，并配备驾车用具。汉武帝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又分别祭祀五畤，每处再增加一头牛用来燎祭。亳忌说，祭祀太一所用的雍畤祭物，包括醴酒、枣和脯；杀掉一畤的祭肉，其他都燎烧。太初年间又用木制马代替小马。河间献王采集夏、商、周三代礼制献上，但最终没有采用。汉元帝废除四百七十处各种不合正礼的祭祀，设置南郊；大风刮坏竹宫后，又恢复五畤。丞相衡建议恢复长安的郊祀。新莽时期，天地合祭，有夫妇共用一牢祭牲的说法。光武中兴后，东平王刘苍又请求恢复古礼。虽然设置了圆坛，但大多采用前汉旧例：正月上辛日在南郊祭祀，接着祭祀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统称为五供。考察当时的祭祀仪式，书写漏刻并上报水位，大鸿胪设置九宾，依次站立在寝殿前。钟声响起后，引导宾客就位。皇帝从东厢下来，太常引导皇帝向西行拜礼，礼毕停止；随后登上阼阶，拜神，退回坐在东厢面向西。侍中、尚书中登阶的人都站在神座后面，公卿向神座行礼，太官进献食物，太常奏乐，举行食举礼；礼乐结束后，君臣接受赐食。用餐完毕，郡国上计吏在神前占卜谷物收成。魏、晋开始确定南郊、北郊，此后逐渐采用古礼；皇帝献祭一次、拜两次，受福礼结束后，祭器和席位由主管官员焚烧并埋葬。宋文帝元嘉年间，才开始恢复三献礼；木制龙马就是古代所谓的明器。从周朝灭亡到元嘉年间，祭祀礼仪才逐渐接近古礼。这期间难道没有贤良和精通儒学的人吗？最终还是不能纠正二王，也不能请复古礼并加以施行，可见习俗改变人的力量竟有这样大。古代的明器，是因为供神明使用才这样称呼的。如今用纸制成的，称为冥器；纸钱称为冥财。“冥”这个字的说法，本出于《汉武纪》所说的“使用冥羊、冥马”。还不如用“明”字，更接近古义。司马迁把编年体改为纪传体，写成一家之言的史书。从此以后，史官没有不沿袭他的体例的；然而由于工程巨大、事情繁多，很少有人能独自完成一部史书。司马迁去世后，有十篇缺失。如今《景纪》《武纪》《礼乐》《兵书》《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传》等，都不是司马迁亲笔所作，而褚先生所作的贡献很多。班彪又取司马迁的史书，从汉高祖写到王莽被诛，编成《汉书》，没有完成，后来他的儿子班固续成。《五行志》全是刘歆所作。《洪范传》《古今人表》也是后来补出的。范晔完成《后汉书》，但其中各志都是刘昭补注的。唐太宗命房玄龄、褚遂良撰写《晋书》，又命许敬宗、来济、陆元、刘子翼、令狐德棻、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等分工撰写，以臧荣绪的《晋书》为主要依据，文章多用骈俪文。只有李淳风精通历法，他所修的《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有法度。唐太宗亲自撰写宣武二帝以及陆机、王羲之四篇《论》，所以题名为“御撰”。到了奉朝修撰《唐书》时，由曾鲁公主持，欧阳公分修《帝纪》，宋祁公修《列传》；《志》《表》则由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义叟分工修撰。如今考察《百官志》，其实就是《唐六典》；《地理志》，其实就是《十道志》；《礼乐志》，其实就是《开元礼》。《唐史》喜欢使用“叵”字（音读为“颇”，意思是“不可”），《南史》喜欢使用“便”字。本朝的军制有殿前司、侍卫亲军司。殿前司设殿前都点检、都副指挥使、都虞候。都点检一职曾由太祖担任，后来不再设置。侍卫亲军司也设都副指挥使、都虞候、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雍熙以来，田重进、傅潜、王超担任侍卫亲军都虞候，后来升任副都指挥使。自王超罢任后，不再任命此职，只设置侍卫马军、步军都校，开始分为三部，号称三衙。殿前司大概相当于唐代的十六卫，侍卫亲军相当于唐代的六军。《礼部韵略》起初是因为科举考试采用律赋，从六经中选取字来编成，所以称为“略”。绍兴年间，黄启宗又选取六经、诸子、史书中的常用字，编成《献元降指挥》，现附在《礼部韵略》之后，要求学者通晓。淳熙年间重刊《韵略》时，就把这些字分列在各韵的末尾；由于没有明文允许使用，举子大多不敢采用。但其中有些字的处理违背义理，例如“齐”字，反切为“子兮切”，《礼记》说“地气上齐”，书中说应当读作“跻”，字形下也写作“齐”。“矜”字与“鳏”相同，至于“矜寡”，书中说应当读作“鳏”，字形也写作“矜”。像这样的情况很多，却完全不知道这两个字只有这些出处，怎么能因此借用，仓促地把“齐”“矜”改作“跻”“鳏”来使用呢？如果说“一作”还可以，这其实是黄启宗自我标榜的文字，并不是取名《礼部韵略》的本意。

译我家藏有米元章的《评书》，其中说：历代都有擅长书法的人。梁武帝评论书法，从汉末到梁代得到三十四人；襄阳米芾评论书法，隋、唐以来直到当时又列出十四人。僧人智果的书法虽然骨力气势清劲健朗，但大小字夹杂，好像十五位贵人；这是说他性情偏执而拘守规矩，有时忽然又越出规范。褚遂良的字像训练有素的战马，举动能随人的意愿，却另有一种骄傲的神色。虞世南的字像学习道术而辟谷的道士，精神虽然清秀，体势却瘦弱困顿。欧阳询的字像刚刚病愈的人，面色憔悴，举动艰难。柳公权的字像在深山中得道的人，修养已经完成，神气清健，没有一点尘俗气。颜真卿的字像项羽佩剑、樊哙冲突，又像硬弩将要张开、铁柱挺立，昂然有不可侵犯的气势。李邕的字像突然富裕起来的小民，举动强悍粗直，礼节生疏。徐浩的字像蕴含德行的人，容貌温厚，举止端正，形体气韵纯正洁白。沈传师的字像龙游天际、虎啸溪旁，神采自如，骨力法度清虚。周越的字像轻浮少年舞剑，空疏强健而锋刃交错。钱易的字像美男子，肌体丰满舒展而神气清秀。蔡襄的字像年轻女子，体态妖娆，走路缓慢，涂饰了许多铅粉脂粉。苏舜钦的字像五陵少年，寻访云雨，骑骏马、穿春衫，醉卧芳草之间，纵情高歌、嬉游玩乐。张友直的字像宫女插花，又像妃嫔对镜，端庄整齐地照看自己，另有一种情态。继这些人之后的，就是襄阳米芾。如今人们把钱币有文字的一面称为“字”，背面称为“漫”。考察《汉书·大宛传》说：钱币有文字的一面是王的面孔，钱币的背面是夫人的面孔。荀悦说：“‘幕’音读为‘漫’，就是没有文字。”张晏说：“钱币有文字的一面铸成人乘马的形象，钱币背面铸成人面形状。”韦昭说：“‘幕’就是钱币的背面。”包恺把它读作“漫”，《史记》也这样说。《诸侯年表》说：天子施加恩惠，使诸侯能够推恩，把国邑分给子弟。《淮南王安传》说：庶出的儿子不害是长子，不害的儿子建父，却唯独不能封侯。汉显宗刚即位时，赐给人爵位二级；爵位超过公乘的，可以把爵位转给儿子，或者同胞兄弟的儿子。随州有后汉修撰的《义井记》，把出钱人的姓名全部列出，说：五大夫某郡某人，出钱若干，共有六七十人；下面列出分给子弟的某郡某人，出钱若干，也有几十人。五大夫是秦、汉的爵位，但“分子”是什么意思却不清楚。难道是因为五大夫爵位较高，不准转授，只有像诸侯王以及显宗时公乘以上爵位那样，可以转给儿子，所以称为“分子”吗？这件事应当有明白它的人。优人演杂剧，必定要装扮宫人，称为“参军色”。考察《西京杂记》：京兆有个古生，曾经学习纵横之术，又钻研揣摩、弄矢、摇丸、摴蒲等技艺，担任都掾史四十多年，擅长欺骗戏弄二千石官员，随即用诙谐戏谑的方式取乐，因而都能掌握他们的权势要害并得到他们的欢心。赵广汉任京兆尹后，一到任就罢黜了他，他最终死在家中。直到今天，排演戏剧都称作“古掾曹”。又据《乐府杂录》：汉代馆陶令石眈犯有贪赃罪，汉和帝爱惜他的才干，免除他的罪责。每逢宴会，就让他穿白衫，命令优伶戏弄羞辱他，过了一年才放出，后来担任参军。考察本朝景德三年，张景因为与曹人赵谏交通，被贬为房州参军。张景在《屋壁记》中说：“我近来到了州里，才知道参军没有固定员额，也没有职掌，都是由旷废官职、办事失败、违背法令而改授教职的人担任。每逢朔日、望日的宴享，都让他们参加。人们一见到他，必定指着说是参军；倡优演戏，也假扮参军来供人玩乐。”如今人们多装扮状元、进士，距离原来的意义已经很远了。东坡《四月十一日食荔枝诗》说：“海中仙人穿着绛红色罗衣，红绡做的中衣里面露出白玉般的肌肤。”又说：“好像剖开江珧取出玉柱，又像再洗净河鲀来烹煮它肥美的腹肉。”注释说：“我曾经吃荔枝，觉得它浓厚的滋味和高妙的品格两方面都无与伦比，是水果中的第一，只有江珧柱、河鲀接近它。”又说：“我曾问别人：‘荔枝像什么？’有人说：‘荔枝像龙眼。’客人都笑他比得浅陋，因为荔枝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比拟的。我说：‘荔枝像江珧柱。’回答我的人茫然不解，我也没有解释这件事。”真可以说是善于取类比拟的人。魏文帝把荔枝比作葡萄，庾信对魏国使者尉瑾说：“从前在邺都时，吃葡萄觉得非常美味。”陈昭问：“是什么样子？”徐君房说：“有些像软枣。”庾信说：“你实在不懂得描摹事物，为什么不说像荔枝呢？”《艺苑雌黄》也这样说。河豚腹部胀大而有斑纹，样子很丑；腹中有白色的叫“讷”，有肝的叫“脂”。“讷”最甘美肥厚，吴地人非常珍视它，称为“西施乳”；东坡所说的“腹腴”，就是它。东坡在资善堂曾同人谈论河豚的美味，说：“即使为它死一次也值得。”由此可知它有多么美味。其中鱼子最有毒，能够杀人，其次是眼睛和血；在年前年后，当地人忌食这些部分，必须等到水上涨、荻芽长出时，江东方才有河豚。梅圣俞诗说：“春天的沙洲长出荻芽，春天的岸边杨花飞舞。河豚正在这个时候，贵重得不是鱼虾可比。”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东坡说：“蔬菜中美味的，有我家乡的巢菜；故人巢元修喜爱它，我也喜爱它。元修说：‘假使孔北海见到它，应该还会说这是我家的菜吧！’因此把它称为元修菜。”东坡诗说：“你家的菜多么美好，铺满田地，绿茸茸的。豆荚圆而且小，槐芽细而又繁茂。”汉东人把豌豆苗当作蔬菜，说蜀人把它用来做馒头，称为巢菜。按照东坡诗来考察，确实没有说错。如今临安人称它为豆菜，连同豆角一起出售，由此可知豌豆苗和豆荚就是巢菜。

译嘉泰二年六月，绍兴府山阴的农民在黄閍冈开垦土地时，挖出一块古砖。砖上有十行文字，说：“琅邪王献之的保母，姓李，名意如，是广汉人。在娘家时志向品行高尚秀异，嫁到王家后，柔顺谨慎、恭敬勤劳，擅长写文章，能够写草书，能解释《老子》的旨趣。七十岁时，即兴宁三年、乙丑年二月六日，无病而终（下缺十二字）。希望葬在会稽（下缺九字），冈下。以曲水小砚、交螭方壶陪葬；在墓上栽两株松树，立贞石来记载此事，悲哉。八百多年以后，知道献之保母的墓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还（下缺二字）啊。”尚书李公大性，字伯和，当时掌持浙东宪节，曾经见过这块砖，说：砚台颜色紫而温润，背后有“晋献之”三个字，旁边有“永嘉”两个字。砚台后来归钱清王畿家所有。王畿喜好古物，是三槐王氏的后人，摹拓出它的本子，拿出来给我看。墓志文字的大小很像《兰亭叙》，其中“曲水”“会稽”等字尤其逼真，笔力遒劲飘逸，确实有王羲之的风格。有人说：这是近人伪造的，有五条证据：大概因为是集王羲之的字，所以大小不一，这是第一条。写着“晋献之”三个字，却不写姓氏，王献之绝不会这样，这是第二条。妇人把出嫁称为“归”；既然已经做了别人家的保母，就不应说“归”。又说她志向品行高尚秀异，这些都不是学者的用语，这是第三条。王献之并不擅长推算日期，却说“八百多年”，这是第四条。古人的墓砖文字都是凸起的，没有刻字的，这是第五条。由此推断，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南岳有三处，衡山是其中之一。汉武帝南巡到舒地的潜山，遥望并祭祀它，后人于是把潜山称为南岳，这是第二处。常州宜兴有一座南岳，出产茶叶，据说是在吴孙皓时期得名的。福建市舶司经常接待来自各国的海船。大食、嘉令、麻辣、新条、甘秠、三佛齐国出产珍珠、象牙、犀角、龙脑、乳香、沉香、煎香、珊瑚、琉璃、玛瑙、玳瑁龟、筒栀子、香蔷薇、水龙涎等。真腊又名真里富；三泊、缘洋、登流眉、西棚、罗斛、蒲甘国出产金颜香等。渤泥国出产脑版。闍婆国多产药物。占城、目丽、木力千、宾达侬、胡麻巴洞、新洲国出产夹煎。佛啰安、朋丰、达啰啼、达磨国出产木香。波斯兰、麻逸、三屿、蒲哩唤、白蒲迩国出产吉贝布、贝纱。高丽国出产人参、银、铜、水银、绫布等物。大体说来，各国出产的香类大致相同。以上各国的海船等到南风时返航，只有高丽船在北风时返航。乳香大致有拣香、瓶香（分三等）、袋香（分三等）、榻香、黑榻、水湿黑榻、缠末等类。上述各国，大多不见于史传，只有市舶司的记录中有它们。《荆门军?图经》说，关将军庙在当阳县玉泉山。绍兴初年，潭州有人从水中得到他的印，过了二十三年，寺僧法源把这件事告诉高使君，取得公牒，前往潭州取回，归还寺中。印文是“寿亭侯印”四字，印面方一寸半，上面有穿孔，孔中有环，环的宽度与印面相同。孔上又并列着两个环，每个环宽七分，连同前面的环，其长度为一寸半。颜色都坚硬晶莹，异常不同。铜环是古人用来佩戴的。绍兴三十二年，艮斋谢先生从夷陵考试回来，曾经见过它。荆门太守卫公的记录说：“我小时候，陪侍先父任湖南提举常平时，曾得以观看此印。印面方约二寸，印纽上有双环，宽大约六七寸，篆文并不古雅，不是汉魏时期的字体，无法推究辨识。”有人说：“晋、宋以后，另有受封为寿亭侯的人，也未可知。”我在庆元年间因职务之事，曾在左藏封椿库见过它，形制与此相同。又有一枚“关南司马”印，字都是叠篆，不知何时存放在左藏，那么这就是另外的两枚印了。毗陵人张驹，字千里，喜好古物，过去曾说：“建炎二年六月，复州宝相禅院因按科令修筑城墙，砍伐三门前的大树，在树下挖掘四尺多，得到这枚印。环上刻着‘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卷六 古人制作祭器，用竹木制成。《左传》说：“大夫的祭器不能借用。”《尔雅》说：“木制的豆叫作豆，瓦制的豆叫作登，旊人制作簋。”《周礼》说，四命之官可以受赐器物。郑司农说：“接受祭器的是上大夫，如果有功德，还可以把祖先的功烈铭刻在器物上。”所以铭文的落款多说：“敢于报答并发扬天子盛大而美好的命令。”这就是所谓把铭文铸刻在鼎彝上的情况。三代的鼎彝有保存到今天的，都是大夫以上获赐器物的人所制作的。宣和年间的《博古图》竟然认为聂崇义关于竹木祭器的说法不对，或许是没有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