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金刚经》共有六种译本：姚秦鸠摩罗什译本、元魏菩提流支译本、陈真谛译本、隋笈多译本、唐元装译本、义净译本。古今所共同推崇的，只有姚秦译本。慧命须菩提这一段六十三字，世间传说是僧人灵幽入冥界得到的。又有人说，魏代菩提流支的文字后来被后人参入经中，经中有“即则”二字。高丽大安六年，因为义天的祖父名叫稷，所以把“即”改成“则”。寿昌元年在大兴王寺刊刻，后来应沙门德诜、则瑜的请求，又恢复原文，但把“则”字按原声读出；这个版本或许因此流传进入我国。佛经最初传来时，首先有《遗教经》四十二章；《楞伽经》的译师是汉人，所以文字也简约古雅。自从《楞严经》由房氏笔受后，其中有一卷咒语，后来每部经都必定有咒语。这是因为尊宿翻译经书完毕后，留下几句不翻译的文字，使不懂义理的人见到后更加敬畏，借此寄托这种意思。本朝设有译经院，凡是得到西域书籍，就让懂蕃语、通晓文义的人担任译语官；翻译成汉语后，再由僧人鉴义等删定译经、润饰文辞，使译文得到修饰。每逢圣节，便把新译经书进献并收入经藏，《宋朝新经》就是这样形成的，王荆公等人也曾参与其事。佛教从汉明帝时开始传通，人们竞相相信它，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它的教法像墨翟的学说。周朝衰落时，杨朱、墨翟的学说盛行，孔子、孟子竭力辟斥它们。秦朝崇尚刑名之学，汉文帝崇尚黄老之术，汉武帝表彰六经，所以杨墨之道没有机会滋长蔓延。民间习俗本来就喜欢它的俭朴素净；等到佛教徒从东方来到，又加上神怪之说，民众的感情便一起对它产生畏惧和爱慕。杨朱的“为我”，就是老子的学说；墨子的“兼爱”，就是佛教。它们顺应民众原有的心理，于是人们随风而倒。后来又有人把祝寿、荐福、严肃祭祀等事附会到其中，含有很大的不敬之嫌，却牢固得无法破除。国忌日举行行香，起源于后魏；到了江左的齐、梁时期，每次都先烧香熏手，或者把香末撒开来行香，这叫作“行香”。《遗教经》说：“比丘想要进食，先烧香并歌呗赞颂。安法师行香后安坐讲经，是为了消除秽气、使香气流布，这就是中原举行行香的开始。”唐高宗时，薛元超、李义府为太子设斋行香；唐中宗设置无遮斋，诏令五品以上官员行香；不空三藏上奏，为神尧皇帝以下七位圣人的忌辰设斋行香。到唐文宗时，宰臣崔蠡上奏说：“国忌日设斋行香，事情没有经典依据。”于是停止了这种做法。唐宣宗重新兴盛佛教，诏令京城以及外道州府在国忌日行香，并且都必须精洁，以此表达追荐亡者的意愿。朱梁开平三年大明节，百官开始行香祝寿。石晋天福年间，窦正固上奏说：“国忌日行香，宰臣跪在香炉前，百官列坐，有失严肃恭敬。”从今以后，宰臣跪在香炉前，百官站立列班，并且仍然供养一百名僧人进饭，永远作为固定制度。到了本朝淳化年间，虞部员外郎李宗讷请求说：“国忌日，宰臣以下行香，并且重新禁止食用酒肉，以表示精诚虔敬。”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直省官，按照旧制度，补任诸州的别驾、司马。按照旧例，上佐借用绯色官服，当时称为“朱衣”。自从改革官制后，不再补任别驾、司马，但仍旧穿绯色官服。军人穿绯衣、紫衣，也用来区别所属军号；现在厢军和禁军都穿紫衣，只有浙漕司的士兵独自穿绯色衲衣，还多少保留着过去的制度。诞圣节起始于唐明皇，称为“千秋节”，后来又改为“天长节”；唐肃宗时称“地平”“天成”；唐代宗时称“天兴”；唐文宗时称“庆成”；唐武宗时称“庆阳”；唐宣宗时称“寿昌”；唐懿宗时称“延庆”；唐僖宗时称“应天”；唐昭宗时称“嘉会”；唐哀帝时称“乾和”；梁祖时称“大明”；梁末帝时称“明圣”；唐庄宗时称“万寿”；唐明宗时称“应圣”；唐末帝时称“千秋”；晋高祖时称“天和”；晋少帝时称“启圣”；汉高祖时称“圣寿”；汉隐帝时称“嘉庆”；周太祖时称“永寿”；周世宗时称“天清”；周恭帝时称“天寿”；于是成为旧例。古人写字有错误，就用墨涂掉；今人多不涂掉，而在旁边注一个“卜”字。俗语称之为“卜煞”，没有人明白它的含义。近来我在范机宜（华）那里看到司马温公与他祖父讨论《通鉴》的手稿，写有错字时，旁边注作“■〈非，右半〉”，这才知道原来只是“非”字的一半，后人又把它省略成现在的写法。古代碑刻遇到重字，多写成叠画；今人有时写成“又”字，不如写成叠画典雅妥帖。秦代峄山碑是李斯用小篆题写的，“御史大夫”中的“夫”字没有单独写出“大”，只在下面写成叠画。卫宏说，“夫”就是“大夫”；古代一个字有两个名称，所以就在旁边加以说明。孔子书写“大夫”和“千人”二字时就是这样。“夫”字由“大”和“一”组成，大概是因为“夫”字中包含“大”字；“千”字由“十”和“人”组成，是因为“千”字中包含“人”字。古人从简，每遇到这两个字就写成叠画。

译秦始皇二十八年，就是他即帝位后的第三年，向东巡行登上峄山，立碑刻石颂扬秦的功德。从泰山到会稽山，共有六处刻石，《史记》都记载了它们的文辞，只有峄山刻石没有记载。看它的语言，彼此都相近，每三句就更换一次韵。秦二世即位后，李斯跟随他到碣石以及海南，直到会稽山，把始皇帝所立的石碑全部重刻，并在旁边刻上随行大臣和官员的姓名，以彰显先帝成功盛德。唐代封演记载，后魏太武帝登山时，曾派人把这些碑石推倒。然而历代仍把它们摹写作为楷模，当地百姓疲于供应官府差遣，便在碑下聚集柴薪，后来因野火将其焚毁，因此残缺不全。上官不断请求摹取，百姓更加劳苦。有一位孙县令取出旧文，刻在另一块石头上；世间流传的，都是新刻的文字。碑文说：“皇帝建立国家，最初在往昔，继承世代而称王。讨伐叛乱逆贼，威势震动四方，武功道义正直方正。戎臣奉行诏令，经过的时间并不长，就消灭了六国的暴强。二十六年后，向上天献上尊号，孝道显明。已经完成泰山封禅，于是施行专惠，亲自■〈车川〉远方。登上峄山，群臣中随行的人，都思考长久之计。追念乱世，分封土地、建立邦国，以开启争理。战事日日发生，鲜血流遍原野，自太古以来就是如此。世上历经万代，直到五帝，也没有谁能够禁止这种局面。如今皇帝统一天下，战争不再发生。灾害被消除，百姓安定，恩惠长久流传。群臣诵读大略，把这些话刻在乐石上，以彰明法纪。”秦二世下诏说：“皇帝说：金石刻石全都是始皇帝所作。如今我继承帝号，而金石刻辞中不称始皇帝，那么从长远看，就好像后代继承者所作，却没有称述先帝成功盛德。”丞相臣李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冒死进言：“臣请求把诏书完整刻下，这样金石刻辞就明白了。臣冒死请求。”制书说：“可以。”其中“廿”读音切于“拾”，如今人们把它按“二十”来读，这是不对的。“乐石”，颜师古认为是取泗水边的磬石制成这种碑石。这些都是宋莒公记载的；学易先生、河间人刘斯立又写了论述。世间传说泰山篆书中能够辨读的，只有秦二世诏书约五十个字；始皇帝的刻辞，都说已经亡佚。宋莒公镇守东平时，派工匠前去摹拓，得到另一块新刻的石碑，但只有四十八字。《集古录》也说：“江邻几才得到这几十个字。我曾在大观二年登上泰山，住在山顶，寻找秦代篆书。那块石碑埋在土中，露出地面不过四五尺，形状像方形却又不是方形，四面宽窄不一。所谓约五十个字的刻辞，在南面稍平的地方，是人们通常摹拓的地方；其余三面残缺不全，人们没有加以注意。我仔细观察，刮去污垢和剥蚀之处，渐渐似乎可以辨认。到了政和三年秋天，我又住在山上，亲自用毡和椎进行摹拓，这才使碑文基本完整。原来四面周围都有字，共二十二行，每行十二字；文字从西面开始，依次经过北面、东面、南面。西面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制曰可”三个字又在西南角的棱上。十二行是始皇帝的辞文，十行是秦二世的辞文，用《史记》相互验证，文意都具备。例如“亲■〈车川〉远■〈黍勿〉”，《史记》作“亲巡远方黎民”；“金石刻”，《史记》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听作圣”；“陲”作“垂”；“体”作“礼”；“昆”作“后”，这些都是史官的错误。北海王寿茂崧把它刻在石上。”宣政年间，张漴侍郎任袭庆府知府，特地奉诏修建东岳庙碑，曾登山寻访秦代篆书，所见与这里的说法相同；他的儿子张观又详细而充分地说明了此事。蔡邕《独断》说：汉代百户小吏称天子为“大家”。晋代称“天”。唐人多称“天家”，又称“官”。今人称“官家”，宫禁之中彼此又称“官里”。“官家”的含义，大概是取自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唐明皇自称“三郎”，这是为什么呢？李肇《补国史》说：唐代宰相互相称“堂老”，两省官员称“阁老”，丞郎称“曹长”，郎中、员外、侍郎、补遗称“院长”，御史彼此称“端公”。现在人们称中官中地位次一等的为“阁长”，京城负责缉捕侦查的人称“院长”。亲事官称呼上级的名讳为“端公”。古今的差别就是这样。方圆百里的长官，周代称“县正”；春秋时期，鲁、卫称“宰”，楚国称“公尹”，晋国称“大夫”，秦国称“令”。汉代沿用秦制，职位较高的称“令”，次一等的称“长”。到了唐代也没有改变，唐末才开始有“知县”的称呼。练湖碑立于南唐时期，上面说“知丹阳县镇县公事”，大概是因为镇有军队，就像知州称“知某州军州事”一样。本朝以知县为高，令为次，有的兼任兵马都监，也包含知县镇的意思。

译绍兴末年，值宿的中官用小竹编成联笼，又用画有风云和鹭丝的衣料制作枕屏，一时没有名称，称为“画丝”。好事者把它做大，放在酒席上挡风，在野外休息时便于围坐，人们争相制作。有的人认为这个名称不雅，又改称为“挂恩”。又有人说它出自虏中，称为“话私”，意思是遮蔽起来可以谈私事。不过，乾道年间使者曾经查问它的来历，事实并不是这样。况且把“言”说成“话”，是南方人的方言，不是北方人的语言。考察崔豹《古今注》说：“罘罳，是屏风；‘罘’是重复，‘罳’是思考。臣子朝见君主，到达屏风外，在屏风下面重新思考将要奏报的事情。”颜师古注说：“罘罳，指连接宫阙的曲阁，用来覆盖重叠刻饰的墙垣，其形状像罘罳；另一种说法是屏风。”郑玄《礼记》注说：“屏风称为树，如今叫浮思。把它雕刻成云气、虫兽的形状，就像现在宫阙上所做的那样。”《广雅》说：“复思称为屏。王莽毁坏渭陵园门的罘罳，说：‘使百姓不再思念汉朝。’”唐代苏鹗《演义》说：“罘罳，是用丝织成的，轻薄疏透、浮虚空灵，像罗网交错的纹理，设置在宫殿屋檐和门窗之间。” 《文宗实录》又说：“太和年间发生甘露之祸，群臣护送皇帝从殿北门出去，撕裂罘罳后离开。”温庭筠《补陈武帝与王僧辩书》又说：“罘罳之间书卷陈列，阊阖门在清晨开启。”段成式《酉阳杂俎》说：“上林苑中多把殿宇的椽、桷和护雀网称作罘罳。”这样看来，汉代把屏风称为罘罳，唐代把殿宇之间的网称为罘罳。从这两个字来考察，它们都从“网”，含有网的意义。汉代的屏风大概也有用绳索维系来加以限制的结构；如今称为“挂丝”，只是说把丝挂在竹骨架上。如果使用“罳”字，也取罘罳的含义，实际上就是围屏。《开宝遗事》说：“长安士女在春日到郊野游玩，步行遇到名花，就设席铺草，把红裙互相插挂起来，作为宴饮的帐幕。”这就是它的起源。（苏轼任汝阴太守时，用帷幕作“择胜亭”，曾经写过记，也属于这个意思。） 古代，拥有国家的君主称自己的妻子为“夫人”，称其他国家的诸侯为“寡小君”。后世封爵也有这个含义。至于丈夫封为郑国公，妻子却封为周国夫人，这是近代的制度。只有司马温公的曾祖父政、祖父炫、父亲池，都追赠为温国公；曾祖母薛氏、祖母皇甫氏、母亲聂氏，都追赠为温国夫人。文潞公追赠三代为燕国公、周国公、魏国公，配偶各自为相应封国的夫人，深得古代遗制的本意。又有封为两国夫人的制度，只是用来表示尊崇，却不知道这样会损害礼理。政和年间，把郡君、县君改称为孺人、安人、宜人、恭人、令人、硕人、淑人。元代颁下指挥，命令她们一并带有丈夫的爵位，例如某县子之妻称令人之类；如今也不再附带丈夫的爵位了。《周礼》中有五齐、三酒。五齐用于供奉祭祀，三酒用于斟酌给有事者饮用。如今临安每年供应祠祭酒一千六百多瓶、坛，又供应天章阁、景灵宫以及取赐用酒一万四千二百多瓶、坛。这些酒的名称有“玉练槌珍珠”“中和堂”“有美堂”等。“玉槌珍珠”这个名称本来就不典雅，而“中和”“有美”只是守臣便殿的名称，却因此拿来命名酒，进而供应御用和祭祀，实在严重违背礼制。我曾经说过，如今的祠祭酒，应当采用五齐的名称来供应祠祭；三酒的名称，用来斟酌给有事者饮用；取赐酒则另取一个名称，这样或许名称端正、道理顺当。如今太常寺使用的祭器和雅乐，全都是绍兴十六年礼器局新造的。祭器采用《博古图》的制度，雅乐采用大晟府的制度。大晟乐采用徽宗皇帝的规定，以三节为三寸，崇宁四年铸造的景钟就是这样。绍兴年间的制度，则采用前代皇祐二年制造大乐时所用的黍尺。景钟高九尺，倒放时就是钟，仰放时就是鼎。鼎的容量很大，中间能够容纳九斛，是中声所达到的极限；收藏起来时则有八斛多一点。当时铸匠郑真认为，景钟高九尺，应当大致测量金属厚薄，取得与声律相应的音调；但若收藏起来，实际可以容纳二十斛之数，就不会是八斛多一点。由于高度达到九尺，金属分量便太薄，难以取得相应的声律，所以只命令高度为九尺，厚薄的规格则酌情铸造。《礼运》说：“修治祝嘏之礼。”祝，是用主人的言辞来享献神灵；嘏，是用尸的言辞致酒并向主人祝福，所以说：“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考察《特牲》《少牢》礼，祝文称：“孝孙某以荐岁事于皇祖伯某。”这就是祝作为主人享献神灵的言辞，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祝文。《小雅》说：“赐给你纯厚的福，子孙都能安乐。”这就是嘏向主人致福的言辞。汉代祭祀宗庙有嘏词，《蔡邕集》记载：“高皇帝派使者来视察承受之礼，把无穷的福祉送给你的嗣曾孙皇帝，使你从上天接受禄福；愿你适宜居处于这座旧都，万国和睦同心，万民安康仁义，长寿延年，子子孙孙永远守护百姓，不要废止并长久承继下去。”如今祠官有祝文却没有嘏词，不知道从哪一代起省略掉了。政和五年，命工部侍郎孟揆召集工匠，命内官梁师成主管工程，在景龙门旁边堆筑土山，用来仿照余杭的凤凰山。最高的一峰九十尺，山周长十多里，分为东西两岭，直接连接南山；大的石头高四十尺。赐名“神运昭功”，封为“磐固侯”，又名凤凰山。后来神灵降临，有“艮岳排空霄”的说法，因为它位于都城艮方，所以称为艮岳。南山建成后，改名为寿岳，城里人又称它为万岁山。所谓余杭的凤凰山，就是今天临安府大内丽正门正对面的山。考察山上有天柱宫和钱王郊坛，尽头就是嘉会门。山势从西北而来，如龙腾凤舞，翻腾而下，到凤凰山才停止。山分为左右两翼，大内在山的左腋，后面有山包围；第二个山包就是相府，第三个山包就是太庙，第四个山包就是执政府，山包尽头是朝天门。端诚殿在山的右腋，后面有山包围；第二个山包就是郊坛，第三个山包就是易安斋，第四个山包就是马院。东南面都是大江，西面是西湖，北面临近平湖，地势险要而且雄壮，实在是一处大都会；这种预兆在东都修筑土山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修筑土山之事见《国史补》）。

译唐代旧例，天子每天到殿上接见群臣，称为“常参”。初一、十五向各陵寝进献祭食，天子有思念之情，不能亲临前殿时，就到便殿接见群臣，称为“入阁”。宣政殿是前殿，称为“衙”，衙中有仪仗；紫宸殿是便殿，称为“入阁”。天子不御前殿而御紫宸殿时，就从正衙召唤仪仗，由阁门进入。百官在衙中等候朝见，于是跟随进入而得以进见，所以称为“入阁”。然而，衙就是朝会之处，礼仪尊崇；阁是宴饮时接见，礼仪较为简略。乾符以后，因为战乱，礼仪废缺，天子不能每天接见群臣，只在初一、十五接见，所以正衙平日废除仪仗，而初一、十五入阁时反而有仪仗。后来人们习惯了这种做法，于是把入阁看得更为重要，甚至天子出来御前殿时，仍然称为“入阁”。这就是欧阳文忠公写便笺询问刘贡父的事情。考察《通典》，隋文帝想杀大理寺官吏来旷，少卿赵绰坚持争辩，皇帝于是拂袖进入阁中；赵绰又假称要处理其他事情，皇帝命人把他引入阁中。赵绰说：“臣本来没有别的事情，却谎称有事请求进入，这是死罪。”正好献皇后在座，便命人赐赵绰酒，可见隋代已经有“入阁”这个说法。贞观元年制定制度：从今以后，中书、门下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都命谏官跟随；如有过失，立即进谏。这样看来，贞观时又已有“入阁”一词，并不是等到开元年间初一、十五改在紫宸殿接见群臣时才称为入阁。唐玄宗时，有个优人穿绯衣，请求赐给鱼袋。玄宗说：“鱼袋是五品以上官员入阁时用来合验符契的，你不能得到。”参照各种说法来看，阁无疑就是殿后的便室。本朝殿后都有主廊，廊后有三间小室；小室左右各有廊道，通向东西两侧的正廊。每当皇帝乘舆从宫内出来，先坐在这间小室里，等听说百官班次已经排列整齐，然后才到殿上。如今临安殿后也是这样，所以隋代的皇帝能够到达这里；太宗又担心闲居宴乐之处容易放纵，因此允许谏官进入，发现过失就随即进谏。玄宗说：“不是能够合验符契的人，不能进入。”小室左右廊道相通的地方就是阁门；从前殿召唤仪仗进入后殿，必定要从东西阁门经过，所谓“入阁”，就是经过这道门，并不是说后殿可以称为阁。宫中把中宫的居所称为“殿”，其余称为“阁”，如贵妃阁、婉仪阁。小室也称为“阁子”。把殿称为阁，是近世的说法。梁武帝崇信佛教，设置放生池，称为“长命洲”。唐代太平公主在京城西面挖地成池，把赎买的水族放进去，称为“放生池”，见《刘餗传记》。乾元二年三月，左骁卫郎将史元琮和中使庭玉奉诏，在天下各州县临江及靠近城郭的地方分别设置放生池，起于洋州，止于升州秦淮太平桥，共八十一处，见颜鲁公《湖州放生池记》。天下设置放生池，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佛教徒抄写经书，一行以十七字为标准。因此本朝考试童行诵经时，计算他们所写的纸数，以十七字为一行，二十五行为一纸。柳子厚的《游山诸记》，取法于《穆天子传》；欧阳文忠公的《醉翁亭记》，体式仿效《公羊》《穀梁》解释《春秋》的文字；张忠定的《谏用兵疏》，效法韩退之的《佛骨表》；黄鲁直题跋奚文，学习汉代王子渊的《便了券》；唐人的《大槐国传》，依照《列子·汤问》写成。这就是所谓“夺胎换骨法”。前代妇女用黛画眉，所以诗词中提到眉毛，都说“眉黛远山”。现在的人不用黛而用墨。考察《墨谱》说：“周宣帝命令宫外的妇女用墨画眉，宫禁之中才可以使用粉黛。”由此可知，用墨填画眉毛，是后周开始的。古人称父亲为“大人”，又称“家父”；父亲去世则称“皇考”。现在人称父亲为“爹”，对别人说起父亲则称“老儿”，父亲去世称“先子”。用“儿”“子”称父亲已经习以为常，也不觉得奇怪了。羌人称父亲为“爹”，后来逐渐传到中国。《法帖》记载：陈、隋各帝给诸王写信时，自称“耶耶”。韩退之《祭女孥文》中自称“阿爹”“阿八”，难道唐人又把母亲称作“阿八”吗？现在人则称母亲为“妈”。考察《诗经》说：“来朝走马，率西水浒。”其中“马”读音为“姆”，难道中国人是因受西方读音影响而稍作转变的吗？“先子”一词，《礼》和各种经书都称“先君子”，只有《孟子》记载曾西的话说“吾先子”，大概是按照父亲的爵位来称呼的。现在人称元孙以外的孙辈为外孙，说是第几世孙。《汉书·平纪》记载，立梁孝王的元孙的耳孙为王，这可以说是很善于造词了。《魏世家》记载，魏王的宠姬如姬偷取兵符，调发晋鄙的军队来援救赵国。诸侯的女儿可以嫁给天子，所以现在称她为“如姬”，意思是她受到宠爱，像王姬一样；这与《左传》中“如夫人”的含义相同。天宝六年，杨护出榜考试《魍魉赋》，对待士人是多么轻慢啊！佛教的说法是：供养父母叫作“恩田”，供养佛和僧人叫作“敬田”，救济贫穷的人叫作“悲田”。唐代东都一带，连接虢州，猛兽很多。那里的人习惯射猎，不耕田养蚕，迁徙没有定处，民间称他们为“山棚”。现在人把赐宴时所扎结的彩色山形装饰称为“山棚”。现在国家遇到庆典之事，臣僚上表进献马匹表示祝贺。蔡邕有《上加元服与群臣上寿表》，末尾说：“谨奉上牛一头、酒九钟，叩头拜两拜，祝陛下享有千万岁高寿。” 蔡邕的《光武济阳宫碑》记载，世祖的父亲南顿君起初任济阳令。那里有武帝巡行经过的宫殿，平时常常封闭。光武帝将要出生时，父亲认为县舍下面潮湿，便打开宫门，让他住在后殿。建元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皇帝出生，当时红光充满房间。占卜者王长为他占卜，说：“这是吉祥之事，不可以说出去。”《汉书》没有记载这件事。“子”是男子的通称，如子张、子夏就是这样。“子”也可以是爵位，公、侯、伯、子、男就是五等爵位。诸侯以下的大夫分为上大夫卿、下大夫，以及上士、中士、下士，共五等，也称为“子”，如宣子、武子之类。唐人重视氏族，把一个姓在一郡之中推为显赫的，称为“望姓”，如清河张氏、天水赵氏之类。世人被流俗迷惑，不考察本宗族的源流，只把唐代推定的望姓当作自己姓氏的来源，在名刺等物上明显写出来；至于封爵，也同样如此，这实在丧失了尊祖敬宗的道理。唐人把崔、卢等姓推为甲族，即使子孙贫穷卑贱，仍然受到家世的尊重。现在人不再把氏族当作重要之事，王公的女儿如果贫困，即使正值盛年也可能不能出嫁；民间富裕人家的子弟，却可以娶侯门之女，女婿也可以是甲科出身的人。

译杨子云《太玄》中有一种卦，字形作“■”。现在考察《商卦》《象卣》上的刻字，器物上作“■”，大概本来作“■”，象征天、地和人。这种说法在商代已经出现。子云广泛了解先秦古书，《太玄》的学说一定有所来源。古人都谈论鞋。《曲礼》说：“门外有两双鞋，听见说话声就进去，听不见说话声就不进去。”“不要踩鞋。”“侍奉长者时，鞋不能穿到堂上；脱鞋时不敢正对台阶，要走到鞋旁跪下把它拿起来。”大概古人铺设筵席、摆放坐席，不脱鞋就可能把尘土污物带上去；现在佛教徒举行佛事，脱鞋上席，颇有古代遗风。《礼》又说，尸体坐着时不能脱鞋。《少仪》说，凡是在室内举行祭祀，堂上不能赤脚；宴饮时则可以赤脚。祭祀不赤脚，是为了表示恭敬；宴饮可以赤脚，是为了表示欢乐。鞋上的絇，是用来表示戒备的；童子不加絇，因为还不能自我戒备。丧鞋没有絇，是去掉装饰；臣子离开国家时穿鞮屦，是按照丧礼来对待他。现在人制作皮鞋不用鞋带，这其实就是古代的丧鞋。《龟策传》中有“乡呈兆、首仰、足肣、足开、外内自桥、根格、身折、内格上柱下柱、安安、挺诈”等说法，学者大多不明白。我曾询问烧灼龟甲的人，他们说：龟板以中央的脉为主，旁边分出的部位有上乡、水、火、木、金、土等兆，这就是所谓“乡”。顺着乡来作卦，就叫“呈兆”；违逆乡来作卦，就叫“横兆”。头昂起叫“首仰”；脚收拢叫“足肣”；脚张开叫“足开”；外内桥，现在称为“身中费力”；根格，现在称为“坐脉”；身折，现在称为“身断”；上柱、下柱，现在称为“里外枝”；安安，现在称为“安静”；挺诈，现在称为“有鬼贼”。按照《周礼》的意义，“体象”是说兆纹的墨线纵横交错，形体像金、木、水、火、土；每当要烧灼龟甲时，以龟足象征四时来灼烧它。兆纹直上朝向龟背的，是木兆；直下朝向龟足的，是水兆；斜向龟背的，是火兆；朝向下方的，是金兆；横向的，是土兆。颜色就是兆气，要在兆纹中观察它的气色，像下雨以及雨停之类，都是这种情况。《风俗通》说：《礼传》记载：“夏代称为嘉平，商代称为清祀，周代称为大蜡，秦、汉称为腊。”宫之奇说：“虞国已经没有腊祭了。”由此可见，周代已经有“腊”这个名称；秦始皇把腊改称为“嘉平”，只是沿用了夏代的旧称。唐代《卢氏杂记》说：“自从丧乱以来，封书多用空漏子。”大概古人封信都是真封，今人用空漏子套在书信外面，大概是从唐代开始的。又，唐宣宗在宫内设置杖刑，用来杖责宦官；现在宫中有杖刑，是从宣宗开始的。又，唐代宗在文武殿设置道场，佛像显现光明，大官和近侍都看见了，文武百官拜表祝贺。现在把宦官中閤长以上的人称为“大官”，也是从唐代开始的。现在人称劝酒用的瓶子为“酒京”。《侯鲭录》说：“陶工制作器物，有一种叫酒经。”晋安人用瓦壶盛酒，壶颈小、壶口环形、腹部修长，容量一斗；凡是馈送牲礼给人时，还要同时放置酒。文书中说一经，或者二经、五经。外地人到这个地方游历，不懂这个意思，听说有人送来五经，就束好衣带到门口迎接。大概这是晋安人的说法，一直流传到今天。●卷四 官府常用“申解”二字。“申”的训释是“重”。凡是把文书上达给上级官员，必定说“申闻”；用于简牍，也说“劄子申呈”，但这些用法都没有“重”的意思。“解”字古音读作“隘切”，训释是“除聚”；而文人向长官上呈文书称为“解”，士人获得乡荐也称为“得解”，都没有除去的含义。天下人都这样使用它，和欧阳子所说的“打”字相同。刻印流行的东坡长短句中，《贺新郎》一词写作“乳燕飞华屋”。我曾见过他的真迹，原来是“栖华屋”。《水调歌》刻本末尾写作“但愿人长久”，真迹写作“但得人长久”。由此可知，前辈的文章被后人擅自改动的，也很多。宋景文公修撰《唐书》时，稿纸用表纸并以朱笔画格；贴在格子上的旧文用墨笔书写，旁边用朱笔修改。我曾见过他修订的《韩退之传》，稿末原写“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后来涂去，改为“景星凤凰”，又涂去，仍然写回“泰山北斗”四字。《刑统》全是汉、唐旧文，是法家的五经。当初本朝曾经修订它，其中还保留了南北朝的法律以及五代一时的诏令，例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以及“奴婢是贱人，与牲畜同类”等话；还有五代“犯私酒者处死”之类的规定，都不可以作为法则，应该全部删去。《三礼图》出自聂崇义之手，把爵画成雀背承托一个器物；把牺象尊画成一个器物，并绘有牛、象形状。但他不知道爵有三只足，只是略像雀，实际上并不像雀；牺尊、象尊都是牛、象的形状，背部中空，里面盛酒。现在郊庙中全都采用这种形制，而国子监所画的以及各方州所使用的，却遵从聂崇义的说法，不应该使中央和地方各自形成不同的制度。